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

❶ 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现的新变化，并简要分析其历史意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之际，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对中国的表现给出了“A＋”的评价。 加入WTO的五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突破10000亿美元。入世五年，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占到13%的比重，跃升为第三大贸易国，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三季度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有可能超过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蜜月期还没有结束，与多个贸易成员国的贸易摩擦就已经接踵而来。根据WTO秘书处对2007年上半年各成员国的贸易纠纷调查报告：各成员国在此期间内共发起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16起针对中国出口产品。虽然这一数字比2006年同期的31起下降了近一半，但中国仍然是反倾销调查的热点国家，是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主要目标《2007年中国五大反倾销案件盘点》，中国纺织网，2007年11月16日。。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现象，要求我国的发展模式和总体开放水平再跨上一个新台阶。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内涵的深化与扩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超出传统产品贸易，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发展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速度以及内涵不断深化与扩展，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一个国家中的区域发展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同时也需要以新的理论体系构建分析框架，支持对全球化的认知，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1 新兴国家崛起，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是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10月发表报告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中国、印度及俄罗斯三个国家。新兴经济体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关键的支撑，全球经济的扩张变得更加均衡，较为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走在了发展的前列。 2007年，世界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权威人士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半冷半热”格局。美国次贷危机“冷潮”影响的重头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等新兴市场虽受牵连，但预计仍将继续呈现较“热”的经济增长势头。多极发展已经在世界经济进程的总体走势上产生重要影响。 2 资本市场进入全球化新阶段，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将逐步在世界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发表的报告认为，全球资本市场正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07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连续三年增长，2006年达1306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8%，为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尽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4%，然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正在悄然而起。中国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212亿美元，在全球位列第18位。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却更为令人瞩目。仅仅两年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从原来的全球新兴市场第四位，跃居全球新兴资本市场首位。针对2006~2007年两年中国股市的发展状况，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评价：一个资本大国正在崛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其融资功能、价格发现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强力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预计在未来若干年后，中国资本市场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将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金融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配置金融资源、化解和分散金融风险的中枢。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是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着重棋。必须看到，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培育期，还很不完善，目前仍然具有单一层次、依靠简单规模扩张的基本特征。我国还构不成一个资本大国，我国在世界资本市场中抵御风险的能力需要加强。我国几大区域加快金融体系全面建设的步伐正是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 3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得主要国家经济波动的传导速度以及对世界经济影响深度远远超过以往 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不仅放缓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波动。从2007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两个方面受到影响：一是影响到中国的外贸出口，特别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外贸企业订单不断缩水；二是对金融业的冲击程度超过人们原先的预期，中国率先“出海”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QDII基金以及大型上市银行的次级债投资，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风险和损失。2008年美国经济放缓已成显势，次贷危机无论对全球经济有怎样的负面影响，中国都不可能是局外人，而且开放程度较高区域的敏感度也会强一些。

❷ 五代十国时淮北的历史

经济文化我不懂，可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地理
安徽虽然大部分在南唐，但是淮北实际上在中原统治下，中原国家与南唐的分界线就是淮河。
不知道你问的淮北是指淮北区域还是淮北市
如果是淮北地区，当时主要分海州，沂州，徐州，宿州，泗州，亳州，颍州。
如果是指淮北市，当时乃至唐宋都并非城镇，当时该地属于宿州的符离县辖区。而此时的宿州是刺史州，归武宁节度使（治所在徐州）管辖。
由于宿州当时位于边境，所以经济文化应该不发达，但是宿州并非战略要地，雎水也较浅，所以宿州区域战乱较少。而淮北附近的徐州却是五代十国的重镇，因为中原如要进攻淮南，主要的进攻方式就是沿泗水而下。

❸ 谁知道淮北的文化历史

淮北源远流长，早在7000年前新石器早期，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约4000年前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在现淮北市市府所在地相山建城。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商汤十一世祖相土曾迁都于此。2500多年前，宋共公瑕将宋国国都由河南睢阳迁此，历90年。在此后的1000多年间，历代王朝先后在此设郡或县。

为古相城繁荣时期，据初步考察，计有200余处文物点，重要的文化遗址有石山孜等14处。始建于约公元前200年的临涣土城为全国唯一现存的镇级土城墙。

在出土文物中，汉画像石的品位之高，数量之多，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城市之一。淮北自古人杰地灵，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春秋时期的政治家蹇叔（约公元前628-前560年）。

两汉之交的大哲学家、经学家桓谭、三国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史称“竹林七贤”之一稽康（公元223-262年）；中国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公元1904-1993年）。

(3)淮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扩展阅读：

淮北民俗文化：

淮北花鼓戏流行于苏、皖北部边界以内，至宿州、浍河以北这一较小区域，是极具风格的稀有剧种之一。淮北花鼓戏源于明初，50年代初期，淮北及丰、沛、萧、砀地区的民间花鼓班达百余家。

淮北花鼓戏主要曲调有宿州调、浍北调、口子调平板、寒板等；舞蹈为“压花场”和“大小武场”两种，有文有武；说唱和咏唱融于一体；角色行当齐全，剧目丰富。

计170余出，其中大戏110出，小戏60余出，另有段子72篇。淮北花鼓戏的唱腔哀婉缠绵，低徊流转，尤其“寒调”具有代表性，唱来如泣如诉，如哀如叹，别具一格，极富个性。

淮北花鼓戏的舞台表演较完整保留了传统戏曲“虚拟表演”的原始状态，所有情景纯用虚拟手法表现，男女演员可互扮各种角色行当。“花鼓大花场”是淮北花鼓戏最具特色的“绝活儿”。

表现形式为男角背花鼓（称“鼓架子”）。在“盘鼓”和“八句子”中展现丰富多彩的舞姿。女角头扎绣球，手舞长绸，脚绑特制木垫。

表演技术难度高，演员需有深厚的基本功和表演技巧。在淮北花鼓戏的发展史上，曾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❹ 如何理解和认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研究的主要范畴包括：区域经济理论、生产力布局理论、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调节机制、新地域的经济开发战略和经济规划等。区域经济学是20世纪50年代在宏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也称地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地理学交叉而形成的应用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一词常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同义词。当区域经济学的课题特别涉及到城镇时，则使用城市经济学一词。区域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的科学。 其与区位理论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经济（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❺ 新经济史学的相关资料

新经济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利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探求兴衰成败原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当前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据编年进行归纳，一般将新经济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经济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历史生理学，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综合和扩展并与现代生物与医学分析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1]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然而，这对全面了解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却不能给予直观印象，并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内容会被重复研究讨论。受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启发，我们尝试把新经济史学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的新经济史学体系，其中把分析某单一市场或某个项目的经济史研究归纳为新经济史学微观分析；把分析某个行业总体状况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中观分析；把分析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宏观分析。一、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是指用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单个经济单位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历史事件中的市场价格及其与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大阪堂岛米市场。大阪堂岛米市场产生于江户幕府统治时期。江户幕府是一个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强制性地建立起了严格的社会秩序，并且还禁止对外接触和贸易。这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经济停滞的黑暗时期。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的年贡，幕藩领主对领内年贡米实行统一控制，当需要把大量粮食运出领外时，幕藩领主感到依赖初期豪商有许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办法不能从流通过程中获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贡米的运输和销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领主们自己直接进行年贡米的运送、保管和销售，在领地内进行港湾和运输航路的整备以及管理大米质量和包装，在转运中心大阪建立转运仓库，并且聘用运输、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在17世纪后半期，全日本各藩陆续把大米运入大阪，大阪藏米销售量逐渐增加，出现了自发性的大米市场。[2]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为了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和避免交易风险，大阪米市场逐渐规范。最初大米市场上的交易以实物交易为主，存在许多不便。为了便于交易，市场自发产生了“大米券”，它规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内交换(提取)大米，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仍可流通。这样大米券不但具备了价值储存和交换手段的功能，而且还促进了大米市场的流通。随着大米券从发行到提货时间的延长，米商对米价变动的风险增大。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米市交易萎缩。为了消除这种交易风险，大阪有两名大米经济人研究出了“买卖系商内”交易法。具体做法是设立“建物米”，同行业者须交纳一定的押金，就能进行一定期限内的期货交易，在规定日期内付清买卖余额。期初余额结算是在当事者之间进行，随着交易逐步频繁，买卖双方关系复杂化，就由叫做“遣来两替(筹措兑换)”的专门结算机构承担。这就是后来的“帐合米商内”(期货交易所)的起源，[3]随后发展成为大阪堂岛米期货市场。[4]对于大阪堂岛米交易市场问题，一些日本新经济史学者曾以传统方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经济史学者则认为，仅对堂岛米市场形成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够的。弄清楚该市场的价格形成是否具有现代金融理论意义上的那种有效性，才更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日本学者依据该设想和当时堂岛米市场现货和期货的价格数据，对当时米市场的功能和性质进行计量实证检验，他们还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差额(期货溢价)对在库米的数量等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是当时的堂岛米市场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性质。鉴于此，不应把江户时代看作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黑暗时期，而应当看作是一个在社会安定基础上充满活力地进行发展的时代。在这期间，日本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国内贸易有了飞跃性进步，日本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5]二、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所谓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是指应用产业组织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中观经济学理论，重点分析某一行业、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事件变动情况，从而探究这类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国航海条例对英国和有关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影响。所谓航海条例是英国历史上关于航海贸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英国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保护英国在重商主义体系中的利益，其直接体现是保持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6]航海条例主要规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贸易，其所用船只均须是英国人或殖民地制造、拥有和指挥，船员也必须至少有3/4是英国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进行的国际(泛指英帝国以外的地方)贸易都要经英国操办；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国。起初这些商品只限于烟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蓝，但到18世纪初，大米、糖蜜和海军补给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航海条例保护了英国作为殖民地母国的经济利益：一是这样能确保得自运输贸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国之内；二是这样做能够加强英国的海军力量，巩固军事霸权；三是限制殖民地与外国进行直接贸易能提高英国经济利益。航海条例也能给殖民地带来好处。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来自英帝国之外的竞争，保护了殖民地幼稚产业。其次，英国对殖民地一些生产给予补贴的政策使殖民地从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国政府对每磅靛蓝给予6便士的补助金，它对南卡罗来那工业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8]最后，由于重商主义保护政策，英国政府将其国内市场向北美殖民地开放，使那些没有享受产品补贴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间接从中受益。但是，航海条例损害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效益。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首先，把贸易对象局限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现不能选择运输价格最低的运输服务商作为合作对象。例如，荷兰人较早采用了没有武装的平底快船，虽然他们能够以更低价格提供运输服务，但他们却不能成为合作对象；其次，任何对英帝国之外的贸易必须经过英国，产生了更多不必要的运费、搬运费、停泊费、海关通关费等其它与之相关的费用，[9]这些额外增加的费用降低了殖民地农场主出售烟草时所获的利润，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烟草制品的价格，损害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从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烟草价格是费城烟草价格4倍多，这主要反映了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搬运和运输费用差距。[10]航海条例还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更多的负担。航海条例在进口环节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额外负担。如果殖民者要从英帝国以外进口商品，则不得不对这些商品付出高进价，其原因是进口价包含了间接经过英国传送所增加的费用。与进口环节相类似，航海条例给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带来了沉重的负面效应。殖民地生产的烟草和大米出口欧洲须从英国再出口，且再出口费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主承担，航海条例使得这些种植园主要付出更高的运输费用。为了在市场上竞争，种植园主的产品售价不能相应抬高，从而降低获利。此外，航海条例可能把更低运费的外国船只排除在贸易航运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运费给英帝国内部的船只，从而相应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了利润。据罗伯特·托马斯估计，航海条例在1770年给殖民地进出口造成的总负担为310万美元。[11]因此，对外贸易链条的人为拉长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经济损失。此外，北美殖民地没有货币发行权，不得不把贵金属出口到母国英国，这使得殖民地内的贵金属严重短缺，货币数量严重失衡，从而使殖民地内部贸易发生混乱，无法顺利进行，严重影响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经济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航海条例的经济后果是独立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之一。三、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主要是指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着重考察历史上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变动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其中以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对西方世界各国发展兴衰的研究最为具有代表性，它为新经济史学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新经济史学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经济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在解释绩效时，最初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12]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经济绩效就是经济增长。[13]新古典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是该模型假定资源是稀缺的，个人选择反映了一组欲望、需求或偏好，并且这些选择是根据机会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称个人宁可选择较多而不是较少的商品和劳务，既然提高生产潜力可以生产较多的商品，因而整个社会都将为增加资本存量贡献他们的部分成果。该理论认为，决定产量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函数。但是，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值得怀疑，他认为这种模型使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适用于无摩擦的理想社会，原因在于该模型的几个重要假设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西方国家经济中存在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使个人能够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该模型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收益不会出现边际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该模型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该模型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第五，该模型假定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14]而现实却与这些假设相矛盾。鉴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诸多缺陷，诺思主张重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新经济史学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有一个人口统计变动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以便弥补前述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陷。[15]新经济史学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经济结构理论。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和意识形态构成。二是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这是诺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诺思通过对西方经济史的重新解读，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6]这修订了经济学家们通常把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综上分析，诺思引用宏观经济学之经济增长理论透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同时，结合各国历史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其新观点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使新经济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力度空前增强。四、小结经过本文分析论述，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这种划分方式，构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有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架构，使新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更为清晰。不过，本文仅是研究新经济史学的初步设想，必然有所不当之处。本文只想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讨论中推进新经济史学的研究。

❻ 历史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哪些可以引进课堂

当今社会，史学研究新成果的运用越发走向广泛化，而高考的历史命题也逐渐向史学研究新成果靠拢，了解史学研究新成果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就像大家介绍五种史学研究新成果类型：1.文明史学研究新成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也展现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轨迹。人类文明可以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大方向来研究，再细分到各个文明不同时代的发展；2.整体史学研究新成果：世界各地区的发展从四分五裂走向整体，其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都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可以延伸到现今的全球化进程；3.现代化史学研究新成果：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类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传统农业社会再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变，政治、经济、文化都日趋现代化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法制、民主、自由；4.社会史学研究新成果：世界这个整体又是由一个个小个体组成的，分为各大洲、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各个人民，我们不仅要了解社会大事，更要关注身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小事；5.生态史学研究新成果：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在积极寻求发展、探索世界的同时，要关注自然生态系统，让人类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共同生存。
对待历史，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评价，同一个学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一段历史又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能用狭隘的眼光或者单一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否则有可能会歪曲历史。我们应该用辩证统一的方法，采用多种史学研究新成果来解读历史，才能更好地感受历史记住历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也是一样的，老师在课堂上应该综合运用多种史学研究新成果对学生进行讲解历史知识，让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晰，更方便学生理解记忆~

❼ 主要研究成果与结论

（1）全面分析了全球地质环境驱动力、组成要素、环境问题时空变化及未来趋势，表明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资源环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交织程度日益加深。

按照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的技术框架，分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经济活动对地质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研究了土地、水、矿产等地质环境要素随时间变化规律和水土污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环境问题走向，梳理了国际社会为加强地质环境保护所做出的政策响应，并对未来全球地质环境形势进行了研判。

研究表明：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资源环境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化明显，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形势日趋严峻，各国之间的资源、环境与生态影响不断加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交织程度日益加深，全球经济体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全球地质环境前景堪忧，对地质环境调查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向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管理构建地质环境研究新框架，加强地质环境科学对国土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撑与沟通，加强全球化对地质环境变化驱动作用研究。

（2）梳理总结了新的世情下国际环境地质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战略，提出地球关键带为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是地质环境研究的新框架，并对地球关键带内涵、特征、研究范式与进展进行了系统归纳。

通过梳理新的世情下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环境地质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战略，勾勒出国际环境地质科学研究根据国际、国内需求转变的发展路线和脉络，提出地球关键带为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是地质环境研究的新框架，在界定地球关键带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关键带科学研究的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体系框架和3M（填图—监测—建模）循环体系框架，从填图、监测、建模三个方面总结了关键带研究进展。

当今经济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相互关联、相互耦合，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搭建一个新的技术框架，进行跨学科、多领域系统研究。地球关键带将与经济社会最密切的地球圈层作为独立的开放系统，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地球关键带具有独有的特征：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不断变化、相互耦合；在空间展布上呈现出高度的非均质性；在垂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在外在过程的作用下不断发生着短期的变化和长期的演化。

地球关键带科学有两种研究范式：DPSIR体系框架，以环境问题的因果链为主线，从基础研究通向管理措施；3M循环体系框架，以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为主线，从数据采集通向综合分析。近年来研究进展表明，通过将地质学、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融合，地球关键带科学为气候变化、生态管护、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地质环境工作应将地球关键带作为重点靶区开展基础地质和水工环地质综合调查，建立近地表圈层三维地质框架；同时，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小流域建设关键带观测站，为地质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搭建一个开放平台。

（3）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地质环境的空间变化与脆弱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深化了对我国地质环境脆弱性的认识。

中国地质环境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通过对地质环境脆弱性内涵与特征进行分析，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地质构造、地表形态和组成物质等影响因素构建了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地质环境的空间变化与脆弱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和支撑生态国土建设提供基础依据。

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度脆弱—极度脆弱区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总体脆弱是我国地质环境的突出特征；我国区域地质环境脆弱程度呈现西北高东南低、西南高东北低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以贺兰山—六盘山—邛崃山—乌蒙山一线为界，此线以西地区地质环境脆弱程度高，此线以东地区地质环境脆弱程度低。区域地质环境脆弱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的制约作用，地质环境脆弱度与人口密度、GDP等呈负相关关系。

（4）集成物质流分析与生态足迹方法建立了地质环境压力评价体系与模型，定量刻画了经济发展对地质环境压力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变化，提高了对我国地质环境走势的研判能力。

经济活动通过资源开发所形成的输入物质流和废弃物排放所形成的输出物质流，对地质环境施加压力。地质环境压力的大小可采用单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上物质流的数量来衡量。基于这一认识，集成物质流分析方法与生态足迹方法构建了地质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评价模型将区域经济活动强度与区域生态承载力耦合在一起，能够更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对地质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大小。采用所建立的模型，对1995～2013年国家尺度的地质环境压力的时间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对1997～2013年省域尺度的地质环境压力空间分布与时间变化进行了定量评估。

研究表明：1995～2013年，我国地质环境压力指数经历了缓慢增加、快速增加和平稳增加3个阶段，说明经济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压力从缓慢加大、急剧加大开始向高位趋稳过渡；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需求增速放缓、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我国地质环境压力可能将接近峰值，在高位趋稳后会缓慢下降。1997～2013年，省域地质环境压力总体呈上升态势，东部地区省域地质环境压力较大，但近年有所减弱；西部地区地质环境压力较小，但上升较快；地质环境压力大的区域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逐步向中部、西部地区扩展，其空间分布重心有从东部京津冀地区向中部、西部转移的趋势。2013年地质环境压力的总体格局表现为以山西和京津冀地区为中心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递减态势。

（5）在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地质环境形势、需求、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迈向生态文明的地质环境调查战略框架，明确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转型方向、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在论述地质环境调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理论基础的基础上，从驱动力、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环境管理等3个方面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地质环境形势发展趋向，剖析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地质环境调查的需求与挑战，对1999年以来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进展与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迈向生态文明的地质环境调查战略框架，明确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转型方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新的历史时期，地质环境调查要以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重大战略实施为核心，突出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空间格局优化、地质环境健康等四类问题，抓好水文地质调查、地质灾害调查、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环境健康调查、地质环境管理研究、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等六大战略任务，夯实填图、监测与建模三个基础，构建地质环境信息系统平台，不断深化区域地质环境的认知程度与规律把握，促进地质环境与生态系统交互作用过程耦合，服务与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地质环境调查需要实现六个转变：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从特定的地质实体向地球关键带转变；在研究模式上，实现从偏重于填图向填图—监测—建模一体化转变；在效用评价上，实现从偏重资源价值向资源价值与生态价值耦合方向转变；在问题应对上，实现从偏重事后应急向事前预警转变；在组织实施上，实现从单纯依赖地质部门向联合大地学部门转变；在国际视野上，实现从偏重解决国内问题向积极参与全球地质环境治理转变。

（6）针对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需要，通过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灾害分布和矿产资源开发现状及前景分析，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布局与宏观部署方向。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已全面进入实施阶段。根据全国与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梳理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分布总体布局，统计分析了各类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事件分布、矿产资源开发现状与前景，研究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布局方向。

研究表明：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地质环境事件分布相对密集，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分布相对稀疏，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质灾害威胁，重点开发区域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污染；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重叠性，煤炭资源开发与重点开发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重叠性；我国重要矿产资源西移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服务供给的主阵地，资源开发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服务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是：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地质环境调查服务方向和重点任务，形成与城市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格局相适应地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布局，推动制约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重大地质环境问题的解决，推进各地区主体功能的强化和提升。

（7）针对国家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通过对重要经济区资源环境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重要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工作布局。

在总结重要经济区布局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对重要经济区水资源、土地资源、污水与废弃物排放、地质环境事件等资源环境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梳理了面临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回顾总结了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重要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总体思路与工作布局，以期为推进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地质环境调查计划提供决策参考。

围绕不同需求，循序渐进推进地质环境调查。服务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编制，服务水土资源开发、工程建设与城市管理，服务地质环境精细化管理，服务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管理，由面上1∶25万调查尺度向重点区1∶5万调查尺度、由重点区向完整的地质单元、由静态的地质框架向动态的地质环境过程不断推进、拓展和深化。围绕四大区带，布局地质环境调查工作。环渤海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加强含水层及地下水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环渤海海岸带、活动断裂调查。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水文地质、城市与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长江经济带加强地下水与土壤污染、突发性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活动断裂调查等。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强地下水与土壤污染、地质灾害、海岸带重大工程建设区工程地质调查。

❽ 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❾ 唐代经济史研究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一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重要论文有：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一文（《食货》1卷1期，1934年），从政府征重税、官吏苛虐、兵祸、经济为政府或商人所操纵四个方面，探讨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原因和情形；《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长文，挖掘史料丰富，对有关的救济策略和救济方法分析精详；《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卷7期，1935年）则专门探讨唐代人口的流动情形。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傅安华译，1934年），从公私经济两方面系统考察了唐代绢帛的多方面用途，并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做了评价。杨中一《唐代的贱民》（《食货》1卷4期，1935年）,论述了官户、奴婢、杂户、太常音声人等“贱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对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多方案，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则从与商人勾结、自己做商人、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输入与寺院之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兴强、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寺院生活之堕落与俗化、寺院与君主的三次大冲突、寺院的衰落几个部分，对三国到唐代中叶的寺院与寺院经济做了系统论述，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发展、大族寺院与领户间的关系、大族寺院与国家之领户的争夺、尾语，研究了三国至中唐时期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营、寺院经营、官府经营的三种高利贷活动；《唐代商品经济之发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则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硙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桥梁法、海上运输之规定、结语几个部分，征引文献资料充分详实，论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么、市的官吏、行与肆的标牓、斛斗称度的平校、物价的评定、把持及诈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规程的货物的禁卖等方面，详细搜集并分类征引了有关文献资料，论述清晰完整。《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2卷10期，1935年）、《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④]等，也是陶希圣发表的重要论文。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户税的名称、税率、用途和意义等。鞠清远还发表有《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卷6期，1936年）等。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从货币的特质、货币的铸造、物价变迁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其批判、结论，多方面地进行了探讨；《唐代租税论》（《食货》4卷12期，1936年），则包括总论、租税的分析、租庸调及两税之检讨、结论几个部分。铃木俊《唐代官吏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王怀中译，1936年），分序说、从制度上观察官僚之经济的基础、官僚之蓄积、蓄积之用途、结语等部分，考察深入，论说独到。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论、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对于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剥削作用、灌溉之障碍、结论等部分，其中关于灌溉封建剥削作用的见解可谓慧眼独具；《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则包括绪论、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对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宝后人口之南移、结语，论证精审，善于抓住关键。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认为“隋唐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亡，始终未尝实行”，见解独到。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带的富饶、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的转运、扬州商业的兴盛与扬州繁荣的素描、制造业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带及扬州的破坏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系统，是关于扬州区域经济的奠基之作。全汉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成绩尤为突出：《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论及唐代的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徭役、实物工资，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实物货币的废弃与金属货币（钱）使用的发达、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役制度的萌芽、货币地租的萌芽、货币工资的盛行等，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是中古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持唐宋变革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持中唐变革论的[⑤]；《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结论，系统探讨了唐代数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绪论、唐代扬州繁荣状况、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状况、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因素、结论等部分，全面论述了唐宋时代扬州经济的变迁兴衰；《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岁入、北宋的岁入、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的原因、结论几部分，将财政收入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识见非凡。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卷2期，1949年），征引较多史料，探讨了由于产铜少，因而铸币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销钱铸器，对中晚唐估法和财政、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论述全面。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

代表性的论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⑥]，收录研究唐宋经济史的多篇论文，论及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等。作者在日本初次发表这些论文的时间很早，《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一文发表于1917年，余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多属拓荒之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⑦]，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立论新颖，论述综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徒弟制度、行的习惯、余论，探讨了唐代行会的一些情况，但过于简要。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⑨]，简略论及唐代海外贸易情况。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对唐代海外贸易情形论述充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第二章《田制与农业（上）》、第三章《田制与农业（下）》、第四章《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第五章《工商业之发展》、第六章《财政制度（上）》、第七章《财政制度（下）》、第八章《结论》，搜集文献资料丰富，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众多问题，论述广泛、全面、综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远个人专著两部：《唐代财政史》[12]，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体例严整，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是高水平的开山之做；《刘晏评传》[13]，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秩事与遗文几部分，并附有刘晏年谱，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5]，其中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共计六章，征引文献资料丰富又典型，行文谨严精练，条理清晰，擅长宏观考察，综合分析，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视野开阔，上下贯通，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如第八章对均田制和赋役制自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期间之损益沿革的阐述，极为精要，所论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第九章论述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阐明了“唐代东南，已成为农业生产之重要区域”、“入唐以后，长江流域之丝织品，上自川蜀，下至吴越，皆已臻于极发达之境。蜀锦在汉时已驰名，兹不必论，由荆襄而下至吴越，则属后起之业，江南东道一隅，尤呈冠绝一时之象。”第十章则从货币、交通、商业都会、市场形制和商业资本诸方面，综合论述了唐代商业“皆表显向上发展之倾向”。其他各章所阐述，如“私人田庄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为均田制废弛之两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坏之经历，“为唐代经济转变之重要问题”；“自唐代中期，计口授田之制无形消灭后，自此历宋、元、明诸代，土地私有之制继续发展，即一部分为国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征收佃租为目的”；“两税制，实为一种苟且应付时势之制度”、“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进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唐代社会经济崩溃之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之失调，致令贫富悬绝，更益以租税负担之失均，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等等，均为精审、深刻之结论。该书隋唐部分可视为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综合之作，其动态考察、宏观论析的研究方法极具科学意义，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6]，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渊源流变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后来的唐代财政制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17]，分绪论、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北宋的立国与运河、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结论，共十章，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迄今仍是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8]，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19]，辑译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申论。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20]，是当时的大学教材，分自序、导论和上古经济、中古经济（上）、中古经济（下）、近代经济四编，在第三编中谈及隋唐经济概论、隋唐经济之特色、隋唐之国际贸易及工商业和唐代之交通及都市、经济政策、货币制度、工商组织、隋唐之庄园制度及农业、租庸调与两税等，广泛吸收学界成果，所述相当系统完整。当时，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教材和概述性的经济史著述，对唐代经济史均有述论。如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21]第五章专述隋唐五代之盐政；曾仰丰《中国盐政史》[22]述及唐代盐官、盐禁问题；陈登原《中国田赋史》[23]述及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吴兆莘《中国税制史》[24]第五章述及唐代田赋、关市之税、盐铁之税、酒税、茶税、其他杂税、力役、常平及义仓制度等；王孝通《中国商业史》[25]第七章述及唐代都市、市政、商事之法律、各地之商业、商人之种类、官吏之经商、商业之发达、重要商埠、唐代交通、唐代关禁、唐代币制、高利贷、茶叶之兴盛、茶盐之税、病商之政、理财家；陈安仁《中国农业经济史》[26]第九章《唐代之农业状况》，述及唐代均田制之演变、均田制之破坏与其挽救之法、官吏之职分田、唐代之税制、唐代之庄田制度、唐代之屯田制度、唐代之水利制度、高利贷的剥削等。这些教材和概述性著述学术价值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有不少深刻的通识和见解，对传播唐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12月创刊，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篇文章。……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7]，有力推动了包括唐代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食货》4卷5期还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把当时“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丁籍收罗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唐代籍帐制度的研究。陶希圣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印《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共印刷出《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业与货币》、《动荡中的唐代经济》、《财政制度》五种正在印刷之中，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没有能够印刷出来。1971年，《食货》在台湾复刊，才最终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