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研究成果被别人先发了怎么办
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首先你不能确保他人是佛是窃取你的成果，如果可以确定你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起诉对方。
② 诉讼案件中，能够被人民法院 采纳或认定的 新证据 具体的指哪些
摘一文供参考，有点长： “新证据”问题既是民事诉讼立法中的难点问题，也是法院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如何准确界定“新证据”的科学内涵，使“新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得到有效的适用，是当前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中国待解决的问题。现行《证据规定》在“新证据”问题上虽然已突破《民事诉讼法》的局限，对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进行了具体化，并对有关程序性规定进行了明确，但由于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规定毕竟无法穷尽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证据”问题，导致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对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上也产生诸多问题。本文从现行证据规则出发，结合案例，试对民事诉讼中“新证据”的理解与适用做一粗浅分析。 一、现行法源有关“新证据”的规定 （一）《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的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也作出“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对“新证据”问题也有阐述。 可见，“新证据”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早已规定，但这种规定是笼统的，过于宽泛，对“新证据”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且对“新证据”的举证期限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这就导致我国民事诉讼中，对“新证据”的适用采随时提出主义，即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提出前一阶段没有提出的证据，法官也必须任由当事人随时提出新证据，而只要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 （二）《证据规定》对“新证据”问题的新突破 《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六条对民事诉讼中“新证据”进行了具体化，并明确了相关程序性规定，赋予“新证据”以新的更为科学的内涵，并就其例外“可视为新的证据”的情况作出解释。 《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一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批准，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2.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 单从字面上看，《证据规定》对“新证据”问题做出较《民事诉讼法》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且赋予“新证据”以科学的涵义，而其实质更在于克服《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模糊规定，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适时提出主义。 二、各审判阶段“新证据”涵义的理解 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有关“新证据”问题作出立法层面上的规定，但原则性太强，难以掌握。《证据规定》对“新证据”的内涵加以具体明确，同时对“新证据”的适用程序问题也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但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案件有时非常复杂，且“新证据”举证问题可能贯穿于诉讼进程中的各个阶段而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有必要对整个诉讼时段进行分拆，具体到一审、二审、再审阶段。在各审判阶段，“新证据”的涵义是不同的，以下就各审判阶段中“新证据”的涵义加以阐释。 （一）一审程序中“新证据”的涵义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具体对“新的证据”作何理解，并不确定，而且该规定没有从审判各阶段对“新证据”问题进行明确，过于宽泛。 《证据规定》对一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对这类证据应当理解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客观上尚未出现，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受害人身体遭受损害的后果或后遗症，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并没有显现，而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损害后果或后遗症，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就属于这一情形。有的情况下，证据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就已客观存在，但通常情况下，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当事人并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存在而未掌握，可以称之为“新出现和新发现的证据”，对该类证据中的“新出现”的情况，因其在界定基点上已明确为“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发现的证据，客观上不难理解。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未能在举证期内提交证据是因为客观原因所致。 另一种情形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延长举证期限，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此类“新证据”的涵义应理解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知道该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但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当事人经多方努力，在举证期限内仍然无法向法院提交该证据，后由当事人在一审结束前提供的。 （二）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涵义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有关“新证据”问题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此规定，当然也应理解为适用于二审程序，但在二审程序中究竟何为“新证据”、以及如何适用问题却未明确。 《证据规定》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也区分了两种情形： 一是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根据举证期限制度，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的证据可不予接受认可，但鉴于当事人可能的过错或因某些确实存在的客观原因的限制，有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并未在一审结束前提出，如果二审程序再不加以认定，不予以采信，那就有可能导致裁判失衡，有违当事人诉讼机会均等的诉讼理念，也有违司法裁判公正的价值追求，故采取这一措施是有必要的。当然，在这里，“新发现”的证据包括两种，一种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出现的证据，如土地出让合同纠纷中，一审结束后当事人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另一种是在一审结束前已经存在的证据，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道该证据已经出现的情形，当然，当事人无法知道该证据是由客观原因所致。 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知道该证据客观存在，但在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责任，经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在法院准予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完成举证而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情形。如人身伤害案件，受害人明知有目击证人，但受害人对现场目击证人都不认识，这样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受害人无法完成举证，后经受害人多方努力，终于寻找到目击证人，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应当注意的是，该种情形下所讲的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仅指当事人在一审阶段曾提出过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而在二审程序中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况，而不包括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未曾提出过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 （三）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理解 再审程序不是法律规定解决当事人之间权益纠纷的必经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们法院应当再审。”这就是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证据条件，该条件是“足以推翻原裁判”，至于能否推翻原裁判，则由法官综合考量该“新证据”在整个案件审判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在这一环节，法院占主导地位。 “新证据”的提出是启动再审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作出界定，举证时限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所以，《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是指原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该新发现的证据应做两种理解，一是在启动再审程序前客观上并不存在或已经存在，但当事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无从得知该证据存在，在原审程序中也就未提供的证据。二是在终审结束后新出现、新发现的证据。当然，懈怠举证与主观故意提供的所谓上述“新证据”，法院不应认定为“新证据”，当事人就承担不利后果。 三、现行“新证据”制度中的困惑 现行证据制度在维护当事人诉讼机会平等，保护司法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任何一种制度设置的初衷都是理想化的，“新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以下对现行“新证据”制度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分述之。 （一）一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何为“新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新证据”的举证期限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可随时提出自认为是“新证据”的证据，并把“新证据”的认定工作交由法官。有些当事人自认为是“新证据”的证据，在整个案件证据链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若法官对这样的证据逐一认定，无疑会影响审判效率，况且这种认定工作完全由法官主导，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影响司法公正。 《证据规定》虽然结合《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作出相应界定，但仍有许多适用中的困惑，对于一审中的“新证据”，困惑主要是如何正确适用“当事人在举证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该“新发现的证据”常被当事人以“遗忘的证据”为借口所利用，对另一方进行突袭。在一审过程中，当事人提交出了没有经过证据交换的证据，并称是新发现的证据，属“新证据”。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法院就应看举证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是否提出过该证据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的说明，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延长对该证据的收集期限等，若不存在以上情况，就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持有该证据的当事人就应当承担逾期举证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一审中“新证据”制度适用中的困惑之二在于，依“客观原因”的表述，赋予法官自由心证的权力，而区分是客观原因还是当事人主观过错并无依据可循，法官又畏于二审改判发回的压力，主要是时刻处于担心裁判被改判的尴尬境地，就有可能在一审阶段盲目懦从于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所以，一审中法官应结合案情，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进行慎重、严格地审查，如果是因为当事人不懂举证期限的意义或者是因为当事人疏忽，造成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的，不能认定为“新证据”。 （二）二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按照《证据规定》，二审中涉及到的“新证据”，可分两种情况：1、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调取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经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 “新证据”制度的价值目标在于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会与诉讼权利，而若以当事人诉讼机会平等为由认定某证据属于“新证据”，实际上就永远不会有诉讼机会平等。按照学理解释，二审程序中的“新发现的证据”主要首先从当事人过错出发来界定，但当事人若因自己保管不善，在一审举证期内未能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如会计账册，而在二审过程中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该账册，似乎并不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法官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有的法官认为属于“新证据”，并据此作出裁判。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确实是一审中因客观原因而非主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新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确有重大影响，法官应认定为“新证据”，对方当事人应予以质证，若不属于“新证据”，则对方可拒绝质证。 对于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调取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经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法院应认定为是“新证据”，但在该种情形，若第一审中被告未提出抗辩，但在二审中提出理由，形成二审中新的抗辩，那是否将一审中原告针对该理由提出的证据列入法庭调查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证据并没有涉及到证据的必要性、作用与地位问题，这就需要二审法官结合案情综合作出判断，只要符合上述“新证据”条件，法院就应当进行法庭调查。另外，在二审程序中，法官对整个案情及各证据的效力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要求是否合理应能够作出客观判断，须注意的是，该调查取证的请求是二审中对一审曾提出过的调查取证的要求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形，并不包括二审中第一次提出的调查取证请求。 （三）再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针对一审、二审程序终结后确有错误裁判的情形，人民法院将启动再审程序。由于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未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作出明确的限制，从而使得有些当事人借提出“新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 为了改变无限再审的状况，《证据规定》中规定了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范围，按此解释，即便是当事人因一般过失而未能在原审中发现证据或提出证据，判决生效后也不能再依据这些证据申请再审。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解决“终审不终”的问题，但与民事证据法规的价值目标是相冲突的。 笔者认为，在再审程序中对“新证据”做出限制性的解释是必要的，但界定不宜过严，应限于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原审中不提供的情形。如有的当事人在原审中就有了足以使自己胜诉的证据，但为了拖延诉讼，故意不提供，等到判决生效后再以这样的证据申请再审，鉴于启动再审程序难度极大,当事人一般是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的,这样的当事人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法官应从案件实际包括当事人实际出发，综合考量该类证据的“新证据”效力。 四、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现行“新证据”制度弊端之溯源 尽管《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问题从立法层面作出了规定，但根据对相关规定的理解，《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采随时提出主义。《证据规定》对《民事诉讼法》中“新证据”问题作出了细化，作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如对“新证据”，赋予了更为明确的涵义，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进行了限制与修正，明确了“新证据”的举证时限，对当事人举证权利作出了界定，以保障新的证据不被忽视，以使当事人的举证权在诉讼各个阶段都能得到体现和保障。在举证时限过后，允许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无疑是对举证时限制度本身的一种冲击，但该制度本身是科学的。 制度设置来源于理论指导。在司法理论上，两大法系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采信有着两种不同的特点与适用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举证时限的规定有较大弹性，当事人可提出新证据，法官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根据个案实际，运用自由心证进行弹性裁量，也即在“新证据”认定与采纳的问题上，法官占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正当程序观念审视“新证据”问题，即把程序正当性与审判的公正性作为崇高的价值取向来看待。在英美法系国家，大多将举证时限制度推到了与政治程序一样的认识高度，认为程序正当性是审判公正进行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上诉法院很少接受新的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既追求大陆法系国家追求实体正义，又循英美法系国家程序正当性，导致当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走入怪圈，也导致证据制度中“新证据”问题的混乱。我国法院裁判历来奉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而事实的再现要依靠证据来证明，证据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可能使证据延伸到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新证据”不仅可能出现在一审、二审，还可能出现在再审阶段。法院的审判是建立在对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进行认定与考量的基础之上，相对稳定的裁判与不断变化的证据形态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也就是法院在实践中对“新证据”认定与适用中产生困惑的困惑缘由。 （二）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之我见 1、加强对当事人举证指导，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 民事审判实践中，加强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有效指导，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对推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证据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证据规定》虽然强化了当事人在各个诉讼阶段提交“新证据”的权利，尽量突出当事人推动诉讼的主导地位，但尽管如此，由于《证据规定》的抽象性与原则性规定，在面对复杂的案件时，有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往往是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与证据意识，在诉讼中不能向法院提交最具有针对性的“新证据”，而是将所有证据材料，不管有无实际效力，都交由法官选择，于是，如何引导当事人在诉讼各阶段为保护自己的诉讼权益提供有力的“新证据”，便成为法官一项重要而必要的工作，而且，《证据规定》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指导。 由此可见，举证释明是受案法官应尽的义务，如果违反此义务而导致当事人贻误举证时机，上级法院可以原审裁判程序违法而发回重审。当然，法官的释明义务是相对的，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如法官过多释明，可能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而释明不力，又可能导致当事人盲目举证，甚至无所适从。所以，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应考量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把握好释明尺度，全面、适当地指导当事人举证。 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不能满足于通过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来完成对当事人举证释明，还应在诉讼过程中，向当事人讲明利害关系，以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积极推动诉讼进程，而不仅仅被动举证，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 2、完善各诉讼阶段中“新证据”交换制度 作为当事人之间交锋的“武器”，“新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证据”的交换是保证当事人之间充分了解对方证据，以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证据”的有效途径。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定》中并未规定“新证据”的强制答辩制度，若法官不组织当事人对“新证据”进行交换，当事人在不了解对方证据链的情况下，势必造成盲目举证。 虽然《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仅规定了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的两种情形，并没有将证据交换作为每案必经程序，但为了使当事人在诉讼各阶段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新证据，法官应尽可能地在诉讼各阶段安排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以便当事人相互了解对方证据情况，及时提交“新证据”。这样以来，也使法官从许多无用的证据中解脱出来，对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审判质量来说意义重大。当然，在“新证据”交换环节中，法官的释明引导不可或缺。 3、建立“新证据”适时举证机制 如今，“权利人不应躺在权利上睡觉”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尽快从权利上觉醒，及时提出新证据，不仅是再现案件事实服务审判的需要，从更大方面来说，更是法官及时认定客观事实，恢复不稳定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定》虽然都对当事人享有新证据举证权加以明确，但对新证据举证时限问题，并未规定具体举证期限，造成审判实践中，审判结果常因当事人提出新证据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不仅存在于一审、二审，甚至延伸至再审。 设立举证时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提高审判效率，而证据突袭常使得诉讼不经济，甚至二审中提供新证据，有使得一审程序被虚化之虞。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迟延举证，就应使当事人承受迟延举证的不利后果。这样并不是仅仅追求诉讼效率，更多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新证据，以保证该新证据不致发生失权的不利后果。 “新证据”的合理理解与适用问题是“新证据”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如何有效适用“新证据”制度，使其在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作用，以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是该制度的价值目标所在。“立法也应与时俱进”，如何结合新情况及时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新证据”问题的研究还需深入，希望本文对“新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③ 课题验收 成果影响证明材料有哪些
课题验收抄成果影响证明材料主要袭包括：（1）.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综述；(2)实验数据对比分析；（3）课题研究过程中撰写的主要的研究论文、视频、照片等文本、音像资料；(4)对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的各种媒体材料；（5）基于课题研究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和获得的市级以上奖励；（6）课题研究过程中对外交流材料（包含相互交流、县级以上交流材料、县境外前来参观访问及县境外专题讲座资料等）等支撑性资料。
④ 主要研究成果与结论
（1）全面分析了全球地质环境驱动力、组成要素、环境问题时空变化及未来趋势，表明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资源环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交织程度日益加深。
按照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的技术框架，分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经济活动对地质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研究了土地、水、矿产等地质环境要素随时间变化规律和水土污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环境问题走向，梳理了国际社会为加强地质环境保护所做出的政策响应，并对未来全球地质环境形势进行了研判。
研究表明：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资源环境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化明显，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形势日趋严峻，各国之间的资源、环境与生态影响不断加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交织程度日益加深，全球经济体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全球地质环境前景堪忧，对地质环境调查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向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管理构建地质环境研究新框架，加强地质环境科学对国土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撑与沟通，加强全球化对地质环境变化驱动作用研究。
（2）梳理总结了新的世情下国际环境地质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战略，提出地球关键带为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是地质环境研究的新框架，并对地球关键带内涵、特征、研究范式与进展进行了系统归纳。
通过梳理新的世情下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环境地质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战略，勾勒出国际环境地质科学研究根据国际、国内需求转变的发展路线和脉络，提出地球关键带为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是地质环境研究的新框架，在界定地球关键带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关键带科学研究的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体系框架和3M（填图—监测—建模）循环体系框架，从填图、监测、建模三个方面总结了关键带研究进展。
当今经济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相互关联、相互耦合，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搭建一个新的技术框架，进行跨学科、多领域系统研究。地球关键带将与经济社会最密切的地球圈层作为独立的开放系统，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地球关键带具有独有的特征：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不断变化、相互耦合；在空间展布上呈现出高度的非均质性；在垂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在外在过程的作用下不断发生着短期的变化和长期的演化。
地球关键带科学有两种研究范式：DPSIR体系框架，以环境问题的因果链为主线，从基础研究通向管理措施；3M循环体系框架，以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为主线，从数据采集通向综合分析。近年来研究进展表明，通过将地质学、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融合，地球关键带科学为气候变化、生态管护、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地质环境工作应将地球关键带作为重点靶区开展基础地质和水工环地质综合调查，建立近地表圈层三维地质框架；同时，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小流域建设关键带观测站，为地质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搭建一个开放平台。
（3）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地质环境的空间变化与脆弱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深化了对我国地质环境脆弱性的认识。
中国地质环境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通过对地质环境脆弱性内涵与特征进行分析，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地质构造、地表形态和组成物质等影响因素构建了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地质环境的空间变化与脆弱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和支撑生态国土建设提供基础依据。
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度脆弱—极度脆弱区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总体脆弱是我国地质环境的突出特征；我国区域地质环境脆弱程度呈现西北高东南低、西南高东北低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以贺兰山—六盘山—邛崃山—乌蒙山一线为界，此线以西地区地质环境脆弱程度高，此线以东地区地质环境脆弱程度低。区域地质环境脆弱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的制约作用，地质环境脆弱度与人口密度、GDP等呈负相关关系。
（4）集成物质流分析与生态足迹方法建立了地质环境压力评价体系与模型，定量刻画了经济发展对地质环境压力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变化，提高了对我国地质环境走势的研判能力。
经济活动通过资源开发所形成的输入物质流和废弃物排放所形成的输出物质流，对地质环境施加压力。地质环境压力的大小可采用单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上物质流的数量来衡量。基于这一认识，集成物质流分析方法与生态足迹方法构建了地质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评价模型将区域经济活动强度与区域生态承载力耦合在一起，能够更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对地质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大小。采用所建立的模型，对1995～2013年国家尺度的地质环境压力的时间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对1997～2013年省域尺度的地质环境压力空间分布与时间变化进行了定量评估。
研究表明：1995～2013年，我国地质环境压力指数经历了缓慢增加、快速增加和平稳增加3个阶段，说明经济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压力从缓慢加大、急剧加大开始向高位趋稳过渡；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需求增速放缓、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我国地质环境压力可能将接近峰值，在高位趋稳后会缓慢下降。1997～2013年，省域地质环境压力总体呈上升态势，东部地区省域地质环境压力较大，但近年有所减弱；西部地区地质环境压力较小，但上升较快；地质环境压力大的区域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逐步向中部、西部地区扩展，其空间分布重心有从东部京津冀地区向中部、西部转移的趋势。2013年地质环境压力的总体格局表现为以山西和京津冀地区为中心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递减态势。
（5）在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地质环境形势、需求、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迈向生态文明的地质环境调查战略框架，明确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转型方向、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在论述地质环境调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理论基础的基础上，从驱动力、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环境管理等3个方面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地质环境形势发展趋向，剖析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地质环境调查的需求与挑战，对1999年以来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进展与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迈向生态文明的地质环境调查战略框架，明确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转型方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新的历史时期，地质环境调查要以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重大战略实施为核心，突出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空间格局优化、地质环境健康等四类问题，抓好水文地质调查、地质灾害调查、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环境健康调查、地质环境管理研究、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等六大战略任务，夯实填图、监测与建模三个基础，构建地质环境信息系统平台，不断深化区域地质环境的认知程度与规律把握，促进地质环境与生态系统交互作用过程耦合，服务与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地质环境调查需要实现六个转变：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从特定的地质实体向地球关键带转变；在研究模式上，实现从偏重于填图向填图—监测—建模一体化转变；在效用评价上，实现从偏重资源价值向资源价值与生态价值耦合方向转变；在问题应对上，实现从偏重事后应急向事前预警转变；在组织实施上，实现从单纯依赖地质部门向联合大地学部门转变；在国际视野上，实现从偏重解决国内问题向积极参与全球地质环境治理转变。
（6）针对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需要，通过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灾害分布和矿产资源开发现状及前景分析，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布局与宏观部署方向。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已全面进入实施阶段。根据全国与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梳理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分布总体布局，统计分析了各类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事件分布、矿产资源开发现状与前景，研究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布局方向。
研究表明：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地质环境事件分布相对密集，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分布相对稀疏，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质灾害威胁，重点开发区域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污染；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重叠性，煤炭资源开发与重点开发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重叠性；我国重要矿产资源西移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服务供给的主阵地，资源开发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服务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是：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地质环境调查服务方向和重点任务，形成与城市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格局相适应地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布局，推动制约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重大地质环境问题的解决，推进各地区主体功能的强化和提升。
（7）针对国家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通过对重要经济区资源环境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重要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工作布局。
在总结重要经济区布局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对重要经济区水资源、土地资源、污水与废弃物排放、地质环境事件等资源环境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梳理了面临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回顾总结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重要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工作布局，以期为推进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地质环境调查计划提供决策参考。
围绕不同需求，循序渐进推进地质环境调查。服务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编制，服务水土资源开发、工程建设与城市管理，服务地质环境精细化管理，服务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管理，由面上1∶25万调查尺度向重点区1∶5万调查尺度、由重点区向完整的地质单元、由静态的地质框架向动态的地质环境过程不断推进、拓展和深化。围绕四大区带，布局地质环境调查工作。环渤海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加强含水层及地下水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环渤海海岸带、活动断裂调查。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水文地质、城市与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长江经济带加强地下水与土壤污染、突发性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活动断裂调查等。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地下水与土壤污染、地质灾害、海岸带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调查。
⑤ 课题研究成果被党委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采纳后的佐证材料指什么
课题研究成果被党委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采纳后的佐证材料，指课题立项，开题，结题的有关材料，调研，实施记录。以及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采纳的证明材料。
⑥ 我一篇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论文，被别人私自发到了网上，他的行为构成什么后果
因为文章没有发表，而对方私自公布于网上，这侵犯了你的发表权。其次，如果对方并回未答对文章予以署名，或者署他人姓名，则侵犯你的署名权。此外，如果对方还因此而获取相应利益，会侵犯你的其他著作财产权。
总而言之，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你的著作权的侵犯，你有权要求他停止侵害，然而，发表权是一次性的权利，一经行使就不复存在，所以无法恢复原状，你可以要求行为人赔偿。
如果你因此而受到损失，那么有权要求他赔偿相应损失，如果损失不好计算，而对方因此得利的，你可以要求他返还所得利益，如果难以计算的，那么著作权法规定可以提出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请求。当然，由于署名，发表一类的权利属于著作人身权，你也可以要求行为承担赔礼道歉这类精神抚慰性质的责任。
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疑问可以提出，有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⑦ 已取得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是指什么
这个包括各级科技部门颁发的项目获奖证书、成果鉴定证书，权威机构的评价报告、鉴定结论，论文、专利、专著，研发的装置、设备等等。只要是能客观反映、证实研究取得成果的各种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明材料。
⑧ 哥德巴赫猜想的具体内容目前的研究成果证明到哪个阶段了
当年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中国人知道了陈景润和歌德巴赫猜想。
那么，什么是歌德巴赫猜想呢？
哥德巴赫是德国一位中学教师，也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生于1690年，1725年当选为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742年，哥德巴赫在教学中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只能被和它本身整除的数）之和。如6＝3＋3，12＝5＋7等等。公元1742年6月7日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提出了以下的猜想:
(a)任何一个>=6之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质数之和。
(b) 任何一个>=9之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三个奇质数之和。
这就是着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欧拉在6月30日给他的回信中说，他相信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但他不能证明。叙述如此简单的问题，连欧拉这样首屈一指的数学家都不能证明，这个猜想便引起了许多数学家的注意。从哥德巴赫提出这个猜想至今，许多数学家都不断努力想攻克它，但都没有成功。当然曾经有人作了些具体的验证工作，例如: 6 = 3 + 3, 8 = 3 + 5, 10 = 5 + 5 = 3 + 7, 12 = 5 + 7, 14 = 7 + 7 = 3 + 11,16 = 5 + 11, 18 = 5 + 13, ……等等。有人对33×108以内且大过6之偶数一一进行验算，哥德巴赫猜想(a)都成立。但严格的数学证明尚待数学家的努力。
从此，这道著名的数学难题引起了世界上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200年过去了，没有人证明它。哥德巴赫猜想由此成为数学皇冠上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明珠"。 人们对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热情，历经两百多年而不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数学工作者，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然而至今仍不得其解。
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开始向它靠近。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一个比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科学家们于是从（9十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数里所含质数因子的个数，直到最后使每个数里都是一个质数为止，这样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目前最佳的结果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的，称为陈氏定理：“任何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质数的乘积。”通常都简称这个结果为大偶数可表示为 “1 + 2”的形式。
在陈景润之前，关於偶数可表示为 s个质数的乘积 与t个质数的乘积之和(简称“s + t”问题)之进展情况如下:
1920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 + 9”。
1924年，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了“7 + 7”。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 + 6”。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 + 7”, “4 + 9”, “3 + 15”和“2 + 366”。
1938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 5”。
1940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 4”。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 + 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
1957年，中国的王元先后证明了 “3 + 3”和“2 + 3”。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 + 5”，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1 + 4”。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 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 3 ”。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 + 2 ”。
从1920年布朗证明"9＋9"到1966年陈景润攻下“1＋2”，历经46年。自"陈氏定理"诞生至今的30多年里，人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猜想的进一步研究，均劳而无功。
布朗筛法的思路是这样的：即任一偶数(自然数)可以写为2n，这里n是一个自然数，2n可以表示为n个不同形式的一对自然数之和： 2n=1+(2n-1)=2+(2n-2)=3+(2n-3)=…=n+n 在筛去不适合哥德巴赫猜想结论的所有那些自然数对之后(例如1和2n-1;2i和(2n-2i),i=1，2,…;3j和(2n-3j)，j=2,3,…;等等)，如果能够证明至少还有一对自然数未被筛去，例如记其中的一对为p1和p2，那么p1和p2都是素数，即得n=p1+p2，这样哥德巴赫猜想就被证明了。前一部分的叙述是很自然的想法。关键就是要证明'至少还有一对自然数未被筛去'。目前世界上谁都未能对这一部分加以证明。要能证明，这个猜想也就解决了。
然而，因大偶数n（不小于6）等于其对应的奇数数列（首为3，尾为n-3）首尾挨次搭配相加的奇数之和。故根据该奇数之和以相关类型质数+质数（1+1）或质数+合数（1+2）（含合数+质数2+1或合数+合数2+2）（注：1+2 或 2+1 同属质数+合数类型）在参与无限次的"类别组合"时，所有可发生的种种有关联系即1+1或1+2完全一致的出现，1+1与1+2的交叉出现（不完全一致的出现），同2+1或2+2的"完全一致"，2+1与2+2的"不完全一致"等情况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各有关联系，就可导出的"类别组合"为1+1，1+1与1+2和2+2，1+1与1+2，1+2与2+2，1+1与2+2，1+2等六种方式。因为其中的1+2与2+2，1+2 两种"类别组合"方式不含1+1。所以1+1没有覆盖所有可形成的"类别组合"方式，即其存在是有交替的，至此，若可将1+2与2+2，以及1+2两种方式的存在排除，则1+1得证，反之，则1+1不成立得证。然而事实却是：1+2 与2+2，以及1+2（或至少有一种）是陈氏定理中（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的和，或一个素数与两个素数乘积的和），所揭示的某些规律（如1+2的存在而同时有1+1缺失的情况）存在的基础根据。所以1+2与2+2，以及1+2（或至少有一种）"类别组合"方式是确定的，客观的，也即是不可排除的。所以1+1成立是不可能的。这就彻底论证了布朗筛法不能证"1+1"。
由于素数本身的分布呈现无序性的变化，素数对的变化同偶数值的增长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正比例关系，偶数值增大时素数对值忽高忽低。能通过数学关系式把素数对的变化同偶数的变化联系起来吗？不能！偶数值与其素数对值之间的关系没有数量规律可循。二百多年来，人们的努力证明了这一点，最后选择放弃，另找途径。于是出现了用别的方法来证明歌德巴赫猜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只使数学的某些领域得到进步，而对歌德巴赫猜想证明没有一点作用。
歌德巴赫猜想本质是一个偶数与其素数对关系，表达一个偶数与其素数对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从实践上证实，但逻辑上无法解决个别偶数与全部偶数的矛盾。个别如何等于一般呢？个别和一般在质上同一，量上对立。矛盾永远存在。歌德巴赫猜想是永远无法从理论上，逻辑上证明的数学结论。
“用当代语言来叙述，哥德巴赫猜想有两个内容，第一部分叫做奇数的猜想，第二部分叫做偶数的猜想。奇数的猜想指出，任何一个大于等于7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的和。偶数的猜想是说，大于等于4的偶数一定是两个素数的和。”（引自《哥德巴赫猜想与潘承洞》）
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的难度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要说一下为什么现代数学界对歌德巴赫猜想的兴趣不大，以及为什么中国有很多所谓的民间数学家对歌德巴赫猜想研究兴趣很大。
事实上，在1900年，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篇报告，提出了23个挑战性的问题。歌德巴赫猜想是第八个问题的一个子问题，这个问题还包含了黎曼猜想和孪生素数猜想。现代数学界中普遍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广义黎曼猜想，若黎曼猜想成立，很多问题就都有了答案，而歌德巴赫猜想和孪生素数猜想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若单纯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数学家倾向于在解决其它的更有价值的问题的同时，发现一些新的理论或新的工具，“顺便”解决歌德巴赫猜想。
例如：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素数的公式。若这个问题解决，关于素数的问题应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民间数学家们如此醉心于哥猜，而不关心黎曼猜想之类的更有意义的问题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黎曼猜想对于没有学过数学的人来说，想读明白是什么意思都很困难。而歌德巴赫猜想对于小学生来说都能读懂。
数学界普遍认为，这两个问题的难度不相上下。
民间数学家解决歌德巴赫猜想大多是在用初等数学来解决问题，一般认为，初等数学无法解决歌德巴赫猜想。退一步讲，即使那天有一个牛人，在初等数学框架下解决了歌德巴赫猜想，有什么意义呢？这样解决，恐怕和做了一道数学课的习题的意义差不多了。
当年柏努力兄弟向数学界提出挑战，提出了最速降线的问题。牛顿用非凡的微积分技巧解出了最速降线方程，约翰·柏努力用光学的办法巧妙的也解出最速降线方程，雅克布·柏努力用比较麻烦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雅克布的方法最复杂，但是在他的方法上发展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普遍办法——变分法。现在来看，雅克布的方法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
同样，当年希尔伯特曾经宣称自己解决了费尔马大定理，但却不公布自己的方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我为什么要杀掉它？”的确，在解决费尔马大定理的历程中，很多有用的数学工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椭圆曲线、模形式等。
所以，现代数学界在努力的研究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期待着歌德巴赫猜想这个“下金蛋的鸡”能够催生出更多的理论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