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

A.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在價值取向上有何異同

知識產權並不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如果僅僅從知識產權與其他對世性的絕對權（比如物權）一樣具有排他性或者壟斷性的角度，說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這種論斷也不為錯，盡管這種壟斷性算不上是知識產權的特徵。但是，這種壟斷權在法律上具有什麼效力和意義呢？它無非是「對世權」、「絕對權」的同義反復，除此之外根本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在近現代各國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壟斷權」這個民事權利的。壟斷權實質上就是一種法律上的特權，如果法律賦予某個民事主體以「壟斷權」，本質上會與現代民法的平等原則相悖的。所以壟斷權不具有民事權利（私權）的性質，而可能帶有公權力的特點，比如煙草專賣權、鐵路專營權、電信專營權等，當然這種特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會越來越少了。而知識產權顯然不同於上述「壟斷權」 [1]，它凝結著發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創造著的勞動，無疑是一項民事權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堅持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的話，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將「知識產權」與「壟斷」劃上了等號，使得知識產權多少帶上了點「壟斷」和「特權」的「原罪」。從知識產權脫胎於封建壟斷特權的歷史看來，這種觀點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著歷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發展軌跡，認識不到知識產權從壟斷權（特權）到財產權（私權）的演進，顯然是迂腐和糊塗的，其結論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國《壟斷法規》確實是把專利權視為壟斷權，並作為廢除壟斷特權的例外而保存下來的。但是透過歷史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進程中，個人權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視與保護，《壟斷法規》實際上在廢除了大量壟斷特權的同時，使專利權向私有財產權演化。「它規定了發明專利權的主體、客體、可以取得專利的發明主題、取得專利的條件、專利有效期，等等，為後來所有國家的專利立法劃出了一個基本范圍，其中的許多原則和定義一直沿用至今」[2]。這是知識產權從壟斷權過渡到財產權的第一步。而「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編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識產權就被確定了新的地位，因為人類的智力活動製造的是思想產物，與其他勞動產品一樣，同樣能夠獲得相應的財產權利（PROPERTY）」[3]，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則同樣適用於知識產權。《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第8項就明文規定：「國會應有權……通過保障作者與發明人對其相應作品與發明在限定期限內擁有專有權的方式來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發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用「專有權（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譯為「排他權」）而不再以「壟斷權（MONOPOLY）」來稱謂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的，這就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專利權與經濟領域的壟斷或壟斷權是不同的[5]，而「排他權」正好說明了專利權作為一種對世性的財產權的法律屬性。
有外國學者認為：授予專利壟斷權以褒獎那些掌握著對社會有益的技藝的人，與認識到所授予的壟斷權力固有的對自由競爭的不利影響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這個問題在400多年前的歐洲中世紀就已經存在了[6]。也就是說，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對立自有專利壟斷權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筆者不以為然。歐洲早期的專利壟斷權主要與商業貿易有關，而與技術進步沒有多大聯系，確實屬於一種壟斷經營的特權，與現代知識產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如果說這個時候專利壟斷權與反對壟斷之間確實存在著對立的話，那麼這種對立完全是一種反對封建壟斷特權的斗爭，其目的和結果並不是否定和放棄專利權，而恰恰是為建立一種平等的財產權（私權）做出了努力和貢獻，其結晶就是《壟斷法規》這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的誕生。如果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後來的知識產權混為一談，並且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反壟斷特權之間的斗爭和後來的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視為同一種性質的問題，就頗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了。
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雖然是由國家授予的權利，但這並不影響其成為一種民事權利而受私法的調整，何況有些知識產權也並非需要國家授權才能產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於首先承認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保護成為法律的首要目標，「所有權神聖」成為私法的基本原則。私有財產是自由的體現，維護財產權是社會的首要目標。財產權不僅成為近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會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當然，當歷史跨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西方經濟領域因壟斷而產生的經濟危機使國家干預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干預首先導致了包括反壟斷法（1890年謝爾曼法）在內的社會立法的大量產生，國家權力的觸角伸向社會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與此相對應，當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現私法公法化的趨勢，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得到修正，「所有權神聖」原則在當代受到沖擊。德國學者基爾克發展了「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於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社會公益。」但是，無論是社會立法的出現，還是私法公法化的趨勢，都並不意味著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喪失。在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無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標准，關鍵是要達到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一種平衡。而作為私法的財產權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作為公法的反壟斷法，兩者在價值取向上也並不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前者在強調個人權利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社會利益，後者在注重社會公益的同時也不應該損害個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某種沖突的話，其性質也是完全與當年反對專利壟斷特權的斗爭不相同的，最多不過是兩者的立法宗旨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而已，但並不因此導致兩者的矛盾或對立。
但是，順著知識產權是壟斷權的思路，有學者論述道：「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8]這個結論如果放在1623年《壟斷法規》的背景下，或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和現代反壟斷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這個結論的前提就是「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和為保護社會公益的而設的反壟斷法之間是存在沖突的」，「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合法的壟斷權，但它畢竟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競爭。」[9]
這里先不討論知識產權本身是否限制了競爭，按照上述觀點，知識產權制度似乎是反壟斷法「恩賜」的結果。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找尋一下歷史的邏輯就會發現，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作為一項財產權利雖然其產生遠遠落後於其他財產權，但起碼西方國家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都建立起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從1623年英國制定《壟斷法規》開始，1709年英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1804年法國頒布的《拿破崙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一樣受到保護。[10]而作為現代反壟斷法鼻祖的美國《謝爾曼法》則是在19世紀末期才產生的。如果說知識產權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話，在尚不存在反壟斷法的17、18、19世紀里，知識產權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顯然這種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的背景下產生了現代反壟斷法，同時近代民法（財產法）確認的「所有權至上」原則也受到了沖擊和限制，盡管如此，大陸法系的物權法和英美法系的財產法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更是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對此如果按照「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的邏輯來解釋的話，「所有權」也應該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但這種觀點顯然難以令人接受。所有權當然不可能成為反壟斷的對象，同樣知識產權也不能成為反壟斷的目標，所謂「除外」的論調是把本屬於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卻當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彷彿反壟斷法成了普遍適用的法律，而知識產權法甚至所有財產法都成為一種例外了。
還有，從我國對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要引進技術，要促進科技的進展，「作為開始嘗試私產的界定及保障，卻選上了最難的一樣入手——抽象的新知識專利資產」，「在 1980 年 1 月決定了要保障發明專利權」[11]。 4 年多之後，經過 44 次的修改，專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過，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後又陸續頒布了商標法、著作權法，在短短十幾年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反壟斷法時至今日還未出台，那麼，知識產權怎麼會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適用除外」了呢？
其實作為保護個人權利的財產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以維護社會公益為目標的反壟斷法是兩個並行不悖的法律部門，並不相互沖突與抵觸，也不是什麼「例外」或「除外」。雖然反壟斷法被稱為「自由企業大憲章」，但並不能否定和代替財產法的效力和作用；個人財產權利雖然必須受到社會利益的限制，但是社會利益最終是存在於個人生活之中的，沒有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實現社會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代「財產法仍如頑固的自由主義壁壘，抵禦著社會法律思想的沖擊，並且迫使其在城門口安營紮寨。」[12]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私人權利本來就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和保護的國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精心培育與呵護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權」，而不要輕易地給它們扣上「壟斷」的帽子，使它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B. 在微信公眾號上推送別人的文章是否侵佔他人版權

●轉發他人微信作品，可能侵犯他人的如下權利：署名權、發表權、修改權、復制權、網路傳播權等。
●默示許可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適用於微信轉發過程，並且可以推定出，作者將作品發布在朋友圈中也就意味著，他默示許可了其他用戶有權轉發。同樣，轉發者也可以依據默示許可理論為自己進行不侵權的辯解。
●微信公眾號大都具有營利性質，在公眾號上使用作品一般也直接或者間接與營利目的有關。所以，微信公眾號轉發他人作品，原則上還有必要徵得作者的同意並向其支付費用。

騰訊公司於2011年1月21日推出微信平台（wechat）。有報道稱，2014年底，微信用戶數量已達5億人。微信用戶正在充分享受著「表達的自由」——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作何方式（上傳、轉發等）來彰顯表達自由。同時，微信的知識產權問題也在現實中浮現。
微信版權道歉與訴訟事件陸續出現
微信平台相繼出現了由於版權爭議而引起的「道歉事件」：《邏輯思維》因涉嫌「盜版」原創者的稿件而道歉；《中國企業家》雜志未經《財新》雜志許可而使用其作品，最終也向版權人表示歉意。
微信更是引發一系列訴訟案件。2014年6月廣東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涉微信公眾號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在該案中，原告中山商房網科技公司訴稱，被告中山暴風科技公司的微信公眾號擅自轉載其作品，故請求確認被告中山暴風科技公司侵犯其著作權，並請求賠禮道歉並賠償1元錢。最終，廣東中山法院判決原告中山商房網科技公司勝訴。與此同時，深圳花邊閱讀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優勢零壹廣告有限公司作為原告，起訴南京驫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旗下的公眾號「文字撰稿人」和深圳市釀名齋咨詢有限公司旗下的公眾號「釀名齋」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分別對《談戀愛好難，我都不想幹了》、《我執著，因為你值得》、《誰將成為第五座直轄市》等文章進行公然抄襲。除了刪除稿件、公開道歉，原告方分別提出了一萬元和兩千元的經濟賠償。
微信平台給版權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包括：微信作品是否享有版權；微信轉發又是否侵犯版權；如果侵權，又會具體涉及到哪些權利等。
微信的文字、圖片、語音
有沒有知識產權
與普通作品相比，微信內容有長有短，並且呈現出文字、圖片、聲音或者視頻等多樣化表現形式。從版權法意義上解讀微信作品，仍應從它的兩個必要條件出發：第一，獨創性；第二，可復制性。微信內容是否屬於作品，還主要取決於它是否符合這兩項條件。
核心問題是，微信作品有沒有獨創性？
基於用戶的使用習慣的需要，微信內容往往篇幅不長、言簡意賅，很多「段子」甚至不到百字。作品長短與獨創性有沒有關系？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智力作品的標題表現出獨創性的同時，與作品同樣受到保護。早在1999年，國家版權局就在一份《復函》里也曾論述過表達的長短與獨創性之間的關系。單獨的一句話能否得到版權的保護，還主要取決於其是否以獨特的方式彰顯了作者的思想或者思想的實質部分。顯然，微信上作品盡管內容短小，但同樣不會減少對其獨創性的評價。只要其內容充分彰顯了作者創造性的想法或者思想，其內容理應受到版權法的保護。1996年我國就有判例，判定廣告語「橫跨冬夏、直抵春秋」（用於空調）屬於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後來我國還陸續產生了系列與此案類似的案例。
微信上的作品很多是作者即興創作完成，這種即興書寫、即興拍照有沒有獨創性？有學說認為，在認定作品時，獨創性標准要求作品必須具備一定的創作高度。但是在著作權法上，作品只要是作者的智力創造活動成果即可，對於其個性和藝術性的高低並不做過多要求。
創作時間的長短和獨創性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系，判斷微信朋友圈的照片能否構成作品，還是要從獨創性三要素入手，主要看照片是否是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領域所特有的，照片的拍攝是否加入了智力活動。如果照片僅僅是記錄事實或者信息，沒有經過作者的構圖等智力活動，也沒有任何文學、藝術和科學價值，不受版權法的保護。
一些作家還在微信公眾號中推出語音讀物，那麼語音片斷或者類似的語音讀物，能否受到版權法的保護呢？我國《著作權》規定了數種作品形式中就包括口述作品。與文字作品相比，語音中還包含了作者的語氣、音量、口吻等信息，這些信息集中反映了作者的人格特徵。而這里的問題依然在於，如何判斷語音的獨創性問題？基於著作人格權理論來判斷語音的獨創性，其關鍵還在於，語音本身是否屬於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的范疇。無論如何，那些簡單地聊天性質的語音，無法受到版權法的保護。
哪些微信行為可能構成侵權

C. 知識產權是（）性質的權利。 A、私權 B、公權 C、債權 D、使用權

關於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
[摘 要]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是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所具有的共同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這是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所決定的，並通過法律平衡與調整的制度設計而完成。上述情形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關鍵詞]知識產權 私權屬性 公權化理論批判

WTO《知識產權協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以私權名義強調了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性質。從條文的立法背景來說，「它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種平衡的結果」。 在《知識產權協定》擬定的談判過程中，發達國家意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維護知識財產私有；而發展中國家卻淡化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和排他性，以便於他人實施。談判妥協的結果是，協定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同時又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從條文的本身意蘊來看，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一樣都是私的主體所享有的財產權。可以認為，權利的私權性是將知識產權歸類於民事權利范疇的基本依據，而私權的神聖性則是對知識產權提供法律保護的基本理念。

知識產權的私權化，是對封建特許權制度的一場法律革命。近代知識產權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由封建特許權向資本主義財產權嬗變的歷史過程。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君主敇令或官府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專有權利，當時的特許權是一種「欽定」 的行政庇護，而不是法定的權利保護。在歐洲的許多國家，特許令狀並未制度化，僅是一種個別保護、局部保護。創造者依法對自己的知識產品享有獨占和專有的權利，能夠隨意轉讓和處分這一權利，並分享他人利用知識產權所帶來的利益，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形成的知識產權觀念。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享有的無體財產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得到法律普通認可和嚴格保護，並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而系統的法律制度。與封建特許權相比，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是「天賦之權」。近代啟蒙思想家認為，天賦人權是利己主義的權利，即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它不應由國家特許而產生；第二，它是「普世之權」。近代人權理論的視野中，財產權與其他人權一樣，是超時代、超社會的普遍權利。因此，知識產權是「普世」的，是一種 「普遍權利要求」，它不可能是個別的、局部的行政庇護；第三，它是「法定之權」。從法哲學理論而言，知識產權既是一種自然權，也是一種法定權。這即是說，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知識產權，即是「以實定法的名義反映了自然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在近代社會受到國家立法的保護，而不是官府特許令狀的保護。

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由國家授予而產生。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組織）享有的知識產權，即是以法律的名義賦予私有知識財產以相應的權利形態，這種私權形態並不因國家授予而具有公權的特徵。就財產權法定授予而言，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具有相似之處。美國學者認為，20世紀已經出現了「新財產」 （new property）的概念，因此應當將就業機會、養老金、政府特許作為新財產看待。 事實上，當代福利國家以養老金、傷殘補貼、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形式，直接賦予個人或團體大量的財產權。「依傳統大陸法系理論觀點，這些國家直接賦予的福利權利是一種公法權利，與民法上的私權差別甚大」。 為此，有學者提出詰問，「如果嚴格以公私法來劃分財產權，那麼脫離了物權、債權系統而由國家直接授予的權利只能是公權，如知識產權」。 以權利產生的原因（即源於公法或私法）來界定權利本體的屬性，這一傳統理論確有檢討的必要。美國1970年的「戈德堡訴凱利」案認定福利救濟不是一種「特權」或「恩賜」，而是一種財產權利。 在美國學者施瓦茨看來，將政府的優惠或授權僅僅看作是一種恩賜或特權的話，那麼這種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利益便不能像傳統財產權利那樣受到法律的正當程序的保護，政府取消或不公正分配「特權」的行為也難以加以監督、無法控制。這樣，廣大民眾不但無法確保其賴以為生的利益，而且在這種風險的壓力下，民眾也根本無法正常地行使其他自由權利。 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雖在權利取得方式有相似之處，但就權利取得的本源來說卻是大相徑庭的。福利救濟權利的對象，包括福利設施、社會救濟、各種生活補貼等，其主體為社會全體人民；國家即是權利的賦予者（由國家機關分配福利或決定救濟），也是福利救濟義務的承載者（福利救濟由國家財政負擔）。 知識產權則不然，筆者曾在著述中提出知識產權的法律事實構成理論，即權利產生的法律事實包括創造者的創造性行為和國家機關的授權性行為。前者屬於事實行為，是創造者取得知識產權的前提；後者是法律行為，是創造者的權利主體資格得以確認的程序。借用美國學者的說法，創造性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國家機關的授權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根據」（origin） .此處分析旨在說明，權利取得方式如何並不影響該項權利的基本屬性，質言之，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取決於知識財產私人佔有的基本品性，權利的國家授予性並不能說明權利本體的公權意義。

「知識產權為私權」，在制度層面上為私人提供了獲取財產的新方式。知識財產是獨立於傳統意義上有形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的另類客體，以知識財產作為保護對象的知識產權是與傳統財產所有權相區別的嶄新財產法律制度。基於私權屬性，如果我們對知識產權作出私有產權理解的話，就不能將知識產權看作是公有產權。這一觀點主要涉及發明權、發現權的歸屬問題。有學者主張將一切智力創造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列入知識產權體系，包括發現權、發明權，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已有規定，且我國《民法通則》明確對上述權利給予保護。 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不應簡單地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無體財產權，它應該包括無體財產權的知識產權和精神權利的知識產權。發現權、發明權即屬於後者。 多數學者持相反意見：有的認為，科學發現不宜作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法律以及國際公約都沒有對科學發現授予私權性質的財產權利。 有的進而認為，諸如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並非是對智力成果的專有使用權，而是一種取得榮譽及獲取獎勵的權利，該項制度應歸類於科技法。 筆者認為，私權是財產私有的法律形態，從知識產權的本意而言，其應屬於此類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智力成果是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創造性產品的總稱，對此並沒有採取單一的私人產權形式。就發現、發明的等科技成果而言，對它們採取的是非市場機制的產權形式。上述制度實為科技獎勵制度，即通過對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進行評價，由國家給予獎勵（包括頒發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與此相對應的是，發現、發明成果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無償使用。這即是以非市場機制的獎勵制度來換取社會對科學成果的公有產權。如果將發現權、發明權等公有產權納於知識產權體系，那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知識產權的獨占性特點、知識產權的無體財產權意義等將不復存在，這一制度架構及其學理基礎也就面目全非了。從現代各國的立法例來看，一般都是從私權屬性出發來構建其知識產權體系的。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典即 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了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傳統的著作權、鄰接權以及最新創設的資料庫作者權）與工業產權（包括傳統的專利權、商標權以及最新國際公約要求保護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技術秘密權等）；堪稱新民法編纂運動傑出代表的1992年荷蘭民法典，原擬定的「知識產權編」涵蓋了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商號權等；而1995年越南民法典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民法典編纂運動的產物，在其知識產權編涉及的僅是典型意義的知識產權即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地理標記權等。除俄羅斯民法典在立法規劃中擬將發明權規定在「知識產權編」外，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者並不將發現權、發明權等科技成果權作為知識產權看待。因此，筆者建議，未來民法典的知識產權制度以不包括上述權利為宜。

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說明了它與所有權等其他民事權利所具有的共同屬性。但是，就法律價值目標而言，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是有區別的，在傳統私法理論中，所有權被描繪成私人對所有物絕對支配與排他獨占的權利。盡管法律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考慮，對所有權的行使作出某種限制，但在這種「限制」的范圍內，所有權的時間效力、地域效力、權能效力卻是無限的。從羅馬法到近代民法，都對所有權作出了絕對保護：所有人對物的所有權不僅可以終其一生，而且還延伸到身後；所有人對其所有物得直接支配，並對抗一切人。可以說，在古典所有權理論及近代立法文件中，所有物所涉及的領域，是一個絕對化的私權領域。這種無限制所有權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構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與羅馬法以至近代民法關於私的所有權無限制保護原則不同，知識產權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即是在保護創造者權利的基礎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某種平衡。1709年的《安娜法令》在規定作者權利保護的同時，設定了一個「文學藝術公共領域」 （the 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來自三個方面的規定：（1）創作是新作品取得著作權的必備條件（以保護現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對著作權保護有一定期限（以對抗出版商永久版權主張，保證作品在一定期限後為社會自由使用）；（3）著作權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權利（即著作權窮竭）。 「公共領域」的規定，無疑在著作權的行使和限制方面劃分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各自范圍的分水線。1787年美國憲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原則：（1）「促進知識」（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即知識產權的立法目標旨在促進知識傳播；（2）「公共領域保留」（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domain），即知識產權被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之內；（3）「保護創造者」（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即憲法賦予創造者對其知識財產以專有權利。 與以往的物質化財產不同，知識財產是一種「新財產」即是「非物質化和受到限制的財產」。 這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一種私的權利，但並不是絕對化的私權，從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之初，該項權利就表現了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隨著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立法者始終圍繞著保護創造者私權和促進知識傳播的二元目標來規制知識產權，盡管因地、因時而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限制與反限制的法律調整一直都是立法活動的重要方面。
關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我國理論界對此認識是不斷深化的。20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體財產權的定性分析；本世紀初，一些學者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和經典學說理論，將知識產權這一私人財產權定位為一項普遍的人權。 無論是一體兩權、無體財產權還是普遍人權，理論界關於知識產權屬性的認識並沒有離開私權品性的基本范疇。近年來，有的學者鑒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在肯定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同時，提出了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命題。在他們看來，「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正由傳統意義上的私權蛻變為一種私權公權化的權利」。所謂公權化，即是表明「知識產權兼具私權屬性和公權屬性」；公權化的趨向，「乃是建構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之所需」，是「國家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權力干預的結果」。 面對社會的迅速發展和法律的急劇變革，我們需要走出理論的困境，但是也不能步入認識的誤區。筆者認為，所謂「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問題1. 什麼是公權與私權？

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可追溯到羅馬法。在古羅馬，市民享有一種專屬性的權利即「市民權」（status civitatis），其內容包括公權與私權。其中，公權是指市民法規定的選舉權（即參與各種議會制定法律和選舉官吏的權利）和被選舉權（即被選舉為官吏或被選舉為議員的權利）；私權則包括婚姻權、財產權、遺囑能力和訴訟權。 後世學者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導源於羅馬法理論，但其分類標准不一。其主要觀點有：（1）利益說。即公權是關於社會公益方面的各種權利，私權則是關於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種權利；（2）關系說。即公權是關於國家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私權則是關於公民相互之間的權利；（3）法律說。即公權通常是公法上所確認的權利，私權通常是私法上所確定的權利。此外，學者還把公權分為國家公權（如命令權、形式權、強制權等）和公民公權（生存權、自由權、參政權、請求權等）。 公權與私權和劃分標准，盡管眾說紛紜，但有兩點必須把握：一是權利的內容，即公權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權一般是民事性的；二是權利的產生，即公權源於公法關系，私權源於私法關系。筆者認為，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基本內容而不是權利的產生方式，因此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不能成立。我們說，「一體兩權」即知識產權兼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其雙重內容概為民事權利，它們並未脫離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如果說，知識產權兼具公權與私權的內容，這種溶政治性與民事性為一體的權利在各國立法中尚無先例。筆者假定，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產生方式而不是權利的內容，這一主張可以成立的話，很多私人財產權利並非來自私法，可以認為知識產權的公權化絕非僅有現象。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現代社會，原本由私法確認和分配的財產權利越來越多地由公法來予以確認和分配了」。 如果假定成立的話，豈不是整個財產權制度皆具有公權和私權之屬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民事權利體系的同一性、獨立性。

問題2. 私法的公法化是否就是私權的公權化？

關於私法公法化問題，描述的是現代私法發展的一種趨向，即傳統私法的權利本位理念有所動搖。權利本位的理念包括以下幾層涵義：「其一，民法以充分創設和保護私權為己任；其二，任何私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其三，人格權神聖和所有權神聖是私權的核心內容。」 私法的公法化，導源於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具體而言，所謂私法的公法化，一是「外化」為新的法律部門、法律制度的出現。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直接產物；國家對僱主與雇員關系的干預產生了勞動法；國家對企業活動的支持與調節產生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國家對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的干預產生了產品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國家對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產生了能源法、環境法，等等；二是「內化」為對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近代民法意義上的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本意為私人享有權利、設定義務，實施一切民事行為取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國家和他人的干預。私法自治原則貫穿於各項民事權利制度，它具體表現為財產自主（所有權制度）、合同自由（合同制度）、婚姻自由（婚姻制度）、遺囑自由（繼承製度）、團體設立自由（法人制度）等。在現代法上，「私法自治雖仍然是民法基本原則，但已不再是從前的狀況，私法自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私法的公法化，導致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但這並沒有影響民法的本質、私權的本質。主張「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學者，無非強調的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或創造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機制的建立，但這些決不可能「內化」為知識產權從本質屬性的私權演變成私權與公權的混合體。正如有的學者在分析所有權的限制即國家對所有權制度干預這一現象時所指出的那樣，「所有權被限制後的是一種具體的權利形態，具有獨立性和同質性」。 同理，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表現為知識產權在權能范圍與效力范圍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並不可能改變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直至發展到今天，一直處於權利保護與限制的法律調整之中。將這種情形歸結為現代法才有的「私權的公權化」，並得出知識產權也是公權的結論是沒有道理的。

問題3.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

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在於保護創造者的合法利益，促進知識技術的廣泛傳播。從上述價值目標出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應確立以下基本法律觀：一是私權神聖。私權指的是私人、個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所享有的各種民事權利。私權神聖，強調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人權利受國家法律的特別尊重和充分保護。私權神聖是人權主義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謂人權主義即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人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 具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構是以下列思想原則為基礎的：第一，以私權領域為依歸。知識產權是知識類無體財產的權利形態，其基本屬性與財產所有權無異，都應歸類於民事權利的范疇。人權保障的任務首先在於全面維系人的各項私權，私權保護是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等其他人權實現的基礎。第二，以權利制度為體系。知識產權法總會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規定，但依然是以實體法為基礎的私權制度。諸如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概以創造者權利為中心，從而形成私權領域中的獨特的法律規范體系。第三，以權利中心為本位。所謂法律本位，是針對權利義務之關系而言的。就知識產權制度而言，在權利義務這個統一體內，是權利決定義務，而不是義務決定權利。質言之，知識產權制度是以權利為本位，在規范方法上是以授權性規范為主要內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護創造者權利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權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則的反映」。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設定該項法律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起始動機）之所在。因此，知識產權法所強調的利益衡平，實質上是同一定形態的權利限制、權利利用制度相聯系。從人權主義的角度來說，知識產權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本權與他權。創造者的權利即知識產權應為本權，是對知識財產依法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傳播者、使用者的權利則為他權，是根據法律規定或本權人的意思對他人知識財產進行有限支配的權利。根據利益衡平原則，本權與他權的關系表現為：主體之間公平相待，交換應該是有償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識財產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圍內應該兼顧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這具象為創造者權利、傳播者權利、使用者權利三者之間的協調。第二，私益與公益。出於公共利益目標，對創造者的專有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識產品，或是基於表現自由的目的，或是基於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於社會公共衛生與生活的必要，這些都是正當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權公約所要求的。按照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一位高級官員的解釋是：「公共利益這種良好願望本身包含著這樣一種含義，多數人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任何一個公民都應該為了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而放棄個人私利。」

私權神聖，強調的是權利保護；利益衡平，主張的是權利限制。這兩者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共存於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中。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在知識產權法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第一，抽象為法律的基本原則、立法目的。例如，我國專利法將其立法宗旨表述為「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著作權法在總則中宣稱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相關權益，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第二，具象為主體的權利義務。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規定相關權利的內容、期限、保護的同時，一般規定有權利人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三，內化為其他法律制度。為解決相關利益的沖突，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之上，又設定了一些權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制度、權利窮竭制度、先用權制度等。 在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的指引下，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的理念，可以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的制度設計來完成。當然，兩者不能偏廢。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所謂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總之，這是知識產權制度內部的平衡與調整，它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

D.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E. 中國知識產權法是那年頒布實施的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籌備、醞釀，起始於70年代末期，是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而起步的。1982年出台的《商標法》是我國內地的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律。

標志著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開始建立。隨著1984年《專利法》、1990年《著作權法》的推出，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初步形成。

中國知識產權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及執法體系。從1980年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相繼制定了商標法、專利法、技術合同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體保護條列等等，從而形成了完整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

(5)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擴展閱讀：

《中國知識產權法》的法律特徵

1、無形財產權。

2、確認或授予必須經過國家專門立法直接規定。

3、雙重性：既有某種人身權（如簽名權）的性質，又包含財產權的內容。但商標權是一個例外，它只保護財產權，不保護人身權。

4、專有性：知識產權為權利主體所專有。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經權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別規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這種權利。

5、地域性：某一國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

6、時間性：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定一定的保護期限，知識產權在法定期限內有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知識產權法

網路—知識產權法

F.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G. 中國馳名商標的國家保護

法國在1857年的商標法中對馳名商標的保護沒有涉及，但法國法院卻早已有過對馳名商標予以特別保護的判例。1964年，法國的商標法增加了對馳名商標的保護條款，商標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符合《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二的規定。這時的法國和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均採用馳名商標的相對保護主義對馳名商標進行保護。1992年法國頒布了《知識產權法典》接受了淡化理論，並且規定「在與注冊中指定在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著名商標給商標所有人造成損失或者構成對該商標不使使用的侵害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美國是適用使用原則的國家，其商標保護情況較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特殊。在美國商標保護制度中，各州的反淡化法發揮了重要作用。淡化理論是美國法中特有的概念，「淡化」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以一定方式醜化有關馳名商標；
2．以一定方式退化有關馳名商標；
3．以間接的曲解方式使消費者將商標誤解為有關商品普通名稱。但是商標必須是著名商標，只有著名商標在美國才有權禁止他人淡化。 我國對馳名商標保護的立法較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對馳名商標的擴展保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禁止不當注冊
將與他人馳名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在非類似商品上申請注冊，且可能損害馳名商標注冊人的權益，商標局可以駁回其注冊申請。已經注冊的，馳名商標注冊人可以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予以撤銷。
2．禁止不當使用
將與他人馳名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使用在非類似的商品上，且會暗示該商品與馳名商標注冊人存在某種聯系，從而可能使馳名商標注冊人的權益受到損害的，馳名商標注冊人可請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予以制止。
3．禁止作為商號使用
自馳名商標認定之日起，他人將與該馳名商標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為企業名稱的一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眾誤認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予登記；已經登記的，馳名商標注冊人可以請求予以撤銷。我國修正後的商標法第十三條中將馳名商標的保護擴展至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上，正式以立法形式確立了對馳名商標的擴張保護。

H. 今年的知識產權法有何更新

沒更新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