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重大考古成果

『伍』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有什么好看的

近一个世纪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把中国历史从文献史短短几千年，而且有两千年记回载不详的历答史，拓展到100多万年的历史，并且解决了很多历史中的疑点。
中国整个历史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国学者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所谓的商代历史提出质疑。
同时被质疑的还有，夏代以及西周。
所谓疑古辨古思潮，在他们看来中国古史是层层累积的历史。
殷墟考古证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古史的真实性

『陆』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响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国非常重大的考古项目，在1986年的时候，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被人发现。这一次的发现对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进展，在解决了我们对于古蜀文化的疑问之后，又添加了很多新的问题。随着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国之重器也随之出土， 为了解历史发展和演变带来了更多新的认识。

现在国家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刚刚开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还有更多没有发现的文物。现在出土的这些文物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隐藏着古蜀文化的还未发掘出来。大家也都期待着，考古技术越来越成熟，将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现天日。

『柒』 近两年重大考古发现有哪些

其实近年还有很多考古发现，只列举下面几例：
2010年度古新发现：“南澳1号”明代沉船：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以陶瓷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窑系产品极富特色。由于漳州窑的属性，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见，窑址发掘亦多为残件；本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

2011年考古发现：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内。在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这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调查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这些地点既有临时活动场所，也有长期居住的中心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以及摆放石堆与大象头骨的特殊活动遗迹。其分布明显成群组聚集，构成多个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成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

2012年考古发现：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较高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为YT1、YT2和YT3。

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可知，YT1应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辽代始建，至少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YT2和YT3可确认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砖、散水的做法和规格均与YT1相同。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YT1），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YT1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次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3年考古发现：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工作，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为南北向，椁室长5~7米、宽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织机模型等；铜器有弩机、带钩、扣饰、钱币有“半两”和“五铢”；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2014年考古发现：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这里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的发现既是岭南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机。

2015年考古发现：郭家庙曾国墓：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以上，分为郭家庙曾国墓地和曹门庙墓区。郭家庙墓地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墓地东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连墩战国楚墓群1.5公里。2002年和2014年对郭家庙墓地的两次发掘，证实这一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014年的考古发掘，因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展览是首次将2002年和2014年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成果展出。郭家庙曾国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考古发掘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捌』 近年考古有有大成就吗

每年都有考古十大发现，感兴趣的话可以网络一下，那些基本都是不错的成就。所谓成就，不一定单看社会影响、是不是造成轰动、或者看挖到了什么金银财宝之类的，更多是从考古学本身的学术标准出发来考虑。有些东西一般人看着可能索然无味，但在考古学家眼里就是无价之宝

『玖』 近几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亚考古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考古工作也逐渐走出国门。
2018年3月23日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5名中方队员将于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特阿拉伯，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8年9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合作推进的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并在古城西侧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

2016年9月26日丝路考古成果发布：发现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中外考古人员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系统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新发现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2013年12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一发现为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拾』 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等。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 聚落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 长城、鄣塞和烽燧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
编辑本段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汉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土洞墓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等。 砖室墓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贫民墓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一般葬具都很简陋，随葬品极为贫乏。刑徒墓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