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试点成果

『壹』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全部解决空白了吗

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就该县两家“超市”违法收取职工“上岗保证金”一事提起公益诉讼、维护了近千名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是一个成功例子。按照《劳动法》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收取劳动者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定金等，但企业收取并且无偿使用职工“上岗保证金”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该县人大的大力支持下，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两“超市”为被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最终以诉前和解方式为职工追回“上岗保证金”200余万元，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997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检察院了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首开公益诉讼之先河，现载入民事诉讼法教材被专家们称为“公益诉讼鼻祖”。1997年前后，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当年5月，南阳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方城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余元的门面房，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通过调查，确认该工商所确实低价转让了国有资产，但其中没有发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线索，如何介入此案、如何挽回国家的损失？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难题。当年参与指挥此案的南阳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杨柯一回忆道：“在国外，比如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都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对公益诉讼行使诉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在我国建国初期的一些法律和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就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重要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由于找到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我们决定根据宪法的规定，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嗣后，全国多省检察机关纷纷效仿，初步改变了公共利益无人保护或保护不力的现状，使国家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受侵害行为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悉，2002年以来，南阳市共提起公益诉讼79起，其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案件56起，环境污染案件12起，垄断案件9起；1997年以来，河南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50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7千万元。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在今年年初走到了尽头，这是缘于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此批复指出，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至此，所有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也都被叫停，公益诉讼仍然陷入立法不足的缺位遗憾中。河南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曹世聪认为，目前困惑公益诉讼的难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无法可依。立法的缺位一直困惑着检察机关，面对每年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众多无法统一的公共利益的侵害，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宪法提供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原则性规定，但是并无具体的可操作的细则。二是支持起诉和采用检察建议的公益诉讼的启动模式缺乏必要的刚性。公益诉讼的启动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应该有多种。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公益诉讼采用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法，由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原告的利益难以完全重合，启动起来相当困难；而采用检察建议等非诉讼形式，虽然操作简便，但是缺乏必要的刚性。三是公共利益的范围不好界定。保护公共利益会不会侵犯到公民的意思自治？当然，雀巢奶粉事件、四川沱江污染事件肯定是侵犯了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这种事件面前义不容辞，但是，如果涉及到公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冲突，怎么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四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其他国家机关因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却少之又少。一方面公益被侵害的案件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因法律的缺失而造成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因国家管理不到位而造成有关主体不愿起诉、起诉不力，或因受害者众多而无人起诉或无力起诉，从而造成公众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保护。

『贰』 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及相关评述！！

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就该县两家“超市”违法收取职工“上岗保证金”一事提起公益诉讼、维护了近千名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是一个成功例子。按照《劳动法》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收取劳动者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定金等，但企业收取并且无偿使用职工“上岗保证金”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该县人大的大力支持下，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以两“超市”为被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最终以诉前和解方式为职工追回“上岗保证金”200余万元，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997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首开公益诉讼之先河，现载入民事诉讼法教材被专家们称为“公益诉讼鼻祖”。
1997年前后，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当年5月，南阳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方城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余元的门面房，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通过调查，确认该工商所确实低价转让了国有资产，但其中没有发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线索，如何介入此案、如何挽回国家的损失？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难题。
当年参与指挥办理此案的南阳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杨柯一回忆道：“在国外，比如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都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对公益诉讼行使诉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在我国建国初期的一些法律和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就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重要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由于找到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我们决定根据宪法的规定，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嗣后，全国多省检察机关纷纷效仿，初步改变了公共利益无人保护或保护不力的现状，使国家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受侵害行为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悉，2002年以来，南阳市共提起公益诉讼79起，其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案件56起，环境污染案件12起，垄断案件9起；1997年以来，河南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50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7千万元。
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在今年年初走到了尽头，这是缘于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此批复指出，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至此，所有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也都被叫停，公益诉讼仍然陷入立法不足的缺位遗憾中。
河南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曹世聪认为，目前困惑公益诉讼的难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无法可依。立法的缺位一直困惑着检察机关，面对每年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众多无法统一的公共利益的侵害，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宪法提供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原则性规定，但是并无具体的可操作的细则。
二是支持起诉和采用检察建议的公益诉讼的启动模式缺乏必要的刚性。公益诉讼的启动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应该有多种。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公益诉讼采用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办法，由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原告的利益难以完全重合，启动起来相当困难；而采用检察建议等非诉讼形式，虽然操作简便，但是缺乏必要的刚性。
三是公共利益的范围不好界定。保护公共利益会不会侵犯到公民的意思自治？当然，雀巢奶粉事件、四川沱江污染事件肯定是侵犯了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这种事件面前义不容辞，但是，如果涉及到公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冲突，怎么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四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其他国家机关因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却少之又少。一方面公益被侵害的案件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因法律的缺失而造成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因国家管理不到位而造成有关主体不愿起诉、起诉不力，或因受害者众多而无人起诉或无力起诉，从而造成公众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保护。

『叁』 共享单车公益诉讼首案宣判结果如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公开审理原告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诉被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小鸣单车”须10日内提存未退还押金。

广东省消委会诉称，自2017年8月开始，截至同年12月8日，该省消委会收到共收到消费者关于悦骑公司押金逾期未退还的投诉2952件(不含来访)。

广东省消委会认为，悦骑公司的侵权行为给消费者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消费过程中造成极端不便利，消极处理和拒不退还押金的行为也给消费者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扰和不必要的负担，被告应公开赔礼道歉。

在庭审答辩中，悦骑公司表示其不排除通过清算破产方式解决消费者押金、劳资、税务、供应商债务等问题。同时，悦骑公司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停止营运，也无新用户再进行注册，并向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郑重道歉。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广州中院作出如下认定，并当庭宣判，被告悦骑公司按承诺向消费者退还押金，如不能满足退还押金的承诺，则对新注册消费者暂停收取押金，同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收取而未退还的押金向“小鸣单车”运营地的公证机关依法提存，并向未退还押金的消费者公告。

悦骑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公众足以知晓的方式向消费者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押金收支、使用、退还等涉及消费者押金安全的相关机制和流程等信息，将披露内容向注册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并向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等。

『肆』 河南公布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结果如何

河南省南召县烈士陵园疏于管理，导致一处烈士纪念碑遭到人为肆意刻画。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用法律手段对英烈的荣誉和尊严进行保护。

随后，南召县人民检察院通过英雄烈士保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南召县民政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烈士陵园加强管理维护和保护。南召县民政局接检察机关诉前检察建议后，对此类问题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对烈士纪念碑进行整修，加强对烈士陵园的管理。

当天河南省检察院公布了一批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案件涉及生态环境、国有资产、食药品安全、英烈保护和高铁安全等方面。自2017年7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全面铺开以来，河南全省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879件，共立案审查714件。

来源：中国新闻网

『伍』 公益诉讼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公益诉讼不是很发达在国内。
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有1、公众的法制意识还没到达那么高2、传统观念仍禁锢思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3、法律实践中会出现当事人不适格问题4、法制建设关于这方面内容涉及不多。5、对于公共事务，政府行政部门往往是主体，采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处理的，公众一般通过到行政部门上访、举报等形式，而非走司法途径。
以上是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见谅

『陆』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一、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法学博士诉“全国牙防组认证”欺诈案
卫生部作为主管单位成为被告
法学博士李刚认为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一纸诉状将卫生部、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日前已受理了此案。
刚刚出差回到北京的李刚今天向记者表示，自己还不知道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他肯定地说，全国牙防组不是社团，是卫生部设置的行使一定管理职权的临时机构，却直接从事认证和使用认证标志，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在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设立的物美大卖场家和店，李刚购买了由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其随后发现该产品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的认证标志已过有效期。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不具有口腔保健品认证的资质，其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进行认证应属非法行为，而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者亦未能履行验收义务，对该产品的流通负有一定责任。
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乐天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令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和全国牙防组停止虚假宣传，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消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的认证标志；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停止销售使用非法认证标志的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并赔偿原告17.8元购物款。
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民事诉讼却一波三折。
李刚说，第一次是到北京朝阳法院申请立案，由于考虑到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李刚以其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为被告，朝阳法院拒绝收取诉讼材料，理由是卫生部不能做民事案件的被告。转而告到北京西城法院，李刚将卫生部替换成全国牙防组，于去年9月28日得以立案。到了11月2日，李刚接到法院传票，通知11月8日到法院，结果法院宣布驳回其对全国牙防组起诉的裁定，理由是全国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其依据是卫生部出具的一纸证明。法院还一并告知，余案(乐天和物美两被告)移送朝阳法院审理。
而朝阳法院后来为何受理以卫生部为被告的诉讼呢？对此，朝阳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到西城法院移转案卷后，原告李刚提出了追加当事人申请，请求将全国牙防组的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追加为此案的共同被告，这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
对于卫生部是否可以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学专家表示，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由此在宪法上确定了国家赔偿的原则。同时，民法通则也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公民、法人行使对国家的求偿权提供了更加直截了当的法律依据。

二、郝劲松诉北京铁路局用餐不开发票案
2006年12月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对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程序违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郝劲松，34岁，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读研究生。从2004年5月开始至今，他打了9场公益诉讼官司—因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因退票时被收取2元退票费无正式发票告北京铁路局、因在火车上用餐索要发票未果告北京铁路局……
这一系列诉讼使郝劲松成为某些人口中的“刁民”，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诉讼本身，却几乎是“屡战屡败”。“我在两年里打了9场官司，只赢了2场。”郝劲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据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
“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一位法学专家如此描述公益诉讼目前尴尬的处境。但郝劲松认为，“即使败诉也是好事，败诉能提升问题的高度，能促使相关部门工作的改进。”
与郝劲松类似，在公益诉讼官司中胜少负多的一些法律工作者，依然对公益诉讼“痴心不改”。
再遭败诉
10月11日，一中院法庭上，郝劲松诉称，2006年1月21日其购买当日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上涨到2元，涨幅高达33%。他后来得知，票价上涨是依据铁道部发布的《关于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春运通知》”)。他认为，根据我国法律，铁道部在调整列车票价时做出的上述《春运通知》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同时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理，属于程序上违法，况且7095次列车票价涨幅超过了铁道部规定的20%。
据此，郝劲松将铁道部和第三方北京铁路局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的涨价行为违法，并判令铁道部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春运通知》是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公布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下称“《方案》”)所作的，并不具有价格制定的性质，仅是对《方案》的进一步明确，因此《春运通知》不需要履行批准及听证程序。由于《春运通知》尚未被确认违法，因此郝劲松要求铁道部赔偿人民币0.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2月1日下午，一中院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败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判得这么快。”郝劲松说，“继续上诉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要按照程序继续走下去。”他透露，在正式上诉前会邀请相关专家开一个研讨会，听取一下专家对此案的意见。
胜诉难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发现已有证据表明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总体而言，目前的公益诉讼胜诉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郝劲松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案时，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将公益诉讼狭义化理解，是公益诉讼胜诉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2004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我状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收费厕所不开发票案进行了宣判，我胜诉，地铁公司最终向我出具两张5角共1元发票。但是，此后我提起几乎是同样的诉讼，即因乘坐T109次列车用餐后没有得到发票起诉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却判我败诉。”郝劲松举例说。
此外，地铁公司虽然向郝劲松开具了发票，但是其他人来上厕所，地铁公司照样可以不开发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失去了其可复制性—一个人胜诉，这个判决对其他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判例制度。”黄金荣认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法官完全可以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让公益诉讼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青少年权益委员会主任佟丽华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不利于公益诉讼的发展。许多法院面对原告人数众多的公益诉讼或原告简单的公益诉讼，出于对被告权势、声誉等因素的考虑，往往消极对待。
立案更难
与郝劲松一样在公益诉讼中“屡败屡战”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被媒体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的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丘建东。
自1996年状告龙岩市邮电局不按夜间长途电话减半收费规定而全价收费以来，丘建东10年中提起了22起公益诉讼，其中胜诉或促使垄断企业改正不合理制度的有4件。
“这些胜诉案件都是因为相关企业明显违反国务院或部委的明文规定。”丘建东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更多的案件要么以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要么以垄断企业的收费有行政部门出台的文件、政策作依据，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为由驳回起诉。”。
立案难，正是目前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障碍。大部分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比如2003年8月，浙江省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农民陈法庆，发现浙江省政府划定的一级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遭遇污染，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后，于同年12月将浙江省政府和省环保局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法院没有受理他的诉讼；之后，陈法庆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然被法院驳回。
虽败犹荣
“输是输了，但我不郁闷。”郝劲松说，“我觉得打这些官司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比如我告铁路的案子出来之后，虽然在铁路运输法院败诉了，但是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发表文章要求撤销铁路运输法院。通过一个败诉的案件，能提到法院的改制上，这是我当时没有预计到的。”
中消协法律顾问邱宝昌律师也认为，尽管公益诉讼屡遭败诉，但虽败犹荣。“败诉的案件也能对我国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恰恰反映出某些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合理。”
比如2001年4月，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未组织听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并将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2002年以后，铁路价格变动都进行了听证。
“公益诉讼的效果要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黄金荣研究员认为。
对公益诉讼充满信心的学者还有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益法中心研究员徐卉，“公益诉讼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博弈，败诉是意料之中的。但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强势群体重视，然后促使制度将社会资源更多地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因此公益诉讼是一个很长的动员和教育过程，不能指望打一场官司就能改变。”
幸运的是，郝劲松、丘建东们都对公益诉讼“痴心依旧”。
“打了10年官司，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进步十分巨大。第一，上杭县人民政府因我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工作，奖励了我800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政府对公益诉讼的态度正在转变；第二，公益诉讼制度已写入正在修改中的《民事诉讼法》，这使将来公益诉讼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持。”丘建东满怀希望地说。
名词解释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未必是出于原告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效力也不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对案外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都有约束力。

三、郝劲松诉北京地铁公司如厕收费案
因北京市地铁复八线车站设置收费厕所收费一事提起公益诉讼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原告郝劲松要求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退还五角钱如厕费等诉讼请求。
据介绍，郝劲松2004年12月在地铁天安门东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如厕费五角钱。后郝劲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对地铁复八线天安门东站未设固定免费厕所而使其不得不上收费厕所作出书面解释，判令地铁公司退还如厕费五角钱。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5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郝劲松的诉讼请求。
郝劲松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郝劲松上诉认为，地铁公司在五方面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一是复八线设计存在缺陷，未设固定免费厕所；二是为弥补设计缺陷，配置了移动厕所却要收费；三是“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这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四是复八线为地铁职工设置了固定厕所，却不许乘客使用；五是地铁公司拿纳税人的钱出资兴建厕所再向纳税人收取如厕费，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郝劲松强调，地铁显然属于原国家计委(2001)398号文件规定的公共客运场所，公共厕所理应免费开放。
地铁公司表示，由于复八线9座车站均没有建设公共卫生间，为解决车站乘客如厕难的实际问题，公司在车站非付费区域设置了9套18座移动式免冲卫生间，费用属于企业投资自建。考虑到购置成本及使用期间的维修、材料等项费用，公司规定收取如厕费五角钱。
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地铁复八线在设计施工时未设置固定公共卫生间，地铁公司在接管运营后，为方便乘客，自筹资金在各运营站台设置免冲环保投币式移动卫生间，并根据消耗成本确定收费数额并取得收费许可，地铁运营公司的行为未违背法律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办价格(2001)398号文件的适用范围不涵盖地铁运营，地铁卫生间的设置也不属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京政管字(2002)32号文件所指的政府出资所建公共厕所。
法院认为，郝劲松主张地铁公司违背公平原则，此主张是针对地铁复八线公共服务设施设计上存在的缺陷，而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涉及设施设计的合理性、可行性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调整和解决。
法院还认为，郝劲松表示自己以纳税人的身份对税款使用不当的问题进行监督，这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郝劲松要求地铁公司对复八线不设置固定卫生间进行书面解释，这要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郝劲松律师说：“我喜欢败诉。我相信只有悲剧才能憾动人心，才能长萦世间。在当前进行的公益诉讼，只有败诉了，人民百姓才会真正地认清各色人等的真面目，才会用心去思考他们所处的真正环境，才不会受人欺骗而生活在幻想之中，才会自觉地站起来，如此，有利于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我呼吁，我尊敬而勇敢的法官，来吧，将所有的公益诉讼都判它败诉吧！我曾对一些记者讲过，在一块腐败的司法土壤里，种上了不诚信的市场种子，我怎敢期望它能生长出公平正义的植物，所以，在当前，公益诉讼的败诉是理所当然的，胜诉倒是例外。”
四、李方平等诉北京地铁无障碍设施案
李方平等律师曾告地铁公司无障碍设施，去年要求地铁铺设无障碍设施。判的结果一方面北京市残联的副主席去了，全程支持他们这起诉讼。结果虽然判他们是败诉，可是发了四个信函给市政府和地铁公司，要他们做更多的投入改善北京地铁的无障碍设施，也算是虽败尤荣。这一起2007年残联还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也是中国第一起无障碍诉讼。
李方平律师认为：“公益诉讼会给这些侵权的单位造成法律和道义上的压力，他们一方面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再一方面最大的作用是会警示其它的单位，觉得这样做会有这么大的负面报道，那么我做的时候要慎重地评估，甚至尽可能地避免。当然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升到立法的层面，比如全国人大、政协甚至劳动部、教育部等相关的一些部门，对这些歧视也逐渐地高度重视，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的条例甚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我们都看到整个法律是在逐渐地改善过程中。”

『柒』 公益诉讼的我国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我国诉权保护已经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当前，在诉权保护方面，有关公益诉讼的讨论非常激烈，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备相当的可行性 。
在我国，公益诉讼还不是一个法定的用语，而仅仅是一个学术用语。顾名思义，公益诉讼是一个与私益诉讼相对的一个概念，公益诉讼是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依照法律规定，为保障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这种诉讼在认定原告资格、审理方式、证据规则、裁判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的诉讼模式存在明显区别。特别是，由于在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免受国家机关、组织或者其他公民的侵害，一般被认为具有维护法律秩序的客观诉讼性质。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因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涉及到公共利益保护的民事或者行政案件归入公益诉讼的范畴。我将侧重从行政公益诉讼的角度，对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作一阐述。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公民的法治意识已经有了极大提高。当前，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社会领域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激烈，一些侵权行为呈现出损害扩散、受害范围广泛、受害持续时间较长和受害者众多等特点，涉及到公共利益保护的各类案件大量呈现。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不仅仅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个体权利，在很多情况下还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有关行政公益的纠纷主要集中于行政规划、行政公产、公共服务、国有资产保护、行业竞争、自然资源、公共工程建设、政策性行政垄断、产品质量监管、环境监管、医疗损害等领域。
囿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但是，这并不妨碍法院受理和审理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案件。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法院的司法审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诉讼的“准公益诉讼”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原告资格标准由“直接利害关系”向“间接利害关系”转变。对于原告资格问题，诉讼法一般要求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传统的诉讼模式下，原告资格一般被理解为须与诉讼标的之间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公益诉讼中，过度强调利害关系的直接性，就会将那些涉及到公民直接权益而主要涉及到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排斥在司法保护之外。近年来，法院逐步放宽了原告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一般将原告资格定位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还是间接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以提起诉讼。法院的较为宽松的原告资格标准，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提供了前提。
——诉的利益由“原告的私人权益”向“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平衡”过渡。在传统的诉讼模式中，诉的利益通常被理解为涉及到原告的私人利益。原告需要证明自己的私人权益而非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不利影响。近年来，这一标准已经逐步放宽，诉的利益由保障私人利益向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兼顾转化。法院在受理和审理案件时，既注重了原告的私人利益，同时也关注了原告提起的诉讼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在过去被认为是“好事之徒”提起的公益案件（例如一毛钱如厕费案、要求铁路部门开具发票案等），也逐步为人们所正面评价。
——诉讼类型由“主观诉讼”向“主观诉讼客观诉讼兼顾”发展。在传统的诉讼模式下，诉讼是以保障个人主观权益为目的主观诉讼。而公益诉讼是一种把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结合在一起的诉讼。现代社会，包括许多民事案件的处理，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原告个人利益，而且包括原告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法院已经充分注意到在诉讼中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且强化了法院的职权主义意识。目前，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仍然处于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之中。
2014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2010—2013年人民法院维护消费者权益状况》白皮书，统计显示，2010年至2013年，地方各级法院审理各类涉及消费者权益的民事案件四十八万两千五百多件，涉案标的总额达到人民币一百一十九亿零四百多万元。最高法表示，公益诉讼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方式，最高法将出台司法解释进行规范。
2015年7月1日，由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消保委）提起的一起公益诉讼案正式被法院受理。这次公益诉讼分别以广东欧珀（OPP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讼理由是这些手机厂商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15年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了公益诉讼改革试点的安排,选择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院开展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二年。试点进行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适时就公益诉讼案件管辖、起诉、审理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联合作出实施办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并及时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适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捌』 湖北省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城市是哪几个

第一，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环境污染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依据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法》第一条。第二，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依据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法》第二十八条。

『玖』 最高检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如何落地

2015年7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7月2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最高检民事行政厅厅长郑新俭接受记者采访，就为何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改革试点方案如何落地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检察机关为什么要探索建立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答：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近年来，生态环境污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各界呼吁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由于我国目前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十分完备，对此类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还不够。为加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强化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有哪些？个人或企业可以申请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吗？

答：根据《改革试点方案》的规定，试点阶段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在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中，个人或企业可以向检察机关控告或举报相关的案件线索，这有助于强化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问：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以什么身份提起公益诉讼？可以提出哪些诉讼请求？

答：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公益”的保护。这一称谓，既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传统称谓相区分，又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方案》规定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方案》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请求。

问：《试点方案》中，提起公益诉讼设置了诉前程序。为什么要设置？诉前程序包括哪些内容？与提起诉讼如何衔接？

答：为了提高检察监督的效力，发挥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动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方案》设置了诉前程序。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应当在收到督促或者支持起诉意见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

问：最高检为什么选择北京、内蒙古、福建、甘肃等13个单位作为试点？

答：《方案》选择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考虑在地域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考虑是否可能具有公益诉讼案件。选择这些地区检察机关开展试点，既有地域分布上的代表性，又有利于试点工作的推进，这不仅有利于收集、提炼实践经验，也有利于检验试点效果。

问：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如何？面临哪些困难？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何意义？

答：公益诉讼是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次在法律上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201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我们看到其中对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未作规定。主要的原因我个人理解是实践经验还不足。从目前公益诉讼的实践情况看，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如果说有什么困难的话，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缺乏实践经验；二是公益诉讼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这次进行试点，其目的也就是要探索实践经验，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有许多有利的因素：如不牵涉自身利益，适合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拥有法定的调查权，有利于调查取证和解决举证困难问题；能够从大局出发，审慎地行使公益诉权，避免影响到正常的行政秩序；具有专业法律监督队伍，能够高效、准确地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可以大幅度降低司法成本。因此，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对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会不会让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暴增？

答：为保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前期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各地对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摸排。根据调研情况看，预计不会出现案件量过多的情况。而且，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通过诉前程序，可以使一些违法行为得到纠正，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可能不会太多。此外，试点期间相关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须严格按照《改革试点方案》确定的案件领域，以重点领域的重点案件为抓手，避免自行其是、全面开花。

问：检察机关如何落实改革试点方案？具体实施细则何时出台？

答：为确保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稳步发展，检察机关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沟通协调。为确保改革试点取得实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沟通联系。我们也将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共同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坚持稳妥推进。既强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严格规范行使检察权，确保改革试点在法律框架和授权范围内依法推进；又强调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建立审批制度。地方人民检察院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须先行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批。四是加强指导和规范。试点进行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在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增强各环节的可操作性。

我们正在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拟就公益诉讼案件管辖、起诉、审理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争取尽快下发，推进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