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鸦片战争研究学术成果

❶ 郭连友的研究成果

著作
《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
《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
《日本艺术文化丛书》（10册、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学术论文
1．「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吉田松阴认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研究』所収中国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
2．「吉田松阴の「革命思想」の形成」
（『近代化と価値観』所収国际基督教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1992年2月）
3．「日本における孟子受容と吉田松阴の『革命思想』」
（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3巻、源了圆・厳绍汤编『思想』大修馆1995年10月）
4．『孟子』思想在日本ーー『孟子』与吉田松阴的『革命思想』」中日文化交流大系【3】『思想巻』（1996年12月刊）浙江人民出版社)
5．「アヘン戦争と吉田松阴ーー世界情势への开眼と新たな兵学観、民政観の形成ーー」
（日本文芸研究会编『文芸研究』第140集 1995年9月）
6．「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吉田松阴认识ーー清末改良派を中心にーー」
（玉悬博之编『日本思想史ーーその普遍と特殊』ペリカン社出版1997年7月）
7．「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吉田松阴认识ーー革命派と民国期の松阴论をめぐってーー」
(东北大学文学会编『文化』1999年3月)
8．「太平天国と吉田松阴の思想形成」
（日本思想史学会编『日本思想史学』31号ペリカン社1999年9月）
9．｢吉田松阴の思想形成と孟子受容――｢性善说｣をめぐって｣
（东北大学文学部日本思想史研究室编『日本思想史研究』2001年秋号）
10．｢梁启超と吉田松阴｣
（日本ペリカン社『季刊日本思想史』第60号 2002年1月）
11. 「伪『南京政府』时代の二宫尊徳论――一つの歪められた尊徳像」
（刘金才、草山昭主编『报徳思想と中国文化』所収、中国学苑出版社、2003年4月刊行）
12.「鸦片战争与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2002年4月，中华书局）
13.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与日本幕末思想|《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
14. 《伪南京政府时期的二宫尊德论----一个被歪曲的尊德像》刘金才、草山昭主编『报徳思想と中国文化』所収、中国学苑出版社、2003年4月刊行
15.「吉田松阴与孟子思想」高明士主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湾国立大学历史学系
16.「吉田松阴“人性观”与孟子的“性善论”」（黄俊杰主编《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17.「吉田松阴における太平天国认识とその政治思想の転换」（『日本思想史学』第36号・特别刊载「吉田松阴研究の现在――2003年度大会パネルセッション」）2004年9月
18.「百日维新と日本」鸟海清编『近代日本の転机（明治・大正编）』吉川弘文馆、2007.6
19.「五・四运动」鸟海清编『近代日本の転机（明治・大正编）』吉川弘文馆、2007.6
学术著作翻译
1．源了圆著《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 (合译)北京出版社 1992年3月
2．河竹繁俊著《日本演剧史概论》（合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3月
3.花柳千代著《日本舞蹈的基础》（合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12月

❷ 萧致治的研究方向及成就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1965年在《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第一篇论文“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受到著名史学前辈吴于堇等人的高度赞扬。1976年至1979年参加章开玩、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撰写，该书1984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年获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孙中山学术著作优秀成果二等奖。1982年起，从事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关系的研究，所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填补了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间的中西关系长期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1989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7年和薛君度合编了《黄兴新论》，1989年获大学出版社协会中南地区优秀学术专着三等奖，1990年应国家教委中国近代国情丛书编委会之约，牵头和陈宁生、李少军合着了《中华民族魂》一书，1994年获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发的“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围绕鸦片战争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研究》、《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外国学者论鸦片与林则徐》、《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鸦片战争史》等，其中《鸦片战争史》是十多年研究鸦片战争的总结性成果，1997年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等130多篇。

❸ 王和平的主要著作介绍

佛教文化
《普陀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载《中国海交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8期
《关于日本高僧慧锷创建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年代考略》，载《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会刊》，1985年《从档案史料看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兴衰》，载《浙江档案》，1989年12月第12期
王和平，王恩锁《“海天佛国”的魅力——普陀山三大寺锁谈》，载《中国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1988年收录《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华书局出版
《普陀山在中国对外佛教关系史上的地位——兼探观音道场的开创时间》，此文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2年6月在浙江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探析舟山》转载，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鸦片战争
《试论鸦片战争中英军首先侵占舟山群岛的战略意图》，载中国《历史档案》1991年第二期；《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英国侵占舟山与香港的缘由》，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英国从舟山到香港的侵占过程》，载《浙江日报》1997年23日学术版
《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第一声问题新探》，载《舟山社会科学》，1989年第三期
《誓死保卫舟山的定海三总兵—— 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载《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丛书——抗英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与浙江共存亡的总督—— 裕谦》，载《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丛书——抗英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浙江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当提高——访舟山鸦片战争研究专家王和平》，载《浙江日报》1997年6月26日第十一版
执行主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1992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专著《探析舟山》，2010年5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鸦片战争在舟山概述》，2005年10月，载《鸦片战争在舟山》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略论舟山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载《探析舟山》，2010年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历史考古
《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定海县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舟山地区出土的青铜农家和破土器》，载《中国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浙江定海县蓬莱新村出土战国稻谷》，载《中国农业考古》，1984年第3期，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浙江舟山发现唐代窖藏钱币》，载《考古》，1985年第10期，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舟山群岛和原始居民与古代文化》，载《舟山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此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一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
《舟山市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策研究》，载《舟山论坛》，此文为2000年舟山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中国加入WTO对舟山主要产业影响对策研究》，载《舟山日报》2000年4月15日
《舟山与周边地区投资环境比较研究》，载《舟山社会科学》 1999年第4期
《关于上海市黄浦区招商引资工作的思考》，载《舟山日报》2002年12月15日《香港回归与舟山经济发展研究》，载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优秀调研成果文集》，1997年
《日耳曼富国基础在于小城镇发展》，载《舟山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略谈界定和量化乡镇集体企业产权问题》，载《舟山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浅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手段》，载市委党校《教学与研究》，1994年3-4期合刊
《大力发展渔农村经济加快“小康村”建设步伐》，载《舟山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加速我市农村城镇化对策研究》，此文为1999年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载《舟山论坛》1999，第4期，《舟山日报》2001年2月3日转载。
《探析舟山》30余万字，2010年5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陕西西安籍书法家

❹ 鸦片战争对中国是否有利开题报告研究成果预期陈述

你好，同学，你的开题报告老师让你往哪个方向写？
开题报告有什么要求呢
开题报告是需要多少字呢
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开题报告选题通过顺利。

1、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①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②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③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④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

2、目的意义
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3、成员分工
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

4、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是课题方案的核心部分，它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时间安排等。研究内容是指可操作的东西，一般包括几个层次：⑴研究方向。⑵子课题（数目和标题）。⑶与研究方案有关的内容，即要通过什么、达到什么等等。研究方法要写明是文献研究还是实验、调查研究？若是调查研究是普调还是抽查？如果是实验研究，要注明有无对照实验和重复实验。实施计划要详细写出每个阶段的时间安排、地点、任务和目标、由谁负责。若外出调查，要列出调查者、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交通工具、调查工具等。如果是实验研究，要写出实验内容、实验地点、器材。实施计划越具体，则越容易操作。

5、可行性论证
可行性论证是指课题研究所需的条件，即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料、实验器材、研究经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及教师的指导能力。另外，还应提出该课题目前已做了哪些工作，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学校和老师帮助等等。

6、预期成果及其表现形式
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

❺ 为什么会爆发鸦片战争课题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国就因“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大潮。在于外贸易时处于优势地位，使英国极为不安。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六月的虎门销烟，随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后因战事不利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❻ 关于鸦片战争的数据

1840～1842年间，中国军民抗击英国借口中方销毁鸦片而派兵入侵的战争。
清中叶以后，英国等国向中国大量输出毒品鸦片。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自此开始，战争经历三个阶段。
英军首次北犯(1840.6～12) 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帝慑于兵威，罢免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1841年1月7日，英军不满谈判的进展，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道光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在此形势下,奕山等接受英方条件，纳银600万元,换取英军撤出广州地区。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
英军再次北犯(1841.8～1842.8)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169人后攻陷镇江。27日，英舰队驶抵南京江面，清军已无力再战，全部接受英国侵略要求。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广大官兵英勇抗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❼ 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之我见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缓慢”，还不知道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第一，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拥有长达300年左右的历史，遍及30多个手工业行业；但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条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大部分行业仍停留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不成气候，对它不能作过高估价。
第二，明末清初以黄宗义、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虽曾一度露头，但仍然是中国古代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势力所扼杀。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兴势力，封建专制结构，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动。这一封建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重农抑商，横征暴敛等等，严重摧残着工商业，抑制和阻挠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虽也出现了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等新因素，但毕竟很微弱，没有出现西欧那里的文艺复兴思潮。中国人的头脑，仍然被“三纲五常”等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着，积重难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风，一时还吹不进来。
第四，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闭目塞听，昏瞆无知，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而且还要通过十三行，不许外商直接贸易；不懂近代外交礼节，坚持外交使节靓见，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礼；仍抱着康熙年代“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老观点，不重视对外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阻碍着东西之间的正式交往。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
在经济上：（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338页。)（三）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四）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商业史》编写小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二）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民主化，开始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设立议院，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三）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终，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至19世纪末，先后共译出各类西书160种，总数达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开出版发行。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1867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由该馆印书处刊印公开发行。这批西书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中学习西方知识的最早入门书，对传播西学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即曾称赞这批西书，是光绪年间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0页。)（二）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陆续选派了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目的是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科的人才。这批留学生虽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学业，但大部分已在美学习5年以上，对各种学科有一定基础，回国后分配在陆海军、各军事工业及电报、铁路等局任职，成为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官僚、军阀和技术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便设立了船政前后学堂，教习英文、法文、数学、绘图等课程，专门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一批近代海陆军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即曾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即相继诞生，前者创办于1898年，后者创办于1896年。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沿袭多年，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废除。（三）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沉闷空气，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上海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已先后创刊，前者创刊于1872年4月，后者创刊于1893年2月。特别在1895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如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湖南南学会创办的《湘报》等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号角作用。（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逐步输入，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了双重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鸦片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起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是：
——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等等虚骄之气，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近代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林则徐、魏沅等进步先驱，是第一批自觉地这样做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洋务派奕

❽ 谁有关于鸦片战争的数据

楼主，我没有图表，那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在鸦片战争中占很大作用的--火炮，在中英军队的对比差异！

一、中英双方火炮的设计思想及种类方面

鸦片战争前后，清军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依据，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性能参数科学合理。当然，“模数”的设计思想，部分火器制.造者也将之视为标准来对待。即以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火炮的各个部分。此时，除中央统一制.造以红夷炮型为主导的前装滑膛、以火绳点火的火炮外，沿海各省制.造了大批火炮。如广东省自军兴以来，铸炮1000余位，其中尤以佛山制.造的生铁炮最具代表性。全国总计，数量不下5500余位。炮重有数百斤至3万余斤的，炮管有长至4.44米的。这些火炮，虽名号众多， 大多依红夷炮制式，设计和制.造技术未有改进，不仅与同时期英国先进火炮不能相比，而且有些技术较明末清初亦有萎缩。不过，清军方面购买和仿制了大批夷炮。史载：“林则徐至去岁至粤……购西洋各国夷炮200余位。”

现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所记，战争之际，清军火炮的大致分类，按照主导的类型分为：红夷炮、子母炮、抬炮三类；按照制.造的国度和时间顺序分为：旧式火炮、新铸的火炮、购买的葡萄牙式或英国式加农炮、仿制的英国夷炮四类；按照长度和重量可分为：长管滑膛重炮和身管较短的轻型滑膛炮。前者就是明末清初的红夷炮原型。后者包括神威将军、神功将军、劈山炮、子母炮、奇炮、竹炮、九节炮等，这种炮品种最多，其中除子母炮和奇炮是后膛装填弹药的佛郎机炮型外，其余属于红夷炮的发展型。

二、中英双方火炮的材质方面

火炮所用钢铁或铜的质量，主要表现在对冶炼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法的研究方面。中国从唐代到明代，是古代钢铁技术全面发展和定型的时期，以“生铁冶炼--生铁炒炼熟铁--生、熟铁合炼成钢”为主干的钢铁工业体系趋于定型。明代以来，中国火炮铸造材料，小者多用铜，大者多用铸铁。明代中叶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中国传统钢铁技术继续缓慢发展。但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M，手工生产的能力非机器生产所能相比，故其钢铁产量极低。

到1840年前后，年产铁约2万吨，仅是英国的1／40。 二是火炮大多由液态的生铁铸造，此必然导致火炮质地脆硬，演放时很容易炸裂，自伤炮手。

战争前后，清军小范围开始用熟铁或黄铜锻造火炮，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对清军火炮材质评价到：“水陆战炮重笨，扛炮受子无多。宜改制以小受大之轻炮，方能利用也……今日欲反其弊，必须讲究炮制，使能以小胜大，其轻受重，以短及远，简便灵动，庶出一炮抵数炮之用……因又讲究小炮，可容大弹之法。不用铸造而用打造，不用生铁而用熟铁，方能使炮身薄而炮膛宽。缘生铁铸成，每多蜂窝涩体，不能光滑，难以铲磨，故弹子施放，不能迅利。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转成圆，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钢光滑无比……炮愈轻，工愈精，力愈大。铁经百炼，永无铸造之炸裂。施用灵活，尤胜巨炮之笨重。”

欧洲从“18世纪后期，由于木材资源短缺，锻铁费用上涨，形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需要，就采取了所谓搅炼工艺，就是用长长的钢棒将反射炉中的金属溶液加以搅拌。炉子用焦碳燃烧，这样，不仅使炉面溶液，而且全炉的溶液都能接触空气，从而使脱碳更加彻底，成为可锻铸铁。用搅炼法生产的锻铁，质量不如炭铁，但价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进了一步，即应用鼓风炉本身余气进行预热鼓风，这种发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搅炼熟铁产量增加到3倍。还有一种改进是“湿”搅炼法，即在炉膛铺以含有氧化铁的小块炉渣，它与金属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层之下产生CO，形成加速脱炭进程泡沸搅动。1806年英国铁产量为25万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

自古以来，炼钢的方法几乎并无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作坊产品。英国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优质的价格相等的瑞典条形铁，结果钢的费用等于锻铁费用的5倍。

18世纪以来，各国都大规模扩建海军，因为铁的成本只及铜的1╱5，所以铁炮逐渐替代了青铜炮，成为各国战舰的标准装备。不过，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炼钢法，直到19世纪中叶再无显著改进，加上钢材本身的缺陷，制.造重型军械时使用这种钢材继续受到限制。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

三、中英双方火炮的铸造工艺方面

战争时期，清军造炮工艺并不十分落后，且有英军所没有的铁模铸炮法和复合层结构的造炮工艺。清朝沿海及内陆的一些省份，旧式火炮、新造的火炮和仿制的夷炮，除少部分是用英军所没有的铁模铸炮法制成，大多仍是生铁和青铜冶铸而成。只是用液态的生铁或青铜铸造的火炮质量差，加工难，容易炸裂。锻造的熟铁炮或黄铜炮斤两少且比例小。而英军火炮主要由青铜炮、黄铜炮和铸铁炮组成，且大多数火炮可以用熟铁或黄铜锻造，尔后用车床刀具加工，精度提高不少。

鸦片战争之际，机械工程专家福建泉州人丁拱辰（1800-1875），参考西洋炮的构造，在广州铸成了性能良好的铁炮。于1841年编成《演炮图说》，1842年《演炮图说》受到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的重视。同年，清朝政F下令推广《演炮图说》所述方法。丁此时在阅读西洋炮学的基础上的铸炮之法，其实和明末以来中国原有的红夷大炮的泥范整体模铸法差不多：即以炮模口径为基数，用泥先制成外模和内模，用起吊装置将外模吊套于轴心合一的内模之外，两模之间的空隙，便是炮管的厚度。然后用青铜或钢铁溶液浇注其中，冷却后，除去内外模，最后再用各种配件加工成完整的火炮。此法铸造的火炮缺陷有：泥模在用炭火烘烤时，经常是外干内湿，浇铸时水分蒸成潮气，致使所铸火炮常有蜂窝状孔穴，发射时容易炸裂；功效非常之低；不能对炮膛进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了射击精度；大多数人并不懂得身管与口径比例、火门位置在火药燃烧中的实际意义，绝大多数火门开得太前、太大。在炮膛游隙方面，战争之时，火炮因“弹不圆正，口不直顺”，常只能采用内径的1／10至1／5为游隙，此水平连明末的水准均达不到。

鉴于此，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痛感中国泥模整体铸造法的不切实用和烦琐，而立志改革。于1841年发明了早于欧洲30多年的铁模铸炮法，铁模可多次使用，不用清洗炮膛，消除了泥模铸炮多蜂窝易炸膛的缺陷，缩短了铸炮周期，降低了铸炮费用，并写成《铸炮铁模图说》，1842年被印发沿海各省参用。至1841年9月浙东之战前夕，已铸成120多门新型火炮，时人称其为：“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

欧洲火炮铸造从16世纪以来一直采用泥范整体模铸法，在给实心火炮上钻孔的实践据说开始于1713年，在英国伍利奇的皇家枪炮铸造厂，泥范整体模铸法一直延续到1770年以后。大约在此以后，英国的铁器制.造者威尔金森（1729-1808）开发出一种改进了的给火炮钻膛的机器。随后，1794年英国机械师莫兹利（1771-1831）发明了车床上的移动刀架，1797年制成了安放在铁底座上带有移动刀架的车床。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发明了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到19世纪40年代时，达到了用工作母机制.造机械的领先水平。如在制.造火炮方面，利用车床先将火炮铸成实心圆柱金属铸件，然后用一种配用超长钻头的大型钻床钻出一个孔，接着到锤床上将这个孔逐步锤削成型，加工成火炮。此法可使炮身较模铸法更加均匀、对称、光洁，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较合理，射击精确度高。既提高了铸炮的精度，又节省工时，坚实耐用。

战争前后，英军火炮铸造除了传统的泥模整体模铸法、失蜡法外，已开始大规模采用车床切削铸造法。《海国图志》对英军火炮工艺称赞云：“西人铸炮，其铁皆经百炼熔净。先用蜡制成一炮，丝毫无异，次用泥封密阴干。铸时用火烘模开孔，泄出蜡油，然后将铁灌入，四五日后，始开模取出置于荒野人迹不到处。将炮实满火药，用长心引火绳一点，各人尽远避藏迹，一经炮响腾越空中，跌落不坏以不炸裂为度，便无后患。其铸法合度，多以引门上长方形为表，或安头上或尾后，或头尾皆安，亦合度数。”在炮膛游隙方面，19世纪中叶，欧洲因机械制.造精密度的提高，火炮所用的游隙值更减少到内径的1／42，如此，只要装填较少的火药就可达到较高的速度，且同时提高发射的准确性，再者，由于用药量的减少，管壁即使变薄亦不致于膛炸，连带也使得火炮的机动性大增。

五、中英双方火药的质量方面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黑色有烟火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是，清军制.造的火药，以手工作坊或工场生产为主，无法提纯硝和硫，亦无其它先进的工艺设备进行粉碎和拌和，只靠石碾等工艺，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过高，容易发潮，难以久贮，爆炸效力低。战争之际，清军火药（黑火药）比例配比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基本上达到英军的水准。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福建监生丁拱辰对西洋火药制作之法颇有研究，他们配置的火药，尽管还是手工操作的方法，但是由于对原料选炼的严格，硝、硫、炭的组配比率比较得当，所制火药可以与英军火药相匹敌。

在火药的配比方面，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陈阶平奏：“奴才督造加工火药，于六月初二日竣工。初四日有英夷兵船闯入厦门。初五日，官兵即以新药轰击。该夷不防内地火药如此猛利，猝遭创毙多命，立时惊窜。嗣准督臣咨知厦门新药得力，现饬省局续拨硝两万斤、磺三千斤，委解前来。接手赶紧配置，连新陈火药有两万余斤，仍形短绌。现在咨催督抚添购硝磺，多贮火药，为有备无患。奴才愚昧识浅，图报念切。伏思沿海防夷，处处加工制.造火药，多铸万斤火药，自可击沉夷船，重用火攻，歼灭逆夷，以除后患。谨将加工造药、续提硝斤各条进呈御览。可否仰乞天恩，敕下各直省，一体照式制.造。俾使英夷丧胆，不敢再来窥伺。”九月十四日道光皇帝谕令：“陈阶平奏加工制.造火药，并将煮炼硝斤各条开单呈览。福建制.造火药，现经该提督督造加工，轰击颇为得力。著各直省一体照单如式制.造，以资利用。”这里，陈所配置的火药比率是牙硝8斤，磺粉1斤2两，炭粉1斤6两，三者的比率大致是：76（128）∶10.7 （18）∶13.3。

在火炮的装药量方面，清军规定每百斤炮重配火药四两。《海国图志》中云：“凡中西大小炮位，自五百斤至五千斤止。每百斤用营制火药四两，而炮弹用薄棉先裹，外加红布包缝周密……如夷炮四千斤，乃四千磅，实重三千斤，用药七斤八两。中有身短而口大者，则加用十分子二亦无妨。惟演放时听声用药，临演之际，预用红布袋，每包二斤或三斤，可以写明，用时送入炮腹逐包椿实，用引门锥，用力插看，以实为度。”

以上看出，清军已有性能不次于英军的火药，除福建省外，其它一些省份也曾制.造使用。如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署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火药一项，臣在省严饬营员，照上年钦颁前任福建提督陈阶平所奏提硝舂炼各法，加工制出一万余斤，眼同点放。试之于手掌而掌不热，试之于纸而纸不燃，已解至上海局，妥为受贮。”但由于清朝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致使清军在许多战争中仍然使用质量粗劣的火药与英军作战。如1841年1月7日的大角、沙角之战，《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云：中国“火药库是普通式的建筑之一，里面存着几千磅粗火药，装在木桶或泥罐中，我们全部投之于海。因为虽然中国火药的成分几乎和我们的相同，却是一种粗劣的东西。”接着英军进犯虎门、广州，导致“逆夷炮无虚发，我炮虽发无准，火药半杂泥沙，轰击不能致远。”

19世纪初英国的火药制.造工业，已经居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火药生产如提纯、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等工艺已进入近代工厂的机械化生产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以先进的工业设备，提炼纯度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药料的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颗粒，使火药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实性；使用机械式造粒缸，将火药块成大小均匀的火药粒；对制成的粒状火药，放在烘干室内，用蒸汽加热器烘干，使之保持良好待发的干燥状态；用石墨制成的摩光机，将药粒的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藏期。这些先进的工艺，保证了英军火药的优良品质。

在火药的配比方面，英国化学家歇夫列里在1825年经过多次实验后，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 2]↑。据此，在理论上，硝、硫、炭的组配比率以74.84％、11.84％、11.32％为最佳火药配方。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硝、硫、炭的比率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组配比率为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在火炮装药量方面，恩格斯的《炮兵》著作里云：“现在，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9磅炮组成，这种炮的长度为口径的17倍，重量按炮弹重1磅、炮重11／2英担计算，装药量是炮弹重量的1／3。”

六、中英双方火炮的射程方面

火炮的射程可分最大射程和有效射程两种。战争之时，中英火炮分类众多，其弹药装填量、铅子大小不同，作战要达到的目的各异，发射时又分仰、平、倒三法，其射程自然差异悬殊。不过，此时的中英火炮一则都是17世纪以来欧洲普遍采用的重型前装滑膛炮，炮弹出膛，飞行路线摇摆不定，不易致远；二则当时炮身和炮弹的机械制.造技术尚无规格化，与此后所用的后装线装炮相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简单得多。这种基本的技术原理决定了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的射程，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进步和提高。

以虎门大炮为例，该炮台建设的关键时代是1835～1839年，由关天培主持。林则徐主粤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林主粤期间，曾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订购了200余门铜制或铁制大炮。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关天培上折：“虎门海口……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层层控制，本属得宜，因大角、沙角两炮台，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本在大洋之中，遥遥相望，现在山脚又涨有船涂，船只经由离台甚远，两边炮火均不能得力。惟镇远、横档两炮台，南北斜峙，南山炮台在镇远以东，形如品字，错综布置，中隔水面止三百余丈，形势犹紧联络，当饬署参将佘清等在横档试放大炮，炮子正及海面中泓，实为扼要……但五千斤以下炮位，炮子及远自一百余丈至二百、三百丈不等，力量尚薄，必须六千斤以上大炮，方能致远摧坚。”二十九日，关天培折：“本提都率同署参将佘清、署守备陈魁伦，亲勘得大角、沙角两炮台，系东西斜峙，丈量口宽一千一百一十三丈夫，潮水退定中泓，量深四丈二尺，两傍水深自三丈余至二丈三尺止，全系泥底，试演三千斤大炮，炮子仅及中流，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一重门户，炮火已不得力。”

关天培的《筹海初集》，成书于1836年前后，是他写给清廷的奏章文集，是他镇守虎门各炮台的实战经验总结。故关在这里所说的第一层门户中3000斤大炮556丈（注：清代1尺＝今公制32厘米，556余丈＝今公制3.56华里）最大射程的方面的数据（此处很可能是夷炮），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关对第二重门户中所说的摧远致坚，可理解为有效射程。据此以观，既然旧式6000斤以下炮位最大射程为300丈，那么6000斤以上重炮的有效射程当为300丈以上，因此，认定当时重型火炮的有效射程最大在1000米以上，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鉴于以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和分析，战争前夕，中国购买的重型夷炮的最大射程在4华里之内，有效射程约为二三华里左右。而中国原有的旧式重型火炮的射程应小于这个数据。

清军新铸重炮的射程，以红夷炮为例。战争前后，清军在沿海、内陆各省铸造了大小不等的红夷炮型火炮，分1000～8000斤乃至万斤以上等多种。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江西巡抚钱宝琛奏：“奉两广总督饬令赶造土模三十具，现已遵式陆续先铸成三千斤铜炮二十尊，一体打磨光滑，造齐炮架。会同营员将炮运至空阔处所，于相距里许竖立两层皮靶，连日演试。每炮一位，用火药一百二十两加铅子一百八十两，响声俱属洪亮，其子透过皮靶仍行三里有余，堪以摧坚致远。”十月十九日，钦差僧格林沁等奏报：“赴海口炮台，演放炮位……当选得长两丈余废船一只呈验。奴才等随令于海河距炮台六七里外上流安放，装载柴草，当将炮座对准船只，逐加演试。其过火出炮均及灵捷，远可抵船，甚或过之。”《海国图志》中云：“世俗传闻之说，谓大炮响若霹雳，声震三百里，弹子可击三四十里，一遭轰击，山崩地裂，屋宇被击，坍塌平地，此皆未经演试之谈。殊不知炮响大小一样，极大者声震五十里，大小炮皆发里许……所以夷人交锋，如在一里之内，不甚开炮。必在相距五六十丈及八十丈之内，彼始开炮，十可中七八也。若至一里之远，弹子多坠，无力难准，虽可加高相补，究是无力。”“用炮远近疑释”条中又云：“向闻大炮击远二三十里，姑之不信，意者或有十里，其弹子弯者不计，直者想有六七里可用。”

从上述几则档案史料看出，清军新铸的巨炮的最大射程可达7～8华里。

战争时期，英军的重型火炮，其有效射程在3华里左右，最大射程9华里之内。看来英舰重型炮的射程不一定大于清军海岸重型炮的射程。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钦差大臣裕谦奏：“英逆所恃惟船与炮……至于数千斤之大炮，夷船虽能任载，而只可施于深水外洋，不能施于近岸之内洋。盖内洋水浅，近岸又必有明沙暗礁为之拦护，若放此数千斤之大炮，船必倒退，一经搁浅，船底着实，立刻震裂。故在内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数百斤之炮，不过口门窄而后身宽，多受火药，且施放灵熟，较官炮略远一二里，然亦止及数里之内，实无远及十余里之事。”

七、中英双方舰炮的品质方面

首先、清军水师的木质舰船小、易腐蚀、航速慢、笨拙、在航率低。战争之时，清军水师最大的船只是福建横洋棱船和广东米艇。横洋棱船长为8.2丈（27.3米），宽为2.6丈（8.7米）；广东米艇长9.5丈（31.7米），宽2.06丈（6.8米）。(54) 船首一般没有保护装置，不能撞击；靠人力划桨并配以少量小型风帆航行，航速慢，经不起风浪颠簸。战船为双桅纵帆，尚未采用转舵装置，继续使用那种依靠7～8人在甲板上大幅度用力转舵的方法。造船工艺落后，与英军军舰相比，战船虽小，但相当笨拙。船体容易腐朽，需要经常修缮，九年以后已基本上不能再用。

其次，清军战船，由于过于简陋，不能负载过重，一般只能配置数百斤至1000斤重的火炮，且装备大多还是旧式枪炮和各种传统的燃烧性火器。鸦片战争前，福建外海水师战船以同安棱船为主，最大的集字号配备重量不超过2000斤的火炮8门，炮位均安在舱面，炮手无所遮蔽，易受火力杀伤。广东外海水师有少量被称为“体势壮阔，安炮最多，俨若炮台”的红单船，其实长仅10丈余，宽2丈左右，只载官兵80人，配备数百斤至1000斤火炮20～30门。另一种可勉强在外洋作战的大号米艇，每船设官兵65名，配备近千斤至二三千斤火炮12门，另有火箭、喷桶、火罐等火器。但这种米艇，全省只有51艘，堪用者仅2／3。中国战船因为质量低劣，几百斤至1000多斤重的铁铸火炮，其射程只有300多米。(55)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闽浙总督邓廷桢云：“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横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迹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舵木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吃亏。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舰炮之力实不相敌也”。

英军战舰高大、抗腐性强、抗沉性好。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参赞大臣齐慎奏：“大夷船，长三十二丈五尺，头尾宽三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内外均用白铁包裹，惟底用铜包。船身内有三层，其留一层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个，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船体装有纵帆设备的高大船楼淘汰了，军舰降低了重心，航行更安全了。

其次，英舰机动性和航速远在清军水师之上。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全部依靠风帆。各种海船、军舰的舵柄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改变了过去那种靠人力在整个甲板宽的地方大幅度转舵的笨拙方法，从而提高了军舰的机动性，节省了舵手人数。船首部纵向三角帆和桅杆之间的支索帆比仅仅采用横帆航行起来更能吃风。横帆因增加了翼帆，使驱动力得到加强。有两桅或三桅，悬挂十余面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满帆时，一艘大型帆船可以挂起36面帆，以10节的航速破浪前进（注：10节＝37.04华里）。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蒸气动力铁壳明轮船，已开始装备海军。如“复仇神号”战船，尽管吨位小，安炮少，在西方正式海战中难期得力，但因航速快、机动性强、吃水浅等特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再次，英军舰队以其强大的海军和火炮数，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决定了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当时英国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6个“等级”。头3个等级属于3桅横帆大战舰：1级有3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火炮；2极也有3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3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炮，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至74门炮；4级是按折中方案建造的，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称为巡洋舰，有时也用在海军作战队列中。参加鸦片战争的3艘战列舰麦尔威厘号、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炮位数都是74门。迄至1840年6月22日，英军舰16艘，载炮540门。迄至1842年英军进犯长江前夕和过程中，英军的增援使海军拥有军舰25艘，载炮668门，轮船14艘，载炮56门。

八、中英双方火炮的机动性、射击精度和射速方面

战争之时，中国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许多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原因则比较复杂，主要是火炮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至于双方火炮的射击精度，英军已对弹道学作过初步研究，瞄准器具也已具备，使之射击精度大大提高。清军火炮射击，士兵大多凭经验。这使得双方火炮的命中率差距甚大。至于双方火炮的射速，它历来因程序复杂而发射缓慢，东西方皆然。

以火炮的机动性而言，战争前后，清军对炮车、炮架不甚重视，许多火炮没有炮架，一些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限制了射击范围。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查从前旧式炮架笨滞坚涩，旋转不能如意，且系寻常杂木，木性松脆，一经炮发震动，榫缝开裂，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况从前所用炮位数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当然，清军随后曾对炮架也做了一些改进。如丁拱辰于1840年设计了火炮的滑车、绞架和旋转活动炮架，它们在广东被用于陆上炮台和兵船。1841年龚振麟在镇海铸炮局督造火炮时，制成磨盘形枢机式炮架和四两炮车。

在火炮的射击精度方面，战争期间，清军一则以海岸巨炮对付海上舰炮，射击精度很差。二则明末以来的测量火炮发射角的铳规，士兵大多不会使用。三则使用这样的瞄准法，“旧法测视数端，有用锡片钻三空，安在炮尾上面窥之者。有用木板二片各开两空，前后悬葫芦者。有或悬垂珠，分安前后，二形相切，对线演放者。此二式谓之星斗，仅可以定偏正，而不可以定高低。惟有用竹管窥者，不拘定对靶，能知变通，上中下转移，斯可权用。”《英军在华作战记》对虎门炮战中的清军火炮的描述：“我军发现这些炮台中的许多大炮都装有瞄准器，瞄准器是笔直的金属片，钻着三个孔眼，用以射不同的距离。炮口装药的填塞料也完全是模仿我们的而造的。”当然，清军在战争后期，也在学习明末从西洋引进的铳规仪器（此时叫象限仪），试图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

此外，火炮的射速。清军火炮装填程序复杂，费时多，射速慢，如果第一发不中，则第二发已因敌舰远去而鞭长莫及。火炮每分钟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能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且铁炮在射击600发，铜炮约100发后，就已不太堪用。(66) 战争之后的林则徐对此深有体会，他在1842年8月被谴戍伊犁行次兰州时，回忆中英双方火炮射速的差别：“彼之大炮，远及10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英军火炮的机动性。战争之时，英军的火炮都使用了统一尺寸的旋转炮架，为了便于机动，炮身可在分解后吊离炮架，装入专用炮箱；炮架用车牵引，可以迅速转移，设置新的火炮阵地。1840年8月，大沽谈判，钦差琦善委派千总白含章登上英国军舰，发现英舰“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又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

❾ 鸦片战争时期，我国学者研究国家边疆地理及外国地理情况的作品

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叙述了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姚莹写出了一系列边疆史地著作。早期主要有《识小录》、《东槎纪略》,鸦片战争以后写就的《康纪行》尤其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道光十三年(1833年)完稿的《识小录》是姚莹在广东时期研究中外史地著作的札记

❿ 王和平 鸦片战争 著作

《试论鸦片战争中英军首先侵占舟山群岛的战略意图》，载中国《历史档案》1991年第二期；《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略论舟山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载《探析舟山》，2010年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英国侵占舟山与香港的缘由》，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国从舟山到香港的侵占过程》，载《浙江日报》1997年23日学术版
《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第一声问题新探》，载《舟山社会科学》，1989年第三期
《誓死保卫舟山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载《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丛书——抗英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与浙江共存亡的总督——裕谦》，载《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丛书——抗英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当提高——访舟山鸦片战争研究专家王和平》，载《浙江日报》1997年6月26日第十一版
执行主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1992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专著《探析舟山》，2010年5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