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转让定价

① 我国政府管理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措施有哪些

转移定价，外资税收零增长的“原罪”
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公布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贡献税收为627.77亿元，与2003年基本持平,税收零增长的矛头直指“外资税收优惠”，一时间，取消“外资税收优惠”的言论铺天盖地。
事实上，税收零增长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外资税收优惠”。中国财政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经济学院教授安体富接受采访时说：“外资企业有一半亏损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他们通过价格的“高价进低价出”进行转移定价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转移定价，业内不宣的秘密

有资料显示，2004年度外资企业自报亏损额高达1200亿元，60％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自称亏损。面对这一难以置信的“巨亏”事实，安体富教授道出了早已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转移价格”。
安体富指出，市场竞争因素固然使企业利润下降成为必然，但是亏损幅度如此之大，与合资企业中外资的利润转移不无关系。
所谓转移价格，也即“转移定价”，指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商品、劳务或技术交易时所采用的内部价格，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举例来说，一家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其国外的母公司购买原材料，加工成终极产品后返销其母公司，这一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价格就是转移价格。在实践中，相当多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高进低出”、“低进高出”、甚至“主观列支”，可以达到调节利润、逃避税收、享受优惠、优化资产配置、减少和避免各类风险，进而达到对公司进行战略性总体调控的目的。
普华永道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监、转移价格专家狄书哲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一家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后，以10美元的价格从其母公司进口原材料，在中国又追加投资2美元，则其成本应为12美元。但是在华子公司以11.5美元的价格把产品返销给其母公司，从账面看这家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就是亏损的，而其母公司很可能以14美元的价格把产品转手销售给其他消费者，这样利润就被截留在国外了。
一位在跨国公司北京总部担任会计师的女士透露，外企通过转移价格逃税占到避税总金额的60%以上。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他避税的手法还有利用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让国内企业在需要使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专利、商标时，支付巨额的特许使用费。同时，外资企业母公司拼命压低其劳务成本，子公司则向其支付高额的劳务费用，利用利率来实现价格转移，大面积地“制造亏损”。苏州近一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亏损面竟达到70%。

预约定价反避税最有效

从世界范围来看，预约定价（APA）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它目前已成为发达国家，如美国、经合组织国家、韩国、新西兰、墨西哥、香港等二十个国家普遍使用的反避税调整方法。APA机制就是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有关关联交易的转移定价方法事先签订的协议，用以解决和确定在未来年度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问题。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企业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即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
作为国际通行的纳税方式，预约定价使得政府部门的漏征税风险与审查成本减轻，跨国公司也可以减低被稽查后双重征税的成本。在事前约定和事后稽查的利益博弈中，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前者，从而实现税务机关和跨国公司的双赢。
对于转移定价问题，专家建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一是提高合资、合作企业中中方的自我保护能力。在与外商成立合资、合作企业前，中方应通过结构上的优化组合，使自己掌握对外购销，控制营运企业的运营。另外，引进专有技术、商标使用权的转让价值应经过中国权威部门鉴定；二是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税收征管应建立纳税人申报、税务代理和税收稽查三位一体的模式，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规定，切实制定反转移定价税法；三是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和海关的作用。中国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熟悉跨国企业的财务会计做账方法，建立和健全严格的审计制度。加强海关对外企进出口货物的监督管理。发现价格严重偏离正常交易价格时，可要求对进出口货物重新估价和征税。四是注意多方面的配合、掌握信息。国内各部门应进行有效配合。海关、税务、外经贸、工商、审计等部门应注意相互通气，相互间协调工作，积极收集国际市场价格的情报，形成一个反对跨国公司滥用转移定价的网络。
据悉，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近日宣布，各个税改方案都在加快报批中，进行最后的定型，明年动的可能性最大。看来，税改势在必行，而与国际接轨的APA付诸现实的规划也不会太远了。

转移价格的四种方式

全球第一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一位会计师告诉记者，在普华永道的税务及法律服务部门有一个专门的小组，职能就是为跨国公司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使其能够证明其在自己关联企业交易中的转移价格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
税务稽查人员向记者概括了跨国公司采用转移定价的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具体包括产品、设备、原材料、零部件购销、投入资产估价等业务中实行的转移定价，这是目前转移定价最重要、也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式。其主要手段是采取“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借此转移利润或逃避我国税收。
第二种是货币、证券交易中的转移定价。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关联企业间货币、证券借贷业务中采用的转移定价，通过自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在跨国公司内部重新分配利润。例如，某中港合资企业向其香港关联公司举借年利率高达15%的高息贷款，超过同期香港市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倍，贷款利息作为费用可免除所得税，纳税时应予以扣除，藉此大量转移利润，还同时享受“开始获利年度”的税收时间优惠待遇，推迟纳税时间。
第三种是劳务、租赁中的转移定价。劳务、租赁中的转移定价存在于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的劳务和租赁服务中，他们高报或少报、甚至不报服务费用。更有甚者，有的竟将境外企业发生的庞大管理费用摊销到境内公司，以此转移利润，逃避税收。
第四种是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主要指获得专有技术、注册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过程中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企业间通过签订许可证合同或技术援助、咨询合同等，以提高约定的支付价格，转移利润。对关联企业间的非专利技术和注册商标使用权的转让，由于其价格的确定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我国没有收费的明确规定，而且由于其专有性，无可比市场价格，其价格的确定更是难以掌握。

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净资本输入国是哪个国家

国际税收竞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收优惠，甚至实行避税制模式等方式，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吸引国际流动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行为。国际税收竞争最早表现在关税方面，所得税的国际竞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竞相实行低所得税政策，这可以说是所得税国际竞争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性的所得税降税浪潮则标志着所得税国际竞争了一个新的阶段。 补充： 一、所得税国际竞争及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世界性降税浪潮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是拥有众多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大国，1986年税制改革以前美国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较高，许多跨国公司利用美国政府的“推迟课税”规定把利润积累在海外的子公司，进行国际避税，致使美国政府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1984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受控外国子公司，汇回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只占美国母公司应得利润的40％。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大部分国外利润被留在海外。当然，这部分未汇回的利润有的是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则是出于避税而滞留在国外。另外，公司所得税的高税率，还促使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把利润转移到美国以外的低税国关联公司去实现，导致公司所得税外流，这也大大削弱了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地位。1986年，美国为了克服公司所得税“高税率、窄税基”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名义税率由46%降为34%，这一改革使美国在国际资本和公司所得税税基的争夺战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

③ 金融期货与金融期权

历史资料可以参考《期货期权入门》第三版，和《日本蜡烛图技术》，日本人首先开始交易稻米期货．

④ 如何看待印尼将征收10％的数字服务税

首先，我们看看数字服务税的影响。
一方面，工业4.0浪潮正席卷全球，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世界经济体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虚拟化、跨地域、实时交易等特征，给常设机构及常设机构利润的判定带来了困难，给税收管辖权的划分带来了挑战，给税收公平带来了严重影响。
实践中，一些跨国互联网巨头通过在低税地设立子公司，搭建复杂的避税架构，利用转让定价等方式逃避税收。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数字活动的有效税率只有9.5%，而传统商业则为23.2%，两者相差巨大。无论是从组织收入、保护税收主权，还是从维护税收公平、调节经济发展等角度看，征收数字税已是大势所趋。

跨境电商税收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政府于2016年9月16日就已经正式出台法规，规定国外卖家通过亚马逊等平台网站把产品销售到英国的，需要在英国按法规进行税号申请和登记，按期申报缴纳增值税，否则将要求销售平台限制其在英国的销售。在申报层面，英国税务部门开发了专门的VAT智能税务软件（Making Tax Digital），并规定2019年10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国外卖家，必须用专用软件进行电子申报，所有进项抵扣文件需要电子存档，并上传到征管软件中。在征管方面，英国税务部门有权随时调取第三方平台的销售数据以及税务电子系统的数据用于稽查，大大降低了稽查难度，提高了稽查效率，大幅减少了时间成本。
欧洲征数字税 我国怎么办？
在这种大趋势下，我国也应该加快数字经济税收研究步伐，尤其应尽快出台跨境电商税收政策，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部分，也是涉及各国税收利益分配的热点问题。对于跨境电商税收问题，争议最大的就是税收管辖权问题——到底由劳务和货物提供方管辖，还是由接受方管辖？过去，我国是“世界工厂”，可能主张货物和劳务提供地征税对我国比较有利。现在，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应统筹考量数字经济对我国税收的影响，加快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立法和实践，发出我国的声音。

⑤ 在资产证券化的浪尖起舞-中小银行资产证券化

前言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

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可以给商业银行发起人带来诸多益处，比如转移风险、降低资本准备金、提高利润率、增强流动性和解决资产和负债的错配问题等等。资产证券化的浪潮已经席卷而来，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是选择乘风破浪还是随波逐流，主动出击还是在市场火热之后跟风？

▲ 资产证券化的多重益处

如今，资产证券化这个名词已经耳熟能详，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可以给商业银行发起人带来诸多益处。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可以帮助银行把资产转移出表，实现资产负债表的紧缩，从而降低资本金要求的基数，缓解资本金压力。同时，把资产通过证券化转化为现金后，银行的流动性也得到提升。借由证券化可以盘活银行的中长期信贷资产，调节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缓解资产和负债错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银行贷款的风险得到市场化的全面定价。而对于部分期限较长的优质资产，银行也可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将其实现部分利润的兑现，并将回收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提高资产收益率。

▲ 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的飞速发展

2014年之前，资产证券化还只是一个小众品种；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2013年，全市场资产支持证券共发行279亿元，占主流债券品种发行规模的0.79%，而如今，截至2016年7月底，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已经达到3484亿元。

A方案：

顺德农商认购全部次级档份额，总共融资为优先A、B两档共计12.58亿元。发行信贷CLO的综合成本约为1%（其中包括评级机构费用、会计师事务所费用、律师事务所费用、券商承销费等）。

融资所得=发行规模-风险自留-发行综合成本=15.337-2.757-15.337×1%=12.43亿

总收益=融资所得×（1+投资年化收益率）+风险自留部分收益=12.43×（1+3.7112%）+15.337×（1+7.39%）-11.2×（1+5.45%）-1.38×（1+6%）=16.08亿

其中投资年化收益率按照2014年8月6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3.7112%计算。如此运作，使得顺德农商降低了12.58亿元的信贷资产规模，提升了资本充足率。同时获得了约4.8%的年化收益。

此方案下，顺德农商通过分级包装，自己认购次级档获得了超额收益。但对资产池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部分风险都是由自身承担。方案A明显适用于银行最为优质的信贷资产发行，通过ABS结构化的设计，来放大收益。同时，盘活存量资产，进行再投资，改善资产配置。而在利率下行的背景下，浮动利率发行的优先档利息随着基准利率下行，次级档可获得更高的收益。

B方案：

顺德农商按照监管要求的风险自留比例，认购最低发行总规模5%的权益层份额（次级档）。

融资所得=发行规模-风险自留-发行综合成本=15.337-15.337×5%-15.337×1%=14.42亿

风险自留部分收益=[15.337×（1+7.39%）-11.2×（1+5.45%）-1.38×（1+6%）]×15.337×5%/2.757=0.89亿

总收益=融资所得×（1+投资年化收益率）+风险自留部分收益=14.42×（1+3.7112%）+0.89=15.84亿

此方案下，顺德农商可以获得相比A方案更多的融资额，同时在仅支出两百多万的情形下，即可实现信贷资产真实出售的需求。对比一下通道业务往往需要约1%的成本，且不说通道业务的合规性问题，完成15.337亿的信贷资产出表至少需要一千万。并且，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后实质性完成了风险和收益的转让。这对于亟待改善资产配置的银行而言十分重要。

▲ 普兰观点

宏观经济的下行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减弱，银行贷款违约风险陡增；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存贷利差收窄，银行业的利润减少；资产荒的大背景下，银行的投资业务举步维艰。过去依靠存贷利差有恃无恐，如今的做法是依靠金融市场高杠杆率维持生计，未来则是依托资产证券化提高周转率。

由图可见，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基本围绕着名义GDP增速波动。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总资产增速也持续下降。而农村金融机构却逆势扩张。这是因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相对较高，存贷利差的缩窄大幅压缩了利润空间。只得通过期限错配、提高杠杆率来投资金融市场业务，保持利润增长。事实上，与之对应的是成倍的风险。农村金融机构的扩表速度是大型商业银行的3.5倍。

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尽快在金融市场部设专人专岗，研究、分析ABS产品，将其列为资产组合中的一项。不仅可以降低资产整体久期、提高周转率，而且可以获得比同评级债券更高的收益。同时梳理行内资产情况，研究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发行，盘活存量，优化资产结构。

⑥ 财务管理的五次发展浪潮可分为哪几个阶段

财务管理的五次发展浪潮：

1、筹资管理理财阶段（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 特点：资金市场不成熟，金融机构不发达，筹集资金困难。 理论和方法：筹资理论和方法迅速发展，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2.资产管理理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代初） 特点：企业内部普遍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内部的财务决策被认为是财务管理的最主要问题。理论和方法：各种计量模型的应用。

3．投资管理理财阶段（60年代中——70年代中） 特点：投资管理受到空前重视。

理论和方法：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指标、科学的投资决策方法、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4．通货膨胀理财阶段（70年代后——80年代中）

特点：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使企业资金需求不断膨胀，货币资金不断贬值，资金成本不断升高，成本虚降，利润虚增，资金周转困难。 理论和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状况调整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资金日常调度决策、股利分配决策的方法。

(6)浪潮转让定价扩展阅读：

成本费用：成本项目。

1、制造成本。制造成本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制造费用等。

2、期间费用：期间费用是企业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不能直接归属于某种产品的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从当期收入中抵消。

3、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工资和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研究开发费、业务招待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无形资产摊销、坏账损失等。

4、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是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利息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为筹资发生的其他费用。

5、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是指企业在销售产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劳务等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构的各项经费，包括应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展览费、广告费、销售服务费用、销售部门人员工资、职工福利费和其他经费等。

⑦ 如何筹划转让定价降税

你好！合理避税可搜“捷税宝”——税务筹划专家！免费筹划，政府支持包落地！

企业并购重组已经成为现代投资一种主流形式，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跨国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业务迅猛增长。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为了实现集团税负最优，利润最大化，通过有效的转让定价筹划可以实现不同税负的企业间利润的流动，但“独立交易原则”和“获取的利润应与其承担的功能风险相匹配”是在转让定价筹划中特别需要遵循的两个核心理论。

转让定价筹划是基于重组后的业务架构及整个集团的发展策略，合理地筹划安排其业务链条、设计必要的关联交易，通过功能风险的合理安排等多种转让定价工具实现集团利润最大化、税负最小化。对于大型集团性企业来说，随着其业务类型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转让定价筹划已成降低集团整体税负和转让定价风险的重要手段。

案例实录

以下将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阐述在重组中如何应用转让定价筹划，最终有效降低集团税负。

该跨国企业是一家总部A设在丹麦的公司，上市主体B位于BVI群岛，其在丹麦和波兰分别设有3家公司C、D和E负责生产和销售。该集团在中国设有一家独资公司F负责技术的本地化和市场营销，收购了一家专门邮轮圃斓闹泄こ。

该集团为扩大全球业务，希望把欧洲和亚洲作为扩大业务的窗口。通过了解和分析亚洲及欧洲各国税收情况差异及对该集团业务的适用性，我们建议了如下架构模式：通过在香港建立持有中国公司股份的中间持股公司，以及在比利时或卢森堡建立持有丹麦公司股份的中间持股公司，对集团税负的积极作用在于：降低从中国汇出股息的预提所得税;降低从比利时或卢森堡汇出股息的预提所得税;降低丹麦汇出股息的预提所得税。

规划供应链

从转让定价筹划的角度而言，供应链其实就是由研发机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仓库、配送中心和后台服务中心等构成的企业网络。同一企业可能构成这个网络的不同组成节点，但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不同的企业构成这个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供应链规划时，通常在低税负国家或地区设立“核心企业家”公司：通过在低税负或与相关国家有税收协定的国家或地区设立“核心企业家”公司，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承担供应链的主要功能(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管理、研发方向的确定等)和风险(包括质量风险、市场风险、研发风险等)，获得供应链的大部分利润，适用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从而降低整体税负。

非“核心企业家”公司通过提供服务获得利润：总部、研发机构、契约制造商、有限风险分销商等关联或非关联方向“核心企业家”公司提供各种服务等，获得合理利润。

设立中间公司控股公司：通过设立中间控股公司，将海外投资产生的利润保留在中间控股公司的层面，暂时不汇回国内，用作海外再投资，以达到税收递延的效果。通过合理选择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低税率国家)，降低利润分配在项目所在地的预提税税负，降低海外投资的整体税负。

据此，为了充分利用筹划后架构下各个公司的优势，该跨国公司供应链下各公司可初步被规划为下图的方式。

筹划关联交易

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营需要，以及上述确定的业务链条的规划模式，为实现该跨国公司业务的真正开展，需要对企业间的各项业务进行关联交易的筹划。通过对集团各项关联交易的设计，能够更好地满足实现筹划目标多方面的需要，达到优势互补。在上述供应链条中，为实现业务最终实现，可考虑的关联交易安排包括：研发中心根据“核心企业家”的要求提供产品或项目的研究开发服务，并收取相应的研发服务费;“核心企业家”公司拥有委托研发过程中形成的重大技术类无形资产，并授权给集团内需要产品技术的制造商进行产品的生产，并收取相应的特许权使用费;契约制造商按照“核心企业家”的销售订单提供契约制造服务，通过完全成本加成获取相应的利润;核心企业家向分销中心提供生产管理、市场调研、销售渠道开拓、客户关系维护、物流管理等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核心企业家向分销中心销售产品，由分销中心实现最终销售。

定位供应链各环节

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每一个公司由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以及当地税负情况的差异，通过增加或减少其履行的功能以及承担的风险，就可以实现利润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流动，从而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相应地，确定了各项关联交易的性质后，根据每项关联交易向对应的业务实质对交易各方的功能和风险进行重新定位，并对每项交易下的功能和风险进行分析，以实现各公司功能和资产利用最大化及充分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选择制造商

根据制造商所承担的功能和风险情况，一般可以分为契约制造商、许可制造商和完全制造商，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造商类型所承担的功能和风险。

契约制造商不拥有与产品有关的专有技术，而是被许可使用与产品有关的专有技术，按照委托方要求控制产品生产进度以及按照委托方要求控制产品品质。其承担较小的生产风险(主要是存货风险)。

许可制造商不拥有与产品有关的专有技术，而是被许可使用与产品有关的专有技术，可以灵活安排产品的生产进度，直接控制产品的品质，从事各阶段产品的生产以及进行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的开发。

其承担所有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

完全制造商拥有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灵活安排产品的生产进度，直接控制产品的品质，从事各阶段产品生产，进行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的开发，同时承担研发风险、所有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

制造商的收入水平是由其所履行的功能和所承担的风险决定的，不同类型的制造企业，由于其功能、风险上的差异，收入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制造企业关联交易价格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所承担的功能与风险。通常情况下，企业所履行的功能越多，所承担的风险越大，其收益水平相应地就越高。

可以看出，对不同类型制造商收益的影响会随着其承担功能和风险的多少发生变化，而其中对收益影响最大的是研发和市场，这两种较高价值的无形资产使得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在本案例中，为了实现核心企业家利润最大化，C、D、G公司作为契约制造商，不拥有核心技术仅承担简单的生产功能和生产风险，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水平。

区分销售企业类型

在跨国企业中，除了承担制造功能的环节外，还有承担产品销售功能的企业。根据销售企业承担的功能与风险的不同，可以分为3类，销售代理商、承担有限风险的分销商和完全分销商。

销售代理商不拥有销售产品的所有权，只进行买家和卖家间的联络与沟通，无信用风险、存货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

承担有限风险的分销商拥有销售产品的所有权，负责产品采购，并管理存货，承担较小的信用风险、较小的存货风险、较小的市场风险和有限的外汇风险。

完全分销商拥有产品的所有权，负责采购和销售，管理存货水平，进行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开发，开具发票并负责收款，承担信用风险、存货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

承担不同功能和风险的销售企业的收益水平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企业履行功能越多，承担风险越大，它的收益水平相应地就越高。

可以看出，对不同类型销售商收益的影响会随着其承担功能和风险的多少发生变化，而其中对收益影响最大的是对产品的所有权和市场，相对应的就是存货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本案例中，为了实现核心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分销中心将作为承担有限功能的分销商，拥有货物所有权，但通过核心企业家开拓的销售渠道最终实现产品的分销，并获得与其承担的功能和风险相匹配的基础利润，而剩余利润则应归整个供应链中承担最多功能和风险的核心企业家所拥有。

确定定价政策

根据功能风险定位的结果，选择每项关联交易的验证对象，分析每一项关联交易所适用的转让定价方法，并针对每项关联交易确定一种最适合的分析方法，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分析，确定合理利润区间作为各项关联交易制定定价政策的基础和参考。

企业在进行转让定价筹划时，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应考虑并购重组后的集团整体架构，对所筹划交易实施的可行性、合理目的性以及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等问题进行分析确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转让定价法律法规的角度筹划业务框架，规划最优的业务链条模式，并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需要为关联交易进行筹划安排。与此同时，在关联交易开展过程中，为了降低因缺乏业务实质而可能导致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核心企业家开展业务的实质性，以及承担功能与风险的经济实质。

其次，关联交易筹划应以功能风险与利润水平相匹配为原则。利润的转移应以承担较多的功能风险为前提。功能风险的筹划应考虑其实施的可行性，需在充分了解企业现有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筹划安排。

最后，转让定价筹划时，除关注传统交易形式外，更应考虑中国税务当局关注的热点话题。如，近期中国税务机关提出了维护发展中国利益的成本节约、营销性无形资产、市场溢价等新理念，强调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市场购买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要求发达国家认同并尊重这些特殊经济因素对企业创造价值的贡献。企业在进行转让定价筹划时，应一并将上述因素考虑其中。

上海普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新区高科西路650号D座

⑧ 金融期权的形成发展

18世纪，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股价飞涨，股票期权市场也有了发展。南海气泡破灭后，股票期权曾一度因被视为投机、腐败、欺诈的象征而被禁止交易长达 100多年。早期的期权合约于18世纪90年代引入美国，当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19世纪后期，被喻为现代期权交易之父的拉舍尔·赛奇 (Russell Sage)在柜台交易市场组织了一个买权和卖权的交易系统，并引入了买权、卖权平价概念。然而，由于场外交易市场上期权合约的非标准化、无法转让、采用实物交割方式以及无担保，使得这一市场的发展非常缓慢。
1973年4月26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成立，开始了买权交易，标志着期权合约标准化、期权交易规范化。70年代中期，美洲交易所(AMEX)、费城股票交易所(PHLX)和太平洋股票交易所等相继引入期权交易，使期权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77年，卖权交易开始了。与此同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开始了非股票期权交易的探索。
1982年，芝加哥货币交易所(CME)开始进行S&P 500期权交易，它标志着股票指数期权的诞生。同年，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引入美国国库券期权交易，成为利率期权交易的开端。同在1982年，外汇期权也产生了，它首次出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交易所(ME)。该年12月，费城股票交易所也开始了外汇期权交易。1984年，外汇期货期权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IMM)登台上演。随后，期货期权迅速扩展到欧洲美元存款、90天短期及长期国库券、国内存款证等债务凭证期货，以及黄金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上面，几乎所有的期货都有相应的期权交易。?
此外，在80年代金融创新浪潮中还涌现出一支新军新型期权 (exotic options),它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新型之意是指这一类期权不同于以往，它的结构很奇特，有的期权上加期权，有的则在到期日、协定价格、买入卖出等方面含特殊规定。由于结构过于复杂，定价困难，市场需求开始减少。90年代以来，这一势头已大为减弱。90年代，金融期权的发展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期权与其他金融工具的复合物越来越多，如与公司债券、抵押担保债券等进行杂交，与各类权益凭证复合，以及与保险产品相结合等，形成了一大类新的金融期权产品。?

⑨ 我国会计全球趋同的发展方向和改革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在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活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自2世纪8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同时存在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就是明显的例证。

所谓税收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Tax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国际竞争与协调”（）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和税制设置来达到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税收关系中进行多方位协调与合作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所谓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这两个并行趋势的影响，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两大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如何在税收制度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有所回应，如何协调税收制度与会计安排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税收与会计国际发展趋势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虽然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税收和会计理论界都较少，但却已有相当的基础：一是关于税收与会计在微观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冯淑萍，1999；曲晓辉，23；魏长升等，23）；二是在宏观层面上，财税学者对税收国际协调已进行了较长期研究（靳东升，1994；邓力平，2，23；钟晓敏，21），会计学者则已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全球趋同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1，22；冯淑萍，21，22；曲晓辉，21；曲晓辉等，23）。笔者认为，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把税收与会计相关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的探讨，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探讨；二是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既为有关部门制定规制提供导向支持，又为企业提供应对之策。本文仅就宏观层面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尝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二、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并存

对两大趋势并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主体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地说，经济全球化具有四种形式：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国际化、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企业），宏观主体则是主权国家（邓力平，2）。在研究税收国际化和会计国际化时，必须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此的影响，必须分析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一）税收国际协调及其表现形式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各国的减税就形成了税收国际竞争。税收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关系的主权及其协调这一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邓力平等，21），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当的税收国际竞争可以促进资源向税负低的国家流动；另一方面，过度税收国际竞争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各国之间持续地降低税负，最终导致各国税收主权的丧失。这样，适当的税收国际协调就成为必要。

概括地说，税收国际协调采取五种依次递进的形式：其一，税收合作（TaxCooperation），即国家间通过交换各自税制结构和纳税人信息，防止和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其二，税收协定（TaxAgreements），指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寻求解决税制之间相互冲突引起的重复征税问题；其三，税制趋似（TaxSystemApproximation），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相近的国家，通过规则的约束，使各自税制具备相似的特征；其四，区域税收一体化（RegionalTaxIntegration），指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通过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相互协调以缩小各自税制的差异。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背景，税收国际协调的较高层次；其五，拟议中的国际税收组织（WorldTax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这是最高层次的税收国际协调，显然须与较高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相对应。

自2世纪8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了税制改革，这一税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从而使各国税制呈现主动和被动性趋似；二是区域性税收协调是以一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前提，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间协调的内在要求。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国在税制设置与税收政策运用方面进行更大让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

（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及其表现形式

与税收国际协调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次递进的形式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出升级的要求。贸易自由化引发各种国际会计业务，客观上要求有适当准则与之相对应；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融资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求会计国际合作以建立相应的规则；投资国际化对特定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内部及其与关联公司的定价在很多场合下难以找到市场参照，需建立相应的会计规范，跨国经营活动也需相似乃至统一的会计准则（曲晓辉，21）。

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存在依次递进的三种形式。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Comparison），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最初形式；二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这是以提高财务信息可比性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必经阶段，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经过不懈努力，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IAS），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实施，此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Convergence），这是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LASC在21年实施了重大改组后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税收国际协调相类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需求，这里同样存在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设立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IASB，22）能否实现尚需时间来检验；以欧盟（EU）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区域协调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关系

两大趋势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在发展动因、影响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二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三是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四是宏观主体的活动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五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六是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里仅从投资国际化角度举两例加以佐证。其一，资本市场国际化使资源配置超越一国限制而纳入国际范围。资本市场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运作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财务信息则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在资本市场国际化下更显其重要性。同时，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为税务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国际化进程势必对税务体系运作发生影响。而税收法规的刚性及其与财务会计规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制约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其二，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跨境资产重组中，对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十分重要，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协调对跨境资产重组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对跨境资产重组的不同税收取向直接影响资产的国际配置；而一国税收政策直接决定着跨境资产重组中资产定价、股息政策等内容，因税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资产重组决策中的分歧须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进行缓解。

（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与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世界性，即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二是现代性，即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两大趋势的内在联系。

就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税收国际协调的联系来看，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依托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理想税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对一国税制内在要求的体现。市场经济下税制设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于管理三原则，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映在税制原则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现，要求通过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有效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此外，如果各主权国家的税制都遵循规范、透明、易于管理的要求，税收国际协调将更具有操作性。总之，税收国际协调趋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各国税制不断按照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

同样地，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也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供了体制基础。会计信息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引导着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向。从这一意义上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政治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协调，并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趋势。从实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政府对本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冯淑萍，1999）。

（三）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活动）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最根本动机是谋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经营的“语言”，而税收则是进行跨国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的立场出发，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协调一致是理想状态，这样，企业以会计标准进行处理后无需再进行纳税调整。当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拓展时，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将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完全被克服，企业将无需进行基于全球的税收筹划；进而，如果两大趋势共同发展甚至完全重合，企业的跨国财务和纳税的调整成本也将大大减低。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代表了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且从企业利益出发，企业倾向于将这两大趋势发展至极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长升等，23）决定了在一国内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分离只可调节不可消除；进而在国际范围内，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缓解的分离。因此，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进行调和的动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观约束（分离的硬约束）共同决定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互相兼顾，既协调又异步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作为企业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进行调节的应对之策，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范围的财务（纳税）筹划，进行了各种转让定价操作，这些都是明证。

（四）宏观主体活动和利益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

一国税制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最终都将体现国家利益。会计准则（无论是一国的或国际的）具有协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则隐含着各国的主权和利益，会计准则全球协调和趋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及各种阻力实质上是各国利益之争（冯淑萍，21；葛家澍，22）。而税收是一国税收主权的直接表现，税收国际协调下的国际税收关系代表了世界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调整。因此，两大趋势之所以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两者都与国家主权和利益有着深刻的联系。转贴于 看准网 http://www.kanzhun.com

但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和税收国际协调同国家主权利益之间的联系程度又不尽相同：会计准则通过微观主体经济活动与国家主权发生间接联系，因此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发展步伐的制约相对疏松；而以税制和税收政策为表现的税收主权，直接关系本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一国经济主权中最难让渡的部分，其受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迟。因此，较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税收国际协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与此相对应，二者的国际化进程（即发展的步伐）也将有所区别，可以预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发展步伐会快于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经历了国际比较、国际协调之后将有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全球趋同；而税收国际协调从税收合作、税制趋似到区域税收一体化已近极致，全球税收一体化似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望。

（五）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主要涉及税基的确定、应税金额的核定、税款计算的正确性和确认及解缴时间的合规性。如前所述，税收国际协调不仅体现在税制的协调上，而且涉及税收征管问题。这样，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就会影响到税收国际协调的效果。譬如，在我国现行税收实务中，财产税的计算就是以财务会计的折余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财务会计的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期间和预计残值的估计，都会对财产税负的计算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讨论财产税的国际协调，与财务会计确认密切相关的税基的计算就比税率显得更为重要。再如，虽然在当前税收实践中，所得税是严格据税法计算的，而财务会计税前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是在企业申报所得税时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中有关所得税税基的确认就成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金额的计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存在财务会计系统的情况下，在实务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纳税数据的生成是财务会计信息产出后的局部再加工而已。这样，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在税务计量上反映出来。同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量和税收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受财务会计理论、准则和实务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国际协调势必受制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同时，应当承认，以税收中性化为目标的税收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种的简化和税率档次的缩小，但仍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各国对税基的不同处理方式构成了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足以抵销税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税基的具体确认上，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和融合几乎达到极致。

（六）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首先，与国家主权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国家政府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两大趋势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税收国际协调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推进的国际趋势，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推动力量主要为国际职业组织和强势集团，其背后隐含了国家主权和利益（特别是涉及税收和保护本国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税收国际协调通过直接影响国家主权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产生制约作用。其次，从制度运作层面上看，税务对会计的制约作用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进程、范围、程度和效果的影响。鉴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把会计准则归结为法规和主权范畴以及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税务确认和计量对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税收国际协调的内容将会影响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税收国际协调范围的扩展也将进一步充实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一体化三难”：两大趋势并存与联系的本质

上述两大趋势之间的种种联系，就本质而言，是所谓“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EconomicIntegrationTrilemma）在国际税收和国际会计领域中的表现。“经济一体化三难”指的是存在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相互竞争、难以完全彼此兼顾的关系，即一种矛盾发展中的状态。在现实中，同时满足或兼顾其中两项目标而忽略第三项目标是可能的，而同时实现三项目标却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1）。

将对“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的认识思路扩展到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有助于认识这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本质。税收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趋势，但税收主权又因其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完全让渡，税收制度和政策必须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要求，一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间接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主权。因此，“一体化三难”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既有明显的共性，又因其覆盖领域而各具特点。两大趋势中的“三难”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可能得到调和，对这种“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三难”三个目标之间在这两个关联领域的协调程度。

简言之，无论是研究税收国际协调，还是探讨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审慎地把握维护政府管理和国家主权的程度，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前，税收国际协调的难点在于税基的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核心问题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进行税收国际协调必须考虑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特点、程度和趋势，实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必须考虑税收国际协调的宏观约束作用，二者的进展又必须以主权国家的活动和利益为基本前提。

（二）应对两大趋势之启示

面对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进程，我国应采取积极与稳妥相结合的态度，“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冯淑萍，21）。这里，笔者仅谈谈对政府、学界与企业的三点启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应把握趋势并注意协调。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政府对这两大趋势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够无条件接受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是各国博弈的过程（贾亚锋，23）。我国应找准位置，研究税收规范和会计准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利用趋势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又要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还应联合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与强势集团和国家讨价还价，使这两大趋势最终沿着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二，学界应加强在宏微观层面对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仅基于宏观层面对两大趋势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探讨，而就两大趋势的宏微观层面之结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来之研究还需要学界，特别是税收和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开创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业应充分了解趋势，把握规则，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两大趋势效应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对此进程的把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对中国企业而言，要与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必须有效了解外资企业居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而要走出去，则更要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标准。总之，当企业经营活动突破国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以获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