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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案例

發布時間:2021-08-02 22:34:57

⑴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怎麼處理

如果你有在國際上的知識產權糾紛,可以向國際知識產權仲裁組織提出上訴,但是回一定要自己收集好答證據,具體就是你認為侵權的廠家的信息與證據。要詳細越好,但是由於跨國審理時間會比較長,採取時間也會比較慢,需要有一定耐心和實踐經歷,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美國,不可以接受網上投訴,只能去現場接受申請投訴。

⑵ 中美雙方關於知識產權的官司。勝訴敗訴的均可。

中國企業突破專利壁壘 打贏中美知識產權第一案

中國通領科技集團董事長陳伍勝內不久前容拿到了美國法院下達的中美知識產權官司勝訴的判決書,雖然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在中美知識產權領域拿到勝訴判決書,陳伍勝卻顯得出奇的平靜。
7月11日,也就是陳伍勝拿到勝訴判決書的第二天,他受國家知識產權局的邀請,出席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召開的知識產權專題學習會,並作了報告。他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官員們詳細介紹了通領科技集團知識產權工作開展情況,以及相關涉外知識產權訴訟過程。而此次知識產權專題學習會也是國家知識產權局首次邀企業家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做知識產權方面的講解。
打贏中美知識產權第一案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抗爭,就意味著行業的技術制高點和知識產權永遠受制於人,我們只能給人家做低端產業。"陳伍勝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談到三年前開始的那場中美知識產權紛爭,陳伍勝彷彿又回到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2004年,由通領科技集團生產的GFCI

⑶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司法解決途徑的優缺點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主要方法有協商、調解、行政處理、仲裁和訴訟五專種。協商是指雙方當事屬人在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後,在自願互諒的基礎上,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通過直接的協商和談判,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從而使糾紛得到解決的活動。調解是指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後,經雙方當事人申請,由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調解人從中協調,使雙方當事人在自願協商的基礎上,互作讓步,達成協議,從而使糾紛得到解決的活動。行政處理是指知識產權糾紛有關的當事人或者不特定第三人請求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理其知識產權糾紛或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侵權等違法行為的活動。仲裁是指知識產權糾紛雙方當事人在自願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仲裁機構審理,由仲裁機構做出對爭議雙方均有約束力的裁決的解決糾紛的制度。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裁決或調解書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履行義務,也可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民事訴訟是指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糾紛雙方當事人的參與下審理和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訴訟活動。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做出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履行義務的判決書或調解書,並可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⑷ 中外知識產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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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了

⑸ 求一個國際貿易中關於知識產權糾紛的案例

2004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又一個快速增長年, 在2002年增長2118%、2003年增長3711%的基礎上, 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增長了3517%。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10000億美元, 達到11548億美元, 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從2003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年度進出口增量在2002 年超過1000 億美元、2003年超過2000億美元的基礎上, 超過了300O億美元。

知識產權保護業已成為當前社會的熱門話題,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似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 制定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目的不是保護知識產權本身, 而是激勵創新, 維護社會公平, 進而推動社會經濟全面進步。恰恰是在達到上述目的方面, 片面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步入誤區, 反而不利於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

以上數據反映了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態勢, 但同時中國企業在海內外市場遭遇知識產權糾紛的消息此起彼伏, 知識產權已成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無法迴避的焦點。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 各國在大力鼓勵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 十分關注出口商品和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 在一些企業看來已成為不可觸摸的禁區, 而在一般民眾眼裡, 則成為一種壟斷, 一種現代文明下的「弱肉強食」。但是, 不管怎樣, 國內企業因知識產權問題而蒙受經濟、名譽雙重損失現象已經屢見不鮮, 重視「知識產權」的警鍾已在我們耳邊敲響。

當中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 知識產權危機卻給我們亮起了紅燈。2005 年1 月, 中國步入WTO後保護期不久, 國際巨頭英特爾起訴中國某企業生產的語音卡侵犯其專利, 間隔不久日本三洋開始了與深圳比亞迪關於電池專利的糾紛。在2 月, 美國電子娛樂協會( ESA) 向美國商務代表提交了一份來自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IntelllectualProperly A lliance簡稱IIPA) 的報告指出: 中國與馬來西亞、俄羅斯一道成為全球游戲軟體盜版最為嚴重的三個國家。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偽正版製造地, 消費國和輸出國。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 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來自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專利大國的知識產權壓力已經對中國構築了一道高高的門檻。通過知識產權來打壓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 使中國企業進入一種國際化的怪圈循環: 生產———跨國公司專利限制———巨額專利許可費以及侵權費的支付———再生產。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加強影響中國企業全球化過程, 是因為中國企業缺乏自主擁有的知識產權而必須支付的巨額專利費用, 或者因為知識產權訴訟所產生的巨額費用大大增加了企業的各種成本, 使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顯著降低,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生產也受到影響。在微觀層面, 知識產權壁壘通過企業付出巨額專利使用費以及侵權費用, 降低其產品市場競爭力, 減少市場份額並壓縮了利潤空間, 這就是知識產權的短期效應; 而從長期來看, 由於企業利潤降低而減少的資本積累將導致企業對技術研發投入的不足, 無法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技術結構和產品結構, 這在以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將使企業不可避免地走上絕境。在宏觀層面, 整個相關產業將會因為知識產權壁壘而在短期內減少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數量。在以市場為命脈的營銷時代, 該產業將無法抵制因為市場縮小而導致的產業萎縮, 如果這種局面持續較長時間, 產業將最終在競爭中消亡。這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國際經濟主權以及未來中國科技的世界地位問題都產生重大影響。毫無疑問, 在全球經濟進入產業結構重構的時代, 缺乏知識產權的中國企業將無力改變自己處在產業鏈末端和價值鏈下游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化中受制於別人。

⑹ 中美知識產權案例分析

我從上海公司律師網找了個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7)滬高民三(知)終字第36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黃浦區南京東路490號。
法定代表人朱興宜,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楊軍,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劉一舟,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大關路33號。
法定代表人丁成紅,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區真北路1425號。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刀剪總店公司)因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007年4月2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刀剪總店公司的委託代理人楊軍、劉一舟,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張小泉集團)和被上訴人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麥德龍公司)的共同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吳鵬彬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成立於1956年 1月6日,開業之初名稱是上海張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後變更為張小泉刀剪商店、張小泉刀剪總店、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業改制更名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經核准注冊了「泉字牌」圖形商標。1993年10 月,國內貿易部授予原告為中華老字型大小。
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前身為杭州張小泉剪刀廠。1964年8月1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取得張小泉文字與剪刀圖形組合的「張小泉牌」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日用剪刀,注冊號為46474。 1981年5月1日,「張小泉牌」商標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注冊,核定使用商品第20類剪刀,注冊號為129501。1993和2003年連續獲得續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獲得「張小泉」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冊號為544568。2001年續展注冊,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兩商標均轉為國際分類,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因企業改制更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張小泉牌」及「張小泉」注冊商標先後經核准轉讓給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在被告麥德龍公司處購得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KSX-195G不銹鋼民用廚刀、ZG-175不銹鋼斬骨刀、HBSJ-174精製不銹鋼家用剪、 HSSJ-185精製不銹鋼強力剪、MY2000-1不銹鋼民用剪(2000型)、NS-7不銹鋼合金指甲剪、SSJ-125精製不銹鋼剪各一把。上海市黃浦區第一公證處對上述購買過程進行了公證,並於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滬黃一證經字第4539號公證書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不銹鋼民用廚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左下方自左向右標有「創立於1663」字樣、「張小泉」商標及產品名稱,其中「張小泉 」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鄰在「張小泉」商標的左側;包裝盒的左側標有「三百年歷史 三百年盛譽」字樣,右側標有生產單位名稱及貨號。不銹鋼斬骨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追求卓越品質」字樣,下方依次標有「張小泉」商標、「since 1663」字樣及產品名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五種剪刀產品外包裝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標有「創立於1663」、「張小泉」商標、「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張小泉」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接在「張小泉」商標的上方;外包裝的右側標有貨號及產品名稱,下方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生產單位名稱。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999)滬二中知初字第13號生效判決書認定:「根據杭州市檔案館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記載,『張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起初由張思泉帶著兒子小泉開設『張大隆』剪刀店,1628年張小泉又率子近高來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繼續營業,招牌仍用『張大隆』,後因冒名者多,於1663年改名為『張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後,兒子近高繼承父業,並在張小泉後面加上近記,以便識別。1910年,張祖盈承業。1949年,張祖盈因虧損宣告停產,並將張小泉近記全部店基生財與牌號盤給許子耕。杭州解放後,張小泉近記剪刀復生。1953年,人民政府將當時所有的剪刀作坊並成五個張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系經營刀剪等商品的企業,符合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的經營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與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競爭關系,故原告刀剪總店公司有權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提起本案訴訟。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關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的辯稱,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和「since 1663」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前身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先後於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經注冊取得「張小泉牌」商標和「張小泉」商標,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是上述商標的商標權人,其在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張小泉」商標的同時,標注「創立於1663」或「since 1663」,主觀上是為了表明「張小泉」品牌創立於1663年的歷史事實,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上述標注方式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雖於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按照《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在馳名商標認定時間超過三年時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故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亦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1996年8月14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的《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明確,對於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認定申請。2003年4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頒布了《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該規定於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同時廢止。現行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沒有關於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需在一定期限後重新提出認定申請的相關規定。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曾在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因此,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上述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均系經營刀剪等同類商品的企業,且均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雙方因「張小泉」品牌的知識產權問題已經發生了多次訴訟,因此,雙方在經營活動中均應依法規范使用各自與「張小泉」品牌有關的知識產權。本案中,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的外包裝上將其「張小泉」商標與「創立於 1663」或「since 1663」字樣結合使用和宣傳的行為,顯屬不妥。為了正確區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商標與「張小泉」品牌的歷史,避免相關公眾的誤認和混淆,今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應當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張小泉」品牌。
綜上所述,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虛假宣傳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賠償損失,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系爭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九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3,930元,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負擔。
判決後,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原判,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在其生產、銷售的刀剪產品外包裝上不當標注「創立於1663」、「中國馳名商標」字樣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判令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不當標注產品;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損失人民幣10萬元;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合理費用人民幣21,000元,其中公證費人民幣1,000元,律師費人民幣2萬元。其主要上訴理由為:一、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 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二、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 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由於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 」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
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答辯認為,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缺乏法律及事實依據,應予駁回。其主要答辯理由為:一、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關「創立於1663」的標注不構成虛假宣傳。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 」刀剪品牌與創立於1663年的張小泉刀剪之間存在密切的傳承及淵源關系,因此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包裝上作系爭標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淵源,不存在虛假捏造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有企業的歷史都從登記起算,不可能成立於1663年,因此消費者對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產品包裝上的標注,只會理解為該品牌的源頭和歷史,不會形成「杭州張小泉集團成立於1663年」的誤解。二、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已經被《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取代,後者中沒有關於馳名商標超過三年必須重新進行認定的規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也只是針對當事人要求工商局保護時,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認定。實踐中,國家工商局沒有重新認定過一件馳名商標。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商標廣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決中均認定「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因此宣傳馳名商標並不虛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張小泉集團行為不妥,是提醒其日後要更嚴謹、規范地使用權利。
被上訴人麥德龍公司答辯認為,其同意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的意見;同時,其作為銷售商,已經盡到合理審查義務,無需承擔責任。
二審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證據材料。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經營者違反誠信原則,實施誤導消費者並損害同業競爭者合法權益的相關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中,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的行為,系為表明「張小泉」品牌的客觀歷史及「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之身份,並非違反誠信原則、誤導相關公眾的虛假宣傳行為,亦未損害刀剪總店公司的合法權益,故未實施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本院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宣傳,關鍵在於是否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首先,鑒於我國目前的企業和商標制度均系在建國之後設立,客觀上我國企業和商標均不可能創立於 1663年。其次,「張小泉」品牌及歷史在我國相關公眾中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其在產品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也不會導致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其企業成立於1663年或其商標權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不構成虛假宣傳。上訴人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本院認為,首先,《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僅規定已被認定的馳名商標3年內無需重新認定,至於超過3 年的情況是否必須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並無明確的表述。同時,該條款亦因在後生效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而被廢止。其次,上訴人亦未提供其他相關證據證明國家商標局曾要求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或者曾有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向國家商標局提出重新認定的申請。因此,上訴人提出的馳名商標被認定三年後應重新提出認定申請之主張,缺乏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此外,商標是否馳名,是一種客觀事實狀態。基於國家商標局曾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而本院(200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27號生效判決書亦確認該商標為馳名商標,在上訴人未提供相反證據足以否定上述認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在法律並未禁止馳名商標權利人標注「中國馳名商標」的情況下,依法確認杭州張小泉集團將其「張小泉牌」商標標注為「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並無不當。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本院認為,雖然原判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包裝文字未構成虛假宣傳,但為了使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行為更加規范,原審法院特別提醒杭州張小泉集團今後要注意規范使用自己的知識產權,並無不當。上訴人該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及理由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930元,由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⑺ 最新的跨境知識產權糾紛處理方式有哪些

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方式
1、協商。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雙方協商後,對糾紛問回題有了一答個解決方式,達成一個和解協議。
2、調解。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申請,由法院、仲裁機構或調解人在當事人進行協調,之後對糾紛達成協議,解決知識產權糾紛。
3、處理。這個是到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進行處理,也就是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或者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侵權行為等違法行為的活動。
4、仲裁。首先當事人願意通過仲裁,將糾紛提交給仲裁機構進行審理,然後仲裁機構對雙方爭議的地方進行處理,作出仲裁裁決或者調解書。之後由知識產權糾紛的當事人進行履行。
5、訴訟。雙方當事人對知識產權糾紛問題不能夠協商、調解等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到法院進行起訴。因為這種方式,是最有力,最能夠讓對方信服的方式。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糾紛主要有4種類型的糾紛,包括歸屬權糾紛即知識產權歸誰所有、侵權糾紛(侵犯專有使用權)、合同糾紛(授權許可合同及轉讓合同糾紛)以及關於注冊的行政糾紛等等糾紛類型,這幾種糾紛的解決方式中,最有效力的是仲裁和訴訟的方式,也是較強力的方式。

⑻ 中美知識產權摩擦中受美國337調查的案例

很多,可以在一些論文中找,其中一篇《華為勝訴ITC應對337調查提供法理範例》2009年5月發表在《WTO經濟導刊》寫的很到位。作者在這個領域很有研究。

⑼ 國際知識產權侵權案例要怎麼分析,有什麼知識

需要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才行

⑽ 有沒有人有美國關於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案例

美國Bayer公司利用「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摘要: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天生」就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本文筆者通過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關鍵字:專利權 反壟斷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當兩者存在著矛盾時該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哪一個為重,一直都是業界備受爭議的一個問題。我國的《反壟斷法》已於2008年8月1日起頒布施行,但到目前為止,國內還少有專利權與反壟斷的案例出現。本文筆者通過整理、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一、案情介紹

本案起源於1997年Bayer公司為解決專利訴訟糾紛而與以Barr為代表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2之間達成簽署的一份「解決協議」,該協議涉及一項有關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專利,Bayer公司為了使Barr停止對該專利提起的無效宣告請求訴訟,同時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內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與其競爭銷售CIPRO相關產品,最終簽訂了該份協議。

Bayer公司是CIPRO專利的所有者(該專利1987年6月2日取得,於2004年4月9日保護期屆滿),在1991年12月6日,Barr發布公告,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3,該公司已經向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個簡要的新葯申請以尋求在Bayer公司的專利過期
1 Bayer案例內容基於Lexis英文資料庫翻譯、編輯。案例的資料庫編號: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葯品生產廠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國的 Hatch-Waxman 法案規定了一些激勵措施來支持專利已經過期的葯物的仿製葯開發,同時允許專利所有者補回在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 審批過程中耽誤了的時間。

案例評析

能夠被許可銷售CIPRO仿製產品,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將有四十五天的時間來控告Barr專利侵權。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紐約南部的行政區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專利,FDA就此中止了對Barr所提申請的審批,Barr在答辯期間聯合了Rugby(三家葯品生產廠商之一)針對Bayer公司提出專利無效宣告請求並為公眾實施的反訴。
在案件進入初審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與Barr共商並最終與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聯合簽訂了「解決協議」。該協議對至少六年的美國整個CIPRO產品市場作出了劃分,協議內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總價值約達$ 398百萬的報酬,作為交換,Barr承認CIPRO專利的有效性,承諾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不與Bayer公司相競爭。基於該協議,Bayer公司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保持住了壟斷地位,從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間,Bayer公司所銷售的CIPRO產品的價格上漲了16.7%,成為美國處方葯價格中上漲幅度最大的之一;內部銷售文件顯示,公司的稅收和利潤在簽訂該協議後均有大幅度增長,從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從CIPRO項目上上繳的國家稅收從$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漲幅為25%,其凈利潤從$756,265,800到$921,631,900,漲幅為22%。
2000年11月6日,上訴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標而認夠CIPRO產品的消費群體開始了訴訟之路。上訴人主張,由於Bayer公司和Barr等廠商間共謀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決協議」,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從而導致了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沒有這樣的協議存在時高很多的價格來購買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該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產生了不良影響,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審州法院認為,CH133僅適用於州內貿易,並以此為由駁回了起訴。二審法院認為,CH133不僅適用於州內貿易,在某些情形下,還適用於州際貿易。該法院判決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錯誤,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張予以支持,二審法院推翻了初審法院的判決。

該案經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二審法院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錯誤的認定是正確的,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訴被告的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造成了不良影響的主張予以支持。但是,固定價格及壟斷行為在在專利有效期件內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屬於非法行為,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專利有效期間,即自合同簽訂日1997年1月8日至專利保護期屆滿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間,Bayer公司作為CIPRO專利產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該專有權的過程中,《專利法》賦予了Bayer公司在一個有限的時間段、一定地域范圍內就CIPRO產品的生產或者銷售的壟斷5地位,這種壟斷權利的賦予是作為Bayer公司向社會公眾公開其發明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2)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謀劃壟斷州際間或與外國間的商業和貿易,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

5 壟斷是指經營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濫用已經具備的市場支配地位,或者通過協議、合並或其他方式謀求或謀求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競爭,牟取超額利益,依法應予規制的行為。

造的代價或補償,壟斷權利使其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變得合法化。也就是說,此階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護壟斷,這種保護可以減少人們以暴力和欺詐手段剝奪他人財產的慾望,從而可以激勵人們從事更多的生產經營活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但是,在CIPRO專利期限屆滿後,即自2004年4月9日後,Bayer公司即喪失了對CIPRO產品排他性的壟斷權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時間點後仍然延續其一貫的壟斷行為,就可能會導致一種利用過期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發生。因為,在專利過期的情形下,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們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護的壟斷地位。此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在主觀方面是牟取超額利益,在客觀方面存在著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行為,行為目的是為了維持或提高市場地位,獲取超額壟斷利益,行為後果是對市場競爭的實質性的損害或損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與Barr等廠商仍然按照「解決協議」的內容執行固定價格,排除競爭的行為,完全符合壟斷行為的構成要件。

進一步地說,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具體表現為壟斷高價類型。Bayer公司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在該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中已具有較大影響力,為了進一步排除競爭,它與Barr等三家葯品生產廠商簽訂了「解決協議」,對資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關產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上,幾乎占據了全部市場份額,沒有其他的競爭者能夠與之形成競爭。由於制葯行業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較大,CIPRO產品作為一種最常用抗生素類葯,市場集中度高,消費者對其依賴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場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憑借該公司的市場支配優勢地位,以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幅度確定銷售價格來銷售其CIPRO產品,攫取超額壟斷利潤。

該壟斷高價行為不但實質性地損害了消費群體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過平等競爭改善管理、推進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並且阻礙了社會福利的增長,損失了社會整體福利,同時,該行為還踐踏了平等交易規則,破壞了公平競爭的秩序,掠奪了社會資財,侵犯了其他經營者的利益。因此,在這種專利權過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擁有一個長期和穩定的壟斷地位,可能會導致社會經濟效益低下,因此,這一階段利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所實施的妨礙競爭的行為,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三、結語點評

本案給出的美國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專利權所有人的市場支配地位及壟斷高價行為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間,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維護市場有效競爭的前提條件下,給予其最大可能地保護,然而,這種保護並不是無期限、無限制的,相同行為在專利有效期外的延續則可能構成壟斷行為,屬於非法行為,此時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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