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版權

Ⅰ 揭秘宋代出版商如何打擊盜版 古人怎樣維護版權

在古代有沒有盜版活動呢？有沒有為維護版權而進行的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別忘了，印刷術這項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國發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臨與盜版的斗爭，古人在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點也不比現代人少，現在我們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書坊：「清明上河圖」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術出現之前，還不能說有嚴格意義上的出版業，書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兩漢乃至魏晉時期，書都是奢侈品，「我遺子，惟一經」，給自己的後代留下一本經書，聽起來輕巧，其實真是這么容易嗎？非也，那時候留下一套書給兒孫，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書的存在感比現在的書本強多了，司馬相如給漢武帝上一篇文章，幾千字裝滿了一馬車，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無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變讀書人的命運。先是紙張問世，接下來它的親戚：印刷術，這個神技一出現，普通讀書人眼前出現一道光芒。因為知識便於攜帶了，也變得便宜了，當然，抄書的人也失業了，當年班超投筆從戎，其實就是不想當抄書人了，他轉型忒快，在印刷術出現前幾百年就跳槽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一個新的行業出現了：出版業。一個新的群體出現了：出版商。
以印刷為基礎的出版行業在宋朝閃亮登場，它有一個實體依託，就叫書坊。它既有生產車間，又有銷售門店。書坊作為新生的行業領頭羊，到底有多牛呢？看蘇東坡的記載就知道了。蘇老師是讀書人，當然會注意到書本的生產和流通情況，他在《李氏山房藏書記》里透露一個重要的行業信息：當時市面上有人印刷「諸子百家」的書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傳萬紙」，每天印刷量上萬頁。這是當時大宋的一線城市開封的生產情況。正因為技術上的突破，書本就能進一步普及，於是當時市面上的書本既多而且容易購買，「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兒，為啥？無他，只是因為知識更容易購買！
那麼，印刷品的主要銷售地點在哪裡呢？北宋有個叫穆修的讀書人也小小劇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東京相國寺附近。「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原來，就在魯智深看菜園子的附近。想當年，林教頭和魯智深之流的好漢，在相國寺的菜園子喝酒論武，而附近就是書香四溢的書市，奇妙啊。
如果仔細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圖》，還能找到開封的書坊，店主在櫃台內，著深色衣，購買者在櫃台外，著白衣。似乎正在討價還價。
宋朝的「二維碼」：坊號牌記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廣告，因為有了市場就有了競爭，北宋的出版商們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讓消費者記住自己，那就得有獨特的標志。為了銷量，為了市場，腦洞不大開不行啊。這個獨特的標志就得印在書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維碼，隨時方便讀者掃描，當然，現在用手機掃描，過去用眼睛掃描。
最流行的「二維碼」叫做「坊號牌記」，是一個小標記，或者是一個小框框，裡面印著說明文字，或者連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著字。就跟現代的二維碼相似，放在書本的末尾或者目錄的結尾處。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夠，標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稱和地址，有時候還有印刷出版時間。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頭買到一本名叫《續玄怪錄》的玄幻鬼怪小說集，你去翻一翻書的背面，可能有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也就是說，您手中的這本優質書籍，是臨安府的尹家書籍鋪公司發行的，地點就在太廟前。如果你覺得好，歡迎下次再來購買。
有時候，出版商還怕說得不夠仔細，於是又會飽含深情地再在書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藉此加強與讀者、消費者的互動，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濃。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錢謙益，喜歡收藏宋版書，他為了心愛的女人柳如是，曾經賣了一套宋版書為其建豪宅。有一回，錢大才子翻閱一本宋版書《抱朴子》，居然發現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這條發自500年前的信息，讀得錢謙益淚流滿面。告白說：我們榮六郎出版公司，辦公地點以前在東京相國寺的東面，因為大宋南渡，現在搬遷到臨安府的瓦南街東，「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繼續開印賣書。請各位放心，我們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東京的版本，保證質量，不會有半個字的差錯，「無一字差訛」，各位親愛的消費者，敬請光臨，多多關照，「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還標明了日期。短短幾行文字，見證了家國的興衰，行業的發展，錢謙益結合自己當時的處境，不流淚才怪。
古人怎樣維護版權：向官府注冊上訴請求保護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權，有版權就得申請注冊，以得到官方承認，然後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這種行業狀態，在宋朝已經是家常便飯。
例如，在南宋時候的四川，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眉山程舍人」公司，該公司印刷了一套《東都事略》，在該書的書頁上，就申明了版權，以及向盜版行為發出了警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寥寥二十個字，已經把該說的都說清楚了，換成現在的語言，就是說：該書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發行，已經向有關部門申請版權保護，嚴禁盜版印刷發行。
當然，為了防止和打擊盜版行為，不讓非法之徒鑽空子，有時候話要說得更詳細明白，而且還要委託官府出面發表聲明，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並震懾盜版分子。
且說在南宋理宗年間，兩浙轉運司為保護合法出版機構的正當權益，防止盜版，專門為一家公司發布了一個公告，該公告說，市面上的《方輿勝覽》、《四六寶苑》這兩本書，是「祝太傅」公司出版發行的，法人代表吳吉，本公司為這兩本書，除了花了幾年時間辛勤編輯之外，還耗費大量資金進行印刷，「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為了防止不法之徒進行盜版印刷，出售贏利，導致本公司「徒勞心力，枉費成本」，現在本公司將版權在有關部門注冊，取得法律約束力，以杜絕盜版的行為，「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原來，盜版在那時候叫翻版。
在嚴肅申明之後，還得將聲明發到網上去，在當時也就是張貼在各處州縣的交通要道，讓大家都看得到。如果出現了非法出版情況，那麼本公司就會請求有關方面毀壞盜版，追究其違法行為，以斷絕這種盜版活動，「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
瞧瞧，宋代出版商的版權意識已經相當明確，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有法律上的規范，而對於如何打擊盜版行為，也有具體可行的步驟。根據這些信息，要說宋朝人的出版發行業，已經相當完備，也不算過分。

Ⅱ 版權保護的我國古代

中國的版權保護「盜版」是自宋代開始。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版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印刷業的繁榮是版權保護的技術前提;宋代版權保護出現的直接誘因;宋代版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也很強，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宋代缺乏以私權為核心的對版權進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權益的保護、無關王朝政治利益的書籍很難向官府及公眾提出版權主張或者直接尋求權力機關的保護;同時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宋代版權保護的內容
(一)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權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體。在宋代，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政府更多保護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書林清話》中引述的《叢桂毛詩集解》上所載宋代國子監有關禁止翻版的「公據」，更值得重視，「公據」中提到:該書刻印者的叔父當年在講解「毛詩」時，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創作成果，可以說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刻印者把這個事實當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這就說明:此時受保護的主體已不限於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在宋代還出現了職業的職業作家和藝術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組成一定的群體，被稱之為「書會」，這個群體的文人以創作為職業，「書會」的文人就是職業作家。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有不少出自他們之手。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在遠古的宋代，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經擁有了對作者權益進行保護的意識和一定的法律規定，不僅僅是滯停在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護作者的利益方面，無疑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
版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類型眾多，保護客體廣泛。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信奉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將政治價值作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學子們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讀、懸梁刺股。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品也被逐漸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價值觀開始發生動搖，作品的商品化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其作品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價值觀和文藝觀的變化。有不少在科舉場上失敗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於功名的文人，大量地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創作出眾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詩詞、散文、小說、話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詞、宋元話本、散曲、戲劇、小說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即興的演說、散曲等。隨著宋代文化業的發展，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評書等口頭作品應運而生。第三，戲劇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劇、地方戲等，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已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等文藝作品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第四，曲藝作品，是指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評書、快書、大鼓、彈詞等。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不斷興盛，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出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第五，美術作品，是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如繪畫、書法、雕塑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美術作品，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該作品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了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雜技藝術作品……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也反映出我國宋代已經有了最早的對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客體進行比較系統的分類和進行保護的事實。
(三)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加強，規定出版審查
宋代盜印翻版的客觀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護版權的意識逐漸提高，觀念逐漸形成，政府也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規定出版審查。例如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可以說朱熹當時對其作品的版權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是通過「訴訟」主張其版權，說明宋代的版權保護意識與保護版權的實際行動已經產生，這是將印刷書籍的經濟利益與精神權益的保護，從意識、觀念走向具體操作的過程。宋政府還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宋朝於紹興十五年(公元1146年)詔令:「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委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之鏤板」。這相當於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審查機制，書籍出版必須由「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對「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四)宋代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印刷品管理條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布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政府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日常行政事務當中，如果不按照法規條文規定的形式出版書籍，就構成「盜版」。宋代就對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范，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范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准，與之對應的還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現在的印刷品管理條例之類。遺憾的是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權保護的法令和相關記載
《書林清話》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的條目，說明中國自宋代確有版權保護的法令。北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諸習學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召官委保，納紙墨工具，赴部陳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此記載說明北宋時已有「盜印法」。此外，現存宋代書籍中也有例刊記可以證實宋代的版權保護。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牌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這可能是最早的版權保護施行記錄。《書林清話》及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對此有記載。第二，建安祝穆編刊《方輿勝覽》，自序後的「兩浙轉運司錄白」雲:「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並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板，斷冶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件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該「榜文」記載明確了編寫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費浩瀚」，其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請求官府「庶絕翻版」，如有盜版的祝氏則有權「陳告、追人、毀板、斷冶施行」，此例記載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勞動付出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方式以及官府懲治的力度。第三，貢士羅樾刊印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前有行在國子監「禁止翻版公據」雲:「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以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所謂「行在國子監」，是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中央機構，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政府運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板治罪。該出版商明確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認為作品首先具有原創性:「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其次認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作者作為權利主體):「口講指畫，筆以成編」，「平生精力，畢於此書」;而且出版商認為現出版的版本質量好:「校讎最為精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權益。為此，經出版商向國子監提出申請，給付「執照」，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毀，斷罪施行」的權利。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確實以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版權保護不僅僅保護作者本人權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後，其親屬也可提出版權保護的申請。《叢桂毛詩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創作當做要禁止翻版之權的主要理由，這說明:在該禁例中，受保護主體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的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實都是宋代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它不僅保護了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處罰的方式還是比較嚴厲的，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開啟了中國版權保護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盜版
宋代的印刷業發達無庸置疑，盜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盜版不僅嚴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盜版也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學術聲譽，最終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宋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禁印書籍也是空前絕後的，允許印的才能印，不允許印的是絕對不能翻印的。政府為此對印刷品進行管制，對違反出版管製法令的行為，官府給予重懲。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翻印。縱觀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奏議國史、制書敕文、刑法敕令式諸書、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泄……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版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又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書籍、宗教(妖說邪教、撰造的佛說和妖教)之書、紙幣等。政府頒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書，論如「盜印法」。天文歷法之書，也由國家統一印行;因民間「傳習妖教」，政府多次詔令禁印「妄誕妖怪之言」，流傳的要「交納焚訖」;紙幣由國家發行後屢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時「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宋徽宗時規定「私造交子紙，罪以徒配」，宋高宗「定偽造會子法」，但私印紙幣的事仍有發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練之書、禁止國家機密泄露。主要針對書刊中有邊防軍機內容和宋書流到遼金地界。宋政府規定「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蘇轍使遼時曾說:「本朝民間開板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說明書禁有名無實，因為「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場剽竊用的「語錄」及「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如雕印戲褻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經成為印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盜版，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出版商勾結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不是正規的法令。這和現代的版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盜版，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壟斷，既然是一種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保護，更多的是一種管理的成份，它並沒有形成一種版權保護制度，而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確為後代的版權法開辟了先例。
案例
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界和知識產權界來說，1999年是倍受關注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連續發生了三起有關網際網路版權保護的新型案例。由於調整中國版權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訂於1991年，當時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處於萌芽階段，該法對這一新興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未作規定，因此對發生於九十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版權侵權糾紛審理實踐而言，1991年的著作權法顯屬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意義就顯得尤為突出，加之目前中國著作權法正在修改之中，這幾例網路版權官司的審理，也將為新著作權法的出台奠定基礎。
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陳衛華訴《電腦商情報》侵權案。該案是國內首例網上作品版權案。案件涉及的是做為傳統信息媒介的報紙擅自轉載網際網路個人主頁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經審理判決《電腦商情報》侵權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稱為「中國網路侵權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訴四川宜賓東方信息公司主頁侵權案。法院判決復制主頁的被告侵權，這意味著網上主頁享有版權；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狀告「北京在線」網站侵權案。該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網所引起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世紀互通通訊技術公司敗訴，從而表明作品上網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這三個案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際網路版權糾紛的范圍，其中既包括網上作品（包括網上主頁）的版權被傳統媒介侵犯，又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作品的版權被新興信息媒介工具——網站所侵犯，當然現實中還存在著大量商業網站對新聞媒體網站的侵權。這些新型案件的審理表明中國現行著作權法已遠落後於司法實踐。但是判例在中國並沒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隨著這類案件的不斷增多，中國網際網路版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Ⅲ 版權的起源

中國。至於版權的起源，東西方知識產權法學者無一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應用而產生的。早先，正如對印刷術的發明的認識一樣，大多數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認為，15世紀德國人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歐洲對活字印刷術的應用是版權保護的開始；直到20世紀中後期，西方版權法相關的著述中，才漸漸對於版權起源於歐洲發生了疑問。198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們在該組織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有人把版權的起因與15世紀歐洲印刷術的發明聯系在一起。但是，印刷術在更早的很多世紀之前就已在中國和朝鮮存在，只不過歐洲人還不知道而已。」綜觀版權的歷史，更多地體現在物質性產品的特權與私權上，並非簡單起於一種民事權利，更不是起源於財產權，而是更多是一種「行政特權」，而類似於15世紀威尼斯、法國、英國頒布的禁止他人隨便翻印的特許令，在中國的宋代就已出現。晚清的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在他的代表作《書林清話》中就有明確的記載：「書籍翻板，宋以來即有禁例。吾藏五松閣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錄後有長方牌記雲：『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書中還記錄了一項宋代國子監禁止翻板的「公據」。宋國子監屬禮部，招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為學生，系宋朝最高學府。國子監還設書庫，刻印經史書籍，供朝廷索取、賜予以及本監出售之用。南宋在監內專設「印文字所」。國子監所印書籍稱「監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國之冠。所以，國子監有官辦出版社的職能。在古代出版史上，無論官刻、坊刻、私刻，均有牌記表明刻書、藏版之所外，有的還有禁止原刻印出版者之外的其他人翻板的內容。類似的禁例，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版權保護中對經濟權利為以保護的因素，雖我國古代並沒有對版權形成制度化的保護機制，但這種低層次的非法律制度規范性的權利狀卻是客觀存在的。

Ⅳ 宋代之前為什麼沒有產生著作權制度

這與印刷術的發展與商業的發展有關。版權這個詞就源於雕版印刷。
印刷術發明以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的情況，那時還少見。印刷術，特別是公元11世紀40年代（北宋）畢升的活字版印刷術發明以後，一件作品可以印製多冊出售，作品載體的復製品──圖書成為印刷商謀取利潤的商品。為了壟斷某些作品的印製與銷售，印刷商將待印的作品送請官府審查，請求准許其獨家經營。中國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稱所著《東都事略》，目錄頁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的聲明。

Ⅳ 宋朝的法律相對唐朝有什麼進步的地方

「中國法制史」助記表1 http://www.examda.com/zikao/note/Law/0223/163758550.html

隋唐宋法律制度
http://www.liaogong.cn/w/d.asp?id=11112

「中國法制史」助記表2（這個裡面可能有你所需要的法律對比，宋和唐的刑事、民事等方面法律的區別）
http://zikao.china-b.com/zkfd/zkjy_802100.html

Ⅵ 宋朝到底怎麼了，為何後人會認為「北宋無將，南宋無相」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廢周建宋。然而北宋的政治生態飽受爭議，當時流行著“文人吃香，武人吃癟”的奇葩風氣。宋室南渡之後，“中興四將”在外扭轉乾坤，奸相權臣在內專政擅權。這一瘸腿現象，有人總結為：“北宋無將，南宋無相”，著實令人費解。

上圖_ 宋 《中興瑞應圖》 蕭照

“北宋無將，南宋無相”是宋朝獨特的政治符號，反映當時的客觀現狀。

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是歷史唯一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令人唏噓感慨。

文：計白當黑

Ⅶ 古代創作者是怎樣維護自己的版權的

只要有文字書籍、創作就會有版權保護，只是社會的重視程度會不同而已，中國宋代的印刷行業相當興盛，各家都有各家的專屬二維碼，就是在書的目錄的最末尾加上一個長方形框，一般一句話，也是為了宣告書籍的製作「公司」。什麼「××書籍鋪」「××書塾」這些「××」一般寫的都是印刷社名稱、氏族。加這一行字也就是在宣布「主權」，翻版必究。

Ⅷ 古代文人都是如何維護自己的版權的

您好，很高興能回答這個問題。古代人是如何維護版權的。這個問題其實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為就算是現代，盜版的書籍依然橫行無忌，那麼在不太發達的古代，都是怎樣保護版權的呢？

不過相對於整個古代中國來說，保護版權這種超前的行為還是局部性區域性的事件。不可能普及到天下每個角落，最好的保護文物版權的辦法當然是法律了。當時便有很多文人一同上報朝廷，雖然沒有真正的法律法規頒布，但是每每有重要作品印刷官府都會頒布公告，比如說今天某某某印刷了什麼，沒有允許不得私自印刷違者處罰。

Ⅸ 宋朝法律制度特點

(1)《宋刑統》作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關民商事立法的內容比唐律大為增加。

(2)隨著民事權利主體范圍的擴大，立法內容也大為擴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權、債、財產繼承、婚姻嫁娶、檢校析財等內容，多為唐律所不及。

(3)私有權觀念深化，保護財產繼承權及促進海外貿易的單行法規增多。

3.版權保護首次在宋朝出現。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開始以法律手段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官府多次出榜嚴禁盜版印行。

Ⅹ 宋代印刷業及版權保護是怎樣的

宋代印刷事業的時代發展，表現在雕版印刷普及與鼎盛，活字印刷術的創造發明，更重要的是印刷管理制度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尤其是版權保護的相關法規，在我國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是一次革命。

北宋初年，朝廷就十分重視印版的收集和重要典籍的印刷，並有計劃有分工地刻印了經、史、子、集等書。

宋代的中央主管印刷的機構是國子監，其印書的主要種類是經、史、子、集類書籍。國子監既是最高學府、國家的教育管理機構，又是中央朝廷刻書的主要單位。其所刻書，世稱「監本」。

由北宋時期國子監鏤版印刷的圖書，經部書有校正唐代學者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等；史部書有《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隋書》、《新唐書》、《新五代史》等；諸子類書有《荀子》、《文中子》、《孫子》、《衛繚子》、《六韜》等。其他各類有《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千金翼方》、《黃帝針經》、《金匱要略》，以及《說文解字》和《群經音辨》等。

北宋時期從960年建國至1005年間，由於大量刻印儒家經典著作，闡發經學思想及經書之音注、疏、正義等著述，經過40年，經書版片已經增加了20多倍。這不僅利於封建社會教育的普及，同時對儒家學說的研究與傳播，也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北宋時期國子監刻書，對古代採用雕版印刷、刻印書籍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為以後刻書事業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影響深遠，在古代印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建國初期，搜尋一些北宋舊監本書籍，國子監無力重雕，即令臨安府及兩浙、兩淮、江東等地方朝廷部門刻版，然後送歸國子監。當時刻印有《九經》白文、《十三經》古注、《十二經》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書和《資治通鑒》。其他書版多存在原地印賣，或由讀者贖買。因此，南宋時期地方官刻書迅速發展起來。

如各地方公使庫，朝廷在地方各路設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或府、郡，以及郡學、縣學、書院等都普遍刻書、印書。所刻印之書有《禮記注》、《顏氏家訓》、《荀子》、《周易》、《文選》等，都刻印精良。

宋代的民間刻本書，是在唐代中後期及五代以來興起的民間印刷作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宋代民間印刷的書籍，分為家刻本、家塾刻本和坊刻本。家刻本又稱「私刻本」，是個人雇請工匠或出資由刻書作坊刻印的書，這類書大多為自己的著作或自己祖先的著作。其刻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播、揚名或紀念其祖先，因此，這類書往往以贈送為主，有時也通過銷售而收回成本。

家塾刻本主要內容還是向本族家塾學生提供學習和閱讀的書籍，其內容多為儒家經典、啟蒙讀物以及歷代名家詩文集等。這類印刷品除滿足本族需要外，也往往銷售一大部分，將所得收入作為家塾的經費。

坊刻本則是專門從事書籍印刷的作坊所印的書，這是典型的民間印刷。它一般都有自己的印刷作坊，根據其規模的大小，長期僱傭一定數量的刻版、印刷和裝訂工匠。

宋代的佛經印刷也很發達。印刷佛教經典影響最大的是971年至983年完成的《開寶藏》。歷經12年，完成雕版13萬塊，以《開元釋教錄》入藏經目為底本，共480函，5048卷；卷軸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經題、版數、帙號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題記。

這項宏大的工程，在古代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國刻印佛教經典全藏之始。它對日本、朝鮮、越南等國雕版印刷術發展有直接影響。

《開寶藏》全藏久已無傳，現存殘卷皆硬黃紙印，卷軸裝，每卷中行字不一。殘卷存世寥寥無幾，彌足珍貴。據傳陝西青蓮寺、太原崇善寺等處曾有《開寶藏》零帙，尚待訪求。

繼《開寶藏》刻印之後，宋代還有幾次規模較大的官、私印經活動。

除了佛教印刷外，在宋代還刻印過幾部道教著作。最有名、規模

最大的是刻印於宋徽宗政和年間的《萬壽道藏》，它是在福建刻印的，共有541函，5481卷。

除了雕版印刷的書外，宋代版活字印刷的書，是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周必大於1193年用活字自印《玉堂雜記》。這是畢A活字應用的重要證明。

宋代由於印書業的發展，朝廷也出台一些出版審查書刊的規定，包括：規定出版審查制度；禁印奏議國史帝王字像；禁刻學術「不正」之書；法令、天文、宗教、紙幣等印刷禁令；禁止泄露軍機等。與此同時，由朝廷制訂並實施的版權保護方面的法規，可謂史無前例。

北宋時期的版權保護法規，主要為保護朝廷印刷物的權威性。南宋時期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保護的主要是出版者的經濟利益，但也包括作者的著作權益。處罰的方式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是很嚴厲的。宋代與圖書相關的版權保護管理的制度，開啟了我國版權保護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