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反腐成果

❶ 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1、查处腐败大案要案毫不手软，形成强大震慑效应。截至今年6月底，共立案审查内中管干部280多人容、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

2、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置问题线索236.2万件，立案141.8万件，处分140.9万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4万人。

3、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好转。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多起，处理24万多人。

4、狠抓国际追逃追赃，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截至去年底，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追回赃款86.4亿元，目前已有45名“百名红通人员”落网。

5、推动正风反腐向基层延伸，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十八大以来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

❷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取得哪些成就

成就一：
高层亲自推动。
成就二：
密集出拳①查办②约谈③巡视④清退内会员卡⑤网络举容报监督专区。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频频出手,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清退会员卡等环环相扣的密集组合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成就三：
群众参与，形成反腐的人民战争。网络反腐成效显著。情妇反腐成为利器。实名举报不断涌现。中国新闻网

拓展资料：

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2014年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年度字词今揭晓， “反腐”列年度国内词。

❸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党风建设、反腐倡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呈现高压态势
从陈柏槐、郭有明到许杰、戴春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半个月时间，四名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反腐败持续挥出重拳。
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处置反映问题线索12．9万件，同比增长13．5％；立案11．8万件，同比增长10．1％；结案10．2万件，同比增长12．6％；处分10．8万人，同比增长7．6％。
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部位仍然呈现易发多发的特征，反腐倡廉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充满期待。
为此，我们党表明了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一年多来，惩治腐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一年多来，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等人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或已被查处。
一年多来，有案必查，有腐必惩，通过有效严肃的查处，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腐震慑力得以发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得以彰显，腐败蔓延的势头得以遏制。
一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方面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反映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诫勉、函询、教育，防止小错酿成大错。上半年，各地认真核实有具体线索的群众举报，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作出组织处理4226件。
落实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如今已实施满一年。
中央纪委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10月31日，各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5人。
违规公款吃喝，工作日午餐饮酒，大办婚宴收取礼金……今年3月至今，中央纪委分3次集中通报了2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集中通报了一批当地查处的典型问题，起到了警示震慑作用。

一年间，细化八项规定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出台会议费管理新规，狠刹会议费支出；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严禁元旦春节期间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进而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一年间，党风政风带动了社风民风的好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百姓的共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
10月28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当时，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刚刚结束，廖少华案件就是由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线索移交给中央纪委的。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目前，中央第二轮巡视正在进行，10个中央巡视组已全部进驻被巡视单位、地区开展巡视工作。
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面对腐败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在制度层面、机制层面、立法层面采取全方位行动，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督，这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持续推进——
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外公布，迈出了用制度约束权力的重要一步；
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实施。

❹ 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 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当时任清涧具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因此，当地群众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阐述革命人生观的光辉篇章，教育党员和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各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这些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各解放区严格执行惩办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于1947年10月以解放军总部训令形式重新向全军颁发，要求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区党政军的反腐倡廉建设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始兴终亡”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这次整风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自我检查和组织帮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接受党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他们勾结私商以各种手段侵吞、盗窃国家财物，有的收受贿赂，包庇资本家偷税、漏税。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5]。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发，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发动“三反”运动，清除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腐败现象，从而净化了党风和社会环境。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此后，“奢侈浪费可耻，艰苦朴素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官不贪，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荡涤了旧社会的腐朽丑恶现象。

❺ 网络反腐的网络反腐成果

李亚力（曾任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2012年10月，李亚力在处理其子违章驾车并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过程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构成渎职错误。此事在网上不断被曝，引起山西省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3年2月1日召开的太原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免去李亚力的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雷政富（曾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
2012年11月20日，网上流传疑似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之后迅速成为网络热点话题。经核实，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为雷政富。11月23日，雷政富被免去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雷政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雷政富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
陈雪明等（曾就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年8月1日，网友上传视频举报上海高院陈雪明、赵明华等5人在某夜总会集体嫖娼。8月2日，上海市纪委、市高级法院组织专人展开调查；6日，通报调查结果并公布处分决定：涉事的上海高院4人中，3人被开除党籍、提请开除公职；1人留党察看、提请撤职。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海市公安局已对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郭祥华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
杨达才（曾任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2年8月26日，杨达才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因面含微笑被人拍照上网，引发争议并被网友指出有多块名表，被讽刺为“表哥”。2012年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做出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2013年8月30日，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9月5日，被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万元。
周伟思（曾任广东深圳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
2012年11月25日，网友发帖称周伟思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过20亿元。经查，2013年2月8日，周伟思被执行逮捕。目前，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一案已侦查终结，并于7月3日被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刘铁男（曾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经调查，刘铁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目前，刘铁男已被免去其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新华社2013年8月18日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的网络调查中，74．6%的参与者选择了“网络曝光”，而选择“信访”方式的只占1．27%。
福建省一位纪委干部认为，人们之所以青睐网络举报，主要是因为网络能够吸引眼球，形成舆论压力，“迫使”有关部门快速作出回应，“一些长期得不到处理的问题一经网络曝光，可能很快就有了‘动静’”。相比传统的信访举报，网络举报的效果无疑迅速了许多。
无论是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其不雅视频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还是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在12小时后被立案调查，引来喝彩的“秒杀贪官”背后，是相关部门对网络举报线索的高度重视和快速反应。
在福建连江，一套网络涉腐涉纪舆情收集处置机制已经形成，纪检、宣传、公安等部门联合应对，凡是涉腐涉纪的舆情信息统一报送纪委处置。这套机制建立以来，连江全县共收集涉腐涉纪和群众关注的问题等舆情信息近6万条，其中45条与连江县有关的涉腐涉纪舆情进行了有效处置。
2011年8月以来，江苏淮安市纪委在当地最有人气的民间网站“淮水安澜”论坛开设了“阳光纪检”专栏，在接收网络举报的同时，要求各部门对网民反映的咨询投诉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应。17个月过去，这个旨在让百姓参与零距离、投诉零门槛的网络平台发布主题帖3．78万个、跟帖近55万个、点击量达6700余万人次，网民通过“阳光纪检”平台举报并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违纪案件达52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