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艺术成果

㈠ 从宋代社会论述伟大的艺术成就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其阶级结构基本上可以从户口分类制度和实际的阶级状况两方面综合考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笔者已经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而此处又不得不作简单的介绍。中外学者对宋朝的阶级结构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依笔者个人之见，是否有两点不足之处，第一，人们注重从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如主户、客户、上户、下户等探讨阶级结构，是不错的，但对官方拟定的户名与实际阶级状况的差别注意不够，有时产生混淆。第二，对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缺乏综合整理，有的学者提出户等制的概念，是不错的，但户等制又显然不能囊括宋朝所有的重要户名。由于宋朝的户名是多种方面、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的，而宋代史籍中又找不到相应的名词，笔者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摸索，才决定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

宋朝政府为了处置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创设了不少户名，至少其中的部分户名，是沿袭前代旧制者。各类户名，如家中只有一个成丁男子，称单丁户；家中有男子未成丁者，称未成丁户；单丁而家产物力贫乏者，称孤贫户；无夫无子的人户，称女户；军人及其家属，可称军户；僧寺和道观，可称僧、道户或寺观户；从事盐业者，称畦户、亭户、灶户、井户和铛户；产茶以至种桔、养花者，都可称园户；从事酒业者，可酒户、坊户、槽户、拍户和扑户；从事炼矾者，称镬户；从事采矿和治炼者，称坑户、冶户、矿户、炉户和炭户；烧制陶瓷者，称陶户和窑户；工匠称匠户；从事纺织、印染、刺绣等，称机户、绫户、锦户、染户和绣户；拥有船只者称船户，而从事远洋经商者称舶户；城市的商铺称市户、行户、铺户和店户；从事造纸者，称纸户；包揽代纳赋税等类称揽户；山中打石者称宕户；良人女子犯奸三人以上，贬为杂户，如此等类，其名称之多，难以悉数。

但是，就主体而言，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大致有以下四组户名所构成：

一、按人户的身份区分，则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之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三]然而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依出身等差异，另有不少细则。宋时经常将官户与民户对称使用，民户当然是指官户以外的人户，如宋光宗时记载：“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四]形势户“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五]形势户以外的人户称平户，平户一词在今存的宋代文献中使用不多，如南宋时有人建议设甲头催税，“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六]总的说来，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富有的吏户，其范围显然宽于官户，而与之对称的平户，其范围又窄于民户。

二、按人户居住地区分，则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分别居住乡村和城市。

三、按有无田地等重要生产资料，房产等重要生活资料，则有主户和客户之别。主户又称税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七]据《弘治徽州府志》卷2载：“宝庆三年（公元1227），见管户一十二万四千九百四十一，口二十三万一千七百六十四。主户：坊郭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乡村户一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九，口一十九万二千九百七十五。客户：坊郭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乡村户九千四百六，口二万一千八十七。”

可见主、客户与乡村、坊郭户是交叉的，有乡村主户和乡村客户，也有坊郭主户和坊郭客户。宋代社会是个农业社会，乡村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人们有时以主、客户代表乡村主、客户，但决不可忽略坊郭主、客户的存在，特别是在开封、临安等府，坊郭主、客户在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乡村主、客户的区分主要在于有无田地，而坊郭户主、客户的区分看来在于有无房产。

四、按财产多少，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司马光说“今时坊郭十等、乡村五等户”。[八]乡村五等主户一般是第一、二、三等户称上户，第四、五等户称下户，有时也将第三等户称乡村中户。宋朝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可谓五花八门
可见划分乡村主户的户等，往往是综合田地多少和肥瘠两种因素。划分坊郭户等更为复杂，有的地区是依据屋税，其基础则是房屋的好坏，有的地区甚至是将坊郭主、客户混通分为十等。

在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确立，正是隋唐以来阶级结构变化的终结。宋朝的乡村客户、乡村下户、乡村上户、官户、形势户等法定户名，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反映了宋朝的阶级结构。但从另一角度看，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所反映的阶级结构只是近似的，户口分类可以成为研究阶级结构的入口和突破口，却不能等同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结构的分析。由于宋朝人户的贫富状况经常发生变动，农民的逃亡和反抗，地主的作弊等因素，官府的户籍登记和统计必然是漏洞百出。官府至少也是三年一次作户口人丁、财产等登记，有时甚至一、二十年不作清理。有些户名，如乡村中户作为乡村人户的中间等级，阶级状况就比较复杂，并不单一。坊郭户只是城市居民的统称，其阶级结构也须另作具体分析。

宋朝是以租佃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其主体阶级无非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在当时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下，北方旱地一个男劳力使用牛耕，大约可以耕种四十宋亩，所谓“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九]但是在南方的水田，一个男劳力的可耕地约二、三十宋亩。[十]一个乡村主户拥有的耕地若是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此外，宋代也有类似于近代贫困线的概念，一般以二十宋亩以下的农户作为“贫下之民”的标准。[11]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有多余的劳力，为了维生，租地和被雇，也是势所必然。宋代史籍中常说：“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12]就是宋代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田地不均，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存在的基本条件。宋代社会固然也有乡村雇佣制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租佃制。

宋朝的乡村客户和下户虽然也有一些复杂的成分，但其主体无疑组成了宋代社会的农民阶级。客户往往成了佃农的代名词，宋诗称“凡农主客两相依”，[13]“客户耕田主户收”，[14]租田缴纳对分租，可称“主、客分”，[15]也有所谓“主客四六无偏颇”。[16]但列入乡村下户户籍者，则不仅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有佃农。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使大量没有田地，本应算作乡村客户的佃农，也列入了乡村下户的户籍登记。按宋人的说法，“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17]“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18]看来佃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应多于自耕农的数量。若以北宋各代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34·5％，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59％。宋朝户口统计本无准确性可言，但在乡村下户和客户的法定户名之下，其所包括的宋代农民，约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还是多少反映和接近了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况。

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同处于社会底层，“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19]有的学者认为乡村第四等户相当于自耕农，第五等户相当于半自耕农，似乎是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在今存史料中也难以找到依据。

宋代乡村的商品经济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当然是地主。地主拥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经营方式则是出租。宋代的货币地租有一定的发展，却仍以实物租为主。在实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对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六四分、七三分等，定额租在北方约每宋亩几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区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也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贷也是地主盘剥农民，兼并田地，将农民束缚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贷年利率分别以100％和50％为限，并且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20]但实际生活中的高利贷却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为限。编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农民分别有不同的赋役负担。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与下户的区别，对下户和客户有一系列减免的规定。但由于地主转嫁赋役负担等各种原因，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宋朝的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享有若干特权，也有不少禁约，在宋朝的庞大等级结构中，即使同属官户，其特权和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他们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营工商业，官场中也有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况。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官户的成员却仍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形成鲜明对照。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从体制上贵官而贱吏，这与金元社会也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另一角度看，吏户却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说来，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有“吏强官弱”之说。[21]吏户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等行为，也史不绝书。

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的划分户等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朝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他们轮差服役期间，就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退役之后，又降为平户。乡村上户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们读书应举，由科举入仕，上升为官户。此外，宋朝的进纳制度，即乡村上户通过向国家捐献钱粮之类，也可入仕。但官场中对进纳入仕者的升迁有许多限制，被视为是一种并不荣耀的出身。

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宋朝的户口登记中，一般是将一座寺观作为一户，而“附入主户数”。[22]寺观往往出租田产，也兼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有的地区，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产更远富于民户。僧道原则上不能繁衍后代，寺观的田产等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而此类人的选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权力所操纵。

干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部分干人也有自己的田产，或向农民转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干人、房主、大商人、贷主、手工业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几位一体的情况。坊郭下户包括小商贩、工匠等。宋代社会的商人势力较前朝壮大，轻商的传统观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具有雇佣性质，其社会地位显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总的说来，唐宋时代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部门，秦汉时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也占据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但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其演变的方向则是由奴隶制转变为雇佣制，而唐宋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㈡ 宋朝绘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1、绘画题材和表现体裁的多样化。宋代绘画题材扩大，绘画分科变细，计有佛道、人物、山水、屋木、走兽、花卉、翎毛、墨竹、龙水等门类。绘画形式中工笔绘画有突出成就，青绿重彩仍然流行，水墨着色在山水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写意画开始出现。宋代绘画体裁有巨幅壁画、高屏大帏、长卷立轴、小幅绘画、册页形式、白描粉本小样等多种样式。

2、文人参与绘事，文人绘画渐成潮流。科举制提高了整个官僚的文化水平，以科举进身的文人力图强调自己的文化英雄地位，将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

宋代不少文人士大夫将绘画看成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在绘画中以墨竹、墨梅、山水树石及花卉等为题材，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绘，艺术上主张宁和平淡，追求天真清新的风格。米氏父子、苏轼等人为典型代表。

3、在宋代，宫廷绘画承载着宣传教化、笼络重臣、粉饰太平的主要功能。宫廷画家在艺术上必须附和帝王的审美趣味，因此，宫廷绘画的主要表现风格为：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浓艳，华贵富丽；既有精密不苟之长，某些作品又有萎靡柔媚的倾向，形成“院体”画的独特风格。宋徽宗赵佶为典型代表。

4、出现了职业画家。画工解除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文化生活活跃，绘画的需求增加，绘画的服务对象有所扩大，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一些画师们的创作进入城市商业市场，不少技艺卓绝的画家活跃在社会上，对促进宋代绘画起重要作用。

这时期的职业画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商品画性质。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突破了宗教题材与贵族题材的羁绊。扩大了视野，使世俗美术有了很大发展。宋代风俗画的发展可以为证。

(2)宋代艺术成果扩展阅读：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

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采的面貌。

㈢ 宋代陶瓷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㈣ 浅析宋代花鸟画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花鸟画在宋代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宋代花鸟画无论是在技法上回、意境上还是笔答墨技巧上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在宋代，绘画的高度繁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画家绘画地位提高的必然状态，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是由政府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一时高手云集，争奇斗艳。此外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宋代文人参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郁郁乎文哉”的宋代文人具有弘道和重德的时代性格，使得文艺的创作充满了高度的人文精神，文人画的盛行使我国绘画从此迈入了文学化的近代时期~花鸟画在宋代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宋代花鸟画无论是在技法上、意境上还是笔墨技巧上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在宋代，绘画的高度繁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画家绘画地位提高的必然状态，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是由政府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一时高手云集，争奇斗艳。此外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宋代文人参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郁郁乎文哉”的宋代文人具有弘道和重德的时代性格，使得文艺的创作充满了高度的人文精神，文人画的盛行使我国绘画从此迈入了文学化的近代时期[~

㈤ 论述宋代花鸟画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花鸟画是宋代宫廷画院绘画的重要类别，在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宫廷花鸟画家极重视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他们笔下的花果草木，务求生动逼真，合情合理，一丝不苟。其表现精工细丽，设色浓重典雅，造型周密端庄，反映出宋代宫廷贵族的审美特征。

赵佶 即宋徽宗，北宋画家，书法家。在政期间，扩充画院，兴办画学，鉴藏古画，编纂《宣和画谱》，使的宋代宫廷画院人才济济，达到我国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赵佶长于工笔花鸟画。代表作《芙蓉锦鸡图》。

北宋中叶，许多文人把绘画视为一种文化修养，并经常进行艺术鉴赏、艺术收藏和艺术创造活动。这种活动围绕梅、兰、竹、菊展开，使“四君子”题材在宋代形成，成为绘画中的独特门类。
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画的雏形,而中国花鸟画,由一开始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到形成一个独立的画科,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到了宋代,花鸟画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宋代花鸟画呢?笔者认为至少要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宋代花鸟画的科学性,二是宋代花鸟画的艺术性,三是宋代花鸟画的文学性,四是宋代花鸟画的实用性,这四个方面正好反映了宋代花鸟画的多元性。宋代绘画有很高的科学性,这一点从一些流传下来的画史中可以看到,宋徽宗赵佶对绘画表现必须符合客观真实上,有两个著名的故事:“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者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这种对于花的观察细致入微,能分辨出花盛开时,不同的时辰,不同状态的观察能力,直到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

㈥ 宋朝的艺术成就

手工业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 宋瓷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 造纸供应流程图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㈦ 宋代在理学方面的艺术成就

古代的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 、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叫道学或宋学.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且在新安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亦自称“新安朱熹”.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之父朱松,祖居歙县篁墩,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尉自署"紫阳书堂",后因被任武职,举家迁到婺源.他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
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朱熹从师李侗,接受程颐的思想观点,后加以发挥,建立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他融道家和禅学思想入儒学之中,使儒学蜕变出古代社会的又一经典理论--理学.他提出“天”、"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到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是理学伯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甚巨.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徽州弟子有歙县祝穆、吴昶,休宁程光、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琏等等.这些学生,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
元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竭力推崇理学.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故徽州被称为"理学之邦".新安理学家,除朱熹及其门弟子外,还有休宁理学九贤,歙县钱时、曹泾、郑玉、唐仲实、姚琏、吴曰慎,祁门汪克宽,黟县李希士.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来理学命题的《性理率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四书发明》、《太极篡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新安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强调"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之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事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这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的新安理学分不开.但是,理学的核心纲常伦理,新安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恶果.

㈧ 简述宋代话本的内容及艺术成就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㈨ 宋代艺术的主体风格

宋代艺术总体风格可用四字概括——典雅平正。
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联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新淡雅之感，去掉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少，就是多。以下分类论之。
唐、五代家具是宋代汉族家具的发展之源，但宋式家具又是明清家具之源。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且，此时汉族工艺美术所获得的业绩与地位也是举世瞩目的。总的来说，宋代汉族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
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低贱模仿高贵，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
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炼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
当然，以上这些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时代语境。
与其他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大多数提倡简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八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而宋朝则规定皇帝身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宋朝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如大中祥符元年 (1008)，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天圣七年(1027)，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
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如程颐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必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也执此种看法，他在《劝农论》中说，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矣。”当然，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又另作别论。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