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成果

① 2009年4月29日从公安部获悉，为回应群众要求，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

② 打拐宣传宣传活动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乡严格按照上级工作的要求，深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乡综治委对此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工作重点，采用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施，现将开展活动情况小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加大领导，制定实在可行的活动方案。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专项行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上工作日程，于3月份召开了全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专门组织全乡各级干部职工学习相关的会议文件精神，并对我镇的“专项行动”进行了方案安排，在大力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非常强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专项行动的内容和重要，明确了相关部门工作职责，成立了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设专项行动办公室，设在派出所。
二、精心组织，讲究实效，认真做好专项行动的宣讲发动。
为实在搞好专项行动的广泛宣讲，大力发扬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作用，大力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优势，我乡紧紧围绕《实施方案》要求， 动员群众、大力依靠群众，运用多种途径和有效形式进行宣讲，共出动宣讲车10余台次，悬挂条幅2条，张贴宣讲标语100份，大张旗鼓地宣讲有关法律法规，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在全乡形成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强大声势。

三、突出重要，加强措施，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乡对各社区进行细致的调查摸底，按照边宣讲、边发现、边处理的原则，对重要娱乐场所进行彻底清查。截止目前，对全乡范围内进行了认真排查，没有发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同时加大部门配合，派出所、文化等部门，创立了日常巡查制度，在辖区内开展了治安检查，以便立即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由于领导重视，部门配合，措施得力，我乡专项行动初显成效，但我们深知，上级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会议的精神，继续进一步扎实地开展专项行动，力争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扎实地搞好，不留死角，达到预期成果。同时，结合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开展法制宣讲教育活动，紧紧围绕“平安昆山”总体计划，开拓进取，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立，推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施。

③ 打拐DNA数据库的价值

打拐DNA数据库是整个打拐行动中在最后关键阶段的甄别判定手段依托，不论对于以民政部门及公安机关为主的国家机构打拐，还是以微博打拐为代表的群众参与行为，都极大地提高了打拐工作的成果和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体现在，通过DNA鉴定进行孩子和大人之间的比对，确定血缘关系的劝其返乡，没有血缘关系将被重点调查，发现被拐儿童将全力解救。
这种有效性将在很大程度遏制成人带着儿童街头行乞现象甚至残害儿童的行为。
依靠DNA技术的快捷、准确、权威等特性，打拐DNA数据库将成为全国打拐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④ 打拐的背后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拐卖儿童一直是社会打击的重点，但受多种消极因素的影响，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从公安机关最新发布的信息看，目前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出现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组织化程度提高，犯罪手段升级，由单一的诱拐向抢夺等手段转变，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拐骗儿童强迫其从事行乞以及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已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孩子无疑是家庭最敏感的细胞。一个儿童不幸遭遇拐卖，破碎的是一个乃至几个幸福的家庭，留在孩子稚嫩心灵上的是一段挥之不去的阴霾或恐惧。反映被拐儿童父母的心情的一首诗，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想不要自己的眼睛/因为它们再也看不见你可爱的模样/想不要自己的耳朵/因为它们再也听不到你叫妈妈/想不要自己的双手/因为它们再也不能触碰你的肌肤……”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一起，其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前不久，某地发生了几起儿童被拐案件，一时间传言纷纷，甚至在当地引起恐慌情绪，直到案件侦破和警方出面辟谣后才慢慢平息。

我们注意到，公安机关在公布全国“打拐”专项行动10起典型案例的同时，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并详细列出了具体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要让孩子离开家长视线范围；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或店铺里；不要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看管或带走；带孩子外出时，留意四周情况，注意是否有人、车跟随；给孩子佩戴有家庭相关信息的物品；不要带小孩到偏僻人少的地方，带孩子在马路上行走时，尽量靠里走，注意防范后面来的摩托车、面包车；如果小孩不足1岁，外出时请尽量使用婴儿专用背带，将孩子挂在胸前；坐手推车的孩子要系好安全带；将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时，注意系好安全带。孩子能说话时，教会孩子遇事打110电话求助等……”公安机关还特别提醒，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孩子小于3岁，居住在城郊接合部，更应对此予以重视。

这样的提醒很有必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提高家庭自身防范意识非常重要，但公众更期待健全的社会防范机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5月底前公安DNA实验室全部联网运行，便可运用信息成果和高科技手段快速查找被拐卖儿童。公安部要求全国的派出所、刑警队等一线公安机关，对群众报告儿童失踪、被拐卖的，必须立即立案，组织查找和侦查调查；同时，做好采血工作，包括两类父母、三类儿童在内的五类人员必须采集血样进行检验，并将数据录入全国数据库，为寻找被拐儿童打基础。这五类人员包括，已经确认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此举是完善“打拐”社会防范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同时，必须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高压态势，显然不是一两次专项行动就能解决问题的。长期以来，“打拐”的重点是人贩子，处罚也比较严厉，但对收买者处罚较轻。收买被拐卖儿童违法成本低，也是导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风头一过，卷土重来”重要原因。最近，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建议设立“买卖人口罪”，提高买方的违法成本。

要看到，拐卖儿童案件比较敏感，相关部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澄清谣言，消除疑虑，防止在一地引发恐慌情绪。毕竟，打击拐卖儿童违法犯罪活动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共同参与防范，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势头

⑤ 微博打拐的基本概述

2012年5月16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著名调查记者邓飞签订了关于共同合作设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的协议，并举行了签字仪式。
“儿童安全基金”由原“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更名而成。微博打拐公益基金2012年设立。2013年6月，由于“女童保护”项目的并入，两个项目合二为一，组成“儿童安全公益基金”（简称“儿童安全基金”）。儿童安全基金下设两个项目：微博打拐项目以“救助、关爱被拐妇女儿童”为宗旨，致力于遏制拐卖犯罪；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女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女童，远离性侵害。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利，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007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印发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国家成立了“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公安部牵头，共有26个部级成员单位。该行动计划指出——“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2012年3月，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长许嘉璐对成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做出了重要批示——“打拐”事关民生、社会道德、国家形象。仍要坚持我会公正、透明的一贯作风。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成为“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重要民间支撑力量，致力于遏制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本基金通过各项反拐公益活动，鼓励群众举报、志愿者寻访、媒体发布信息，提高全社会对反拐打拐的关注度，增强家庭及儿童自身的反拐意识和能力。同时汇集公安、司法、技术、志愿者网络等力量形成反拐打拐的合力，保护中国孩子免于拐卖。
邓飞要求，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将努力取得四项成果：一是联合各类儿童保护组织，合作分享；二是普及拐卖和买拐同罪的法律知识；三是动员社会依法举报，支持警方打拐；四是引导开展新的科学技术创新助力打拐行动。

⑥ 做一个关于打拐的公益广告活动策划

你最好和打拐网联系下，他们比较有经验

⑦ "民间打拐联盟"能成就多少亲情的偶遇

对于打拐联盟，这样的组织，还是充满正能量的，帮助他人找到亲人，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今生能否相见，就需要这样的人员，来组织起来，越多人越能够找到的几率越大。

⑧ 武和平的主要成就

中国第一批新闻发言人
2003年，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把一批新闻发言人推上台前。曾任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当年因为指挥告破轰动一时的“九一八”特大文物盗窃案，还真实参演电视剧《九一八大案纪实》，成为家喻户晓的警界明星。这个习惯了与罪犯打交道的刑侦专家，却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位子上坐了多年，与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被称为政府新闻发布领域的“三剑客”。多年的实践和思考让武和平对新闻发言人工作感悟颇深，在新著《打开天窗说亮话》中，他谈及在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工作面临的挑战，说“这是需要说话的时代”。
在网民骂声中听取诤言
中国青年报对话武和平 ：
1、在“板砖”中提高公信力，在网民监督下做好工作
中国青年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是否对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武和平：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试图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当年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写进了“建立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从天而降的“非典”劫难让新闻发言人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政府部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一定要说”的新政。
中国青年报：在网络时代，面对复杂的情况和繁多的消息，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发布信息，应该如何选择时机与形式？
武和平：我们要了解网友的个性特点，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正义感，具有怀疑主义的精神，热衷散布小道消息，希望自己是“包青天”，大多具有干政心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利用好网络平台，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使官方声音与民间的舆论衔接。我们不发布信息，网络依然会报道，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好机会。我们越避而不谈，网友越会认为我们在耍赖、逃避和隐瞒事实。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官话、套话、虚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以及枯燥虚假的数字，而是应该及时发布鲜活的能打动人的信息，应该会讲故事。面对网络说话，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怕。
中国青年报：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发言人要善用各种新媒体？
武和平：对。麦克风你不去抓，别人就会替你抓，这个椅子该你去坐，你不坐，别人就会坐了。而且公安系统的政务微博很多做得很好，比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的微博在打拐过程中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2、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会大大减少公众的误读
中国青年报：你说发言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你觉得这个“亮话”应该怎么说，说到什么份儿上合适？
武和平：2005年的一天，我和部里的一位领导坐在一起聊天。他问我：“发言人先生，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二八开吧！”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继续问：“比例倒还清楚，哪二哪八呢？”作为一个有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我始终记得我学过的侦查保密课的内容，就再次脱口而出：“说二保八，该保密的内容打死也不能说。”“要是这样，看来这发言人还得另选高明！”这位领导打断了我，“我告诉你，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要你来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警察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我们整天喊着要走群众路线，事到临头为啥缩回来？从明天起，你就大胆给我说，说错了也不怕，我来给你当后台！”按此精神，我索性将每月的例行发布会变为每周一次，大量向公众提供社会安全信息。实践证明，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会大大减少公众的误读，降低社会风险。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在中国，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危职业，有的人不说话可以获得提拔，有的人说得多却有可能因一言不慎而下台，你如何看待新闻发言人的这种现象？
武和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我并不同意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危职业的说法，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职业，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应该不断学习并获得自我提升。如果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成为一个思考者，成为一个行业的专家学者，能够学会良好的表达，我相信这个职业是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这里，首先要回答的是，新闻发言人代表谁这个问题。当本部门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新闻发言人应该怎么办？应当维护谁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新闻发言人必须把握好度，既做好本部门的代言人，又要立足于职业底线，在事实和真相面前，不可文过饰非，唯领导马首是瞻。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定位就出了错，态度就会有问题，再纯熟的技巧也只能引来误读和愤怒。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应当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武和平：我曾苦苦思索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平日里相安无事，一遇事就全不给面子？为什么明明你提供了百分之百的正面信息，他的报道还是会出现负面解读？有时你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他反倒妙笔生花？后来我发现，政府关注的是常态化的正面信息，而媒体关注的却是非常态事件。所以，政府要善待媒体，媒体也要把握好“度”和角度。总的来说，媒体的报道要采取善意的批评、理性的建议，而非愤世嫉俗的丑化与损害，从而与政府共同营造利于政府行政、利于释缓社会情绪的同向效应。另外，政府要坦诚面对媒体，主动接受监督。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⑨ 打拐DNA数据库的建库进程

概述
自DNA提取与对比技术普及之后，部分地方公安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始零星建立自己当地的DNA数据库，尝试应用于打拐破案。
2009年4月9日，全世界首个“打拐DNA信息库”在我国建立，该信息库的成立，是公安信息化和公安科技发展结合的成果，能进一步完善打拐工作。打拐DNA数据库应用信息成果和高科技手段查找被拐卖儿童。当年公安部在打拐专项行动中，启动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用信息成果和高科技手段，成功为98名被拐儿童找到亲生父母，此举也是世界首创。
公安部不断继续完善打拐DNA数据库建设。
最初，对于小时候被拐卖现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由于不再是儿童，因而未在打拐DNA数据库的目标范围，不能直接进行鉴定。这对于早期丢失孩子的父母来说，无疑失去了在DNA数据库进行亲子对比的机会，也减少了寻找亲生父母的孩子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公安部打拐办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将早期失踪如今已经成人的疑似被拐人员也列入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入数据库的范围。
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将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信息的平台。截止2009年5月底，承担血样检测任务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32个省级和11个地市级公安机关的DNA实验室已经联网，可以异地查询比对被拐卖儿童DNA数据。全国公安机关已有的236个DNA实验室将全部联网运行，实现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共享。
随着打拐工作在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广泛，全国民政系统有望在2011年四五月份建立血样采集DNA数据库。
详情
广东：
深圳市公安部门在福利中心和救助站进行过相关数据的收集，主要是针对“被拐儿童”，他们还走上街头，对未成年的浪流乞讨人员也进行DNA样本采集。
鉴定一个孩子DNA的平均费用约1000元。市慈善会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献出爱心，帮助更多与亲人失散的孩子做DNA检测。市民政局与市公安部门探讨，将采集的DNA样本同样公布在民政局开设的寻亲网中，方便更多的父母寻找他们失踪的孩子。
至2010年，广东建立的失踪儿童父母DNA数据库数据量占全国的1/5，居全国首位，该数据库还在不断更新完善。
河南：
鹤壁市公安局组织了全市范围内来历不明儿童的排查行动，并进行了打拐DNA数据库集中建库工作。
云南：
16个州市中，除迪庆州和怒江州外，其余各州市至少每地建有一个DNA实验室，加上省级DNA实验室和弥勒县的DNA实验室，共有16个DNA实验室，并已录入224份DNA数据。
河北：
石家庄市公安局打拐办公室和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救助行乞儿童，并对成人带着儿童行乞的人员进行验血辨亲。
山东：
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专项行动指挥和专案攻坚等工作，组织民警24小时值班，随时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采集DNA样本，在第一时间将数据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江苏：
警方全面梳理历年来所有的儿童失踪、妇女被拐的报案信息，采集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儿童和解救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以及失踪、被拐卖儿童的父母血样，录入“打拐DNA数据库”。对网友们“微博打拐”提供的信息，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密切关注，将微博上的线索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并对每一个乞讨儿童都进行DNA数据采集，一一甄别鉴别是否涉嫌拐卖，一旦确认，立即实施解救行动，以尽早让被拐儿童回到亲人身边。
湖南：
14个市州全部建成DNA实验室，已录入400多份DNA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