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专报

❶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科研成果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中心发布《CEFC中国能源焦点2014：清洁煤炭利用》英文报告。该报告收集、整理、翻译了中国多位学界、业界专家对中国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和看法，就清洁煤炭技术未来在中国的推广，及其将面临的挑战进行详细分析，并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系统地为海外读者带来清洁煤炭利用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及趋势。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联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能源研究室共同出版《2015世界能源中国展望》英文版报告，并在美国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指出，2030 年将迎来一场极具影响力的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过程。基于中国的新能源政策调整趋势，将直接推动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
页岩气革命令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国，中国的页岩气储量丰富，一旦成功开发，中国将彻底改变当前的缺乏能源的局面，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成功举办多场高端学术论坛之后，首次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中国能源焦点：天然气2013》报告，汇聚了中国内地、香港以至海外的华人能源专家和业界翘楚，以最新的数据和最全面的角度，详细勾勒出中国天然气产业的结构和现状。

2012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该规划是“十二五”时期引导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据。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就该规划及中国天然气发展问题采访了中国能源领域多位专家，并将专家观点整理汇编，形成了《中国天然气“十二五”规划调查访谈报告》。
国际学术期刊 《中国眼》以讨论地缘政治、能源安全、经济与文化等问题为主，并以英语编成。书中刊载的视点，从不同角度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深入瞭解。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与中国能源报社合作出版的中国首本英文能源杂志——《CEFC中华能源》成功登陆美国，并在美国纽约举行首刊新闻发布会。《CEFC中华能源》是中国首本以能源产业内容为主的英文杂志，是首次以英文的形式，用最宏观的视野，透视中国能源行业的前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能源企业、能源研究专业以及新闻界全面展示中国能源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提供中国能源产业的第一手信息，以响应国际社会对此类信息日益高涨的需求。

《国学新视野》旨在以更新更开阔的视野面对中国国学，结集国内外一流的国学家、汉学家，一流的文章，诠释传统、发布成果、拓展视域，以新的观念与理解使传统重新进入当代生活，力图做到曲高和“众”。
《世界能源形势与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度报告》
《尼尔森报告》精选（2014）
《在平衡之旅——2014奥巴马亚太之行》
《中美合作新篇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文集》
《新能源经济与低碳发展论坛论文集》
《美中能源合作的潜力论文集》
《投资美国油气市场》
《能源信息专报》
《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争端——兼论“和谐南中国海”建设》
《国际能源信息与研究》
《全球新动态》
《江苏华信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报告》
《江苏决策咨询国际智库高层专家研讨会论文集》
《华信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报告汇编》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亚太论坛文集》
《东海战略万言书》
《中国煤化工产业发展展望》
《变化中的俄罗斯能源战略》
《解读安倍战略学》
《2013全球战略形势解析》
《面临失衡的美国再平衡战略》
《能源与乌克兰危机》
《中国与网络安全》
《中国新走向——美国智库中国两会分析报告解读》
《关於当前中日关系的报告》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中美日韩四边合作会议”分析报告》
《两岸关系与美国角色——2013年中美台三边会议分析报告》
《上海市能源可持续利用及分布式发电相关建议的报告》

❷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西部科学院1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1：100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1人。此项计划由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黄立人.卢作孚书信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

[4]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年谱[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5]张黎.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始末[J].中国科技史料，1995，16(2)：33

[6]章鸿钊.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J].地质论评，1936，1(1)：20

[7]王钰.关于半河系[J].地质论评，1945，10(1～2)：7～8

[8]李春昱.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J].地质论评，1950，15(4～6)合刊：143

[9]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J].地质论评，1947，12(1～2)：125

[10]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1]陈新，薛运丹.卢氏昆仲与北碚实验区.重庆文史资料.(第六辑)[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2]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3]张祖林，王永，丁春旭.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空间分布的形成与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2(1)：118～124

[14]孙承烈.北碚聚落志[J].地理，1948，5(3～4)

❸ 谁是中国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

姜玉平
地质学、动植物学和生理学是中国近代最早兴起并最先达到国际水准的科学，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我国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也产生于这几个学科。
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非《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莫属，它们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中国生理学杂志》不仅及时地报道了中国生理学界的成果，使中国在国际生理学界之声誉因此增高，而且使中国生理学界与国际生理学界互通声气，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引言
科学刊物是伴随近代科学的兴起而产生的，其主要职能是传达和保存已经获得的科学知识信息。近代以来各科学强国莫不重视科学刊物的建设，以致有“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217）之说。
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对科学刊物的功能和地位也有较为透彻的认识，1915年《科学》杂志发刊例言曾云：“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期报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鉴于此，他们筚路蓝缕建立科学体制时非常注重科学刊物的建设，把建设名刊视为推进科学在中国植根和体制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竭蹶经营，至1936年国内各种科学刊物数量已达187种（Buck,Peter，Americanscienceand modern China,1876－1936，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页210），并在一些学科中涌现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的刊物，为中国在世界科学界争得了地位，洵属难能可贵！
那么，谁是中国近代最早取得世界声誉的刊物呢？于此问题，目前对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研究最为系统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未作探讨。近日笔者细绎虞昊、黄延复二先生的大著《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发现他们在著中写道：1930年7月18日，“理学院教授会决定发行《国立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报告》（ScienceReportsof NationalTsing—HuaUniversity），是中国第一份获得世界声誉的学术刊物”（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页124）。笔者对此观点深不敢赞同，为澄清史实，略作钩沉，以揭示谁是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中国近代最早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
我国虽自清末自强运动时期就开始输入西方科技，但直至民初始终仍未能设立真正的科研机构从事研究活动，故这个时期近代科学一直未能在中国植根。此时期内，国内虽也有一些科技刊物但基本上是以宣传和介绍近代科学知识为主。
中国近代真正开始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活动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地质学是中国近代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设立中央地质调查所，蔡元培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名符其实的科研机构”（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载《蔡元培全集》（8），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页299），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地质学在短期内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物学步地质学之后尘迅速成长，以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南京设立生物研究所肇其端，聚集一批留学归国学者从事动植物分类学、解剖学及遗传学等研究，并使研究本土生物资源之风很快被及全国。这些学科率先发达之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这些学科“既不要很复杂很精密的实验仪器，又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因此他们都较早建立，并且在中国科学家的辛勤努力下，也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周培源，六十年的中国科学，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页49）此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192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改组，组织一批国外生理学家和归国学者在生理科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等）领域进行有系统的研究，研究成绩极为突出，使协和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生理科学研究中心之一。
而1930年以前，国内的数理化科学虽已有少数科学家，但他们还“没有机会将科学推进到展开研究的地步”（吴大猷，我的科学心路历程，载《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页7），尚未取得国际地位。地质学、动植物学和生理学是中国近代最早兴起并最先达到国际水准的科学，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我国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也产生于这几个学科。
评价一种科学刊物是否称得上是世界名刊，目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一致的标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标准至少应该具备这几项：一是报道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就；二是刊物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一致公认的高度评价；三为国内外同行视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下是1930年代以前地质学、生物学领域中几种颇有国际影响的国内刊物，因现在对其早期情形已知之寥寥，甚或模糊不清，故作述介并征引国内外的评价以反映其声誉。
1《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与《中国地质学会会志》（Bulletin ofthe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创办于1916年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中心，为了能及时刊印自身的研究成果，自1919年始先后办有《地质专报》、《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志》（均为不定期）等刊物。其中，以《中国古生物志》（英文）最具影响，它由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协助丁文江于1922年创办，专载中国古生物学研究成果，分甲（古植物）、乙（古无脊椎动物）、丙（古脊椎动物）、丁（古人类）四种。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甲乙丙丁四种分别已出10册、48册、51册、17册（李春昱，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对中国地质学事业的几点贡献，载《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页39），此后改为中文版继续出版至今。
中国地质学会于1922年1月27日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学会之一。并于1922年创办学会刊物《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要以西文来刊载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1卷4期，至1951年出至31卷，后改为《地质学报》（中文版）继续出版至今。中国地质学会以地质调查所为挂靠单位，会员起初也以地质调查所的人员为主体，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故《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早期所刊论文也大部分来自地质调查所。
地质学是中国近代各科学领域中成就最大的学科，地质调查所、北大地质系、中研院地质所等机构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等领域的大批高水平成果通过《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等刊物公诸于世，蜚声国际，也使这些刊物在世界地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渐露头角，备受称赞。
1924年，英国著名地质学家J.M.Gregory在NATURE上撰《中国的科学复兴》，对地质调查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对中国地质学发展的贡献甚大（J.M.Gregory，ScientificRenaissanceinChina，NATURE，1924，113（2827）：19）。1925年中国地质学会开年会时，有位法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告诉翁文灏：“我们法国地质学会三年的贡献，也没有你们这一年的多。”（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科学，1926，10（11）1315）当然这不乏恭维之意，然绝非虚语。至1927年，地质调查所已与国外270余处机构建立了刊物交换关系，到抗战前，与中国地质学会交换刊物的国外机构也多达220处。所以，美国学者弗思在传记《丁文江》中说，《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志》“这两种杂志很快就在国际学术界中传播开去”（（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页45），中国地质学界的成就也为国际同行广为知晓。
1932年，美国地质调查所重要地质学家戴维·怀特写信给丁文江称赞中国地质调查所“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并说：“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失望至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同前，页51－52）。这样，《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遍及世界各国，并“成了世界各国地质图书馆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黄汲清，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科学，1946，28（10）251－252）。鉴于它们的国际影响，一些外国学者也以在其上发表论文为荣。
《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等刊物报道了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重要成就，为中国科学在世界科学舞台上树立了国际地位和威望。如1934年，美国科学史家C.H.Peake在著名科学史刊物ISIS（《爱雪斯》）上撰文，认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国际科学界有着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广泛阅读，它的研究为增加地球的博物史知识作出了真正的贡献。”（C.H.Peake，Aspectsofthe introction of modern scienceintoChina，ISIS，1934，XXII，173－219）1941年北平研究院副院长、物理学家李书华曾说：“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纪略，地质论评，1942，7（1－3）91）1944年，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回顾五十年来中国科学发展之成就时，也认为：“我们的地质学，不但在国内成了独立的学问，即在世界上也能占一位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页581）诸如此类之评价，不一而足。
所以，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非《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莫属，它们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2《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26年2月27日，中国生理学会在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立，会员起初主要以协和医学院研究人员为主，当年9月6日在该会第一届年会上决定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中国生理学杂志》于1927年1月创刊，每年4期为1卷，每卷约450页，所刊论文以英文为主，并附中文提要。它图文并茂、蔚然可观，“印刷和内容俱臻上乘，堪与学术先进诸国的学报比美”（吴襄，三十年来国内生理学者之贡献，科学，1948，30（10）296），抗战期间出至第16卷时被迫休刊，战后续出，至1952年出至第18卷停刊，后改为《生理学报》（中文版）继续出版。
该杂志是1949年前国内刊载生理科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它“取材殊为严格”，报道的成果水平很高，在国内外获得极高的声誉。神经解剖学家卢于道曾说：“北平协和出版之中国生理学杂志，在世界上颇有地位。”（卢于道，二十年来之中国动物学，科学，1935，20（1）46）生理学家柳安昌也认为：“在品质方面，总可以同世界有名的生理学杂志，并肩齐驱”（柳安昌，生理学，载《中华民国科学志》（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页7）。它发行之后，海外同道“纷纷订阅”，使其能长期以海外订费收入来担负刊物的出版费用，这在当时国内科学期刊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也就“表示刊物内容之够上学术标准了”（吴襄，中国生理学会，科学大众，1948，4（6）：278）。
由于《中国生理学杂志》刊载的研究成果的水平举世公认，很快就引起国际生理学界的关注，在国际上也同样享有盛誉。在它问世半年之后，1927年6月出版的英国生理学会所编《生理学文摘》（PhysiologicalAbstracts）中就介绍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有它所刊论文的摘要。此外，它还被载入InternationalIndexMedicins中（胡传揆，协和的创办，载《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页385）。生物化学家吴宪在该杂志上的文章还曾被著名的NATURE杂志介绍过。所以，心理学家汪敬熙称赞说，它“每期内的论文，在英美德法的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的摘要杂志都有提要登出，并且许多的论文都能引起外国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者的注意”。（汪敬熙，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提倡实验的科学，独立评论，1936，196号，页7－8）可见，它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世界生理学界的重要刊物，并被当时许多生理学者视为必备参考文献，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JohnEccles,1963年获诺贝尔奖金）就常读《中国生理学杂志》，美国生理学家CharlesCode也曾说过：“我们学生理的人，不能不读《中国生理学杂志》”（引自曹育，现代生理科学在中国解放前的发展，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系硕士论文，1986，页20）。
《中国生理学杂志》还是一种国际化刊物，它实行面向世界，只要够论文标准，不论国籍和投稿国别，均予登载，但始终以国内论文为主。据统计，至1949年在该杂志上署名发表论文的共有47个机构，其中国外的就有16个，包括如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剑桥大学生化系等世界著名研究机构。此外，还有一些在国外深造的中国生理学者如陈克恢、欧阳翥等也争相向其投寄论文。这说明该杂志对身处科学中心的中外学人均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所以，《中国生理学杂志》不仅及时地报道了中国生理学界的成果，使中国在国际生理学界之声誉因此增高，而且使中国生理学界与国际生理学界互通声气，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除了以上几种之外，至1930年代中期我国具有国际声誉的刊物还有一些，如：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刊》（ContributionsFrom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ofChina，英文，1925年始刊）；静生生物调查所主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Bulletin of FanMemorialInstituteofBiology，英文，1929年始刊）；清华大学主办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英文，1931年始刊）；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ChineseJournalof Physics，西文，1933年始刊）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具论。结语
综上所析，中国近代何种科学刊物最早获得世界声誉，也就昭然若揭了。《中国古生物志》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无可争辩为最早，《中国生理学杂志》次之。《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固然于1930年代中期刊载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注意，也具有较高的声誉，但将它定为“中国第一份获得世界声誉的学术刊物”，实在是缺乏依据。看来，在历史研究中树立“第一”是须谨之又谨的！回顾以上几种中国近代享有世界声誉的科技刊物的辉煌历史，不仅会激发当前我们建设世界级名刊的热忱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成功经验，对当前科技期刊建设有所助益与启迪。来源：《中华读书报》

❹ 黄芳的科研成果目录

专著
1、《走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2、《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译著
《国际刑事法院导论》（英文原著作者：威廉.A.夏巴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论文
（一）关于国际刑法问题的研究
1、《论国际刑法中的引渡问题》，载《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论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论实现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途径和方式》，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
4、《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研究导论》，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
5、《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载《法学家》2002年第3期。
6、《香港与外国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概览》（合作），载（澳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澳门检察律政学会2002年出版。
7、《香港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研析》（合作），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另载（澳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澳门检察律政学会2002年出版。
8、《香港与外国签订的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研究》（合作），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9、《如何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合作），载《检察日报》2002年7月8日第3版。
10、《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研讨会综述》（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4期；另载（澳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澳门检察律政学会2002年出版。
11、2002年刑法学年会论文：《论打击恐怖犯罪国际合作的原则和方式》。
12、2002年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论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法的协调》，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
13、2003年国际刑事法院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论中国刑法典中的国际刑法规范》（合作），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4、2003年国际刑事法院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引渡法及引渡条约研究》。
15、《国际刑事法院相关问题探索》（合作），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8月11日，法制时代B1。
16、《在积极探索中走向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合作），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7、《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的基础理论问题》，载《国际区际刑法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博士论文摘要：《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载《中国刑事法学》（第一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外国刑法中的国际犯罪立法模式探讨》，载《现代刑事法治问题探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酷刑及酷刑罪的界定》，载《酷刑遏制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国现行引渡制度基本问题研究》，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欧盟成员国间引渡制度研究》（合作），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3、《简论酷刑罪的概念和特征》，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
24、《惩治恐怖犯罪与人权保障问题》（合作），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5、《香港与外国刑事司法合作制度研究》（合作），载（台湾）《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5期、第6期。
26、《关于加强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协调与衔接的建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2004年8月9日；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7、《论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审判萨达姆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28日，第8版。
29、《关于破解期权腐败司法难题的对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2007年4月9日第13期。
合著
1、《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防治对策专论》，副主编兼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新编国际刑法学》，副主编兼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中国刑法学》，副主编兼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香港特区的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比较法学》“俄罗斯法”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硕士教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刑法学》“排除犯罪事由”和“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硕士教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3、《中组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大纲学习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
7、《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金融诈骗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经济法习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危害税收征管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3年版。
12、《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认定与处罚》，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13、《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15、《刑法适用手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刑法新罪名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译文
《论希腊妇女的犯罪》（俄文），载《法学天地》1989年第6期。
专业审校
《引渡与国际法》（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如何破解腐败期权的司法难题
爱尔兰访学见闻
评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投反对票的五点理由
赵燕案审理的法律启示
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审判萨达姆的几个法律问题
关于加强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协调与衔接的建议
酷刑及酷刑罪的界定
家乡印象
思 父 亲
外国刑法中的国际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惩治恐怖犯罪与依法保障人权
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导论
交通肇事罪中犯罪主体的认定
论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论实现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途径和方式
论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法的协调
论中国刑法典中的国际刑法规范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研究
中国引渡法及引渡条约研究

❺ 矿床学研究发展概况

人类在从事探采金属和其他矿物原料过程中积累了有关矿产分布和性状的知识。各个有古代文明历史的民族都有关于矿产地和某些萌芽矿床成因概念的记载。中国利用铜、铁的历史都很早，夏商两代青铜器制作已有相当规模和水平，春秋时期已能够用铁矿石炼铁。公元前2000多年成书的《山海经》记载有数十种矿物、岩石和矿石的600多个产地，还把矿产分为金、玉、石、土4类。《管子》中已有关于采矿中金属共生与分带的描述。古代利用的金属主要有铁、铜、锡、银、铅、金、汞等，全国各地发现过很多古矿硐及其他采矿遗迹，有些地方采掘已有相当的规模。唐宋以来史书中有矿产产量的记载。明代(14、15世纪之交)铁产量已达到2000万斤，这大致相当17世纪欧洲国家产业革命后，英国年产量的数字(当代中国编委会，1990)。在这个时期内，也有几种能反映当时有关矿产和矿床认识的著作。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广泛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在地学方面他发现记录了地磁偏角，也最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南宋的郑所南早在14世纪就提出关于地下活动的水沿岩石裂隙脉络流渗形成矿脉的推想，得到了现代科学史研究家的极高评价。明代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记载有160多种矿物岩石的产状和药用价值。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述了许多工业农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不少古代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寻找和采冶技术。但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总结不受社会主流的重视，以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和发展。

在欧洲，古希腊哲学家中有不少人的著述谈到岩石矿物和矿石，关于这些自然界物质起源的认识成了后来地质学及矿床学思想的源头。中世纪，中欧一些古老的采矿业中心积累了有关矿床的知识，一位捷克人Agricola经过在这里考察，于1546年写成一本“金属矿床成因”的书，提出了矿床中的物质来源于地壳，地表水渗透到地下深处受热，溶解了岩石中的成矿物质，然后再沉淀在岩石裂隙中的认识，现在认为，出现在16世纪中叶的这一认识可以看作是近代矿床学的萌芽。到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认识，认为矿床是来源于地球深部，炽热物质通过贯入作用或溶液携带进入已冷却了的地壳岩石裂隙中沉淀而形成的。到18世纪，上面两种不同的观点，发展起来的“水成论”和“火成论”之间的激烈论战达到了高潮。水成论的代表是德国的维尔纳，认为所有岩石和矿床都是大洋水中沉淀形成的，大洋水中溶解有形成岩石和矿床的所有物质，当它们沿岩石裂隙渗透时，就在其中沉淀出矿石。火成论的代表是英国人赫屯，他认为矿石只能由深处上升的火成的熔融物质充填在地壳裂隙中形成。随着大量事实材料积累，表明矿床既有与深处岩浆作用有关的，也有与地球外部的地质作用有关的，这种争论自然就缓和下来。19 世纪是欧洲国家工业化后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发展的重要时期。19 世纪以来的科学由于有了更为正确的理论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从而能够更多地揭示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矿床学来看，这一时期重要的发展和成就集中表现在岩浆分异和热液成矿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包括 E. de-Beamont，J. Von Cotta，J. H. L. Vogt 等欧洲矿床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都作出过贡献。19 世纪末期，岩浆热液理论也为大多数北美矿床学家所接受，他们中间的 Emmons，Lindgren，Bateman 等，还在岩浆热液矿床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研究中有所发展。应该提到同一时期内也仍然有 T. Sand berger 致力于侧分泌成矿理论研究。并得到 T. S. Hunt 等的支持。F. Posepny 则提出在地壳中可能存在一个外层溶液区 ( 侧分泌成矿) 和一个深壳区 ( 上升热液成矿) ，并肯定后一种是主要的。因此可以说，现代矿床学理论基础是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所奠定的。这显然和两方面的条件有关，首先是产业革命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对矿产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对矿床的调查研究和开发程度，也积累了大量的矿床地质资料。同一时期，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取得了很多新成就，在 18 世纪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地质学各有关学科也迅速发展，都为矿床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矿床学形成的标志是:

( 1) 结束了水成论、火成论的论战，肯定了矿床非单一成因，不能企图用任何一种成因来解释所有矿床，提出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 W. Lindgreen ( 1933) 的矿床成因分类，这是一个包括了内生外生成因矿床，考虑了矿床形成的不同方式、不同形成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的矿床大系统。

( 2) 肯定了金属矿床与岩浆岩有成因关系，认为岩浆结晶分异到后期分异出含矿气液相物质在地壳中活动形成了矿床，而金属矿床可看作是岩浆演化的一个相，这种岩浆热液成矿理论得到了普遍接受，并在 20 世纪前 50 年占统治地位，其影响达半个世纪之久。

( 3)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矿床成因理论方面形成了若干个各有特色的科学学派。弗·衣·斯米尔诺夫认为美国学派重视地质构造对矿床形成和富集的控制，并致力于用大量实验和计算资料力求恢复矿床形成的自然物理-化学条件。德国学派着重对形成矿床的矿物学、地球化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建立了各种成矿环境条件下矿物共生系列。前苏联矿床学派的优势是全面研究矿床形成作用与地质介质的自然联系，发展了矿石建造和成矿建造的概念，开创了褶皱带成矿规律研究。

到了 20 世纪 50 ～60 年代以后，除了岩浆热液成矿理论在有关地球结构、岩浆起源、区域构造发展演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得到充实和深化外，并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证明了金属成矿物质除由岩浆从深部带出来外，在广阔的沉积作用、火山作用和变质作用环境中也有使金属发生迁移富集成矿的重要机制。层控矿床成矿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讨论。这一时期矿床成因理论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与以下的地球科学重要进展有关:

( 1)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矿床地球化学迅速得到发展，特别是同位素地质学被广泛应用到矿床研究中，使矿床中金属的来源迁移富集条件以及成矿年代的研究变得更为实际和深入。同时，其他新的实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矿物流体包裹体的研究、矿物微区成分的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和信息。

( 2) 在这期间，人类第一次发现并研究了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成矿作用，1963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尔顿发现上升热液。1964 ～ 1965 年发现红海海底热水和含金属沉积物。1971 ～ 1978 年以来，在东太平洋中隆很多地方发现含金属热水喷出口。随后，载人潜艇到海底观察了热水喷出口及其附近的含金属热水沉积物。

( 3)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提出的板块构造理论为研究矿床形成的区域地质背景和成矿作用动力学开辟了新的方向。大量资料表明，成矿作用与地球演化存在因果关系，对造山带盆地和大陆地质先后开展了相关研究。

20 世纪最后 20 ～ 30 年，世界范围内的找矿和成矿理论研究均取得了重要发展，其中包括新类型矿床的发现、超大型矿床的发现和研究、海底热水沉积成矿作用的深入研究、成矿模式的成功应用、同位素、微量元素组成研究与流体包裹体研究的应用等。

中国近代地矿事业发展也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19 世纪以来，近代地质学传入中国，当时有识之士把兴办地矿事业看作是社会发展、民族独立的需要。首先致力于出版译著、兴办学堂。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在政府机构实业部中设矿物司地质科，后迁北京改为地质调查所和研究所，所长章鸿钊先生领导下培养了第一批地质人才。1916 年十几名毕业生分赴河北、山东开展地质填图，并对龙烟、鄂城、井陉、大同等铁矿和煤矿进行了调查，这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地质工作的开端。此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相继开设地质系。河南、湖南、两广、江西、四川等省相继成立地质调查所。几十年中，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基础理论和矿产地质工作方面，都作了许多开创或奠基性的工作。例如，长江中下游铁矿志、赣南钨矿志、云南东川铜矿、个旧锡矿研究报告等不少成果，就是刊载在这些调查所出版的 《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中。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现或作过初步工作的一些矿床，如白云鄂博铁矿、攀枝花铁矿、贵州铝矿、云南磷矿、大冶等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床、白银厂铜矿、东川铜矿、湖南铅锌矿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第一批矿产勘探基地。孙建初等在玉门油矿的工作也使这里成为中国自己最早发现的油田。但总的来看在经费不足、装备落后的限制下，像矿产勘查及研究这样需要较大投入的工作和研究领域未能得到如其他基础地质学科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执行了地质工作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各级地质机构，迅速扩大了地质队伍。在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勘探部署，保证了一批新建企业所必需的矿产储量。随着包括鞍山、包头、大冶等钢铁基地，大同、开滦、抚顺等重要煤田以及东川、白银厂、铜官山、桃林、水口山等有色金属矿山，个旧锡矿、赣南钨矿、昆阳磷矿等重要矿产地勘探任务的完成又及时地提出加强对缺乏资源和分布不平衡资源的普查工作。在此后的两三年中，包括铬、钒、铍、钼、钛、金、石膏、重晶石等几十个矿产地被发现。在西北、东北、华北、西南等地区石油普查也发现了大量的储油构造及油气显示。此外，还组织专门机构开展了铀矿的普查。随着矿床普查勘查工作的开展，矿床地质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加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程裕淇等关于鞍山式铁矿，郭文魁、郭宗山等关于铜官山铜矿，宋叔和等关于白银厂铜矿，黄懿、裴荣富等关于大冶铁矿，叶连俊等关于中国锰矿等论文先后发表。在 1957 年的全国第一届矿床会议上，对中国铁、铜、钨、锡、钼、铅锌、金、铬、镍、磷、硫、煤、石油等矿产勘查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在 20 世纪 50 ～60年代中，岩浆热液成矿理论在国内研究工作中仍居主导地位。代表性的有徐克勤等对华南属于不同时代的花岗岩及各自的成矿专属性的认识，郭文魁对中国主要内生金属矿产成矿条件和基本特征的总结。同一时期内也有孟宪民对同生论的倡导，并围绕长江中下游、云南东川等地矿床的同生成因展开了讨论。

1958 ～ 1965 年间，又有许多新矿产地发现，如金川镍矿和大庆油田的发现引起世人的瞩目。还有甘南铀矿、狼山铜铅锌矿、德兴铜矿、金顶铅锌矿等矿产地的勘查也取得了进展。西藏、内蒙古、甘肃、新疆铬矿找矿工作得到加强。山东、贵州先后找到原生金刚石矿床。1975 年，河北任丘发现了特殊的油气藏类型，黄海、东海、南海发现含油盆地。70 年代中期，还加强了黄金矿床地质工作，在许多省区找到金矿，发现新类型金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矿成因类型和金矿集中区的概念。

1977 年以来，地矿工作在调整中发展。重点是开展了成矿区划研究和进行了资源总量预测。先后完成了铁、锰、铬、铜、铅锌、铝、镍、锡、钼、锑、金、铂、铀、磷、硫、钾盐、金刚石等重要矿产的区划远景的研究工作。在后面一轮的固体矿产普查中划分出 29 个重点片，经过工作在鄂尔多斯、内蒙古、新疆准噶尔和哈密地区、豫陕边境小秦岭、湘南粤北、湘黔边境及三江等成矿远景区都发现了一批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这一时期内，矿床研究的方法手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先后引进电子探针、扫描电镜、红外吸收光谱、穆斯堡尔谱、核磁共振谱等测试设备。完善了钾-氩、铷-锶、铀-铅、钐-钕、碳等同位素年代方法测定之后，又发展了氢、氧、碳、硫、铅、锶等稳定同位素方法。地质实验测试新技术的应用和地质研究新领域的开拓，使这一时期内矿床类型和矿床理论研究都有了新的进步。

20 世纪 70 年代，不少国家出现了火山成矿作用研究的热潮。我国矿床地质工作者在对长江中下游陆相火山岩中矿床的研究工作中，陈毓川等提出了玢岩铁矿的综合成矿模式。层控矿床研究也受到了普遍的持续的关注，在南岭、秦岭、华北、川黔、甘南、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展了研究。1982 年以来连续三届全国矿床会议中交流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涂光炽主持出版了 《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在区域成矿研究方面，从程裕淇等( 1973) 首先提出铁矿成矿系列开始，随后又综合研究建立了包括各种成因矿床的 3 大类21 个成矿系列。这项工作在后来的成矿区带研究 ( 陈毓川等，1998) 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关于成矿区划研究方面，郭文魁 ( 1987) 首先根据中国内生金属矿床的区域分布提出了中国境内存在泛西太平洋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古亚洲成矿域三大成矿域的看法。陈国达在根据中国地质和成矿特征提出地洼成矿观点之后，更进一步发展为 “壳体演化递进成矿”的假说。此外，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矿床研究整体水平的成果还有陈毓川 ( 1993) 、裴荣富 ( 1995) 对中国矿床成矿模式的总结，涂光炽等 ( 2000) 中国超大型矿床研究成果等。总的来看，正如郭文魁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国矿床理论研究水平几十年来有了迅速提高，基本上能从追踪国际研究方向，并不断加深对中国区域矿床特色的认识，而发展到目前大体能与国际发展同步。这一时期内，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等，我们的矿床研究成果在国际交流中已日益受到重视。在新世纪里中国矿床学研究必将会有更大的进步。

❻ 中国陆相第四系周口店阶综合研究报告

张宗祜¹ 闵隆瑞² 朱关祥³ 张 静¹

（1.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61；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3.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100037）

1 周口店阶阶名及其名称由来

1963年全国地层委员会裴文中、周明镇、郑家坚编写的《中国的新生界》 中，将更新世中期含中国猿人、石器和梅氏犀、中国鬣狗、肿骨鹿等哺乳动物的周口店洞穴堆积名之为 “周口店阶”。 1999年12月第二届全国地层委员会第四系工作组在十三陵断代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建立周口店阶。 2002年被正式列入中国区域年代地层表中。

2 周口店阶层型和副层型剖面位置

周口店阶命名地点是北京西南59 km处的房山县周口店，地理坐标：北纬39°42′东经116°。层型剖面位于周口店龙骨山奥陶纪石灰岩洞穴，其编号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即中国猿人化石产地，乘坐公交车即可到达（图1）。

图1 北京房山周口店阶层型剖面交通位置图

为了能更广泛地进行区域性对比，2006～2007年间，张宗祜、闵隆瑞等在距北京200多千米的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郝家台台儿沟泥河湾阶之上建立了一个河湖相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宣大高速公路和秦大铁路可到达化稍营镇（图2）。

图2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交通位置图

3 周口店阶的层型剖面描述

3.1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层型剖面。

第1地点的洞穴东西长140余米，南北最宽处约20 m，向西渐渐变窄。堆积层基本上是由冻裂物理风化形成的角砾层与非角砾层相间互层组成，洞内剖面厚度有一定的差异，但自上而下统一分为13层，总厚35.00 m。

中国主要断代地层建阶研究报告（2006～2009）

3.2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

剖面描述见图3。

图3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柱状图

4 周口店阶的底界界线定义

4.1 岩性特征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底部第13层的岩性是：红色粉砂质粘土角砾层，角砾风化较强，厚2.0 m。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底部的岩性是：浅红色粘土层夹1层浅黄绿色砂质粘土层，厚1.6 m。

从（1）、（2）岩性可见，周口店期开始是处于氧化较强的环境，故岩性均呈红色。

4.2 磁性地层和同位素年龄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属古地磁布容正向极性时，第13层底约距今0.78 Ma（B/M界线）；第12层年龄：（0.641±0.032）Ma（ESR）。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底是在古地磁极性柱B/M界线之下1.6 m处，约0.80 Ma。

从（1）、（2）磁性地层分析，周口店阶底部年龄为0.78Ma（B/M）左右。

4.3 古生物标志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第13层（即剖面底）为孢粉贫乏带，仅个别样品见少量Artemisia（蒿）和Selaginella sinensis（中华卷柏）。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周口店阶底部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孢粉含量少，以Artemisia（蒿）、Gramineae（禾本科）为主。介形类分析结果表明，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biosa（疑湖花介）、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单瘤湖花介）、Ilyocypris gibba（隆起土星介）、Limnocytherebinoda（双瘤湖花介）、Leucocythere plethora（丰满白花介）等，而其中以Limnocythere biosa 占绝对优势，可作为古生物标志。

5 周口店阶的单位层型内年代地层和生物地层特征描述

5.1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周口店阶年代地层和主要古生物特征

5.1.1 同位素年龄及磁性地层

1）氧同位素测定结果：非角砾层可与太平洋V28-238氧同位素奇数段对比，代表间冰期；角砾层则可与偶数段对比，代表冰期。

2）铀系测年结果

第2层年龄值为： Ma

第3层年龄值为 Ma和 Ma

第7层年龄值为：0.37～0.40 Ma

第8～9层年龄值为： Ma

第10层年龄值为：（0.462±0.054）Ma

3）热释光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0.292±0.026）Ma和（0.312±0.028）Ma

第10层年龄值为：0.417～0.592Ma

4）裂变径迹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0.306±0.056）Ma

第10层年龄值为：（0.46±0.045）Ma

5）ESR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0.306±0.056）Ma

第10层年龄值为：（0.462±0.045）Ma

6）氨基酸外消旋法测年结果

第8、9层年龄值为：0.390Ma

7）古地磁测定

整个剖面属布容（Brunhes）正向极性时，第13层底约距今0.73Ma

5.1.2 哺乳动物化石

以北京猿人、肿骨鹿为代表，主要组成分子是：

北京猿人 Homo erectus pekingensis（1929～1933年发掘时称中国猿人 Sinanbhropus pekinensis Black）

肿骨鹿 Megaloceros pachyosteus Young

中国鬣狗 Hyaena sinensis Zdansky

杨氏虎 Felis youngi Pei

三门马 Eqnus sanmeniensis Teilhard et Pivetean

剑齿虎 Megantareon inexpectatus Teilhard

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居氏大河狸 Trogontherium cf.cuvieri Fischer

梅氏犀 Rhinoceros merki J?ger

巨骆驼 Paracamelus gigas Schlosser

洞熊 Ursus speaeus Blumenbach

德氏水牛 Bubalus teihardi Young

纳玛象 Palaeoloxodon cf.namadicus Falconer et Cautley

猎豹 Cynailurus sp.

豪猪 Hystrix subcristata Swinhoe

北京麝 Moschus moschiferus ver.Pekinensis Young

裴氏转角羚羊 Spirocerus peii Yoang

硕猕猴 Macacus robustus Young

竹鼠 Rhizomys sp.

鼹鼠 Scaptochirus primitivus Zdansky

狼 Canis lupus L.

狐 Vulpes cf.corsac L.

豹 Felis pars L.

5.1.3 孢粉组合带特征

第13层：孢粉贫乏，仅个别样品见少量蒿（Artemisia ）及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

第12～10层：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的胡桃楸（Juglans m andshurica）-榆（Ulmus）-栎（Quecus）-蒿（Artemisia）组合。

第8、9层：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薄叶卷柏（Selaginella delicatula）-桦（Betula）-榆（Ulmus）组合。

第7层：蔷薇科（Rosaceae）-葎草（Humulus）-禾本科（Gramineae）组合。

第6层：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翠云草（Selaginella unicinata）-钱苔（Riccia）组合。

第5层：未采样。

第4～1层：藜科（Chenopodiaceae）-蒿（Aremisia）-蓼（Polygonum）-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松（Pinus）组合。

5.2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年代地层和主要古生物特征

5.2.1 周口店阶底界之上1.6 m处为古地磁B/M界线，故其底界接近B/M界线，约0.80 Ma

周口店阶顶界在图3中，143层（118.0±25.7）ka年龄采样点下1 m处，约120 ka，接近更新统上部128 ka的界线。

5.2.2 介形类组合特征

周口店阶介形类化石较丰富，为 Limnocythere（湖花介）-Ilyocypris（土星介）-Eucypris（真星介）组合，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biosa，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Ilyocypris cornea，Ilyocyprisnschanensis，Eucypris inflata 等化石。沉积环境为湖相，气候较暖干，水体较咸。

5.2.3 孢粉组合段特征

以图3中138层底（深19.45m）为界，划分为2个组合段。

下组合段：孢粉含量少，孢粉浓度为0.9～22.3粒/克，木本植物花粉以Pinus（松属）为主，还有Picea（云杉属），Abies（冷杉属）； 草本植物花粉以Artemisia（蒿属），Chenopodiaceae（藜科）为主，不能确切反映本段植被面貌。

上组合段：孢粉浓度为3.2～24.8粒/克，木本植物花粉占0～66.7％，有Pinus（松属），Picea（云杉属），Cupressaceae（柏科）； 草本植物花粉占33.3％～100％，以Artemisia（蒿属），Gramineae（禾本科）为主，偶见蕨类植物孢子Polypodiaceae（水龙骨科），此孢粉组合特征反映出由针叶阔叶树种组成的疏林草原植被面貌，气候较温干。

6 对比关系

6.1 北京房山周口店阶在周口店地区对比性较好

第1地点10～13层，可与周口店第9、13地点对比。

第1地点第4～9层可与周口店8、6、5和2地点对比。

第1地点第1 ～3层可与周口店15、4、21、23、24和20地点对比。

第1地点北东的太平山北坡西地点堆积层之（4）与（5）层也可与本阶对比。

6.2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周口店阶在泥河湾盆地东部对比性较好

经古地磁测定，阳原县郝家台小渡口剖面、小长梁剖面、官亭村西鹿角梁剖面、洞沟剖面和蔚县东窑子头剖面与红崖剖面等，均测到B/M界线，即周口店阶底部界线。其界线在壶流河东一般埋深22～34 m，壶流河西则埋深10余米。可见，周口店阶在阳原盆地东部，包括壶流河下游两侧普遍存在。在官厅村附近，周口店阶顶面之上我们发现10多枚古人类牙齿及古人类头盖骨碎片，其年龄约11万年。在红崖村周口店阶中与郝家台台儿沟一样含有介形类Limnocythere biosa（疑湖花介）-L.sanctipatricii（单瘤湖花介）-L.binoda（双瘤湖花介）组合。

6.3 与国内其他地区对比

（1）中国北方渭河流域陈家窝组相当于周口店期早期堆积；大荔组相当于周口店期晚期堆积。

（2）中国南方四川盐井沟洞穴堆积、桂北笔架山洞穴堆积和雷州半岛北海组等均与周口店期同期。

主要参考文献

曹伯勋，田明中，袁铃声等.1994.北京周口店新发现的洞穴堆积物研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陈茅南.1988.泥河湾层的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

杜恒俭，陈华慧，曹伯勋主编.1981.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北京：地质出版社，308～309

黄培华，1991.北京猿人洞堆积层的ESR年代、堆积旋回与深海气候旋回的对比研究.刊于“中国海陆第四纪对比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黄万坡.1960.中国猿人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1）：83～95

计宏祥.1991.中国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地质大会论文集.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贾兰坡，黄慰文.1984.周口店发掘记.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贾兰坡，卫奇.1982.建议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建立我国第四系的标准剖面.地质学报，56（3）

贾兰坡.1950.中国猿人（北京人）.龙门联合书局

贾兰坡.1956.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考古通讯（6）：1 ～8

贾兰坡.1959.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考古学报，（3）：1～3

贾兰坡.1959.中国猿人化石产地1958年发掘报告.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21～26

贾兰坡.1964.中国猿人及其他文化.北京：中华书局

李任伟，林大兴.1979.我国“北京人”、“蓝田人”和“元谋人”产地骨化石中氨基酸的地球化学.地质科学，（1）：56～62

刘东生，刘敏厚，吴子荣，陈承惠.1964.关于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刊于“第四纪地质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P.49～50

刘泽纯.1983.北京猿人洞穴堆积反映的古气候变化及气候地层学上的对比.人类学学报，2.（2）

闵隆瑞，迟振卿，朱关祥.2000.从井儿洼孔岩芯看阳原盆地第四纪湖相层的划分.地质学报，74（2）：108～115

闵隆瑞，迟振卿.2003.河北阳原盆地西部第四纪地质.北京：地质出版社

闵隆瑞，张宗祜，王喜生，郑绍华，朱关祥.2006.河北阳原台儿沟剖面泥河湾组底界的确定.地层学杂志，30（2）：103～108

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教研组编著.1961.第四纪地质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P.326～329

裴文中，张森水.1985.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裴文中，周明镇，郑家坚.1963.中国新生界.北京：科学出版社，P.18～31

裴文中.1930.中国猿人化石之发现.科学14（8）：1127～1133

裴文中.1931.周口店洞穴层之时代及其与近古期地层之比较.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0卷

裴文中.1957.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地理分布.古脊椎动物学报，1（2）

裴文中.1934.周口店洞穴采掘记.地质专报乙种7，（1）

钱方等.1980.周口店猿人洞堆积物磁性地层的研究.科学通报，25（4）

邱中郎等.1976.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2）：109～131

孙孟蓉.1965.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层孢粉组合.中国第四纪研究，4（1）：84～104

吴汝康，贾兰坡.1954.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古生物学报，2（3）：267～288

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1989.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

吴汝康.1980.中国古人类学三十年（1949～1979），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8（1）：1～8

吴汝康等.1985.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夏明.1982.周口店北京猿人洞骨化石铀系年龄数据-混合模式.人类学学报，1（2）：191 ～196

徐仁.1965.中国猿人时代的北京气候环境.中国第四纪研究，4（1）：77～83

杨怀仁主编.1987.第四纪地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P.378～381

杨钟健.1930.周口店之化石堆积.科学14（8）：1099～1126

杨钟健.1933.中国猿人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论.地质专报乙种，5（1）

杨子庚，牟昀智.1981.对周口店地区晚新生代地层的新认识.科学通报（13）

杨子赓等.1983.北京猿人时期的地层与环境.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3（4）

袁复礼，杜恒俭.1984.中国新生代生物地层学.北京：地质出版社

张宗祜，闵隆瑞，王喜生，朱关祥，郑绍华，张静，赵华.2008.中国陆相第四系泥河湾阶综合研究报告.见：第三届全国地层委员会编，中国主要断代地层建阶研究报告（2001～2005）.北京：地质出版社.

张宗祜，闵隆瑞，朱关祥.2003.河北省阳原台儿沟剖面泥河湾河湖相层岩石地层的划分.地质通报，22（6）379～383

周慕林，闵隆瑞，王淑芳.2000.中国地层典·第四系.北京：地质出版社.P.96～97

Anderson，J.1919.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 bone deposit at Chou Kou Tien in Fang Shan Hsien Chihli Province.Geografiska Annaler，1

Andersson，J.1923.Essays onthe Cenozoic ofnorthern China.Geol.Mem.Ser.A，（3）：1～152

Barbour，G.1930.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Peking Man.（Sinanthropus）.Science，72，635～636

Black，D.1927，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Tien deposit.Pal.Sin.Ser.D.，7（1）：1～28

Black，D.1927.Further hominid remains of Lower Quaternary age for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Nature.120，954

Black，D.1927.Tertiarymanin Asia：The Chou KouTien discovery.Bull.Geol.Soc.China，5，207～208

Black，D.1929.Sinanthropuspekinensis，-A futher note on newmaterial discovered at ChouKou Tien in 1928， and its zoo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Proc.Four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in Java，3，105～112

Black，D.1930.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scovery of skull of alt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t Chou Kou Tien，The Chira journal，12，163～164

Black，D.1932.Skeletal remains of Sinanthropus other than skull parts.Bull.Geol.Soc.China，11，365 ～374

Black，D.1934.On the discovery，morph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D，（223），57～120

Bohlin，B.1927.Excavation of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Bull Geol.Soc.China，6，345～346

Breuil，H.1932.Le Gisementzá Sinanthropus de Chou Kou Tien（ China）et ses vestiges de feu et l’ instrie.Anthropos，27，1～10

Breuil，H.1939.Bone and antler instry of the Choukoutien Sinanthropus site.Pal.Sin.New ser.6，1～41

Pei，W.C.1930.An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an alt Sinanthropus skull in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Bull.Geol.Soc.China，8，203 ～ 205

Pei，W.C.1931.The age of the Choukoutien deposits.Bull.Geol.Soc.China，10，165～178

Pei，W.C.1934.Carnivora from locality l of Choukoutien.Pal.Sin.Ser.C，7，（2）

Teilhard de Chardin，P. and Pei W.C.1932.The lithic in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s in Choukoutien.Bull.Geol.Soc.China，11，317～358

Teilhard de Chardin，P. and Young，C.C.1929，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hou Kou Tien fossiliferous deposit.Bull.Geol.Soc.China，8，175～202

Teilhard de Chardin，P.1941.Early man in China.Inst.Geo-Biol.，7，1～99

Weidenreich，F.1935.The Sinanthropus Population of Choukoutien（locality 1）with apreliminay report on new disocverles.Ball.Geol.Soc.Chi-na，14，427～468

Weidenreich，F.1936.Sinanthropus pekinensis：A comparative study.Pal.Sin.Ser.D，7，（3）：1-162

Weidenreich，F.1937.The forenner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Bull.Geol.Soc.China，17，137～144

Weidenreich，F.1943.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A comparative study on a primitive hominid skull.Pal.Sin.New Ser.，D，10，1～184

Young，C.C.1930.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Chikushan，near Choukoutien，Pal.Sin.Ser.C，7，（1）：1～24

Young，C.C.1932.On the Artiodactyla from Locaity 1 of Choukoutien.Pal.Sin.Ser.C.8，（2）：1～158

Young，C.C.1934.On the Insectivora，Chiroptera，Rodentia and Premates other than Sinanthropus from locality l in Choukoutien.Pal .Sin.Ser.D，8，（3）：1～139

Zdansky，O.1923.Ueber ein S?ugerlnochenlager in Chou Kou Tien，Provinz.Chihli.Bull.Geol.Surv.China，（5）：83 ～89

Zdansky，O.1928.Die S?ugetiere der Quärtarfauna von Choukoutien.Pal.Sim.Ser.C，5，（4）：1～146

❼ 中国上三叠统土隆阶综合研究报告

姚建新¹纪占胜¹武桂春¹王彦斌¹王立亭²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2.贵州省地质调查局，贵阳 550004)

中国上三叠统分为两个阶，下部亚智梁阶，上部土隆阶。亚智梁阶大致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的卡尼阶，土隆阶大致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的诺利阶至瑞替阶(杨遵仪等，2000)。

1 中国土隆阶建阶

土隆阶阶名源于西藏聂拉木县土隆村。命名剖面位于土隆村附近的山坡上。在土隆剖面上，土隆阶的底界定义在菊石 Nodotibetites nodosus 带之底，以菊石 Tropitidae 的消失和 Tibetitidae 及 Juvavitidae 的兴起为界线处的重要标志。此菊石带大致相当于牙形石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带。在北喜马拉雅地区，土隆阶自下而上包含 5 个菊石带: Nodotibetites nodosus 带，Criesbachites-Gonionotites 带，Indojuvavites an-gulatus 带，Cyrtopleurites socius 带和 Himavatites columbianus 带(杨遵仪等，2000)。在黑龙江省那丹哈达岭地区，土隆阶自下而上含 5 个牙形石带: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带，E.multidentata 带，E.bidentata带，Parvigondolella andrusovi 带和 Misikella posthernsteini 带(王成源等，1986)。

既然土隆阶大致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的诺利阶至瑞替阶(杨遵仪等，2000)，那么，土隆阶的底界最好与诺利阶底界相一致。目前，国际地层委员会建议，诺利阶的底界以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或 Stikinoceras kerri，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或 Epigondolella primitius 出现为标志。

2 土隆阶建阶剖面

在土隆阶命名剖面上，土隆阶厚 123.5 m，下部地层为较深水相的页岩、灰岩及生物灰岩; 上部地层渐变为滨岸相的粗碎屑岩。由于岩性不太合适的原因，目前在土隆剖面上还没有发现诺利阶最底部的标志化石———牙形石 Epigondolella primitia。我国晚三叠世地层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和黑龙江地区。由于牙形石是晚三叠世地层划分与对比的重要标准之一，三叠纪牙形石带的划分和古生物地理分区问题已经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王成源，1991; 杨守仁等，1999，2001)。在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唐嘎区麦龙岗村的麦龙岗组中诺利阶最底部的标志化石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已被发现(毛力和田传荣，1987; 纪占胜等，2003)。因此，我们选择了拉萨市达孜县唐嘎区麦龙岗剖面进行土隆阶的建阶研究(图 1)。

“麦龙岗组”1962 年由西藏拉孜地质队建立，建组剖面位于西藏拉萨地区达孜县麦龙岗村(N29°56ག″，E91°27ཱི″)，该组为一套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沉积。原 “麦龙岗组” 代表西藏拉萨附近的一套灰岩、碎屑岩和火山岩地层，时代被定为晚三叠世。1979 年西藏区调队将其更名为麦龙岗群，同时将时代定为晚三叠世至侏罗纪。1983 年王乃文等重新厘定了麦龙岗群的含义，将其限定为含晚三叠世海相化石、以灰岩为主的地层，并将其上以碎屑岩为主的地层划归下侏罗统甲拉浦组。饶荣标等(1985)将麦龙岗组的时代确定为晚三叠世卡尼期至诺利期; 根据牙形石的研究，纪占胜等(2003)将麦龙岗组的时代确定为晚三叠世晚卡尼期至诺利期。

在西藏拉萨地区达孜县麦龙岗村剖面，麦龙岗组主要由碳酸盐岩、碎屑岩组成，未见底。在研究剖面上，麦龙岗组与下伏地层下—中三叠统查曲浦组(T₁₊₂ch)呈假整合接触，与上覆上三叠统—下侏罗统甲拉浦组(T₃－J₁j)整合接触;出露总厚度为1787～1895m;产有大量厚珊瑚(Procycloitid-ae)化石(夏金宝，廖卫华，1986)，另外还发现了双壳类、水螅类、腕足类和腹足类及牙形石;其中重要的双壳类有Halobiacf.beyrichi，Nuculanayunnanensis，Costatoriasp.等(刘世坤等，1988)。依据牙形石、珊瑚和双壳类化石研究，麦龙岗组的时代为晚三叠世卡尼期晚期—瑞替期早期。拉萨市达孜县唐嘎区麦龙岗村剖面描述如下。

图1 拉萨市达孜县唐嘎区麦龙岗剖面交通位置图

中国主要断代地层建阶研究报告:2006～2009

中国主要断代地层建阶研究报告:2006～2009

3 土隆阶界线标志

根据 Orchard ＆ Tozer(1997)和 Krystyn，et al.(2002)研究，卡尼阶与诺利阶的界线位于上和下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之间; Orchard et al.(2000)还曾建议将卡尼阶与诺利阶的界线放在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带和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带的底部。另外，Channell，et al.(2003)认为传统的拉丁阶与诺利阶的界线是在上、下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之间，如果将卡尼阶与诺利阶的界线置于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底部可能更为合适。在我国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不够发育，难以划分出上、下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带，只能以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的出现为诺利阶的底界。如果将土隆阶底界与国际地层年表中诺利阶底界置于相同层位的话，土隆阶底界应定义在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或 Stikinoceras kerri，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或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现的位置。在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唐嘎区麦龙岗村剖面，土隆阶底界可暂时放在第 12 层顶部的砂岩过渡为砂质生物碎屑灰岩层中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现的位置。通过进一步工作，如果能发现更多牙形石化石的话，E.primitius 首次出现的位置有可能下移。

4 土隆阶生物地层序列

根据对西藏林周地区麦龙岗组的牙形石的研究，自下而上可识别出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带，E .spiculata 带，E.tozeri 带，E.postera 带，E.bidentata 带 5 个牙形石带(表 1)，这些牙形石带可与西藏、青海、云南和黑龙江等地晚三叠世牙形石带进行对比(表 2)，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麦龙岗组生物化石分带的划分与对比

4.1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带

本带以 Epigon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现为底界，以 Epigondolella spiculata 出现为顶界。这个带化石赋存于林周地区麦龙岗组下部碎屑岩为主地层的灰岩夹层中。在毛力等(1987)测制的林周地区麦龙岗剖面麦龙岗组的 18 层顶部和 20 层中也报道了这种类型的分子。由于下部地层中碎屑岩逐渐增加，含碳酸盐岩夹层逐渐减少。除在 12 层的 P5H27 号样品中，产出较多的 E.primitia 的个体外，目前在其下的地层中还没有发现更多的 E.primitia 个体。因此，暂时将 E.primitia 的底界置于本项目测制的麦龙岗剖面的 12 层上部。Epigondolella primitius 带底界位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田传荣(1982)在聂拉木土隆剖面报道的 M .multidentata 由于其齿台后部光滑，齿脊由瘤状齿组成，主齿不达后边缘等特征不同于典型的 M.multidentata，而符合 E.primitia 的特征，建议应该归入 E.primitia 中。E.primi-tia 带还发现于黑龙江饶河(王成源等，1986)。因此，E.primitia 带在我国西藏和黑龙江地区有一定的地理分布。

根据 Krystyn(1977)，Orchard(1991)，Meco(1999)，Krystyn et al.(2002)和 Channell et al.(2003)研究，E.primitia 带代表上卡尼阶顶部至下诺利阶的地层。Channell et al.(2003)将卡尼阶—诺利阶界线划在下 E.primitia 带与上 E.primitia 带之间。牙形石 E.primitia 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地区、加拿大和美洲的西北部、澳大利亚西北部、中国的西藏地区和日本中部广泛存在，是诺利阶底部良好的对比标志。

4.2 E.spiculata 带

Orchard(1991)建立了牙 形 石 E.spiculata，并 将其作为 E.spiculata 带 的代表 分 子。同时将 他(1983)定名为 Epigondolella sp.C，Orchard 的分子也归入此种。毛力等(1987)报道了此种的分子。在麦龙岗剖面的麦龙岗组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 E.spiculata 化石。本带以 E.spiculata 出现为底界，以E.tozeri 的出现为顶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cf.spiculata，Epigondolella sp.，延伸范围包括诺利阶中、下部的地层。E.spiculata 带在国外还见于北美和特提斯地区的上三叠统诺利阶(Channell，etal.，2003; Katvala，et al.，2008)。

表2 摇中国上三叠统土隆阶牙形石带对比表

4.3 Epigondolella tozeri 带

本带以 Epigondolella tozeri 出现为底界，以 Epigondolella postera 的出现为顶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spiculata。在 Orchard(1991)的划分方案中并没有将 E.tozeri 作为带化石提出，而是包含在 E.elongata 带中，并指出 E.tozeri 贯穿于这个带。在麦龙岗组 E.tozeri 产出较多，其延续的地层范围内并没有发现 E.elongata。因此，我们将与 E.elongata 伴生的 E.tozeri 作为 E.tozeri 带的代表分子。E.toz-eri 带分布于麦龙岗剖面的 P5H100 － P5H115 号样品中，代表了诺利阶中部的地层。

4.4 Epigondolella postera 带

本带以 E.postera 出现为底界，以 E.bidentata 出现为顶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cf .spicula-ta，E.violinformis sp.nov.，E.cf .triangularis uniformis，Epigondolella sp.。E.postera 带在国内外分布最广泛，已经在我国云南保山(王志浩等，1985)、西藏林周(毛利等，1987; 纪占胜等，2003)、黑龙江饶河(王成源等，1986)、西藏阿里(赵锡文等，1991)、川西藏东(王骊军，1993)、西藏羌塘盆地(李勇等，1999)、西藏改则(贵州省地质调查院，2005)被报道。E.postera 带在国外还见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Sweet，et al.，1971)、日本的 Mino-Tamba 地区(Isozaku and Matsuda，1982)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Orchard，1983)、美洲的西北部(Katvala，et al.，2008)等地的上三叠统诺利阶中上部。目前在 E.postera 化石的鉴定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具体情况可参考纪占胜等(2003)意见。

4.5 Epigondolella bidentata 带

本带以 Epigondolella bidentata 的出现和消失为底界和顶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postera，Hindeodella sp.，Priniodella libita，Xaniognathos sp.，L onchadina muelleri，Metalonchodina mediocrisa，Enantiognathus sp.，Enantiognathus ziegleri。E.bidentata 带代表诺利阶最顶部的牙形石带，具有广泛的国际对比意义。该带在西藏拉萨达孜地区(毛力等，1987; 纪占胜等，2003)、云南保山地区(王志浩，董致中，1985)、黑龙江饶河(王成源等，1986)、西藏改则(贵州省地质调查院，2005)和西藏乌丽(朱同兴等，2005)都有发现。E.bidentata 带在国外还见于北美(Katvala，et al.，2008)和特提斯地区的上三叠统诺利阶上部(Meco，1999; Channell，et al.，2003)。由于样品采集间距较大，目前尚不能确定 E.bidentata 带的准确延限范围，需要进一步加强 E.bidentata 带延限范围的研究。

5 土隆阶地层的对比

与土隆阶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层单位包括: 西藏南部聂拉木地区的达沙隆组至曲龙贡巴组和德日荣组，定日县达沙隆组(王成源和王志浩，1976)和康马县涅如地区涅如群上部，西藏北部双湖地区西亚尔岗组上部; 西藏东部地区的波里拉组和巴贡组，云南丽江地区松桂组和保山地区上三叠统大水塘组(王志浩、董致中，1985); 青海西南部结扎群波里拉组上部及巴塘群中组、川西曲嘎寺组及图姆沟组相当的地层(赵政璋等，2001)，川西北龙门山地区上三叠统垮洪洞组至小塘子组和须家河组，以及白玉地区下逆松多组碳酸盐岩段(王骊军，1993)。南祁连山地区的尕勒得寺组。在东南沿海沉积区，与土隆阶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层单位主要由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夹煤层组成，如大坑组上部和文宾山组、小水组和头木冲组。黑龙江省东部那丹哈达岭地区与土隆阶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层单位为上三叠统胜利组(王成源等，1986)。

参 考 文 献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2005: 1∶25 万丁固幅、加措幅地质调查成果与进展。沉积与特提斯地质，25(1 －2): 45 ～50

纪占胜，姚建新，杨欣德等，2003: 西藏晚三叠世诺利阶麦龙岗组牙形石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古生物学报，(42)3: 382 ～392

李勇，尹海生，王成善，1999: 青藏高原北部晚三叠世 Epigondolella 动物群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地质论评，45(6)，628

刘世坤，刘鸿飞，马召军，1988: 拉萨地区上三叠统麦隆岗组的新认识。地层学杂志，12(4): 303 ～306

毛力，田传荣，1987.西藏林周县麦龙岗组顶部的晚三叠世牙形石.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17: 159 ～168

邱洪荣，1984.西藏古生代和三叠纪的牙形石动物群，见: 李光岑等.中法喜马拉雅考察成果 1980.北京: 地质出版社，85 ～107

饶荣标，徐济凡，陈永明，邹定帮，1985: 青藏高原的三叠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地质专报，二，地层古生物，第7 号，北京: 地质出版社，1 ～239

田传荣，1982.西藏聂拉木县土隆村三叠纪牙形石，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7.北京: 地质出版社，153 ～165

王成源，1991.中国三叠纪牙形石生物地层。地层学杂志，15(4): 311 ～312

王成源，王志浩，1976.珠穆朗玛峰地区三叠纪牙形刺，见: 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 1966—1968，古生物(二).北京: 科学出版社，387 ～416

王成源、康宝祥、张海驲，1986: 那丹哈达岭三叠纪牙形刺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北方板块构造文集，1，208 ～214

王骊军，1993.川西藏东晚三叠世诺利期牙形刺。青海地质，1，24 ～58

王志浩，董致中，1985.云南西部保山地区晚三叠世 Epigondolella 动物群的发现，微体古生物学报，2(2): 125 ～131

夏金宝，廖卫华，1986.拉萨地区 Procyclolitidae 的一些石珊瑚化石.古生物学报，25(1): 27 ～51

杨守仁，郝维城，江大勇，2001.中国三叠纪牙形石的古生物地理分区。古地理学报，3(3): 1 ～10

杨守仁，郝维城，王新平，1999.中国三叠纪不同相区的牙形石序列。见八尾昭等编著，中国古特提斯生物及地质变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97，112

杨遵仪，张舜新，杨基端，周惠琴，曹洪升，2000.中国地层典· 三叠系，北京: 地质出版社，1 ～139

赵锡文，张克信，1991.中国西藏阿里地区三叠牙形刺。微体古生物学报，8(4)，433 ～440

赵政璋，李永铁，叶和飞等，2001: 青藏高原地层。北京: 科学出版社，1 ～543

朱同兴等，2005: 藏北双湖地区三叠纪地层新资料。地质通报，25(12)，1127 ～1134

Channell，J.E.T.，Kozur，H.W.，Sievers，T.，Mock，R.，Aubrecht，R.，Sykora，M.，2003.Carnian － Norian biomagnetostratigraphy at Silicka.Brezova.(Slovakia): correlation to other Tethyan sections and to the Newark Basin.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191: 65 ～ 109

Guizhou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2005.1∶ 250 000 Dinggo and Gyamco Sheets in Xizang.Sedimentary Geology and Tethyan Geology，25(1－ 2): 45 ～ 5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Isozaki，Y.，Matsuda，T.，1982.Middle and Late Triassic conodonts from bedded chert sequences in the Mino-Tamba Belt，Southwest Japan.Part I，Epigondolella，Journal of Geosciences，Osaka City University，25: 103 ～ 136

Ji Zhansheng，Yao Jianxin，Yang Xinde，Zang Wenshuan，WU Guichun，2003.Conodont zonations of Norian in Lhasa area，Xizang(Tibet)and Their global correlation.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42)3: 382 ～ 392(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Katvala，E.C.，Stanley，G.D.，2008.Conodont biostratigraphy and facies correlations in a Late Triassic island arc，Keku Strait，southeast Alas-ka.Special Paper-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442 181 ～ 226

Krystyn L，1977.Stratigraphy of the Hallstatt region.Abhandlumgen der Geologischen Bundesanstalt，35(5): 69 ～ 98.

Krystyn，L.，Gallet，Y.，Besse，J.，Marcoux，J.，2002.Integrated Upper Carnian to Lower Norian biochro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pper Triassic magnetic polarity time scale.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203: 343 ～ 351.

Li Yong，Yin Haisheng，Wang Chengshan，1999.Discovery of Late Triassic Epigondolella fauna in of the northern Qinghai-Xizang Plateau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tion.Geological Review，45(6): 628(in Chinese)

Liu Shikun，Liu Hongfei，Ma Zhaojun，1988.New discussion on Upper Triassic Mailonggang Formation in Lhasa area.Journal of Stratigraphy，12(4): 303 ～306(in Chinese)

Mao Li，Tian Chuanrong，1987.Late Triassic conodonts from the uppermost Mailonggang formation in Mailonggang village of Lhunzhub County，Xi-zang(Tibet)，China.Bulletin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17: 159 ～ 16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Meco，S.，1999.Conodont biostratigraphy of Triassic pelagic strata，Albania.Rivista Italiana di Paleontologia e Stratigrafia，105(2): 251 ～ 266

Orchard，M.J.，1983.The distribution of conodonts in tectonostratigraphic terranes of Western Canada.Abstracts with Programs-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15(5): 385

Orchard，M.J.，1991.Upper Triassic conodont biochronology and new index species from the Canadian Corlillera.In : Orchard M J and Mc-Cracken A D(eds.).Ordivician to Triassic conodont paleontology of the Canadian Cordillera，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Bulletin，417:299 ～ 335

Orchard，M.J.，Carter，E.，Tozer，E.T.，2000.Fossil data and their bearing on defining a Carnian － Norian(Upper Triassic)boundary in Western Canada，Albertiana 24: 48 ～ 56

Orchard，M.J.，Tozer，E.T.，1997.Triassic conodont biochronology，its calibration with the ammonoid standard，and a biostratigraphic summa-ry for the western Canada sedimentary basin.Bull.Can.Pet.Geol.45，675 ～ 692

Rao Rongbiao，Xu Jigan，Chen Yongming，Zou Dingbang，1985.The Triassic system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Geological Memoire，Series 2，Number 7，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1 ～ 23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weet，W.C.，Mosher，L.C.，Clark，D.L.，James W.Collinson，J.W.，Hasenmueller，W.A.，1971.Conodont biostratigraphy of the Triassic.Conodont biostratigraphy，Memoir-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127: 441 ～ 465

Tian Chuanrong，1982.Triassic conoconts from Tulong Village，Nyalam，Xizang(Tibet).Geological corpus of Qinghai-Xizang(Tibet)plateau，7，Beijing: Geol.Publ.House，153 ～ 165(in Chinese)

Wang Chengyuan，1991.Triassic conodont biostratigraphy of China.Journal of stratigraphy，15(4): 311 ～ 312(in Chinese)

Wang Chengyuan，Kang Baoxiang，Zhang Hairi，1986.Discovery of Triassic conodonts in Nadanhada Range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tion.Tec-tonic corpus of North China plate，1: 208 ～ 214(in Chinese)

Wang Chengyuan，Wang Zhihao，1976.Triassic conodonts in Qomolangma area.In: Report of Science investigation in Qomolangma area，1966 －1968，Paleontology，2，Beijing: Science Press，387 ～ 416(in Chinese)

Wang Lijun，1993.The Norian conodonts of Late Triassic from western Sichuan and eastern Xizang.Qinghai of Geology，1: 24 ～ 5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Wang Zhihao，Dong Zhizhong，1985.Discovery of conodont Epigondolella fauna from Late Triassic in Baoshan area，western Yunnan.Acta Micro-palaeontologica Sinica，2(2): 125 ～ 132(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Xia Jinbao，Liao Weihua，1986.Some Scleractinian corals of Procyclolitidea from Lhasa.Acta Micropalaeotologica Sinica，25(1): 37 ～ 4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ang Shouren，Hao Weicheng，Jiang Dayong，2001.Provincialism of Triassic conodonts in China.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3(3): 1 ～ 1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ang Shouren，Hao Weicheng，Wang，Xinping，1999.Triassic conodonts sequences from different facies in China.In Yao Akira et al.，eds.Biot-ic and g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leo-Tethys in China，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97 ～ 112(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ang Zunyi，Zhang Shunxin，Yang Jian，Zhou Hunqin，Cao Hongsheng，2000.Dictionary of Stratigraphic terms of China Triassic.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Beijing，pp.1 ～ 139(in Chinese)

Zhao Xiwen，zhang Kexin，1991.Triassic Conodonts from the Ngari area，Xizang(Tibet)，China.Acta Micropalaeotologica Sinica，8(4): 433 ～44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Zhao Zhengzhang，Li Yongtie，Ye Hefei，et al.，2001.Stratigraphy of Qinghai － Tibet plateau.Beijing: Science Press，1 ～ 543(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Zhu Tongxing，Li Zongliang，Li Cai，Feng Xintao，Zhang Qiyue，Zhang Huihua，Lin Shiliang，Zeng Qingrong，2005.New data of Triassic strata in the Shuanghu area，northern Tibet，China.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24(12): 1127 ～ 113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❽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及成果

刘 松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 要: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简称地调所) 在新中国成立前总领和规划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地质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地调所进行了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地质人才的培养方面，为新中国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地质学者。本文从地调所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介绍了其区调概况、在地质理论方面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 地质调查所 区域地质调查 地质学 科学技术史

一、地调所成立背景及发展沿革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其前身是 1912 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由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于 1913 年 9 月设立，因专业人才缺乏，1916 年 7 月才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所先后由北京政府农商部，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直辖。1950 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二、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概况

1. 准备时期 ( 1913 ～ 1915)

1913 ～ 1915 年，这段时期可称为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准备时期。由于缺少地质调查人员，这一时期的地质调查主要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几位奠基人及其地质研究所学员进行的野外调查。此期间简单区域地质调查情况见表 1。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学科分化不细，受经费紧张、技术落后、地质人才缺乏等条件限制，地质调查所没有条件开展系统的、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因此，地质调查所开展地质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勘探矿产资源和积累地质资料。

表 1 1913 ～1915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

2. 草创时期 ( 1916 ～ 1927)

1916 ～ 1927 年是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地质调查所几经改制，勉强维持，地质资料一片空白，此时期野外地质调查规模很小，每年有 2 ～5 个地质调查队在野外工作，每个调查队由 2 ～3 名地质学者组成。野外调查队一般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带领一两位年轻的学者，或是几位年轻学者组成调查队到各调查区域调查地质矿产情况。其调查任务主要是应工商部、省实业厅及一些煤矿公司的要求来进行。其调查区域和内容大多在华北、华南和东北各地考察矿产资源和地震灾害情况，且以煤田地质调查为主。主要区域地质调查见表 2。

表 2 1916 ～1927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

3. 大发展时期 ( 1928 ～ 1945)

1928 ～ 1945 年是中国早期地质调查的大发展阶段。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地质调查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研究和调查能力最强的地质调查机构。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技术上都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进入30 年代后，地质调查所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不但政府的拨款增加，基金会和社会的资助明显增多。同时随着地质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地质学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地质学家，如李春昱、孙健初、王曰伦、尹赞勋、赵亚曾、田奇隽、计森荣、潘钟祥、杨钟健、谢家荣、王竹泉、裴文中、贾兰坡、李善邦、侯光炯、马溶之等。他们为促进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5 年地调所迁到南京，所内环境优美，学术氛围良好，组织机构完善，科技人员不断充实加强，各学科涌现的权威专家和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为地调所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随着人才储备和科研能力的增强，这一时期地调所小规模的区域地质调查明显增多，同时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野外考察活动。如翁文灏、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调查热河北票附近地质构造 ( 1928)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1928) ; 王竹泉、黄汲清调查热河阜新煤田地质 ( 1928) ; 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区地质调查 ( 1929 ～1931)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 1929) ; 谭锡畴、李春昱调查四川地质 ( 1929 ～ 1931) ; 王竹泉、潘钟祥调查陕北石油地质 ( 1932 ～1933) ; 孙健初调查绥远及察哈尔西南地质 ( 1930 ～ 1933) ; 黄汲清、王曰伦领导的南岭地区地质调查 ( 1936 ～1937) ; 叶连俊、关士聪1940 ～1941 年到甘肃西秦岭进行的地质矿产调查; 1941 年程裕淇等在西康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1942 ～1943 年黄汲清、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等到甘肃、新疆进行油田调查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野外地质调查成为当时区域地质调查发展的标志。

此期间地质调查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西南地质大调查和南岭地区地质调查。这两次调查称之为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野外考察。1929 年，由丁文江领导的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工作，几乎动用了所中的全部骨干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设备。历时一年的野外考察成果丰富，考察队采集了大量地质标本，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43 年建立西北分所后，由王曰伦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西北地质矿产的调查。首先开始甘肃省比例尺 1∶ 20 万的地质填图，同时路兆洽、陈梦熊进行了靖远、景泰地区的煤田调查; 毕庆昌、何春荪等进行了陇东地区的煤田调查; 1945 年，组织了以王曰伦为队长的祁连山地质矿产考察队，主要有李树勋、黄劭显、陈梦熊、刘增乾等，自西宁经门源、俄博等地进入河西走廊，成为我国第一个横跨祁连山的地质调查队。

当时外有战争的困扰，内有所长的数度更换，经费紧张，生活艰苦，野外治安险恶，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仍励精图治，积极组织野外调查。调查主要局限于西南、西北各省，地质调查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表明地质学者的爱国主义笃诚与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发展地质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停顿时期 ( 1946 ～ 1950)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这时北平分所恢复了工作，接收中国台湾地质调查所，设立了长春办事处，地调所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刘东生、楚旭春、姜达权、李广源、张咸恭、沈永和、周慕林、刘秉俊、章元龙、沈其韩、朱福湘、程伯容、张瑞锡等在这一时期入所。因内战爆发，经费困难，野外地质调查几乎陷于停顿，不得已转入以室内研究为主。这一时期所中学者只做了为数不多的小规模野外调查，主要对北京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局部的地质考察，主要的区域地质调查有: 1946 年 4 ～ 11 月刘增乾、张尔道、刘乃隆、乔作栻调查酒泉、张掖、高台间祁连山、合黎山地质矿产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6 年 12 月黄劭显、乔作栻测绘甘肃成县黑峪乡银洞湾重晶石矿区地形地质图;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负责开采银洞湾重晶石矿，并调查矿区外围地质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8 年 5 ～11 月王曰伦、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调查青海东北部地质矿产。

三、地调所在地质制图及地质理论方面取得成果

从 1913 年成立到 1950 年结束的近 40 年间，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要成果。

( 一) 地质图的绘制

1. 分区地质填图

分省或分区地质图多见于地质调查报告中，是全国地质总图填制的基础，尤其是中比例尺 ( 1∶ 20 万、1∶ 25 万) 地质图的覆盖程度与工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地质工作总体水平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地位。

1913 年底由丁文江与梭尔格绘制的 《1∶ 10 万井陉煤田地质图》、《正太铁路沿线部分地质图》，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地质填图的开端。在大比例尺地质图绘制方面有特殊意义。

中国测制第一幅详细地质图件是 1∶ 10 万北京西山地质图，附在 1920 年出版的由叶良辅主编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中。

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详尽、准确，而且采用了科学的绘图程序的地质图，是由丁文江率领地质调查队填绘的 1∶ 20 万地质图。还有王竹泉的 1∶ 10 万大青山全区地质图;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 ( 王曰伦，1∶ 40 万) ; 胶济铁路沿线地质图 ( 谭锡畴，1∶ 10 万) ; 浙江西部十一县地质图 ( 赵亚曾、刘季辰，1∶ 50 万) ，等等。

2. 全国地质总图绘制———1∶ 100 万与 1∶ 300 万地质图

编制大区域小比例尺地质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大比例尺地质图是绘制小比例尺地质图的基础。地质调查所始终把绘制 1∶ 100 万地质图作为主要的工作，并制订计划实施。

但由于地质资料缺乏、人员少、技术落后等各种原因，1∶ 100 万地质图的编制十分缓慢。1924 年谭锡畴主编完成了 《北京—济南幅地质图》; 1926 年王竹泉等编制完成了《太原—榆林幅地质图》; 1928 年李捷等编制完成了 《南京—开封幅地质图》。

为了加快制图进度，1936 年，专门成立了由翁文灏、黄汲清负责的中国地质图编撰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编制 1∶ 100 万小比例尺的地质图。因战争的爆发制图工作不得不中断。

1945 年春，地质调查所继续 1936 年制定的地质图绘制计划。利用长期积累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的资料，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先后有朱夏、王超翔、秦鼐、姚瑞开、陈梦熊、楚旭春、宫景光、曾鼎乾等人参加制图工作。

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质调查所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完成了 1∶ 100 万的区域地质图和 1∶ 300 万的中国地质总图的编绘，这不仅填补了国际地质学界的空白，而且为以后的研究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 1949 年以后大面积地质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 二) 矿产资源勘探

中国近代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矿产资源的调查，也是中国地质学者开始最早、投入最多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地质调查所在煤、铁、石油以及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重视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勘测。仅在 1916 ～1921 年，这 5 年间所发现的铁矿就有 1 万 t 之多。地质调查所对所有北方的重要煤田做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第一次对中国煤铁储量做出了比较可靠的估计。据统计，仅经地质调查所调查过的煤田就有 200 余处，其中新发现的有10 多处，1949 年以前全国开采的煤矿中，有 80% ～ 90% 都是经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调查勘定的。其中既有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翁文灏、谢家荣等人的矿产地质理论研究成果，更有对玉门油田及白云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特别是在 40 年代初期，地质调查所的学者通过对西北部进行的多次石油地质调查，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论。在铁矿资源调查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发现有六七处铁矿。地质调查所 1923 年印行的翁文灏的 《中国铁矿志》，反映了对中国铁矿生成年代和开采利用情况的综合性调查研究成果。所中先后 7 次编印了 《中国矿业纪要》，对江西的钨矿，湖南的锑、铅、锌和汞，贵州的汞、锑均有专题报告，详述了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储量、地理分布以及矿业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套详细系统的矿产资源分布资料。此外，在云南昆明、昆阳、呈贡等地发现丰富的磷矿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其意义不只是找到一个大型的磷矿床，而是为此后在其他地区沿着同样的地层层位———寒武系下部寻找磷矿，提供了一条线索。

( 三) 地层、古生物及古人类学研究

在地层研究方面，由于古生物学的发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确认，在生物地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划分和对比。1920 年叶良辅发表 《北京西山地质志》，建立了北京西山的地层系统; 1924 年刘季辰发表 《江苏地质志》与 《浙江西部之地质》，建立了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地层系统; 1931 年赵亚曾、黄汲清合著 《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建立了秦岭及大巴山的地层系统; 高平、徐克勤所著《江西西部地质志》，谭锡畴、李春昱所著 《四川西康地质志》，及叶连俊、关士聪的 《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多对该区的地层、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丁文江等人的重视，地质调查所从 20 世纪 20 年代即开始了古生物学研究。为了弥补古生物学研究的不足，1920 年地质调查所邀请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A. W. Grabau，1870 ～1946) 来华领导古生物及地层研究。丁文江请他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并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实践证明这种智力引进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仅加强了与西方学者的合作，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生物学者。古生物学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很快，尤其是杨钟健、孙云铸等人的脊椎与无脊椎古动物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并在短期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的研究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北京人”的研究 “划地成方，记石具数，搜罗鸿博，记载精详，其工作之精细，为世界所少见，故其记录之成绩，殆可为世人研究之模范。”

“北京人”的发现使 “现在国际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重要。”

( 四) 造山运动与大地构造理论

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都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完成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926 年，翁文灏先生分析研究了当时所知的中外地质学者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中他所创立的 “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纠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错误之处，“是对中国地质学的重大贡献，其影响是深远的”。燕山运动的发现是 20 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它使 “环太平洋构造”这个全球概念，获得了完整而现实的内涵。“燕山运动”一词为国际地质学界接受和认可，至今沿用。1929 年，丁文江在 《中国造山运动》一文中首次引进 “造山旋回”概念。1936 年章鸿钊提出震旦运动，并发表 《中生代晚期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力之探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的论文，把构造作用与地质动力联系起来。

黄汲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945 年发表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采用地槽 －地台说，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初步总结，提出多旋回构造理论，并编绘了一系列大地构造 － 古地理图。他的这一理论，在有关中国地质构造领域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 五) 土壤调查与研究

地质调查所自 1930 年开始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从事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并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在此之前， “就现代土壤科学来说，在我国不论是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专业人才都还是空白”。

所里从美国聘请了潘德顿 ( R. L. Pendleton) 和梭颇 ( J. Thorp) 等土壤学家来华协助土壤调查工作。先后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及江西等省展开展了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资源分布调查，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土壤季刊》、 《土壤专报》和 《土壤特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为中国早期的土壤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仅 《土壤专报》上就刊出了 2000 多个土系和 18 个土类的分类系统，同时还编制了土壤图上百幅、采集土壤标本上万个、撰写调查报告和论文上百篇。在此基础上，1935 年，梭颇编制了 1∶ 750 万的 《中国土壤概图》，1936 年他编写的 《中国土壤地理》 一书集中反映了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绩。对很多土壤科学问题，作了有创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且培养造就出中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六) 地震考察与研究

我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地质调查所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1920 年，翁文灏关于甘肃地震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将断层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开辟了地震地质研究的方向。在考察与研究地震的同时，还向社会普及地震知识，1929 年翁文灏出版了《地震》一书。该所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作为当时东亚唯一的地震观测机构，其成立之初就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四、地调所在地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声望，使它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地质人才，堪称是中国地质学界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人才是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与那些具体的科研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最杰出专家的绝大部分，还不断地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余三人均是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被当时中国学术界誉为地质学界 “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人，是地质调查所自己培养的学者，并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我们还可以从所中人员的社会任职和获得的学术荣誉上见到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

1949 年以前，中国地质学会 25 届会长中有 18 任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黄汲清、李春昱等。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质学领域有 6 人，其中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 4 人正在或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 49 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地质调查所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了基本的研究队伍。

五、结束语

中国早期较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基本上是由地质调查所完成的。地质调查所不但组织了几百次的地质考察、绘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地质图、出版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域地质专著和矿产资源的考察报告，还开拓了许多地质科学的基础工作。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着当时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水平。但在区调发展史上其工作仍是开创时期，为新中国的区调工作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地质学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人才培养、科学工作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不仅对地质学，对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很有意义。相信其区域地质调查历程，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学曾经经历的，对其他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 考 文 献

［1］李星学 . 难忘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 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82 ～183

［2］ 李庆逵 .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工作回顾 . 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51 ～153

［3］ 丁文江 . 我所知道的翁讠永霓 . 独立评论，97 号，1934

［4］ 黄汲清 . 一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出版了 . 科学通报，1951，2 ( 5)

［5］ 翁文灏序 . 中央地质调查所概况———二十五周年纪念，1941

［6］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记略 . 地质论评，1942，6 ( 1 ～3) : 87 ～98

［7］ 翁文灏 . 抗战时期几种地质工作的商榷 . 地质论评，1940，5 ( 4) : 271 ～276

［8］ 丁文江 .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 申报，1935 年 12 月 6 日

［9］ 章鸿钊 . 中华地质调查私议 . 地学杂志，1912 ( 1，3，4)

［10］ 章鸿钊 . 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

［11］ 孙圭荣 . 地质科学史纲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2］《中国区域地质志》丛书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3］ 程裕淇 . 中国区域地质概论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4，9

❾ 综合性大地构造（构造地质学）的调查与研究有哪些

主要侧重于中国早期造山运动研究。

从大量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在一批区域地质矿产志撰成的基础上，对中国南方各省区区域构造、框架及其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特别对中国造山运动有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1926年李四光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地质会志》3卷3-4期）本书已有专题论述，这里就不赘述。

1927年翁文灏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会志》4卷1期），文中论述了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激烈，造山作用和造山活动强烈，并与欧洲同时代地壳运动相对比，发现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的特点，故命名为燕山运动，文中试图以燕山为标准区，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了不整合、火山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在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会志》8卷1期）时，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后为谢家荣所补充，并在1936年、1937年划为五期。

1929年丁文江在《地质会志》8卷2期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他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并倾向于施蒂勒造山运动同时性的观点，文中强调把燕山运动划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他在研究广西地质时，也曾提出过广西运动和越南运动的术语和概念。燕山运动虽为中国地质学家普遍应用，但各自都有不同划分原则。

1931年李四光发表《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会志》11卷2期），文中对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做了精辟的论述，由于他多年从事造山运动的研究，系统的划分出若干运动系列，并对所划分的运动均给以科学概念和命名，诸如：怀远运动（O1-O2），柳江运动（D3-C1），淮南运动（C-C2），昆明运动（C2-C3），东吴运动（D1-D3），金子运动，淮阳运动（T2-T3），南象运动（T3-T1），宁镇运动（T3-K1）等。

1936年谢家荣在《地质会志》15卷1期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后期造山运动》及《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概说》（《会志》16卷）把中国造山运动划为五幕，即：前门夹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岭台组，前仕它里组，前长辛店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张文佑1941年划分为三幕，三次地壳运动，1945年在黄汲清的《中国地质构造基本单位》中，划分为5期，等。

在笔者引述李四光教授所著《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地质力学方法》第119页），文中列有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特抄录之以供参考。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丁文江的云南运动）（H?史蒂勒）青龙灰岩三叠系苏皖运动法尔琴运动山西系龙潭系蔡希斯坦（Zechstein）上罗廷根（Oberotliegend）第三幕东昊运动萨尔运动栖霞灰岩中罗廷根（Mitelrotliegend）太原系臭灰岩下罗廷根（Unterotliegend）船山灰岩沃特维尔系（OtwelSeries）

中国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间断）第二幕昆明运动阿斯突里运动本溪系黄龙灰岩萨尔布雷克系（SarbrückSeries）瓦尔敦堡系（WaldenburgSeries）（间断）淮南运动苏台德运动和州灰岩维宪第一幕高骊山系建康运动金陵灰岩七里台页岩㊣╭╰乌桐石英岩杜内艾特罗约江南运动布锐东运动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燕山运动具有长期性，多幕性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和改造期。

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十分关注燕山运动，还是因为燕山运动不仅是我国地质结构的极为重要的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致对整个东部特提斯带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除上述几位以外，我国许多地质学家一直对整个中国造山运动（包括黄山运动）都做过系统的观测与研究。

1927年程裕祺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此文是程先生1938年在英国利物浦地质学会会报上发表的短文，文中阐述了中国之造山运动：

（1）前震旦纪运动之二幕；（2）古生代前期喀里多运动（广西运动）；（3）古生代后期海西运动（天山运动）；（4）中生代燕山运动之五幕；（5）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之二幕。

文中还指出毛理士（F.K.Morris）对中国造山运动的错误论点。

1932年朱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之一幕》。

1936年章鸿钊在《地质论评》创刊号上发表《中国中生代晚期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初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及《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与震旦运动之异点》，前一篇论文是综述性的，主要对翁文灏之燕山运动和丁文江造山运动的一些评述，同时探讨了震旦方向与地壳运动方向之关系，火成岩及其震旦运动的关系，最后还论及震旦向及震旦运动的成因、性质等；后一篇论文主要论及到地壳运动中的造山运动，认为运动方向与震旦向之间是直角相交的关系。

1937年谢家荣在《地质论评》2卷5期上评述黄汲清等的《江西萍乡煤田中生代造山运动》，同年陈国达发表《广东境内燕山运动的构造的型相》（《论评》2卷1期），同年田奇隽发表《湖南造山运动》（《论评》2卷1期）。

1938年边兆祥在《地质论评》3卷6期上发表《安徽南部海西运动之末相》。

1942年叶连俊、关士聪在《地质会志》上发表《陇南龙山造山运动之性质》（22卷3-4）。

1942年郭文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滇北之造山运动》（7卷1-3）。

1944年刘国昌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湘西之造山运动及其地理》（24卷3-4）。

1945年米士（西南联大教授）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云南构造史》中，曾提出澄江运动和晋宁运动（《地质会志》25卷）。

1945年喻德渊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淮阳山脉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会志》25卷），淮阳运动原为李四光于1939年提出创用，指三叠纪末期的褶皱运动，后为马鞍山、安庆的黄马青组与青龙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有人认为与金子运动相当。

1947年李四光发表《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构造线三个名词》（《评论》12卷5期）。

1948年李树勋在《地质会志》（38卷3-4）上发表《祁连山区地层及造山运动之几个问题》。

1947年黄汲清在《地质论评》（12卷1-2期）上发表《关于震旦运动》。

以上属于中国造山运动研究及其论文列举，显示出中国地质构造研究发展历史中一段对中国造山运动理论的探讨与理论成就概括，个别论文虽与上文论述有些论题有重复举例之处，为集中反映中国造山运动系统理论研究之全面，仅此致歉！

正是由于中国早期地质基础雄厚，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以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在资源保障上，从资源大国过渡到资源强国，在当代地质理论上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其中中国大地构造学现已是中国地质科学理论突破的亮点，这学科共同的特点是学说繁多，学派林立，学术气氛浓厚，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异彩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喜人的形势。

除上述中国造山运动理论性探讨外，其他带有综述性的成果，也有着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反映：诸如：1924年葛利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地槽的迁移》（3卷3-4）。1936年高平在《地质论评》1卷4期发表《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文中认为中国东南部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侵入繁多，其分布与东南部之地质构造格局密切相关，认为地壳活动常以地下岩浆之移动而起波动作用，基本论点正符合于曾流行的地壳波动论和地壳均衡理论，认为地壳运动完全与中生代末期之花岗岩侵入是同步同时，并作为其原动力，文中附一幅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图，颇有参考价值。

1936年赵金科在《地质论评》1卷4期上发表《震旦纪地层之分布及其古地理意义》，文中首先肯定了德国魏格纳大陆漂移理论并运用葛利普的地极控制论研究震旦纪北半球的海陆分布及古地理，在《震旦纪大地槽及联合古陆中之位置》一文中论及亚洲东部的古亚洲大地槽，北美西部考得兰瑞大地槽，与南美安底斯大地槽相互衔接、围绕北半球大陆周围的环形状大地槽：其论点即认为当时大地槽均在陆之边缘，而环绕分布与理念不同，而当时之大陆为一体，南北美、欧亚非澳各洲均属相连，即大家所熟悉的联合古陆（Paugoca）。

1937年谢家荣继叶良辅等之《北京西山地质志》后，在《地质论评》2卷上发表《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文中认为北京西山地质构造自西北向东南有两个背斜层，其间有清水尖庙安岭之向斜层为最高峰，北岭的向斜层及房山周口店背斜层等，都是这个区域的重要构造，文中也论及到陈凯所发现的逆掩断层。

1941年李四光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21卷1期）。

1944年刘国昌在《会志》上发表《贵州威宁水城之地质构造》，曾繁印在《会志》上发表《瓦山峨嵋山区之地质构造》（1940年）。

1944年张寿常在《地质会志》（24卷1-2）上发表《谈小型构造》及《岩石解理之生成及其在地质现象上之应用》（《会志》26卷，1946年）。

1944年张文佑发表《X及T式节理初记》（《会志》24卷3-4期），文中论及X型节理的生成，论述了大量模拟试验工作和数据，相继还发表《测量节理应注意的几点》（1948年）以及《劈理节理发育初步探讨》（《地质论评》15卷1-3期），反映出他在李四光老师指导下所取得地质力学方面的成果。

1945年黄汲清在《地质专报》第20号上发表名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On Major Teatonic Forms of China）。黄先生在多年前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地槽—地台单位的内涵，按历史分析和建立起的独道的分析法，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总结，提出几个前寒武纪地块，特别中朝地块等。

地块概念系1922年阿尔岗（E.Argand）所创用，诸如：印度地块（Serindia）和震旦地块等；在阐述褶皱中论及到加里东褶皱、华力西褶皱、印支褶皱，燕山褶皱和喜马拉雅褶皱及其分布特征，论述中着重强调新中生代的基底褶皱的影响和作用，认为这是形成中国东部独特的多旋回构造，并创造性把亚洲划分为：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三个主要构造型式，以活动论观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编绘有《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

该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出版，是一部流传广远的中国地质构造名著，是国内外赋有盛名的论著，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俄文版由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沙茨基院士作“序”，做了高度评价。

1944年王超翔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云南东北地质构造及其与云南弧之关系》（9卷1-2）。

1948年徐铁良在《论评》上发表《“秦岭弧”构造之我见》（13卷1-2）。

1948年孙殿卿、徐煜坚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豫皖边境长山一带东西向构造带与南北向构造线之反接现象》（13卷1-2）。

1948年李春昱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褶皱现象和动力来源的关系问题》（14卷4-6）。

1949年梁文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祁连山西段之近代运动》（14卷4-6）。

1948年李四光发表《新华夏海之起源》（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论文集，第53-62页，《地质论评》13卷5-6）。

1949年李四光发表《中国的造山历史和构造轮廓》（第7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录第2卷，26-44页，新西兰出版）。

总之，从以上所述，中国地质学家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对造山运动，特别是燕山运动倾注过大量精力的研究，取得新的认识。燕山运动（Yanshanian movement），翁文灏于1927年以燕山为标准地区创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的不整合、火成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翁文灏又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分别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丁文江（1929年）把燕山运动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称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谢家荣（1936年、1937年）将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分别以前门头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邻台组、前坨里组、前长辛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李四光（1939年）在燕山运动名下分为六个幕，它从中三叠世末，一直延续到白垩纪末。张文佑等（1941年）将燕山运动包括宁镇、兴安、闽浙三次地壳运动。黄汲清（1945年）认为谢家荣的燕山运动第一幕应属印支旋回，并将北京西山区的燕山运动分为前九龙山组与髫髻山组、前坨里组、前长辛店组三个幕。后来（1960年）黄汲清又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并认为燕山运动是中国东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主要造山运动，甚至波及到中国西部。李春昱（1948—1951年）把燕山运动只作为侏罗纪晚期，或侏罗纪末、白垩纪初的一个幕，后来（1964年）他又将其限定是侏罗纪—白垩纪间的地壳运动。赵宗溥（1959年、1963年）先后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划分为三个和六个造山幕，并认为此运动延续到始新世。

燕山运动为整个侏罗纪、白垩纪期间广泛发生于我国全境的重要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褶皱断裂变动、岩浆喷发侵入活动及部分地带的变质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燕山运动的强度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差别，如就我国东部以至整个西滨太平洋带来说，燕山期的构造变动与岩浆活动有着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强烈的演变规律。燕山期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具有长期性与多幕性相统一、渐进与激化相交替的特点，与此相应，燕山期的岩浆喷发与侵入活动具有多期次性的特点。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与改造期。目前看来，燕山运动不仅为我国的重要地壳运动，而且这一时期地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及部分特提斯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燕山运动应属洲际性的重要构造运动。

【说明】以上主要内容取录自《地质辞典》（一）392页，地质出版社，1983年。

根据最近，中国地质学院研究员董树文先生对“燕山运动”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厘定，并发表《“燕山运动”新定义重塑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史》专题，有关专家认为，这项研究重塑了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历史，重新厘定了燕山运动的定义，是我国近年来中新生代构造演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化了对东亚大陆力学过程的新认识。

“燕山运动”是翁文灏先生1927年在东京泛太平洋科学大会上最早命名的，作为陆内造山的典型记录，“燕山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学家对世界地质科学理论贡献的经典。几十年来，燕山运动的概念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构造运动波及范围、精细过程与定年和动力学起因等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但在学界也明显存在许多，甚至根本性的分歧。但董树文先生在文中表示：

“随着近年华北地块周边和中国东部构造地质研究的重要进展和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数据的累积，以及东亚深部地球物理探测计划的实施，我们能更加全面审视侏罗纪构造演化及其区域动力学机理，从多层面诠释燕山运动的内涵及其动力学本质。”

根据董树文的研究，在1.65亿年中—晚侏罗世前后，东亚构造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换，西伯利亚板块向南、太平洋板块向西、印度洋板块向北东同时向中朝板块汇聚，形成了以陆内俯冲和陆内多向造山为特征的“东亚汇聚”构造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晚侏罗纪大陆内汇聚，导致岩石圈急剧增厚，随之引发早白垩世岩石圈垮塌和大规模岩浆火山作用，中侏罗纪燕辽生物群向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发生更替，成为中国大陆和东亚重大构造变革事件，这是燕山运动的基本内涵。

据了解，燕山运动时期是我国最重要的成矿期，伴随着大规模构造运动导致岩浆侵入—火山爆发作用，约80%的大中型金属矿床在这一阶段形成。同时构造作用形成地质环境的巨变导致燕辽生物群的更替，“燕山期”也成为生物进化的激变期。因此“燕山运动”在我国甚至在东亚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是全球中生代构造演变的重大事件。

【致谢】有关上述引文，参考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网站。

❿ 吴尚民的研究成果

1．理论文章
·《试论邓小平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贡献》 9600字独著摘编收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全文收入《光辉的一生伟大的理论》一书 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2600字独著《光明日报》2004年8月4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2600字独著《经济日报》2004年4月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优秀科研成果报告》21000字合著（执笔）收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若干思考》2300字独著《经济日报》2003年9月16日，后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共同编辑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一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出版
·《科学的论断 重大的决策--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若干思考》27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2年4月30日
2．调研、考察报告
·《瑞典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及下世纪初的再就业计划》40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8年8月1日第65期
·《北欧一些学者分析发行欧元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政治风险及其前景》33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8年7月30日第64期
·《云南西双版纳州根除境外毒源的探索及应注意解决的若干问题》3000字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6年第46期 院1996年度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三等奖
·《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我国应当尽快摆脱大国小角色的状况》 3200字 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6年第47期 院1996年度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二等奖
·《坤沙投降后，中缅泰老边境毒品可能泛滥》 2100字 合著 （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6年第48期 院 1996年度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三等奖
·《日本基层农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及其对我的启示》 4600字 合著（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5年8月2日第56期
·《中国应从日本发展农业的失误中得到借鉴》 4000字 合著（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5年第35期 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1995年7月3日第93期 中国社科院1995年度好信息三等奖
·《日本学者以本国农业的失误提出忠告：工业高速增长农业严重滞后--此路不通》 3300字 合著（执笔） 《经济日报》1995年8月14日
·《新形势下的日本农政与农协》 5000字 合著《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7期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思想动向值得重视》 2500字 合著（执笔）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1994年11月2日第81期 院1994年度好信息三等奖
·《国家重大宏观调控举措应持续向贫困地区倾斜》 2900字 合著（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4年7月8日第65期
3．观点综述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7月20日第54期
·《对当前财政形势的判断及对策》4000字合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0年10月30日第129期
·《四中全会〈决定〉的若干重要特点及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建议》5400字合著（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9年10月28日第118期
·《澳门回归后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趋向及若干建议》4200字合著（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9年10月20日第116期
·《对两国论的分析与对策建议》54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9年7月30日第100-101期
·《当前农业改革与农村发展面临的若干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45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8年3月24日第20期
·《对现阶段文化立法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3700字合著（执笔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7年7月25日第48期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非界限》6200字合著（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11月13日第76期
·《划清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3300字合著（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10月21日第73期
·《九五期间加强禁毒斗争的若干对策建议》35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7月13日第51期
·《林则徐禁毒思想的借鉴与新形势下禁毒斗争新特点》4200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7月11日第50期
·《将农民引向市场的基本思路》 5000字 合著《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5期
·《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的原因》 3300字合著（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4年第16期 中央有关部门内部刊物采用 院1994年度好信息三等奖
·《近期物价走势及通货膨胀问题》 3500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1994年第15期 国务院有关部门内部刊物采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度好信息二等奖
·《当前农业经济形势与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及若干对策建议》 9700字 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4年第60、61、63期
·《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 4400字 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4年5月27、30日第51、52期
·《对今年物价走势的判断及抑制通货膨胀的若干建议》 6200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4年3月15-19日增刊第5、6、7期?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分析与对策》 7800字 合著（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3年第6、7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作出批示；后刊载于《改革》杂志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