蒲松齡人生經歷對創造聊齋志異的

㈠ 蒲松齡寫聊齋志異的經歷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至善始於行，至美始於求。至善至美存在於不斷的追求、不斷的探索之中。

㈡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怎樣的社會環境中創作出來的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在官僚勾結的社會環境中創作出來的。蒲松齡本來出生在書香門第，並不屬於社會底層人員，早年的蒲松齡也想通過科舉制度成功入仕，但是現實總是給他開玩笑，蒲松齡屢次考試都沒有被選上，最後只能靠教書為生，一生也是過得十分貧苦，但是蒲松齡不服，他深知科舉制的弊端，但是無處發泄，只能將自己滿腔熱血發泄到小說中去。

而且蒲松齡在老東家的藏書閣中也經常翻閱大量的故事典籍，進一步的豐富了他的知識，另一方面也讓他能夠更加充分的了解到民間故事，所以蒲松齡寫的《聊齋志異》其中的故事情節十分的精彩，人物刻畫的有血有肉，凄美的愛情故事也讓人落淚。

蒲松齡的成功是三十年磨一劍，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後來風靡全國的《倩女幽魂》也是出自《聊齋志異》中的一個故事。

㈢ 蒲松齡怎麼創作出聊齋志異

法國著名作家雨果曾經說過，「想像是偉大的潛水者」。一個作家，一個小說家能寫出引人入勝的作品，雖然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礎，但是更要靠他的想像。《聊齋志異》就是一個作家天才的想像才能和藝術才能的集中表現。 蒲松齡為什麼總考不上？這和他一直在艱苦地寫《聊齋志異》有關系。蒲松齡是山東淄川人。淄川離齊國故都臨淄數十里，有很多優美的民間傳說。蒲松齡5歲的時候，改朝換代。滿清入關，在揚州屠城，在山東鎮壓農民起義，也產生了很多稀奇事，這些都影響到《聊齋志異》。蒲松齡大概在分家以後，做私塾教師時，就開始寫《聊齋志異》。他的好朋友張篤慶發現蒲松齡因為寫《聊齋志異》影響到考舉人，就寫了一首詩勸他：「聊齋且莫競談空」，別寫小說了，專心去考試吧。但是蒲松齡不聽，還是寫，不管哪個朋友聽到什麼奇聞軼事，他都要了解一下，寫到自己的作品裡頭。 關於《聊齋志異》大家可能聽過傳得很廣的一個說法，說蒲松齡為了寫《聊齋志異》，在他的家鄉柳泉旁邊擺茶攤，請過路人講奇異的故事，講完了回家加工，就成了《聊齋志異》。這個說法是《三借廬筆談》說的，魯迅先生早就分析了，不對，不會是這樣一回事。我們現在琢磨一下，蒲松齡窮到那種程度，45年在外邊當私塾老師，家裡有時候連鍋都揭不開，怎麼有閑空優哉游哉擺上茶，擺上煙，你給我講故事，我寫小說？不可能。但是蒲松齡不管聽到什麼人說，聽到什麼稀奇的事，他都收集來寫小說，這是肯定的。他還有一個取材途徑，就是到古人的書里邊找素材。《聊齋志異》里大概有一百篇小說，都是改寫自前人作品。前人作品有時候記得非常簡單。比如說，在六朝小說和唐傳奇當中，記了三個小故事，叫《紙月》、《取月》、《留月》。紙月就是有一個人，能夠剪個紙的月亮照明，另一個人取月，能夠把月亮拿下來放在自己懷里，沒有月亮時候照照，第三個人留月，把月光放在自己的籃子里邊，黑天的時候拿出來照照。都很簡單，一百來個字，幾十個字。蒲松齡拿來寫了《勞山道士》。這是大家很熟悉的聊齋故事。 我們再看蒲松齡的感情經歷是個什麼樣。蒲松齡的妻子非常賢惠，賢惠到什麼程度呢？蒲松齡外出給人當家庭教師的時候，他妻子在家裡上養老，下育小，住在荒涼的農場老屋裡面。夜裡狼都可能跑到院子里，她就整夜不睡覺在那兒紡線，如果有一點好吃的，給蒲松齡留著，有時留的時間長了，都壞了。這么好的一個妻子，但是個柴米油鹽的妻子、糟糠之妻。所以有些研究蒲松齡的專家就發現一個線索，說蒲松齡有第二夫人，什麼根據呢？蒲松齡文集里有一篇《陳淑卿小像題辭》，這篇文章是說：文章的作者和陳淑卿自由戀愛，父母不同意，最後兩個人私奔了，然後是個悲劇。但是很快就有專家又考證出來了，陳淑卿是蒲松齡從南方歸來在淄川豐泉鄉王家坐館給一個叫王敏入的人代寫的文章，這樣一來蒲松齡的所謂第二夫人不復存在了。大家就要問了，那他為什麼能夠寫這么多這么優美的愛情故事？台灣著名作家林語堂曾經推測過。我也推測過，我是這樣推測的：蒲松齡白天教完了學生，晚上自己坐在那個荒涼的書齋里，外面是月色朦朧，樹葉在那兒嘩啦嘩啦響，遠處傳來狐狸的叫聲，那個時候狐狸很多。這時候蒲松齡就很容易產生幻想了。他就想像有一個書生，就和他一樣，是一個很窮困很不得志的，但是又很有才華，情感很豐富的書生，坐在一個荒齋裡面，這個時候有個美女推門而入。你在這兒讀書嗎？我和你一塊讀書，我和你一塊寫詩、填詞，我跟你下圍棋，我安慰你這個貧困、寂寞當中的書生，你需要功名嗎？我幫助你金榜題名。你家裡老婆不是不生孩子嗎？我給你生個傳宗接代的孩子，而且這個女的不需要父母之命，不需要媒妁之言，不要妻子的名分，也不要這個書生的金錢，甚至還倒過來給你錢。在蒲松齡生活的那個社會，男女結合那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這個什麼都不要的，對男人無條件奉獻的女人有嗎？不可能有，她只能是腦子里想出來的，只能是作者的想像。她是從天上下來的，她是從海底出來的，她是從深山洞府過來的，她甚至是陰曹地府出來的；她可能是小鳥變的，她可能是鮮花變的，甚至可以是書本里的。書生不是在那兒看書嗎？從書架上搬下一本《漢書》擺在這兒，翻開第八卷，里邊夾著一個小美人，紗帛剪的，背後寫了四個小字，「天上織女」。突然，這個紗剪的小美人，折腰而起，飄然而下，來給書生當妻子，長得花容月貌，善解人意，跟書生自我介紹，我叫顏如玉，《漢書》出來的顏如玉，這真是「書中自有顏如玉」。 西方理論家弗洛伊德說，「夢是願望的達成」。《聊齋志異》裡面這些花妖狐魅變成的美女就是窮秀才蒲松齡的白日夢。他做這種夢，就是表達那種一廂情願的男性的幻想，窮秀才的幻想。法國有一位著名的大作家雨果，就是《悲慘世界》的作者，他曾經說過，「想像是偉大的潛水者」。一個作家，一個小說家能寫出引人入勝的作品，雖然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礎，但是更要靠他的想像，蒲松齡雖然那樣貧困，那樣不得志，他也寫了和自己生平有關的一些東西，但是他特別善於想像，《聊齋志異》就是一個作家天才的想像才能和藝術才能的集中表現。 咱們的大作家蒲松齡就這樣苦了一輩子，就這樣在貧困線上掙扎了一輩子，在科舉考試的路上落魄了一輩子，在寫小說的路上奮鬥了一輩子。到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這位大作家坐在他清冷的聊齋的窗前永遠地離開了人世。蒲松齡窮秀才出將入相飛黃騰達這個夢想終於成為泡影，而用中國優秀的文化哺育起來的，又成為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代表的《聊齋志異》光芒四射。歷史是公正的。
蒲松齡博採
蒲留仙先生作《聊齋志異》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缸，中貯苦茗，具煙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成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成。

㈣ 蒲松齡寫聊齋志異的故事

蒲松齡寫《聊齋志異》的故事，素材來源有三個：一是前人故事，他拿來加工一下；二是，聽取當時人的故事；三便是豐富的想像。

《聊齋志異》中，有一個故事「勞山道士」，實際上是根據六朝小說和唐傳奇中的三個故事創作而成。這三個小故事，叫《紙月》、《取月》、《留月》。

紙月就是有一個人，剪個紙的月亮用來照明。取月，另一個人把月亮拿下來放在自己懷里，沒有月亮時候照照。留月，最後一個人把月光放在自己的籃子里邊，黑天的時候拿出來照照。「勞山道士」就是以這三個故事為原型，創作而成。

蒲松齡為了有好的素材，用以創作《聊齋志異》，便在路邊擺了一個茶攤，凡是能講出好故事的人，都可以免費喝茶。

蒲松齡書中所寫，有很多是寫書生和美麗的妖怪的。這些女妖全部有這樣一個特徵，長相漂亮，不嫌棄書生貧窮，不顧及封建禮教，媒妁之言的束縛，願意與書生無媒苟合。書生都是這樣的，很有才華，富有才情，情感豐富，但就是不得志。

女妖和書生在一起，不僅處處照顧書生，紅袖添香，而且還會盡自己所能達成書生的各種願望。這些願望，可能是錢財，可能是功名利祿等等。

書中的書生就是蒲松齡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來自他的想像。一個窮秀才，在生活苦痛時所想像的東西。

蒲松齡是悲慘的，貧窮不得志。蒲松齡也是偉大的，為後世留下了《聊齋志異》這本奇幻小說。若是看見後世這本小說的流傳度，蒲松齡想必是欣慰的，他沒有放棄《聊齋志異》是一個對的選擇。

(4)蒲松齡人生經歷對創造聊齋志異的擴展閱讀：

蒲松齡是清代著名小說家，其所作志怪小說《聊齋志異》，以其精妙的文筆，豐富的想像，被後世人稱為文言文短篇小說之王。

蒲松齡出生在一個破落小地主家庭，其後父親轉儒經商，家裡情況才稍好。小的時候家裡沒有錢請私塾老師，所以蒲家四兄弟都是跟在他們父親身邊學習的。

蒲松齡十九歲的時候參加科舉考試，以三試第一的優秀成績中秀才，此後卻久試不第，一直到了71歲的時候，才成為歲貢生。蒲松齡沒有考中秀才，一共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蒲松齡在參加秀才考試的時候，主考官是施閏章。施閏章在當時是一個頗有名聲的大詩人，就是他親手判定了蒲松齡的第一。

然而其實當時他給蒲松齡判個第一，是因為蒲松齡文筆極好，他很是欣賞，但是嚴格來說，蒲松齡當時所作的文章，是不符合考試的，至少是夠不上第一的。因為施閏章的這一個判定，給了蒲松齡一個錯覺，那就是自己所寫是對的，因此在考舉人的時候仍舊如此，所以才會久試不第。

蒲松齡到老都沒有考中舉人的第二個原因，便是因為他那本聞名後世的志怪小說《聊齋志異》。蒲松齡當時因為要創作《聊齋志異》，所以分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以至於不能好好的准備科舉。

當時蒲松齡的一個朋友便作詩勸誡他，說：「聊齋且莫競談空」，希望他能專心讀書，但是蒲松齡仍然沒有放棄創作《聊齋志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聊齋志異

㈤ 蒲松齡寫聊齋過程中的經歷

1、聊齋自序可以總結出蒲松齡一生是三苦並存：生活苦，考試苦，寫書苦版。於畢家石隱園權綽然堂教學近40年。從20歲起，蒲松齡開始搜集素材，至40歲時完成志怪小說《聊齋志異》。蒲松齡一生清苦，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一輩子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參加科舉考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非常痛苦。
2、自序說明了創作心境和環境，說明創作聊齋志異的動機和目的，不是一般的傳奇志怪，而是以傳統的傳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來表現他長期郁積於心底的「孤憤」之情，是對當時社會的抗爭，也是為重振文言小說所作的抗爭。
3、聊齋自序文筆優美，綺麗詭異。引經據典，字字璣珠。短短數百言，把寫作《聊齋志異》的因緣，背景和心境交待得一清二楚。這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竟然像「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欄自熱」。貧困，孤獨，悲憤，無助的身影躍然紙上，令後人感嘆。

㈥ 蒲松齡生活旅程對創作的影響

康熙己末 (1679) 春日，蒲松齡為自己的《聊齋志異》 ( 以下簡稱《聊齋》 ) 寫了一篇《聊齋自志》。在《自志》的最後，他寫了如下一段話：
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 ! 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欄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在《聊齋》研究中，人們經常談到蒲松齡創作《聊齋》的思想動機。論者大多根據這段話，進而援引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觀點，認為《聊齋》寄託了蒲松齡的「孤憤」，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憤之書。如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可知作者的著書目的，是借鬼神世界反映、影射人間生活和社會現實，而加以批判、揭露，來發泄自己的悲憤的。」①這一類看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論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聊齋》是一部近五百篇，題材不一、內容繁雜的短篇小說集，其創作時間長達 40 年之久。也就是說，作者從 30 多歲的青年開始創作這部「狐鬼史」，直到 70 歲的垂暮之年仍然筆耕未輟②。按照古人的說法，蒲松齡漫長的人生旅程，經歷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各個階段。在每個階段里，他的思想、心理應該說是不盡相同的，這無疑會影響到不同時期的《聊齋》創作。而《聊齋自志》是作者 40 歲時所寫，其時《聊齋》還只完成了一部分。僅僅以此來說明全部《聊齋》，包括作者以後 30 年作品的創作動因，顯然是不夠的。
其實，就是在《聊齋自志》中，作者在談到其著書寄託「孤憤」的同時，也談到其創作《聊齋》的另外一些原因：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也。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痴且不諱。顯然，蒲松齡並沒有否認滿足自己個人的興趣愛好，借筆墨以展天性，是自己多年孜孜不倦地創作《聊齋》的原因。那麼蒲松齡為什麼又將自己的小說歸結為「孤憤之書」呢 ? 這可能與他的小說觀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將《聊齋》置於中國小說史發展的過程中，就可以發現，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聊齋》寄託了自己的「孤憤」，雖然不能否認其包含了蒲松齡的思想真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他受了「市人小說」的影響，是對中晚明以來新的小說觀念的認同，與晚明市人小說批評家以「小說方之於經史」的用意大體相同，為的是提高小說的地位和強調小說的價值③，並不能以此來說明蒲松齡《聊齋》創作的全部思想、心理上的動因。在蒲松齡的人生和《聊齋》創作的每一階段里，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其心態不可能是始終如一的。事實上，由於創作時間之久和數量之巨，蒲松齡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甚至在每篇作品的創作中，其心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因此，本文討論蒲松齡《聊齋》創作，重在從其復雜的創作心態出發，而不是僅僅強調其思想動機。
一、自娛娛人的心理總觀《聊齋》，我們會發現，這部近五百篇的短篇小說集，在一定程度上是蒲松齡以創作求自娛和娛人的心理的產物。也可以說，自娛、娛人，不僅是蒲松齡創作的出發點，也是他在創作中經常保持的一種心態。這本來就是小說，包括文人小說和市人小說產生的原因之一。古代小說向來就是不能與詩文相提並論、不入九流、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所以魏晉以降，小說作者往往不避
諱小說游戲娛樂的創作旨趣，僅從「志怪」、「軼事」、「傳奇」這些名稱上，就不難看出小說所具有的游戲娛樂性質。干寶在《搜神記序》中雖說要「發明神道之不誣」，但同時卻強調：「幸好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本，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這正是當時許多志怪小說寫作的重要目的。至於軼事小說，魯迅認為「若為賞心而作」「雖不免追隨俗，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娛樂矣」④。庸人傳奇，也有不少屬娛樂遣興之作，所以魯迅說：「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抒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相。」⑤宋元話本，本來就是為適應市民的娛樂需要而創作的，其作者自然要注重作品的消遣娛樂作用。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當時一般士大夫，雖然都講理學，鄙視小說，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娛樂的；平民小說的起來，正是無足怪訝的事情。」⑥盡管中晚明許多市人小說家和小說批評家強調小說的「傳道」、「勸懲」意義，但仍然不能改變市人小說以娛樂為出發點的實際。
「以文為戲」、「游戲筆墨」，是一種傳統；而傑出的市人小說值得稱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其往往以「娛心」沖破「勸懲」。因此，無論從蒲松齡的身份和所處的地位來看，還是從「文學的傳統和慣性」來看，說《聊齋》創作包含一定的自娛、娛人的成份並不為誣。《聊齋》中有些篇章完全可以說是作者的游戲之作，是作者自娛和娛人心態的產物。比如《鬼令》。
……酒數行，或以字為令曰： 「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合字贏一鍾。」又一人曰： 「固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眾笑曰； 「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雲：「我得之矣：日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眾又笑曰：「推作何物 ? 」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 ! 」相與大笑……
作者寫作此篇的目的，並不在於揭示故事的社會意義，甚至也不是為了描寫酒徒的行為和刻畫酒徒的形象，作者創作時關注的重心是這些鬼名士們所作的酒令，以及這個故事濃厚的調笑色彩。這一篇文字不僅與以往文人們筆記、詩話等類似的文字一樣，反映了古代讀書人以文字娛樂的風習，而且還帶有某種民間文學的格調。在中國許多地方流傳的「解 ( 縉 ) 學士」故事、八仙與「聖賢愁」的故事等都有類似的情節內容。可以想見，通過這一文字的撰寫，蒲松齡無疑獲得了愉悅。同時，蒲松齡也堅信，他的讀者也會通過他精心結撰的文字的閱讀，獲得愉悅。
《狐諧》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一篇「游戲」之作。作品的主要內容是狐娘子同諸客人的諧謔之談。她說的兩個罵人的「狐典」，精巧、離奇、委曲、生動，既是成語，又是故事，讀之令人捧腹。作者為編織這些戲語、故事，可謂費盡心機，這從稿本的修改情況即可看出。改前的稿子沒有陳氏兄弟兩個人物，狐女巧罵二陳的一段原為另一「狐典」，也是取笑孫得言的，不很精彩，後被全部塗去，改成現在的樣子。但是作者的刻意求工，應該說主要是為了調笑取樂，並無太深的意思，其寫作的目的無疑主要是自娛、娛人。
《仙人鳥》堪稱《狐諧》的姊妹篇，有異曲同工之妙，全文 3500 多字，通篇文采飛揚，但主要是供人笑樂的文字游戲。茲錄一小段，以窺全貌：王即慨然頌近體一作，顧盼自雄。
中二句雲： 「一身剩有須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雲；「豬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雲：『狗腚響弸巴。'」和席粲然。此篇雖命意在諷刺一個淺薄而又自視甚高、出口不遜、盛氣凌人的狂妄書生，但文字機趣，令人噴飯，讀來輕松愉快，饒有興味。
這類文字在《聊齋》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隨手還可舉出《侯敬山》、《田子成》、《粉蝶》、《鴞鳥》、《乩仙》、《鳳仙》等許多篇。《聊齋》其他作品中也有體現出作者自娛、娛人創作心理的情節、文字。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說，蒲松齡是一位說話「訥訥不出於口」的「恂恂長者」，談不上「伶牙俐齒」，但其口不能言卻能妙筆生花，他是通過文字達到自娛和娛人的目的的。
自娛以娛人，人娛而自娛，不能不說是蒲松齡創作《聊齋》的一個經常的、重要的心態。蒲松齡同時及稍後的文人為《聊齋》作的序言早就提到了這點：異事，固世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齊諧濫觴乎 ? 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嚆矢。顯然高珩是從《聊齋》受《史記》中《滑稽列傳》影響的角度肯定其帶有以滑稽娛人的色彩的。王樾在談到《聊齋》時說：「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略雲：『柳泉蒲子，以玩世意作覺世之言。」'也看到了蒲松齡文字中的「玩世」成份。蒲松齡的兒子蒲箬對其父的創作心態則說得清楚而又中肯，他認為《聊齋》「大抵皆憤抑無聊，藉以抒勸善懲惡之心，非僅為談諧調笑已也」 ( 《祭父文》 ) 。所謂「非僅為談諧調笑已也」自然是首先肯定其有很大的「談諧調笑」成分，以至於需要強調「憤抑無聊」和「勸善懲惡」，以免引起人們的誤解。實際上，蒲松齡自己不僅沒有否認過其創作時的自娛、娛人因素，有時甚至還自覺不自覺地強調這一點「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搖意欲仙」 ( 《途中》 ) ，「新聞總人《夷堅志》，斗酒難消壘塊愁」 ( 《感憤》 ) 。這些早期的詩作中就已經透露出蒲松齡的這種心態。蒲松齡的同邑後學王敬鑄在為《蒲柳泉先生遺集》作序時，說其「往來書札，兼作恢諧諺語，然簡潔雋永，是作者的本色」。蒲松齡的確喜歡通過文字自我消遣，自我娛樂。《聊齋詩集》中題為「戲為」、「戲贈」、「戲柬」、「戲貽」、「戲酬」一類的詩就有幾十首。這些詩雖然也常常寄寓著作者的某種情感，但不少是「以游戲寫意」，帶有消遣、自娛、逞才弄筆的意思。像笙歡一派擁紅妝，環佩珊珊紫袖長，座中湘裙已罷舞，蓮花猶散玉塵香」 ( 《樹百宴歌妓舞琵琶，戲贈》五首之一 ) 等，大概只能說是聊以奉承，為博得東主孫樹百一哂的文字了。在蒲松齡《聊齋》創作中，應該說也有類似的心理在起作用。
《聊齋》的這種自娛、娛人作品的產生，與小說創作的傳統有關，與蒲松齡各個時期的不同處境、不同遭遇和因而產生的心境有關，同時也與他作為封建文人的生活與創作的態度有關。當時的不少文人小說的作者，其實都或多或少地有這種態度。紀曉嵐自認為其恪守漢魏小說之舊規，強調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是「公餘退食」、「晝夜無事」或「晝長多暇」'「弄筆遣日」，「聊以消閑」之作 ( 《灤陽消夏錄》、 《槐西雜志》等自序 ) ，自不待言。其他如王士禛說自己的筆記小說創作是「或夜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資溫噱」 ( 《池北偶談自序》 ) ；袁枚在其所著《子不語》各卷之首標以「戲編」二字，在《自序》中甚至把小說創作與「飽酒、度曲、樗蒲」相提並論，自認為是一種藉以「自娛」的筆墨游戲。
蒲松齡是個下層文人，出身貧寒，地位低下，但他埋頭學問，博覽廣聞，胸中錦綉不得展露，通過小說的創作，既可以一展才華，自娛娛人，同時也不失為自我推銷之一法。當然，從根本上說，蒲松齡不是像李漁一樣靠將自己的藝術才華兜售於王公貴族以謀衣食的文人，他靠筆耕舌耘自謀其力，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負，因此，這種自娛、娛人並非其創作心態的全部。但是，如果我們否認其創作心理中有自娛、娛人的因素，對於理解、把握《聊齋》的創作應該說是不利的。
二、苦悶不平的心理
朱緗在《書 ( 聊齋志異 ) 朱刻卷後》中說：「公 ( 蒲松齡 ) 之名在當時，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望播於士大夫之口，然平意之所託、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異》一書……」朱緗說《聊齋》象屈子、史遷等人的著述一樣是有所寄託的。所謂有所寄託，在蒲松齡來說，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故事寄託自己的苦悶和不平，也就是借文字抒寫自己的苦悶和不平。
《聊齋》創作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作者內心的苦悶與不平，或者說，在蒲松齡創作《聊齋》的過程中經常處於一種苦悶和不平的心態中。「不平則鳴」，則諷，則揭露之，則鞭撻之，故而有《聊齋》中的許多傑作，這是不言而明的。但是，是什麼原因使蒲松齡經常處於這樣一種心態中呢 ? 當然從根本上說因為蒲松齡有封建時代正直的讀書士子的道義良心，因而使他經常產生對社會不公、人間不平的質慨，但對《聊齋》創作來說，引發這種憤慨的首先應該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的自身經歷。蒲松齡是封建時代一位有正義感、思想修養也較高的知識分子，在他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發現孔孟、程朱、老莊、釋禪等多方面的影響，但他的主體思想仍屬儒家范疇，他自己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與當時的許多讀書士人一樣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要「為聖人徒，懷君子澤」 ( 《蒲松齡集·會天意序》 ) 。為實現這一理想和抱負，蒲松齡做了不懈的努力，這也是他堅持參加科考的原因之一。他清楚地知道，一介書生，人微言輕，是無法去治國安邦的，「萬里門遙，未能攀高軒而達帝聽；九重堂遠，孰肯降至尊而咨下情」。中國歷來都是「遠相需用讀書人」的，只有「抱苦業，對寒燈」，有朝一日做天子的「耳目股紅肱」，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因此，他不得不把讀書做官作為實現其理想的根本途徑，因為只要能進入仕途，他就可以一展才華，上效忠於君，下施惠於民。而蒲松齡自十九歲獲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後，蹭蹬科場的辛酸就一直與他形影不離，幾十年的痛苦煎熬、含辛茹苦、慘淡經營，卻連個舉人也沒考中。作為那個時代的下層知識分子，科場無望，再有雄才大略，也不會有任何施展的機會。更何況長期過著「冷淡如僧」、「蕭條似缽」的清貧生活，知音不賞，知己難覓，作為一個「幼而穎異」、「長而特達」的有志之士，「試輒不售」，滿懷經世濟民的宏偉抱負，不得不在筆墨中尋求慰藉，對於蒲松齡來說，應該是夠悲哀的了。可是，同時又時時眼見「大賢處下，不肖處上，濫官污吏橫行」，「陋劣幸進而英雄失志」，蒲松齡的心理怎能平衡 ? 長期難以擺脫憂憤，蒲松齡的心態又怎能不處於苦悶和不平之中 ? 正因為屢試不第阻礙了蒲松齡的理想抱負及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使他長期處於苦悶和不平之中，所以蒲松齡才把科舉作為他的小說揭露、諷刺、鞭撻的第一個對象。
《聊齋》中關於科舉的小說是蒲松齡苦悶不平心理的抒發，既是對科舉的揭露；諷刺、鞭撻，也記錄了他的心路歷程。《葉生》篇寫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卻久困場屋的葉生，死後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設帳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舉。文末有一大段「異史氏曰」抒發其科舉失意的悲憤。《葉生》在《聊齋》手稿本被編在第一冊，是蒲松齡早期的作品。當時的小說評點家馮鎮巒認為此篇是「聊齋自作小傳」。篇中葉生解釋他的行為是：「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 ! 」可見作者當時科考失利心情雖然沉痛卻不甘認輸，不過僅僅認為命運不濟罷了。至《聊齋》中期的作品，由於更多的失敗，作者逐漸認識科場之腐敗，於是轉而對考場舞弊、夤緣幸進現象進行揭露以及對試官目中無文加以諷刺嘲諷。《司文郎》屬於中期作品，作品雖然對試官積憤為謔，極盡諷刺挖苦，但因對科考仍存幻想，所以作品中又出現了「當前寂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這樣的話。不過將科考更多地歸之於不可知的命，歸之於因果，已不復有當年的信心了。《於去惡》篇也無可奈何地寄希望於有「張桓侯」這樣的人執平文運。到作期更晚的《賈奉雉》寫主人公屢次應試不售，後「於落卷中集其塌 ( 土邊旁不要，上面加草字頭 ) 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竟然中試，事後自己也覺得以此等文章中舉，「真無顏出見同人」，便遁跡山林，逃離名場。這時的作者已經有了心灰氣冷，厭惡科舉階情緒了。
這些關於科舉的小說，確實反映出蒲松齡長期的苦悶不平心理。除此之外，《聊齋》還有許多作品反映蒲松齡對自己的卑微處境的不平，對社會不公的不平，對世風日下的不平，對吏制腐敗無能的不平等等。有關這些方面，因論者多有論及，茲不贅述

㈦ 蒲松齡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中，完成了《聊齋志異》的創作

清朝康熙年間在山東的淄博一帶流傳著一本叫做《聊齋志異》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叫做蒲松齡的人。

蒲松齡(1640年至1715年)字留仙，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今山東淄博淄川區人。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一生熱衷科舉考試，19歲時參加縣府的考試，縣、府、道試均奪得第一名，考中秀才，但在之後卻始終不得志。他的一生都在貧困中掙扎。他為了溫飽挖空心思，他一輩子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參加科舉考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雖然蒲松齡這一生過得很痛苦，但是他卻給後世留下了一本神奇的小說，那就是《聊齋志異》。

生活的貧窮、考場的失意並沒能阻止蒲松齡寫出《聊齋志異》的決心，無論他在哪教書，只要聽到一些奇異的故事，他都會停下來將故事記下來。

《聊齋志異》全書共有491篇短篇小故事。而這本書中多數作品都是通過談狐說鬼的手法，對當時社會的腐敗、黑暗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矛盾，表達了人民的願望。

在蒲松齡編寫《聊齋志異》的同時，他還在參加著科舉考試，卻沒有一次是中榜的。

在他五十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勸他:“算了，別考了，如果你命中註定有功名，那麼到現在應該連宰相都做上了，再說咱們一直在村裡住著，不是挺好的嗎?何必再去考那個不知在哪的功名?”

蒲松齡覺得妻子的話很有道理，但是他以後每看到年輕的學子去參加科舉，他還是忍不住也跟著前去考試，只可惜，依舊沒能中個一官半職。

直至71歲時蒲松齡才成歲貢生，隨後在家裡安度晚年。沒過幾年，與他共患難的妻子患病去世了，這讓他傷心不已，還飽含深情寫了《述劉氏行實》來緬懷妻子的美德。就這樣，他在對妻子的思戀中又度過了幾年的歲月，在康熙四十五年(1715)去世，結束了貧困無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