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創造性破壞機制

⑴ 創業者在創業活動的每一項舉措都對什麼產生影響

摘要：將認知機制引入到創業過程當中，從認知的視角分析創業者的創業活動。創業者通常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更容易受到認知偏見的影響。這里的認知機制主要有：反現實思考、情感注入、歸因方式、計劃謬誤和承諾升級。分析這些認知機制對創業者創業活動的影響，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創業過程，對以後研究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認知機制；認知偏見；創業

一、問題的提出

創業是一項激發人們主動性、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創新型活動，也是當今社會越來越普遍的社會現象。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內出現了一股創業潮。截至22 年底，以私營和個體為主的中小企業數量已經佔全國注冊企業總數的99%以上，達到2 6 多萬家。實踐方面的發展，使得創業研究逐步升溫。
目前對創業研究的目的多種多樣，對創業的研究學科領域和研究視角各有不同。早期的創業理論主要針對創業者個性特質的研究，通過區別創業者和非創業者在個性特質上的差別，以試圖從創業者性格的角度解決：為什麼一些人具有創業意向而另外一些人沒有創業意向；為什麼一些人能夠創業成功而另外一些人失敗。但是研究表明，創業者所具有的這些性格特徵在非創業者身上也有體現，那些不具備這些性格特徵的人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創業者之間性格特徵的區別比創業者與非創業者之間的區別還要多。於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認知過程引入到創業活動中來從發現、評價並利用市場機會的視角來界定的創業活動，並把創業看成是創業者與市場機會之間的扭結。當代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所有的人類行為者在推理能力上都存在著局限。任何人不論其專業熟練程度、所處地位與職務高低，都會存在著某種認知偏見。創業者通過創造性破壞市場均衡，推進經濟發展，創業者的主要職責是挑戰不確定的環境，因此他們更容易受認知偏見的影響。

二、認知機制對創業活動的影響

這里的認知機制主要包括以下五個：反現實思考、情感注入、歸因方式、計劃謬誤和承諾升級。下面我們逐一分析這些認知機制對創業者創業活動的影響。
（一）反現實思考
很多情況下，人們會設想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換個做法結果會怎麼樣。心理學家稱這個過程叫做反現實思考。研究表明，當人們設想他們可以過的比現在更好的話，他們就會表現出對當前狀態的不滿意；反之，他們則滿足於現狀。在研究反現實思維與創業活動的關系前，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反現實思維和後悔情緒的關系。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1.回顧你過去的生活，列舉出三件最後悔的事。
2.回顧上周，列舉出三件最後悔的事。
結果，對第一個問題，絕大多數人列舉出的是他們沒有做的事，即錯過的機會，很少人列出的是做過但結果不好的事。相反，對於問題二，很多人列出的是做了但結果不好的事。由此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後悔情緒與反現實思維聯系緊密；第二，這種情緒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起初我們後悔的是做了但產生不好的結果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後悔的是沒有做的事（錯過的機會）。Gilovich和Medvec（1994）發現人們更善於處理結果不好的行為而不是錯過機會的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有效的處理那些結果不好的行為而漸漸變得不那麼後悔，反而對自己為什麼不採取行動（錯過機會）變得難以理解。
創業者尤其有做事失敗或錯過機會而感到後悔情緒的傾向。創業者在創業初期會遇到許多障礙，他們對自己的想法、業務和產品非常重視，因此，當結果不好時，創業者更容易產生反現實思維和後悔情緒。
（二）情感注入
我們當前的情緒和感覺會影響我們的思維。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當我們開心時，我們對周圍事物和人的評價通常會很好；而當我們心情不好或生氣時，我們則會負面的評價周圍的事物。這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當前情緒是如何影響認知過程的？
Forgas（1995）提出了一個情感注入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模型指出正面的情緒將引起快樂的想法和記憶，負面的情緒則產生不愉快的想法和記憶。情感狀況啟發式的影響決策和判斷。當被問到去評價某個話題、論點或某一個人時，人們通常先會考慮自己當時的感受。該模型預示，當人們認真縝密的思考問題時，情感注入的可能性大些；而當人們用簡單機械的方式思考問題時，這種情況就少些。例如，某人已經形成了「不喜歡吃奶油蛋糕」的判斷之後，當他面前有若干種甜點供他選擇時，他會很快做出排除奶油蛋糕的選擇，而不需要受當前情感的影響。
創業者面臨的環境通常是復雜多變的，創業者的行為也不是例行的，而是創造新事物或用獨特的方式改變已存在的事物。這些行為通常需要一個認真嚴謹的思維模式。因此，情感注入模型則認為創業者的創業行為更容易受當前情感的影響。另外，情感注入要得以發生，個人必須在給定的情況下經歷某些情感。由於創業者對他們的想法和願景有更深的承諾，那麼他們就比其他人能感受到更強烈的情感。因此，他們有更強烈的情感注入到他們的思維和決策過程中去。
（三）歸因方式
歸因是人們對發生事件的內在原因的探求，代表人們怎樣認識、理解、推測和解釋周圍事件。人們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能預測、評價行為，進而對環境加以控制。歸因方式指個體在過去經驗和當前期望的基礎上，對不同的事件或行為以一種相似的或習慣性的方式做出原因推理的傾向性。
事實上，現實中的個體對社會行為進行歸因時不會那麼理性，更可能「感情用事」，甚至會表現出對某種原因的系統偏好。在此，我們要注意四種歸因偏差：
1.基本歸因錯誤。盡管在評價他人的行為時有充分的證據支持，我們總是傾向於低估外部因素的影響而高估內部或個人因素的影響。
2.自我服務偏見。即人們傾向於把自己的成功歸因於內部因素如能力或努力，而把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如運氣。
3.歸因中的信息是不完善的。經驗表明，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對於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是經過多方面的觀察、收集足夠信息後進行歸因，而往往是利用在生活經驗中形成的某些固定的聯系，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期望，憑借有限的信息，對行為結果經濟、迅速的作出歸因。
4.利己歸因偏差。即當觀察者與活動者本身發生利益沖突時，可能作出不同的歸因。
創業者對行動結果更喜歡個人控制，換句話說，他們更傾向於自己主導自己的命運，至少他們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另外，創業者感知到他們的能力與努力對成功至關重要，因此被問到他們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時，他們通常會高估這個幾率。成功與失敗的創業者之間的區別之一也在於成功的創業者受歸因偏差的影響較小。
（四）計劃謬誤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工程、項目延期或經費超過預算的現象，Kahneman和Tversky最早把這一現象稱為計劃謬誤，並提出對其解釋的計劃謬誤理論。所謂的計劃謬誤理論，是指在估計過程中過於樂觀而不考慮過去經驗，從而導致低估。該理論認為，人們在估計完成一項認為的耗時時，總是過於關注完成當前認為計劃和任務發生的情景而忽視過去經驗，但被試所形成的任務計劃往往過於簡略和理想化，很多細節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意外事故都未考慮到，從而產生樂觀傾向，導致樂觀的時間估計偏差，甚至在意識到過去類似經歷時仍會發生低估行為。
創業者較其他人更容易將精力聚焦在將來，畢竟，他們對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懷有極大的熱情。而且，他們更容易受自我服務偏見的影響，例如把過去的失敗歸結為外部的原因。另外，創業者面臨的環境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唯一性，他們對任務作預測時很難有過去類似的經驗作參考。因此，他們更容易將當前的任務和過去的經驗分離開來，從而導致計劃謬誤的出現。 轉貼於 看準網 http://www.kanzhun.com （五）承諾升級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經常在已逐步認識到是虧損的事物上繼續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這種現象被稱為承諾升級。承諾升級是指決策者面對負面結果（或負面反饋）時仍然增加資源、人力的投入，使組織蒙受損失、陷入困境的現象。對其的解釋有如下幾種：（1）對先前決策的責任感；（2）對所作決策投入的努力；（3）重視丟臉，看重面子問題；（4）強烈的想證明自己先前選擇是正確的願望。
創業者對自己的理想有更深的承諾和責任感，他們計劃將理想變為現實的事業，因此，要讓創業者否認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則非常困難。同時，讓創業者承認之前的創業決定是錯誤的，會讓他們覺得在周圍朋友和同事面前非常丟臉。最後，由於創業者對自己新創的企業有著很深的承諾，他們會有強大的壓力去證明自己先前的決策是正確的。因此，創業者較其他人更容易受承諾升級的影響。

三、總結

這篇文章主要說明了兩個問題：（1）創業者通常比其他人考慮的問題更復雜，他們更容易受認知偏見的影響。（2）認知方面的不同並不是來自於創業者和其他人的個性特徵，而是由於創業者所處的情境和處理的問題的不確定性，更容易把這些偏見擴大。本文從認知的角度，增強了我們對人們行為尤其是創業者創業行為的理解。另外，學習認知機制的目的，還在於形成控制錯誤的方法，從而給人們特別是創業者提供認知依據，有利於幫助他們作出正確的決策，在今後採取的創業戰略上取得成功。

⑵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作用及意義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公司制，對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搞好搞活大中型企業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有利於實現政企職責分開。第二、有利於規范企業經營者的行為。第三、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第四、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第五、有利於同國際慣例接軌。

(2)什麼是創造性破壞機制擴展閱讀

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徵：

1.產權清晰

(1)有具體的部門和機構代表國家對某些國有資產行使佔有、使用、處置和收益等權利。

(2)國有資產的邊界要「清晰」。首先要搞清實物形態國有資產的邊界,如機器設備、廠房等;其次要搞清國有資產的價值和權利邊界,包括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價值量,國有資產的權利形態(股權或債權,佔有、使用、處置和收益權的分布等),總資產減去債務後凈資產數量等。

2.權責明確

「權責明確」是指合理區分和確定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各自的權利和責任。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他們的權利和責任也是不同的。

3.政企分開

「政企分開」的基本含義是政府行政管理職能、宏觀和行業管理職能與企業經營職能分開。

(1)政企分開要求政府將原來與政府職能合一的企業經營職能分開後還給企業。

(2)政企分開還要求企業將原來承擔的社會職能分離後交還給政府和社會,如住房、醫療、養老、社區服務等。

4.管理科學

「管理科學」要求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如質量管理、生產管理、供應管理、銷售管理、研究開發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科學化。管理致力於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其核心是激勵、約束機制。要使「管理科學」,當然要學習、創造,引入先進的管理方式,包括國際上先進的管理方式。

參考資料網路——現代企業制度

⑶ 為什麼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搖籃

古希臘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僅留下了許多建築、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遠的文化影響，西方的哲學、數學、天文、宗教、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可以在古希臘文明中找到淵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臘。
回顧人類歷史，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繁榮、生活富足、社會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實是一個特例，在二十世紀之後才漸漸成為常態。在這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世界各地的社會制度都極不平等，少數人掌握社會絕大部分資源，大部分人遭受盤剝奴役，僅僅能維持溫飽，根據斯坦福大學教授喬賽亞·奧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臘是另一個特例。

奧伯認為，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人不僅創造了輝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個富裕平等的民主社會中。為什麼他們能夠締造一個富裕民主、經濟發達、創造力旺盛的社會？古希臘文明並非曇花一現，而是持續了數百年，說明它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和特別的外部因素。他的新書《古希臘的興亡》（The 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古希臘的興亡》回答的首要問題是，古希臘是不是一個繁榮興盛的社會？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經濟增長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成就。在一個繁盛程度高的社會，較大比例的人口能夠享受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文化水平也較高。一個文明光有恢宏的宮殿、奇異的珍寶，並不足以稱為繁盛，必須同時伴隨著人口、福利與文化上的進步。在過去的研究中，古希臘是否繁盛並無定論，有不少人認為古希臘雖然文化先進，但經濟卻很落後。奧伯則繪制了一張古希臘發展指數圖，以近代希臘為地域界限，計算在這個地域內，古希臘時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費總量。他發現，從古風時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後期開始，發展指數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時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達到頂峰，在進入希臘化時代後，雖然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是古希臘的衰亡期，但是發展指數依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古希臘滅亡後，這個地區的發展指數立刻急劇下跌，一蹶不振，直到進入現代社會後才漸漸恢復到古希臘時期的水平。

另一個支持古希臘繁盛程度高的證據是其基尼系數，這是一個判斷社會是否平等的指標，在0和1之間，0為絕對平等，1為極為不平等。根據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數據，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30%的私有財產，最富有的10%擁有60%的私有財產，基尼系數為0.708，與1953-1954年間的美國相似，比1427年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0.788）低，比20世紀初的英格蘭（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隸人口，生活水平超過了溫飽線，能過上像樣的日子。

如果說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論證古希臘的繁盛程度還算比較直接了當，那麼求證其背後的原因就不那麼容易了。奧伯在《古希臘的興亡》一書中，將焦點放在了古希臘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臘的特點是城邦自治，各自為政，從未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城邦之間在經濟文化實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其中最大的三個城邦：雅典（Athens）、斯巴達（Spar-ta）和敘拉古（Syracuse）規模巨大、影響力強。
例如雅典城邦面積達2500平方公里，相當於今天的盧森堡。普通的城邦如普拉提亞（Plataea）面積約為170平方公里左右，而最小的城邦之一克里希亞（Koresia）僅為15平方公里。城邦之間戰爭不斷，例如歷時近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捲入了三個最大的城邦。至於城邦之間的小沖突則更為頻繁，弱小的城邦或被並吞、或結成聯盟，有些成為臨近強大城邦的附庸，關鍵是古希臘從未「統一」成為一個帝國。伯羅奔尼撒戰爭以斯巴達獲勝，雅典投降告終，但是斯巴達人無力統治雅典，很快就讓雅典恢復自治，撤回軍隊保衛自己的根據地。

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在古希臘鼎盛時期的500年左右時間里，雖然不時有獨裁暴君出現，但是大部分時期、大部分城邦都沒有世襲制的君主，雅典創立了民主議事的制度，斯巴達採用強制性貧富均化的軍事體制，其它城邦也不同程度地採取了公民參與政治的制度。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其結果是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高度的專業分工和社會成員對政治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奧伯認為，這就是古希臘繁盛的根本原因。

他在《古希臘的興亡》中提出了兩個假說：第一是古希臘城邦建立了較強的公共機構和文化規范，實現公平處事，鼓勵學習深造和財富投資，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二是由於權力的分散，形成了良好的市場化體系，鼓勵競爭，刺激創新與理性合作，並通過相互學習和模仿將先進的知識傳播出去。這兩點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增加個人與社會的投資可以推動創新，高度專業化需要在交易成本較低的環境下才能顯示其優越性。奧伯認為，20世紀市場經濟研究中提出的先進技術取代落後生產方式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念，其實在古希臘城邦體系中就已經實現了，最終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知識積累、文化發展。

雅典大概是最好的例子，在公元前六世紀，雅典城邦面臨著一場危機，由於人口增長造成農業勞動力價值下降，財富越來越多地掌握在一小批擁有土地的精英家族手中。此時雅典面臨的前景是可能出現一個暴君，以暴力奪取統治地位，或是整個雅典分崩離析，成為幾個小型城邦。但是在這個時候，雅典的第一任執政官梭倫（Solon）通過政治改革將雅典帶向了民主道路，他一次性地廢除了雅典居民間的債務，通過法律禁止雅典居民成為奴隸，建立擁有監督懲罰政府官員實權的公民議會。這些改革措施讓雅典變成一個有社會規范、處事公平的社會，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據奧伯的假說，為實現「創造性破壞」提供了條件。

當然，雅典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出現過多次反復，但總體上是向完善公共機構和公民參與方面發展。

《古希臘的興亡》繼而強調，雅典的民主制度為它成為海上強國提供了條件。建造海軍戰艦，提供劃槳手和士兵，是一項資本和勞動密集的工程，但對雅典來說，一方面擁有受歡迎的產品（如陶罐）和繁榮的對外貿易，資金充足，另一方面因為公民積極參與，能夠調動的兵員很多，兩項條件都能滿足。公元前478年以雅典為首的提洛聯盟（Delian League）成立，由雅典出兵出技術，愛琴海沿岸各個城邦出錢，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足以對抗波斯帝國的威脅，同時促進聯盟成員之間的貿易，成為古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雖然後來古希臘城邦不敵周圍軍事實力強大的帝國而走向衰亡，但是取而代之的馬其頓和羅馬都算得上的古希臘的「學徒」，吸收了許多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精華，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古希臘文明影響保持至今的原因。

奧伯的兩個假說，對古希臘文明繁盛的內部推動力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但是為什麼它在這一時期、這一地點出現，其實還有幾個外部原因，《古希臘的興亡》對此也有所提及。

首先是東地中海沿岸地區的地理氣候環境，這里不僅島嶼眾多，而且陸地多山，交通不便；同時這里的微氣候（microclimate）變化多端，臨近地區的地理氣候生態差異都比較大，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很難施行高效控制和統一管理。其次，古希臘周圍有眾多地區可以成為貿易對象，提洛聯盟的職能之一就是保證海上貿易的暢通，雖然波斯帝國一直是一個威脅，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貿易夥伴。第三點涉及到為什麼古希臘沒有普遍建立君主制。其實在青銅器時代末期，希臘地區就有城寨式的王國，精英家族手中掌握著昂貴的兵器，但是進入鐵器時代後，便宜的鐵制兵器改變了這一狀況。更重要的是，此時尚未形成君主「天授神權」的概念，即使有暴君出現，也經常會被驅逐，讓民主制度成為常態。

奧伯採用的研究手段，確實帶來了對古希臘文明的全新理解，他的主要觀點是以上的外部因素都不足以解釋古希臘的繁盛，只有內部的公平和競爭機制，才是它的發展動力。但是我覺得這部作品還是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這些內在的動力恰好在古希臘時期全面發揮了作用，以及為什麼民主制度能在古希臘取得成功。

也許我們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就可以回答所有的問題，這必然是一個長久的研究課題。但是回顧古希臘的興亡，至少能讓我們得到一點警示，那就是多個獨立的個體——可以是國家或是地區——通過相互競爭形成分工合作、相互學習促進，也許是經濟文化發展、社會平等進步的最好形態。但是這樣的生態環境也是相當脆弱的，看一看目前歐洲面臨的種種危機就不難理解。古希臘文明在輝煌了幾百年後，在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刀兵之下陷落。危機與災難的發生往往難以預見，因此對今天的繁榮興趣必須格外珍惜。

⑷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意義

一、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法人制度擴展信譽機制

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促進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而成熟的市場經濟需要良好的信譽作為保障。信任和信譽是經濟增長的基石。一方面，信譽可以保障市場的交易秩序，這是交易進行的前提。市場秩序的運行需要道德基礎作為保障，而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便是信譽或信任。

二、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股份制實現了規模效應

規模經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在經濟發展早期，市場規模的擴大往往伴隨著分工的細化，而此時的企業規模也在同步擴大。亞當·斯密認為分工會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經濟增長伴隨著分工的演進和規模的擴展，而分工演進和規模擴展又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三、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有限責任推動創新行為

除了信譽水平和企業市場規模，創新同樣被認為是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他看來，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通常體現在開發新產品、引入新生產方式、開辟新市場、獲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組織結構這五個方面。

(4)什麼是創造性破壞機制擴展閱讀

特徵：

現代企業制度是指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一種企業制度，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企業制度。十四屆三中全會把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徵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十六個字。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並重申了對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徵「十六字」的總體要求。

參考資料

網路—現代企業制度

⑸ 綠色創新協調開放共享是什麼

1、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抄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實施創新發展驅動戰略，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2、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3、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4、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5、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⑹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貫徹什麼發展理念

十八屆五中全會的重大貢獻和突出亮點，是確定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堅持創新發展，就是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解決發展動力問題。歷史發展經驗表明，一旦 「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等紅利漸趨用盡，一國進入到更加成熟的發展階段，創新能力不強就會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阿喀琉斯之踵」。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新理論」：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變遷，出現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本質。此次五中全會把創新擺在如此重要位置，勢必會引起利益關系調整和體制機制變革。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中國，急需一次思想和模式的深刻變革。同樣，理論、制度、文化創新，也將是一場建立「中國敘事」的變革終結西方「元敘事」，打破西方價值體系壟斷，使不同的制度、文化、文明互鑒共存。
堅持協調發展，就是實現辯證發展、系統發展、整體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但農村現代化進程相對緩慢，農村仍有大量貧困人口;在唯GDP時代，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硬實力」背後，是軟實力的相對不足，國民素質和文明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協調發展，就是要改變單一發展偏好，打破路徑依賴，實現整體發展。
堅持綠色發展，就是在中國發起一次生態革命，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無論是生態環境承載力的不足，還是人們環保意識、權利意識的增強，都要求國家調適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中國共產黨念茲在茲的執政目標和努力方向，而生態美好是人民群眾心目中「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在人們的嶄新認知里，生態是否美好、能否盡享綠色，與幸福感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由環境事件引起的「鄰避效應」和群體抗爭行為多次出現，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和地方秩序。堅持綠色發展，不僅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也將深刻影響地方政治生態和社會治理。
堅持開放發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近些年，隨著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外界紛紛猜疑中國是否依然實行30多年一直奉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對此，「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開放發展」理念，就是告訴世界，中國會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對於中國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需要更多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高制度性話語權。無論是「一帶一路」建設，還是牽頭設立亞投行，都有這方面的考慮。
堅持共享發展，就是著力增進人民福祉，增強獲得感，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呂氏春秋》有曰：「治天下也，必先公。」馬克思曾說「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目的本身」。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分配不公問題、階層收入差距問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凸顯，人們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面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無論是共享發展，還是全面深改，都是要破除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機制障礙，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實現全面小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才能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