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成果转化

『壹』 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一是激发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回是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移答转化率偏低的根本原因，金智创新认为，要想有效的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奖励机制与模式，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开展成果转化。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互动融合，
二是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一般来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由三方组成，一是由科研机构提供前沿科技成果，二是有技术需求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等，无法高校的沟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的，充分发挥其沟通协同的作用。让企业和高校能够各取所需，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围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国家财政科技计划成果和科技奖励成果为重点，发布一批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产业带动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

『贰』 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是世界竞争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表现科技成果（特别是高技术成果）转化数量、质量和转化速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程度及其市场占有率的竞争。
2、科技成果转化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而只有把作为第一生产力重要体现的科技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3、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新技术的产生并不等于新产业的形成，要使科技成果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形成规模效益，就需要科技工作者与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定有力措施，创造有利于成果转化的环境条件，加快成果转化的步伐，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作出贡献。
科技成果转化不能单单为了转化而转化，最终是要面向市场的，这就需要专业的第三方，从中斡旋，提供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广东文华氏生物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提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囊括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评价材料提交、评价材料审核、评价专家遴选、评价报告查询等服务。

『叁』 科技成果转化是什么意思

科研成果转化是指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已转化成成品、样机、技术得到全面推广应用等，证明一般是如转化为新产品，可以用该产品新产品证书、生产批文（药类的）、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等一种或多种材料证明；若转化为新设备，则用该设备说明书、设备备案文件、发票等证明；转换为新技术，一般是要多个使用单位的推广应用证明。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企业可以自行发布信息或者委托技术交易中介机构征集其单位所需的科技成果，或者征寻科技成果的合作者，也可以独立或者与境内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合作者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承担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还可以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型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部分企业相关人才匮乏，不具备技术辨识能力，并且对产生发展动态以及产业政策方向并不清楚。一边是科学家创新成果找不到转化出路，另一边是企业家找不到好的项目，因此需要找专业的机构提供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
广东文华氏是专业的拥有科技成果转化指导机构，拥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秉承“科学检测、专业服务”的宗旨，为客户提供科学、公正、严谨、客观的服务。

『肆』 激励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激励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无法通过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其中的内涵，因此，本研究不去探讨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激励理论，而是有选择性地说明该理论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应用，揭示和描述激励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形式。

（一）激励的动机与科技成果转化

按照激励理论的观点，激励机制是组织者为了使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其目标相容，并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而执行的一种制度框架。它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组织行为规范和根据组织成员生存与发展需求、价值观等而设计的奖惩制度来运转。激励是组织对其成员而言的。据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组织成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机是自利，因此，自利准则也就成为激励的支撑点。

通常认为，自利的直接目标是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自我利益中第一优先考虑的是金钱利益和物质利益，这一动机被称为组织成员的享乐主义动机。但是，除此之外，创新过程中自利的表现形式还具有社会、文化和科技成果转化参与者个性方面的烙痕。比如，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当其成功以后，一般就不再只是热衷于金钱所带来的享受，特别是物质方面的享受，这些人的行为或其他活动的动机可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希望通过商业或工业上的成功获得社会名望。第二类，存在有政府的意志和战斗的冲动。第三类，以创造和冒险为乐趣。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3类动机归类为非享乐主义，与享乐主义类型的动机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国学者张静波、齐建国认为非享乐主义的动机还有第四类，即作为组织成员，甚至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对人类负有责任，具有一种使命，为了让人类或自己的组织能够生活得更好，自己应该为改变现状作出贡献。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来说，就常具备这一类动机，他们的喜悦不是为了物质方面的享受，而是来源于尽到了责任，是对自己精神寄托或说是价值实现感到欣慰。但是这种动机的长期保持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人的生活和进行技术创新及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条件需要得以保障。否则，他们努力换来的成果就不符合他们最初的设想——给组织的全体成员带来好处，这种动机便会消失。因此，这就要求组织，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为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以保持他们这种“利他”主义动机。

（二）激励的类型与科技成果转化

激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的自利为激励物的物质型激励，另一类是以人的精神动机为激励物的精神型激励。在现实中，纯粹的物质型激励或纯粹的精神型激励是不存在的，总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型激励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原因在于：首先，精神需要通常是建立在作为自然人的生理和生存上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相关人员只有在物质生活条件允许其不首先考虑物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其次，社会环境决定了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物质财富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成功的尺度，即使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还是会有拥有更多财富的榜样可攀比，自然会产生高一层次的物质需要。再次，对于具有非享乐主义动机的科技成果转化人员来讲，在精神型激励涵盖的范围内，他们关心的焦点在于如何创新及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因而对他们最佳的激励莫过于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而这样的激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组织创新和进行创新投入的同时就已经完成了。这样一来，就多多少少地掩盖了物质型激励的重要性，同时更加突出了精神型激励的存在（张静波，齐建国，1995）。但是，物质型激励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精神型激励就不存在了，相反，恰恰说明它总是伴随着物质型激励发挥着作用，其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型激励应该是通过观察社会环境，了解组织成员的需求后得出的理性选择。因此，我们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不应只强调物质型激励和精神型激励的某一方面，而是要让两类激励共同发挥作用。

（三）激励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在三个方面的直接参与和协调下实现的：市场、企业和国家。企业或其他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是激励的接受者，它所受到的激励来自于市场和国家——激励的发出者。

1.市场激励与科技成果转化

市场分为竞争和垄断两种情形，竞争是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最重要激励。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是来自市场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之一。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是对企业利润最直接的威胁，要使企业的利润不受影响，只能节约这种要素的价格，或随要素价格上升的同时提高产品价格，但是价格的上升对应的是需求的下降，还是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刺激企业对应用新技术的需求，以更经济的使用某一变得昂贵的生产要素。其次，追求企业的独特性也是来自市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之一。“如果一种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能够导致更低的成本或别具一格，并具有能够防止被其他企业模仿，它就可以增强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企业总希望采用一些手段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企业，改变销售的渠道，扩大市场的销售范围，只要能使自己别具一格，就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对象。

可见，市场激励是从市场角度，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激励企业应用新技术从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由于市场机制是企业一切活动的检验标准和评价指标，因此，让市场的竞争机制来体现风险与收益的关系，这样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周序红，肖丕楚，2003）。

2.政府激励与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担负着加快国家整体技术创新的使命，它总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政策、法律、法规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方向。政府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间接干预为主，这种影响力所产生的激励作用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为正向激励，即实行鼓励性的政策加以促进，如：科技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部分与之重叠的产业政策。二为逆向激励，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用以进行技术管制，把技术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限定在某个限度下。政府的政策选择总是指向最能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领域，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就成为政策倾斜、大力推进的重点。实际上，企业的规模也与科技成果转化存在一定的关系。小企业结构简单，创新的效益、企业的前途与每个创新者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激励作用就明显。由于规模小，小企业对市场信息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同时能够更容易地接受新技术而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因此，国家应该重视对中小企业采取各种方式给予支持，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作出贡献（张静波，齐建国，1995）。

可以看出，政府激励是从外在的制度建设、政府行为角度出发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由于科技成果自身的特点，可能产生创新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一种制度的保证，防止技术的外溢性，保证创新者的利益。

『伍』 科技成果转化有哪些类型如何收费

科技成果转化的类型包括：自行投资实施转化；向他人转让该技术成果；许可他回人使用答该科技成果；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以及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专利、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科技成果转化的费用是不定的，由技术专家根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和近3年内科技成果转化的年平均数进行综合评价。同一科技成果分别在国内外转化的，或转化为多个产品、服务、工艺、样品、样机等的，只计为一项。
科技成果转化可以选择广东文华氏，文华氏拥有顶尖生化实验室和硕博科研团队，可以为医药企业提供人才及技术输出等服务，促进成果转化；同时文华氏拥有技术成果评价专家，为产品和技术的改进提供解决方案，指明完善方向，促进成果市场化应用和推广。

『陆』 博弈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现有文献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不同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行为。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两主体间的博弈分析，政府、科研单位、企业三主体间的博弈分析以及政府、中介机构和成果供需方四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一）两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出发分析科技成果转化，国内大部分学者都集中在对两主体，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博弈分析。

刘和东（2008）认为技术交易和商业化协作是学研方与企业合作创新的两种主要方式，并通过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学研方和企业的合作创新方式及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学研方-企业合作创新方式的选择受技术本身的价值、创新的市场价值、学研方与企业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若采用技术交易，企业并不在乎学研方的创新能力；若采用商业化协作，企业将选择创新能力强的学研方作为合作伙伴；而学研方更希望与技术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合作。陈程、刘和东（2009）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不对称信息模型的建立，进一步分析了学研方和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得出结论：①合作开发情况下，双方利润的分配与科技成果价值、商业化后预期利润相关。科技成果价值越大，企业利润分配比例越低，企业越不愿意合作开发；商业化成功后预期利润越大，企业利润分配比例越高，企业越愿意合作开发。②市场交易情况下，市场交易价格和科技成果价值以及商业化后预期利润相关。科技成果价值越大，市场的交易价格就越高；商业化后的预期利润越大，科技成果的市场交易价格也越高，学研方就越愿意进行排他性市场交易。③在非排他性市场交易情况下，学研方和企业可以获得比排他性情况下更多的利润。④无论哪种合作方式，企业都可以获得比学研方更多的利润。⑤只要利润增加额超过成本增加额，高校和企业将采用合作开发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罗炜、唐元虎（2002）认为技术越先进、越复杂（技术本身的价值越高），企业与大学更可能采取技术交易的合作方式；相反，技术商业化后的市场价值越高，企业与大学更可能采用商业化协作的合作方式。杨东升等人（2010）通过研究认为技术成果的研发和转让成本的大小对于企业选择合作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项技术成果的研发和转化难度较大，则企业将会选择直接转让的合作方式，以避免自主创新而带来研发成本过高，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反之，企业更愿意以合作研发的方式与高校合作。这样不仅能够获得技术商业化所带来的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参与研发过程，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张会云、唐元虎（2002）利用博弈原理对企业采用技术创新的决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一项技术创新投放市场后，各潜在采用企业的采用时间有先有后，每个企业都存在一个采用技术创新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最佳时机到来之前，企业采取等待或观察策略。由于采用技术创新的企业并不是唯一的，其他企业的采用行为与时机、已采用企业数量、已采用企业的采用效用，都会影响本企业采用的时机选择，因此，企业采用技术创新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选择最佳采用时机的博弈问题。

刘宇宸、刘威（2008）建立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与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系统的均衡结果及演化方向与博弈双方的博弈收益矩阵相关，且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概率、企业预期收益、企业自主创新成本等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建议把研发人员、技术需求者以及投资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都吸引到统一的平台中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科技成果的评估、检测、包装和推广。

吴军等人（2006）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分析知识产权制度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是如何约束和规范着科研部门与企业之间行为的，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看作是科技成果转化博弈模型中的博弈规则，既保护了发明者的利益，又协调了博弈双方的冲突，促使转化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以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保障。建议企业和科研部门加强合作，在知识产权制度下积极创建新的“纳什均衡”，使合作的双方互惠互利。

（二）三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博弈分析

关于政府、科研单位、企业三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博弈关系主要有以下观点：

陈庭强等人（2010）从博弈论角度，建立了政府宏观调控下企业和高校间技术联盟的多成员博弈模型，探究企业技术创新、高校科研机构科研费用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难题的解决途径。结论表明：产学研技术联盟的良性发展需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三方相互协作，更需要三方不断完善技术联盟的发展机制。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各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体系，建设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和经济环境；税务部门适当降低企业创新产品的税费，激励双方积极投入开发新产品，提高各类产品的竞争力；高校科研机构则应该积极行动，完善信托责任，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科技创新的成本，把企业的产品创新与自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刘军山等人（2006）从大学、政府及企业与大学科技园互动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得出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必须是在与大学、政府和企业博弈的条件下才能更理性进行的结论。指出大学科技园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要求，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一步健全顺应市场要求，有利于抚育企业成长的体制和机制，健全市场化运作。政府及大学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科技园的宏观性协调和指导，但不应介入具体的经营管理，大学科技园应当实行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下，自觉适应市场的要求，推行优质高效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

（三）四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博弈分析

一些学者将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所有行为主体都纳入了博弈分析的模型，对其博弈过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朱颖芳等人（2010）分别建立了科技成果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政府与科技成果供给方之间、政府与科技成果需求方之间的博弈模型，全面系统地分析各主体之间的行为。从科技成果转化的供需方看，只要成果转让价格大于零，供给方就会进行转让，对于成果需求方来说，只有购买成果获得的超额利润大于其转让价格，并且成果转让价格小于等于自主开发成本时，成果需求方才会选择购买该成果。从政府与科研机构的角度看，如果政府采取不监督的态度，科研机构就选择不负责，如果政府采用监督的策略，则若不负责科研机构的罚款小于努力时的成本，就会采用不负责的策略，反之，采取负责的策略。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只要政府不采取鼓励策略，企业就会放弃投资的机会。从中介机构的角度看，由于受观念、科技水平、人才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中介组织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为供需双方提供优质、准确的服务。因此必须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并强化政府监督管理，推动中介组织实现社会化、规范化、网络化、产业化。

李辉、杨海芬（2010）亦以科技成果转移的微观主体为切入点，分析各主体的行为目标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博弈。从技术的供需双方看，技术转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对超额利润的评估。从政府与科技成果转移供给者角度看，科研人员习惯于从政府手中获得经费，却不能依据市场需求设定和研发科技项目，致使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研究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政府与需求者的角度看，面对高科技、高风险，企业一般都采取观望态度，促使企业引入科技成果仍主要依靠政府的推动，即便许多产业涉足科技成果转化，其原因也仅在于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投入和享受各种优惠政策。从中介机构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滞后，难以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又取决于供求双方。最后指出科技成果转移和产业化的过程应该包括“研发—实践—再研发”的完整产业链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市场需求导向—技术有效供给—技术转移—企业信息反馈—技术升级”的过程，不同主体的共同作用，使得他们在科技成果转移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获取他们各自的利益和收益。

（四）其他相关研究

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出发，探讨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博弈过程。

刘斌、连燕华（2001）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供需双方之间的博弈。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是多方参与的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供给方与技术需求方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在签约前后，委托-代理关系会发生变化，因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区别对待；从科研管理角度，应主要关注签约前科研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逆向选择问题，以正确把握供需状态，建立与企业的信息沟通渠道。

胡军锋（2007）利用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对政府应构建何种制度环境才能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博弈分析。政府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选择地进行干预，特别是在构建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方面。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秦旭等人（2003）从产学合作出发，认为高等院校和企业的合作模式有3 种，即高校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及利润分成模式。在高校主导模式下，高校直接建立或并购企业。在企业主导模式下，高等院校进入企业。在利润分成模式下，企业和高等院校各自提供具有优势的资源以分享剩余索取权。因此，高校和企业在谈判中地位又可能出现3种情况：一是高校是领先者，企业的决策依赖于高校的决策。二是企业是领先者，高校的决策依赖于企业的决策来确定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三是高校和企业同时采取决策。高校和企业均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过博弈，达到纳什均衡。

『柒』 制度变迁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依赖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系统性的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将步履维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高新技术成果顺利转化。然而，传统科技管理体制部门利益、条块分割所造成科技与经济脱节现象依然严重，旧观念、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严重阻滞和减弱了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技创新活力。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变迁，实现科技进步与创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激励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和知识创新体系，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银纯泉，2003）。

（一）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产权是构成制度框架的重要元素，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其制度安排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点，产权结构是有缺陷、无效率的，缺乏激励和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影响了市场机制原动力作用的发挥以及知识运营家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必须重视产权改革，打破现行制度环境下科技成果产权界定的不明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是对创新权利的一种变相剥夺）和行政划分产权的陈规，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益分配原则，放手由创新和投资者根据成果开发和应用的实际进程协商解决科技成果产权分配问题，实现参与各方责权利关系的对称（刘溶沧，2006）。当改革进展到深层攻坚阶段以后，产权改革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以便为制度变迁扫清障碍。

（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诺思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是国家机构的代理人，政府代表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并最终对经济增长或衰退负责。可见，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考虑到科技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只是扶持和服务，其行为必须界定在“市场失灵”领域，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最终还要靠市场化运作将成果转化为产业。在基础研究领域，政府应加大投资，通过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反不正当竞争、市场建设等方式，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规范的手段实施，避免因“市场失灵”而造成我国基础研究下滑；在技术开发领域，政府应强调依靠市场的力量，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样，政府才能最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三）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诺思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注重意识形态作用的观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肯定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认识到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中，还存在着众多不利于转化的制度安排，必须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变革。在制度变迁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跟着发生较大的转变，需要更大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借鉴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发扬以往注重道德伦理因素的优良传统，重视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渗透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方面面，以减轻改革的摩擦，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变迁的过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捌』 基于激励理论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激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能够对科技成果转化起积极作用的政策法规都具有激励的作用，但纵观国内学者的观点，基于激励理论提出的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利益分配机制，有效激励科研人员

郭莉（2010）等学者均承认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目前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分配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蒋文、谢清（2010）指出由于一些科研机构担心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会影响到教学、流失国有资产，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时，主要强调本单位的利益而忽略了科研人员的劳动，影响了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建议在平衡好科研机构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科研与推广人员的劳动与贡献。如：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将技术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行量化并在科研人员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晋级等方面予以体现；或在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各个环节根据科研人员和推广人员的贡献，制定相应的优惠和奖励政策；亦可鼓励科研人员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研发、创办科技企业、到企业兼职等。

李艳军等人（1996）认为科研机构内部对成果转化利益的分配没有体现向个人倾斜的原则，不足以弥补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机会成本，建议把科技成果转化、开发的绩效纳入学校各种奖励、住房分配、职称评定的条件范围；调整科研机构内部对成果开发利益的分配比例，科研院所应适当减少提留比例并将部分提留返还课题组，一方面可以保证成果直接研制推广者的获利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成果继续研究和开发提供经费来源；探索出一套以利益分配关系为核心的科研机构附属企业的最佳管理模式，促进其快速发展。

冯振珉、胡元清（2006）认为目前政府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利益分配政策和法律比较滞后，科研机构也很少将科技成果转化直接与利益分配挂钩，影响了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建议科研机构可以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政策，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开放、优惠政策。如：尽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转化参与者的利益比例；拥有科技成果或具有从事科技咨询资格的科研人员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带薪离岗创办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学科性公司、科技咨询公司等；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去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兼职；把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与科研人员及科技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挂钩，科研人员和教师的课题结余经费可以作为他们创办科技型企业、投资其他科技成果转化公司的资金等，以扩大自主支配权限。

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把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与科研人员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晋级等挂钩。②尽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转化参与者的利益比例。③鼓励拥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员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带薪离岗创办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学科性公司。④鼓励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去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兼职等。

（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对于人才的激励方式，国内学者的意见普遍一致，就是要综合采用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方式。

曹明亮（2011）认为科学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体现出了参与科技转化工作人员的成效，他们的付出不仅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还应给予一定奖励。如果仅侧重精神奖励而缺乏物质激励，会使科技成果转化失去原动力，建议设立专门的科研奖励基金，对科研活动尽可能地提供相关的物质保障。范道胜（1997）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认为国家设立科技成果推广奖，各部委、省市设立相应的推广类奖，可以引导全社会注重和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推广奖应主要奖励直接从事成果推广应用、开发转化的人员。同时，将获得科技成果推广奖的数量等级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作为对科研院所进行评估以及下一轮科研立项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要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工程中心挂钩。

杨兰蓉等人（2006）认为在获奖项目成果推广应用中，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提出将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人才分为研发人才和推广人才，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激励体系。对于研发人才，实行“基本收入＋风险收入”的激励管理模式，让他们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部分，保障研发人才的利益，激发他们对市场需求的关注；对于推广人才，则采取“基本收入＋提成＋职务消费”的激励管理模式，来提高推广人才的工作热情。

万华（2003）则从具体的激励方式出发，指出为使科技成果得以产业化，可以对科技创新人才采取两种激励方式：一种是产权激励，就是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为系统对其内在的创新人才就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进行量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发挥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成果孵化工作。另一种是期权激励，根据未来实际工作的贡献大小，给予科技创新人才期权（或虚拟期权）激励，以更好地吸纳和留住优秀人才，减少优秀人才的跳槽。

（三）健全技术市场，为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搭建良好的平台

根据激励理论，市场力量是科技成果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肖龙阶，陈爱江，2007），但是市场激励又依赖于技术市场的良性运行。因此，针对如何健全技术市场，学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赵正洲、李玮（2012）认为我国的技术市场发育很不成熟，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供给与需求的传输渠道没有建立或健全。要按照“科学、高效、开放、共享”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全国或区域技术市场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与技术信息的及时、准确、高效流通。要按照独立法人的属性、条件和程序，建立和健全全国或区域技术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强化技术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的功能与作用。

游文明等人（2004）则从产学研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或学研机构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孵化器、企业技术（科研）中心、校办科技产业、院所办科技产业或者以产权为纽带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等方式，在组建企业内部建立一个技术市场，促使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围绕全部各方有效需求进行整合，降低科技成果的交易成本。

（四）创新管理制度，为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由于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借助政府行为来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以保护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利他”动机。关于如何为成果转化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下列看法。

观点一：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评价考核体系。何先美等人（2010）认为我国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偏差，承担国家重大计划、获国家奖、SCI论文等是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这使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常处于不利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优秀的科研人员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建议对不同性质的教师实行分类指导：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考核其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从事技术研究开发的教师，重点考核其承担课题及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情况，并在成果产业化后的利益分配上向教师倾斜。

观点二：制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激励政策。刘强等人（1998）认为目前在成果转化中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是企业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愿过早参与成果的孵化，唯恐投入失败。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激励政策，如：对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投入实施优惠利率，对实行产业化后的高新技术产品减免、返退税收等。

观点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郭莉（2010）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科研工作者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淡薄。因此，应该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宣传，提高领导、管理层以及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格执行《专利法》，保护企业和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陈俊（2005）也指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特别是专利保护所达到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需要检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不足，对职务发明成果原始权利人的归属、专利申请人的资格、科技转化收益、受奖励权、技术入股等问题，对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商业秘密的保护，做出立法完善。

观点四：推动产学研合作。周玉玲（2007）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政府要加强组织管理职能，在高校与企业之间搭桥铺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起以“政府支持、依托大学、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运行机制，把政府、企业、高校紧密而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官、产、学、研的互动链接。

『玖』 如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一是激发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性。加快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一批机制灵活、面向市场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探索有效机制与模式。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开展成果转化。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互动融合，调动科技人员转化成果积极性，支持以核心技术为源头的创新创业。
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服务体系。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专业化、市场化的国家技术交易网络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科技成果挂牌交易与公示，解决成果交易流通与市场化定价问题。鼓励区域性、行业性技术市场发展，完善技术转移机构服务功能。大力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纪人，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军人才纳入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计划。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围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国家财政科技计划成果和科技奖励成果为重点，发布一批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产业带动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
四是发挥地方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加大政策、服务、金融等创新力度，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完善基层承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平台和机制，通过成果转化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五是强化创新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健全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发挥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作用,支持地方加大投入力度，创新投贷联动、众筹等科技金融手段拓宽资金市场化供给渠道。推动军民科技成果融合转化应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