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分院宝华成果转化基地具体位置在哪,房价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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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成果转化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形成的以体制创新为基点、以集成创新为特征的“科技创内新孵化器”的发展模容式,发挥了清华大学在华南地区的桥头堡作用,较好地实现了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市校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成功范例。这对国内大学与地方政府积极合作,进行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叁』 科技成果转化:谁知道科技成果在哪里查最好是农林食品科研院校的科技成果
全国科技总管是科技部,其他各部也有自己领域内的科技活动,比如说交通部科技司回,某个厅局科答技处之类的,你要查科技成果可以去科技部的网站或者各部、司专管科技的部门网站,比如你说的农业部,有些每年会做些成果推广的材料,但大多数只是一个简介,还有就是每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通知文件,里面有很多获奖项目信息,你可以去看看,各省各行业都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奖,你去找找那些获奖项目,基本每年的核心成果就是那些了。你找到项目名称后根据项目名称就可以搜索项目信息了嘛,一步一步来,都找得到,纯手打,忘采纳。
『肆』 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在成果转化、商业化以及职称评审等方面有哪些区别
首先先来区别一下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
第一,实用新型只限于具有一定形状的产品,不能是一种方法,也不能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产品;
第二,对实用新型的创造性要求不太高,而实用性较强。
这里补充一下,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空间形状。对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技术方案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形态的空间外形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凸轮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进;也可以是对产品的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型材的断面形状的改进。
先说成果转化及商业化: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在这两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分为以下两种途径:
1、通过平台转化
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也出现了许多专利交易或者成果转化平台,例如科易网等,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进行转化,寻找投资人。
2、通过专利转让
多接触资本市场,弄清楚资本运作规则,再通过科易网等平台进行专利转让、专利许可、技术持股等方式将专利进行转化。
至于职称评审,无论拥有哪种专利,都是可以加分的。例如高校、医院等单位,无论是本科院校还是大专院校,都可以评职称,但是职称评比难度是不相同的,大专院校一般是教学为主,而职称很重要的是科研能力(包括论文,课题,专利等),可以通过科易网平台购买专利,从而为职称评审加分。
而发明型专利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来说,含金量大很多,参考价值也相对高很多,不过只有经过实质性审查的发明专利才有分量。
『伍』 如何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
校企结合吧,企业知道市场的导向在哪里,新的技术可以用到新产品研发里面,技术可以入股,专利也可以转让,现在的政策都比较利于成果转化的了
『陆』 科研成果转化如何不触国资流失红线
官、学、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涂瑶生曾以此为优势,带领企业走出新路;但他也受三重身份所累,败于三者交叉的模糊地带。
刑罪边界
法院认定的另一笔300万元贿款,是谭登平转账给第三人,用于支付涂瑶生的投资本金。2011年底,涂瑶生通过他人购买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200万元是谭登平代其支付的。谭登平还帮涂瑶生归还了其在买房时向他人的借款100万元。
法院认定的谭登平证言称,他向涂瑶生行贿300万元,是因为他觉得涂瑶生在科达机电收购股权以及后来定向增发方面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一方制药股价升高很多,大家都受益。具体指,涂瑶生利用职务便利为科达机电入股一方制药、谭登平代表科达机电在一方制药行使经营管理权以及科达机电取得重大事项控制权中谋取了利益。2006年,一方制药向专职高管定向增发时,涂瑶生明知定向增发后,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会被稀释到三分之一以下,违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未履行职责向省广东中研所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一方制药定向增发的重大事项,也没有报告其参与定向增发认购股份,擅自代表广东中研所同意该定向增发重大事项并收受谭登平为其认购及代持的股份,致使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被稀释在三分之一以下,并对一方制药的重大事项决策丧失了控制权。
庭审中,涂瑶生和谭登平都翻供,称这300万元为涂瑶生股份收益。
涂瑶生上诉书称,前述300万元支出时间与2003年科达机电收购一方制药股份已相隔8年,谭登平还以涂瑶生对科达机电公司收购股份有帮助、对一方制药公司起过大作用为由,个人用300万元贿送涂瑶生,其行为完全不能反映其所称动机。2011年时,谭登平已全面掌管一方制药,涂瑶生虽然挂名董事长,但对谭登平无制约、管理、控制、隶属关系,没有行贿涂瑶生的动机。
这一翻供说法因“缺乏正当理由”未被法院采纳。
判决书称涂瑶生未就定向增发事宜报批违规。2003年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法院认定的科达机电董事长边程证言称,通过定向增发将广东中研所股份稀释到33%以下是因为,一方制药重大事项都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一致同意,而广东中研所作为国有法人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很多投资意见都要上级审批,造成很多投资批不下来。经过计算,定向增发持股要达到12.28%左右,才能将广东中研所股份拉低到三分之一以下,此举有利于一方制药的发展。
上述不愿具名的刑法学者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精神,认定受贿罪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权钱交易的具体情节,涉案情节是被告人个人行为还是集体决策,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对企业发展是否有积极作用,这些对案件走向、量刑均有影响,判决时需考量。
涂瑶生在广东中研所的一位同事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解。他介绍,现在各科研单位也在倡导让科研人员得到实惠,涂瑶生作为中药配方颗粒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一方制药的创办者,于情于理应该得到一定的股权奖励。
与此案相似的多个案例显示,科研经费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项目负责人被指控最多的是贪污受贿——公款被“套取”、“转移”到个人或其所控制的公司名下,都可能触及一条红线——国有资产流失。
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被重视。2015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45条第3款称,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年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
2016年7月,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在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区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等。
目前,涂瑶生已经提起上诉,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