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最新科技成果有哪些 科技新成果有哪些
名列榜首的是纳米电子学。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科学家 们发现,传统上以硅为基础的电路存在极限。于是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想方设法突破这一极限,利用分子和小化学物质组合来制造出纳米(十亿分之一米)级的装置。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IBM公司和朗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分别在纳米电子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美国IBM公司科学家制造出了第一批纳米碳管晶体管,发明了利用电子的波性来传递信息的“导线”;美国朗讯贝尔实验室则用一个单一的有机分子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纳米晶体管。这些成就为制造体积更小、运算更快、功能更强的电脑铺平了道路。《科学》杂志的主编唐纳德·肯尼迪评价说,开发新一代分子电脑也许还需许多年,研究人员面临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路”,但“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科学》杂志称,纳米电子学是世界电脑业的未来,新技术一旦全面成功,世界科技无疑会实现新的飞跃。 多项生物科学入选 处于第二位的是对RNA(核糖核酸)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NA是生物体内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它与DNA、蛋白质一起构成了生命的框架。但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RNA仅仅是传递遗传信息的“信使”。前几年,科学家们发现,其中一些RNA小片段能够使特定的植物基因处于关闭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作“RNA干扰”(RNAInterference简称RNAi)。今年,分子生物学家发现RNAi在老鼠和人体细胞中也可以“停止基因活动”。此外,生物学家还发现有关“信使RNA”(mRNA)生产过程的许多新信息,以及RNA与蛋白质间的关系。 基因测序是又一亮点,名列第四位。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和美国塞莱拉公司2001年同时公布进一步完善后的人类基因组图谱,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此外,科学家们还破译了60多种生物的基因密码。 排名第六的是科学家在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中发现了分子信号如何诱导和压制神经轴突的生长,这将有助于科学家找到修复受损成年神经的方法。 排名第七的是用于临床医学的“智能炸弹”式药物。它可以对付导致癌症的某些明确生化缺陷,使人类征服癌症病魔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类药物中的一种被命名为“格力维克”,是某种白血病的克星,今年已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并开始上市。 环境科学受关注 太阳“中微子失踪之谜”的揭开名列第三。科学家早就从理论上推断,在太阳核心的热核反应中,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一种质量极小,没有电性,穿透力极强的基本粒子)。然而实测到的太阳中微子的数目远远小于理论值,大量的太阳中微子失踪了。这就是困扰科学家多年的“中微子失踪之谜”。2001年6月,加拿大安大略省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站的科学家证实了1998年一些科学家的分析:中微子事实上没有失踪,只是在游离太阳的旅途中本身特性发生了变化,从一种形态(如电子中微子)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如缪子中微子和陶子中微子)。据专家称,这一最新发现对目前物理学的标准模型提出了质疑,因为该标准模型认为,中微子在通过大量物质时不发生变化。 超导研究取得新进展,列第五位。日本科学家发现,二硼化镁在零下234摄氏度成为超导材料,超过了此前金属化合物创下的超导临界温度。美国科学家将氯仿和溴仿搀入碳60分子,使碳60分子的超导临界温度从零下221摄氏度上升到了零下156摄氏度。 冷原子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名列第八。“碱金属原子稀薄气体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高度重视,有3位科学家因此而荣获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年,这一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两个法国研究小组首次制造出氦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锂、钾的凝聚态也在今年获得。 令人瞩目的是,《科学》杂志今年首次对环境科学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排名第九与第十位的成就都与环境科学有关。 名列第九位的是,国际气候变化专家调查组正式宣布,过去50年中的全球变暖现象很可能是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聚集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变暖的原因是人类活动,而非自然。 名列第十的是美国科学家对二氧化碳沉降得出了确定的答案。二氧化碳沉降是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树木等植物吸收,转化成其它形态的化合物,从而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少的过程。过去,美国研究人员在沉降程度问题上曾有极大分歧,而2001年,美国两个一直“顶牛”的科研小组终于通过对大气和陆地上二氧化碳沉降的观测而达成一致,找出确切的答案:二氧化碳沉降吸收了美国当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左右,但沉降在今后百年中将可能放慢。
『贰』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何毅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体现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新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需要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亿万人民群众为主体,具有一往无前的创造性,总是在前进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体制机制弊端日益显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抓紧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一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呼唤新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以全新的视野,对当代中国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促进这“四化”同步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等等。这些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新的发展理念,对于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无疑是至关重要和十分及时的。
新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当代中国同世界各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但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两个明显趋势:一个是,全球经济正进入深度调整和转型期。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发展实体经济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重塑国际贸易更高标准与投资新规则,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这其中既隐藏着合作机遇,又蕴含着竞争压力。另一个是,一些国家发展模式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其中既有一些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过度虚拟、过度杠杆化,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也有一些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在借鉴别国经验教训基础上赢得优势,需要有新的视野、新的战略。科学发展观以宽阔的世界眼光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科学阐述,强调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握好国内产业和国际产业分工,促进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强调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强调必须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转变。凡此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实现我国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新期待,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准确把握规律,而且在于运用规律去广泛掌握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面临的首要根本问题,而坚持以人为本则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最深刻最响亮回答,也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先后实现温饱和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在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日益丰富,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对高质量生活方式、幸福指数的追求日益强烈。同时,不同地区和部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方面差距拉大,部分群众生活还有不少困难,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迫切需要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科学发展观着眼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伟力充分发掘出来,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提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提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提出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等。这些重要思想,无不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的价值追求。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靠什么执政理念来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最持久的支持呢?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强调共产党员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强调决策要体现民意,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吸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确保权力行使的过程成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过程,等等。这些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
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理论回答,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回答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和深化的,都是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篇大文章中的精彩篇章,科学发展观则是续写这篇大文章的新篇章。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探索基础上,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必然结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面对着共同的时代课题、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在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政治理想、根本立场上一以贯之。同时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系统科学理论,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的新成果,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根据和道理就在这里。(作者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 人民日报 》( 2013年10月25日 11 版)
『叁』 如何认识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方向
1925年摩尔根“基因论”的发表,确立了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它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决定着生物体的性状。但关于基因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它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生物体的遗传性状,仍然不清楚。揭示基因的本质及其作用方式就成了当时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创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学科。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是生物学中信息学派、结构学派和生化遗传学派研究成果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史上一次成功的由学科交叉融合而引起的科学革命。发现DNA双螺旋的故事已为人们广为传颂,并作为生物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伟大发现而载入生命科学史册
1.信息学派:信息学派主要是由一群对遗传信息世代传递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组成,其代表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德尔布吕克德国物理学家,1930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到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作博士后研究。1932年,玻尔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光治疗大会上作了“光与生命”的演讲。演讲中玻尔提出了认识生命的新思路,认为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物理学定律。德尔布吕克深受玻尔思想的影响,决定转入生物学研究。他认为,研究遗传信息的世代传递的机制,基因是最好的切入口。德尔布吕克离开哥本哈根回到柏林后,与遗传学家列索夫斯基(Nikolaï. Vladimirovich. Timofeeff-Ressovsky)、生物物理学家齐默尔(Karl. G. Zimmer)合作,从量子理论的角度研究辐射与基因突变的关系,并于1935年出版了《关于基因突变和基因结构的本质》的小册子。书中,他们用量子理论分析讨论了辐射诱导的基因突变的规律,并给出了“基因的量子力学模型”。此模型认为,基因如同分子一样,具有几个不同的,稳定的能级状态。突变被解释为基因分子从一个能级稳态向另一个能级稳态的转变。文章还根据计算,推断了基因的大小。这就是著名的“三人论文”。“三人论文”是一篇完全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基因进行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使许多年轻物理学家们相信,基因是可以通过物理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从而推动了一大批杰出物理学家投入生物学研究。“三人论文”后来成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生命是什么”一书讨论的基础。
1937年,在洛氏基金的资助下,德尔布吕克来到加州理工大学摩尔根实验室进行遗传学研究。在那儿他发现噬菌体是一种比果蝇更适合进行基因研究的材料,并与埃利斯(Emory. Ellis)合作,研究噬菌体的增殖、复制规律,建立了噬菌体的定量测定方法。1940年底,在费城召开的一个物理学年会上,德尔布吕克与刚来美国不久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卢里亚(Salvador. Edward. Luria)认识了。卢里亚读过“三人论文”,对德尔布吕克极为景仰。当时他刚获得洛氏基金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开展X-射线诱导噬菌体突变的研究。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很快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在美国还有一个进行噬菌体研究的科学家是华盛顿大学的赫尔希(Alfred. Hershey)。1943年,德尔布吕克约他在自己实验室见面,并讨论了合作研究计划。这样,一个以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为核心的“噬菌体小组”就形成了。
噬菌体小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德尔布吕克与卢里亚合作进行的细菌突变规律的研究开辟了细菌遗传学的新领域;1945年卢里亚和赫尔希分别独立发现噬菌体的突变特性;1946年德尔布吕克与赫尔希又分别独立发现,同时感染一个细菌的二种噬菌体可以发生基因重组,证明了,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的遗传物质都遵循着相同的机制。噬菌体小组最值得夸耀的成果是50年代初证明了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1944年艾弗里(Oswald. T. Avery)已经通过肺炎球菌转化试验发现,DNA是遗传物质,但一直未获承认。赫尔希和蔡斯(Martha. Chase)分别用35S(与蛋白结合)和32P(结合在DNA上)标记噬菌体,然后用它感染细菌,结果发现噬菌体只有其核酸部分进入细菌,而其蛋白外壳是不进入细菌的。表现为在感染噬菌体的细菌体内复制产生的后代噬菌体主要含有32P标记,而35S的含量低于1%。这清楚地证明,在噬菌体感染的细菌体内,与复制有关的是噬菌体的DNA,而不是蛋白质。1952年,这个结果发表后立刻被广泛接受,对促进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确定DNA双螺旋结构的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噬菌体小组除了在研究遗传信息的传递机制外,还从1941年起,每年都在纽约长岛的冷泉港举行研讨会,并从1945年起每年暑期都举办“噬菌体研究学习班”。学习班课程主要为那些有志于投身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开设的。通过冷泉港学习班,扩大了噬菌体研究网络,形成并巩固了以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为核心的噬菌体小组在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到50年代初,噬菌体小组已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遗传学派。
噬菌体小组早期的研究工作引起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锷的注意,并引起了他对生命的思考。1943年,他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作了一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1944年,他将这些演讲整理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被认为是分子生物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划时代著作《生命是什么》。在此书中,薛定锷讨论了以噬菌体小组为主的信息学派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德尔布吕克的“基因的量子力学模型”最为推崇。在讨论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薛定锷认为“在有机体的生命周期里展开的事件,显示了一种美妙的规律和秩序。我们以前碰到过的任何一种无生命物质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在生命活体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的物理学定律”。
《生命是什么》一书对生物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特(Gunther. Stent)指出:“在这本书里,薛定锷向他的同行物理学家们预告了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不少物理学家受到这样一个可以通过遗传学研究来发现‘其它物理学定律’的浪漫思想的启发,就离开了他们原来训练有素的职业岗位,转而去致力于基因本质的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历史表明,1950年代那些发动分子生物学革命的科学家,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都是受薛定锷此书的影响,而转而进行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的。
2.结构学派:20世纪30年代起,在生物学领域还有一群物理学家开始从事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研究,这就是被称为“结构学派”的物理学家。结构学派是由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布拉格父子,亨利·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和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创立的。20世纪初,他们发现用X-射线照射结晶体可以在背景上获得不同的衍射图像。通过对衍射图像的分析,就可以推出晶体的结构。他们用这个方法成功地确定了一些盐类(如氯化钾)等的分子结构。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38年,劳伦斯·布拉格出任卡文迪许教授,开始将X-射线衍射技术推广应用到对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核酸)的三维结构研究。50年代初,当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佩鲁兹(Max Peruts)领导下,正在进行二种蛋白质的结构分析。一是他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血红蛋白的结构研究;另一个是肯德鲁(John Kendrew)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肌红蛋白的结构分析。此外,在伦敦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和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研究核酸的结构,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结构学派的生物学家们主要对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感兴趣,对功能研究则较少涉及。
3.生化遗传学派:自从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之后,“基因是怎样控制特定的性状”的问题就成了遗传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1902年,英国医生伽罗德(Archibald Garrod)发现一些病孩患尿黑酸症,病人的尿一接触空气就变成黑色。很快这种尿变黑的化学物质就被鉴定出来,即是由酪氨酸转变而成的一种物质。伽罗德对患黑尿病患者的家谱分析发现,此病按孟德尔规则的方式遗传。在进行一系列研究后,1909年伽罗德出版了《新陈代谢的先天缺陷》一书,指出黑尿病患者代谢紊乱是因为酪氨酸分解代谢的第一阶段,即苯环断裂这一步无法进行。因而伽罗德认为,苯环断裂是在某种酶的作用下发生的,病人缺乏这种酶,所以出现黑尿症状。这样就把一种遗传性状(黑尿)与酶(蛋白质)联系起来了。但对遗传因子与酶的这种预测性的设想,却无法得到实验证实。
1940年,比德尔和塔特姆(E.L.Tatum)开始用红色链孢菌研究基因与酶的关系。他们用X-射线照射诱导产生链孢菌的突变体,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失去合成能力的链孢菌。他们通过对这些突变体杂交后代的遗传学分析表明,每一种突变体都是单个基因突变的产物,并认为每一个基因的功能相当于一个酶的作用。由此,于1941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基因决定酶的形成,而酶又控制生化反应,从而控制代谢过程。1948年,米歇尔(F. Mitchell)和雷恩(J. Lein)发现,红色链孢菌的一些突变体缺乏色氨酸合成酶,从而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理论提供了第一个直接的证据。蛋白质是有机体基因型产生的最直接的表现型,决定了生物性状的表现形式。因此“一个基因一个酶”(后改为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质)的理论为以后DNA→RNA→蛋白质的“中心法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对认识基因控制遗传性状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伽罗德和塔特姆获得诺贝尔奖。
DNA双螺旋结构的确立
1951年,沃森在意大利参加了一个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学术会议,会上听了英国国王大学威尔金斯关于DNA的X-射线晶体学的研究结果的报告十分兴奋。沃森是噬菌体小组领袖人物卢里亚的研究生。博士毕业后,被卢里亚送到丹麦哥本哈根的克卡尔(Herman Kacker)实验室做有关核酸的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这使他迅速熟悉了核酸方面的知识,并确认基因的本质是DNA。他认识到,要解开基因的功能之谜,必需首先弄清DNA的结构。威尔金斯的工作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在卢里亚的支持下,他来到了当时世界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的中心——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这里,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相遇。克里克毕业于伦敦科里基大学物理系,二战期间在军队从事过磁铁矿方面的研究。战后在薛定锷《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下,转向生物学研究。当时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正在佩鲁兹研究小组参加血红蛋白结构的研究。沃森的到来,使他了解了DNA研究的新进展。他们一致认为,搞清楚DNA的结构是揭示基因奥秘的关键所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是克里克的朋友,这使他们很容易地获得威尔金斯小组对核酸研究的新成果。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可以看成是生物学研究中,信息学派和结构学派结合。这个结合最终导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在沃森—克里克开始着手研究DNA结构之时,对DNA结构的资料还是比较零散的。当时已知:1。DNA是由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胞嘧啶(C)4种核苷酸组成;2。每个核苷酸的糖基因以共价键的方式与另一个核苷酸的磷酸基因结合,形成糖—磷酸骨架;3。这些核苷酸长链具有规则的螺旋状结构,每3.4埃重复一次。但DNA分子究竟是由几条核苷酸链组成,以及链与链之间通过什么方式组成螺旋状分子,则仍然不清楚。1951年沃森—克里克曾提出一个三螺旋模型,1952年,鲍林也提出了一个三链模型,但随即被否定,因与已知的DNA X-射线衍射结果不相符。DNA双螺旋结构的确立主要由于以下的研究成果:1。1952年,沃森在威尔金斯那儿看到了富兰克林在1951年拍摄的一张水合DNA的X-线衍射图,图片上的强烈的反射交叉清楚地显示了DNA是双链结构。这张图给沃森印象极为深刻,决定建立DNA的双链模型;2。1952年数学家格里菲斯(J. Griffith)通过对碱基间的结合力计算,表明A和T与G和C之间相互吸引的证据。同时从查伽夫(F. Chargaff)早先已确定的,DNA分子中,嘌呤碱与嘧啶碱之比为1:1的当量定律,也排除了碱基同型配对的可能性。此外,多诺休(J. Donohue)指出了碱基的互变异构现象。这些结果都肯定了DNA的二条核苷链中,A-T,G-C的碱基配对原则;3。1952年,富兰克林DNA的X-线衍射结果已经准确地推测出,双链分子糖—磷酸骨架在外侧,碱基在内侧的结论。富兰克林还推测出配对碱基的距离为20埃,旋距为3.4埃。
根据上述资料,1953年沃森—克里克提出了一个DNA双螺旋模型。这个结构符合已知的有关DNA的实验资料,弃提示了DNA分子复制的可能方式,因而立即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并很快被接受。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此后的15年间,分子生物学取得迅速发展,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有:
1, 1968年克里克在他的《论蛋白质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遗传信息的流向是DNA-RNA-蛋白质的著名的“中心法则”。1970年蒂明(Howard Temin)和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分别在RNA肿瘤病毒颗粒中发现“依赖RNA的DNA转录酶”(逆转录酶),证明了遗传信息也可以从RNA流向DNA,从而完善了中心法则的内容。1975年,蒂明和巴尔的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1954年伽莫夫第一次把决定一个氨基酸的核苷酸组合称之为遗传密码,并提出了“重叠式三联密码”假说。他通过计算给出了64种可能的三联密码。伽莫夫的假说的问题是:1,重叠密码是错误的;2,认为DNA直接指导蛋白质合成是错误的。1961年克里克和布伦纳(S.Brenner)通过实验和统计分析否定了遗传密码的重叠问题,提出了“非重叠式三联密码”的假说,并通过实验获得证实。同年,尼伦伯格(M.W.Nirenberg)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及体外无细胞合成体系,首次成功地确定了三联尿嘧啶UUU.是苯丙氨酸的密码子,揭开了破译三联密码的序幕。到1966年就完成了所有20种氨基酸的密码表1968年,尼伦伯格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3,.基因表达调控的“操纵子学说”的提出。1960年法国科学家莫诺(J. Monod)和雅各布(F.Jacob)发表了“蛋白质合成的遗传调控机制”一文。在文章中他们正式提出了基因表达的操纵子学说。他们用大肠杆菌乳糖代谢调控系统为模型,揭示了半乳糖苷酶产生的基因调控机制,提出了结构基因、调节基因和操纵基因的概念,并证明了半乳糖苷酶(蛋白质)的产生正是这些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操纵子学说的提出使对基因的研究从结构研究向功能研究的转变,为深入揭示基因控制生物性状(表型)的机制奠定了基础。1965年莫诺和雅各布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操纵子理论有力地证实了美国科学家麦克林托克(B.Mclintock)1951年在研究玉米遗传特性时提出的“跳跃基因”(转座子)的概念,为真核细胞基因调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1983年麦克林托克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4,基因工程枝术的诞生。1962年阿尔伯(W.Arber)提出细菌体内存在一种可以破坏外来DNA的酶。1970年史密斯(H.O.Smith)获得了第一个DNA限制性内切酶。纳桑斯则用内切酶将SV40病毒的DNA切割成一些特定的片段,并获得了此病毒基因组的物理图谱。1978年阿尔伯、史密斯和纳桑斯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又陆续发现了DNA联接酶、DNA聚合酶,这些工具酶的发现为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71年美国科学家伯格(P. Berg)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联接酶将SV40的DNA与入噬菌体的DNA片段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杂种分子在大肠杆菌中成功表达,使跨越物种的DNA重组成为现实。基因工程作为一项新技术诞生了,它不但为农业、畜牧业和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为进一步深入探索生命起源和开展人造生命(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伯格的工作为基因工程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80年伯格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记中,分子生物学按还原论的路径迅猛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进入21世记以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及蛋白质组学等各种“组学”的出现,为从整体上认识遗传、变异、及个体发育等基本生物学现象开辟了新方向。早已认识到基因组完全相同的卵孪生子之间在遗传表型上可以表现明显差异,显示了基因型(Genotype)与表现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近年来兴起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研究表明,基因组可以通过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基因印记,母体效应,基因沉默,RNA编辑等方式改变基因表达的方式。这样就为深入理解环境与遗传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从而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肆』 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回现中华民答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围绕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伍』 工作认识与成果
一、以板块构造观点为指导,全面讨论与再现了区域板块构造作用的历史,提出了若干新认识
(1)重建了多旋回板块构造演化历史。指出研究区经历了以白乃庙-西拉木伦缝合带为代表的古亚洲洋演化阶段(前寒武纪至早古生代)、以贺根山缝合带为代表的南蒙古洋演化阶段(中晚古生代)、以蒙古-鄂霍茨克缝合带为代表的蒙古-鄂霍茨克洋演化阶段(早中生代阶段,以印支期为主)和以大兴安岭造山带及一系陆内拉张盆地形成为代表的板内构造-岩浆活动+滨太平洋演化阶段(晚中生代至新生代)等几个大的构造演化阶段。分别阐明了各阶段的大地构造演化特征及形成的相关大地构造环境。
(2)探讨了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动力学机制。首次提出本区中(新)生代地质构造演化受区域多元构造动力体制复合作用控制,表现出复杂的构造-岩浆活动。①具有延续性,即自晚古生代华北板块与古蒙古洋拼合并进入碰撞阶段以来,本区即长期处于以碰撞造山后拉伸作用为主的状态;②具有叠加性,即中生代中晚期同时受北部蒙古-鄂霍茨克洋缝合和东部太平洋俯冲远程叠加效应影响;③转换性,即自晚侏罗纪以来,内蒙古地区由近EW向古亚洲洋构造体系逐渐转换为主要受N(N)E向滨太平洋构造体系控制,反映出区域中新生代区域应力场条件复杂化(叠加与转换并存);④新生性,反映为本区在该一时期还受到区域岩石圈大规模减薄作用控制。这种复杂的多元动力构造体制使得区域应力综合作用时而加强,时而抵消,与其相关的板内构造-岩浆活动具有时断时续,时强时弱,成因复杂、类型多样但又都不很典型的特点。中(新)生代这种复杂的构造动力背景是本区中生代多金属成矿作用大爆发,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多金属矿床集中产出的根本原因。
(3)阐释了斑岩型矿床和VMS型矿床同时出现在同一造山带的根本原因。指出本区空间上自西向东,时间上从晚古生代到中生代,火山-沉积盆地具有从弧间(上)盆地经弧后残余盆地向陆内拉张盆地间歇性演化特征,反映了板块缝合的穿时性和完整的从古洋缝合到碰撞增生以及增生后拉张的全过程,具有复杂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制约。同一盆地内的火山-沉积作用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新生性。这种演化时间长、构造背景复杂的盆地火山-沉积作用,为本区许多铜铅锌银等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地质环境和物质基础。多元盆地演化与多旋回板块俯冲相伴进行,岛弧火山活动与盆地火山-沉积作用配套出现。这一区域构造格局是本区宽缓增生型造山带的典型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斑岩型和VMS型多金属矿床并存的根本原因。
二、全面总结了多金属矿床产出现状和特点,划分了区域多金属矿床类型
(1)总结和划分了区域金属矿床的主要类型。①产于元古宙大陆边缘裂陷槽或古裂谷环境中的沉积-变质型铁矿床。②产于(早古生代和中古生代)岛弧环境中的斑岩型铜金、铜钼(金)矿床(白乃庙、欧玉陶勒盖、察干苏布尔等)和火山岩型铜金多金属矿床(奥由特等)。③产于(早古生代和中古生代)弧后(残余)盆地环境中的海底火山喷气(流)-沉积型铁、铅锌多金属矿床(朝不楞、查干敖包)、次(火山)-沉积型铜铅锌银金多金属矿床(吉林宝力格、乌兰陶勒盖、绥中查干等)和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铅锌矿床(达赛脱、阿尔哈达)。④产于碰撞缝合带(早古生代和中古生代)环境中的基性—超基性岩型或蛇绿岩型铁铜金矿床(小坝梁)和铬铁矿床(赫格敖拉)。⑤产于碰撞造山挤压期构造环境中的斑岩型铜钨铋多金属矿床,韧性剪切带(蚀变岩)型金矿床,石英脉型金矿床和陆相火山岩型或火山-沉积岩型铅锌铜银多金属矿床。⑥产于陆内伸展和板块边缘构造复合环境中的斑岩型铜银、铜钼铋、铜金矿床、金矿床,矽卡岩型铅锌锡铜或铜铅锌矿床,石英脉型锡铜、银铅锌、钨矿床,斑岩-石英脉型铅铋、铜钨铋矿床,火山-沉积岩型铜锡银铅锌矿床,火山岩型铜金多金属(扁扁山)/金矿床(巴林石),角砾岩型金矿床(骆驼场)等。
(2)开展了主要典型矿床研究。选择性讨论了主要类型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产出环境、控矿因素和成因问题。作为对比,对邻区特别是蒙古国境内新近发现的超大型斑岩型铜钼金等矿床进行了介绍。
三、根据现代区域成矿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思路将发生从后验性的总结对比向先验性判断分析转变,以提高预见性,从而更加强化了成矿理论研究对于找矿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指导对区域成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提出地质环境成矿专属性理论。即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会形成(专属有)特定的金属矿床(类型)或它们的组合、成矿元素(或它们的组合)和一些标志性的地质特征,并认为其是研究和探讨区域成矿规律的基本理论之一。地质环境包括地质构造环境和地球化学环境两个方面,前者为成矿提供空间基础,后者为成矿提供物质基础,它们通过地质作用,进而是成矿作用发生有机联系或耦合,并最终在合适的部位形成矿床。每一方面又可以划分不同的层次。
(2)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分析。以地质环境成矿专属理论为指导,根据区域构造演化历史,将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划分为:①前寒武纪古大陆及被动陆缘(裂陷)环境;②早古生代沟-弧-盆构造环境;③中-晚古生代沟-弧-盆及碰撞造山环境;④早中生代(造山后)陆内伸展构造环境;⑤晚中生代—新生代多元构造动力体制复合环境。在此基础上,将工作区自北而南划分为5个成矿亚带(区),部分成矿带内又划分出若干个成矿集中区。即红格尔-达来庙Cu、Mo、Au成矿区(Ⅰ)(包括两个成矿集中区)、二连浩特-塔日根敖包Pb、Zn、Cu、Ag、Fe、Au多金属成矿带(Ⅱ)(包括5个成矿集中区)、苏左旗Au、Cu、W、Bi、Fe成矿区(Ⅲ)、东乌旗(乌兰陶勒盖-查干楚鲁图)Cu、Pb、Zn、Ag、Au多金属成矿区(Ⅳ)和交其尔-贺根山Fe、Au、Cr、Cu、Pt成矿带(Ⅴ)。
(3)区域成矿地球化学环境分析。以区域基础地质工作成果为支撑,分别从区域地球化学块区和壳幔层圈地球化学结构两方面,探讨了本区的成矿地球化学环境。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地球化学块区,即苏尼特左旗Au-Bi-Fe-Cr-Cu-W-Mo块区、二连浩特-阿拉坦合力Cu-Pb-Zn-Au-Ag-W-Mo-Bi块区、东乌旗Cu-Pb-Zn-Ag-Sn-Au-Sb-Bi-Co块区和贺根山Fe-Cr-Cu-Au块区。指出上地壳以富集Zn-Pb-Ag为主要特点,下地壳以Bi-Pb-Zn-Ag-Cu-W-Sn-U-Mo和稀有元素为特点,而地幔中以富集Cu-Fe-Au-Cr-Co-Ni-Sn-Bi等为主。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地质构造环境的空间变换和构造-岩浆活动特征,阐明了不同地区成矿地球化学元素组合特点。
(4)全面讨论了区域不同成矿环境的成矿专属性特征和成矿演化。本区成矿作用发生的时间早,期次多,主要集中在古生代(主要是中晚古生代,17%)和中生代(主要是燕山期,58.3%)两个阶段,成矿具有叠加作用异常发育的特点。
(5)建立了区域多金属成矿系列。包括2个主要系列和5个亚系列。一为与中晚古生代南蒙古洋的闭合形成的沟-弧-盆构造环境有关的成矿系列,包括3个亚系列;二为与中生代,特别是燕山期,与多元构造动力体制的复合有关的成矿系列,包括两个亚系列。本书首次指出苏尼特左旗地区存在与早中生代(三叠纪)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金及铜-铋-钨-金多金属矿化,并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四、对区域金、铜资源潜力进行了粗略评估
根据丰度法计算认为在全区近4万km2、深1000m范围内拥有的金资源总量可达960t,铜资源量可达1600万t。并从区域地质背景、地层、构造、岩浆岩等角度对比分析了南蒙古成矿带和中国二连浩特-东乌旗成矿带的成矿特征,指出本区具有斑岩型铜多金属找矿的巨大潜力。
五、基于GIS平台下DPIS系统的区域成矿预测
以GIS为平台,通过自行开发的DPIS(矿床位置预测系统)软件,运用“找矿信息量法”,对全区金、铜矿床开展了区域成矿预测。绘制了区域金铜矿床信息量色块和等值线图,以此为基础,分别圈定了金和铜矿床找矿远景区。其中金找矿远景区10处,A级2处,分别位于苏尼特左旗地区和东乌珠穆沁旗东部地区,B级3处,分别为红格尔、白音乌拉-哈达庙和小坝梁-贺根山地区;C级5处;铜(铅锌)找矿远景区17处,A类5处,分别为苏左旗、东乌旗-查干敖包、莫诺格钦-阿扎哈达、查干楚鲁-奥由特和小坝染-贺根山地区;B类3处,分别为哈达庙-白音乌拉、伊和乌花-吉日嘎郎图、东乌珠穆沁旗西南部地区;C类9处。并对主要成矿远景区的地质特征和找矿问题进行了简要评述。
六、从成矿-找矿体系的角度,对区域找矿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讨论
(1)首次系统研究了本区矿床形成后的变化和保存问题。指出影响本区成矿后矿床变化和保存的主要控制因素是陆内造山与高原整体抬升和局部拗陷、成矿后构造-岩浆活动、气候、地形地貌与风化剥蚀等,分别讨论了它们对矿床的影响结果,特别阐明了风成沙对于区域化探异常的影响。
(2)阐述了区域找矿战略。指出本区找矿的主攻矿床类型包括斑岩型铜-钼-金矿床,喷流(气)-沉积(变质)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岩浆期后热液(石英)脉型铜矿床,钨矿床、铋-钨矿床、钨-锡矿床、基性—超基性岩型铁-铜-金矿床、铬矿床,构造蚀变岩型铅-锌-铜-银矿床,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火山-次火岩(热液)型金-银矿床和变质岩型铁矿床等几类,主攻地区主要包括苏尼特左旗一带、东乌珠穆沁旗东北部、吉尔嘎朗图(阿巴嘎旗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奥由特、贺根山—小坝梁、苏尼特左旗北部的白音乌拉-哈达庙等地区,并对各区找矿中必须需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具体分析。
(3)总结了金铜矿床找矿标志。以金、铜为重点,对研究区主要类型矿床的找矿标志进行了系统总结,全面讨论了不同找矿方法,主要是化探、物探、遥感等在本区的适用性及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典型矿床为例,分别从地质产出模式、地球化学模式、地球物理模式等方面论述了主要类型多金属矿床的找矿勘查模型。以此为基础,系统制定了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金属矿床的找矿勘查技术方法组合。
七、重点矿区研究取得了新认识,以此为指导的勘查区地质勘查取得重要成果,提交金矿产地2处
(1)巴彦温都尔矿区的地质控制和矿化类型。研究认为,该区金矿化带为受二叠系砂岩与中生代花岗岩接触带发育的区域性韧性剪切带及其次级构造控制,盆地边缘NE向断裂和近EW向韧性剪切带的交会部位控制了金矿床(点)产出,矿床(点)分布具有近等间距展布规律,区域上自南向北矿化类型具有从糜棱岩型、糜棱岩+石英脉型到石英脉型的演化过渡特征。以此确定了矿区的主要矿化地段和勘查方向。
(2)矿床成因研究。大致查明了巴彦温都尔矿区金矿脉的地质特征和成因,成矿具有早期NE向或NEE向韧性剪切带控制的糜棱岩型低品位矿化+晚期近EW向脆性裂隙控制的石英脉型高品位矿化叠加特点。晚期脆性构造带控制的石英脉具有近等间距分布规律。前者形成于印支期碰撞后区域持续挤压环境,成矿主要与韧性剪切变形过程中的变质流体有关,后者形成于燕山期区域伸展环境。成矿主要与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矿质主要源于深部岩浆,并具有明显的幔源色彩。矿区深部具有寻找规模大但品位低的糜棱岩型矿床的可能性。
(3)通过进一步工作,提交新的金矿产地2处。在BW矿产地提交资源量(333+3341)5821kg;在HG矿产地提交资源量(333+3341)2292kg。同时指出矿区南部的9号脉具有进一步工作的潜力。从而实现了在本区金矿床找矿的重要突破。
八、矿区外围找矿工作取得一批新成果,提交可进一步工作的金多金属找矿靶区5处
分别为①返斋音呼都格金;②乌兰哈达铜铋;③乌和尔楚鲁钨铋;④森吉格金钨;⑤查干楚鲁图金等。其中返斋音呼都格、乌兰哈达、乌和尔楚鲁-森吉格以及外围现有的必鲁甘干钨矿点组成一个NEE向规模较大的多金属矿化带,系统的地球化学剖面测量表明,矿化元素具有分段富集现象,富集段铋、金、钨等异常显著,局部已达工业品位,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陆』 中国最近的科技发展成就有哪些
中国近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科技方面更是如此,成就较多,简单举几个例子。
①超级计算机。在大数据广为应用之下,超级计算机越来越受重视,而且应用场景越来越多,这使得超级计算机成为“国家科技体现的标配”,毕竟国家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准,而实现这个标准的物质基础,就是超级计算机。近些年,我国的超级计算机发展速度极快,目前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第三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中美争霸的局面,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科技的崛起。
事实上,核电技术是我国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也是未来“出海”的主力产品之一,我个人认为他要比超级计算机更具变现力和战略性。
『柒』 孔子学说研究有何新进展新成果
仁政是一种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代表孟子从孔子的“仁学”继承发回展而来。是孟子学说答中的“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政治理想之一。"仁政"这种儒家思想在它诞生之后的很多个朝代中都作为统治者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宣扬“民贵君轻”,“人性本善”理论。在当代的哲学研究中,这种思想还是具有先进性,时代性。
『捌』 对新生代盆地的认识有新进展
经过一轮普查,云南地区新生代盆地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发现并开发了油气田,证实了一批盆地的含油气性。与此相应,在认识上取得了重要发展。
1.新生代小盆地有一定的含油气远景
云南地区新生代盆地以新近系为主要含油气层系,这种盆地以未成熟油和生物气为其油气蕴藏的主体。已有的油气发现显示,景谷、陆良、保山等盆地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油气藏(特别是岩性油气藏),而其他盆地已有的油气发现也有发展成探明油气田的可能性。中国和世界不少小盆地、未成熟油和生物气的勘探启发了本区的勘探思路,而本区的油气勘探成果也丰富了对以上领域的认识,使我们对这些特殊领域的油气生成、运聚、保存的规律有了更全面的掌握。“小”和“低熟”不再成为勘探的禁区,却更提醒了我们去开拓这一特殊领域的勘探。
2.要承认本区勘探中的不利因素
从盆地发育及油气成藏来看云南地区的盆地有若干不利因素。
(1)活动性强
云南地区处在若干大地构造单元的结合部,在地质历史整体上具有活动性强的特征,多期的压性构造所造成的断裂褶皱和隆起剥蚀不但使其海相的古、中生界受到强烈的破坏,而且使陆相的中、新生代裂谷型沉积亦改造强烈。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第一章把第三系及更老的沉积都看做晚新生代盆地的基底,其中的油气藏都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找油难度很大。对古近纪及其以前地层的油气勘探与对晚新生代盆地的油气勘探应有不同的思路。
以新近系为主体的盆地本身也处在构造活动性很强的背景上,第一章中已说明,这些盆地在挤压隆升相对平缓的“夷平期”内形成并在其后的强烈隆升期遭受挤压形变和剥蚀,使盆地面积和沉积厚度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2)规模小
在活动性强、为大断裂所切割的和区域隆起背景上形成的盆地一般均较小,而上述的后期侵蚀可使小盆地周边的地层被剥蚀殆尽,也可使原来基本连通的沉积盆地被切割分成数个小盆地。这使得云南地区晚新生代地层的分布显得相当零碎,与其相应,有效烃源岩的面积和厚度都不大,生烃量有限。
(3)生烃期晚
盆地的形成晚,使盆地的主力生烃岩系(中新统)形成晚。在油气地质上,一般把新近纪末期烃类生成和聚集归于“超晚期”成藏范畴。这就决定了这些盆地的油多属未成熟,气多属生物气。但不排斥向深部有部分成熟油生成、有生物—热催化过渡带气生成。对待新地层中的油,特别是气的成藏,“动态平衡”成藏机理就显得特别重要,对其也要有特殊的勘探思路。
“活、小、晚”这些特点使云南地区的小盆地比我国中东部其他中、新生代盆地勘探难度大,甚至与同一构造带上的西藏高原和中南半岛相比,其勘探难度也大。
『玖』 如何认识中特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理解,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要从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创新成果准确鲜明而又富有新意的科学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29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创新实践中,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综合了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第一次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样,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三个一”,就成为鲜明的、贯通的、完整的统一体.
二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三个方面的新的伟大觉醒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是要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以贯之的创造性和连贯性的有机结合及其所体现的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又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就告诉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既是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这个角度来说的,又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和连贯性的有机结合及其所体现的规律性这个角度来说的,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新的实践中所体现的巨大威力这个角度来说的.因此,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