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成果

『壹』 刑讯逼供的预防防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刑讯逼供的产生和久禁不止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实践方面的原因。虽然说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刑讯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为了保障刑事追诉者和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不仅从法律上要严禁刑讯逼供，从其他相关制度上、体制上也要消灭刑讯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如何才能减少、最终杜绝刑讯逼供，以往很多学者们提出过诸多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力求为我国从思想、制度、实践层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提供些许借鉴。
（一） 从观念层面矫正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是与封建纠问式诉讼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种副产品。刑讯逼供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无罪的，公安司法机关完全无权对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其次要想减少、杜绝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就必须清除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体系的程序组成要素，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独立的程序权利义务和程序法律后果。即程序特别是现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自身还有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具有独立的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优秀品质。也就是应该树立起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法律价值体系，没有程序就不能谈实体的正义。
再次要消除长期左倾思想的残余。法律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保障人权。要让公安司法人员认识到，绝大多数犯罪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刑事诉讼法更是保障公民权利（当然应包括犯罪人）的规则。因此，一切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采取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进行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于保障人权、与国际刑事诉讼法发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废除“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我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于1998年10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中所确认的权利中涉及刑事诉讼内容的在整个公约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构成了有关刑事诉讼的基本的国际准则，其中有一项即为沉默权制度。《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32项规定：“如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当然由于我国侦查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确立沉默权将给犯罪调查带来难以承受到的冲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沉默权的理由，只要我们加大对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侦查的技术含量，我们就可将沉默权可能给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也是我们迈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确立无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项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为我国官方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因而在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理念在广大公安司法人员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这就为现实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以次来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并在实践中确实贯彻这一原则。
再次，在法律上应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文已介绍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文件虽然已确立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但它还没有作为刑事诉讼法中一项原则得以采用。并且，它也是仅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我国并没有排除它的证据效力，在实践中它也一直被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在美国，有一种“毒树之果”理论――对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我国不应再为了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而回避这一问题，而应该从法律上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 建国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两个县公安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作了批示，并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收集关于刑讯逼供的例证，编印成册，发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随后，包括16个案例和导言的《反对刑讯逼供 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印发，全国公安系统内开展了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明确把“不准刑讯逼供”列为纪律之一。依靠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公安机关的自律教育，反对刑讯逼供运动似乎已经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审判组织名存实亡，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行使了预审职能，讯问成为镇压异己力量的一个途径。刑讯逼供现象在当时非常严重。文革时期的专案组还总结了一些刑讯方面的经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并在公安机关全国性会议上加以介绍，结果流害全国。文革结束后，公安机关的工作步入正轨。但是，刑讯逼供却如影形随。根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达4000多件。而1990年全国公安系统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发案起数和涉及干警人数分别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发案起数又与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的警觉。为此，公安部在92《决定》中对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如下规定：
各级公安机关要……结合普法教育，对干警深入进行增强法制观念、禁止刑讯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关的培训班，要把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严禁刑讯逼供列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公安部刑侦、治安和预审等部门要根据办案实际，编写实用性、针对性强的办案基本知识材料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干警学习。有条件的要制作录像带，运用形象教育，以增强效果。新干警都必须经过办案程序、办案基本知识和严禁刑讯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岗。要在执法办案的干警中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边干边学活动，认真总结交流侦查、审讯工作中好的做法，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办案人员具体传授侦查、审讯方法，不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1992年《决定》还对如何制止刑讯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顿的重点是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收审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预审部门。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查出存在的问题，就事论理，议后果，论危害，并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对干警中发生的一般刑讯逼供行为，要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教育，自觉纠正；对造成严重后果、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刑讯逼供案件，要领导负责，组织专人，限期查处。对问题较多、自身又不认真检查、纠正的单位，上级公安机关要帮助整顿。”由此可以把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主要措施纳为教育警察、整顿部门、自我检查、领导负责，这是一种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此项运动进行三年后，由于“刑讯逼供问题仍比较严重”，公安部又发布了《关于集中开展制止刑讯逼供专项教育整顿的通知》（以下简称95《通知》）把教育活动又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这次活动专门就刑讯逼供开展了分阶段式教育，并要求组织领导，“一把手亲自过问”，甚至规定于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写出专题报告。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公安部先后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3），对禁止刑讯逼供进行了强调。在2002年1月的全国公安厅局纪委书记会议上，公安部指示，今后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或两件滥用枪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发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进行清理整顿，已将33761名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调离执法岗位，并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质较低、不适合公安工作的有关人员。 [43] 2005年，可能由于佘祥林案的触动，公安部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群众信访接待活动，重点查处群众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讯逼供问题，据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为了强调文明执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围内实行了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举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项措施”，为犯罪嫌疑人免费提供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全程录像；浙江省公安厅在浙江省公安机关留置、审查场所实行全程监控，全面实行留置措施网上报备制度；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项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领导一律就地免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处、分县局长、支队长一律就地免职；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实行领导包案、挂案制度，今后凡是发生重大刑讯逼供案件，都必须由纪委书记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查；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省公安厅还开始了定期接访的大行动，重点处理刑讯逼供申诉问题……这些努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舆论效果，让民众看到了执法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心。其中，有些规定倍受舆论好评。例如，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2003）规定：对直接参与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讯逼供的领导均予以开除处分。同时，有关办案单位或发案单位的领导和主要负责人要一并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如果刑讯逼供隐瞒不报、弄虚作假或者在查处中包庇袒护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办法还根据不同情节，制定了纪律处分的具体规定。处理办法还明确规定，县（市、区）公安机关当年发生两起致人轻伤以上且情节恶劣的刑讯逼供案件，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因刑讯逼供而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局主要领导应当引咎辞职或予以免职。
在社会学看来，一种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它的严重性、持续性以及深刻性之外，还在于它的“过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也会触动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在解决方案上很难达成一致。
要真正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当首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我国刑讯逼供的最主要根源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述，是公安机关不受限制的侦查权，是讯问制度的非合理性。当然，这与侦查的条件和当前的控制犯罪任务息息相关。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会对制度下的人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过于强调侦查成效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提高侦查人员的士气有所助益，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有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在现有侦查条件下，对破案率寄予过高的期望，可能会促使侦查人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成违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其次，过于强调侦查的结果而忽视程序，将在整个侦查机关内部造成程序虚无主义。再次，过于强调破案成效并以此作为奖惩依据，将使得各地侦查机关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我国公安机关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应该说部分认识到了。公安机关在92《决定》中就明确承认：“干警侦查、审讯能力不高，办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务重、心情急躁，为尽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于刑讯逼供。”因此，在不改变现状的前提下，92《决定》和95《通知》试图通过教育整顿治理刑讯逼供的举措，可能收效甚微。因为要讯问人员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有悖于“人性”。于是，整改措施中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手段，例如，对于一般的刑讯逼供，要“自我检查，自觉纠正”，“只要主动检查的，一律不予追究；对问题严重的，只要自己主动交代，也要从宽处理”。因此，这种运动式的教育实际上对刑讯逼供仍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追求的还是一种部门内的秩序。
在这种部门利益主导下，即使规定所谓的责任追究和领导负责制，也并不一定实现所欲的目的。例如，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这种措施表面上看似决心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但过于严苛的连带责任可能适得其反。象《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规定的制裁措施，在形式上虽然实现了刑讯逼供责任追究制度，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担心涉及刑讯逼供行为的连带责任，公安机关的领导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刑讯逼供的发生进行隐瞒或者包庇袒护，使得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努力”降低到两件以下。而且，由于严重刑讯逼供案件的认定，参照了“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这样的一个“结果正确”标准，使得刑讯逼供的正当性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打击。规定“参与刑讯逼供者开除”，在刑讯逼供的处理上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严肃处理违法违纪的讯问人员。然而，对于直接参与刑讯逼供致人重伤或轻伤的民警，规定仅仅给予“开除”处分，就显得处罚偏轻了，并且与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相矛盾。讯问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伤害他人身体行为。刑讯逼供到了致人重伤或轻伤的程度，不仅违反了有关行政管理制度，而且明显触犯了刑法，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行政处罚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免除法律制裁，仅仅将其开除实际上还是放纵了刑讯逼供者。
信访接待可以说把部门内的遏制刑讯逼供活动向社会进行了敞开，似乎加入了群众监督的因素。但是，根据有关规定，上访人首先应按《信访条例》的规定到有管辖权的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信访人没有首先向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不能出示经过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出具的答复意见书的，省公安厅将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实际上，很多的上访问题都是因为在当地司法部门得不到妥善处理，才会到上一级机关申诉，省公安厅再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这对于上访人来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制度层面上说，上述措施并非刑讯逼供的对症良药，因为其改革思路依然是期待通过系统内部的自律来减少刑讯逼供，仍然无法绕开部门利益。无视利益取向和人性的弱点建立的约束机制，或许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 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 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指一个人在给定情境或小组发挥作用时，人们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会界定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受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
这种关于社会角色互动的模式，在我国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中，得到了相应的验证。极端的例子是，讯问者与被讯问者之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同事（甚至是朋友）转而成为敌对的双方（如佘祥林案）。个人的道德以及素质的重要性被角色身份的象征性所取代。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内，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是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扮演着迥异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还不能称为犯罪分子或罪犯，但在很多普通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会的“败类”和“敌人”。而讯问者被当然地认为是处于维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他们的使命就是打击和惩罚破坏他们阶层利益的”异类”。因此很多讯问人员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可能的无辜者”，他们的厌恶和憎恨多于同情、憎恨多于关心、威慑多于认同。实证调查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发泄欲，很难把被讯问者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主体看待。他们认为被讯问者应当顺从，老老实实交代全部犯罪行为，真诚悔罪而不是辩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有异于该角色期望的表现，就是故意抗拒，就是认罪态度不好。在这种角色认同下，讯问者对于被讯问者的惩罚，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为什么社会角色的转变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为什么讯问人员的身份可以使人变得如此专断和蛮横，被讯问者的身份却可以使人变得如此无助和脆弱？究竟是什么主宰着这种地位的落差？从讯问者与被讯问者的社会地位对比中，基本上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遭受刑讯逼供的被讯问者，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然，也有例外），他们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整个司法制度甚至社会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个“身份标签”，并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或轻视，国家必须借助强制的权力控制他们。什么是权力？在社会学上，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他人贯彻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之所以在警察的角色扮演中成为必要，是因为它是安排和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的力量。讯问者高于被讯问者的身份和心理优势通过赋予的权力得到体现，并在角色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在讯问者潜意识下，权力大小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卑微的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弱势马上可以转化为强势，旋即可以操控他人的命运于股掌之间。社会也给予了支持和期望。的确，讯问者维持秩序和掌握讯问结局的力量，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支持。越是不受监控的权力，对于被讯问者的威慑越大。期望角色扮演者个人的自律来加以改变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将违背其已经定型的心理模式。唯有法律赋予被讯问者有条件的抵抗权利，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相应的奖罚机制方能消减这种落差。那么，我国的讯问制度是否赋予了讯问人员这种强大的不受监控的权力？被讯问者是否被剥夺了抵抗的权利？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否没有建立？答案是肯定的。下文将通过分析讯问情境以及社会容忍，剖析这种权力运作的基本态势和潜在的危险。

『贰』 周祖成的学术成果：

1、论民主党派参政权的权力性质
2、澳门和内地之间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3、对民主党派参政内容的再认识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4、论民主党派参政权的权力性 云南社会科学
5、时代变迁与民主党派参政活动的创新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6、中西文明交流的特殊方式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阻滞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7、对我国社会如何走向法治的若干思考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8、从刑讯逼供看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9、论行政主导对我国走向法治的影响 社会主义研究
10、中国共产党对民初政治的特殊视角及其影响——兼论三个代表对无产阶级进步性的新定位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1、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述评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2、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3、依法执政是法治时代对执政方式的新要求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4、民主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及其对法律功能的规制 行政与法
15、政治文明建设若干理论问题的探析 行政论坛
16、论民主的社会基础和法治保障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17、遵循法治原则 坚持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8、WTO的价值理念与我国行政法律制度法治化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9、香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新思考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法律的国际性发展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求索
21、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2、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调整及其社会化发展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转型与趋势 太平洋学报
24、论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5、法律的国际性发展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求索》
26、对如何适应WTO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行政论坛》
27、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8、意识形态与法律变革的相互协调与统一 《理论学刊》
29、洛克的权力思想探析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30、论权力与法律关系的和谐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
31、社会发展中的私权和私法制度问题
——兼及非公经济的内在必然及其私法依赖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政治法制化问题研究 独 著 法律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法理学初阶 副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法理学进阶 副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1、《政治法治化》，被收录进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的学术文集：《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法治与和谐》，张文显、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
2、《政治法的宪法属性辨析》，山东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1卷第6期
3、《政治的二分结构及其权力化与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内在依据探求》，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9期
4、《论社会体制危机中的政治因素》，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5、《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1927-1945：革命根据地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
7、《法律与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
8、《法律心智：返回法律的生活世界——种现象学的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3期
9、《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

『叁』 刑讯逼供的性质,原因,危害及杜绝的方法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就其性质而言，刑讯逼供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

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也是弊大于利，容易造成冤案假错案；并且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威望。

要杜绝刑讯逼供，目前可见的有效方法是将对公民权利的重视提到政府的权力之上，在个案侦查过程中严格限制警方的权力、程序性地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犯的基本权利，比如《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中就提出了要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社科院的研究成果指出：杜绝刑讯逼供须具备三个要素，
1.大幅度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2.完善法制建设，限制甚至取消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具有的证据效力；
3.强化硬件设备。

『肆』 左卫民的科研成就

承担过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独立或合作出版了《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等著作多部、在《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逾百篇，其中3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 1、《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法律出版社2003年再版；
2、《刑事诉讼的理念》（合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刑事程序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4、《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
5、《合议制度研究：兼论合议庭独立审判》（合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
6、《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新思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
7、《诉讼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
8、《最高法院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
9、《简易刑事程序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
10、《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审前程序为重心(二)》（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 1、《法院制度现代化与法院制度改革》；
2、《权利话语/实践的艰难展开：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典修改的反思》；
3、《司法审判职能之分化：传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的比较研究》；
4、《背景与进路: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宏观考察》；
5、《法治社会中的法院功能》；
6、《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左卫民、朱桐辉)；
7、《论民事程序选择权》 (左卫民、谢鸿飞)；
8、《从合法到非法：刑讯逼供的语境分析》(左卫民、周洪波） 《法官的知识：一个导论》(左卫民、谢鸿飞)；
9、《法院的案卷制作：以民事判决书为中心》(左卫民、谢鸿飞)；
10、《后现代之法院形态：考察与反思》(左卫民、周长军)；
11、《谁为主体如何正义》(左卫民、朱桐辉)；
12、《司法中的主题词》(左卫民、谢鸿飞)；
13、《以人为本：司法改革的新理念》(左卫民、朱桐辉)；
14、《幽暗的事实与尴尬的法官》(左卫民、谢鸿飞)；
15、《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左卫民、刘涛)；
16、《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左卫民、汤火箭)。

『伍』 龙宗智的个人成就

自称是一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物”。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证据法。在80年代后半期着手诉讼文化研究，将价值论引入刑诉法研究领域。90年代初创立了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和线型结构即“两重结构”理论。90年代后半期探讨司法合理性问题，提出了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同时针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至2008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三种刊物上发表个人独著论文十五篇，其余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九十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含合著）。个人成果获教育部社科成果二等奖一次，司法部法学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省政府二等奖二次，吴玉章社科成果优秀奖一次，中国法学会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
博士论文《刑事庭审制度研究》曾获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其创立的“刑事诉讼双重结构”理论与司法改革及司法活动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在国内法学界与实务界有相当影响。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龙宗智,2005-9-1版
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龙宗智杨建广,2003-8-1版
理论反对实践(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6)/龙宗智,2003-9-1版
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司法文丛)/龙宗智,2001-11-1版
上帝怎样审判(法窗夜话)/龙宗智,2000-6-1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相对合理主义/龙宗智,1999-4-1版
法学论文
我国刑事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状评析
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
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下）
转折与展望——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析公诉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
“洋扯皮”与警检关系
“大浦事件”与检察官起诉裁量权
主诉检察官的权力界定及其活动原则
为有罪者辩护 并占了个好座位。他告诉记者：“昨天我从《衢州日报》上看到消息，说是衢州人文大讲堂又要开讲了，主讲人是著名法学家、四川大学博导龙宗智教授，内容是《强化证据意识，善用证据规则——两院三部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解读》。我本是会计出身，但是因为自己对法律非常感兴趣，而且这样的听课机会很难得，所以就趁早赶来了。”
名家的魅力是无穷的。当天下午2点半不到，中华厅的听众们就已济济一堂。他们有的来自律师行业，有的来自机关事业单位，有的来自企业和基层，都是自发而至。
下午2点30分，第20期“衢州人文大讲堂”准时开讲。不少律师听众一边听课，一边在相关材料上认真做着笔记：“好像回到当初大学的课堂上一样，内容很多，很受益。”“严格死刑证据审查，排除刑事案件非法证据，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法制进程，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巨大创新和进步。我们应该对中国法制的发展抱有希望。”在讲座中，龙教授从“两个规定”产生的背景和缘由、基本内容、意义及其局限性等几方面出发，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给大家讲述了证据在刑事辩护中的重要性。
龙教授表示，刑讯逼供不仅容易造成被告人屈打成招，酿成冤假错案，而且严重败坏我国的司法形象。但是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却是和一般刑事案件共享着同一个证明，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龙教授说：“由于这一证明标准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从而在实践中屡屡面临被降格适用的窘境，而‘两个规定’则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上作出了两处重大的改变。”
最后，龙教授指出，“两个规定”的出台将大幅度地提高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并有效提升程序法的制度地位。
台上讲得用心，台下也听得认真，龙教授洋洋洒洒讲了三个多小时，课堂秩序良好，中途几乎没有人离场。讲课结束后，龙教授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回答了不少提问。提问者一个接着一个，虽见讲堂外大雨瓢泼，大家还是意犹未尽。
至此，第20期“衢州人文大讲堂”圆满结束。龙教授的翩翩风度、不俗的谈吐及其无穷的名家魅力，给每一位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出会场，在浙江工商大学读大三的郑晖深有感触地说：“‘两个规定’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很荣幸倾听了这次大师级教授的讲座，这也是一场非常难得的专业讲座。”

『陆』 武则天当政期间采取了哪些政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３８０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６１５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６９２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７０１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武则天的每一项功绩都伴随着矛盾，正如林达先生所说的“每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在武则天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反反复复在变，如唐前期对她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因为从唐中期开始儒学复兴，到南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所以从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又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了。
７０５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８２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CCTV《百家讲坛》——蒙曼说唐之武则天，也有一些记载。

『柒』 吴丹红的学术成果

《法律与权利》（参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担6万字；
《证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担30万字；
《刑事司法大趋势》（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担8万字；
《证据法学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简明证据法学》（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担12万字；
《新世纪的证据法》，独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娃娃屋谋杀案》，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特免权制度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比较检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
《中国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律的侧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证据法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9年9月版。
《证据法学》，（参编，孙维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释义和适用》，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刑事证据新规定释义》，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刑法与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将出版。 《新刑诉法对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赣南审判》1998年第4期，0.5万字；
《再探控权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获院论文大赛二等奖），《盾鸣》1998年第5期，0.5万字；
《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初探》（获“华为杯”电子商务征文三等奖），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报》第20卷1期，0.6万字；
《为陪审制度辩护》（该文获校论文大赛一等奖），《青年法学》2000年秋季号，0.7万字；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载《南京师大学报》（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1.2万字；
《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0.7万字；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刍议》，《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0.4万字；
《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1.3万字；
《共犯口供证明力浅论》，载《人民检察》（核心）2001年第8期，0.5万字；
《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0.5万字；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0.6万字；
《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探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0.6万字；
《诱惑侦查初探》，载《公安大学学报》（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法学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转载，0.6万字；
《“零口供”与沉默权》，《检察新时代》2002年第2期；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1.9万字；
《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0.7万字；
《儿童作证问题之研讨》，载《政法论丛》（核心）2003年第1期，0.8万字；
《论英美法上的意见证据》，载《律师世界》2003年第3期，0.7万字；
《证人权利保障论纲》，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1.6万字；
《证人保护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0.8万字；
《“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师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1.9万字；
《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2期，0.9万字；
《一体化下的欧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6日B2版；
《证人作证的实现方式》，《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万字；
《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载《法律适用》（核心）2003年第7期，0.9万字；
《英美恢复性司法述评》，载《中国监狱法学刊》（核心）2003年第6期，0.7万字；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0.8万字；
《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1万字；
《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9万字；
《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进程》载《诉讼法论丛》第九卷（权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转载，1.9万字；
《证人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1.1万字；
《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2.2万字；
《欧美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评价》，载《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0.9万字；
《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九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0.8万字；
《欧盟检察发展趋势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载《人民检察》（核心）2005年第2期，0.7万字；
《特免权的中国命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十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1.7万字；
《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载《法治论丛》2005年的4期，1.2万字；
《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3.3万字；
《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2.2万字；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保密义务》，载《刑事法评论》（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2万字；
《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1.2万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载《现代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1.4万字；
《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与中国现实之间》，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0.7万字；
《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1.8万字；
《中国式陪审的省察》，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1.5万字；
《传闻法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94期（2007年5月）；
《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
《证据法学的启蒙》，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
68. 《力量博弈下的刑讯逼供》，载《华中法律评论》第三卷（2008年12月版）；
《民事诉讼中的测谎》，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载《证据学论坛》第14卷，2008年12月版;
《传统诉讼文化新解》，载《西部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证据法上的理论迷局》，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2期。
《中国证据立法的理想与现实》，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8期； 《喧嚣中的前进：年终评点司法界》，《湖北法制报》2002年1月22日第15版；
《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检察日报》2002年12月6日第3版；《切莫盲从误用测谎技术》，《检察日报》2003年1月15日第3版；
《“诱惑侦查”须严格控制》，《检察日报》2003年1月24日第3版；
《偷拍、偷录的困惑》，《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4日B2版；
《面对司法的媒体监督》，《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7日B2版；
《亟待规定证人的三种权利》，《检察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3版；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不应叫停》，《检察日报》2003年3月28日第3版；
《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4日B2版；
《卧底侦查需要法律规则》，《检察日报》2003年6月6日第3版；
《与学术亲密接触》，《法学家茶座》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的诱惑侦查》，《检察纵横》2003年第6期；
《追究涉嫌伪证证人的程序》，《法治》2003年第7期；
《如何保障认罪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检察日报》2003年10月30日第3版，0.4万字；
《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具有调查权》，《检察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3版，0.4万字；
《如何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检察日报》2004年1月8日第3版；
《欧盟检察制度有了新发展》，《检察日报》2004年5月26日第3版；
《证据学研究的“三维世界”》，《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卡拉能否永远OK？》，载《方圆法治》2005年第5期；
《路的制度与制度的路》，《方圆法治》2005年第 2期；
《道德与法律缝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圆法治》2005年第 4期；
《维权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圆法治》2005年第15期；
《“大义灭亲”文化与法律思维》，《方圆法治》2005年第 7期；
《事实·错案·证据》，《方圆法治》2005年第 8期；
《科技利刃下的隐私权》，《方圆法治》2005年第 10期；
《提倡酷刑的童话》，《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于细微处见法治》，载《中国妇女报》2005年12月20日；
《道德的善行与责任的缺位》，《方圆法治》2005年第 11期；
《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法制日报》2006年1月5日第10版；
《受贿案件不宜诱惑侦查》，《方圆法治》2006年第 3期；
《为什么不能实行毒品“合法化”》，《检察日报》2006年1月9日第3版；
《丛林正义与司法正义》，《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
《顺从暴力与顺应权力》，《方圆法治》2005年第 13期；
《证据立法呼声缘何归于沉寂？》，《检察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2版；
《破案率的神话》，载《中国妇女报》2006年2月28日第6版；
《司法的悖论与尴尬》，《方圆法治》2005年第 14期；
《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圆法治》2006年第5期；
《第二个辛普森——程序法治视野下的罗伯特杀妻案》，《方圆法治》2006年第6期；
《到底为什么而争论》，《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3版；
《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检察日报》2006年3月20日，0.5万字；
《让律师走出保密义务的困局》，《检察日报》2006年5月8日第3版；
《警察的素质》，《方圆法治》2005年第 16期；
《闲话“以保创收”》，《法制早报》2006年6月5日；
《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检察日报》2006年6月19日第3版；
《谁来监督监督者？》，《方圆法治》2005年第 17期；
《小广告治理中的法治忧思》，《法制早报》2006年7月9日；
《事实的“罗生门”》，《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3版；
《法律移植中的“捆绑性”》，《法制早报》2006年7月24日；
《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方圆法治》2005年第 19期；
《亲历庭审台湾“第一女婿”》，《方圆法治》2006年第15期；
《大学的开放与限制》，《法制早报》2006年8月20日；
《错案何以挥之不去？》，《法制早报》2006年8月28日；
《律师的天堂与地狱》，《方圆法治》2005年第 21期；
《在台北亲历呛扁现场》，《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
《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方圆法治》2006年第17期；
《个案请示制度的“熄灯号”》，《检察日报》2006年9月18日第3版；
《致命的“常情断案”》，《法制早报》2006年9月18日；
《百分之百的背后》，《方圆法治》2005年第 24期；
《美丽与哀愁：感受台湾地区法律的脉动》，《法制早报》2006年9月25日；
《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证据相对主义》，《检察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3版；
《法学经济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30日；
《法庭之上谁最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3版；
《法律的一厢情愿》，《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3版；
《动物的法律权利》，《检察日报》2007年2月5日第3版；
《宝岛司法掠影》，《法学家茶座》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禁鞭令的开禁与安宁权》，《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上期；
《排队文明与中国法治》，《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下期；
《道路通向哪里》，《法制日报》2007年4月1日；
《怎能用“电脑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报》2007年4月15日；
《侧面看法律》，《检察日报》2007年4月16日第3版；
《以小说讲授法庭科学》，《方圆法治》2007年4月下期；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
《不是神明在审判——电影〈十二怒汉〉中的证明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下期；
《从发现真实到价值多元》，《检察日报》2007年6月18日（4748期）；
《错位的权利保障》，《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
《打击官员的“真”文凭》，《清风》2007年第3期；
《杀光所有的律师？》《晟典律师评论》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
《鸡肋：中国式陪审》，《中国改革》2007年第7期。
《保护举报人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法制日报》2007年8月5日第1版；
《法律人的理想与现实》，《检察日报》2007年8月13日（4804期）；
《“纸馅包子”背后的真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
《尘封的检察制度史》，《法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纸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1日。
《法庭上的心理学家》，《法制日报》2007年8月26日第15版。
《司法改革的软件与硬件》，《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4826期）。
《预防腐败犯罪需警惕当代韦小宝》，《法制日报》2007年9月9日。
《关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反思》，《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26日第5版。
《千万别来念法律？》，《方圆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
《法学何以成为科学》，《检察日报》2007年10月8日。
《我的师父石仲朱》，《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13版；
《在台大法学院听课》，《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21版；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1日；
《中国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圆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
《韦式贪官与反腐利器》，《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
《聂树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2版；
《证人是靠不住的》，载《人民检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
《证据理论的一个侧身》，载《方圆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
《科学证据的迷雾》，《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3版；
《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检察日报》2007年12月7日（4913期）；
《追问手术签字制度》，《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2版；
《华南虎”真假辩：一场精彩的民间审判》，《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3版；
《司法制度的选择有惯性作用？》，《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3版；
《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法制日报》200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2007年12月24日A3版转载。
《科学证据一定是科学的吗》，《检察日报》2007年12月28日第6版；
《让个税回归“劫富济贫”的本来面目》，《检察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
《电信运营商能推个一干二净？》，《检察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3版；
《刑事证据规定能带来什么》，《法制日报》2008年1月27日第2版；
《我永远不能说真话的遗憾》，《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
《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年代吗》，《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
《一定要重复漫长的观念更新进程吗》，《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
《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检察日报》2008年3月21日；
《“许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权困局》，《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
《刑讯逼供与角色扮演》，《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5月）。
《法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26日。
《诉讼的游戏规则》，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31日；
《奥运会报道要尊重运动员隐私权》，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17日。
《“引诱性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6日第11版。
《微软的“正版秀”》，载《法人》2008年第11期。
《勿让诚信体系破产》，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期；
《股市期待法治阳光》，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期；
《“鞭炮门”事件：公务员的年后第一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3期；
《网络反腐的民间力量》，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4期；
《神证时代的正义》，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9日。
《为什么又是矿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5期；
《“上帝”为何期盼3·15》，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6期；
《又见公捕公判》，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7期；
《刑法的愚人节》，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8期。
《刑事司法的“潜规则”》，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9期。
《惩罚性赔偿有多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0期。
《如果没有口供》，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1期。
《冷眼旁观破案率》，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2期。
《戴着镣铐的舞者》，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3期。
《刑罚的“实报实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3期。
《不自愿的自愿》，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4期。
《法官和律师的角色》，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5期。
《测不出的真相》，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6期。
《二审为何不开庭》，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7期。
《刑事司法中的“躲猫猫”》，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8期。
《司法夹缝中的证人》，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9期。
《职务犯罪的“零容忍”》，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
《侦查的司法控制》，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0期。
《“钓鱼式执法”暴露出的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
《公开审判的阴影》，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1期；
《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期；
《从行人社会到汽车社会》，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3期；
《法制的传统和移植》，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5期；
《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
《制度的纠错系统》，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7期；
《诉讼的时间之殇》，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9期；
《罗彩霞案为何久拖不审？》，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第9版；
《正义木桶的短板》，载《方圆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
《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
《司法能见度》，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
《如何给“张竞”公平的通道》，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26日；
《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载《方圆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
《骗子狂欢是一种社会病》，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29日；
《见识刑事诉讼的潜规则》，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交叉询问制度碰到中国障碍》，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捐款为何不是义务》，载《方圆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
《法治离我们有多远》，载《方圆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
《避风港与红旗》，载《方圆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合著《证人制度研究》，已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004年2月—5月，参与欧盟－中国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趋势》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2005年6-12月，参与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
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证人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提交报告；
2006年，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证据法学研究”项目，相关成果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200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证人保护制度研究”，已经完成。
2007年5月－10月，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起草，已完成。
2007年7月－2008年1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已完成。
2007年10月起，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已完成。
2007年11月起，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已完成。
2008年4月起，独自承担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课题“证据法学的启蒙”，进行中。
2008年8月起，独自承担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度科研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运用之实证研究”，已完成；
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证据立法问题研究》（08JC820046），进行中。
2010年6月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进行中。

『捌』 张中的学术成果

著作：
1．《检察制度原理》（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2．《证据法学》（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3．《〈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4．《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5．《刑事诉讼关系的社会学分析》（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6．《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实证研究》（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7.《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上、中、下）》（合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1月。
8．《正当法律程序研究》（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9．《律师学》（合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0．《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1．《刑事诉讼法学案例教程》（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2．《证据法学》（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版。
13．《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合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4．《刑事诉讼法》（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15．《中华法学大辞典》（合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6．《刑事诉讼法一点通》（合编），石油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
17．《防止犯罪工具书》（合著），警官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版。
论文：
1．“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调研报告”，《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4月。
2．“论法律援助进入乡土社会的方式”，《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
3．“日韩司法制度考察报告实证研究”，《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
4．“改革审判程序 促进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6年12月14日。
5．“中英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研讨会综述”，《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4日。
6．“刑事诉讼中的弱势群体论要”，《诉讼法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7．“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结构之调整”，《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8．“走向诉讼社会学”，《寸心集——樊崇义执教四十周年祝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9．“解读‘双重危险’”，《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
10．“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11．“论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与侦查程序改革”，《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12．“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中国司法》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6期。
13．“论我国刑事诉讼原则体系的构建”，《中国司法》2004年第11期。
14．“暂缓判决实证研究”，《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15．“刑事审前程序理念与制度探索”，《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11日。
16．“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法制日报》2004年7月30日。
17．“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中国司法》2004年第7期。
18．“强制收治‘精神病人’应法治化”，《人民法院报》2004年6月4日。
19．“社会变革与刑事诉讼转型”，《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20．“‘张冠李戴’的DNA鉴定”，《中国诉讼法判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
21．“论犯罪法人参与诉讼方式”，《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2．“论刑事证据展示的价值基础”，《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3．“俄罗斯刑事诉讼结构转向当事人主义”，《检察日报》2003年3月24日。
24．“警方可以立案侦查重婚案”，《检察日报》2003年1月23日。
25．“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举证责任倒置”，《法制日报》2002年12月12日。
26．“迟到的正义”，《法大成人教育》2002年第1期。
27．“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检察实践》2001年第1、2期/《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28．“试论法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
29．“伪证”，《法大成人教育》2000年第3期。
30．“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生法学》2000年第2期/《研究生法学50期特刊》。
31．“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山东法学》1999年第6期。
32．“浅析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生法学》1999年第2期。

『玖』 张玉环沉冤得雪，为他无偿奔走3年多，律师为什么无偿付出

（一）张玉环的律师能够无偿为张玉环辩护3年时间，并且在人们怀疑的时候敢于直言

张玉环案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在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的这26年的等待时间里，虽然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女性。但是为张玉环洗清冤屈的律师也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能够帮助这个贫困的家庭做到无偿辩护，相信在这么久的时间里，张玉环的家人也将会面临很大的律师费用。在张玉环出狱后，很多网友仍会怀疑张玉环是否是本案的真凶。张玉环的代表律师能够帮助他在网上发布正式的案情脉络，同时也解开了很多网友对其的误解。

『拾』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重要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 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 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 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二条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 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