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知識產權要立法

⑴ 知識產權立法推動技術發展的原因有哪些

知識產權保護是澆在發明創造之火上的利益之油

⑵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起源

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創造、使用智力成果而產生的，以及在確認、保護與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之總稱。

⑶ 為什麼要保護知識產權

分析如下：

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調動人們從事科技研究和文藝創作的積極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致力於保護權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領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對權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權利給予及時全面的保護，才能調動人們的創造主動性，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保護知識產權，能夠為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增強經濟實力。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決定了企業只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時技術、品牌、商業秘密等無形財產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讓這些無形資產逐步增值，有賴於對知識產權的合理保護。

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促進對外貿易，引進外商和外資投資。我國已於2001年12月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履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保護國內外自然、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知識產權。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我國就不能參與世界貿易活動。

(3)為何知識產權要立法擴展閱讀：

特點

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戰略制高點，並成為各國激烈競爭的焦點之一。

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面臨挑戰，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如在專利領域中，美國已對含有計算機程序的計算機可讀載體、基因工程、網路上的經營模式等發明給予了專利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空間受到了極大的扼制。如何科學合理地確定專利保護的范圍，已成為一個緊迫而重大的研究課題。世界銀行在1998年年底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日益強化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面臨著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差距的危險。」

二是某些發達國家近年來極力推行專利審查的國際化，提出打破專利審查的地域限制，建立「世界專利」，即少數幾個國家負責專利審查，並授予專利權，其它國家承認其審查結果。所謂「世界專利」，實質上是世界各國的專利審查工作，由美、日、歐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專利局來進行。

三是知識產權已納入世界貿易組織管轄的范圍。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並重，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三大支柱，並且將貨物貿易的規則、爭端解決機制引入知識產權領域。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世貿組織任何成員將因知識產權保護不力，遭到貿易方面的交叉報復。知識產權已成為國際貿易中的前沿陣地，隨著關稅的逐步減讓直至取消，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將更加突出。

四是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調整和制定其面向新世紀的知識產權戰略，並將其納入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總體戰略之中。

⑷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關鍵詞：調查公司 知識產權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 商業秘密 商業調查公司 商務調查

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⑸ 為什麼知識產權要受到法律的保護

⑴為智力成果完成人的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調動了人們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和文學藝內術作品創作的積容極性和創造性。
⑵為智力成果的推廣應用和傳播提供了法律機制，為智力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運用到生產建設上去，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⑶為國際經濟技術貿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提供了法律准則，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和經濟發展。
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作為現代民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完善中國法律體系，建設法治國傢具有重大意義。

⑹ 為什麼要立法保護知識產權

http://www.jmnews.com.cn/c/2005/06/28/13/c_640355.shtml
另一個觀點
國家信息產業部、版權局、商務部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要求所有電腦必須預裝正版操作系統軟體。

對這個做法，很多人叫好，覺得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邁出了有力的一步，但是我們回頭想想，信息產業部、版權局、商務部的做法到底妥不。

首先，保護知識產權是對的，為什麼要保護知識產權呢？一方面，保護擁有知識產權的一方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實現。這樣看來，三個部委的做法大快人心啊，那我這個吃了豹子膽的80後批評家為什麼還要罵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呢？

大家想想，這個可是「先發制人」的行為啊？因為這樣的規定，好象信息產業部、版權局、商務部已經認為現在中國國內市場銷售的電腦都在用盜版軟體，所以現在我要求你們不裝正版軟體，就不能上市銷售。這樣的思維，經銷商和消費者能接受嗎？

再者，我消費者購買電腦，如果我買品牌機，你預裝好可以，但是我買的是組裝機呢？難道說我買的單個硬碟里必須得提前給我裝了一個可能不想要的操作系統嗎？這樣是不是和賣螃蟹的時候，把捆螃蟹的繩子一起賣呢？我賣電腦，居然沒有選擇軟體的權利，這樣對消費者的肆無忌憚的侵犯，說的過去嗎？

還有，保護知識產權，不是這樣保護法的，是通過更加嚴厲的立法和有效的執法來杜絕盜版行為。為什麼盜版行為在中國禁止不了，很簡單啊，一處罰力度不夠大，二有靠山庇護。

國家這三個部門，好象做了縮頭烏龜，怕了盜版的，只要拿經銷商和消費者出氣，弄了蠻橫無理的東西，強賣強買，實屬荒謬。

⑺ 知識產權立法主要有哪些

我國目前有關知識抄產權的立法主要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

⑻ 為什麼在中國知識產權難以保護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商品經濟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物。自十八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在生產領域中開始廣泛採用科學技術成果，從而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產生了保障知識產品私有的法律問題。資產階級要求法律確認對知識的私人佔有權，使知識產品同物質產品，一樣成為自由交換的標的。在這種情況下，便產生了與傳統財產制度相區別的新的財產方式——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歷史不長，它的興起至今只有兩、三百年的時間，但對於推動資本主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知識產品的生產數量和佔有容量，往往成為衡量這個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的標志。因此，凡是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都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們的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產品市場的不斷擴展。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日益重視知識產權的立法問題，通過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識產品所有者以專有權，促使知識產品進入交換和流通，知識產權制度已經成為各項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及不足在我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知識產品的認識出現了重大意義的突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民法通則》中的知識產權制度，不僅對我國現階段存在著的商品經濟作出了正確的說明，而且明確地承認技術已經成為獨立存在的知識形態的商品。這些科學論斷正是我們建立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幾年間，經過巨大的努力，我們先後頒布了《商標法》（1982年），《專利法》（1984年），修訂了《發明獎勵條例》（1985年）《自然科學獎勵條例》（1985年），發布了《合理化建設和技術改進獎勵條例》（1982年）。1986年4月通過的《民法通則》在第五章針對知識產權作了專門規定，從而為建立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體系提供了指導性原則。

⑼ 世界各國為什麼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首先，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調動人們從事科技研究和文藝創作版的積極性。知識產權權保護制度致力於保護權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領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對權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權利給予及時全面的保護，才能調動人們的創造主動性，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其次，加強保護知識產權，能夠為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增強經濟實力。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決定了企業只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時技術、品牌、商業秘密等無形財產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讓這些無形資產逐步增值，有賴於對知識產權的合理保護。
最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促進對外貿易，引進外商和外資投資。

⑽ 知識產權體系為什麼需要領導重視

第一個，經濟上有價值，成本低，來錢快。從1998到2000年，我們追蹤美國調整經濟結構以後的數據看出來，它由於調整壓縮製造業的規模，因此每年會減少500億美金的製造業收入，但是同時知識產權意識的加強和服務貿易比重的提高，卻使美國每年增加了900億美金的收入。還有我們現在經常看到侵權盜版，在我們面前出現的僅是中關村的一個抱著租來的小孩、賣盜版盤的中年婦女跟著你屁股後面推銷，各地都有這個情況。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區區小可，跟大家說一個數字，據2000年美國統計，僅是2000年美國版權交易收入一項，已經佔到美國全國GDP的12%到13%，光版權的交易，就是通過建立和保護知識產權並促進其交易之後的經營額，總和已經超過了食品、紡織、飛機、煙草、石油、煤炭等產業的總和，區區小可的一個東西，價值在哪裡，價值有多大，為什麼國外在經濟上重視這個？值錢呀！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在歐美發達國家，版權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一般是3-5%，最多可達6%。例如美國國際知識產權聯盟發布的《美國經濟中的版權產業：1999年度報告》，提供了美國版權產業在 1997 年的數據。據報告，1997年美國版權產業所創造的價值達3484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在版權產業中就業的人數達380萬，占總就業人數的2.9%；美國版權產業在1996年的對外銷售和出口額達601.8億美元，第一次超過汽車業、農業和飛機製造業等部類，成為美國出品份額最大的經濟部類。到2002年，美國版權相關產業的產值總計12540億美元，佔GDP的12％，創造就業機會1147萬個，佔全國就業人口的8.41％，出口總額超過892.6億美元，超過了食品、紡織、飛機、煙草、石油、煤炭等產業的總和。在英國，2002年以版權為基礎的產業產值已超過530億英鎊，佔GDP的8％，提供崗位超過180萬個。在紐西蘭，版權相關產業佔GDP的3.1％，總就業人數的3.6％。胡總書記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告戒全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我們國內的實際情況卻是連對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都沒有起碼的感覺，都抓不著，更甭提什麼預防風險及對抗國際壓力的問題了。

第二，法律上可以達到它獨斷專行、稱雄世界的目的。外國已經通過200年左右的時候建立了一整套逐漸越來越完善和豐富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這些以法律形式出現的規則，使之幾乎可以說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處在世界知識產權領域的主導地位。而中國至今沒有知識產權法，我們的法律缺失造成我們廣大企業在這個問題的意識低下。我曾經跟全國人大法工委領導同志提過多次，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同志也表態為知識產權立法確實很重要，但是在新的民法典的制訂過程中，依然仿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頒布的《民法通則》，將知識產權作為與債權、物權、婚姻權、繼承權等並列的五大自然人的民事權利之一。現在中央十分強調知識產權的問題，但是由於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重要的民事權利，至今歸並於《民法通則》之中，而沒有象有的國家那樣將知識產權問題單獨立法與民法典平起平坐，從而在企業和全社會中總是找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的應有的地位。日本在2006年初有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日本」，講的內容中心就是中國由於沒有大批自己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只能尾隨日本蹣跚前行。這樣的論調對於中華民族而言確實是極大的侮辱，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它也確實說出了我國市場和企業的某些實際情況。中國某家電代表團到日本訪問結束時，日本方面送給團員的禮品竟然是一張通過調查記錄著中國市場中侵犯日本商標的大量案例。

這樣，由於沒有在法律一級的規范中將知識產權問題突出地單獨擺出來，也是造成我國民眾、特別是廣大企業不能重視知識產權問題的原因之一，我國整體上建立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與工作跟國外的情況差距比較大。比如美國最著名的知識產權保護條款337條款，底下有空咱們再具體說一說，還有像日本小泉在擔任首相時，曾於2002年宣布全國是知識產權建日本，知識產權建國，這已經成為日本的國策。而縱觀我國各地，用「什麼什麼立省」，定「什麼什麼立市」，就是沒有一家提出過「以知識產權立省立市」的口號。據報道，國家知識產權局最近命名武漢市、成都市為「國家知識產權工作示範城市「，但我擔心，這種行政行為能否真正轉化為當地政府、企業和群眾發自內心的需求和行動。

第三個，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將使得西方大國家在政治上始終成為制訂國際社會規則尤其是國際市場規則領軍的龍頭。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看到，由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前進，他們在生產製造業方面已經鉗制不住中國等國家的發展，怎麼辦？由於西方國家長期以來高度重視對知識產權建設的投入，並且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大量的成果。又由於國際法律界和經濟界已經取得了知識產權屬於私權利的范疇的基本共識，因此，知識產權對於它們來說絕對是個鉗制點，就是能捏治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命門要害。何為私權利？直白了說就是知識產權不是水都可以隨便拿來就用的東西，它是一種新的商品，屬於知識產權權利人自己的私有物，其他人其他企業想發財，就必須向他買這個可以快速擴大市場的東西。你中國發展得再快再好，核心的技術必須化大筆的錢買我的，這大筆的金錢也許買的僅是對它們擁有的知識產權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如果你不聽它的，以創新精神自己研製出來，它就想當然地污衊發展中國家「盜竊」、「剽竊」了它們的知識產權。我們中國企業自力更生研製出來的一些關鍵產品和技術，不都是被美國等國家扣上過、扣上了「侵權」的大帽子嗎？！當然，對於一些真正由我們自己創造發明出來的知識產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有辦法，就是利用它們操縱國際市場規則與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優勢，象修改乒乓球、羽毛球規則一樣，逐漸把國際市場的規則、把知識產權的規則修改得對它們有利。中國人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厲害，外國人打不過，就聯合起來壓中國改變這兩個小球的比賽規則；他們擅長、或者說長期會占優勢的體育項目的規則就總是不修改。這就是西方鼓吹經濟所謂「一體化」的真實動機。最近聽王世成會長介紹，我國輕工業中的液晶等核心部件的研製已經有重大突破，但從前些年像四通、聯想最初起家的計算機晶元全部都是進口的情況看，西方一直捏著我們這個命門，它就可以不管別的了。還有一例，那年到河南開會，河南同志說：張司長你要早來幾天就可以參加安陽剛剛建好的薄殼廠的剪綵了。你以市場司司長的身份一去，我們也蓬蓽生輝，增加點光彩。我說如果當時我在河南，我也拒絕去。我問他們，知道為什麼國外會把這個顯象管廠給你嗎？今天來開會的都是長期搞輕工業的，老部長都在，我們回想一下當年江青用「蝸牛事件」阻礙了中國彩電事業的發展，那個年代確實是需要偏轉線圈、顯象管、玻殼這些非常關鍵的技術和設備。但是經過這幾十年，美國這些國家已經看到了，什麼薄殼、偏轉線圈、顯象管，區區小可，都可以甩給中國，我只要捏住彩電的晶元，你中國將來怎麼發展彩電就得聽我的。因此安陽的玻殼廠實際上是人家甩包袱的「成果」。這就是他們在政治上鉗制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不足的弱點，有意識地引誘我們拚命在搞製造、低著頭搞生產，利用這個差期，它們在國際經濟戰略上已經形成了遙遙領先的勢頭。後來當地有關部門還化錢在《經濟日報》上做了長篇有償正面報道，但這根本不能改變基本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