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成果

① 古风的学术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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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6年获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优秀论文奖。
2、2001年获《文学评论》全国文艺学优秀论文提名奖。
3、2004年获第二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优秀论文奖。
4、1998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5、1999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2003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7、2010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8、1996年获陕西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9、1997年获陕西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0、2008年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另获市、校级科研优秀成果奖8项）

② 文征明的主要成就

文征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文征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征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文征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征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初期作品
文征明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1508年），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而代表性的《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頫的风格。
此时文征明的山水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风格：“粗文”和“细文”。他的粗笔山水主要取法沈周和吴镇，在粗简中表现出层次和韵味；细笔山水则取法于赵孟頫、王蒙，用笔细密，布景繁密。设色多以青绿重彩或间施浅绛绘之，清雅宁静，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文征明性情温和儒雅，尤推崇秀润、细丽、含蓄的画风，作品以细笔山水为主。这与沈周的雄强刚健、粗犷张扬的画风明显不同。收藏界历来有“粗文细沈”之说，他的粗笔山水因数量较少而更受藏家钟爱。
后期作品
文征明后期作品，将青绿法和浅降法结合运用。文征明的青绿山水有两种，一种是较浓的，另一种是较淡的。前一种作品如《仿赵伯骕后赤壁图》、《春深高树图》、《晓春高树图》等，后一种作品比较多，如《兰亭序》、《雨余春树图》、《浒溪草堂图》等。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方面继承了赵孟頫的设色方法，赵孟頫的设色与宋代院画相比，已不是那种浓艳俗气的设色法，他本人也对宋人浓艳的设色方式大加批评，尽管如此，赵孟頫有些精工秀丽的青绿山水中仍有宋代院体画作浓艳的遗风。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上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宋代院体浓艳俗气的画风，从他的作品来看，文氏巧妙地将青绿法和浅降法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既清丽雅致，又富有笔墨情趣。文征明是文人画家中非常重视色彩效果的画家，在中国画的设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明代青绿山水画的新风格。
从现存世的文征明作品来看，以元四家笔墨为主要取法对象的作品非常多，反映出文氏对元人笔墨的偏爱。他的画中并不是单一地运用元四家中某个人的笔法和墨法，而是善于把各家的笔墨、构图以及造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绘画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文征明对于元人笔墨和形式美感的研习是相当深厚的，元四家的各种笔墨特色和造型手法在他的画中得到完美地承继与转化。 文征明于书法则是博飞专精的典范。文征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并为此以苏体补书所缺三十六字）、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
文征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现藏纽约美术馆）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现藏无锡博物馆）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
文征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正、草、隶、篆）；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 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祝允明校韵，国家图书馆藏）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征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文征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艺苑巵言》由于文征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文征明前期为“东庄十友”与“吴中四才子”之一，后期又“主风雅数十年”。文诗宗宋与宗中晚唐，融各家之所长，如陆诗之工整、苏诗之文人意趣、白诗之雅致、柳诗之幽深等。于此之外，文征明自身的性格、趣尚融化于诗中，形成了“雅饬之中，时饶逸韵”的诗风。
其一，雅饬之中，文诗的“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诗在结构和辞句上的安排，亦偏雅化。在文诗中，其结构严谨，句式工整，体现了整饬的特点。征明曾学陆游，二者诗中均喜用对偶句。在文诗中，对偶句比比皆是，其常用的对偶句有四类：数字对、叠字对、色彩对和人地名对。
其二，“逸韵”诗风 ，文诗中的“逸韵”主要体现在隐逸之情和飘逸之美。文征明有浓厚的隐逸情结，自然在诗中有所流露。而其隐逸情怀的超凡脱俗，尤使其诗表现出飘逸的神采。再者文征明的雅致和隐逸情怀使其诗脱离尘俗，染上一缕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其部分诗作写得飘逸洒脱。如《醉仙图》。
综上，文征明诗风既“雅饬”，亦饶“逸韵”，吴中地域特色鲜明，充满“雅”之气息，与当时吴中“俚俗”诗歌形成鲜明反差。受吴中俗文化的影响，文征明亦作有极少量带有俚俗特点的诗歌，但雅致诗歌占绝对主导地位。文诗取盛唐之下，依照当时七子派的标准，文诗格调不高，而其部分诗作体现出来的飘逸奔放之气，使其诗摆脱了柔靡的格调，只是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文诗不能纯粹以七子派的标准来衡量，需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自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文征明家藏书籍、书画极富，真赝纵横。收藏的古籍中，善本较多，宋刻本有《周易》《资治通鉴》《洪氏集验方》《冲虚至德真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氏文集》等10数种，近千卷。其藏书楼名众多，今从其藏书印知道有“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盘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清白堂”、“归来堂”等。藏书印章还有“竺坞”、“悟言室”、“江左”、“停云”等。卒后，其子文彭、文嘉，皆能保藏其书籍和书画。

③ 古风时代的古风时代

留传至今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较多集中于诗人希西阿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700年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之为希西阿德时期，这是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时期。
在荷马时代之末，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希腊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从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雅典和希腊中部的优卑亚岛已有贵族（甚至称为“王族”）的豪华墓葬，铁器和青铜生产有大的发展，优卑亚岛的勒夫康迪且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建立商站，恢复了和东方的海运贸易与文化联系。
在希腊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奴隶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建立城邦——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程度。首先建立城邦的是邻近东方文明的小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本土的雅典、优卑亚岛等文化最发达地区，继之而有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等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也迅速赶上，纷纷建城立国。因此，在公元前750到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星斗般闪现文明的光辉。
这时，希腊各地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农业中有装铁铧的重犁及铁锄铁斧铁锹施展威力，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因之成片地得到开垦与深耕。各地除种植葡萄橄榄两大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增长，而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金业的发展尤为明显。
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则是和东方的联系。这时希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恢复甚至超过爱琴文明时的水平，小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希腊本土和东方交往并不限于商业，希腊对东方文明先进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就利用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这些发展表明希腊城邦形成之际已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和数千年前古代东方文明最早建立国家时不可同日而语。
在希西阿德时期，与城邦建立同时，希腊世界出现了标志希腊文明光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使希腊各邦有了共同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年；继荷马之后，希西阿德这位农民诗人开展了诗歌创作，不仅为希腊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典范作品。
希西阿德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有《神谱》和《田功农时》等诗篇传世，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抒写农业劳作和农村生活，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主要的、最生动的材料。他以农民的朴质和真诚描述小农的辛苦劳累，也揭露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诗中以鹰隼欺凌夜莺的寓言揭露贵族对小农的残酷压榨，他说当时“强权就是公理”，揭示了文明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他以告诫兄弟的形式劝谕世人务农要勤苦操作，最好设法弄到一头耕牛和一两个作为助手的奴隶，必要时还须出海做点生意，表明了这时希腊的小农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商品经济的联系。
由此可见，希西阿德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他的视野却很广阔，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反映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文化普及已有较好成效，一般公民素质不低。这和希腊海运方便、人员往来较易、信息传播较快有关，也和当时使用的字母文字简单易学、城邦公民生活相对自由宽松有关。因此，希西阿德的诗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城邦体制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其他文明为长，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的繁荣昌盛的高峰。那么，希腊城邦体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说，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由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希腊城邦亦不例外，各邦最早都有传说中的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但在发展过程中，王权却不象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因此，城邦建立数百年后，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总结城邦公民政治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城邦公民政治的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更对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巨大。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便有海外殖民运动的开展，前述最早在叙利亚建商站的优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又向西远航，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皮提库萨岛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其后不久又在此岛对面的意大利土地上建丘米城。这些殖民活动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从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开疆立国多取扬帆渡海之路，在地中海区域广泛开展殖民活动。除了在东面因有东方各国存在仅于埃及、叙利亚建立少许商站外，他们在南面达到非洲利比亚至突尼斯沿岸，在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在北面进入色雷斯，并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入普罗朋提斯海，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入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等地），在这些比希腊本土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岸地带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据统计，在此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在上述各地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新邦为数众多地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这种海外殖民活动，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
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母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且有“大希腊”之称。
海外殖民不仅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还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殖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由于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而到海外寻找土地，也有因土地兼并破产失地而到海外另谋生路；经济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发展谋求原料和开辟市场，它在早期不太明显，愈到后期便愈为重要。也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在遇到严重灾荒时，也有殖民海外以求渡过难关者。因此，总的说来，海外殖民是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的困难，但它是城邦有组织的活动，移民往往由母邦提供领袖、船只和所需各项生产资料，这样到殖民点后可较顺利地进行农工商业活动。于是子邦和母邦、殖民地区和希腊本土之间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希腊的商业贸易受惠良多。希腊本土可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及铜铁锡等原料，同时以本土所产工业品和油酒之类相互交换，双方皆获利而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可说是海外殖民为希腊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还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世界向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更南通非洲，北出黑海，西及中欧西欧内陆，构成了一个海洋与大陆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最大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远超过爱琴文明的规模。这个更大的活动天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也是很积极的。它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几乎和殖民运动同步发展的文化交流对希腊吸收东方文明成果大有促进，不仅使殖民兴盛的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史上有“东方化时期”之称，而且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探索到一条通过比较分析而获得智慧的科学之路。 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普遍存在的贵族专权的局面受到挑战，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渐趋激烈。这时的贵族多靠古老的氏族关系而确立其特权，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从氏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的贵族会议，凭此而掌握城邦的军政财权，公民大会形同虚设。他们拥有众多奴隶和大片土地，还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压迫以小农为主的平民群众。当时债务奴隶盛行，负债和破产的公民往往沦为债奴，甚或被卖到国外。由此可见，平民反对贵族压迫是城邦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况殖民引起的经济发展还使少数经营工商业的平民致富而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一般不能参加贵族会议，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对贵族专权也很不满，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接近平民而反对贵族。但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种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尚不能直接导致平民当政的民主政治，却使那些利用平民力量建立个人统治的僭主得到了机会。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本与君王同义，这时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的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头领。他们把公民大会抛在一边，不经过公民选举而握有终身独裁之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这些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政策，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当然，僭主独裁终究与城邦公民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何况后代僭主多属骄奢残暴之徒，更遭人民唾弃，所以僭主统治皆不能持久。但在它的早期阶段，僭主政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中期，是这类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之时，建立了僭主统治并使国力强盛的城邦有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那克索斯和萨莫斯等等。
阿哥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660年），他是王族后裔，夺得政权后立意重振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挥兵西进控制了奥林匹亚所在的依利斯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幕后主持人，从而使阿哥斯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但斐冬的活动主要是在军政方面把阿哥斯变成强国，尚未能多注意于经济。
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洛斯在科林斯建立的僭主统治，却有青胜于蓝的发展，使科林斯一跃而居希腊最大工商业城市之列。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625年）据说与一直统治科林斯的氏族贵族巴其阿代家有亲缘关系，但他却自居为巴奇阿代的克星，当权后结束了这一贵族家族的统治，其首领被杀，许多人被放逐，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于支持僭主的平民群众。居普赛洛斯常以平民头领自诩，注意争取民心；同时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先后组建三个殖民城市，为科林斯提供丰富的银铜矿产和优质木材，也为科林斯的工农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他也大力资助奥林匹亚和德尔菲的神庙、神像的建造，热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高科林斯的国际声誉。
居普赛洛斯之子皮里安德当政时（公元前625~585年），科林斯工商业达于极盛。他做的一件大事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古称“曳道”（迪奥尔科斯）。它长约6.5公里，石砌路面刻有凹槽专供拖车行驶，起着类似铁轨的作用，在科林斯地峡两边的船舶连同货物都可在这条平直宽的曳道上“陆地行舟”，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之间的通航。有了这条曳道，东边的爱琴海便和西边的科林斯湾连接起来，为扼守其间的科林斯带来滚滚财源，大大促进科林斯工商业的繁荣。这时科林斯已发展为希腊海运商业和陶器、纺织、金属加工与造船业的主要中心。皮里安德也组建两个殖民城邦，一个在西边的爱奥尼亚海北岸，另一个在东边爱琴海的北端，这说明科林斯已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入东面的爱琴海甚至黑海。皮里安德又设立地区法庭以取代贵族法庭，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他还提倡文艺、延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但僭主宫廷的豪华已引起人民不满，他死后由侄子继位，不到三年便被人民推翻，家族房舍全被夷为平地，连尸骨也被挖出抛弃，可见群众对僭主独裁仇恨之深。
其他城邦僭主的作为与结果也和科林斯大体相仿。总的说来，早期僭主统治促成氏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在麦加拉建立僭主统治后，它的贵族诗人色奥格尼斯曾哀叹道：“城市依然如故，人却换了面目，换成旧时此辈，不知法为何物，身披破烂羊皮，野居宛如麋鹿，此辈今成高门，高门于今为庶！”倒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僭主政治造成的新形势。

④ 古人简介，成就

杜甫 (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 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 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诗人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 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 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 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 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 (745) 。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 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 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 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 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 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 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 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 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 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 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 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 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 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 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 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 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 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 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 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 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 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 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 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 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 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 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 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 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 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 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 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 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 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 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 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 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 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 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 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 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 "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 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 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 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 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 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 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 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 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 不同看法。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 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 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 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 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 《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 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 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 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 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 （《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 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 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 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 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 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 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⑤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成就

(一)古代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对“死亡”各有其名称。《礼记》谓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清代，对于王、公、侯、伯的世爵之死，称为“薨”；有官职，有名望的人死曰“卒”。
(二)根据人的年龄。不满20岁死亡的谓之“殇”。此又分为三类：8～11岁死者为“下殇”；12～15岁死者为“中殇”；16～19岁死者为“上殇”。但男子已订婚，女子已许嫁者则不为“殇”。青壮年死者谓之“夭亡”，但于讣告上均写“疾终”，引魂幡、《荐亡文疏》上均写“云终”、“告终”。老年死者谓之“寿终”。如系家族最高长辈，男加“正寝”，女加“内寝”字样。故后世“正寝”二字已成为死的代名词。
(三)根据人的死因。为某种事情舍命者谓之“殉”，如为职责因公而死谓之“殉职”；战争中死于阵地者谓之“阵亡”，现作“牺牲”。死于外地谓之“客死”。死于非命谓之“凶死”等等。
(四)根据人的宗教信仰。和尚死谓之“圆寂”、“示寂”；喇嘛死谓之“涅槃”；道士死谓之“羽化”；基督教教徒死谓之“归主”；回民伊斯兰教教徒死谓之“无常”等等。
(五)民间对死的敬称(礼貌用语)。有借道家的“仙逝”、“返真”、“登遐”者；有引用阴阳家“就本”、“星殒”者；一般称人死为“辞世”(与世长辞)、“过世”、“去世”、“逝世”，“作古”；在吊唁时见之于书面的一律称“千古”；灵牌、引魂幡上一律写“已故”。
(六)北京民间土语、俏皮话(非礼貌用语)称死者有不同说法。如“见阎王爷去了”；“撂挑子了(言已放下人生重担)”，“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言已人土与秋虫为伴了)”，“嗝儿屁着凉了”、“翘辫子”、“踹腿”、“蹬腿儿”等等。但多具有贬义，不能用在丧礼和其他正式场合上。

⑥ 用什么实品来展示团会成果册有新意，古风古典一些的

多用一些中国风的东西吧，会显得很有意趣

⑦ 激励高中生的唯美古风成语

【春花秋实】：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果。

【春华秋实】：华：花。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果。

【春诵夏弦】：诵、弦：古代学校里读诗，只口诵的叫“诵”，用乐器配合的叫“弦”。原指应根据季节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后泛指读书、学习。

【刺股悬梁】：形容刻苦学习。

【刺股悬头】：形容刻苦学习。同“刺股悬梁”。

【刺骨悬梁】：悬梁：以绳子系头挂在屋梁上。形容刻苦学习。
【胡服骑射】：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

【择善而从】：从：追随，引伸为学习。指选择好的学，按照好的做。

【枕典席文】：指以典籍为伴，勤于读书学习。

【知物由学】：由：通过。要了解事物就必须通过认真的学习。

【执经叩问】：执：拿着；经：经书；叩问：询问。手拿经书，向他人请教。形容虚心向他人学习。

【终日不倦】：整天不知厌倦。指埋头学习。

【转益多师】：以更多的人为师学习更多的东西。

【孜孜不倦】：孜孜：勤勉，不懈怠。指工作或学习勤奋不知疲倦。

⑧ 简述希腊古典时期的成就（急用！！）

一、 希腊的历史分期
对于历史本身来说，分期意味着某种类型的亵渎。历史从来都是流溢的，1 从来都是活生生的。当然，分期主义者也提供了振振有词的理由，而且于逻辑和事实上也站得住脚。首先就表现在方法论上，其次是出于教育论的考虑。2 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说，已经形成了普遍认可的分期方案。按照马赫主义者的说法，人类的活动应当追求一种“最大利益化”的效果，关于历史事实，只需写一部通史就足够了，其他著作不应当重复这种历史事实，这是“信息的浪费”，是“思维的不经济”。所以他们的理想著作是薄薄的几张纸。我这里不按照他们的做法，因为适当的事实还是需要交待的，即使在客观上存在“信息的重复”；这也是学术综述所汲汲要求的。那就是：公元前800—前500年，公元前500—前336年，公元前336—前31年。3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性质是后代的史学家们概括的。也就意味着，生活于历史现世的人们可能处于群体的无意识之中，但历史已经形成了。也不尽然，理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历史具有了“未来主义”的因素。
正像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荷马时代是古希腊的“中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失为一种“断裂”。希腊人的反省从古风时期开始，反省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空间上。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最先觉醒，而且发扬了迈锡尼的历史沉积，在制度等方面的辉煌为后世所惊叹（其中以斯巴达人最为典型）。4 东北部的雅典人也一直在活动着，并逐渐影响了中部的一些邦国。民主政治正在成长之中。
这一时期最大的一件事当属大殖民运动了。希腊人的世界观及其转折都发生在这次运动中，“大希腊”的名称从此扔给了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化认同者。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对于希腊的影响真正显露出来。罗马人的祖先也从此结识了“来自东方的人”。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历史轨迹：铁制工具从东方传到希腊，再到意大利，从而支撑了古希腊罗马最主要的物质活动，包括雕塑等艺术活动。5 货币制度逐步形成，再一次点化了希腊人的商业贸易灵性，这同时也是大殖民导致的“国际分工”的结果。 6
还有一件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大事件，那就是城邦的形成。这几乎是整个人类诞生以来的大事件，富含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城邦建设的运动整整持续了上百年。典型而独具特色的奴隶制发展起来了，民主政治也在许多城邦红红火火地进行着，希腊神灵们迁到了城邦的神庙里，哲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大跨步地走着，法律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戏剧、诗歌活跃于城邦的空气中，体育在征伐的催生下成为盛事：希腊人最终发现了“人”。 7
历史已悄然跃入了“古典时期”的视线，上面所述及的城邦制的诸多结果，事实上是在希伯战争之后达到高潮的。8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希波战争才最终保证了希腊文化得以历史性繁荣和延续（正如随后的马其顿战争直接保证了希腊文化的国际性传播和沉积一样）。首先表现在对城邦生活外部环境的营造，以及基于此而兴起的城邦文化的繁荣；其次是希波战争本身也构成了文化[比如说为了纪念战役胜利的而浇铸的青铜雕像《海神波塞东像》（或曰〈宙斯像〉），以及大量的悲剧和赞美诗]。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民主制的繁荣首先来自雅典人的反省，波希战争的胜利在更大意义上是雅典人的胜利。单就地域性质上说，雅典人就已经是事实上的战争最大获益者了。于是在希腊历史上发生了如下一系列的事件：战时的提洛同盟铺垫了雅典作为霸主的道路；伯罗奔尼撒战火四起，消耗了社会财富，也宣告了民主制的末日；苏格拉底殉葬于民主动荡之中；马其顿大军挥戈南进。9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古典时代已经结束，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揭开了希腊化的序幕。
正如摧毁了迈锡尼文明的多利安人一样，落后的马其顿人（事实上也是希腊人）摧毁了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但马其顿人不像多利安人一样把历史推入“黑暗时期”，而是大胆地接受并推行了原文明的精神（当然更多不反映在制度上）。“希腊化”实际上同时也是“化希腊”，东西方的碰撞预言了又一个新的世界性时代的创生，“世界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寻觅到意料之中的史料。实际上，希腊化已经在创造另一个显然不同于希腊文化的文化了。

二、城邦中的宗教
古希腊有没有宗教？或者说古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到底是神话传统还是宗教传统？事实上，关于这类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谬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包括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等），其魅力所在就在于不确定性。答案不可能是唯一的，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关键在标准，在先设性前提。解释才是最有活力的。我这里主要讨论宗教。 10
我说“城邦中的宗教”并不表示以前的宗教存在于“村郊”。希腊的宗教首先在城邦建设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社会的组织性需要一种信仰力量的支撑，这种信仰力量可以是祖先、宗教、理性或国家等，而且必须是抽象的，还要有象征物。这种象征物具有很大成分的图腾性。 11 它是一个标志，是一种纹章，是群体认同的信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诸神得以安然生活于奥林匹斯山上。
把自然的神变为社会的神，这个工作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到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出现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初功告成。12 从多神到一神转变的过程更是潜移默化，从来没有以全面目出现过。这个过程真实地上演了一幕大殖民运动的悲喜剧。宗教和城邦随着大殖民运动而四处泛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城邦中的宗教”的另一层含义。实际上，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早已根植于每一个希腊公民的头脑中，群体的无意识在这里滋生。
希腊宗教绝对是多神的，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从而获得一神论的意义。一神论在这时包含了多神论的因素。希腊人没有撒旦，人们心中的善恶感寄托于神灵的能善能恶，从而获得道德心理的平衡。正是这种特殊的平衡张力，孕育了希腊人始终如一的追求和谐的审美意识。理性主义的成熟与这种平衡张力也不无关系。
“由多神到一神”的另一层含义来自于城邦中的宗教所受到的外部挑战，罪魁祸首恰恰是大殖民运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信仰的悖论）。北部的奥菲斯教（酒神崇拜）大肆南下，征服了许多城邦公民的灵魂。为了抵制奥菲斯教——群体无意识意义上的抵制，理智的希腊人推重日神崇拜，提倡节制主义。于是，另一种宏伟的平衡张力得以建立，即尼采所大力赞美的酒神和日神相互间达成的契约。13 这种样式的平衡张力同样培养了审美意识和哲学冲动。
但建立不久的平衡张力最终在内部的对立统一中破裂，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目睹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始末。许多神庙被毁坏。虽然平衡的惯性仍然怂恿着人们和谐于神的善恶，一股骚动的风气还是盛行起来。苏格拉底即殉葬于这股风潮，理由当然要呈现于神的面前：引入新神，败坏青年。艺术的敏感和顽强最终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悲剧已经很少上演了。雕塑挣扎于程式之中，神灵也世俗化了。

三、转向人和社会的哲学
希腊是哲学的故乡，理性称为“主义”在这里最先开花。 14 我们现在很难区分原初的哲学和宗教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就像原初的宗教和神话的难解难分一样。但也不妨碍我做适当的论述。作为哲学和宗教的共同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认识世界，而且经由了由自然到社会的过程。相对而言，哲学更为滞后，就像现代的唯物论者们所说的：感性总是先与理性（可能柏拉图不这样看）。但这并不是说宗教没有理性，也没有说哲学不要感性。宗教在命题上的相对优势最根本地表现在所提问题的不确定性上，哲学虽然也秉承了这种不确定性，但她的反应往往是迟钝的，而且赋予了思考。
思考的方式之一是综合概括，泰勒斯确实是这样做的。 15 当他把万物归源于水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的诞生。我们可以假设泰勒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其命题的得出来自于城邦保护神的神秘启示。但仅仅是假设而已，史料委实太少了。可以肯定的是，从理性萌生的一瞬间，泰勒斯就试图寻找一种和谐，在这一点上与宗教的事实契合了不少。
毕达哥拉斯的贡献更大，因为他留下的史料更多，也表明他做的工作更多。首先是提出了“万物本于数”，这要比泰勒斯的“水”在本体论上前进了一大步。也正是这种“数”，启发了时人和后人，直到柏拉图。其次了肯定了数的和谐，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天人感应”，而且在行动上加以实践。第三，他把“数”和神灵联系起来，用神秘主义验证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而且不违背奥林匹亚诸神的意愿。“比例”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实际上是关于和谐的实践。基于比例的和谐以及净化的理论激励了后世许多艺术家和实干家——“激励”也许包含了束缚的意义。
赫拉克里特的性格有点与众不同，为人也疾恶直怨，据说人缘不好。但他在更大领域内折服于自然界的伟大（在他的自然界中应该已经包括了社会），把整个生命奉献于阐释他的“逻各斯”——被现代哲学语言叫做为“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范畴。抓住自然界的辩证法既成就了赫拉克里特，也拖垮了赫拉克里特，即由宇宙秩序的“逻各斯”所导致的怀疑主义基础上的虚无。唯一不虚无的是他所坚信的“逻各斯”；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和谐的性质。我从艺术的纷繁头绪中找到了赫拉克里特的另一个贡献：“流溢说” 。贡献当然不只针对艺术，艺术却是十分敏感地“针对”——在提供适当环境的时候。我后面还将论及。
接下来出场的哲学家是巴门尼德，他的历史使命好像专门是为赫拉克里特而设置的。希腊人的思想空间由此陷入了“南辕北辙”的困境。好打抱不平的恩培多克勒斯出来摆平了时代的思想格局——也即做了最简易但最可罗致荣誉的工作：综合考虑，平庸待世。到后来的阿纳克萨哥拉斯，再到德谟克里特，最终完成了对自然界的解释。德谟克里特以后的自然哲学长期低迷不振，由苏格拉底开始的“人”的哲学成为思想界的宠儿。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自然哲学本身，而在于变动不息的社会主题。应当说，整个古风时期的社会主题投合了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宗教也是这样）。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在美学上不失也是一种和谐论，但已经不和谐于时代了（我这里指功利层面的“时代”），因为蛰伏于整个古风时期的人文主义苏醒了，并且马上钻出地面，从泥土里抖出一大批“智者们”。 16
应该说，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智者”，但他不这样自称，而诩之以“哲人”。我说“苏格拉底首先开始了‘人’的哲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的偏颇之处可能在于忽视了 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我现在已经提出了。
苏格拉底重视存在的目的因，以至于能够忍受明显违反神灵的世俗化行为，也许事实上他已觉察到了神灵的世俗化。这是不可改变的社会事实。苏格拉底强调适用，并认为这就是比例，就是和谐，就是和目的性。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了神学目的论。17
应当说，苏格拉底还没有明显感觉到民主制度的岌岌可危，他仍然沉浸于希波战争以来形成的繁荣之中，至少他相信神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希波战争催生了“人的发现”，也宣告了“人的毁灭”。希波战争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坚定了诸神的信念，从而使诸神个个成为偏执狂，内心却开始保藏起祸心来。
在苏格拉底被杀以后，柏拉图忽然发现了真谛：原来希腊人正在毁灭自己，城邦的保护神已迷失心窍。于是，柏拉图立志要再造一个“宗教世界”——理想国，至上神即是非常有名的“理念”。如果柏拉图当时没有使用“理念”这个词汇，而是使用“至上神”或“宙斯”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是由多神到一神的转变。关键是柏拉图没有这样说，从此也挽救了哲学可能走向神学的危险境地。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活模型。 18在几次社会实验失败以后，他又提出了可行性较强的“宪政国家”模型（但终极目标仍是理想国）。我想说的是，柏拉图的一切著述都是为了理想国而服务的（包括关于艺术的论述）。当然后世对其著述的阐释和实践可能会使柏拉图“大呼上当”。
历史的脚步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面前，但亚里士多德已无暇顾及——他的思想包袱太沉重了。集大成的任务天然归亚里士多德来完成。有人说，苏格拉底的功劳说到多大也不过分，实际上祖孙三代都配享有这个荣誉。出于本文意旨的考虑，我愿点出亚里士多德如下的工作业绩（由于这些业绩娴熟到如此高超的地步，以至于丝毫不妨碍我只点其名而不阐其义）：和谐、秩序、比例、静止、流溢、质料、灵魂、动力、目的，等等。 19

四、雕塑
严格地说，“雕”与“塑”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反映在技术层面上。但我并没有说在审美层面上就没有区别。不同的技术必然造成不同的质料辐射，从而引起不同的审美效果（不论是创作审美还是欣赏审美）。当然“相同”也是存在的，而且绝对符合相对性原则。
我不能肯定宗教和哲学一定与雕塑（艺术）有关联，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关系（当然是针对创作心理和审美心态而言）。可以确认的是，三者之间不存在共时性的一致，只在异时性上保持契合；三者统一于社会现实，又相互影响以促成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沉积。如果让我总结一下宗教和哲学施之于雕塑的影响，我愿意看到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横亘于程式的动荡不安中。什么样的理想主义（神的面目、宇宙秩序、以及人性显隐等）才符合道德事实、并进而孕育创造力？这是希腊人自“黑暗时代”以来即孜孜以求的——也许还有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线索。
应当说，多利安人南下，除了保留某些不可避免的概念以外，迈锡尼文明霎时灰飞烟灭——更早一些的米诺斯文明在东方可能留有变种。至少在雕塑艺术上，多利安人的继承性几于无存，真正达到“断裂”的状态。（也不能说没有孑遗，但最终汇入了顽固而古朴的多利亚程式。）随着大殖民的深入，东方崛起了爱奥尼亚程式。负载于地域性的对抗性原则见证了希腊雕塑的始终。 20
首先是笨拙的陶器和青铜小雕像，使“氏族公社学家们”大开眼界。据说也有大型木雕的，但其物理特性无可奈何于现代人的悲天悯人。取材自神话故事的小雕像《赫拉克勒斯与萨提洛斯》从造型艺术的视角证明的几何化的特征，也同时表明了希腊人的程式探索。探索的喜悦从古风时期开始真正掀开了希腊雕塑史的大门，最大的贡献既是人体雕塑的程式奠定。 21
大量流行的“库罗斯”（希腊人的称谓，意为“小伙子”）充斥于这一时期。裸体立像对于东方人（主要是埃及人）来说，等于是“挂羊头卖狗肉”； 22对于自己的灵魂来说，则意味着直面神灵的勇气，十分流行的“人神同形同性”在这种勇气里氤氲着。裸体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来自社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的“体育”观念脱生于战争的频繁，背后仍然保藏了作为人的豪迈之情。 23理想主义由此滥觞开来。
“柯拉”（意为“少女”）在整个古风时期都没有把衣服捋下双肩，作为节日的服饰实践于宗教的仪式（有时也作为欢迎战争／体育英雄广场上的衬饰）。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女权主义者不可能从这里捞到丝毫的好处，包括女子在希腊奥运会上的落选都不足为法庭上的凭证。宗教的庄严和威仪足以征服任何不羁的灵魂，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展示。
明显摹自东方的直立程式和正面法则并没有阻挡“库罗斯”和“柯拉”内心的激越，追求和谐的心志已经溢于言表。“微笑”，作为突破埃及的“呆板”，事实上宣告了新的宗教观念和哲学认识付诸于创造的实践，表明了希腊人进入宇宙秩序后的时空自由运作。24
承前启后的证据来自于埃奎纳岛上的阿淮亚神庙山墙雕塑。在东西两面的三角形山墙上，活生生地验证了社会动荡带给人类生活的灵魂不安：西面的山墙上，众雕像们试图执著于程式化的“微笑”，但战争气氛的炽烈把他们的归属系在了惊马的鬃毛上，惊心动魄的不协调预测着和谐的命运。东面山墙上的群雕，“古风式的微笑”几乎罔存，写实主义的气色游离于眉宇眼角。25 应当说明的是，写实主义的存在已经很久了，在程式试图肇始的恍惚间已经钻入了雕塑家的灵窍，创造的另一副面孔实际上恰恰是毁灭的狰狞。
希波战争不但没有摧毁多利亚和爱奥尼亚的对抗性程式，反而把这种程式强化起来。变化却悄然而至。从外部环境说，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不但赋予时人而且包括后人以“同构相应”的心理认知，从而脱生了“拘谨风格”的程式认同，所指却在本质上没有感受到冲击波的震撼。对于内部系统，张力的平衡始终掩盖着私下的博弈，激动人心的时刻邂逅于焦渴心灵的间歇里。26
我愿意谈谈《海神波塞东像》（又曰《宙斯像》）——这尊代表“严谨风格”时期最高成就的青铜雕像。“古风微笑”转变为表现运动，身体的中心由东方程式的直立担当发展为两腿分立担当；人体结构准确，隆起的肌肉符合解剖学原理；造型完美，动作矫健，富有变化，阐释着流溢的和谐；双臂张开，右手握戟，作投掷之势。27 我坚信远方悬着的标的由神灵和智者的启示所装饰：宙斯的可善可恶，雅典娜饲养的巨蛇，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赫拉克里特的相对性流溢。希腊人最终挣脱了东方人的程式，开始了沉溺于古典时期程式的新纪元。
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古典时期的程式，从来就包含了叛逆的因素——人文主义从来没有统一过认识，而是仅仅把“人”作为宇宙中最重要的造物加以赞美，方式倒是其次的。28 爱奥尼亚派的雕刻家们萌生了“解放女性”的邪念；多利亚系统的创造者们正在学习赫拉克利特的“相对性流溢”，而且明显在理解上发生了偏斜——却可能是雕塑的大幸事； 29苏格拉底营造着理性主义的氛围；所有这一切，包括卫城山脚下一户奴隶人家的烟囱，都服从于把平衡、和谐、秩序和中庸具体化的号令。
下面我愿意介绍三个伟大的人物。在实际效果上看，确实是他们三人支撑了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艺术。
伯利克里托斯的价值大概更在于其著作《法则》，而不是同样颇有影响的艺术作品（如《持矛者》、《束发的运动员》）。作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精神的继承者，伯利克里托斯实现了比例由神到人的过渡，而且明确建立了“人体比例”的概念系统和操作系统。事实上，伯利克里托斯总结了古典时期以来的程式化历程，并把这种观念强行施之于后人，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盛行的时候仍可见其痕迹。另外，伯利克里托斯也无愧于“力学家”的称号，他把雕像的左脚解放出来，为力量的表现开辟了一大片战场。 30 在这一点上，他和菲迪亚斯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 31
菲迪亚斯的声名绝对在伯利克里托斯之上，主要是因为雅典新卫城的设计图纸出自于他的双手，而他在事实上也参与了卫城建设的实践活动。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菲迪亚斯”已成为整个古代希腊艺术的代名词，因为现代人都知道雅典城保存的完整性。菲迪亚斯的师承在多利亚传统，但他做了大量突破程式的工作。从而形成了“神明的静穆”（温克尔曼语）的崇高艺术风格。理想化的特性此后支配了整个希腊雕塑艺术。菲迪亚斯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忠实于自然，同时要净化自然；模仿自然，又要突出理想化的想象。
大型装饰性雕刻减少，其原因在于战争带给希腊的财富消耗。神庙建设从此滞步，神人更为合一。人们的心灵已不能安静，肃穆高贵的神雕渐渐少了，可藉款慰的爱神、酒神为爱奥尼亚的视眼转化提供了可施手脚的领地。世俗性和人情味不期而遇。32 普拉克西特列斯刮掉了以前裸体男子强壮的筋肉，不但使男子形体女性化，而且最终（也是最初）撕扯下了女子的“节日盛装”，开启了裸体维纳斯的新时代。33 形体不仅是十分娴熟的修长、轻松和柔和，S形的曲线变化也充分展示了自然的流水线。普拉克西特列斯钟情于大理石的质地，因为他要求的是人体肌肉的细腻变化和美妙含蓄。 34 从他的代表作《克尼多斯维纳斯》，我看到了普罗泰戈拉的“人的尺度”、赫拉克里特的“流溢”、爱奥尼亚所执著的装饰程式，以及德谟克里特的“灵魂原子”，还有裸体女子的“大胆而自然的含蓄”。
请允许我略微谈一谈米隆和利西普斯，以作为本节的煞尾。事实上，《掷铁饼者》是对于“严谨风格”的阐发，古风程式早已销声匿迹。 35更为重要的是，似乎菲迪亚斯、伯利克利托斯、普拉克西特列斯都曾从《掷铁饼者》身上获得了“神秘的启示”，从而走上即相互神合又截然不同的道路。利西普斯则是古典时期最后一位雕塑家，在比例上突破了伯利克利托斯（当然是扬弃性质的），在理想化上对菲迪亚斯的观念做了“变形手术”，而且精于掌握瞬息变化的运动姿态，比普拉克斯特列斯更敏感于德谟克里特的“灵魂原子”。 36 但利西普斯几乎没有“启下”的价值，因为马其顿的大军已涌到了南方和东方，希腊的雕塑泛滥开来，并承受了东方风潮的数次汹涌。希腊化同时具有了“化希腊”的意义。

五、给予现代人的启示
可以说，从罗马人开始至今，雕塑艺术从来没有超过希腊古典时期的成就，人体雕塑似乎已经无路可走。现代主义各流派做了大量的实验，从立体主义的钻孔到构成主义的搭配骨骼，从超现实主义的肢解到集合主义的“变废为宝”，除产生现代意义外，甚至没有超过文艺复兴的米开朗琪罗和后来的罗丹。37 关键是希腊雕刻家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而且赋予了不含神秘主义色彩的神性的启示，这是后人所逐代消失的但十分宝贵的东西。 38
现代社会的宗教正在为“现代性转型”而努力奋斗着，有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新教；也有挣扎着的，比如说伊斯兰教。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希腊人早就做了：不但解除了人们对于存在的怀疑，而且赋予存在的虚空以神圣的意义。人和神相处得相当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物两体、异名同谓而已。 39
哲学所承受的痛苦更大，因为她因袭了理性主义的冲动，于是徘徊于神性的殿堂之前而摇摆不定。到处是厮杀的战场。

⑨ 古风时期绘画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古风时期是造型艺术的形成期。其主要绘画成就是陶器上的绘画——瓶画。此期的瓶画先后出现了3种风格，即东方风格，黑绘风格，红绘风格。

⑩ 演员成果古装来自哪里

爱情公寓5有一集是大力的撞脸怪和海棠相亲，大力穿的是古风装，说实话，成果这个演员以前真的没听过，因为爱情公寓才大火的，算是运气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