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杜法案与成果转化

① 谁来解释一下这个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由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后被纳入美国法典第35编(《专利法》)第18章，标题为“联邦资助所完成发明的专利权”。

我通俗点说：

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

《拜杜法案》施行后，企业可以首付一部分钱，换取专利使用权，把专利转化为商品，赚了钱之后，再和政府分成。

这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该法案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由此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继续维持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经济繁荣。

② 产学研用的体制机制

突破产学研用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生产力
多年来，大学和科研机构大批的研究成果难以转移到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20%，产业化不到5%。产学研用的状况与产业转型对自主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迫切需求存在很大反差。以2008年为例，企业在国内技术市场上达成的技术购买合同成交额为2163.5亿，其中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仅占1/10左右（263.9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严重制约产学研用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组织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其中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是理念和价值观。因此，要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把科研人员的内在驱动力激发出来，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大的突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价值理念。
产学研用合作的关键在于突破产、学、研、用各自为政的壁垒，立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将隶属于各个不同管理体系的科技人才和资源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科研产出的最大效应。因此，推动和促进产学研用结合，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科技人才，改变“先有成果，再找企业”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明确应用科研要以市场为导向，紧盯需求，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的机制，实现产学研用的“无缝链接”，在与企业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
例如，在化工领域，离子膜是“新中国几任化工部长的梦想”，曾三十年攻关没有突破。离子膜薄如蝉翼，被称之为“化学工业之母”和“化工皇冠上的明珠”，是我国基础产业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其核心关键技术长期为杜邦公司垄断，市场价每吨高达1000万。我校张永明教授团队，与山东东岳集团长期合作，历经八年科技攻关和产业化工程研究，终于实现了几代化工人的夙愿，从根本上打破国外垄断，彻底解决我国氯碱离子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离子膜技术攻关成功，其关键在于高校和企业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勇于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突破思想障碍，实现科研与产业的紧密结合。
2．完善法律法规，改变当前产学研用相关法律法规分散凌乱的状况，及时出台“产学研促进法”。
产学研用合作不仅是围绕技术创新而展开的一系列经济行为的总和，也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综合，涉及到多种新的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或单独、依次呈现，或交叉错综呈现。产学研用合作往往不能通过市场行为自发解决，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确立必要的准则，规范和约束合作行为，界定各类合作主体的职责和权益，建立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术、市场、管理等风险分担的机制，从而促进和推动产学研用合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而我国现有法律，仅有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二条对产学研合作有直接的规定，其它与产学研用合作相关的法律规范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因此，对于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最为有效的产学研用结合创新进行法律规范十分必要。
在这方面，国外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明确政府支持的科研成果归所在单位所有，奖励发明人，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等，为释放美国的科技生产力起到里程碑意义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制定《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产业技术力强化法》、《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等一系列法律 ，加大产学研用合作力度，推进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产学研用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同时也显露出种种缺陷和制度瓶颈，这实际上为促进产学研用合作立法创造了良好条件，“产学研促进法”的出台势在必行。
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用支撑体系和长效机制。
首先，要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统筹协调机制。要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瞄准需求，注重统筹协调。通过有力有效的沟通协调，消除障碍，理顺各个主体关系，调动各方优势和积极性，实现产学研用的“无缝链接”。
其次，要制定产学研用专项扶持政策。政府应根据产学研用结合中多方参与的特点，在制定政策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需求与利益，保证各方利益风险共担、知识产权共享，提高和保护产学研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要设立产学研用合作专项引导资金。强化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和保障机制，积极探索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产学研用结合投入体系，从而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
第四，要大力扶持培养中介服务机构。积极扶持、培养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咨询机构、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等一批自主创新的知识型的中介服务机构，并依托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产学研信息交流服务平台，通过不同类型的中介服务机构，解决产学研结合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要完善产学研用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在加快高校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与考核体系。积极落实国家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激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参与产学研结合。

③ 新科技进步法全文

《科技进步法》修订折射时代变迁大中小

从7月1日开始，实施了15年的《科技进步法》将换新颜。作为《科技进步法》的起草和修订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段瑞春见证了我国科技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和科技立法的进程。在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实施前夕，他讲述了立法过程中的点滴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听到了科技立法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步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征途上，有了法律这块基石，我们一定会走得更坚实、更稳健。

立法：兴改革之事

提起15年前的立法，段瑞春感触颇深，“当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又是我国新时期的发展战略。我国科技工作历来有着讲政策的传统，但如何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精神，运用法律手段解放和开拓第一生产力？这个问题提上了我国科技工作和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

“依据其调整对象不同，法律可以分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当时，制定一部指导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段瑞春说，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伴随科技进步的主旋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推进了科技系统的机制转变、结构调整和流程再造，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型体制正在形成。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我国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科技立法要抓龙头法，抓主要矛盾，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这是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同志的共同心声。”《科技进步法》于1993年7月应运而生。

“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步入法制轨道，起步是顺利的，开局是良好的。”段瑞春作为当年起草工作组组长，为此整整准备了三年。

在过去的15年里，《科技进步法》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在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修订：为创新“变法”

当时间的脚步迈入新世纪，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交互作用下，世界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创新战。

创新决战未来。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所有这些，对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国家科技基本立法提出新的要求。

“有人说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法的变迁只是经济社会发展在上层建筑的投影。科技立法尤其应当随着科技创新的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段瑞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实施，科技创新政策和相关经济配套政策需要及时调整。

“这种调整不只是局部调整，而是有必要进行全面修订。”他说，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突出自主创新这条主线，把成功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法律升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环境。

亮点：多项制度实现突破

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原法成功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制约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的若干瓶颈问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进行了法律创新。

段瑞春说，新修订《科技进步法》把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写入法律总则，并在有关章节中规定了从科技计划、经济手段、财税、金融等方面促进和激励创新的政策。而原《科技进步法》仅第三条有“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的原则规定。把创新作为主线，使得这部法律既是科技基本法，又是创新促进法。

新修订《科技进步法》把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运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产学研相结合是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战，将它写入法律是段瑞春多年的心愿。“在1993年制定《科技进步法》时，对‘产学研结合’战略定位的认识还不一致，还缺少成功实践经验的支撑，社会环境和条件也有待构建。修订后的《科学进步法》对产学研结合的规定是立法的一大突破。”

令他高兴的还有，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明确了我国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关主体的立法是我国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科研院所作为研究开发主体，长期以来在立法上缺位，属于“无法之院所”。

“这不利于科研院所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发挥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段瑞春回忆说，早在科技体制改革初期，曾启动过科研院所法的制定工作。由于有些同志担心立法会束缚正在进行的科研院所改革，因而搁浅多年。

段瑞春说，此次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对科研机构的规定，是多年科研机构改革经验的总结，期待以《科技进步法》的修订为契机，把现代科研院所作为特殊主体的立法提上重要议程。

段瑞春说，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同时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对执行国家计划项目获得的知识产权归属实施和利益分享的规定，与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专门立法相辅相成，进一步使得《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纳入法制轨道。

作为这次修订《科技进步法》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召集人，段瑞春还特别指出，自主创新不仅包括研发和生产，而且包括品牌营销。政府采购在世界各国历来不只是单纯的购买行为，而同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

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了政府对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优先采购制度和对研发产品的首购政策，段瑞春对此非常赞同。他认为，这项政策将有助于我国宝贵的市场资源向创新型企业做必要倾斜，并引导全社会为自主创新产品给予更多机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支持和群众基础，保障创新型企业较快地度过起步期、成长期，形成足以和国外企业一拼高低的机会。

尽管对法律增加科技投入缺少明确的具体比例而稍感遗憾，但段瑞春认为，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增加了有关科技经费的合理使用、正确管理和严肃监督机制等，这也是一个进步。“过去只规定增加科技投入，修订后的法律强化了监督机制。这对规范科技投入行为，提高科技投入效益，避免浪费、渎职和科研不端行为，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落实：全社会共同推进

“《科学进步法》是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本法。通过科技大法确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方针、重大政策和主要制度，是我国科技事业长期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律基石。”段瑞春认为，贯彻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其各项制度，要与贯彻执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紧密结合。一要认识到位，明确这部基本法的重大意义，形成共识；二要职责到位，明确法律实施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各部门、各地区、各产学研各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三要政策到位，进一步完善《科技进步法》的实施条例和配套政策。并注意与其他法律相互协调，避免撞车。

“随着我国新修订《科技进步法》的实施，我国科学技术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完备。但有一些重要规范，从法律结构上，还停留在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层次，需要及时提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他认为，在高新科技开发区、科技资源共享、产学研合作、科研安全预警和风险防范等方面都有待于加强立法。

■新闻背景

《科技进步法》修订过程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订《科技进步法》列为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

2005年12月23日，科技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批。

2006年12月2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将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列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

2007年3月2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发出了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第一次就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2007年8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科技进步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科技部部长万钢就修订草案作了说明。

2007年12月23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科技进步法修订草案。

2007年12月29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胡锦涛主席签发第82号主席令予以发布。

■相关链接

企业技术进步“八项规定”

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增设了企业技术进步一章，把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法律化，这是此次修订的最大亮点。

科技进步法关于企业技术进步主要规定了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提出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2.企业研发费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税前列支并加计扣除，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仪器、设备可以加速折旧；

3.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产业、财政、能源、环境保护等政策，引导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淘汰技术落后的设备、工艺，停止生产技术落后的产品；

4.利用财政资金设立基金，为企业自主创新与成果产业化贷款提供贴息、担保。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5.逐步完善资本市场，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

6.对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的企业，投资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等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7.依法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优先购买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8.将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包括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成效等，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考核的重要内容等等。

中国版的拜杜法案

《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明确了利用财政性资金取得的知识产权归授权项目承担者所有。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现行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上述规定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激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措施。

这堪称“中国版的拜杜法案”。美国的拜杜法案颁布于1980年，其核心在于规定由政府经费所支持获得的发明专利，原则上归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所有，并且给发明人奖励。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这一法案，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修改和完善。评论界对这一法案评价极高，如称之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如果没有该法，就没有美国今天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这一法案的意义在于，它把所有在政府财政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发明和发现从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当然，我国科技进步法并没有照搬照抄拜杜法案，而是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对知识产权归属、实施等作出了规定。

美国拜杜法案

法案是针对受联邦经费支持的发明专利权而制定的。其方针和宗旨是，通过专利体制促进对起源于受联邦经费支持的研究或开发的发明的利用；最大程度地鼓励小企业参与受联邦经费支持的研发活动；促进商业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包括大学）之间的合作；确保由非营利组织和小企业所做的发明能被用于促进自由竞争和经营的目的；提高由美国产业和劳工在美国所做的发明的商业化程度和公共利用率；确保政府对受联邦经费支持的发明能获得足够的权利，以满足政府的需要并防止搁置不用或不合理利用发明等。（科技日报 记者 刘恕 实习生 许清）

08-06-30

④ 美国政府如何支持创新创业

主要方式

与支持创新创业的理念相适应，美国政府支持创新创业的方式方法，体现了务实的精神，发挥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宏观管理。白宫与国会制定国家总体的科技法案，在不同时期通过并实施了《专利法》《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推行加速折旧、研发经费增长额税收抵免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在联邦政府中，国防部、能源部、卫生部、宇航局、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是重要的科技管理机构，管理着大量的研发资金。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主要管理职能是调查和掌握全国科技资源状况，包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登记备案，对国内科技资源有关数据进行统计、解释和分析，调查统计全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的联邦科技经费总额等。此外，还有国家科学院等私人非营利机构，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建议。

项目支持。联邦政府中，10余个部门均资助科研项目，2013年政府R&D投入达1440亿美元。在政府所有资助项目计划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有11个研发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参与，约每年投入资金25亿美元，支持初创公司的高风险创新项目，约有25%的公司在SBIR资金支持下成立。再比如，实施的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STTR），规定研发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每年要划出一定比例的研发经费，专门支持小企业与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项目。在政府投入资金的带动下，全美每年私人R&D投入达2700亿美元。

政府采购。政府面向企业采购先进技术和产品，是政府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方式之一，采购重点向小企业倾斜。比如：《联邦采购条例》明确了小企业预留制度、小企业分包制度、报价小企业优惠制度等；《美国小型企业法》规定，联邦政府应尽可能向小型企业提供采购合同，一般小型企业每年获取合同金额应不少于总合同金额的23%。

创业服务。成立了联邦小企业管理局（SBA）、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妇女企业中心及其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提供包括创业培训和咨询、指导起草商业计划书、企业管理技术支持、与银行合作提供担保贷款、帮助企业申请政府采购合同，等等。州、郡、市等各级政府也重视做好创新创业服务工作。

培育生态。联邦政府遵循创新创业规律的本质要求，积极培育创业生态系统。尤其注重发挥大学的优势，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时借助了高校资源，成立的能源部联合生物能源研究所等国家重点研究机构有大学参与其中，大学60%以上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资助，《拜杜法案》加快了大学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注重引导大企业与小企业创新合作，通过立法的方式支持企业之间进行合作研究开发，规定大企业要把承担政府采购合同份额的20%转包给小企业。高度重视争夺全球高端人才，持续推进实施移民政策，硅谷地区约37%的人口出生在外国。

⑤ 保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产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信息、物质等要素，则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涉及的条件和因素很多，该保障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激励和保障机制

要提高技术市场对技术交易双方的吸引力，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资助、信贷与税收的激励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技术市场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二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用经济手段促进成果转化是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资助与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抵免、信贷优惠及保持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等。政府的资助与补助对技术创新及转移具有起动作用，如法国的科研成果推广署就是专门代表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与开发的政策手段，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拿出数百亿至上千亿美元采购新产品，许多没有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买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政府与大学、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都是采用合同的形式实施的。政府的税收与信贷扶持是进一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三是通过完善的技术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为国外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扩散机制是指科技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有关人员特别是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信息的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因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简单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因此说，人才从大学、科研院所到企业的流动使科技成果转化变得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以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96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进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养与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积极鼓励大学通过各类培训为企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倡导企业为大学提供实践和锻炼场所，鼓励大学教师“内地留学”以及学生“工厂体验”（赵京波，2012）。日本还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从民间企业招聘教师，民间企业也派遣技术人员到大学进修或聘任大学教师进行讲学和指导，双方互通有无，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交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在不影响学校自身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英国政府及高校也总是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甚至一些高校规定院系负责人必须到企业去兼职才有条件回学校继续任教。在德国，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与企业双方采取双向流动的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政府为支持这种形式给予了必要的资助。而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则是通过控制离职率来调节人才的流动（万金荣，2006）。

（三）建立迅捷广泛的技术市场信息网络

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把知识创造的源头与进行产业化的公司或企业联系起来，使他们互相作用，相互连接。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技术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让技术需求方或潜在的技术需求方尽快了解到他们能够获得技术的渠道和想要的技术，都会积极建立完善的、有效连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这也是其技术市场充满活力、成交规模大的有力保证。如日本技术交易所赖以服务的基础便是技术交易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其联网和数据库相当广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资800亿美元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50多个州的信息网络，供企业查询信息。德国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数据库系统，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杨萍，张源，201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建有强大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企业的技术交易与交换（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前提。关于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受到了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战略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实现政策法律与成果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1.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可以分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与税收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图4-2）。

图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

1）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对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重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立法，多是原则性规定。如：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进行了以促进政府资助所产生发明的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促进政府部门、商业主体与非营利组织（主要指大学）之间的协作为目的的一系列对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李恒，2009），该法案使每年数以万计的发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达70%（张玲，贾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及随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联邦资助技术成果的转移。《技术创新法》（1980年）要求联邦实验室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探索与政府、公司、企业的技术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研究交流活动，促进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科技白皮书》、《技术展望计划》，韩国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法国1999年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科学研究法》，德国的《科学技术法》等都可以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2）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更是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李恒，2009）。美国制定的《拜杜法案》专门调整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所产生发明的权利和义务（万金荣，2006）。德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针对资金短缺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的科技资助。2000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将重视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进了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跨国结合（李恒，2009）。美国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2），《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促进法》（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法律也对中小企业在结合研究中的技术发明权做了特殊保护条款，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3）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作为激励产学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减税法》（1992年）以及《新税法》（1998年），给予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以较大的减税空间和机会，调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根据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投资给以税收减免，规模越小，获得的优惠就越大（万金荣，2006）。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大多数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制安排，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的各种计划和制度中，方式比较灵活。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扎根于市场经济，以科技成果的产权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主要特征，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外部的公平竞争法律环境，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进行的保障。美国《专利法》规定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1994年以前为17年）（银纯泉，2003）。《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年）保证了参与共同合作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利益，提高了团队研究人员及发明人的奖励，对促进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赵德铸，2010）。日本于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改了大学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则，规定了专利年费和专利申请手续费的减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美、日、法、韩、印等十几个国家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5）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法律制度。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的法律是指以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为根本目标的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法等立法或与产学研结合创新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外关于该类型的法律较为丰富，推动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发展。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授权联邦各机构与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开发研究协议，为联邦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伙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韩国颁布实施了《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万金荣，2006）。1998年，日本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进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官合作的专门规定，从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年）也出现了专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条款。此外，众多发达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产学研协作，诸如：芬兰的“国家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术升级扶持企业增长计划（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营运与技术路线图计划（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麦的“创新共同体协议（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STTR）等（张嵎喆，蒋云飞，2010）。

2.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1）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措施。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减免税等直接优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从所得税中抵免，同时对新产品的中间试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美国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在风险投资方面，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李恒，2009）。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等（李恒，2009）。德国政府在风险投资政策环境改善方面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法国政府推行了科研税收信贷制度以促进技术创新，即企业第一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50%可以免税，以后每年增加投资的50%可享受免税。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款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李恒，2009）。俄罗斯联邦的《企业财产税法》和《税务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对科研机构、企业和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及从事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商品、劳动、服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对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是各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先购买本国高科技成果的“优购”、“首购”政策。二是对技术落后、低附加值政府采购产品的“限购”政策。三是政府对尚待研究开发产品的“订购”政策。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国家之一，与政府采购相关联的法律、法案多达 4000多个（李恒，2009）。2004年补充后的《联邦政府采购法》和1933年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高份额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集成电路为例，1960年集成电路产品问世之初，100%由联邦政府购买。英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购总量在1000亿英镑左右。为了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扶持，英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实验室、国有公司在计算机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购上，必须从本国公司购买，使政府采购成为政府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为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恒，2009）。

3）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如韩国政府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在激励竞争中的重要性，于2004年3月宣布，将原属商业、工业与能源部的韩国知识产权局转属于科技部，并对知识产权局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体系。日本2002年7月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2003年2月，由政府内阁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部成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于此，一个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用、发展多媒体素材产业、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意识等五大部分组成，包括270项具体措施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体系正式形成（李恒，2009）。

为鼓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下放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措施。美国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发达国家下放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一措施开始实施的标志。日本也有类似于美国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受国家和特殊法人之委托研究开发所得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可归属与受托人。2002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规定取消上述条款中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将该条款适用于所有委托研究开发的预算项目。英国为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生产力，把过去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得知识产权一般归国家所有，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欧盟主要通过诸如《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和许可》等研究报告来修订受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与使用的规则，推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向执行机构转变。

⑥ 谈谈你对知识产权问题和软件保护有什么看法

识产权或称智慧财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系指对所拥有的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一定时间期内有效。智力创造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和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概述
知识产权事实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它更像是一种垄断权——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智慧活动成果的垄断。理论上，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确保智慧活动创造者的利益受到保护，并鼓励更多智慧活动的产生，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其他公众也能从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对使用者收取费用，或在一段时间内禁止他人抄袭、竞争来获得保护。

通过授予这种垄断权利，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能够获得对其劳动成果的补偿。例如一个厂商可能为了开发一种新产品而投入了10年的精力与资金，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在产品推出后，其他厂商可以立即抄袭其成果，而所付出的成本几乎是零，从而也因此能够以更低价格出售相同产品，损害原创作者的利益。这种例子现在常见于制药业：许多发达国家的药厂抱怨，他们在花费多年心血与大量资金投入后开发出来的药物，最终却可能被第三世界国家的药厂仿造，使这些原创药厂的利益受损。

知识产权的存在能够保护创造者利益：在规定的时间内，原创者将获得相对垄断权（反专利（Antipatent）法理对滥用知识产权有制约作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参与相同产品的制造。原创者可以对使用者收费。而从长期来讲，公众也将受惠：虽然在短期内他们无法享用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这样却能激励对原创性创新的更多投入，导致未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诞生。而知识产权中的相对垄断也被认为是良性的：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若将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只可能刺激其他厂商开发类似但是更便宜的产品，最终受害的是创造者自己，而消费者则永远是受益者。

不过近年来，很多人开始相信，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扩张，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创立之初的宗旨已经改变：知识产权的目的已经从保护公众利益变为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在忧心知识产权已经触犯公众利益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理查德·斯托曼。

知识产权分为两类：

工业产权，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以及原产地地理标志等。专利保护期一般20年，工业设计保护至少10年，而商标则可无限期保护；
著作权，它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电影、音乐作品；艺术作品诸如绘图、绘画、摄影和雕塑以及建筑设计。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包括表演艺术家对其表演的权利、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的权利以及广播电视组织对其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权利。著作权持续到作者逝世后至少50年。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企业可以认定任何信息为“商业秘密”，禁止能够接触这些机密的人将秘密透露出去，一般是通过合约的形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只要接触到这些秘密的人在获取这些机密前签署合约或同意保密，他们就必须守约。商业秘密的好处是没有时限，而且任何东西都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就属商业秘密，100多年来外界都无法获知可口可乐的全部成分。

知识产权具有以下特点：

专有性：除权利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外，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这表明除非通过“强制许可”、“征用”等法律程序，否则权利人独占或垄断的专有权利受严格保护，不受他人侵犯。
地域性：即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外，经一国法律所保护的某项权利只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
时间性：即法律对各项权利的保护，都规定有一定的有效期，各国法律对保护期限的长短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只有参加国际协定或进行国际申请时，才对某项权利有统一的保护期限。
一般立法保护知识产权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保护创造者对其创造的道义和经济权利及公众利用这些创造的权利；
促进创造性及其结果的传播与应用，鼓励公平交易，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推动以外国直接投资、合资经营和授予许可证的形式转让技术。
这些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可以被转让、出售、出租，在一些国家甚至还能与普通资产一样被抵押。但是知识产权一般有一定的限制，如期限的限制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如合理使用等）。

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产品。一个专利权可以被出售或转让，但是该专利权的产品并不受知识产权影响。因此有些人认为“知识垄断”（Intellectual Monopoly）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事实上知识产权就是经政府授权对某些技术、设计或知识进行垄断。

历史
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这种特权，或由君主个人授予、或由封建国家授予、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予。

知识产权战略
主条目：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些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他对提升国家竞争力有很大的作用。

1979年，美国政府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知识产权战略成为美国企业与政府的统一战略。美国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和扩充。1980年通过《拜杜法案》，1986年又通过《联邦技术转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2000年10月众参两院又通过了《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进一步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科技成果运用程序。此外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同时非常注重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如美国CHI研究公司的“专利记分牌”系统，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论文和专利指标进行研究，现在已经被许多国家使用。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现在甚至已经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同时，知识产权对科技进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是为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流通，促进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制定的.

包含以下内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计算机软件的登记管理
法律责任

⑦ 知识产权的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些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他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版有很大的作用。权1979年，美国政府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知识产权战略成为美国企业与政府的统一战略。美国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和扩充。1980年通过《拜杜法案》，1986年又通过《联邦技术转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2000年10月众参两院又通过了《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进一步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科技成果运用程序。此外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同时非常注重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如美国CHI研究公司的“专利记分牌”系统，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论文和专利指标进行研究，已经被许多国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