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竹简是什么时代的书写材料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
㈡ 书法里秦简和汉简有什么区别
书法一般不用这些字体。有小篆和大篆金文,甚至甲古文。
㈢ 为什么楚简和秦简在书写内容和书法风格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楚国属于先秦时期,此时尚是诸侯国众多,各国文化有较大差异的时候,各国文字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在秦国统一六国后,重新创造自己的字体,在秦国产生了隶书和小篆,主流文字是小篆,那么简牍的发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行小篆与隶书的书写,在书写的过程中出现的速度的快慢也直接导致风格的差异分化,这样下来也逐渐形成属于秦国的独特文字!
㈣ 秦法的成果与失误都是什么
据《史记》和《史记正义》,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后,流放4000余叛党于蜀地。是年,蜀地气候异常,虽已是初夏时节,却突然天寒地冻,“民有死者”。原因是,“以秦法酷极,则天应之”。
《新书·过秦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恨而海内叛矣。”
一、“庐山真面目”
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暴和酷烈,又导致秦王朝“奸邪并生,赭衣(指囚徒。赭,音者,赤褐色。古代囚徒穿红衣,因此称罪人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囹圄,音玲雨,牢狱。此句意谓牢狱里挤满了犯人,就像闹市一样),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因此,后世的统治者都耻于与“暴秦”为伍,而史家对秦的法律也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的法律,知之甚少。在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只留下极其零散的一些史料。
然而,秦法的“真面目”,由于现代的一项考古发现,得以显露出来。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的竹简,总计1155支(另有残简80片),其中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法律文书。它们是曾做过秦的地方司法官的墓主人生前抄录下来的,记载了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全国前后(公元前359-前217年)100多年间秦的部分法律条文,其中主要是战国末期的律书,总约4万余字。
云梦出土的法律条文,虽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系统的秦律,如实反映了秦律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云梦秦简看,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已具规模。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秦国原有的法律推行于全国,并以此作为制定统一秦律的基础,所以,它们又可看作是秦王朝通用的法律。云梦秦简为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二、秦的几种法律形式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的法律形式有如下几种:
1.法律条文
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编订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见《唐律疏议·序》)。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早已突破商鞅“六律”的格局,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十余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
见于云梦竹简的秦律有:
《田律》这是有关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税的法律规定;
《厩苑律》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
《金布律》关于货币财物的管理的;
《关市律》关于关市(掌管关口集市的官吏)职务的;
《仓律》有关粮草仓库管理的;
《工律》有关官营手工业管理的;
《工人程》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
《均工》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
《徭律》关于徭役的;
《司空律》有关司空(掌管土地、水利和工程建设的官员。秦因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司空也兼管刑徒)职务的;
《军爵律》有关军功爵秩的;
《置吏律》关于官吏任命的;
《除吏律》关于免除官吏职务的;
《效律》关于检验官府物质财产的;
《传食律》有关驿传饮食供给的;
《内史杂》有关内史职掌的;
《尉杂》关于廷尉职掌的;
《行书》关于传送文书的;
《属邦》关于属邦(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职掌的;
《游士律》关于游说者的;
《除弟子律》关于任用弟子的;
《中劳律》关于从军劳绩的;
《藏律》关于府库收藏的;
《公车司马猎律》有关朝廷卫队田猎的;
《牛羊课》关于牛羊畜养管理的;
《傅律》有关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的;
《屯表律》有关边防管理的;
《捕盗律》关于逮捕盗贼的;
《戍律》关于征发边防戍卒的;
《齎律》关于财物管理的(齎,音赍,财物,通“资”);
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2.命、令、制、诏
这是以君主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它们一般又统称为“令”或“诏令”。见于云梦秦简的有“田令”等,见于历史文献的有“焚书令”等。君主的命令与其他法律条文并列使用,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简《语书》有“修法律令”、“今法律令已布”、“今法律令已具”等记载。这种以君主命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制度,反映了专制君主掌握着最高立法权。
3.对律文的解释
即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刑罚、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制度的规定和说明。
秦国在商鞅时就在朝廷和地方郡县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员,他们有责任教导人们知法、守法。百姓和其他官吏有权向他们询问法令,而他们必须给以明确回答,同时,还要将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块1.6尺长的“符”上。符的左片给予询法者,右片封藏。如果主管官吏不肯回答,一旦询问者犯罪,并且所犯之罪正是所询问的,就要追究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云梦秦简中发现的《法律答问》,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文书。它们是律文的重要补充,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便于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
4.关于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
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就属此类形式。《封诊式》除了规定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规定了各种案件的现场勘验、法医检验和查封犯人产业、看守犯人家属、翻供、审讯问罪等方面的程式,以及“爰书”(案件记录)的格式等等。
从以上4种形式可以看出,秦的法律虽还不如汉代有“科”、“比”、“例”(《汉书·刑法志》)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整齐、明确的法律形式,但已初步孕育了后两者的雏形。
三、繁多而残酷的刑罚方法
1.死刑
根据执行方法的不同,秦的死刑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种:
枭首:即将犯人斩首后,将其首级悬于木竿之上以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以腰斩为多。秦的腰斩适用于“不告奸”(不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等罪。
车裂:以车拴头和四肢,向5个方向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有时是在罪犯已被处死后,再施以车裂之刑。
磔:又称为石乇(音托)。以分裂肢体的方法将犯人处死。
戮:有两种:一是先斩首而后用其尸体示众;二是活着刑辱示众,而后再杀死。
定杀:即将犯入投人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是用活埋的方法将人处死。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除了以上9种处死方法以外,据说商鞅变法时还设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汉书·刑法志》)。所谓凿颠,可能是用钻凿头颅的方法将犯人杀死;抽胁,可能是用抽筋拔骨的方法将犯人杀死;镬(音霍,大锅)亨(通烹),可能是用大锅将犯人烹死。
2.肉刑
肉刑主要有黥(音晴)、劓(音艺)、刖(音月)、宫4种。这些都是从夏、商、周3代流传下来的酷刑,在推崇重刑主义的秦国和秦王朝,它们被广泛地使用。
黥刑:又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汉代桓宽《盐铁论·诸圣》提到:“秦时,断足盈车。”
宫刑:即将男子去掉生殖器,女子幽闭于宫中(一说,去掉女子内生殖器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秦朝受过宫刑的犯人有“70余万”。
以上肉刑常与徒刑等并用。如秦简中提到“黥为城旦”(受黥刑后,还要去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
3.笞刑
这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属于对轻微犯罪的一种常用刑罚。云梦秦简提到笞刑有多处,其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人百”的规定。
4.徒刑
依照服刑时间的长短和所从事劳役的不同,秦设置了下列几种主要的徒刑:
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主要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舂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被罚作舂米的劳役。城旦的刑期一般分为5年、4年两种。
鬼薪:适用于男犯人,是强迫他们进山采薪(柴),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刑期为3年。
白粲:这是强制女犯人择米(使之白粲)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的一种刑罚。刑期3年。
司寇:司同伺,司寇,即伺察寇盗。它是强制男犯人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的进攻。至于女犯人,则负担与司寇相类似的劳役。刑期都为两年。
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到边远地区戍边或劳作。复作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主要在官府服劳役。罚作复作的刑期是3个月至1年。
候:这是仅见于秦的一种徒刑。受刑人被罚去从事瞭望、防御的劳役。是轻于司寇的一种刑罚。
下吏:适用于犯罪的官吏。受刑者被罚作劳役。这也是一种仅见于秦的刑罚。
隶臣妾:这是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官奴婢的刑罚,男受刑人称隶臣,女受刑人称隶妾。隶臣妾实际上属于无期徒刑,但是隶臣妾可以通过一定形式得到赎免或赦免。此刑罚又叫收孥或籍家。
5.迁刑
这是将罪犯遣送到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准随意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对一些没有犯罪但统治者认为有犯罪可能的人,也常采取这一措施,以作预防。
6.髡刑,耐刑
髡(音昆)刑,是剃光犯人的头发。耐刑,是剃去犯人的胡须和鬓毛。
7.罚金
这是一种经济制裁方法,由执法机关强制犯罪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或有价物,使犯人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8.赎刑
由犯人用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办法来赎免其被判处的刑罚。当然,有钱赎罪的主要是官僚和贵族。
9.连坐
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人同受刑罚。
10.族刑
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11.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夺爵,即剥夺爵位。废,即废弃罪犯的官职。削籍,即将罪犯之名从簿籍上除去。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还有将犯人驱逐出秦国国境的刑法。
12.谇刑
此即申斥责骂罪犯的刑罚,广泛适用于犯有轻罪的官吏。
四、“缘法而治”的传统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这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有的买了牛做牺牲,在家为昭王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就兴冲冲进宫向昭王禀报。
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雎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人内拾蔬菜、橡果、黍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
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桔,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絮(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载(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
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睢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
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㈤ 什么叫云梦秦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考古学家在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共计1155枚,在当时,震惊世界。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
云梦秦简,是秦朝一位叫 喜 的官员编写的,他只是秦国一个基层官吏。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2000多年前,就在秦始皇即将完成他一统中国大业的时候,在湖北云梦这个地方,有一个基层官吏,每天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在筷子一样粗的竹简上,仔细的、一笔一画的写下他当天的工作记录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写了4万多字!
云梦秦简里面有很多跟刑法相关的内容,里面有讲到一些非常细致的规定,比如撬锁:在秦代的这个法律当中,对溜门撬锁有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撬锁是为什么而撬,有没有撬开,或者你正在撬的过程中被人抓住了,怎么算。所以通过研究这些法律,就能知道,我们的道德观念,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古到今,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秦简中规定,官员出差,必须自备口粮,不可多拿属下县城乡一菜一汤;官员调任,不可带属下一同前往,以防直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还规定如果发生家暴,要剃光施暴者的胡须和鬓角;如果大街上斗殴,对人造成伤害者,要罚去修长城;还规定百步之内,不可见死不救。
云梦秦简里面记载了户籍管理,怎么管理社区,怎么把人口进行控制,甚至包括每个人他的工作,纳税服务的情况,全都清清楚楚的记载了。
秦简里面的《封诊式》,里面有一篇关于《穴盗》的案例,这个案子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现场勘查有详细和全面记录的文献。案件中对足迹 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前脚掌的花纹、密度、长度、宽度,以及后脚掌乃至整个脚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
《封诊式》,还有关于法医勘查现场的内容,宋慈所编写的《洗冤集录》,应该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是云梦秦简中《封诊式》,比《洗冤集录》还要早一千多年,有很多对于缢死、他杀、活体以及首级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其中有很多对死亡的判断和鉴定点,我们现在依然在用。
秦简当中还记录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律和道德的理念,比如最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最早规定,必须见义勇为的内容,秦简里也有,包括审犯人,不能严刑拷打,要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内容2000多年前就确定了。
秦简中还有提到保护自然环境,2000多年前,我们根本都找不到一块有污染的地方,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环保意识。秦简的《田律》明确的记载,春2月以后不准捕鸟,不准抓野兽,不准砍树,夏天7月份以后才开放。这对我们现在在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是很有启示的。
其实也许这位叫 喜 的官员,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大时代,那是中国第一次意义上的真正的统一,但是 正是因为它的勤勉,因为他的敬业,使得我们今天的人有幸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帝国崛起。当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人物,都在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所承载的工作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人终有一死,而竹简也会腐朽,但是律令背后的精神,一定会延绵后世千年。
㈥ 秦汉简牍帛画的发现内容和研究成果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
《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㈦ 秦代成文法代表作有岳麓秦简吗
文学作品李四四散文如今已有四百篇,一百篇为间竹刻书,论监督和责难,严照高书,出狱信。 李斯的作品,除了上面的散文,还包括铭文。 秦始皇先后五次巡游世界各县县,包括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的四次巡游,全称李思刻石功,共有七种石雕,即邹一山石雕、泰山石雕、捷一台石雕、致富石雕、东关石雕、惠济石雕等。 书法作品,李斯的书法,李斯的文学素养,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他的散文密集、有力、流畅,如同江河,鲁迅曾称赞李斯为书法之父。 李四、赵高、胡等人撰写了《内藏节篇》 ,其中包括《远里篇》、《博学篇》等模本,供大家仿制。 李斯刻有“泰山峰刻石”、“狼牙刻石”和“沂山刻石”
㈧ 著名大篆书法作品有哪些
大篆作品
1、《睡虎地秦简》:
(1)《睡虎地秦简》展现的书法美非常独到,温润、华贵、空灵,用笔干净利落,不用勾挑和牵丝,这让人联想到弘一超然物外的行楷书法。
(2)秦王朝虽然用小篆统一了全国官方文字,但并没有消灭异体字,民间文字多姿多彩。中国文字在演进中,秦小篆上承大篆,下启汉隶,民间流行的书体属于自然演进的书体。
(3)《睡虎地秦简》的书法可以归于自然演进的秦隶一类,也可归入秦篆。从字形可以看出此简文字中有相当数量的字形在减少了盘曲之后,同小篆的写法大同小异;在笔意上略带隶书意味,此简册中文字的横画,起笔重按、收笔轻提,已初具蚕头燕尾的笔意。
五、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石鼓文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西周颂鼎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散氏盘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毛公鼎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睡虎地秦简
㈨ 各个朝代著名的书法家是谁呢
中国历史十大书法家(最有代表性,按时间顺序排名)
钟繇
王羲之
褚遂良
欧阳询
颜真卿
柳公权
怀素
米芾
赵孟�\
董其昌
历史上的女书法家:
王羲之的草、楷、行书,千古景仰。他的老师是东晋著名的女书法家,姓卫、名铄,人称卫夫人。卫夫人学习王国时钟繇的书法,达到了升堂入室的地步。她的代表作是《古名姬帖》小楷。其笔法古朴肃穆,体态自然,是楷书中的上品。
在卫夫人之前,还有一位女书法家。她就是以《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等驰名的东汉末年的女诗人蔡文姬。她名叫琰,文姬是她的字。她父亲蔡邕,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很深。蔡文姬继承家学,在书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唐、宋、元、明,也出现不少女书法家。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武则天。吴采鸾所书小楷,很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意,遒劲古雅,可与卫夫人媲美。薛涛所书《陈思王美女篇》,行书,笔势跌宕秀逸。武则天书写草体,书法婉约。宋代女书法家有朱淑真,所书小楷,端庄精劲,深得王羲之笔法。管道升是元代女书法家。字仲姬,她是赵孟俯的妻子,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工书善画,书法为元代宗师。
管道升刚嫁给赵孟俯的时候,她的书法比丈夫还好,后来赵孟俯迎头赶上了,并超过了妻子。管道升写的《梅花》赋小楷,清丽幽闲。
魏晋南北朝:曹操 钟繇 王羲之 王献之 王徽之 索靖 卫恒 卫夫人 谢安 王珣 薄绍之 萧思话 萧衍 王荟 王僧虔 王志 王慈 羊欣
隋唐五代 : 智永 贺知章 张旭 欧阳询 褚遂良 颜真卿 李邕 徐浩 怀素 孙过庭 柳公权 杨凝式
宋辽金: 李建中 苏轼 黄庭坚 米芾 蔡襄 蔡京 欧阳修 林逋 赵佶 薛绍彭 白玉蟾 朱熹 张即之 吴琚 文天祥
元代 赵孟�\ 杨维桢 鲜于枢 倪瓒 邓文原 康里巎巎 饶介 冯子振 张雨 柯九思
明代: 董其昌 王铎 文徵明 祝允明 徐渭 王宠 张瑞图 黄道周 倪元璐 陈淳 陈献章 陈继儒 陈洪绶 憨山 蔡羽 唐寅 米万钟 莫是龙 沈度 沈粲 宋克 孙慎行 释担当 文彭 解缙 邢侗 姚绶 张弼
清代: 傅山 八大山人 伊秉绶 金农 邓石如 何绍基 吴昌硕 顾炎武 石涛 宋曹 查士标 郑簠 包世臣 巴慰祖 陈鸿寿 铁保 莫友芝 张照 周亮工 高凤翰 郑燮 汪士慎 李鱓 黄慎 梁巘 刘墉 王文治 钱沣 万经 龚贤 丁敬 黄易 赵之谦 翁同龢 翁方纲 吴让之 徐三庚 吴大徵 沈曾植 曾国藩 张裕钊 俞樾 杨守敬 姚鼐 蒲华 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的三位奸臣书法家
蔡京、秦桧、严嵩虽堪称书法大家,但因他们的奸邪而被废字,
故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极少。
蔡京,福建人,为宋徽宗时的“六贼”之首,他与内廷供奉官
童贯相互勾结,要挟宋徽宗,将大宋王朝推向灾难的深渊。蔡京的
书法自成一格,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表示,其书法不如蔡京。当时
“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秦桧,江苏人,他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坚持投降,是南宋宋
徽宗时有名的奸臣。他为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颇有造诣,在
仿照徽宗赵佶“瘦金体”字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工整划一、
简便易学独特字体,用来书写奏折,乃至了宋徽宗下令全国统一按
秦桧的范本字体来书写公文。这种字体逐渐演变为印刷用的“宋体”
严嵩,江西人,25岁殿试中二甲进士,书法功底深厚。后来结
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
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据传,清代京城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
是大奸臣严蒿所书,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
大字,他自己也书写数遍,但他觉得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写的字,
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依然让奸臣严嵩的字高高悬挂。
书法介绍
书法是我国历史悠久而又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它以汉字特有的线条和书写规律,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笔法、章法和笔势,反映人们的气质、情趣和审美理想。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美化书写形成,进行艺术创造的成果,在传统文化中居有极为尊崇的地位,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喜爱,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
?书法艺术的形成
从书写文字中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与汉字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器皿上,有一些刻写的符号,与甲骨文近似,商代的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汉字,在早期、中期、晚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反映出熟练的技巧和一定的审美追求,已具有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线条富有变化,排列有明显的工整化趋势。战国青铜器铭文具有浓烈的装饰风格,但直到此时,文字还是作为交流的工具,古典文献记载表明,人们还不曾把文字的线条结构与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秦统一后,整理文字,删除异体,创制小篆,富有装饰风格,但小篆从未得到普遍使用。直到汉代隶书的成熟,使汉字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东汉时人们学习书法巍然成风,出现了论述书法功能的专著如蔡邕的《笔论》,书法才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也有人依据元代刘因在《荆川裨编》中的记述:"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处士,往往以能书为名,变态百出,法度备具,遂为专门之学。"认为魏晋是书法艺术的形成期。这在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甲骨文书法
这是商人用刀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已具有书法艺术的某些要素。在商代三百年间,早期笔力雄放,中期笔锋疏朗,后期蝇头小楷"的风格。
?金文书法
商周战国时代刻有在钟鼎等铜器,兵器上的铭文,包括在钱币上铸刻的文字,统称为金文。这是文字书写中自觉追求艺术美的开始,使文字美与铜器的装饰花纹浑然一体,铭文多为圆笔,突出流动的曲线美。
?秦代书法
秦代的书作以《石鼓文》最有代表性,这是唐初在陕西凤翔出土的十块刻石,每块高约三尺,直径二尺许,四周刻有文字,记述秦国君游猎的盛况,原文七百余字,现存二百余字。字体为用笔圆转的大篆,排列工整,为当时通行的馆阁书。秦统一六国后,划一文字,以河西文字为基础,削繁就简,制作小篆,通行全国。 1975年湖北云梦秦简的发掘,说明隶书已经在秦代兴起,隶书直线方折,较篆书曲线圆转,较易书写。
?两汉书法
汉代的书艺以隶书为大宗,擅长写隶书的令史,称为"史书令史",所以汉代人称隶书又叫"史书",除了少数刻石和符玺、印信还沿用篆书外,隶书已成为汉代通行的文字。由于使用和审美的要求,在形体上产生"八分"。在书法史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汉隶。汉隶的进一步发展,到东汉末又有了"侧"(点)、"掠"(长撇)、 "趯"(直钩)、"啄"(短撇),结构上更趋于严整,并逐步形成了正楷,即所谓"今隶"。东汉时形成各种流派,如以正势结体的方正派;用笔劲直的劲直派;用毫端书写的纤劲派;顿挫飞扬的华美派;用笔平放的平展派;刚柔精劲的秀劲派;字大厚重的雄放派;飘拂有致的恬逸派等各种风格,琳琅满目,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书法的喜好和书法艺术的繁荣。
?魏晋书法
魏晋书法承汉代书法的坚实基础,又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晋代的书法,可与唐诗、宋诗、元曲相提并论,一百五十多年间,书家近二百人,可谓书法艺术的顶峰。著名的魏碑,用笔和结构都有新的创造,书写豪放奇伟,生动活泼,明显地表现了从隶书到楷书的递变。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崭新风格,达到了平和自然,潇洒隽永的境界。《兰亭序》直抒胸臆,跌宕奔放,成为最杰出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唐书法
隋唐书法伴随碑书的复兴,又一次出现新的高涨。表现在艺术上追求刚健雄强之美,一改东晋南朝平和柔媚的风韵,形成唐代书法的特色。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书体,结构平正精密;草书大家张旭,笔势奇伟飞动;颜真卿的正书,矫健雄伟;柳公权的用笔秀丽劲媚;怀素的"狂草"气度恢弘,他们都在书法史上开创了新的境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书法
宋代书法与魏晋、唐代相比缺乏鲜明的特色,这是由于帖学盛行,书家囿于守成的结果。元丰年间,著名四大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提倡屏除帖学以后才有所振兴,宋代书法更偏重"意"的自由发挥,强调抒发个人情感,这就突破某些僵化的格式,越出前人的樊篱,出现了一些精品。
?元明清书法
元明清三代的书法基本上沿着魏晋唐宋的风格发展,书家众多,个人成就也有超过前人的,但没有出现开创性的大书家。元明清的书法已无法超过晋唐。
历代书法家(东晋)--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他的《兰亭序》书法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纯出与自然。是王羲之的生平得意之作,自古以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历代书法家(唐朝)--欧阳询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世人称他的字为“率更体”。虞世南说他 “不择纸笔,皆能如意 ”。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 》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 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
历代书法家(唐朝)--颜真卿
唐京兆万年人,字清臣。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
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东方朔画赞》《 多宝塔碑》《 颜勤礼碑》 《祭侄文稿》《 中兴颂 麻姑仙坛记》 《颜家庙碑》《 争座位稿 自书告身 》等皆为其名作。
《祭侄文稿》颜真卿行书墨迹。 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 “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历代书法家(唐朝)--柳公权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 耀县)人。元和初进士,历仕校书郎、侍书学士、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他生活在中堂时期,历穆、敬、文宗三朝,此时,唐代书法改革运动基本高成,时代赋予柳公权的使命不是开拓而是守成,柳公权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用创造精神承接颜鲁公的成就,取得“颜筋柳骨”的历史论顶,为唐代书风建设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
历代书法家(宋)--黄庭坚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后世称他黄山谷。《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 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我们看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
历代书法家(宋)--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的书法萧散简远,深得晋宋间人用笔之妙,常为土大大所仿效。 《椤严经旨要》卷,纸本,纵29.9厘米,正书,凡二接,经文计七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三十六字不等。《椤严经》唐般刺蜜帝译。十卷。王安石摘录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从闻思修。此卷,于正书中间有行书,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并无缭乱之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历代书法家(宋)--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 颜真卿, 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作。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历代书法家(宋)--赵孟�\
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后来奉元世祖征召,历仕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擅长篆、隶、楷、行、草各体、冠绝古今。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却能精究各体。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后世学赵孟�\书法的极多,赵孟�\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赵氏楷书中也有上乘之作,如《三门记》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最适合当字帖。赵氏传世作品以行楷居多,大多用笔精到,结字严谨,如《赤壁赋》堪称经典之作。
历代书法家(明)--唐寅
“明四大家”之一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坷。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唐寅出身于商人家庭,地位比较低下,在当世“显亲扬名”主导下,刻苦学习,11岁就文才极好,并写得一手好字。16岁中秀才,29岁参加南京应天乡试,获中第一名“解元”。
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俯,更受李北海影响,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圆熟而洒脱,唯笔力稍弱,钩挑牵丝绵软,结构亦略趋松散。故王世贞评曰:“伯虎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
历代书法家(清)--邓石如
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出生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倾注艺术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比较而言,他的行草书不如篆隶功力深厚,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述。邓石如的篆刻艺术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留在古代篆刻里再和你一起探讨。
历代书法家(清)--吴昌硕
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历代书法家(近代)--李叔同
李叔同,弘一大师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笔名和别号甚多,达250多个。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是我国著名的书画篆刻家、音乐家、戏剧家、教育家、诗人、学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画家之一,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世祖。其把诸多科门类集归一身,登峰造极,在中国五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空前绝后的,并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是中国绚丽至 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更是一位旷世奇才,享誉世界。
李叔同自幼聪颖过人,五岁时丧父,从其母王氏习诵名诗格言。十岁时始读经史诸籍,后从 唐静岩、赵幼梅学诗词、书画 和篆刻。
李叔同先生的书法早已享誉近代中国书坛,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 字为无尚荣耀。李叔同书法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出家前,第二时期出家后.
王羲之(公元303年—公元361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无锡,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欧阳询(557一641年),唐代,汉族,潭州临湘(今长沙)人,字信本,史上著名楷书四大家之一。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代著名书法家,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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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美妙的名字代表什么呢
云梦秦简
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竹简。1975年发掘出土。共1100多枚。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简文为墨书秦篆 ,有的写于战国晚期,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
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9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秦代法律的文书,其内容已超出战国李悝的《法经》,具备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内容。对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账目、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都有具体规定,而以刑法最为成熟。这批竹简是研究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的可信史料,也是校核古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