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八荒

① 秦国统一天下成就大一统，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14年

这和秦国的体制离不开关系，秦朝统治者实施苛政和高度的中央集权，这就造成了社会动荡，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② 初中创新作文课题研究成果

考场作文创新思维八法
作文教学实践和研究表明：高三学生的创造性写作构思仅凭感受力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思维能力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处理。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所说的，要写出不同凡响的好文章，除了立意构思上要考虑创新，对文章的形式也要多动脑筋，不必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形式也可以丰富多彩。这是因为经验型思维能力是“由一定的典型思维经验构成的思维能力，它来源于以往构思积累，它是前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沉淀。它通过已有的文章而储存和流传”（引自《高等写作教程》P225上海文化出版社）。许多作文满分、高分得主，考生往往在考场上心骛四极、神游八荒，善想、敢想的灵感，在绝大数情况下是利用这些经验型思维，将早已储存在头脑中的有“独特个性品位”的好的文章形式进行移植再加工，从而形成“另”类作文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因此，较多地较准确地掌握这些经验思维模式，对创造性思维的开拓是有直接意义的。
这里，我们把近年来高考学生创新作文经验型思维模式作一些举例式的概述介绍，既给广大考生建立一个小小的“点子”仓库，同时又为创新作文思维提供一些“向导”。
一、故事新编法。作者通过记叙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把关注到的生活，利用已有的文化积淀，大胆想象，巧妙构思，重新缀合、杂糅、移位、变式，创造出新的故事形象。1999年高考作文，大多数考生采用此法，把哲理性的思索隐含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之中，发表了对“记忆移植”的观点。2001年，又有不少考生采用“故事新编”法写出了像《阿Q新传》、《朱贵开店》等“金牌作文”。
[例文一]
阿Q新传
(2001年江苏考生）
“砰砰砰”，土地庙的门被拍得山响，外面有人叫道：阿Q,办厂去。同去，同去，阿Q忙奔过去同去了。谁知没跑上几步，便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斗……于是阿Q醒了。
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私营业发展。于是未庄掀起了办厂热，王胡和小D都开设了自己的工厂，做了老板，腰挂BP机手捧大哥大，风光得不得了，见了阿Q,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一想到这，阿Q就气愤：“妈妈的就是工厂吗？俺老Q也去办一个！”
阿Q还算是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看见未庄的男女老少洗头时都用一种粘稠的绿色的像鸟粪一样的东西在头上涂抹，一打听，才知道这叫洗发水。阿Q于是发现了商机，赶紧注册了一家日用品公司，专门生产洗发水。
阿Q将厂房建在未庄旁边的未河边。这未河原本清澈见底，鱼虾众多，谁知前几年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合伙办了一个造纸厂，废水全排到未河里。现在河里鱼虾早已绝迹，河水也已变成了深绿色。阿Q将厂址选在这里，就是为了就地取材，用这一池绿水作原料。
很快厂子建了起来，阿Q雇了吴妈和小尼姑做工人。吴妈提水，小尼姑往水里掺下猪糠，阿Q再往里面撒一些香料，就这样一筒洗发水就制成。阿Q不禁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
阿Q又到外地去收购了一些洗发水瓶，然后将厂里生产的“产品”分装到瓶中，拿到外面去销售。
起初，阿Q的洗发水无人问津，产品严重积压。阿Q于是动起了脑筋。
阿Q到电视台做了一个广告，宣称：未庄Q公司生产的全新绿色瓶装飘柔，保证让您秀发亮丽动人，乌黑飘逸。
广告的效应果然惊人。很快，阿Q的产品就变得十分畅销了。阿Q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几天，Q公司来了几个大盖帽，将厂房封了，还罚了阿Q二十万。原因是阿Q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制作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违反了经商诚信原则。
这下阿Q破产了，他每次走到王胡、小D的工厂前看到那一片红火的样子，就愤怒：“妈妈的，总有一天，绿盔绿甲的公安要将你们抓去砍头，嚓嚓！”
二、日记书信法。采用日记、书信体这种日常实用文的形式，不仅新颖别致，笔墨经济，而且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切感。考生往往把品味生活的甘苦，内心世界的烛照，种种情绪变幻的把握，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使读者（改卷老师）有欣会挚友之亲切，无面临生人之局怩。譬如2000年高考作文《失败•成功》就是采用日记形式的成功例子。再如《给“标准答案”的一封信》的考生，采用书信的形式来写议论文，从反面“切入”，对“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的题旨进行了先破后立的论证。读此文有如见到一位诚实憨厚的学生面临众严师在理直气壮地慷慨陈词。
[例文二] A文：
很高兴回答楼主的问题 如有错误请见谅

③ 列子的主要成就

天瑞
天瑞，意谓天地之灵瑞，自然之符应，即文中提到的“不生不化者”。列子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始有终，唯有“不生不化者”，亦即“道”，才能够循环往复、独立永存。“不生不化者”是世界产生与变化的本源，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自“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演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列子道逢百岁骷髅，顺此言明“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切缘自“道”，然而却并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
文寓言与议论选出，《黄帝书》视死如归，荣启期安贫乐终；林类行歌，不以营生为惑；孔子赞死，晓谕天下失家，又有杞人忧天，向氏为盗。凡此种种，恰如张湛《列子序》所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有形之物诞生、消亡，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人生亦复如是：从婴孩、少壮、老耄直至死亡，性命本非吾有，生死不过往来。
《吕氏春秋·不二》与《尸子·广泽》皆载“列子贵虚”，但依《天瑞》，列子自认“虚者无贵”。彻底的虚，必定有无（空）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别，也就无所谓轻重贵贱。万物自天成，盗者本无心，光阴若逆旅，生死不及情，是为《天瑞》大意，亦即《列子》全书纲领。
黄帝
本篇皆在论述养身冶物之道。全文围绕道心与外物的关系展开多番探讨，唯有应理处顺，忘形养神，才能达到所适常通，遇物无滞的境界。具体而言，修养内在道心。必须”壹其性，养其神”，做到心无逆顺，物我两忘。列子以列子御风、伯昏临渊、商丘诚信、粱鸯饲虎、津人撮舟、吕梁济水、佝偻承蜩等多则寓言对此反复加以证明。同时他又指出，除了保持内心的虚静凝独,人们在应物处世时还必须“含其德”，做到韬光养晦，与世无违。文中海上沤乌、赵襄子狩猎神巫季威、列子之齐、杨朱之沛,杨朱过宋数章，既为阐明其理。
既名《黄帝》，最终还是为了推崇黄老学派“清虚无为”的治世主张。从华晋国的国民，列姑射山的神人，到鬻子、老聃的守柔之术以及圣人的笼愚之智直至篇末惠盎对宋康王的说教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痕迹。对于列子而言，理想国内，上有效法天道无为德庇万物而不以为功的国君，下有自治自化的国民，同时还得有孔、墨等圣贤以仁义济人使“四竟内，皆得其利。”如此，天下大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周穆王
本篇皆在宣扬浮生若梦、得失哀乐皆为虚妄的思想。列子精心勾勒出一幅幅瑰丽奇异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神妙莫测的幻化境界，却又让它悔起倏灭，以期证明有生有形者尽为虚无的幻象，终将随着生死阴阳之变归于消亡；唯有造化万物的大道，因“其巧妙，其功深”，才能够常信常存，无极无穷。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惑于是非，昏于利害”，被新鲜短暂的过眼云烟所吸引，从而忽略了惯常恒久的实在拥有。因此，全文通过八则寓言，分别以化、幻、觉、梦、病、疾、诳等意象来譬喻人生的虚妄不实。另有一段议论，斯言梦觉之理，见解不凡。列子历数人间种种、万般境界，将其归纳为“八征”、“六候”，而后征引列子神遇为梦，形接为事”一语，推断觉醒时的行为反应与梦境的产生，都是自于人们的形体和精神与外界有所接触的缘故。唯有彻悟“感变之所起者”，才能以虚静坦荡的心态面对纷纭变幻的外部世界，即所谓“神凝者想梦自消”。
刘自《引子新书目录》以为《周穆王》《汤问》两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此语颇可商榷。自本篇以观，正因其立意之标新，寓言之荒诞，文辞之曼妙，方可见撰书者用心良苦。其目睹大道日丧，众生昏乱于世情而终不觉醒，故寄言于梦呓。内中痛楚，本非凡俗“君子”者可解。
仲尼

《仲尼》，一曰《极智》。孔子本为儒家先贤，修身治国也是历代儒者所关心的话题。然而面对“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的严酷现实，儒家的诗书礼乐往往失去原先济世勘乱的作用，而变为弃之可惜、革之无方的摆设。此刻，须由“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的道家思想出场，来给予迷惘的贤臣士子一份圆融静定的安宁心态。本篇列子便有意借用孔子的形象和言论来阐释这种“有易于自者无难于外”的修身理论。
文中以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的观点。列子认为，摒弃礼教和变革社会都不过是显露形迹的有心作为，唯有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泰然应对纷纭莫测的时局。同时，针对凡俗一味纠缠于外在细节，只知运用感官妄定是非的浅陋偏见，列子又提出判断圣人的独特标准：圣人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嫣。”
篇末，列子为了预防矫枉过正，又将’默而得之而性成之”的圣人与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加以区别对待，申明圣人之智寂然玄照，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后者却好像聚块积尘，只不过是繁华人间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那句至理名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论语·宪问》）
汤问

《汤问》一篇，笔锋横扫天下，尽显天地至理。文中载有诸多超逸绝尘的神话传说，极言天地之广阔无垠，万物之繁荣驳杂，以期突破世人囿于视听的浅陋常识，消除种种流于表象的巨细、修短、同异分歧，列子先借由殷汤与夏革的对话，畅谈时空的无极无尽，并且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天地亦物”的宇宙观；再通过大禹和夏革的两段言论，说明自然界的生息变幻以及人世间的寿夭祸福都是无所待而成，无所待而灭，即使博学多识的圣人也未必能够通晓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好比四方八荒的政风民俗，彼此相异却未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属于自然而然的产物，万事万物既然不可以凭借有限的耳闻目见来臆断其是非有无，那么通达大道的至理名言自然也无法按照惯常思维去理解其深刻内涵。所以列子有以詹何持钩、扁鹊换心等寓言故事来譬喻为人处世所必须葆有的平衡状态，亦既“均”。“均”于术，则可以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均”于技，则可以聆高山流水，响遏行云。
事实上，文中讲述的所有诡异奇特的技艺，都是为了将人的作为巧妙上推于道的境界，由此，“乃可与造化者同功”。只可惜，至情至理往往命同孔周三剑，虽为代代相传的至尊之宝，却只能”匣而藏之”，即使偶现其光，也被疑为了无用的废物或是荒诞虚妄的谣传，从而被迫“无施干事”，适形避世。
力命
本篇围绕天命与人力的矛盾关系，展开一系列论证。在杨朱看来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自为人人所不可企及。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遣际息息相关，世间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判断是非、主持公正的独立意志，也不怀有任何赏善罚恶的目的，它总是“昂知所以然而然”，所以历史上与现实中才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诸多颠倒混乱的社会现象。文中列举管、鲍至交，小白用仇的史事，却推翻世俗所谓善交、善用能的既定之辞，而将其缘由归结于“不得不为之的天命。同时辅之以子产诛邓析之略说，仍将其目果追溯到“不得不为之”的天命，与前文互为影响。道法自然，故而“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于，鬼魁不能欺” 。与其揣摩天意，机关算尽，希冀凭惜小智小识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不若学季粱安命以待疾，东门是丧子而不忧。只要领悟了“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境界，对于天命能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则自当不受外物纷扰而与天地同运。
但若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杨朱虽然皆量子之口嘲笺了齐景公登临流涕的短见，却又在篇束指出，农，商、工、仕，皆有否泰之命，然趣利逐势，亦是人力使然，势在必行，逆过既是顺。可见并没有完全否定存在的意义与人力的作用。“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此言此语，与其认作是一声无奈的慨叹，不若看成是杨朱遍经世事沧桑之后，对于至德之世隐晦而又痛心的哀悼。为杨墨相非之作 。《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杨朱
《杨朱》，又名《达生》。全篇畅言当生之乐，晓谕生死之道。文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论调，以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主张，堪称千古罕有的异端“邪”说。但刘向在《列子新书目录》中所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选。”则未免以偏概全，支离其说。
文中，杨朱将名实关系两两分离，认为名未必符合实，实也未必依附于名。他列举管仲、日恒、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的不同际遇，证明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实名贫，伪名富”的不公平现象。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尘世间的这些贵贱等级，并且卸下所有仁义道德的虚浮光环，让仁圣凶愚死后同样化作腐骨。由此反观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与飘忽无定的短暂人生，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与之相比，任何的生前虚名或是死后荣耀都无异于伤生害性的“重囚累梏”。凡俗之人，顾忌着刑赏的尺度、名法的教诲，行为处世往往前嗜后瞩，即便有幸得享百年之寿，也不过做了礼教与名利的傀儡。公孙朝、公孙穆酗酒作乐，端木叔散尽家累，在常人眼中自是狂放之徒。殊不知杨朱正是通过这两则寓言昭示天下，应当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才是悟道真人。
篇末，杨朱又唯恐矫枉过正，故而转回名实之论，表明在“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的现实中，“名”与“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但若是在缘自本性的欲求之外，还去追求多余的功名利禄，那就是贪得无厌，成为他所鄙夷的“守名而累实”。可见，杨朱学说本为批驳俗世虚荣，解脱纲常教化，并非肆意妄为。及至后人曲解，才让他无端担起了自私放纵的万世恶名。
《列子》没提倡纵欲，杨朱的《杨朱》篇更没提倡纵欲，而是崇尚超越一切欲望和外在事物的自由。摆脱某些有形无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式、但要知止。故杨朱篇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端木叔是杨朱学派所说没有达到全性保真而“不能自胜则纵之者”，即使是没有达到全性保真的“不能自胜则纵之者”的人，杨朱学派认为也不是假仁大伪的礼教假君子可以比的，这是杨朱与儒家相非得结果。
说符
《列子》全书，始以《天瑞》，终以《说符》，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叫做“符应”。“符”，有符信、符验的含义。“说符”，即谓“道”与人事的相互应验。全文通过三十余则寓言和说理，对“道”与“智”、“名”与“实”、“形”与“神”、“贵”与“贱”、“时机”与“变通”、“久利”与“暂得”、“持身”与“治国”等多对关系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论述。
世事无常，祸福相倚。因此，列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做到“持后而处先”，对于事物的存亡变幻，也应当透过其表面来“寡其所以然”。一方面要“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全身远害，避免重演郄雍的悲剧；一方面也要拥有“授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智慧，领会“先迕后合”的圣人之言，进而懂得各种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积来已久的缘由。然而世人多纵欲迷性，重利轻道，贪图一时所莸，不念长久之积，所以才会闹出“宋人拾契”、“齐人攫金”那样的笑话。唯有舍末明本，“归同反一”，因名求实，得其髓而弃其粗，才能一睹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绝妙天机。 “贵虚”
虚者，有无（空）皆忘,万异冥一,故谓之虚。《管子·心术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文子·精诚》：“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於方外，行於无门，听於无声，视於无形，不拘於世，不系於俗。”“贵”这个词不是列子本人所取，而是战国其时的学者概括列子其说的总结。列子认为虚无贵可言，一言贵就已经是有而不是无了。真正的无，需要有无（空）皆忘，差别消融，而这正是虚的意义。虚一旦彻底，也就无所谓贵贱有无（空）等等的概念。
以道为本
列子“贵虚”，其根本义旨与老庄思想接近，关涉的是精神境界问题，属于养生治身的学问。虚即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本体，即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准则。《冲虚经》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种种执著，上达于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这一以“贵虚”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道何以能成为万物生化的本体？照《冲虚经》之说，这需要从双方的物性看，处于永恒流转变化的过程，属于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不可能成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据。道的物性是“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实际上，道无所谓“往复”。具体事物往复变化，道贯于万物中而生化之，关涉于万物“往复”，故也说道体“往复”。道体生化万物，因此可以不受一形一象的限制而成为万物生化的根据。其次，凡具体事物各有其特定的功用。例如，天能“生覆”，地能“形载”，圣人能“教化”。但一有具体功用，就有局限，“随其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若天不能“形载”，地不能“教化”，圣人不能“违所宜”。因此，一切具体事物只能成为被统摄的对象。与具体事物不同，道非阴非阳，非柔非刚，不具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它不具有具体的功用，因此反而可以成为“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成为万物的本体，运化万物而有无穷的妙用。道永恒存在，有无穷的功用，这就是它能成为万物根据的道理所在。
但倘若把道仅仅理解为本体，则尚未尽其全幅义蕴。《冲虚经·天瑞篇》引老子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冲虚者，无执无为之谓也。道体冲虚，无执无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表示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之理。
说道体冲虚、无目的、无意志，仍有实体或实物之嫌，因此，《冲虚经》进而以“自然”解说道体之性。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显示的就是自然之义。万物的生成变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这说明，在万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者。因此，“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意谓，认为有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实体作为万物生化之源是错误的。
《冲虚经》以冲虚自然规定道体之性，并以道作为万物的本体，这就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定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据。它意在表明，道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则。人生的方式和目标，就是求得与道体合一，达到冲虚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实现心灵的自由。
齐物为一

如何达于理想之境，获得心灵的自由，《冲虚经》归之于认识上的转变。人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别的世界。人们往往执着于这些矛盾和差别，以此为是，以彼为非，故安于此而不能安于彼，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照《冲虚经》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执于物我、内外之分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要齐物为一，即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冲虚经·周穆王篇》由真幻无别、觉梦一体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世人皆以地上王国为真，天上王国为幻。《冲虚经》借“化人”之口分析说：“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天上和人间，一幻一真，这是人们的成见。其实，真幻有何差别？觉梦之别也是如此。古莽之国，其民“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中央之国，其民“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其实，觉梦有何差别，不过是人们执于常情妄作区分而已。
《冲虚经·汤问篇》由物之无始无终，进而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物这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的变化，在此则谓之终，在彼则谓之始。终始相循，哪有分际？终始如此，“巨细”、“修短”、“同异”之别亦复如此。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这一方面看，万物是有差别的；从另一方面看，万物之别则可以浑化为一。
生死可谓是人生的最大问题，所以《冲虚经》对此着墨最多。《天瑞篇》指出：“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执于生死之别，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可是，“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按照《冲虚经》的气论思想，生乃气之聚，死乃气之散，散则复归于原始状态。人之生生死死，乃一气之往复变化。人死于此，安知不生于彼？生死又有什么差别？人们往往以生为乐，以死为悲，这是不懂得生死一体的道理。
《冲虚经》强调万物齐一，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祛除人的常情，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缓和心灵的痛楚。《冲虚经·仲尼篇》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人懂得了这一道理，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荣辱、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超然的态度，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不留情，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
体道合真
在《冲虚经》中，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因此，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天瑞篇》说：“至道不可以情求。”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仲尼篇》说：“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冲虚经》认为，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
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用《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因此，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致虚”或“坐忘”。《黄帝篇》借列子之口，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无心之境
在《冲虚经》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冲虚经》“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力命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那么力命强调的就是宿命论、定命论式的一切“预定好”了的“fatalism”和“determinism”吗?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上文引述的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命论”这些词的。
萧福登指出,《列子》所主张的‘命’有别于‘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皆是自生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宗教式命定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列子》中“自生自化”“非物非我”的说法,是否定因果联系的,因而《列子》也不构成“命定论”。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宿命论”、“命定论”等标签来指称《列子》的“命论”,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
《列子》一方面,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命”或出于天,但无意志、无目的,《列子》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换言之,《列子》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命”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子》虽没有褒扬和突出人力”，但《列子》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先秦诸子多是肯定“力”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子》与之相比,有些不同,《列子》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没有非此即彼,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可以说《列子》的力命观,既不突出“天”之“命”,也不突出“人”之“力”,《列子》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知命之行，知事之变，才全也。所安者自然，所体者自解。什么是自然？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什么是自解？帝之悬解。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是对《力命篇》的继承。《力命篇》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是万物自生的结果。 《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④ 成果以前的黑历史都有哪些

成果以前的黑历史，比较知名的是早期微博的言论，但是事实上放下成见，从心出发的去看的话根本就不算什么黑历史。

⑤ 阻挡 成果 高尚 力量 阻挠 后果 夸耀 面貌 夸奖 结果 盛气凌人 四面八方 出生入死 中哪些是褒义贬义中性词

褒义: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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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鬼谷八荒》有多少成就都是些什么成就解锁了有奖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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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魏晋时期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魏晋时期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自觉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2、文学理论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3、文学思潮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4、文人风尚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⑧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科技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什么

一、魏晋南北朝的科技

1．祖冲之和圆周率：南朝数学家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

2．贾思勰和《齐民娶术》：北朝农学家，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

3．郦道元和《水经注》：北魏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水经注》叙事写物，文笔优美，精彩地方既像诗又像画，它既是一部优秀的地理学著作，又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二、魏晋南北朝的艺术

1．书法：东晋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代表作《兰亭序》。

2．绘画：东晋顾恺之，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

3．雕刻：

（1）开凿石窟的目的：宣传佛教。

（2）石窟艺术：南北朝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3）特点：继承了秦汉以来的艺术成就，也吸收了外来佛教艺术的特点。

⑨ 陈复正在中医儿科中提出的“集成八方”是什么药物组成

陈复正，字飞霞，惠州府(今广东惠阳县)人。约生于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卒于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他从小灵敏，学穷枢要，对《周易》卦象、《尚书·洪范》以及天文理数，确的心得。对宋代被称为五子作的《参同契》等书更有研究，知识渊博。他的门下每有质疑他都能剖晰详明，发挥晓畅，大解疑团。他在罗浮山当道士，努力学习静坐等气功。由于幼禀亏多病，他对医药怀有特殊的感情，对医家色脉之要，颇尝究心。他潜心钻研医经典籍，对《内经》、《神农本草经》推崇备至。每当他读到精采处，禁不住赞叹说：“至哉，圣人之道!”(《幼幼集成》小引)。对传说中伊尹的创制汤液，皇甫谧的《甲乙经》、扁鹊的《难经》、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王叔和的《脉经》、陶弘景的《补阙肘后一方》，也大加赞赏。对李时珍、张景岳、清代医学家喻嘉言的著作和主张，也加以肯定。认为他们是阐明《金匮》，发泄《内经》，扫芜秽而返清润，有功于医事不小的人。此后，他便以道士身份瓢笠云游，借医药济世。他行医四十八年，竹杖芒鞋行踪几半。他的医术越来越精，往往别的医生束手乏策，病人垂危，处于慌乱之际，他便飘然而至，慢条斯理地说不妨事，然后着手诊治。病人经过他的调理，很快就好了。遇到贫病交迫的人，看了病，不受酬谢；有急需调补的，甚至慷慨垫上参、术之类的补品。至于宝贵人家，如恃势要挟，不合己意，尽管有压力他也不出诊。
陈复正的思想属老子体系，崇尚恬淡自然，以慈悲为怀。他云游四方，深感人类中小儿稚弱可爱，尤须护持。他说，胎婴芽嫩，离母腹昭水上沤，风前烛，防护稍疏，立见殇夭，加上言语不通，小儿病是比较难治的。千百年来，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小儿病证治的医家并不多。一些诵医学无根底，滥竽充数，以讹化讹，误人不浅。尤其突出的是滥用惊风的说法。一遇小儿有热，不管是外感内伤，就说是惊风。用治疗惊风的方法治疗不是惊风的病，使无辜婴稚，枉受贻殃。陈复正对此不仅心甚怜悯，而且每读惊风一类的书，未尝不三叹流涕。为了矫正时弊，救小儿于无辜夭折，他特对小儿病证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广泛搜集前人的儿科著作，结合自己临床实践以实用为标准，判其合离，析其同异、存其精要，辨其是非，辑录成书，名为《幼幼集成》。
此书编成于公元一七五O年，共六卷。前四卷辑录了儿科各家的方论、民间验方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后二卷专论痘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夹叙夹议，有疏有注，图赋并茂，简明扼要，既易查对，又便于诵习。《卷堂读书记》说它诸凡病因治要，罔不备具于册，可谓无义不周，无隐不矣。
《幼幼集成》同时反映了陈复正的注重实际，反讹传的治学精神。在这论述指纹、惊风两个问题上，尤其突出。
指纹一说，初见于宋代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继之南宋刘昉、元代滑伯仁、明代万密斋、王肯堂等都有所阐发，内容逐渐充实。但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不必用指纹诊病，认为没有临床价值；一种却任意夸大指纹诊病的作用，说什么“指上辨青纹，认是四足惊，虎口脉青色，是猪犬马惊，黑色因水扑赤，赤色火人惊……”以讹化讹，致成祸害婴幼儿。对此，他不胜发竖，欲为规正。他用四句诗概括望指纹辨别疾病轻重的方法，即，“初起风关证未央，气关纹现急须防。乍临命位诚危急，射甲通关病势彰”。他还用三句话来说明观察指纹形色而辨别主病的方法，就是，“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这种方法仍有参考价值。
惊风，考其立名，汉晋以前的医籍中，还无记载。直到北宋儿科专家钱乙才首创“惊风”之名。后世医家遇到小儿发热症状，无论外感内伤，统称为“惊风”， 种情景愈演愈烈。还有种种不能说通的名目，如“天吊惊”、“看地惊”、“潮热惊”和“膨胀惊”等等，贻害无穷。他对此不遗余力地“彻底揭破”，还对那些谬论的驳斥，毫不留情，句句中的。他主张不用“惊风”之名，依其病因症状，分为误搐、类搐、非搐三种。他所说的误搐，就是伤寒病痉；类搐就是杂病致搐；非搐就是竭绝脱证。这就打乱了世传的“惊风”一说的体系，纠正了当时儿科对惊风的混乱现象。
对小儿痉挛症状的卓有成就的研究，是陈复正对儿科的最大贡献。他不仅以此力匡时弊，而且提出了精湛的见解，从辨证到治疗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认为小儿痉挛的病因，不外乎外感、杂病和脾虚三种。治疗应以解表、清热、温中三大法门分别施之。关键在于辨证，探本索源，对证施治，内服药与外治法相结合，不能滥用金石脑麝，妄行开关镇附、截风定搐。
张某有个五六岁的女孩子，一天坐着忽然摔倒，作反弓状，眼目翻腾，见白不见黑。儿科医生群集，都作“惊风”治，毫无疗效。三天后，病孩骨露筋浮，病情严重。陈复正画龙点睛诊视后，认为不是惊风，而是太阳少血，寒气伤荣所致。他用厥阴门中当归四逆汤，由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灸甘草、通草、大枣组成，为主方治疗，只几剂就治好了。
高某有一小儿，生下不久就患“百晬嗽”。面白眼清，自汗多嗽，满头青筋，头门宽大。陈复正诊视后，认为肝风有余，肺气不足，中气更虚，应该速投人参。但是，一个老妇从内阻之，一个医生从外阻止。他们认为初生儿不能服人参，服人参则不可治。高某夫妇信以为真，不敢用陈复正的药。于是便由那位医生诊视。两三月间，愈治愈危，以至于奄奄一息，逆证丛生，无可救药。医生束手无策，老妇缄口无言，都不敢来高家了。于是又请陈复正来治。一看，病儿面青目蓝，骨瘦如柴，声哑无音，咳嗽气促，大汗淋漓，四肢搐掣，逆证全具，毫无生机，只两目神光尚存。陈复正就用人参一支，龙眼肉五粒，蒸汤给他服下。服后气稍顺，又接连用人参一钱，龙眼肉七粒蒸汤服，竟获大效，当晚就汗搐俱止，喘亦减。但人小体弱，二钱参汤，须一夜才能服完。陈复正抱着病孩喂药，整夜没睡。几天之后，病孩睡眠较稳，呼吸较长。十天左右，诸证已愈八九。只是形色未复，音声未亮。于是服用人参增至每日四钱，龙眼肉十四粒，调理如前。二十天左右，共用人参六两多。至此，病孩声音清亮，面色红润，肌肉复生，精神胜旧。半周岁的乳儿，竟让其服下六两人参，起沉疴于万难之口。这样诊治，不单是世人未见，医家未闻，就是诸书也未记载，可以说他是有胆有识。
陈复正的《幼幼集成》至今儿科医生都很重视。日本《皇汉医学丛书·医籍考》、《珍藏医书类目》、《郑堂读书记》、《中国医学史》等都略有记载和评述。广州博物馆还展出他的生平及其著作。《幼幼集成》解放后有排印本。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所及不仅是岭南一带，而且是遍及国内外医药界，尤其是他的治学态度，敢于揭破讹传，提了自己的确见，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他不愧为一代名医。

⑩ 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成就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颔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