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創造

A. 愛迪生一共發明了多少種東西，都是什麼

愛迪生一生的發明共有兩千多項，擁有專利一千多項。比較重要的有電燈、電車、電影、發電機、電動機、電話機、留聲機 ，等等。

一、電燈

與人們通常的認識恰恰相反，最初電燈的發明者不是愛迪生，愛迪生是改進了電燈。早在1801年，英國一位名叫漢弗里·戴維的化學家就在實驗室中用鉑絲通電發光。

1810年，他又發明了用兩根通電碳棒之間發生的電弧而照明的「電燭」，這算是是電燈的最早雛形。另一位英國電技工程師約瑟夫·斯旺經過近30年的研究，於1878年12月製成了以碳絲通電發光的真空燈泡。

二、 留聲機

1877年，愛迪生發現電話傳話器里的膜板隨著說話聲會引起振動的現象，便拿短針作了試驗，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說話的快慢高低能使短針產生相應的不同顫動。那麼，反過來，這種顫動也一定能發出原先的說話聲音，於是他開始研究聲音重發的問題。

8月15日，愛迪生讓助手按圖樣制出一台由大圓筒、曲柄、受話機和膜板組成的「怪機器」，製成之後，愛迪生取出一張錫箔，卷在刻有螺旋槽紋的金屬圓筒上，讓針的一頭輕擦著錫箔轉動，另一頭和受話機連接。

然後愛迪生搖動曲柄，對著受話機唱歌，之後把針又放回原處，再搖動曲柄，接著機器就回放出愛迪生的聲音。12月，愛迪生公開展示這台「錫箔筒式留聲機」，轟動了全世界。

三、活動電影攝影機

1889年，愛迪生發明了一種活動電影攝影機，這種攝影機用一個尖形齒輪來帶動19毫米寬的沒打孔的膠帶，在棘輪的控制下，帶動膠帶間歇移動，同時打孔。這種攝影機由電機驅動，遮光器軸與一台留聲機連動，攝影機運轉時留聲機便將聲音記錄下來，並且可以連續拍攝圖像。

四、活動電影放映機

1891年，愛迪生發明了活動電影放映機，是早期電影顯示設備，引入了電影放映的基本方法，通過在光源前使用發動機來高速轉動帶有連續圖片的電影膠片條，從而產生活動的錯覺，光源將膠片上的圖片投射到銀幕。

五、有聲電影

1910年，愛迪生發明了一部由留聲機和攝影機組合而成的電影攝影機，在電機能量下，攝影機的遮光曲軸與留聲機連動，攝影機運轉時留聲機就能夠記錄下聲音。放映時，留聲機就隨畫面同步運轉，使得聲音和圖像實現同時出現。

B. 60年代後期英國的「波普」設計家創造的具有新面貌的作品有什麼特點

60年代後期英國的「波普」設計家從科幻小說、連環漫畫、廣告等大眾消費文化當中得到了新的啟發，創作出不少具有新面貌的「波普」作品。像阿倫·瓊斯、達維·霍克尼、德里克·波舍爾、朗·克達奇都是這一「波普」團體的成員。阿倫·瓊斯因設計了由形狀逼真的女子站立著作為支撐的衣帽架、跪著作為支撐的椅子和茶幾而名噪一時。1960年英國一批青年設計家組合結成前衛派建築小組「阿奇格拉姆」，發行與小組同名的雜志，積極開展活動。小組成員大多是學習建築的學生，他們容易認同實用的、日新月異的、改變過時觀念的「波普」藝術，認為科幻作品是激起未來設計靈感的源泉，也是實現技術進步的途徑，他們的設計體現出科幻連環畫中描繪未來城市那樣的特點。從1964年起，「阿奇格拉姆」的設計家開始在雜志上以優美的形式大量的表現他們的想法，提出了范圍廣泛的不少新的設計主張，包括「步行城市」、「水下城市」等等構想。他們那種拼合插入禰為「嵌入式城市」的「波普」建築設計，充滿了「烏托邦」式的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想像，雖然看來不現實卻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小組的重要成員彼得·庫克1963年曾為加拿大設計了「蒙特利爾塔」方案，成為80年代90年代「高科技」設計的雛形。另一位小組重要成員邁克爾·韋伯則從他那猶如一台巨大的汽車發動機的傢具工廠建築設計方案中體現出自己的「波普」傾向。1972年日本大阪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展出的太空艙是這批設計家唯一實現了的設計。1975年「阿奇格拉姆」小組宣告解散。

C. 艱苦條件下的勵志語言

1、有些累，為的就是最後一刻的榮譽，最後的熱淚盈眶，是對努力的詮釋，也是對內勞累的發泄容，有些經歷，一輩子只有一次，再累再苦也要謹記努力和堅持。勞累的軍訓和忙碌的學生會。堅持和成長，等待最後的成功。

2、有一天如果想要放棄，想想自己今天的選擇，再苦再累，自己選擇的路跪著也要走完，咬牙堅持三年，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

3、既然喜歡，選擇了就要做下去。再苦再累也要堅持下去，因為我已經無路可走。這也是一次不錯的機會，終於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加油！對於人，只想說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4、再煩、也別忘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語氣；再苦、也別忘記堅持；再累、也要愛自己。並不是因為所愛就要擁有，而是擁有的一切都要好好去愛。不要失去自己優秀的品質、自製的力量、冷靜的力量、始終充滿希望和信心。記住，哲人無憂、智者常樂。

5、命運註定總勢不可擋該來就讓它來放好心態面對是關鍵，要怪就怪在本不該的年紀做不該做的事不過既然是自己選擇哭著笑著再苦再累也要堅持撐下去！

D. 讀後感400字左右

讀書筆記
——讀《歐·亨利短篇小說選》
初識歐亨利是在初二第一學期的語文課本上，隨著對其興趣的增加，寒假中，我拜讀了它的短篇小說選，不僅對歐·亨利有了更多了解，而且不禁一次又一次的被其被譽為「歐·亨利式」的結尾所震撼。
歐亨利的原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但這似乎只是一個符號，作為小說藝術的大師，他主要是以短篇小說而聞名的，從這本書中，包含了奇思怪想，誇張，明喻，暗喻，幽默，和出人意料的結局等等各種表現手法給人帶來閱讀的快樂。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對歐·亨利式結尾最好的闡述，其中我對《汽車等待的時候》這篇文章印象頗深，因為它的結局著實令我驚訝。整篇文章是在汽車等待的一段時間里發生的，文章的情節也是圍繞著身份的富裕與錢財所展開的，這輛汽車在小說里應該就充當著富裕，榮耀與尊貴的角色。年輕的姑娘一味的強調著自己是那輛車的主人，自己便是富裕尊貴的所有者，她手中拿著《天方夜譚》一書，向年輕人炫耀著自己的財富，但是對它們顯得不屑一顧。文中的年輕人則告訴姑娘自己是對面餐廳的一名服務員，談論著對金錢的憧憬，可典型的歐亨利式結局卻告訴我們：那位姑娘在告別後去了那家餐廳，而年輕人卻打開了那輛豪華轎車的門，他們的身份恰好相反。雙方都知道對方說謊，卻都要把這出戲不動聲色地演下去。他們兩人的共同演出是對兩種階層的諷刺，所謂上流社會的無所事事和成天不切實際夢想著成為上流社會一員的勞動階層。從歐亨利其他很多文章看來這也應該是當時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如此小小的一個收尾，就能提升文章的大意和水準，歐·亨利的技巧確實令人佩服，也值得好好學習！

E. 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的意義

話說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學界出了一位震驚整個學術界的人物，他發表了他的巨著《物種起源》。其主要思想為地球上物種的起源機理可以概括為：物種競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漸進變化。他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達爾文。達爾文的原始論述隨提及「進化」一詞，為「帶有飾變的由來」(參考古爾德的自然史沉思錄一書)，或許並非後來其繼承人描述的「進化」即含有「進步發展」 的概念。然而，從達爾文理論用來解釋生物的變化發展來看，將進化論理解為 「進步發展」也沒有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物種就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變化，其本身就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不管進化一詞的涵義到底如何，進化論的誕生，從本質上是對抗上帝創造萬物的思想。達爾文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正確或錯誤地)直接反對基督教和有神論，對公眾不會有什麼影響；而伴隨科學的進步逐漸啟迪人類的理解力，會更好地促進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寫有關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僅局限於科學之內。當代著名的進化論倡導者古爾德教授對達爾文的這個思想做了進一步的解析。古爾德說：達爾文確實進行了一場溫和的革命。不僅在於他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 (指達爾文久久不發表自己的書 - 天山客注)，還在於他故意避開公眾對他理論中哲學涵義的注意。以上討論說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為了反對上帝的創造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學基礎是徹底的哲學唯物論。他要做的是盡量不暴露他的哲學唯物論思想，而以客觀的科學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然而，當時正當學術界對達爾文進化論廣泛質疑的時候，社會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廣泛接受了達爾文的理論。19世紀最熱心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理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重要性。馬克思對達爾文表達過「真誠的欽慕」 之意。在這種氣氛下，普通大眾接受的信息只能是進化論是科學事實，而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就顯為人知，難以為大眾了解。直到現在，一般大眾對進化論的爭論又了解了多少呢？ 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大概可以分幾個階段： 1。從《物種起源》發表到達爾文主義的興起(1859年後的二三十年) 2。達爾文主義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的出現(1940 年左右開始) 3。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1970年以後) 要仔細論述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這里只給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各位看官如有興起可以去查詢進化史研究方面的論著。話說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日由約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後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冊就被圖書分銷商搶購一空。據說達爾文本人來到了伊爾克利去洗溫泉，准備等待即將來臨的風暴。他深知學術界的批評會接踵而來。 事實上確實是這樣。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當時的科學爭論時他這樣寫到： 大量的科學依據被用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盡管存在著激烈的反對，但是進化論 已經開始啟航，如果許多博物學家都有很強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科學反對意見視為不過是為了維護舊的神學自然觀時所臨時拼湊的論據。似乎沒有什麼人懷疑許多攻擊背後的動機是對達爾文主義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論據本身缺乏科學合理性。達爾文的理論建立在當時對自然理解的基礎上，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對變異和遺傳的研究領域，這些基礎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學的論據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這些論據也會在某一時期顯得合理，雖然我們可以在今天客觀地看待這些論據，因為遺傳學等領域都進步多了。有些問題並沒有解決：現代的特創論者仍然利用化石記錄的不連續性作為 反對任何形式進化的論據。從鮑勒的描述中我們足可以看到當時科學爭論的激烈，盡管他是站在維護進化論 的立場上來看待當時的歷史。面對學術界的嚴厲指責，當時的達爾文及其追隨者採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在進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開啟個人想像的機器對任何指責給予解釋，而不管其基礎是否堅實；第二個策略是盡量減少公開的學術辯論，而通過廣泛社會關系幕後活動對科學界產生影響，滲透達爾文的進化思想。在這些方面「達爾文的鬥犬」托 馬斯·亨利·赫胥黎作為達爾文的副司令起了極大的作用。赫胥黎原來是個博物學家，後來對解剖學和古生物學很有興趣。由於他對創造論的不滿，使他堅定地充當達爾文的鬥犬。實際上，赫胥黎自己是個突變論者，對達爾文的漸變論極其不滿。他認為，有時大的突變可 能會直接產生出新的形態, 除非人工馴養的試驗檢驗可以證明能夠產生出新的物種，否則就無法證明自然選擇是一種合理的進化機制。赫胥黎確實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識到了達爾文主義者故意混消種內的微進化和種之間廣進化的區別。 前不久有人講過一句話極有意思：達爾文當時發表了物種起源的書，書中遺留下了物種起源的問題。不管怎樣，赫胥黎在進化思想上大力支持達爾文。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支持是基於他對創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征服了他。赫胥黎不但是個科學家，還是個出色的活動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眾人物，變成了政府處理在科學方面處理各種事務的專家。他在一個非正式但很有影響力的組織中以該組織對科學進行幕後操縱。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這些時是這樣說的：正因為赫胥黎及其追隨者在這個關系網中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們的皈依對於達爾文主義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們避免在科學雜志上公開爭論，但是利用他們對於期刊的影響保證達爾文主義者的價值觀逐漸地融入到文獻中。《自然》雜志的創立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促進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學術會議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從而有利於贊同達爾文主義的年輕科學家，他們的存在確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進化論。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種交替，那些殘留的反對者宣稱達爾文主義已經被盲目地作為一種教義所接受，他們謹慎地避免捲入任何真正的爭論。從鮑勒的話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達爾文理論的勝利並不是建立在學術正確的壓倒面上，而是借著一種非學術的手段達到目的。鮑勒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到了19世紀80年代，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達爾文學派。然而不能將這個學派的興起簡單地解釋成是由於進化論在技術上具有優勢。對於自然選擇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這一章的後面，主要介紹的是對選擇學說的反對意見。許多比較保守的博物學家顯然更贊成建立在突然變化基礎上的、並將進化過程與特定目標連續起來的理論。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見第九章）。因此對於當初達爾文思想學派的興起，應該根據更廣的視野來解釋，而不能僅僅解釋成證明了這個理論具有科學的力量。上面鮑勒所說的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論述進化論的書中稱為「達爾文主義的日食」。因為即使在達爾文主義的興盛時期在學術上對自然選擇理論承認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諷刺自然選擇論是「亂七八糟的規律」，這是指自然選擇依靠偶然試錯機制而言。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發表其它機制來解釋物種的出現。偏偏達爾文主義者如奧古斯特·魏斯曼等將自然選擇論視為唯一站得住腳的進化機制。這沒有為達爾文主義者帶來好運，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學家遠離達爾文主義。當時的新拉馬克主義和直生論的興起，標志著明顯的反達爾文主義傾向，他們包含了目的論的成分。實際上真正構成對達爾文主義威脅的是孟德爾的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遺傳理論。因為孟德爾遺傳理論有堅實的實驗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能以此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實際上孟德爾遺傳理論被當時控制學術界的達爾文主義者輕視幾十年，就充分說明了達爾文主義者的教條成見有多深。這種教條一直延續至今。直到20世紀初，學術界已沒有多少人支持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這樣迫使達爾文主義者進行新的解釋嘗試，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們才從「日食」中復甦過來，以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在學術界出現，使達爾文主義(新)又成為正統。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雖然成為正統，但沒有為新達爾文主義帶來長治久安。更猛烈的現代的全面的反新達爾文主義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話說新達爾文主義者在學術界受到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的猛烈攻擊後，進行了新的嘗試，要對遺傳變異做出新的解釋，從而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綜合的進化論」。 「綜合進化論」仍然是解釋的成分過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評也就不會少。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的范圍更廣，力度更深。首先在新老達爾文主義者都堅持進化的漸變立場方面出現了嚴重的挑戰。這個挑戰的團體主要是古生物學家，當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學家。進化的漸變立場是達爾文所鍾愛的拳頭觀點。達爾文曾經說過：如果我的自然選擇論必須借重這種突然進化的過程才能說的通的話，我將棄之如糞土。。。如果在任何一個步驟中，需要加上神奇的進步，那自然選擇論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證明，任何現有的復雜器官，不可能是從無數連續的、微小的變化而來，我的學說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達爾文又說：自然選擇的工作必須靠極度微小並對生物有利的遺傳該變，長期不斷的累積而成；。。。如果這個學說正確，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斷創造新生物種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變的的意念。這里我們看到達爾文對自己的漸變論是何等的看重，並且這個漸變論在否定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觀地說，那些把達爾文進化論一相情願地劃歸為純科學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實際，達爾文進化論背後的哲學意義與神創信仰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也正是因為達爾文及其達爾文主義者如此看重漸變論，才有在20世紀中葉有生物學家宣稱：達爾文進化論完全瓦解了。一個著名的挑戰是來自當時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執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連串的復雜結構，認為不可能由極小的突變漸漸積累而成。當然，新達爾文主義者對高斯米特的反擊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了對高斯米特從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說：他們現在不但人為我是瘋子，還把我當作嚴重的罪犯看待。著名進化論學者古爾德用每天「用兩分鍾的時間去恨人民的敵人」來比喻達爾文主義者是如何對付高斯米特教授的。達爾文主義者堅持漸變，認為時間足夠長，漸變就能產生我們需要的一切。然而，1967年，美國費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數學家烏藍從數學上論證了在進化論時間框架中通過微小變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進化論專家麥道華爵士和威定頓對數學家烏藍的反駁是：事實上眼睛已經進化出來，數學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進化的全部過程就在他們的兜里，數學應證明進化的可能性才對。 來自古生物學家的反對聲浪真正夠成了對達爾文主義的嚴重挑戰。他們試圖提出完全不同於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機制。克魯伊扎特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學」，毫不猶豫地批判了達爾文和正統的現代達爾文主義。克魯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學」所根據的觀點是，達爾文主義對於擴散和趨異進化的解釋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實。他的理論終其一生，未被重視。後來當學術界接受了大陸漂移學說之後，使得克魯伊扎特的觀點具有了極大的說服力。然而， 大多數生物學家仍然不認為克魯伊扎特關於物種分布的解釋已經合理的足以從整體上對達爾 文綜合論構成威肋。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間斷平衡理論」才對達爾文主義構成了真正的威脅。論及此事，鮑勒在他的書中寫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許多漸變進化的例子都未能通過現代技術的驗證，所以越來越多的古生物學家開始對漸變論的觀點感到不滿。如果在化石記錄中沒有真正的漸變進化實例，那麼將所有突然變化歸因於記錄不完備的觀念就會動搖。最好是根據新的思想，並將傳統的達爾文主義的漸變假設擱在一邊，重新檢驗那些證據，同時選擇另外一種進化模式，這 種進化模式要考慮到化石記錄中顯現出來的新物種突然產生的現象。這個新模式就是我們現在講到的由由哈佛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間斷平衡理論」。在堅持「間斷平衡理論」的生物學家眼裡，達爾文主義者已經被看成成頭腦簡單的「適應主義者」，即，他們盲目地設想因為選擇的作用只產生出有用的性狀，所以每一種性狀都必然有一個目的。他們經常不得不為各種結構發明出假定的適應目的，並且通常在沒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況下認為這種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認為「間斷平衡理論」逐漸構成了對新達爾文主義「綜合理論」的一種替代理論。當然，達爾文主義者是不甘於輕易被替代的。當代著名的達爾文主義者英國的著名生物學家道金斯與美國的古爾德之間發生了長久的「血肉搏鬥」。這場搏鬥除了學術觀點的爭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擊。有人通過他們的爭斗，總結出了一條「進化新規律」： 不是「適者生存」，而是「賤者生存」。確實有不小的諷刺意義。 如果說「間斷平衡」理論只是對達爾文主義的「綜合論」一個替代的話，那麼來自其它有關方面的的質疑則是針對進化思想本身而來。大家都知道，卡爾·波普是現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他在學術界的成名在於他找到了評判科學與偽科學的標准。然而，當波普和他領導科學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標准用於進化論的時候，他們驚人的發現：進化論不是科學的！波普認為：一個真正的科學應該讓其所有的假說都去經受實驗的檢驗，因此科學構成的方式應該是，一旦與自然相矛盾，便能夠立刻顯露出來。科學假設是可以「證偽的」，而偽科學故意將陳述弄得模糊不清，這樣便不能發現反證。 波普認為按照這個標准，達爾文主義無法檢驗，因此是不科學的。波普的觀點引起了進化論者的強烈反對，他們進行了許多煩復的區分，並聲言進化論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檢驗的，同時進化論者對波普表達了「憤怒的抗議」。後來波普對進化論的看法有所軟化(這是可以預料的)。然而，波普對進化論不是科學的觀點卻得到了不少人贊同。如果說波普的觀點只是站在科學哲學家的立場上來反對進化論，那麼從20世紀60 年代發展起來的生物「分支系統學」則是從生物學角度反對生物進化的的思想。讓我用鮑勒的描述來解釋「分支系統學」對進化的指責：最新的異議來自分類學當中一個叫做「分支系統學」的新學派。「分支」這個詞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來的，用以表示進化樹中上的一個分支。這項分類中的新技術是由威利· 亨寧希發明的(Henning，英譯本，1966），他堅持認為，要想嘗試表示進化關系，就必須將注意力放在分支過程上，忽略那些與分支無關的變化。「分支系統學」這個詞是由反對這場 運動的一個人，恩斯特· 邁爾引入的，亨寧希的追隨者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詞。雖然亨寧希對 於傳統的達爾文主義的分類與進化聯系方式發出挑戰，但是他並不認為他的技術是表示進化關系的一種方式。最近的幾年，一些比較激進的支持這項新技術的人認為，即使不考慮進化，也可以表示類型之間的關系。這些「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宣稱，祖－裔聯系是進化上至關重要的關系，但是從祖－裔所表現出來的關系中，無法得出它們之間的進化聯系。這是對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直白的批評，他們試圖將指責再擴大一些，認為對生命過去歷史的重建是 不科學的，而且他們非常熱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選擇論點。當然鮑勒的書也介紹了進化論者的憤怒： 不過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只佔系統分類學家的少數。進化論者一直堅決地反對他們，進化論者人為，雖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的技術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對科學的威脅。。。。 1981年，在倫敦自然博物館舉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的展覽上，公開發生了一場有關分支系統學的激烈爭論。這次展覽所使用的文獻遵循了分支系統學的觀點，強調指出進化樹是不確定的，甚至提到了類人猿化石的新發現。進化論者對這種爭論作出了憤怒的反應，他們採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給《自然》雜志的編輯寫信。由於分支系統學強調分支化，所以有人將分支系統學與間斷平衡理論聯系在一起，指責二者都是到處蔓延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還有人指出，由於分支系統學家正在動搖進化論，所以他們是在鼓勵特創論，這樣說也許並不過分。當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並沒有聲稱物種的產生是奇跡的過程，但是他們聲稱進化不可能得到證實，這就意味著進化論和特創論都位於同樣的科學水平。分支系統學家的唯一興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關系圖景中分來分去；他們並不關心各種類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數生物學家依然感到科學有責任提出原因假說，來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物種是如何產生出來的。這些假說涉及到過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圖解那樣容易檢驗，但是可以通過許多間接的方法來檢驗它們。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 。鮑勒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分支系統學對進化論的挑戰，更可以看到當學術界有人質疑進化思想時，進化論者總力圖將對方說成是鼓勵創造論。進化論者可能有一點說的有點道理，那就是：「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基於這個思想，那我們就來看看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是如何沖擊進化論的。如果進化論作為研究生命、物種在地球上的起源發展的純科學行為，大家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原則異議。因為雖然聖經信仰宣稱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但沒有講上帝 「怎樣」創造了世界，也就是沒有講創造世界的詳細機理。那麼科學作為研究自然的工具，顯然能夠提供對自然一定深度的認識，盡管科學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在現代科學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學家包括許多極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學家，他們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說聖經揭示了人類是從無生命的物質「土」而來，那麼我們推論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動物也是由無生命的物質而來，顯然與聖經教導沒有太多沖突的地方，假如我們不是把上帝想像成手握「魔法棍」的老頭的話。作為一個處於現代科學中的科學家，我們在周圍的世界處處看到是自然的規律性。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去想像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種的出現與發展，必然會想到自然規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這些規律(後面我們會講到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 然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從一開始就走向了另一個方向。第一，作為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學進化，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強調物質分子偶然隨機的碰撞，這勢必將地球上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過程納入了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段。雖然在進化論者講述這一過程時都象講故事一樣流暢(有興趣的看官可以參考道金斯的有關書籍)，但實際的巨大困難卻不象講故事那樣容易。我來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學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於他率先闡明了DNA 的結構，而後便開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為偶然隨機碰撞的進化思路是如此之難，使他開始懷疑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正確性。他認為：生命是如此復雜，在遠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簡單的生命結構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現。為了避開這個困難，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學家中流傳的思想，即在銀河系中存在著許多宜於生命存在的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歷史要長得多，並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適合生命起源的條件。因此，在遙遠的過去，在銀河系中，有可能會進化出具有技術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際旅行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一個文明可能會決定將易於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盡可能多的星球上開啟進化的過程。當然他的這個奇特思想不為大多數人接受。但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偏頗。然而，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在抵禦上帝創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卻是極其有力的，因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產生是由於分子的無規則偶然隨機碰撞而來，既無高效的規律，又要極其漫長的歲月，那麼上帝就是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上帝嗎？ 所以，從一開始，達爾文主義者就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而後尋求解答。第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物種的競爭斗爭，認為那是進化的動力。而新種是替代舊物種的勝利者，舊物種在進化中被淘汰，被消滅。這個思想也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怎麼能說上帝的每一段創造都是「好的」(如聖經所言)？新物種的出現不是建立在殘酷的斗爭之上嗎？難道死亡和淘汰滅絕是「好的」？第三，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進化過程的非方向性。他們認為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只有試對了，才能進一步。在進化過程中沒有引導方向的機制。這個思想也與創造信仰完全對立，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正確，那麼，人們要問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創造什麼嗎？至少可以用一個反饋機制來引導進化的方向啊！然而，最新科學的發展漸漸地朝著擊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詭計的方向走去。當我們中的許多人對現代科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還不求甚解的時候，一個研究復雜系統的嶄新方法論卻悄悄地興起了。它就是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 1996年耗散結構創始人普利高津講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本世紀末，常常有人問科學的未來可能是什麼樣子。對於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時間簡史》中指出，我們接近終結，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時刻(我們很多人可能都記得霍金在他書結束時的自負 - 天山客注)。相反，我們認為，我們確實處於一個新科學時代的開端。我們正在目睹一種科學的誕生，這種科學不再局限於理想化和簡單化情形，而是反映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它把我們和我們的創造性都視為在自然的所有層次上呈現出來的一個基本趨勢。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最早大概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興學科的總稱，包括「耗散結構」、「協同學」、「突變論」、「超循環論」、「混沌理論」 和「分形理論」等。它們的研究對象盡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徵，即系統都是復雜非線性系統，或非線性復雜自組織過程。概括地說，「耗散結構」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條件方法論；「協同學」 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學方法論；「突變論」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發展途徑方法論；「超循環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合途徑方法論； 「混沌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過程、圖景和狀態方法論；而「分形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構方法論。這種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已被成功地運用到從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氣象學直到化學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學中細胞生長的計算機模擬。在社會科學方面，人們也認識到，人類面臨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復雜的和非線性的。生態、經濟或政治系統中的局部變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機。當科學家們把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與進化論的看法比較的時候，發現了許多沖突的地方。第一，超循環論專家、諾貝爾獎得主艾根從超循環論的角度把生命起源與信息起源的非線性關系聯系了起來。他認為：生命的產生和進化(盡管我們還用「進化」一詞，但卻有不同的機制 - 天山客注)取決與循環反應系統的非線性關系。而循環反應系統的等級層次決定了生命信息復雜性的程度。他強烈批評了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他認為在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中，反應系統的等級極低(偶然碰撞、試錯機制)，能夠積累起來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個核(草) 甘酸，這種核(草)甘酸鏈是無酶RNA復制序列。其進化極其緩慢，隨機性極大，信息量極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極高，由之進到復雜結構及至人類幾乎是不可能的。艾根認為，簡單的超循環系統就可以把信息復雜性擴大到10的4次方個核(草)甘酸。更高層次的超循環過程，可以把信息量擴大到10的7次方個核(草)甘酸。自然過程的這種高層次的超循環系統，不但信息量極大，且可以建立翻譯系統，提高復制精度，提高進化水平，並使循環獲得「自主性」和「方向性」。在艾根解釋超循環的應用時，我們看到了極其復雜的系統結構與原理。在講到物種的多元化時，艾根引人了「擬種」的概念。在艾根看來，擬種就是指由許多同類的突變體構成的群體，而每個突變體就是一個具有超循環結構和功能的分子系統，具有新陳代謝、自復制和突變的能力。只要條件合適(實際上耗散結構理論就是論述復雜結構形成所需要的條件，自然界已經很好地提供了這些條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復制能力的這些循環變體總是會自然地形成群體，不斷進化(我們一直在用「進化」這一詞表達著與傳統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艾根論及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理念時認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語反復(進化論者強調過「適者生存」不是同語反復，看來並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對說明生命起源沒有幫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說明生命起源的機制。比如，它不能說明，為什麼所有生命進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這些大分子構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礎，細胞的基礎，無論是強大的生命還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這些相同的大分子卻構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類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種，它們並沒有在競爭的斗爭中被淘汰。而按照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思想，能夠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種將十分稀少，且種類將十分單一。然而，現實世界卻不是這樣，這是由於非線性的結果。 作為對艾根教授論點的支持，協同論對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提出了挑戰，也說明了物種之間的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