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考古

Ⅰ 判断：考古学的成果，可以填补历史学的空白。

可以这么说，但考古大多数的目的是印证历史记载上的东西。是重要的佐证之一。

Ⅱ 近几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亚考古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考古工作也逐渐走出国门。
2018年3月23日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5名中方队员将于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特阿拉伯，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8年9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合作推进的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并在古城西侧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

2016年9月26日丝路考古成果发布：发现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中外考古人员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系统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新发现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2013年12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一发现为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Ⅲ 古泗州城的考古成果

2004年以来，在江苏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和盱眙县文化局开展了古泗州城遗址的调查勘探工作。至今，考古人员在调查区内做了近7000个探孔，并利用当地农田水沟、鱼塘等断面做探沟解剖工作，相继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古泗州城内、外城垣，内城垣的5座城门、1座马面，城内的东西干道和3条南北大路、流经城区的古汴河河道等，同时在汴河以西和东西向主要街道以北的范围内发现3片大型建筑区。
此次勘探发现的古泗州城内城垣平面布局大致呈椭圆形，呈东北—西南走向，其中东北一端稍宽大。另外，各城门位置突出于城墙墙体，尤以北门处突出更为明显，同时在西垣的南部发现有一转折弯点，香华门处有一“S”形弯。城址平面东西长约1900米，南北宽约1000米。墙体宽约10米至15米（城门处除外），现残存高约4米（1680年洪水淹没前的地面之上高度）。墙体横断面形状呈底宽顶窄的梯形。墙体采用内、外砌砖石包墙并中部填土的建筑方式。部分地段的城垣打破或利用了宋时期的夯土城墙。砖、石之间采用石灰与糯米汁掺拌作为黏接材料。城墙中部的填土一部分是由较远地方运来的灰黄土夯筑而成，一部分则为取之于附近的淤泥土。夯土中夹筑多层碎砖石。
外城垣的平面布局形状近似内城垣形状。从目前已探明的结果分析，内外城垣之间距离约40米至330米，外城垣墙体宽约2米至4米。外城墙体是用较大的条石砌筑而成，墙体黏接剂仍是用石灰、糯米汁，非常坚固。
钻探发现的东门位于东城垣的中部，距现地表深约3.5米，平面由主城和瓮城组成，主城在此处较宽，瓮城平面呈月牙形，南北径约50米，东西最大径约22米，墙体宽度约4米。墙体同样为内外两侧砌筑砖石包墙、中部填土的结构。砖石包墙采用石灰、糯米汁混合黏接砌筑。南门遗迹距地表深约3.2米，从钻探结果看，该处地下埋藏着大片砖石建筑遗迹，在东西宽约75米，南北长约93米的范围内均有分布。西门位于马面与城墙转折点的中部，距地表深约2米至2.5米。北门距现地表深约3米，平面由瓮城和主城组成，主城在此处较宽，达22米，而且呈外凸现象，瓮城平面呈扇形，东西最大径约60米，南北最大径约33米。墙体宽约3米，同为块石所筑。香华门（该名称据历史文献记载）位于南门的右侧，地处古汴河旁，距现地表深约1.2米。该门的平面结构仍由瓮城和主城垣组成，瓮城平面呈扇形，东西最大径约40米，南北约28米，瓮城墙体宽1.6米，仍是采用块石砌筑。据勘探资料可知，它们的建筑关系为先筑主城，后筑瓮城。此段主城垣较为弯曲，城门设在较为凸出的部位。钻探结果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目前能够确认的泗州城马面遗迹仅有一处，分布于西城垣的中部偏北处，平面约呈长方形，与主城垣组合成一个“凸”字形平面结构。马面凸出部分南北长约26米，东西宽约20米，其南、西、北面砌筑石条包墙，中部填筑灰黄色夯土，与主城垣连为一体。
古汴河遗迹位于北城门西侧和香华门西侧之间，呈南北走向。河道平面呈长条形，南北分别穿越南、北城垣，河面开口东西宽约50米，开口距地表深5.5米，河内堆积之上部3.5米主要为晚期沙土沉积，钻探最深深度在11.5米以上，其中3.5米以下堆积有黑色泥炭层，含大量腐殖物；或为灰色淤积层，质地细软，内含少许贝壳、腐殖物以及少量破碎的青花瓷和宋代青白瓷等残片。
街道共探出4条，其中东西向1条，南北向3条。东西向街道为连接东、西城门的主要街道。此路东部以石块铺筑为主，西部以碎砖石铺筑为主。
2条南北向街道分别位于汴河的东西两岸，距地表深约5.5米。其中汴河东岸的道路（L3）为穿越香华门与北门的主要干道，路面宽约8米，为土路，质地紧硬，土色变化较频繁，有百叶状层次感，上部路土内含砂粒较多，钻探至8米深处因土层过于坚硬而无法下钻。
南北街道（L4）位于古汴河西岸，路面距地表深约8米。道路宽约8米，由于该路为石块铺筑，故厚度无法探出。另外，在此道路的上部、距现地表深约5米处遗有一条晚期道路，宽约5米。
在古汴河以西、靠近东西向主要街道北侧范围内钻探发现3片大型建筑区。这些建筑区分别分布于现沿河村4组村庄东、西两端及中部，编号由东向西分为1号、2号和3号。1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村庄的东端，平面东西长约171米，南北宽约134米，总面积约23000平方米，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2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村庄的中部，距1号建筑区西约195米。建筑区平面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56米，面积约6100平方米，此范围的四周遗有石砌墙体，墙体保存最高2米，宽约1米，距现地表深约2米。该区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其中在中部偏北的范围内深约2米处有一大片砖石遗迹。3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的村庄西端，距2号建筑区西约55米。建筑区平面东西长87米，南北宽约83米，面积约7100平方米，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钻探发现的这些建筑区与明万历年间《帝乡纪略》所附“古泗州城图”中的建筑分布比较吻合。据有关迹象推测，2号建筑区有可能是“大圣寺”所在位置。
在泗州城遗址的钻探和探沟试掘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陶瓷片和砖石标本。陶瓷标本的年代最早为唐代，最晚为明末清初，与泗州城的建造及使用年代大体吻合。陶瓷片类型包括青花瓷、青白瓷、白釉瓷、青釉瓷、酱釉硬陶和红陶片等。
依据钻孔及探沟试掘资料分析，与城垣相关的遗迹主要分宋代和明代。从探沟中的夯土堆积被后期砖、石包墙打破的迹象及夯土中出土遗物的时代最晚到宋代的现象看，被砖、石包筑的夯土城垣大部分应为宋代时期所筑。而砖、石合砌的包墙既打破宋代时期的夯土城垣，其用砖的规格又与南京明代城垣用砖规格基本一致，两者使用的黏接剂和黏接方法也大体相同。根据出土遗物最晚为清代早期分析，该城废弃的准确时间应为清康熙年间泗州城被洪水淹没之后。
盱眙古泗州城遗址是我国罕见的保存完整城市形态和结构的中古时代的城市遗存，其考古工作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建筑、城市生活、淮河文化和运河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本阶段调查勘探的最大收获是：一、通过考古学方法，较为准确地肯定了古泗州城的结构布局，为将来进一步开展泗州城考古及泗州城遗址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二、古汴河河道的发现及城垣勘探中发现的早于明代的遗存，为研究古泗州城的历史变迁及唐宋时期南北大运河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今后进一步探明古泗州城的结构和古汴河与淮河结合区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三、城址范围内发现的街道遗迹、3片大型建筑区等，为今后进一步寻找泗州城内的重要建筑空间提供了工作基础。

Ⅳ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Ⅳ 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1、秦朝考古：兵马俑（包括杨家岭兵马俑），秦公一号大墓，
汉朝考古：中山靖王墓（夫人：窦绾墓），居延汉简，汉代长安城遗址，长沙马王堆，阳陵考古，龟山汉墓，狮子山楚王陵，大云山汉墓。

Ⅵ 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二十余年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成小型水下考古调查队，首次在广东省吴川县沙角旋沉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探摸，发现了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中澳合作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实习，对这一地区的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这次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遗址，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Ⅰ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Ⅱ号”进行了水下勘测和打捞。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以及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赴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调查，发现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满载铜饰物、铜锣、铁锅等日常用品，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而在宝陵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永历通宝铜钱，证实该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省新会县官冲乡，采用声呐探测和潜水探摸相结合的方法，对银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进行了调查。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采集到一块船板。经14C年代测定，证实船板年代为距今690年±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发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市博物馆合作，将遥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陆地勘察相结合，再次对以银洲湖奇石为中心的区域，开展了宋元“崖门海战”遗存的综合调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在报告序言中这样评价：“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该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广东汕头市达豪区广澳港水深约10米的港池内的清初沉船开展了水下探摸和遥感物探调查，并推测其是一条南明时期郑成功属下的战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和试掘，发现13处分属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如“华光礁Ⅰ号”、“石屿1号”、“北礁3号”等遗址。其间，还对“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进行了发掘，打捞出水一万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对遭到盗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进行了抢救性调查和发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17 000余件。

2007年12月22日，广东省文物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成功地整体打捞了“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号”沉船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保存，并于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试掘。

2009年9月26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发掘和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工作暂告一段落，出水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签署为期三年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水下考古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开赴肯尼亚寻找郑和船队的遗迹，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再次前往肯尼亚拉穆群岛，开展了为期约两个月的第二阶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逐渐上升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

我国二十余年来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水下历史文化资料。早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显著改进，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益繁荣。不难理解，对于瓷器的运输而言，再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鉴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主要为陶瓷器，人们将其称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国水下考古打捞出水的众多文物中，陶瓷类文物的数量最为惊人，几乎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诸如“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华光礁Ⅰ号”、“碗礁一号”、“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等重大发现都伴随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从较为原始的低温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种彩瓷，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涵盖了从北方河北的定窑、磁州窑到南方福建的建窑、德化窑等众多窑口，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无比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国水下考古专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奠定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坚实基础。相信随着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必将走在世界前列。

Ⅶ 评价考古的成果是看获取信息的多少

长期以来，考古作为一门较“冷”的专业，由于其专业性较强，很少有非专业人士去阅读晦涩版的考古报告或是难权懂的专业性研究文章。许宏先生就曾谈到：田野考古和研究的专业性、学科传统上的封闭性，导致我们这个日益引人关注的学科在与社会的沟通上存在着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对称、语言不易懂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心态不开放。譬如考古与伦理这类话题，是西方公众考古的议题之一，但在我们国家也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公众考古的真谛，应是公众能够深度地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所谓公众考古，不是专家学者们抱着“施舍”的心态做单向度的“指教”和灌输，而是与公众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公众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当然要靠包括考古人的努力在内的对民族历史文化养分的发掘和汲取；与此同时，公众的思想成果何尝不应是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给养，甚至可以让我们反思为何而考古的学科路向问题。

Ⅷ 建章宫的考古成果

考古队在建章宫遗址小范围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所发掘遗址为一号遗址，地处建章宫内太液池西岸。发掘面积2420平方米。遗址从南向北由三部分组成，即南部庭院、主体建筑与北部庭院。南部庭院现发掘南北长32余米，东西宽24余米。地面平坦，推测原来地面应有铺砖，现仅在东北部残存少量方砖，其他地方局部残存铺砖泥痕。庭院的北部为一东西向廊道，东西现存10.98米，南北宽近2米，廊道地面铺砖。主体建筑位于发掘区的中部，现清理部分平面大致呈曲尺形，东西约26米，南北约73米。主体建筑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部建筑由五个房间和过廊等组成；北部建筑所清理部分东西14.7~22.7米，南北28余米。地面铺砖，铺砖多为素面方砖，个别为小方格纹方砖。北部庭院位于北部建筑西部，清理部分南北约24米，东西约10米。出土遗物多为汉代的砖、瓦及瓦当残块，并有大量的五铢钱范残块。
现今考古面积尚不足整个建章宫面积的十分之一，如果把整个建章 宫都发掘完，其考古成果必定很“惊人”。建章宫是汉武帝在位时所建，为显示大汉的国威和富足，重新在城外修建朝宫，其“度比未央”，比未央宫还大。史书上记载有前殿、太液池、神明台、双凤雀等，这些建筑遗址现已通过初步勘探都有所发现。如果进行彻底完整地考古勘探，必将有更多的发现，这已被汉城内宫殿遗址考古成果所证明。汉城中已发现的众多皇家建筑遗址，若无考古勘探则无从测定其具体地点，如皇家藏冰的“凌室”、储兵器的“武库”等。同样，建章宫考古可以弄清皇家重要建筑的规模、地址、形制等，为认识西汉皇宫建筑布局和科学复原提供可贵资料。如能发现带文字的钱币、竹简、铜鼎等，则是更直接的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估量。

Ⅸ 连云港市博物馆的考古成果

2002年7月8日，连云港市博物馆抢救性发掘整理了一座西汉晚期墓葬，古墓葬的地点为连云港市海州区双龙村花园路建设工地。双龙汉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时间从2002年7月8日至7月19日，发掘墓葬两处，清理面积为19.7平方米，编号为M1、M2。两处墓葬分别出土了一批汉代遗物，特别是编号为M1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凌惠平”一具，震惊了考古界，此次出土的汉代湿尸，是我国继湖南马王堆西汉女尸，湖北荆州汉代男尸之后的第三具汉代湿型古尸，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巨大。
2003年6月份，在来自上海、南京的古尸研究人员及医学专家的主持下，对汉代女尸“凌惠平”进行了扫描和尸体解剖，为透视“凌惠平”提供了医学上的依据。扫描表明其左眼球比较完整，脑组织尽管小了，但仍清晰可见。测量结果是身高1.58米，体重24公斤，头发发根清晰，皮肤除局部有破损，大部分保存完好，肌肉牵拉有弹性和韧性，脊柱很直，足底纹路清晰。解剖结果表明，脑组织萎缩约1/2，但保存完整，大脑额叶沟回清晰，小脑呈碎块状，三*神经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女尸内脏器官保存完整，虽然都连在一起，但心、肺、肝肠都看得清楚。专家还截取了皮肤、肌肉、肌腱、坐骨神经等切块或切片，以备进一步研究之用。女尸的肺部呈灰色，似乎存炭类物质，初步分析与她生存的小环境即家庭有关，如家中常用取暖手炉或生炉子等造成室内传染所致。女尸牙齿保存完好的29颗牙齿，但磨损程度要比现代人大，可能与当时人们大多吃粗硬的食物有关。据对棺液样本的测试，PH值为7.55弱碱性，与PH值为5.18的长沙马王堆汉代墓葬的发现的酸性棺液截然不同。“凌惠平”能在适合细菌生存的碱性环境完整保存，其原因还需要医学上更进一步的研究。
双龙汉墓的发掘，尤其是古尸的发现，对我国及我省的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双龙汉墓古尸发现于黄淮地区，属马王堆类型的湿尸，尸身全部浸泡在棺液中，极为罕见。通过双龙汉墓古尸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对研究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病理学、植物学、环境保护等学科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能进行民族的迁移以及周边地区的人种研究，探究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双龙汉墓的发现对连云港市区域文化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大大地丰富了本地区汉代文化的研究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为我们研究汉代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藤花落遗址位于连云港市国家级开发区中云乡诸朝村南部，西距新浦18公里，东距连云港港口7公里，处于风景秀丽的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上，东经119º20’30”，北纬34º41’00”，海拔高度6—7米。
1988年3月20日连云港市开发区南经七路施工建高压电塔挖塔基时发现两个灰坑，出有石斧、石锛、箭镞等原始物品，尤其是有件鸟头状灰陶鼎足，鸟头造型双目一睁一闭，栩栩如生。原中云乡文化站站长王继澄怀疑此物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部落有关，遂立即通知了市文管会。1996年春在南京博物院主持下，由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文管会和市博物馆组成藤花落遗址考古队，进行了试掘，藤花落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序幕由此拉开。确定其为一处保存较好的龙山至岳石时期（距今4500—4000年，中国国家文明形成前夜）的聚落遗址。
1998年—2000年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大面积钻探发掘，最终确定藤花落遗址为龙山时期古城遗址：双重城垣，城内居住、生产、宗教性祭祀遗迹完备而且文化面貌比较单纯。非常适合进行长期的聚落考古发掘研究。
遗址发掘期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张学海等人莅临工地检查指导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藤花落遗址因其重要性、代表性和特殊性，荣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藤花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还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田野考古评审会”上，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对于史前文明，考古学习惯上以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典型类型的首次发现地现代地名来命名一系列相同、相似文化。藤花落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它的晚期是聚落发展的高峰，而后国家也是在这种发展中孕育而出的。因此，藤花落古城的发现无疑对原始社会末期聚落研究以及国家形成前的最后过渡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藤花落遗址已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钻探面积逾30万平方米。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大型台基、居住房址、生活垃圾用灰坑、灰沟、水沟、防护环城壕、水稻田及紧随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环壕、灰坑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玉器、石器、陶器2000多件及发现炭化水稻数百粒。藤花落古城已比较充分反映了史前当地社会组织结构（如等级差别）、人们的精神信仰（如祭祀）、社会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丰富的内涵。
尹湾汉墓位于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两公里的高岭上。
在清理男性棺陪葬品时，由于棺底淤泥的附着，未见大的错位和移动现象，但多数木质遗物和漆器早已散乱，无法见其原先放置情形。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在清理足部时，一堆散乱的木牍和竹简暴露出来，根据其上有粘连的织物纤维，我们估计入殓时，它的外面应有方缇包裹。部分竹简上还有残留的编绳痕迹,少数竹简已经断裂为数节。木牍字体十分清晰,木牍的表面上还呈现出一层淡淡的油光。木牍虽然迭压在一起,取出时仍有弹性,写在两面的字并没有磨损和粘连的现象。我们十分小心地将这批简牍一件一件取出,盛在水中。经登记,计木牍23件, 竹简113枝，这是此次发掘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文物。
经过后来的整理,这些简牍内容包括: 1、东海郡政府文书档案:《集簿》、《东海郡吏员总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车器集簿》等六种簿集； 2、术数历谱:包括《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和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三年日书等； 3、私人文书:包括赠钱名簿、随葬谴策、元延二年日记和名谒； 4、汉赋佚篇: 《神乌傅》等。
从出土木牍记载的内容及随葬的名谒判断,6号墓男性棺主人姓师名饶,字君兄，生前为东海郡功曹史,卒于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 在汉代郡政府职官中,功曹虽属百石少吏.但却居功曹史、五官掾、督邮、主簿居属吏之首。《汉官仪》曰：“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其职责《百官志》本注曰：“主选署功劳”，即职司选举，掌握人事大权。从出土的郡级政府的主要文书档案如《上计簿》、《武库集簿》等皆掌握于其手并带入墓中的情况判断，功曹史的职权可能正如《论衡·遭虎篇》所记：“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他可能统领诸曹，不仅掌握职官选举，甚至也执掌包括上计、武备、钱谷、赋税等大权。陪葬的名谒中，上自东海、沛郡、琅琊郡守以及容丘、良成诸候，下至五官掾、卒史都遣吏奉谒问疾问安，正显示其墓主人生前位宠职尊。
发掘工作完全结束后，立即转入室内对简牍进行整理和释读，从1994到 1996年历时三年。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 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Ⅹ 秦皇陵里到底有什么奥妙，最新考古成果告诉你真相

秦皇陵现存坟丘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有76米高。这么大的体积，在当时堆积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还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雨淋，原来一定更雄伟。这些封土被夯土铸成的墙围挡起来，夯土墙很结实，干燥后坚固程度与砖墙差不多。
近年来，国家组织考古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高科技探测。秦皇陵考古队的考古结果发现，秦皇陵下面确实有水银，这也意味着司马迁的描述可能是真的。他们采用的是地上发射弹性射波、脉冲雷达、电磁波、电波、热红外线等技术，能根据波、线反射推断里面的空间构造和物体密度。探测的结果是，地宫东西长170米，南北150米。地宫中央深30米，东西约80米，南北约50米，高约15米。
大家估计这一系列数字，就可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恢宏的结构。在2000年前，向地下挖30米，是什么概念？排水问题怎么解决，泥土怎么运上来？因此，修建秦皇陵累死了不知多少民夫。
探查的结果认为秦始皇的棺材在地下30米处。这个位置的温度基本是恒温，冬暖夏凉。棺材周围填充的有木炭，可以起到防腐作用，同时也能防潮。而且，据说在这种温度和湿度下，尸体不会腐烂。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秦皇陵真的发掘了，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的真面目。不过，考虑到他是在沙丘巡游时候死的，可能运到咸阳已经腐烂一部分了。而且到下葬中间又隔了很久，我们如今再见其真面目的可能不是很大。
但这个考古结果起码为我们揭示了一部分秦皇陵的真面目，再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秦皇陵地宫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