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律学成果

❶ 关于宋代的律法。

额，1、杀头就是砍头的意思，杀，你可以理解为砍。
2、秋后处决因为古代人比较迷信，认为秋季萧冷，天地时肃，适合杀人，所以一般不会在春天这样的时节杀人。
3建议你去看看中国法制史，对古代各朝刑法都有介绍，不解释。。。

❷ 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❸ 宋代各类官学的实施情况是什么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

第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1044)后，石介、孙复、胡援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大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45千，职钱35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18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36石。五经博士月俸20千，约可折合40石小麦，日俸666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60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大学自庆历四年(1044)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大体而论，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令，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第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

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1042)，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1120)诏罢，南宋绍兴十七年(1146)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1073)，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专职政府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1103)，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1114)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录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另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1118)，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人，增立七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1120)废罢。

第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1183)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宗室子孙和诸王子孙，人学年龄在8—14岁之间。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50人，小学生40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1077)，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50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人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第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年间，其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1044)统称为教授。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还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礼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宿学有道业者”充任。熙宁四年(1071)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1073)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1083)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人官者并罢”的条制。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1078)，北宋州府学官也不过53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❹ 先秦时期乐律学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1、钟律铭文。

体现了先秦时期乐律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编钟上的2800个铭文，对中国的乐律学史和音阶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三分损益法

春秋战国时期乐律学上突出的成就，是理论与实践上均获得证明的三分损益法的产生及应用。这种生律方法的记载，虽然晚见于《管子·地员篇》及《吕氏春秋·音律篇》，但是其实践上的应用却要远早于文献的记载。

“三分损益”是指把一个音管分为三份，“损减益加”，以此延续就产生了十二律。十二律吕是指 在十二律中，六个单数的伴音“律”和六个双数的伴音“吕” 的总称。 “旋宫”是指十二律中的每一律轮流作为宫音。

(4)宋代的律学成果扩展阅读：

我国乐律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内容：

1、春秋时期产生了以弦长为计算基础的乐律学理论——三分损益法。

2、汉代律学家京房因见古代三分损益十二律最后一律仲吕（F）依原法回不到黄钟（C），提出六十律的理论。即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律与第十二律之间存在的音差，继续损益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后世称之为“京房六十律”。

3、南宋的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是宋代律学的重要成就。所谓十八律，就是用三分损益法生成十二正律之后，继续往下生六律而构成的一种律制。这六律蔡元定称之为变律，即“变黄钟”、“变林钟”、“变太簇”、“变南吕”、“变姑冼”、“变应钟”，加上原有的十二律，共十八律。

4、明清时期的推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是音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理论。朱载堉用八十一档的打算盘，开平方，开立方，在 2 和1 之间，求出十一个数，形成了十三个数的等比数列。

❺ 试论宋朝明法消亡、律学消失与宋朝士大夫法律素养之关系 哪位大神能回答，定当感激涕零。😊

朋友，我认为设问中的“明法”消亡应是民法，如果真是民法，我想我应该能回答。
在访谈《民法的回顾与展望》中，讲演人在初段论述了欧美民法的成长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在宋代轻视小吏，地方政权被削弱，理学兴起的背景下，道德的教条逐渐取代民法，律学逐渐式微，形成了道德驱逐、取代法律的局面，这种趋势在明清趋于极盛。宋士大夫的法律素养也逐渐下降。
答得很吃力，我还是才疏学浅，有错的地方请指正。

❻ 魏晋北朝律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仅指导了司法实践，促进法制的创新，还对后世律学和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南朝律学的研究极为薄弱，对其评价亦偏低。鉴于此，本文拟对南朝律学的成果进行梳理，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并通过与魏晋及北朝律学的比较对之进行评价。
一、南朝律学的发展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律条注解、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法典体例和重要制度原则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现将其主要内容叙述如下：
（一）修订《晋律》律注
南朝律学没有对律典条文进行全面注解的新作，但在律条注解上却有相当的研究，表现在对《晋律》律注进行修订，解决了其所存在的问题。
西晋初年，《晋律》制成后，晋武帝命张斐、杜预为之作注，合称“张杜律”。从张斐《注律表》的内容看，张、杜对律文的注解准确、详尽，概括性强，其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晋律》律注有着严重的问题，即张、杜对《晋律》分别作注，内容不一致，而且轻重悬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张、杜律注的不统一，不仅使司法审判无所适从，而且同罪异罚也对犯罪者造成严重不公，同时还为奸吏舞文弄法大开方便之门。两晋一百余年，对张、杜律注“惟斟酌参用”，未加改变。
南齐武帝时，统治集团意识到律注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遂决意加以解决。先由尚书删定郎王植、廷尉监宋躬等人“取张注七百四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后由“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修订以后的律注与律文合称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请公布实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虽未公布实施，但在其制定过程中，南齐君臣对张、杜律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这一律学研究的成果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登基后，即下令修订律令，尚书删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齐《永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条，武帝下诏公布实施{2}(P.700)。《梁律》之篇目绝大多数与《晋律》相同，但内容有大量增加。《晋律》律文620条，《梁律》2529条，增加了1909条，当是将张斐、杜预的律注统一后编入律条。《梁律》的制定，解决了张、杜“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问题，厥功甚伟。统一张、杜律注，并将律注变成律条，《梁律》的制定者对张、杜之律注做选择和改编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由于对张、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变的情况下，除解决两注不一致的问题外，无须再对律文作新的全面注解。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法律适用中必然出现新的疑难，南朝律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在对一些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对律文作出新的阐释，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限于文章篇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1．东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东冶士朱道民擒获三名逃犯，属重大立功。主管部门尚书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规定应当免刑释放。对尚书金部的提议，黄门侍郎王韶之坚决反对，指出：
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
意即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该两项后世归于不孝罪）、破义、反逆属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释放。王韶之的意见，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后被武帝采纳{3}(P.1625-1626)。此案的讨论形成“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释。
2．熊氏自质其身为子偿债案。宋武帝时，尹嘉因欠债无力偿还，母亲熊氏以自身出质之钱为其偿债，司法机关认为尹嘉的行为构成不孝罪，当处死刑。时任南蛮长史的何承天认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质钱，为子还债，目的是为了救儿子，而非杀儿子。尹嘉虽对其母敬恭有亏，熊氏并未请官府杀其子。官府认定尹嘉构成不孝罪、熊氏构成和卖罪，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过错。此事尚未判决，时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讨论，形成“母自质其身为子偿债，不构成不孝罪，不应处死”的新解释。
3．薄道举抢劫案。宋文帝时，吴兴余杭县人薄道举犯抢劫罪。法律规定：“（为劫者之）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亲，不在补兵范围内，但薄代公的母亲为薄道举之期亲，依法则应补兵，其子宜随母补兵。尚书右丞何承天认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薄道举之叔活着，叔乃期亲，依“既嫁从夫”之义，则其叔母也属期亲，依法皆应补兵；现道举之叔已死，依“夫死从子”之义，应依叔母之子确定叔母之亲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亲，依法不应补兵{3}(P. 1074)。此案的讨论形成“抢劫罪犯之同籍期亲补兵，若叔死则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释。
4．张江陵夫妇骂母案。宋孝武帝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共同骂母亲黄氏叫她去死，黄氏愤而上吊自杀，案发后，遇国家大赦。法律规定：“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会赦免刑补冶”。但江陵夫妇骂母亲致其自杀，较伤害及殴打情节为重，若按故意杀死父母科刑，则偏重；若按伤害及殴打父母科刑则偏轻。司法机关难以处断。尚书比部郎孔渊之指出：“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吴（氏）原死补治，有允正法。”意即一个地方的地名恶心，仁者不入该地。对地名尚且如此，何况人的行为。所以对父母殴伤及诅咒，依法不得减罪；骂詈父母致其自杀，依理亦不得免罪。张江陵即使遇大赦，仍应依法枭首，吴氏若免死服劳役，与法意不合。孝武帝“诏如渊之议，吴可弃市。”{3}(P.1534)对张江陵夫妇未予原宥，仍依律惩治处。此案的讨论，形成“骂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释。
（三）对律令体例及法律制度进行研究
1．对律典体例的研究。南朝后期的梁、陈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虽较多地沿袭晋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创新。《梁律》最主要的创新是增设“仓库”一篇，梁以前诸律均无此篇，梁以后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仓库”为篇目之一，《梁律》对此有开创之功。其他改作还有删去《晋律》中“诸侯”一篇；将“盗”篇改为“盗劫”，“贼”篇改为“贼叛”，“捕”篇改为“讨捕”，扩大了各该篇目的内容和覆盖面；改“请赇”为“受赇”，强调对官员受赃枉法犯罪的惩处{4}(P.227,309)。
《梁令》篇目结构和内容大量承袭《晋令》，但也有改作和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是删去《晋令》中的“军法”6篇，“杂法”两篇，“军水战”、“军战”、“俸廪”、“赎”各一篇，共12篇，增设“劫贼水火”、“军赏”两篇，总篇目从40篇减为30篇，篇目较《晋令》简约，并开后世令典30篇（卷）体例之先河。其他改作还有：将《晋令》中的“佃”改为“公田公用仪迎”，新设“劫贼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对律令法典体例进行改作时有过怎样的讨论，史书无载，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学依据则是必然的。由此可见，梁朝律学对律令法典体例有相当的研究。
2．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学还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制度进行了探讨，政府按相关律学观点对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革。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规定，东晋大理卿卫展在有关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4}(P.262)，这严重违反儒家“父子相隐”主张。刘宋初年对此制度进行讨论，侍中蔡廓指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经皇帝批准，废除鞫狱“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确立鞫狱“不须责家人下辞’，之制，即子孙不作证原则。
民杀长吏之科。宋孝武帝时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杀长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应远徙。尚书右仆射刘秀之认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意即律文对民杀长官规定的处罚过轻，建议民杀长官罪的处罚为：本人终身服役，家人充军。皇帝同意刘秀之的意见，并按此意见对民杀长官遇赦条进行改革{3}(P.2078)。
测立制度。梁朝创立了讯囚的“测囚之法”，陈朝沿用。但陈朝范泉删定律令时认为，梁朝测囚的时间自晡鼓（下午三点）起至二更（晚上九点）结束，测立过久，非人所堪，遂于律令中规定分其刻数再上。廷尉卿认为范泉所定新制过轻，请召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及舍人会同尚书省详加讨论。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愚意愿去夜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
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指出：“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并“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认为：“沈长史议得中”，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测立之制”进行改革，完善了该制度{4}(P.325)。
宋文帝时，八座丞郎等还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问题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是否“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的立法建议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者有尚书左丞江奥、尚书右丞孔默之、尚书王淮之、殿中郎谢元、尚书郎何尚之及卫将军王弘。议者都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进行了不同的论证，争论异常激烈。王弘主张维持旧制，并对各方意见进行了驳论，言之甚详。宋文帝赞同王弘之议，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讨论的内容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于此对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学影响，南朝还创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则、缘坐妇女免死制度、测囚制度、官当制度、死刑行刑制度、会审制度、公罪轻罚原则，完善了赎刑制度、直诉制度。此外，梁朝律学家蔡法度编纂了《晋宋齐梁律》20卷{2}(P.972)，由于史料所限，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及内容无从得知。清末律学家沈家本认为：“《隋志》别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为20卷，疑系比较之书。”{5}(P.900)
二、南朝律学的特点
与秦汉及魏晋律学相比，南朝律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南朝律学继承秦汉及魏晋律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发展，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中国古代律学产生于秦，其标志是官方编制的法律解释和律学著作《法律答问》的问世。《法律答问》通过“问”和“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罪名及对具体行为如何定罪量刑进行解释，并在解释中对法律条文加以补充。比如对“不直”和“纵囚”这两个罪名，《法律答问》解释曰：“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不论，及偒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故意罚不当罪，如罪重故意轻判或罪轻故意重判，均为“不直”；应当对行为人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则构成“纵囚”。又如，《法律答问》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也？当黥城旦春”。这是对一女子“去夫亡”并与他人“相夫妻”行为如何处罚的解释，即：女子甲私自逃离丈夫，与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结为夫妻，当时甲未告知实情，两人共同生活两年并生下儿子后，甲才告知乙实情，乙亦未抛弃甲，后甲被抓获，对甲该如何论罪？《法律答问》解释为：当处黥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问》中解释法律概念有70余个，解释法律条文187条，目的是指导司法实践，使法律得以正确适用。由此可见，秦律学是以法律正确适用为目的的应用律学。
汉朝因文化环境宽松，加之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律学有长足的发展。按研究内容的不同，汉代律学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确适用为主旨的应用律学，一支以经注律文、阐明律意为要务的理论律学。应用律学是对秦律学的继承。自武帝时起，汉朝出现了聚徒授律的传律世家，如南阳杜氏、颖川郭氏、沛国陈氏等。史载：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造诣极深，曾聚徒讲律，徒众常数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难问题，亦常召郭躬应对。《后汉书·郭躬传》载：东汉永平年间，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明帝认为兄不训弟，故应处兄死刑。中常侍孙章误传诏书，说兄弟均处死刑。尚书认为孙章犯了“矫诏杀人”罪，主张处以腰斩刑。章帝召郭躬问之，郭躬认为，孙章应处以罚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误之分，孙章传命之谬，于是为误，误者，其事则轻。”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郭躬以后，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亦“少修家业”，镇次子祯“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甚众”。另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经折狱”，以儒家经典对法律进行解释，也是应用律学的一部分。
理论律学兴起于东汉，儒学大师叔孙通、郭令卿、马融、郑玄等人，以训诂等经学研究方法，对儒家经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如郑玄对《周礼》的“过失”这一概念有过三次解释：“过，无本意也。”{7}(P.1024)“过失，若举刀欲斫伐，而轶中人。”{7}(P.2084)“过失，亦由邪恶酗（酒）、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而丽于罪者。”{7}(P.1021）文颖对《汉书·文帝纪》所载“联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释曰：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应劭对《汉书·惠帝纪》所载“（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中的“挟”字解释曰：“挟，藏也”。从上述内容看，他们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理论律学只对法律概念等进行解释，不涉及刑罚，是典型的注释律学。理论律学是汉代律学的主流。
魏晋律学继承秦汉律学的内容，继续对律条进行注解外，其研究领域又有重大扩张，增加了对法典编纂体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区分、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的内容。魏晋时期律令法典的编纂有长足的进步，法律制度多有创新，便是在其时律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如《晋律》20篇始于“刑名”而终于“诸侯”的顺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质、作用，其律学依据为：
律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8}(P.928)。
对于法律的适用，律学家刘颂则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则。律学家杜预则对律、令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晋时期的律学已超出两汉注释律学的范围，不仅研究律文的含义，而且注重研究各种形式的法律，内容涉及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各种法律形式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设计等

❼ 宋代律学出现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1、学科的兴盛与衰微，与学问本身无关，而是决定于社会大环境
2、宋代两个原因造成“律学”的衰微：
3、宋代科举制度及官员磨堪（官员考核、提拔）制度，决定了律学不受重视。明法科出身的官员，只能担任司法专业职务，在这个专业中转任升迁。不能担任其他更有前途的职务。
宋代优待“进士科”，进士科出身官员磨堪是“一年一考一迁转”，也就是说一年考核一次，调整一次职务，只要不出事，一年能提拔一次。就算是考核不通过，最差的三年也能按部就班升职一次。
而“明法科”是“三年一考一迁转”。最优秀的也只能3年提拔一次。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律学人才的待遇，等同于最差的进士。待遇相差太遥远。
因此优秀人才都去考进士科，律学欠缺优秀人才参与。
4、宋代阶级矛盾不激烈，统治者手段温和，平均18个月大赦一次。因此对法律的研究、解读、运用显得不重要。就算是错判误判，只要不是“十恶”，一年半载就会被赦免了。因此律学的重要性也就低了。
《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十一月，大赦；四年九月，赦天下；五年十二月，赦亡命荆湖溪洞者；七年八月，赦天下；八年十月，赦天下；十年，赦广州囚罪一等，徒以下尽释之；赦广南东路、荆湖南路系囚，余各降一等，徒以下释之；十一月，赦天下。宋神宗在位时期平均三年大赦一次，这还算是少的。总体平均下来，宋代18月大赦一次。

❽ 西周到宋朝时期出现的乐律理论

六乐 亦称六代乐舞。即原始氏族社会传为黄帝之乐的《云门》、传为帝尧的《咸池》、传为帝舜之乐的《韶》和奴隶社会禹的《夏》、商汤的《濩》、周武王的《武》。周代制定礼乐，六代乐舞用于郊庙祭祀。以《云门》用于祭天、《大咸》用于祭地、《大韶》用于祭四望、《大夏》用于祭山川、《大濩》用于享先妣、《大武》用于享先祖。

律吕 即十二律中的六律、六吕，律吕也是十二律的又称。十二律中的单数律位，称作律，又称阳律；十二律中的双数律位，称作吕，又称阴吕。因双数的六吕位于单数的六律之间，故六吕又称作六间；又因金文（殷、周钟鼎等器物所铸文字）的“同”字写法与后世的“吕”字写法相同，而有了六吕和六同两种写法并存的情况。

八音 中国传统乐器分类法。西周出现的按八种制作乐器的材质归并众多乐器的分类方法，称之为八音。金—钟、铙，石—磬，土—埙、缶，革—鼓、鼗，丝—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箫、篪。

旋宫转调 是指宫调系统中的调高（宫）转换和调式（调）转换。《礼记•礼运》有：“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即十二律以此作为宫音构成不同音高的音阶。“旋相为宫”就是旋宫。旋宫是指调高的转换；转调是指调式的转换。

、《声无哀乐论》 三国魏嵇康的音乐美学论著。认为音乐只有形式美，如：大小、单复、高埤、猛静、舒疾的变化、对比；并不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观的外物影响。他说：“心之于声，名为二物。”“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否认音乐是人的精神产物和音乐对人的思想影响，显然是片面的。但他重视音乐的形式美和美感作用，重视表现人的自然性情，反对儒家礼乐对人的束缚和把音乐作为名教的工具，则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音乐美学论著。

燕乐二十八调 隋、唐至辽、宋间宫廷燕乐及民间俗乐所用的宫调。亦称俗乐二十八调，简称二十八调。历史上二十八调就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隋唐燕乐是四均（四种调高），每均七调（七种调式）而得二十八调；另一种解释为七均，每均四调而得二十八调。由于有关理论不存，隋唐时燕乐二十八调的音位不能确知。

《乐书》 宋陈旸撰，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音乐网络著作。始编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历时近40年成书，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首次刊行。全书200卷，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共95卷，摘录《礼记》等10种经书文字，并作解释；后一部分共105卷，有律吕、乐器、声乐、歌舞、百戏及典礼音乐等，附插图540幅。全书有1124个条目，内容宏富，对俗乐和胡乐给与一定重视，保存了大量史料，至今仍具使用价值。

诸宫调 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大型说唱形式。为汴京（今开封）勾栏艺人山西泽州（今晋城）孔三传所创。诸宫调表演的是情节曲折复杂的长篇故事，有说有唱，与之相配合的音乐是由多种宫调构成的多种曲牌联缀形式。一个宫调组成一个套曲，整个诸宫调的表演是由若干个不同宫调的套曲完成的，体现了多调性的运用，诸宫调因此特点而得名。

原始材料我电脑里整理了半天 北宋以后的就不给你了 没有现成的论文

你自己整理了

你不会悬赏10分让我写个论文吧？！！

论文在这里：：：：：：：：

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还有李白的《静夜思》。
中国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现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为他常出现在唐诗中，受人赞扬。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流传至今的古琴。不过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唯一地位较高的乐器。
总结：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夏、商时期音乐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期音乐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三声]、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时期音乐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音乐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音乐
宋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❾ 简述宋代瓷器发展的主要成就。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
第二: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四: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第五: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综合所有都是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造就了宋代瓷器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