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聊斋

『壹』 《聊斋志异》是如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因为《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十分新颖，通过乱神鬼怪的事情反映出现实。

『贰』 《聊斋志异》有哪些艺术成就

鲁迅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文多简洁，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叁』 结合作品分析《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原本可怕的鬼怪、狐仙在蒲松龄的妙笔下都被赋予了人性的善良和情感。作者写了当时官场的黑暗，也写了人民的反抗，还写了许多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这篇文章的语言典雅优美，简洁流畅，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

『肆』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其中聊斋是指什么志是指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志”<名>记事的书或文章，“异”<名>奇特的东西；特殊的本领；特别或意外的事。

『伍』 聊斋研究历史及现状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

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一、

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

二、

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

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

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

《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

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评点家研究

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

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

《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

六、评点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

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

七、评点形式的研究

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

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九、回顾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

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

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

十、结语

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陆』 聊斋志异有什么艺术成就

『柒』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兼采众体之长，不仅继承了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秀传统，而且还从史传文学、白话小说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一、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有深厚的生活内容。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二、大量的非现实性艺术形象的塑造成功，是《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成就。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们作为“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为核心，巧妙地融合进他们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或幻想属性，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和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这样，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使人忘其为异类；又蕴含着他们本体的固有气质和超现实的神异性，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美感。 三、《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四、《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品的叙述、描写语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极富描摹力和表现力，大大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和趣味性。

『捌』 聊斋志异共近多少篇,代表中国古代什么小说的最高成就

朱其铠版《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得494篇，张友鹤版《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得491篇。

『玖』 李时人的研究成果

一、主要著述
《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版。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二、主要论文
《也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与蔡镜浩合作），《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
《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
《〈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3期。
《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4期。
《〈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2期。
《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问题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1期。
《“百丈”也是人名》，《读书》1985年1期。
《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2期
《写情入物，苍凉凄动——〈诗经·秦风·蒹葭〉欣赏》，《名作欣赏》1985年2期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
《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期。
《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18期。
《〈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与于盛庭合作，《明清小说研究》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
《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繁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5年12月31日。
《“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1期。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仿作和续书问题思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1日。
《〈四游记〉版本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
《〈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文学遗产》1986年3期。
《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
《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读〈卫风·硕人〉》，《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1期。
《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说研究》6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5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2期。
《兰陵笑笑生》，《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学习与探索》1990年3期。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中国小说中的性描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萧兵的楚辞研究及有关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4期。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北方论丛》1993年3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
《三国演义纵横谈》，《文汇报》1994年11月27日。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
《孙吴政权与江南世族》，《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增刊》。
《出入乾嘉：李当珍及其〈镜花缘〉创作》，《国学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3期。
《“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6期。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年3期。
《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
《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二》，《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1期。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三》，《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4期。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华书局《文史》53辑，2001年4月。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华书局《文史》57辑，2001年12月。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求是学刊》2002年4期。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力作——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
《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卓然不群：〈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8期。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
《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 ——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与詹绪左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学刊》2007年1期。
《〈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与詹绪左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
《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与聂付生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北方论丛》2009年3期。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与刘廷乾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