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成果

❶ 康熙死时国库剩2716万两，雍正剩3453万，乾隆剩多少呢

康熙死时国库剩2716万两，雍正死时国库剩3453万两，乾隆在世时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所在的时期是清朝的最高峰所以乾隆去世时国库剩下的最多，有6000万两。

❷ 贾康的成就

·《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财政与发展》（主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主笔，远东出版社 2000 年）
·《中国财政50年》（总纂、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公共财政与公共危机：“非典”引发的思考》（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从民怨到民享——地方税费改革研究》（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 2001 年）
·《教育投入问题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
·《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合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
·《税务人员实用手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年）
·《中国企业筹资与投资全书》（副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
·《财政边缘考察》（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年）
·《港澳台财经与华侨华人经济》（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
·《乡镇企业财务会计》（合作，新时代出版社1986年）
·译有《发展中国家税收理论》（合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参加《中国股票证券实用全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年）；《中国财政税收财务会计实用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财政调节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财经改革大思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等书的写作。·《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经济研究》 1988 年第 5 期）获 1988 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与方晓丘教授合作《深化财政改革的构想》（《财政研究》 1989 年第 2 期）获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奖
·《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改革》 1990 年第 4 期）获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
·执笔《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载《中国：财经改革新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
·《国有资产管理的分类与分层》（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统计科学出版社 1991 年）获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征文二等奖和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
·《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中国财经报》 1993 年 2 月 16 日）获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济纵横》 1993 年第 8 期）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财贸经济》 1994 年第 6 期）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
·与阎坤博士等合作《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与白景明博士合作《财政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
·与白景明博士合作《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二期），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中国财政通史》（多卷本专著，任副主编及当代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 《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 《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❸ 出纳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出纳是按照有关规定和制度，办理本单位的现金收付、银行结算及有关账务，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工作的总称。
1、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制度的规定，办理现金收付和银行结算业务。出纳员应严格遵守现金开支范围，非现金结算范围不得用现金收付;遵守库存现金限额，超限额的现金按规定及时送存银行;现金管理要做到日清月结，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每日下班前应核对，发现问题，及时查对;银行存款账与银行对账单也要及时核对，如有不符，应立即通知银行调整。
2.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在办理现金和银行存款收付业务时，要严格审核有关原始凭证，再据以编制收付款凭证，然后根据编制的收付款凭证逐笔顺序登记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并结出余额。
3.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和结汇、购汇制度的规定及有关批件，办理外汇出纳业务。外汇出纳业务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外汇出纳也越来越重要。出纳人员应熟悉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及时办理结汇、购汇、付汇;避免国家外汇损失。
4.掌握银行存款余额，不准签发空头支票，不准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为其它单位办理结算。这是出纳员必须遵守的一条纪律，也是防止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的重要方面。出纳员应严格支票和银行账户的使用和管理，从出纳这个岗位上堵塞结算漏洞。
5.保管库存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如国库券、债券、股票等)的安全与完整。要建立适合本单位情况的现金和有价证券保管责任制，如发生短缺，属于出纳员责任的要进行赔偿。
6.保管有关印章、空白收据和空白支票。印章、空白票据的安全保管十分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因丢失印章和空白票据给单位带来经济损失的不乏其例。对此，出纳员必须高度重视，建立严格的管理办法。通常，单位财务公章和出纳员名章要实行分管，交由出纳员保管的出纳印章要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各种票据要办理领用和注销手续。

❹ 求古代各个朝代的国库收入

中国5大盛世王朝
中国历史上的五大盛世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於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
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徵：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他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
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
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於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 141年）至武帝（前140——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
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
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於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於一个政权之下。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
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 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於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经济领域各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各代盛世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繁荣。商业城市大量涌现，突出反映了经济繁荣。汉武帝时，有长安、洛阳、宛、成都、临淄等大商业城市；唐开元年间，都城长安已是国际性大都市，扬州、广州是外贸、内贸繁荣的商业大都市；明永宣之际，除了北京、南京，主要是江南地区城镇伴随商业发达而兴起，原已发达的苏州、扬州、广州、佛山等更加繁荣；沿运河两岸兴起一批城镇。清康乾之际，其城镇之多，远超过明代。即使边疆地区城镇，北有恰克图，南有广州、佛山；西有巴裏坤至伊犁，以及南疆的喀什诸城，东有盛京（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等大小城镇，都在开发过程中兴起。
除战国时受历史局限，不能开通对外关系，汉、唐、明的盛世，都是中国向外开放的最好历史时期。汉通西域而与中亚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丝绸之路就是那时开通的。盛唐的经济、文化向外开放，向西亚，远至阿拉伯诸国；南亚诸国，以及近邻日本、朝鲜等国都与唐关系甚密，都城长安成为亚洲政治、贸易中心。明永乐时派遣庞大船队，由郑和率领，首航南海，远至非洲海岸，前后七次远航。在对外开放方面，康乾盛世远不如汉唐明三代，清朝几度实行海禁，后虽开放四个口岸，都很严格；乾隆时，又将四个口岸减为只剩广州一个；严格限制西方商人活动，不准与中国人接触，禁止设教堂传教。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提出通商等要求都被清高宗严拒。18世纪，正当西方殖民主义四处扩张、并转向东方时，清朝仍严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五大盛世，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各独树一帜，都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战国时的学术与文化，真正展现了盛世景象。自春秋以来，各种学派纷纷出现，逐渐形成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胸怀专门知识的 “士”，自由探讨对自然界、对人世间及人的思维方式的新认识，自由表达学术见解，提出一系列治国谋略和济世方案。他们或招收学生传授学说，或到各国传播思想，或整理典籍，潜心著述。各国国君广招天下贤士，形成“养士”风气。齐宣王招学者千余人，聚都城稷门外，自由讲学，形成“稷下学派”。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等贵族皆以“养士”而闻名。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都很开放、繁荣。春秋至战国的文化与学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对后世影响很大，并一直延续至今。
汉武帝时，对文化的建树，在於实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儒家学说为历代奉行，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中国二千多年。武帝尊儒，是经过西汉初年行黄老思想，再屡经辩驳、论证而实行的，其中包含了对数百年思想论战的全面总结，开创了儒家思想统治的时代。另一个开创，当属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学，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新体例，并成为积历代26史之第一部。西汉在文学上的独创，是继屈原“骚体”（《楚辞》）之后，创作了赋体文学——“汉赋”。其次是乐府诗词，为五言诗，亦属首创的新体诗。这些都已成为后世文学创作赖以汲取营养的源泉。
盛唐文化，堪与春秋战国文化相提并论。唐诗，乃中国一绝，李白、杜甫、白居易，至今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现存全唐诗5万首左右，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散文，也是此时发展起来的新文体。传奇文学独具特色，绘画、雕塑等各有独创。还有音乐、舞蹈，流传至今，余音萦绕，舞姿不绝。盛唐文化璀璨绚丽，影响深远。
明永宣文化虽远不如盛唐，亦并非无所建树。《永乐大典》，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系统整理。这部巨制类书，集中了各层次学者2100多名，历时3年而成。明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篡《明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列女传》等史地、论理纲常、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30多种。
康乾时期的文化，发端于顺治时修《明史》，康熙时，著手整理前代典籍，篡修历史与阐扬理学之书，已初具规模，以《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为代表，所修不下数十种。经雍正至乾隆前期，掀起整理古籍的热潮。高宗以国家进入“全盛”而转向“文治”，大兴“礼乐”，其目的正如他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宗以此为宗旨，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篡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主持并参与整理典籍、亲撰部分书，不下百余种。但最大成就当属编篡《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成立专门机构，向全国徵集图书，进行筛选、鉴别、校勘、编篡，历10年之功，於乾隆四十六年编成。参加人员共4200多人，包括一批优秀学者、鸿儒。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创历史记录。这部巨型丛书，收书3500多种，7.9万卷。另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和存目之书，共计1 万多种；选精品书，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入464种。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刊出。这场大规模学术文化活动，持续了20年。《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对清代及清以前历代典籍做了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为编篡这部书，也销毁了不少为清所禁之书，因文字触及禁忌而大兴“文字狱”，是盛世下的黑暗。
编篡《四库全书》，直接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形成，以考据著称，创立的治学方法和已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涌现的众多考据大师，皆可一提。康乾时期文学艺术异彩纷呈，《红楼梦》，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亦於此时诞生。涌现了《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代表作。诗歌被当代文学家誉为唐宋之后“又一奇峰突起”。高宗一生写诗4万首，写诗之多，为古今第一人，虽艺术成就不算高，却也不乏佳作。清朝词作以满族纳兰性德为代表，自成一派词风。散文、绘画、书法，亦有所建树。
历史表明，每一代盛世出现前，必有伟人，为盛世领航。他们都具有非凡才能，博大胸怀，勇於进取的气魄，坚韧不拔的精神；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战国时期，那些改革家、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属於站在时代潮头的人。西汉文、景两帝为政，史家誉为“文景之治”。武帝利用先辈的丰富遗产，将西汉推向极盛。唐太宗雄才大略，开创一代“贞观之治”。武则天承前启后，以超群的勇气和胆识，为“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明太祖、成祖父子勇於创业，为永宣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圣祖为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在位61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开疆拓土。世宗继续推进，高宗乘父祖之余烈，再把盛世推至顶峰，康雍乾盛世是三代人连续奋斗的成果。
一代盛世的出现，往往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如果难以为继，即将出现的盛世就要被扼杀於摇篮中。例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280年的分裂局面，励精图治，勤俭治国，国库充盈。岂料后继者杨广（隋炀帝），昏庸无道，穷奢极欲，只十多年，不仅将可能出现的另一个盛世摧残殆尽，而且连前人的基业也一同葬送掉。明万历初，张居正勇於改革，国势大振。岂料张居正一死，神宗反其道而行之，形势急转直下，将明朝引向衰亡。史家论明亡，实亡于神宗。
五个盛世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比如，古代中国疆域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但总的趋势是扩大。秦的疆域要大於殷商和周，汉的疆域比秦时扩大，盛唐疆域又进一步扩大。若以清康乾盛世时的版图为标准中国概念，历史上的中华国家曾被分裂成四块：大陆、台湾、蒙古、及俄占北方领土。实现国家统一，是将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复兴后不得不面对的又一新课题。解决这一课题虽然还很遥远，但“分久必合”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❺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对政府会计的影响有哪些

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制度改革取得很多成果，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解决了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的许多问题，也对传统的政府会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与政府会计的问题，就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对政府会计制度的影响，针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与政府会计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一、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与政府会计的弊端
(一)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的弊端所谓的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是区别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而言，即计划经济时代与有计划商品经济时代财政将预算支出的资金拨付到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团体的商业银行账户，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团体从自己账户支取预算资金。而预算收入资金经过代收、征收单位的账户再进入国库，预算外资金存留在单位账户。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的问题具体包括：财政部门与行政事业单位多头开户，转移、分散使用财政资金；财政对预算外资金失于控制与管理；实行“以拨定支”制度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在各部门，造成国库现金紧张与总预算会计报表信息失真；国库资金结算环节多，影响了国库资金入库的及时性，国库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对财政收支活动失于监控；无法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利于宏观管理决策的详细财政收支信息等。
(二)政府会计的弊端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是以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为背景建立起来。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下政府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由于国库管理水平落后，财政总预算会计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核算采用“以拨代支”做法，财政支出信息严重失真；二是财政资金在拨付给行政事业单位后，由于缺乏相应的有效的监督机制，经常出现被挪用、贪污、闲置等等行为；三是由于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游离财政约束之外，行政、事业单位的“小金库”众多，收支活动不合法、不合理现象普遍。政府会计无法真实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收支活动；四是以往，行政、事业单位分散采购，资金由行政、事业单位支付给供货商。由于采用现金收付核算基础，行政、事业单位拖欠供货商的货款未体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账上，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未得到如实反映；五是财政收入经常被征收机关人为调节入库时间，税收机关对纳税人征收税款具有较大随意性，政府会计不能及时、准确、真实反映当年的税收情况，这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决策。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及其对政府会计的影响
(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国库集中收付为资金缴拨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简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建立的最大意义是公共财政活动有了规范的现金控制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具体作用是解决了传统分散型国库收付制度的问题。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是开始于2001年，同时，地方政府也加大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试点力度。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规范收入收缴程序、规范支出拨付程序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运行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如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财政资金层层拨付，财政收入层层汇缴，流经环节多的问题；有效地提高了财政资金收缴和拨付的透明度，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以往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提高了资金收缴、拨付效率和规范化程度；促进了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意识和水平的提高。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对政府会计的影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要求政府会计制度的配套改革。首先，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预算内外资金全部纳入国库管理，这要求政府会计体现出公共财政的“归一性”，核算并监督所有的财政资金；其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发放、固定资产购置、材料与服务的购买所需的资金不再由财政部门拨付给用款单位，而是按程序通过国库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给供应商或收款人，这有利于财政总预算会计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采用实际支出作为列支口径，从而有利于增加财政总预算会计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再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要求改变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为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的引入能更好核算财政收入、支出与行政事业单位当年结余；最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要求改革现行的会计科目与会计报表内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有利于财政部门掌握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然而，这是以改革目前政府会计科目与会计报表内容为前提。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政府会计配套改革，也有利于政府会计改革。
(三)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弊端一是预算单位支付事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难以认定，财政直接支付与授权支付存在风险；二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公共性、法治性、归一性等特征的实现需要完善的部门预算做保障，没有完善部门预算就没有完善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目前我国部门预算存在的问题影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正常运行；三是国库代理银行的商业目标与国库代理行为的行政性质之间矛盾影响资金支付效率；四是国库集中支付的科目名称与行政事业单位科目存在差异，这容易造成执行这一用款额度时各单位随意支出，无法统一口径。此外，用款计划的批复与用款时间脱节、基层代理银行相关业务人员素质、财会人员综合素质等等问题都有待解决、提高。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问题阻碍其职能的正常发挥，直接影响政府会计的变革与政府会计功能的实现。

❻ “一行三会”取得哪些成效

随着1月22日保监会对外公布了去年的处罚情况，“一行三会”2017年处罚“成绩单”就全部交齐了。从处罚情况看，“一行三会”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要求。从去年的罚单和今年已经开出的罚单看，2018年“一行三会”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仍会延续去年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今年还会是个处罚大年。

根据央行官网公布的行政处罚公示结果，2017年央行作出的行政处罚共计903张，对金融机构的罚没金额共计为7980万元。央行去年开具的903张罚单多集中于第四季度，11月份罚单数量最多。行政处罚内容涉及支付结算、征信管理、反洗钱、票据业务、经理国库、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违法事由集中在第三方支付及反洗钱方面。2017年央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出罚单共计95张，金额总计约2364.14万元。

❼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取得的成效

1、规范了财政资金拨付渠道，强化了预算执行力度。
传统的国库支付管理，国库拨出的财政资金经一级预算单位账户“中转”，层层下拨到下级单位，拨付环节多、资金流转过程长。在资金拨付过程中，上级预算单位可以运用资金分配权，截留或挪用一部分资金。特别是用于基建项目资金，由于中间的审批、管理环节多，易造成层层克扣、截留挪用，最终拨到基建单位账上的资金已大大“缩水”，大大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国家政策调控作用难以发挥，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
现代的国库支付管理，把财政资金由传统的层层划拨改为国库单一账户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对财政资金从预算分配、预算拨付及收款人账户实行财政直接全过程监督、控制，规范了资金拨付渠道，强化了预算执行力度，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财政监督环节提前到支付环节，提高了预算的约束力。
传统的国库支付管理，财政资金一旦拨到预算单位的账户中，就等于将资金的使用调配权完全移交到预算单位掌握管理下，财政部门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资金实际运行情况，缺乏资金使用情况的反馈渠道，往往只能从预算单位上报的年终决算中才能了解到资金的安排情况，容易逃避财政检查监督，削弱了预算约束性。另外，部分单位还存在着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现象，财务报表不能如实反映单位预算实际执行情况的问题，更使得财政检查监督预算执行职能形同虚设。
现代的国库支付管理，各单位根据预算批复，按预算级次层层上报用款计划，再由财政下达预算指标到基层预算单位，基层单位再根据有关规定及业务需要，在需要购买商品或支付劳务款项时提出申请，经国库集中支付机构审核后，将资金直接从集中支付专户支付给收款人，每笔支出都处应在相预算指标控制之下，财政可随时掌握各项预算的实际支出进度。现代的国库支付管理制度，财政监督环节提前，提高了预算的约束力，为制定更加合理的部门预算提供准确资料。
3、减轻了财政负担，提高了财政支付能力。
传统的国库支付管理，国库要一次将资金拨入单位银行账户，一方面形成财政资金结余多户头分散存放，各项支出的实际形成有一定的滞后期，财政总预算列报的支出并不反映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数，而且两者差距很大，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财政资金的运转状况，给财政预算编制等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甚至造成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却造成国库资金不足，调度困难，而国家为支付大项财政开支，不得不靠发行国债等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增加了财政债务负担。
现代的国库支付管理，实现了单位用款计划与资金拨付相分离，使单位形成的结余体现为用款计划指标结余，而实际资金结余却在国库或国库集中支付专户。财政总预算支出和单位支出实际上是同时形成的，财政总预算支出能真实反映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数，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财经形势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4、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要求。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要求财政支出的去向及支付方式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在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中，将制定相关财政、金融法规，以及在根本上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章可循。财政资金的分配行为、管理权限及操作程序的每个环节有了严格的法定制度，就能促使财政管理行为更具有透明度、公开性和约束力，就能使得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监督与预算约束贯穿于财政收支活动的全过程，真正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
在具体的支付过程中，限定了财政资金的去向，即使用用途，如社会保障资金、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提租补贴、工资支出等，使得财政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在具体的支付过程中，为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掌握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修订、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奠定基础，如《安徽省省级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及时的规范了河道工程修建维护费等专项经费的使用用途，提高了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严肃性。

❽ 周恩来的成就是什么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瓦尔德海姆那段动情讲话究竟是怎样的……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成就.

❾ 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包括哪些内容

办理会来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事项源。这是指除了前面六项内容以外需要进行会计核算的内容。前面六项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但由于会计环境纷繁复杂，经济活动及会计业务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仍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会计核算内容，如企业的终止清算，破产清算等这些业务的核算，也是会计核算不可缺少的内容。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会计核算工作的要求，会计法将可能产生的新的会计业务事项以“其他事项”来概括，以保证各种复杂的经济活动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核算和反映

❿ 曾国藩的主要成就

1865年，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太傅，权势极大，功高震主。清朝对其极不放心。咸丰帝曾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他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古人避祸方式种种，却少见有借助家书以自表心迹的先例，曾氏刊行家书，以示无隐，韬光养晦，洁身自保，而且可以减轻朝臣的猜忌，确是一招高妙的修身处世之道。此外，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濡染的人物，曾国藩更看重身后的名誉。而刊刻家书，流传后世，是另一种更大的表明心迹，是一种大智慧。《曾国藩家书》自刊发后便风靡不衰。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0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等十大类。曾国藩的家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谈到了官场、僚属、朋友、邻里之间的种种关系，还说明了为学、读书、作文等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些信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人应当怎样修身、做人、处世。其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活泼，随想而至，挥洒自如，没有虚伪和造作，真切感人，于平淡中孕育真知良知，凝聚的人生思考，修身齐家处世的精辟见解，足以反映他高超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更足够后人鉴赏。
读曾国藩的家书，可以发现这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已经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竟有“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计”这样的自我告诫，透露出曾氏的精明和清醒，蕴涵着他对“狡兔死，走狗烹”的警觉。他教诲子侄“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这些话也十分耐人寻味。读曾国藩的家书，好像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家书从曾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30年。除了思想渐趋成熟外，他的志趣仍然和少年读书时一样，始终以读书人自居，这决定了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基石。他在信中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认识，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按现在的话说，即是他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和领悟能力。他科举出身，却深得教育大义，因此他在家书中对自己官场得失谈得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子弟的学习。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对弟弟、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曾国藩关于修身养性有很多真知灼见，包括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内容，其目的在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关键在于“敬恕”二字，所谓“敬”，一要做到无论在多少人面前，无论在大、小人面前都不能傲慢，这叫泰而不骄；二是衣冠整齐、态度俨然会使人望而生畏，这叫威而不猛。“恕”字要做到完美的境地，待人仁厚有礼，终身谨慎小心。如果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赞许，就应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曾国藩一生孜孜于克己之学，师从理学大师唐镜海后，更是自律甚严。曾国藩一贯重视道德修养，总结了修养为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曾国藩还主张自修求强，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战胜自我。通过自修而完善，是君子所珍惜和追求的境界。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
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曾国藩的官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他位列三公，封侯拜相，是晚清时期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一时权倾朝野，威震大江南北。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没有踌躇满志、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而是居高思危，谨小慎微；在飞黄腾达之时，官运亨通之际，时时想着退路，处处考虑到罢官。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之一。在“朕即国家”、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他深知权高震主将会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解除自己职务的请求，表现了不居大位、不享大名的思想，认识到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但是他得知满族御史参劾他力求解职是恃功骄惰时，就马上乖乖赴任，表现出灵活圆滑的处世态度。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他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对待家人，曾国藩则提出了一般平民所应遵循的处世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奉行，谨慎恪守，不能有丝毫懈怠。不以势利对待亲友，不以盛衰对待故旧，也不因恩怨疏远他们，是曾国藩在处理亲友关系上提出的处世之道。即使对一些他不满意的人，和一些已经产生了嫌隙隔阂的人，也不因一个人而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关系。对待一般人，曾国藩提出了平等待人的主张，居乡要全守乡间旧样子，不能掺半点官宦习气；对待长辈要力尽孝心、恭谨钦敬；做晚辈要有孝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在家书中大力倡导；对待儿孙辈他强调不要太娇惯，认为“爱之反以害之”。
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时代，曾国藩步步高升，得以善终，完全凭仗他高明的处世之道。曾国藩一世都生活在官场中、军旅里，他的处世之道当然是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一个高级官员在复杂的世事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