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是女权吗

❶ 大家如何看待女权主义

（一）被妖魔化的女权主义
11月19日，12所师范大学学生联名致信校长，要求增加或扩建女厕。这一行动，不禁让人想到19世纪末期的西方女权主义萌芽，女权运动的兴起。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分析女权主义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

被妖魔化的女权主义是极端的“女权主义”，它不仅要求女性在当今社会得到与男性一致相同的权力地位，甚至还强调女权应该享有优待。当代女性不仅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力，并且主张因为男女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女性要受到男性的关照、享有优待。女性在职场中享有相同待遇却不用付出相同劳动，在家庭中因为“女权主义”要享有绝对的优待。
此类观点是因为当代女性对女权主义错误的解读所致，她们没有正确认识到后现代女权主义，唯本论及构成论的真正内涵，一味强调女性地位致使女权主义被妖魔化。被妖魔化的女权主义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厌恶，出现了“反女权主义”的言论，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二）利己主义的“女权主义”
类似ayawawa的情感博主，在微博言论中时常打着女权主义名号，利用当代人依旧保留一部分男女的刻板印象曲解女权主义，迷惑群众以谋取私利。
ayawawa又遭撕了！这回对手是马薇薇。ayawawa——微博上著名的“情感专家”，经常发布一些没有理论支持的恋爱观点，各种秀智商下限的行为所以遭到很多网友的炮轰，但同时她也拥有一众支持者脑残粉。

此类人物表面上发表着“帮助当代女性获得更好待遇”的建议，其实暗夹私货、对一些心智发展并不成熟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恋爱脑”女性灌输“女权主义”，实则是媚男权。这种现象致使一部分女性的思想倒退，严重破坏了女权主义至今为止的努力成果。好在她所引起的探讨声中绝对部分都是批评的声音，对女权主义的宣传起着正面的影响。
（三）真正的女权主义
当代的女权主义其实是一个主张跨越阶级、打破种族界限的社会群体运动，依靠游行、公开演讲、发表言论、提出主张等手段，针对不同的社会女性提出专属的议题。如提议废除苏丹女性割礼、提高中国女性的参政权、提倡意外怀孕女性拥有自主选择是否流产等活动。
香奈儿
(Chanel)
2015春夏女装秀上，模特们手中横幅上的标语暗示了女权主义的主题。对此卡尔?拉格斐本人这样解释:“我认为选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主题来演示会很有趣。我母亲是个女权主义者，我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长大的。我不明白每个人类为何不能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我从事的这个行业里。我很认同一句话，'告诉人们什么是不被允许的这件事首先就不该被允许。'成为女权主义者是件很棒的事，我的母亲曾对我说:'男人没那么重要，如果一个女人长得不特别丑，可以同任何她希望的男人生孩子。'”
这些活动具有针对性，能够有效地为目标女性争取到切实地权益。大大消除虚假“女权”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可以认识了解到真正的女权主义，为推动女权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使女性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解放当代女性思想，弘扬独立自主，主张消除男女差别对待现象。是继承之前女权主义衣钵，真正的现代女权主义。

综上就是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女权主义的现状，你可以不支持女权主义，但你不能反对女权主义。因为这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正当运动。而只要你赞同女权主义的思想，无论你是男是女，身处什么阶级你都可以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女权主义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的参与！

❷ 女权是什么意思谢谢

女权其实也是女权主义的意思 也就是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

❸ 国内的女权主义者有什么特点

一、中国真的有女权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近日在个人公众号撰写了“中国真的有女权吗？”一文。他提到，“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似乎正在被围剿”，可见其并非认为中国没有女权，而是看到了太多歧视女性的现象，令他感慨中国女权的能量之小。发布短短几日，这则短文的阅读量已超过两万，这再次说明今日中国之女权虽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女权？中国女权状况如何？真的到了该让大众了解的时候了。
细细品味张鸣教授的文章，虽然有些观点有待商榷，但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为女权说话，是看不惯世界到了今日，歧视女性的事还彼彼皆是。文中列举的歧视女性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女权主义者确实在这些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虽然无法立刻改变现状，但对社会确有触动，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的现状并非没有希望改善，只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张鸣说：“这么多年来，（就业歧视）又见过几起相关的诉讼呢？众多被歧视的女性，面对用人单位的明里暗里不接受女性的先决条件，都选择忍了，掉头他去。”但近年确实出现了一些针对就业歧视的诉讼，这些行动正是女权主义的行为。如2015年马户诉中国邮政就业性别歧视，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北京邮政对马户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马户获胜，获赔2000元。马户还致信千位人大代表要平等就业选择权。2016年广州女生高晓诉“惠食佳”拒绝雇佣女性，一审法院判定“惠食佳”就业性别歧视，高晓获胜，获赔2000元。多年来，众多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因为害怕耗时费钱还不一定能获胜而放弃诉讼，但马户和高晓的案例证明，只要你有确凿证据，诉讼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能够获胜的。而对于那些不再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的歧视语言写上广告，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歧视女性的用人单位，既需要那些受到就业歧视的女性要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也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有力的政策和全社会的监督。女权主义为此付出了很多实际的努力。
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在杭州启动了每年一度的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参与的企业率先承诺自己的企业招工时绝对不会出现性别歧视。为了进一步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女权主义群体的倡议下，2016年，九地女青年向全国112所211高校发出倡议书，要求高校就进入高校招聘的企业的就业性别歧视言行进行监察，将那些具有就业性别歧视言行的单位拒之高校门外，有一半高校回复：他们会严格把关。就是在这几天，一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专门监察那些就业歧视的招聘广告和事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举报。
有关招生中的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也多有行动。有些学校的有些专业，因为女生人数多于男生，就提高女生分数线，这是不公平的做法，女权主义者向这些学校寄去公开信问责。2015年，福建省实施男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这种免费政策将女生排除在外，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联合发布《2016年中国免费师范教育性别歧视报告》，叫停这种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近些年来，女权主义者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行动，哪里有损害女性权益的事情发生，那里就有女权主义者抗争的身影。网络、新闻常常报道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广州女青年张累累向325位广东人大代表提交关于防止公交车性骚扰建议书，呼吁建立公交反性骚扰机制；南方日报男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新媒体女性联合各女权者跟进，收集网上800人签名，到南方日报门口举牌，呼吁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海南万宁一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就有民间女权主义者举牌抗议，甚至有女教授为引起社会关注而裸露上身抗议。
女权主义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促成《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多领域专业女权主义人士为反对家庭暴力而结成联盟，在2003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提交为反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的建议，附带一部完整的专家建议稿。这个议题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防治的诉求聚焦到专门立法，从那时起，立法既是目标，也是载体。围绕着这个倡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和试点。一桩桩典型个案，也被用来证明立法的必要性，发声从未间断，就是在这样公众意识不断提升、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被从民间推上国家议程。
这部法律的出台耗时十多年之久，从2003年起，每到联合国国际反暴力日女权主义者们都会进行宣传，平时也会开展研讨会，跟进各种个案，在大学及社区进行反家暴立法宣传，十年如一日。在很多其他女性议题上，她们也是这样长期、不懈、辛劳、细致和乐观地推进着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但她们的付出很多时候并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
女权主义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件事件是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微信群吐槽春晚各种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发起万人签署行动，最后向广电总局寄送举报信，抗议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正是从2015年的“女权战春晚”开始，才有了这两年网友对春晚的吐槽式监督。也正是从“女权战春晚”开始，女权主义者发现，中国潜在的女权主义者人数是无法估计的。
那些遇到性别议题蜂拥而上的网络女权主义者也不可小觑。广大年轻女性是中国社会实现性别平等的希望，千千万万青年的觉醒，就是女权的未来。虽然社会上存在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甚至男权思想似乎有回潮的倾向，但女性的普遍觉醒、社会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看了这些，你还能说中国没有女权吗？
二、中国女权三十年
今日中国女权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酝酿三十年后的水到渠成。女权，可以分作两部分理解，一是女权主义者在争取女性权益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一是女权的实际成果。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也许革命尚未成功，但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发生。
中国的女权不像西方的女权那样，有过浩浩荡荡的全社会运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长达几十年并成果显著的对父权制性别文化的批判、改造与重构。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多不胜数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上，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有任何歧视妇女言行成为。试想在美国社会中，如果教授说“招生要看胸”、“女性应该花更多时间打扮自己”，肯定是要被“下课”的。2005年，哈佛校长萨默斯说，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功几率小是因为男女先天性别差异，引起师生抗议最后被迫辞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努力促使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尊重女性、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女权萌芽、成长、壮大所依赖的资源毋庸置疑是来自西方。
改革开放前，作为中国的女性，我们完全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祖母们是读过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等书籍，更不知道西方有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第二性》等著作。熟知“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我们完全没有社会性别观念与视角（改革开放前女性政治参与度并不高），也没有接触过全面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
最初，几位赴美留学的女学生，在做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术语与词汇介绍给中国。后来一些到美国学习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留学生，开始把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女性的崛起》）。她们与中国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里应外合，开始了女权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继之对中国的老师与学生进行女权主义理论的培训，女权主义思想就这样开始进入中国的视野。
改革开放后，不仅许多女权主义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而且许多大学成立了“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女权主义思想通过高校教育传播开来，此后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学生们像种子一样开始零零落落地撒向各个领域，那时虽人数有限，但可谓星星之火。1990年代后，女性学教材逐渐增多，至此女权主义的各个学科得以建立，或者说各个学科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可以说，女权主义者是从高校走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女权主义总是和高校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世妇会于中国女性主义者们犹如甘露，受到启发的她们兴奋莫名、奔走相告。她们摩拳擦掌，充满高涨的工作热情，想为女性争取权益，成立了一些妇女组织与妇女民间组织。在这一背景下，郭建梅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冯媛等女记者在北京女记者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妇女检测传媒网络”。《中国妇女报》等有性别意识的报纸开始刊登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以及各种女性话题讨论。女权主义在媒体与社会上开始传播，女权主义从校园走向社会。
此后，供女权主义自我成长与学术讨论的各种学习小组、沙龙、培训开始形成。女权主义杂志《中国女性文化》、《女性主义》等也开始创办。各个高校的“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以及妇女研究所等则开展了妇女问题的各种研究，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各个学科、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数据依据，也为开展争取妇女权益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从新世纪以来有关女权主义或用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之多，就可以看出女权主义在学界的蔚然成风。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诸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反家暴网”、“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女权之声”公众号、“网易女人”等等，使女权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鉴于女权主义仍然未能为社会大众熟知的现实，女权主义者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例如妇女组织“一元公社”，全年不间断地面向全社会的所有人群开展女权活动，勇敢的女权行动派小伙伴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至此，学界、传媒界、妇女组织、妇女民间NGO、个体女权者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网络，女权主义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即便女权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力量还是不够，也许行动是最有力的方式。于是在大约五年前，女性行动派成为女权最具生命力的队伍。当一个新的女权议题出现，当女性受侵害事件暴光，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就举牌抗议，这确实扩大了社会对女权议题与行动的关注，女权的影响越来越大，开始走向大众。
上述即是女权大略的简史，中国有女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位女权中坚人士在她的“辞旧迎新2016”中写道：从离开学校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为女权从青丝到花发。（文/张红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研究员）

❹ 如何评价战后美国女权运动的成果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注：Richard.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注：Richard.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学校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注：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第三期之Paula·baker:《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P632。）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注：《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李剑鸣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P126。）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比较两代领导人，不难发现，第一代领导人长于理论，着眼于女性的“自我之孤独”，第二代领导人长于策略，着眼于科学、种族、效力和合作等诸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要求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以《独立宣言》为样本，用“男人”一词代替“乔治国王”，提出了十八点不满和十二点建议，构成《塞内卡富尔斯宣言》的主要内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在其《自我之孤独》一文中，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公正性，她写道：“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上、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之至吗？”同时她又呼吁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因为“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5-86。）
其中，自主权中的重要一项是选举权。1894年，斯坦顿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选举权——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斯坦顿的自然权利说不同，卡特更强调选举的功效。1918年，她说，她不知道选举权是什么，是权利？是义务？是特权？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妇女们要它。”（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4）。因为首先，承认选举权的合法性不同于承认人权和公正；其次，无论以什么理由要求来的妇女选举权，它都将带来最有利的回应，那就是对社会有益。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它将增强妇女承担政府职能的兴趣和领悟能力；妇女通过对公民权概念的亲身体验，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母亲；妇女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打破夫妻之间一方卑躬屈膝，另一方残暴专横的不公正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妇女成为一个好妻子。总之，妇女获得选举权不单为了自身的自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和维护家庭。
强调获得选举权对社会的有益性比强调获得选举权的公正性更有助于赢得社会对女权运动的支持，这是第二代领导人比第一代领导人的高明之处。
其次，与早期女权运动相比，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目标更为专一，那就是集中赢得选举权。妇女要争取的自身权利不只选举权一项，但选举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项。因为一旦妇女们获得了选举权，就可以选举妇女自己的代表和愿意替妇女说明的代表，在国会就有了妇女自己的声音。一旦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妇女们面临的其它问题，诸如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机会少，多生多育的痛苦，工作报酬不公，恋爱婚姻的不自由等等，皆可迎刃而解。一句话，运用选举权，妇女们可以获得男性社会中得不到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承担对社会的警觉和责任。所以，争取选举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将目标缩小到选举权一项，有利于集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可否认，斯坦顿、安东尼、露西·斯通等，她们是美国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为女权运动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里程碑式的女权理论著作。但是，在运动的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遗憾。例如，女权运动曾被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转移过方向，1869年开始的斯坦顿和露西·斯通的分庭抗礼一度削弱了女权运动的力量。
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吸取了第一代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她们从废权运动中获取灵感和政治技巧，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领导禁酒运动中日渐突破禁酒的初衷，与人民党、劳工党和基督教会并肩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全力以赴争取选举权的获得，目标的专一性增强了运动的战斗力。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在斗争方式上分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互相支持，互相宽容。例如卡特尽管对国会联盟的领导人艾丽丝·保罗的过激斗争手段持不同看法，但仍然承认艾丽丝·保罗等人在妇女运动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在斗争策略上，第二代领导人指出，选举权获得的关键是踏实的行动，而不是理论的争辩。为此，她们不再停留在演讲呼吁和著书立说上，而是举行游行示威，采取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绝食等方式，更加广泛地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并创立“世界妇女党”。此外，第二代领导人还抛弃了原来的一州一州获得选举的逐州战略，而是自西向东集中赢得整个国家的修正案。
由于她们比十九世纪的第一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才更具专一性、合作性、务实性和策略性，因此，这场铺天盖地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夏绿蒂·帕金斯·吉尔曼和埃玛·戈尔德曼等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攻击婚姻制度，攻击家庭，认为家庭是妇女的监狱，使妇女成为社会“白痴”，从而危及整个文明的进步。对男性社会统治者来说，这些左派女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正如一位选举积极分子对吉尔曼说的那样：“因为你们要的东西比我们要的东西糟得多，所以，他们会为了逃避你们的要求而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P25。）
第四，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加速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朱丽叶·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P20-21。）设想一个妇女一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陷于怀孕、生育、哺乳和流产等这种自然生理状态，那么她如何有时间承担社会角色？又如何有时间争取政治权利？现存伊·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的通信材料显示，斯坦顿抱怨自己被婚姻和母性夺去了时间和精力，而老处女安东尼则催促她将家务放在一边，尽快起草一份立法申请。斯坦顿回信道：“一旦你逼我太甚，我将再生个小孩，听仔细了，不要逼我走出这一步！”（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1。）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一直可获得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生育，但这些手段往往是残忍和危险的（例如溺婴和堕胎），历史学家林达·戈顿指出：“渴望安全的流产和避孕，由此带来的问题使妇女产生了共同的女性经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她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来赢得一小块空间支配自己的生活”（注：《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四期之《妇女史的挑战》〔美〕吉达·勒纳著，P42。）
美国的节育运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但作为一场现代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得以迅速发展，这离不开玛格丽特·桑格的努力。
玛格丽特·桑格1900年随夫迁往纽约，长期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从事医护工作。期间，她亲眼目睹了该地妇女怀孕不止带来的悲惨情景。据当时的统计，在美国每年因不愿养育而自愿堕胎致死的约2.5万，不满一岁死亡的婴儿年逾30万。（注：《域外女性》陶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会性1995年6月，P244。）桑格决心为解除这一痛苦而战。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写道：“掌握自由的手段既是妇女的特权，也是妇女的义务。”她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奴隶的母亲们生出……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觉地决定是否将做母亲。”（注：《美国读本》〔美〕戴安娜·拉维奇 林本椿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P581-582。）
1873年，纽约取缔卖淫协会负责人安东尼·康斯托克通过游说，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认为避孕是诲淫行为。但是，桑格不顾这些，决定同这项男人制定的法律作斗争。她第一次创造了“节育”这个词。1913年她自费创办全美第一份宣传节育的杂志——《妇女革命》双月刊，还编写全美第一本指导避孕的小册子——《家庭节育须知：一个护士对妇女的忠告》。1916年，桑格在布鲁克林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节育诊所，成千上万的妇女排队候诊。她一生八次入狱，面对谴责，桑格从容不迫地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宣传节育的必要性。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她、支持她，最终法庭不得不对某些法律从宽解释，允许使用某些避孕手段。一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将她的《节育须知》更名《士兵须知》发下，各地开始建立节育诊所，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探索更为先进的避孕方法。
节育运动的成效从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一斑：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年为26%，1880--1890年为24.9%，1890--1900年为20.7%，1900--1910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注：Harold.V.Faulkner:《The Quest forSocial Justice 1898-1914》The Macmillam Company 1931年版，P163。）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率还包括一千二百万移民的涌入，这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节育运动的推进，现代避孕法的推广，意味着人类生备之后，妇女才能在除去再生产职能之外，追求她们的自我价值，因此，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对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催化剂。
与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继续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为战时努力做了巨大的贡献。她们成立了“妇女服务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for Women's Service)，在各个州建立支部，组织志愿者保养、维修汽车，充当掩护部队服装的试验者，在红十字会当护士，甚至有农田女工队征召、训练和安排15000名妇女参加遍布20个州的农场劳动，这些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她们跟男人们一样，为山姆大叔贡献着一切能贡献的。妇女们的工作不仅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心和充沛的组织能力，解决了战时劳动力缺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工作证明了她们有充分的潜力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挑战，许多男人能干的活她们一样能干，而且一样干得好！
1918年8月28日，《纽约时报》对农田女工是这样评价的：“农田女工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这次战斗中的推动因素。”同年4月，威尔逊总统赞扬她们是国家的引导者。（注：《Clio Was a Wo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Women》edited by Mabel.E.Deutrich and Virginia.C.Purdy Howard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 D C 1980年版，P142。）
妇女参与一战的各项活动都是在妇女组织有秩序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们构成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妇女看法的进一步改变，妇女运动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通过，2500万美国成年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了选举权。
综上所述，促进二十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妇女们对这场现代化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投身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既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观念，又激发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借助于这些因素的共同推进，以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踩在斯坦顿、安东尼等第一代领导人的肩膀上，在二十世纪初，迎来了美国女权运动的春天

❺ 什么是女权社会

女权社会
是指女性在社会上
掌握的权力超越了男性

❻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成果

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父权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权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❼ 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取得了哪些成就

女性也有自己的事业，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能够独当一面，胜任领导一职，像董明珠一样的女企业家比比皆是。

❽ 成果女权言论在虎扑翻车是真的吗

反正虎扑里的那些直男也不是什么好人，就好比混粉圈的女生一样，都讨人嫌，只不过大家都会对直男的言论以及这个人设抱有一定的容忍度罢了，对饭圈女孩的容忍度小而已。翻车一个是真的，但是言论直指成果女权这真的带有恼羞成怒和抹黑的成分在里面。身处吃瓜前排，自然看到了成果在社交网网站上写的那些言论，不错，是有些让人难以拍手叫好，尤其是对于那些整天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又或是工作上不顺心，生活上邋里邋遢，但是内心还幻想着能够迎娶白富美的矮矬穷直男来说。这番言论简直就是炮仗中的窜天猴，直把他们雷的外焦里嫩。

3、小姑娘不适合跟大叔谈恋爱，这也是成果表达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一观点也不能完全佐证成果就是女权主义，成果的言论也没有过激和嘲讽，就事论事，表明观点阐述理由。她的理由清晰明确但犀利，导致有些男生的内心受不了。很正常。所以翻车是真的，女权却不一定是真的。

❾ 什么是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女权主义） 、妇女解放（女性解放）、性别平权（男女平等）主义 [3] ，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 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用语，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

(9)成果是女权吗扩展阅读：

女权主义的影响：

1、对公民权的影响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影响，当中包括女性投票权；较为平等的工资；提出离婚的主动权与“无过失离婚”的出现；安全堕胎与结扎的权利；获得大学教育的权利等。女性主义法学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立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对语言的影响

很多说英语的女性主义者都支持使用无性别意识的语言，例如以“Ms”统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或在不清楚性别时用“他（he）或她（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女性主义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语言。

3、对同性恋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女权运动，是在基督教文明形成后西方世界首次公开讨论性的非生殖作用。而同性恋性行为的第一特征，就是不具有繁殖功能。因此，女性主义公开讨论性爱的非繁殖功能，就像是开了一道泄洪闸，为之后的各种性别性向运动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女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