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有什么成果

① 李慧：吴敬琏凭什么发怒 改革真的没有失误吗

李慧 在人们眼里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温文尔雅学者形象的吴敬琏先生，终于在人们面前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了，起因是国内某杂志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怀疑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请你 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其实，吴敬琏先生愤怒的不是地方，因为“利益集团”一词恰恰是出自于吴敬琏先生之口，这实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吴敬琏先生可能忘记了自己最近的高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确切地讲，多数人过去对吴老先生一直很尊重，从来没有怀疑过，吴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来，或是有新的观点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对照吴老先生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却总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吴敬琏先生可谓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一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却一直在主张要反思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却感兴趣的问题，吴先生却不再继续说下去。吴敬琏先生不告诉大家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是哪些，却要让人告诉他“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吴先生却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场化改革是吴老先生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看来，吴老先生“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的观点就有问题了，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就叫做把人来回“忽悠”。 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能说清楚的您就明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要误导别人，但吴敬琏先生却危言耸听地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噱头，并故作高深地摆弄玄机，这怎么能是严肃的“一流经济学者”的做法呢？既然吴先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吴先生又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么，我们怀疑别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怀疑您与利益集团有瓜葛，您就受伤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确地说出来——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为什么就不明说出来，非要让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说吴敬琏先生确实是中国少有敢说真话的学者，也确实是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专家，吴敬琏先生每一次关于改革的大论，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理论，可就像著名学者何新呼吁的那样“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因为我得出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观点，最后，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样，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我把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前后梳理到一起的时候，却看到了自相矛盾、语言混乱、没有逻辑的一面，特别是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驳斥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时候，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 比如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说改革是成功的，一会儿有说改革是失败的；一会儿说改革是对的，一会儿却呼吁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还要反思什么呢？那一反思还不就是说改革有问题的了呗！所以，吴敬琏先生马上就抛出来第二个观点，警惕有人反对改革。不过，吴先生有时说话是很恳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转眼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吗？错了，因为改革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认识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早就不新鲜了。特别是那种盲目提倡市场化，却忽视了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范，忽视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体制市场化的同步改革，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样的“改革”能是正确的吗？吴敬琏先生自己不是也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实际问题根本不是“改革是对的，但要对改革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改革，坚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来捍卫真正的改革，而这种假改革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此外，市场化体系并不是把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抄照搬过来就行了，市场化的推进还与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渊源，否则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 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吴老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敢情这样的话您早说呀！我们特别想让您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场经济，那些是坏的市场经济，这事情不就简单了么？可是，吴敬琏先生至今也没有说出来。应当说，翻开吴敬琏先生的煌煌巨著《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着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不管是人们对改革的争论也好，不管是理论家们对改革的探讨也好，迄今为止，尚没有专家、学者对改革给出一个清晰和比较系统的回答。尽管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热闹，但是，每每当我们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这本题目很大的著作，与以前那些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关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竟无一涉及。既然是谈改革，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不谈呢？为什么不能给改革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呢？特别是对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改革为什么会出成绩？改革为什么会出问题？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对改革喝“倒彩”？为什么改革这么一个大课题，迄今却没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这些过去我们大家都经常谈论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回答。虽然吴敬琏先生可谓是改革巨擘，此书的题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套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这是否也说明“主流经济学家”那套虚伪、虚无、虚夸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呢？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怎样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吴敬琏先生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那些凭着东拼西凑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抄照卖，而不去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实践，却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灵的。那些到处挂名、见好处就要，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却不能专心做学问，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学者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借着考察为名到处观光游览、到处让人簇拥着宣讲指点改革的领导们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改革的探讨必须能有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并能就每一个问题都抓住紧紧不放，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终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实践中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惧付出者，才能挑起对改革认识的这个重任。 改革不仅是一门高深的理论，更是一门丰富的社会实践学，你必须亲自去遍尝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让下岗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让住过医院的病人讨论医疗改革的问题，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改革的设计，让开过煤矿的老板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让民营企业的老板讨论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让政府的官员体验一下打工的感觉，让教育部门的官员当一段时间小学生，这样才能对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吴敬琏先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会改革问题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听说过“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谁这样做过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你们那些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为什么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场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燕国寿陵人了，“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所以，“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经济学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而没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实水平。所以，我们就想让您老说清楚，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地改革走下去。 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老：哪些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对改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改革就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特别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现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究竟该咋解决。您呼吁对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对中国的改革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论是要有预见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正确的理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是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对的，但现在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了。没有拿到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 有人也讲了，改革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对改革的执行是有错误的，学者是左右不了现实的，所以，有人说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不大。比如吴老先生就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这我们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请问，你说一个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个在世时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论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思想禁锢，中国文化又何至于后来衰落了呢？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却足以用来堵住群众的嘴，让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况哪有不考虑现实环境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市场化改革怎么能搞起来呢？而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却与经济学家的理论毫无瓜葛，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而经济学家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本身出了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谈论改革，但却往往浮于表面，而未能对改革有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呢？一个现象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中国经济学家争相攀比学历，却忽视社会实践的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为孔子不仅终生恪守并倡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甚至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举例说对农夫的提问都不知所以然。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中国经济学家所不能及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到比较一致的同意？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的人才是真的无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所以，人们早就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惊天语录，以及他们关于改革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自相矛盾、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利欲熏心的面目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水平？是只能跟着政策制造所谓的空洞理论，还是只能生吞活剥地搞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乏味“先进”理论呢？今天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诘问，与当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试图将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有一位自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里的李肃先生，曾公开挑战郎咸平先生，他要与郎先生叫阵辩论的五大问题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扰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在此，我只是想把这五个问题前面的名字换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换成“吴敬琏”，不知吴敬琏先生将做何回答？

② 吴敬琏的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 市场经济学
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除理论活动外，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③ 吴敬琏是怎么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中国南京。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④ 吴敬琏的“赌场论”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2001年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访问时，对当时A股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进行了严厉抨击。该番言论后被称为“股市赌场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股市应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

“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
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在节目中表示，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为投资者的一个良
好的投资场所。
该年3月，吴敬琏推出两万字新著《十年纷纭话股市》，正式回应股市论战。在前言中，他这样表示：“我并没有把股市一般地定位为“赌场”和把整个股市活动说
成是“零和博弈”的意思，更绝对推演不出我要关掉股市的意图。我抨击的重点在于中国股市上违规违法盛行，就像一个有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的赌场。”

⑤ 谁应该做什么吴敬琏

君子如水，小人如油。

⑥ 吴敬琏和郞咸平有什么产业吗

他们主要做学术研究的。
是经济学家。收入包括研究成果，演讲=写书，大公司独立懂事，咨询等。

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于世银经济学家StijnClaessens和SimeonDjankov合作，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郎教授的监管思维在重要媒体包括“新财富”，“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导”，“三大证券报”，“中央电视二台经济半小时”，“中央电视二台财经报导”，“凤凰卫视”等等经常报导。根据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郎教授是世界级的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专家，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郎教授的论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

吴敬琏，中国当代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经济动态组组长, 国务院经 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 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 他的理论文章, 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 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 被国外某些学者 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 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 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 他把 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 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 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 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 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 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 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 主权,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 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 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 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 市场不太紧张, 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 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 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 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 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 中国正 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 必须始终十分注意 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 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 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 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 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 他 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 总结》等文章, 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主要著作：《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合著）、《吴敬琏选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理的选择》、《何处寻求大智慧》、《国有企业改革大论战（二）》等。（中国经济网）

⑦ 吴敬琏的朝代是什么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望采纳、

⑧ 吴敬琏研究成果如何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⑨ 吴敬琏的主要学术成就是什么啊有人指点一下吗

主要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改革问题探索》，1987年，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市场恐惧症将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陷入困境》，1989年，《新世纪》杂志；《吴敬琏选集》，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通向市场经济之路》，1992年8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1993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1993年，中国发展出版社；《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何处寻求大智慧》，1997年，三联书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1998年1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北京三联书店；《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远东出版社。

主要学术成就有：1.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3.对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金融市场的发展途径等作出了科学分析，为处理这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方案。4.发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几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事后证明为正确的政策建议。

最突出的贡献是:与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为1984—1988年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1989—1991年期间的“市场整合解决法”等等)现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004年，吴敬琏又提出“重化工业模式不利就业，加剧贫富分化”的观点。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目前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⑩ 厉以宁的成就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等。 2010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启动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作为参演人员，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该片是为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而设立的重点项目，是在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厉以宁先生参拍“国家形象宣传片”出场于版本二画面二。
版本一出场人物顺序：
画面一：章子怡、范冰冰、杨丽萍、周迅、张梓琳；
画面二：千手观音邰丽华；
画面三：袁隆平；
画面四：李彦宏、丁磊、马云；
画面五：王建宙；
画面六：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
画面七：中国的设计师；
画面八：时尚的中国模特；
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
版本二出场人物顺序：
画面一：邓亚萍、姚明、丁俊晖、郭晶晶、郎平；
画面二：丘成桐、吴敬琏、孙家栋、厉以宁、岑拯；
画面三：黄永玉；
画面四：谭晶、李云迪、宋祖英、刘欢、郎朗、谭盾；
画面五：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
画面六：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陈鲁豫；
画面七：甄子丹、林浩、金晶；
画面八：陈凯歌、吴宇森；
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