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成果

1. 浙江有几处文化遗产！不少于20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多了，2006年第一批认定的就有39类44项，07年又有第二批，今年又有第三批认定，好几百项。 浙江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原序号 名 称 所 在 地 所 属 类 6 白蛇传传说 浙江省杭州市 民间文学 7 梁祝传说 浙江省宁波市 民间文学 杭州市 上虞市 10 西施传说 浙江省诸暨市 民间文学11 济公传说 浙江省天台市 民间文学73 嵊州吹打 浙江省嵊州市 音乐74 舟山锣鼓 浙江省舟山市 音乐 107 龙 舞 舞蹈 浦江板凳龙 浙江省浦江县 长兴百叶龙 长兴县 奉化布龙 奉化市 108 狮 舞 舞蹈 黄沙狮子 浙江省临海市 119 余杭滚灯 浙江余杭区 舞蹈 145 昆 曲 浙江省 戏剧 151 高 腔 戏剧 西安高腔 浙江省衢州市 松阳高腔 松阳县 152 新昌调腔 浙江省新昌县 戏剧 153 宁海平调 浙江省宁海县 戏剧 183 乱 弹 浙江省台州市 戏剧 浦江县 197 越 剧 浙江省嵊州市 戏剧 235 皮影戏 戏剧 海宁皮影戏 浙江省海宁市 236 木偶戏 戏剧 泰顺药发木偶戏 浙江省泰顺县 戏剧 249 温州鼓词 浙江省瑞安市 曲艺 253 绍兴平湖调 浙江省绍兴市 曲艺 254 滩 簧 曲艺 兰溪滩簧 浙江省兰溪市 259 绍兴莲花落 浙江省绍兴市 曲艺 274 杭州小热昏 浙江省杭州市 曲艺 315 乐清细纹刻纸 浙江省乐清市 美术 331 金石篆刻 浙江省杭州市西泠印社 美术 332 青田石雕 浙江省青田市 美术 340 宁波朱金漆木雕 浙江省宁波市 美术 341 乐清黄杨木雕 浙江省乐清市 美术 342 东阳木雕 浙江省东阳市 美术 349 灯 彩 手工技艺 仙居花灯 浙江省仙居县 硖石灯彩 海宁市 350 嵊州竹编 浙江省嵊州市 手工技艺 359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浙江省龙泉市 手工技艺 387 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浙江省龙泉市 手工技艺 388 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 浙江省杭州市 手工技艺 403 天台山干漆夹纻髹饰技艺 浙江省台州市 手工技艺 410 绍兴黄酒酿制技艺 浙江省绍兴市 手工技艺 421 竹纸制作技艺 浙江省富阳市 手工技艺 422 湖笔制作技艺 浙江省湖州市 手工技艺 447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 浙江省 传统医药 487 大禹祭典 浙江省 民俗

2. 浙江文化资料

浙江传统文化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3日电 (《浙江经济》杂志/张佑林) 现代社会，区域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只要做到循规蹈矩就行;而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没有创新意识要想在市场竞争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也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经济学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对工业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进而实现的。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各区域的经济选择是不一样的，进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一、浙江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笔者的观点，从人文地理学出发，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和"东南功利文化区"两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辐射范围遍及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观念保守。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抵制现代化，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式，制约着人们思想什么，怎样思想，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制约着人们去做什么，怎样去做。在它的长期熏陶和习惯作用下，一切与之不符的说法和做法、倡导和实践，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恶的，要么受到温柔的冷遇，要么受到严厉的封杀。这种思维机制使人们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思进取，害怕创新。

"东南功利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其范围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区。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诸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向吴越，其间经过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来，东部沿海一带一直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广泛交流，吴越文化终于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转化为商业气息浓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我国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水平最高。

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从而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做好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以浙江温州为例，温州市总人口为600多万，其中有200多万人在办企业或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温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温州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进程。

二、浙江工业化道路的演进路径:企业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否产生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创造者”自发组织实施。从总体上看，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或损益的主观评价，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适应效率，也即一个社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

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即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主要是以企业家为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笔者把这种内生于民间、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模式的动力来源于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其本质是一种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原理是:在市场竞争社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途径，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最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具体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浙江工业化模式"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从工业化发动的主体看，这是由浙江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主导的。经过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熏陶的农民们，在改革开放后，不甘贫穷，勇于创新，勇于冒险，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依靠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在其他人尚未觉悟的时候捷足先登，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其次，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演进路径看，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过程。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从事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而这恰恰是浙江企业家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后，浙江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新的内容，接连不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创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乡村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农民城、块状经济等均为全国首创，这些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其它地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再次，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类型看，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民间发动的工业化。浙江的工业化从地域看，是民间工业发展壮大并逐渐包围城市工业的过程;从所有制结构看，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逐渐成长并冲击国有大工业的过程;从市场发展看，是农村的大批专业市场逐渐挤压城市商品市场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看，是农村工业率先进入市场系统参与竞争，结果是农村地区反而先于发达的城市实现了体制转型。

由此可见，浙江传统文化通过对本区域人们长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民间沉淀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开放意识的高素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挣脱了政治束缚，迅速转化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3. 浙江精神是什么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署名文章，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个字。浙江精神是浙江发展的动力，也是浙江地域文化个性和特色的表达。

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

浙江精神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培育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必将有力推进“十一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开辟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

(3)浙江文化成果扩展阅读：

浙江精神表现在：良好的文化基因、早发的市场经济教育、不事张扬的个性等；在未来进程中，浙江精神应该是更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精神，应是浙江精神最根本、最核心之所在。

浙江精神是根植于浙江大地、反映全省人民意愿、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浙江人民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浙江籍改革先锋将自己的理想寓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成为弘扬浙江精神的杰出代表。

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出生于浙江的改革先锋继承了浙江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子，如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理性精神，与时俱进、通变智巧的思变精神等。这些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浙江人民。无论是企业家、科学家还是基层改革者，都紧跟时代、抢占先机，在各自领域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变革。

4. 浙江有哪些传统文化，一种的简介!

一、戏曲：浙江的婺剧、绍剧包括乱弹、高腔在内的多数戏曲文化为浙江独有或辐射至周边省份地区；
二、艺术：浙派绘画、浙派筝艺、浙派琴艺、浙派书法都曾经是中国艺术的巅峰代表。
暂时就想到这两条~以后想到了再补充~至于简介，网络一大堆~

5. 浙江"正在消逝的文化"有哪些

据专家考证，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转移就是“兴于水环境的优越，衰于水环境的恶化”。河姆渡文化的兴衰史警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http://www.gmw.cn/01gmrb/2002-01/06/01-.htm
河姆渡文化千古之谜破解

本报讯 1973年发掘的河姆渡遗址，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年。河姆渡先民为什么能在此繁衍生息？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延续了2000年后逐渐消失？日前，邵九华、夏梦河和邵尧明三位学者的《河姆渡文化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课题，通过了由浙江省和宁波市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从而使河姆渡文化兴衰的千古之谜终于得以破解。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姚江之畔。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以下为深达10余米的青灰色淤泥层，经检测发现有大量的海相微生物，证明河姆渡地区曾经是人类难以定居的浅海。1999年春，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河姆渡博物馆原馆长邵九华与余姚市水利局总工程师夏梦河、余姚市规划局高级工程师邵尧明一道，组成了《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课题小组。三人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成果，发现河姆渡的地貌原来是一个天然的“工”字形结构。这一结构与沿海地区人民为促淤围涂，筑丁坝、顺坝的“工”字结构相似。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貌特征，造成河姆渡地区不断淤积，加上宁（波）绍（兴）平原只有这样一个“工”形地貌，从而使它在全新世海退初期最先变成陆地，成为原始人群的定居地。

但是，全新世海退结束后形成的杭州湾喇叭口地形，使姚江平原的水流北排不畅，洪涝成灾，造成沟头冲刷。在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这时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环境严重恶化，先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河姆渡文化最终在这里消失。

评委会主任、浙江省河口研究所熊兆隆教授和评委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军研究员对此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河姆渡文化研究领域最全面、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去年11月12日，由南京大学完成的河姆渡遗址微古、孢粉检测报告也印证了邵九华等3位学者的这一结论。

河姆渡文化兴衰史警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6. 浙江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

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是典型的山水江南、鱼米之乡，被称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7. 隋唐时期浙江的文化成就

自隋唐开始，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在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属于临安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当时境内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到了两宋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浙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浙江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学术思想方面，隋朝天台国清寺高僧智颛，融合中国南北佛学的特点，创立了中国佛学六大派之一的"天台宗"。南北朝时期，浙江的学术思想更是异常活跃，"浙学"便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思想之一。其中南宋永康人陈亮和永嘉人叶适，反对程朱理学，主张"因事作则"，提倡功利之学，是当时"浙东学派"的代表。而南宋学者吕祖谦，与朱熹、张拭并称"东南三贤"。他开创的"吕学"，又称"婺学"，曾作为浙东学派的中心而名倾天下，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科学文化方面，北宋时期浙东匠师喻皓以擅长设计建造木塔和多层楼房著称。他所著的《木经》是我国古代有关木结构建筑方面成书最早的一部专著。而北宋杭州书肆刻工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则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之后，杭州的印刷业开始兴盛。北宋朝廷官刻的"监本"，有一半是在杭州刊印的，刊印的书籍，雕、印、裱、镌，都极其精美。北宋杭州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沈括更是博学多才。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科学史料总汇，而且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

在文学艺术方面，自唐初始，浙江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就代有其人，显现出群星闪烁的可喜局面。以词家而论，宋代有籍贯可考的词人共计867人，浙籍216人，占四分之一。在唐诗宋词的年代，浙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和词家，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与贾岛齐名的孟郊，"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以及以词体变革开其先河的张先，被誉为北宋词家之冠的周邦彦，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等。他们的创作对中国诗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两宋时期，浙江又是中国戏曲的桑梓之乡。都城杭州不仅宋杂剧演出空前繁荣，而且中国完整的戏剧形式--戏文，也在温州诞生。

绘画书法方面，唐代浙江绘画灿烂夺目，最具影响的是孙位。他的《百逸图》与松竹画，都相当精巧，影响五代和两宋。而唐代虞世南、诸遂良、孙过庭、贺知章、徐浩等书家，则各以其独特的书法面貌和品格，赢得书坛盛誉。南宋时期，杭州建立画院，浙江更成为全国美术活动的中心。如南宋四大名家中刘松年、马远、夏眭三人均为浙江人。

在工艺美术方面，追求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追求艺术的个性化发展已成为以杭州为中心的宋代文化的一种时尚。这种艺术渗透到工艺美术领域，使宋代的瓷器、漆器、印刷、冶炼、建筑等手工业产品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尤其是杭州的丝绸，温州的漆器，处州的瓷器，明州的草席，是当时浙江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越州、温州、台州等地的铜器铸造业自唐宋以来就颇为发达，其工艺精巧，生产的铜器胎薄如纸，轻且耐用。而浙江自东汉以来，一直是中国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唐代越窑的雕塑瓷和宋代龙泉等地的青花瓷，均以其造型和色泽著称于世。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青瓷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产品远销海外。此外，杭州南宋官窑也为宋代五大古窑之一，是世界碎纹艺术釉瓷之鼻祖。其造型端庄，独具一格，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时期，浙江文化除了上述这些之外，丝绸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经济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态势。

8. 浙江省文化厅的文化特色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农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群众中也出现了公德缺失、是非观念模糊、价值观变异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没有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就不可能取得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有效之举，文化建设必须渗透在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中。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新农村建设才有后劲和活力；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乡风文明、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才能实现。
（2）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当前农村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原有的文化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特别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更为贫乏，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短缺；很多传统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或走向消亡，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新农村急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顺应历史发展和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浙江是戏剧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戏剧新纪元的第一缕曙光，就在浙江东南沿海城市温州闪耀。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样式--南戏，就在这方山明水秀、钟灵毓秀的沃土上孕育诞生。在悠久而绵长的戏曲发展史中，浙江谱写了耀煌的篇章。浙江戏曲人才辈出，佳作迭现。高则诚、徐渭、王骥德、李渔、王国维等一批杰出的浙江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如巨星闪耀，彪炳史册，四大南戏“荆刘拜杀”、《琵琶记》、《长生殿》等一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至今仍流播舞台，幽香袭人。浙江声腔剧种资源丰富。明传奇四大声腔中，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即占其二。越、京、昆、绍、婺、姚、瓯、湖、木偶等地方剧种争奇斗妍，姹紫嫣红。越剧以其清新优美的艺术风格，在戏曲百花园中一枝独秀，已跻身全国性大剧种之列。新时期以来，随着越剧“小百花”的崛起和《西厢记》、《五女拜寿》等艺术精品的涌现，浙江戏剧舞台生机勃勃，风景这边独好。
浙江文化发达，文物荟萃，音乐歌舞非常昌盛。早在夏代，即有涂山女歌“候人猗”曲的记载，被后人称之为“南音之始”。周代仍在浙江流行的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汉唐时期，浙江人杰地灵，物阜民丰，音乐、歌舞、百戏大兴，品种丰富，尤其是参军戏主要盛行于浙东一带，长期流传的歌舞百戏、巫觋活动，为浙江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终于形成了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种素质的综合艺术。 浙江音乐源远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160件骨哨及陶埙，足以反映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音乐的种子。浙江地理环境优越，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也为浙江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独特乡土味和浓郁生活气息的鲜明特色，并在历史上曾产生了“浙江古琴”、“浙江锣鼓”、“江南丝竹”等一批丰富多彩的音乐门类及各自的代表人物。
浙江的民族民间音乐，就其表现形式和演奏演唱内容划分，主要有民间歌曲、民间乐曲，以及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 浙江先民口头文学的产生，远在汉字产生之前。不过，浙江的文人创作起步较晚，不及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后起之秀。六朝以后，浙江文学逐步兴起。晋室东渡，王谢贵族迁居浙东，中原文化随之深入浸染，浙江文学蔚然勃兴。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派，对后世影响颇巨。隋唐、北宋，浙江代有其人，如骆宾王、贺知章、孟郊、罗隐、周邦彦等。白居易、元稹、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大文豪先后任职浙江，文采风流，代代相传。
南宋时期，浙江文学蔚为大观。陆游作品众多粹美，史所罕见。南渡的李清照和世居钱塘的朱淑真乃宋代女作家的双子星座。陈亮、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均为南宋词坛大将。而古代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阶段的浙江。
元明清时期，浙江文学继续繁荣，赵孟頫、杨维桢乃元之大家，杭州更是后期的杂剧中心。晚明张岱的小品，徐渭、袁枚的诗文和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影响很大。清初洪升的《长生殿》是戏剧瑰宝，晚清龚自珍、王国维等皆一代之杰。
浙江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谓荦荦大观。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他的《呐喊》、《彷徨》是非常重要的白话小说集。鲁迅还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茅盾等则是文学研究会的干将。而郁达夫则是创造社的主将，其《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短篇集。1922年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诗社是我国第一个新诗社，其他如徐志摩、戴望舒、夏衍、施蛰存、艾青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文学进入了崭新的阶段。50年代前期，许钦文、陈学昭、冀汸等均有建树。文革时期文学凋敝。新时期文学复苏，80年代的中篇小说和90年代的长篇小说，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如张廷竹的《五十四号墙门》和叶文玲的《无梦谷》、王旭烽的茶文化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这一时期的浙江诗歌、散文和杂文，以及文学理论、儿童文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2年，孙建江（笔名雨雨）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猎》荣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浙江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9. 浙江历史文化相关问题

吴越争霸情况概述

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显著特征。在齐桓公首霸之后，晋、楚两国相继而起，逐鹿中原，争当盟主，但终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春秋中叶以后，出现并霸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景公采纳申公巫臣的意见，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使楚国不能腾出手来招驾晋国的攻势，从而谋利。

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据《吴越春秋》记载，当时吴国“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公元前五八四年，晋景公派申公巫臣到吴国传授车战射御的技术，并唆使吴国背叛楚国。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又攻打巢、徐等吴楚之间的小国，弄得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和吴国开始建立了联系。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他教给吴王阖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府库”等“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之道（《吴越春秋》），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邦，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公元五○六年，吴王阖闾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联合蔡、唐两国兴师伐楚。孙武是杰出的军事家，为了切断楚国本部与方城之外的联系，他采取中间突破的战略，率领吴军从淮河流域西进，至淮汭舍舟登陆，翻越大别山，与此同时，唐军东进袭取大隧、直辕、冥厄三隘（在今武胜关一带），蔡军循汝水至淮河、南下直取訾梁（在今固始县）。这两支偏师堵住了楚军北上中原，东通齐、鲁的要道，从侧翼牵制住楚军，使楚军不敢正面迎击吴军，而吴军却乘机扫荡楚国东境沿途的城镇，从容西进，跟蔡、唐两路军队会师，将楚国拦腰截为两段，隔汉水同楚军对峙。楚司马沈系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向令尹子常建议：“请令尹封锁汉水，自己以方城外人毁掉吴军舍弃的舟船，回过头来封住大隧、直辕、冥厄三隘，然后夹击吴军，一定能胜利。”令尹子常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惜，当他听楚大夫史皇说：“现在楚国人都怨恶令尹，喜欢司马，假使采取司马的建议，那么战胜吴国的功绩就全归司马了。”就断然改变主意，轻率地领兵渡汉水，与吴军对阵于柏举（今湖水麻城），结果一败涂地。吴军乘胜穷追猛打，五战五胜，攻古了楚国的郢都。

楚国的惨败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因是晋、吴联合力量超过楚国；内因是楚国政治腐败。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楚国的政治腐败突出表现在用人问题上。楚国出人才，可楚平王专信奸邪，加害贤良，后来楚昭王上台，也胸无大志，只勉强立国，致使大批人才有的消沉，有的流走。象范蠡，出身于布衣之家，有匡世奇才，而“时人尽以为狂”（《越绝书》）。他琢磨，楚国不用，自己不能直接报效于父母之邦，不如东去助越，以越制吴，消除楚国东顾之忧，将全部的才智曲折地贡献给生养自己的故国。于是，他邀好友文种一起告别了家乡，踏上东去越国的道路。

越国是古代越族建立的国家。传说其先祖乃大禹的后裔，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被草莱而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历二十余世而至允常。公元前五一○年，吴王阖闾攻越，正是允常在位时。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后，庆功作乐，流连忘返，国内很空虚。越王允常乘机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吴国，自立为王。恰巧这时，楚大夫申包胥哭秦庭七日，求来救兵，吴王阖闾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赶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国也侥幸复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为了解除吴国对楚国的威胁，他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吴王阖闾决心打败越国。公元前四九六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国起兵攻越。吴越两军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国的军队阵列整齐严肃，越王勾践派敢死队冲锋失败，就改用罪人在阵前集体自杀，吸引吴军的注意力，然后空袭吴军，越将灵姑浮挥戈刺伤吴王阖闾，吴军败退，阖闾死于途中，其子夫差继位。夫差派专人侍立宫门，每逢夫差出入，便发问：“夫差，越王杀害你父亲的仇恨你忘掉了吗？”夫差则回答：“是，不敢忘！”过了两年，吴国出动精兵攻越国。夫椒（古山名，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一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仅剩五千人，被吴军包围于稽山。文种、范蠡说服勾践忍辱图存，厚赂吴王夫差的宠臣伯嚭，向吴王求和。吴相国伍子胥表示反对，他举夏代少康中兴的故事，劝告吴王，消灭越国，以绝后患。吴太宰伯嚭既贪图越王勾践的财货，又嫉妒相国伍子胥的功劳，极力怂恿吴王答应越国的请求。吴王夫差终于允许求和，但条件是越国必须臣服于吴国，并要勾践到吴为奴三年。勾践带范蠡来到吴国当马夫。每天早上喂马擦车，以备夫差田猎，游玩；晚上栖身于石屋，守在阖闾的坟旁，期待三年一过，重返越国，最使勾践君臣提心吊胆的伍子胥，他常常劝吴王杀掉勾践。因此，勾践必须装出万分忠于吴王的表现，而且不能让吴王发觉半点矫饰做作。范蠡为此煞费苦心，他听到夫差病了，就动员勾践为吴王尝溲辨疾，以感动他。这招果然灵验，夫差误以为勾践确实屈服了，便如期放他回国。勾践回国后，身边总放着一个苦胆，坐卧饮食不忘先尝苦胆，借以牢记会稽之辱。范蠡为勾践制定一套保民、富国、强兵的方针。勾践亲自耕田，夫人亲自织布，食不加肉，衣不重彩，礼贤下士，赈贫恤死，深得民心，越国很快富起来。相反，吴王夫差因胜利而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偏信奸佞术宰伯嚭，杀害忠诚的相国子胥，政治日趋腐败。吴王夫差看不到越国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一心想北上争霸。公元前四八年，他乘齐景公新死之机，伐齐，在艾陵打败齐军。公元前四八二年，吴王夫差通知中原诸侯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开会。会上，吴、晋两国争当盟主，结果歃血时，先吴后晋，鲁、邾等小国也分别“赋于吴八百乘”和“六百乘”（《国语·楚语》）。黄池之会使吴国达到了北上称霸的目的，但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终结。 就在吴王夫差参加黄池之会的时候。越王勾践率兵攻进吴都，俘虏了太子友。夫差闻讯后，急忙从北方撤军回国。但吴军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无法抵抗越军的进攻。夫差只得派伯嚭携带丰厚的礼物去越国求和。越王勾践估量眼下还不能灭掉吴国，就答应同吴国讲和。公元前四七八年，越国再次攻吴国。两国军队在笠泽夹水对阵。夜里，越军左右两小队兵卒或左或右，击鼓呐喊，佯攻吴军两翼。吴军分兵防御，而越国三军主力暗暗涉水，猛攻吴国中军，吴国大败。公元前四七三年，越军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吴国，将夫差包围在姑苏山上。吴正派公孙雄肉袒膝行，向越王勾践求和。勾践想答应，范蠡说：“过去天意叫吴国灭掉越国，可吴国偏偏不干；现在天意叫越国灭掉吴国，难道大王要违背天意吗？”吴使闻听泪如雨下。勾践遂说：“请夫差迁到甬江以东，让他管理一百户人家。”夫差羞愧交集，对勾践说：“我老了，不能服侍大王了。我真没脸见子胥呀！”说罢，蒙面自杀。越灭吴后，范蠡就逃跑了。 这时，越国已成为地跨江、淮的东方大国。起王勾践率领军队北渡淮河，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与齐、宋、晋、鲁等国诸侯会盟。各国都听越的号令。周元王正式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命他为霸主。此后，勾践为长期称霸中原，迁都琅琊（今山东诸城县）。直到战国中期，越国才被楚国打败。

勾践卧薪尝胆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素来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槜音zuì）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
“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
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音pǐ）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音lí）。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
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
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
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
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
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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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浙江的历史

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有10000-1300年代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秦朝在浙江设会稽郡。三国时富阳人孙权建立吴国。唐朝时浙江先后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省级建制的雏形。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元代时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改元制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11府、l州、75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为浙江省，建制至此确定。
“浙江”是钱塘江的古称，意为曲折的江水。唐代时，分江南东道设立两浙道，是为“浙”字第一次成为地方政府的名称，“浙江”之名由钱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长江，南至平阳，西倚茅山、天目山，东滨大海，囊括太湖、钱塘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几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称。
这一区域在春秋战国以前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国的本部，又曾被吴国占领，后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秦统一中国后，即在这里设立会稽郡，属扬州。三国时属于东吴，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南朝。唐宋之际又相继为两浙道、吴越国和两浙路的辖区，因吴越国内设13个州级行政区，故并称“两浙十三州”。吴越国主要范围均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瓯、宁德、寿光，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即为今天吴越文化和吴语的占据主导的区域。
明朝初年，设置“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区的湖州府、嘉兴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区以苍南金乡为界，划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浙江省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