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李润霞的研究成果
1.《从超越的飞翔到回归的停泊——透视洛夫诗歌的思想内涵》,《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1997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1997年第11期转载。
2.《反传统:后新诗潮的语言实验》,《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历史与诉说历史——从电影<鸦片战争>看谢晋的历史观》,《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从消解走向逍遥的无地彷徨——20世纪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
5.《“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10期转载。
6.《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江汉论坛》2001年第6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12期转载。
7.《灵魂守望者的泣血之作——读散文集<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写作》2001年第3期。《南方文坛》2001年第5期、《安徽文学》2002年第2期转载。
8.《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9.《一片诗心在爱心——论韦娅诗歌的创作主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全文收入《呼唤月光》一书,【香港】21世纪人文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0.《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0日。
11.《从潜流到激流——博士论文内容提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12.《热闹散漫的生命眉批与仪态万方的文化解析——近二十年大陆女性散文扫描》,【香港】《香江文坛》2002年第8期。
13.《近二十年的南开诗歌写作》,【日本】《蓝·BLUE》2002年第3期。
14.《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论食指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芙蓉》2003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5期转载。
15.《“年代诗丛”出版的深意与第三代诗人的归途》,《扬子江诗刊》2003年第2期。
16.《朦胧诗:一代人与一代诗的崛起》,《文艺评论》2003年第5期。
17.《历史与生命的长歌——论李瑛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文学与文化》2003年第四辑。《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11期转载。
18.《纪弦<你的名字>赏析》,《扬子江诗刊》2003年第5期。
19.《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赏析》,《扬子江诗刊》2003年第6期。
20.《灾难与爱情——重读<倾城之恋>》,《青春阅读》2003年第9期。
21.《谈中学语文中的诗歌教学》,《天津教育》2003年第11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2004年第5期转载。
22.《<扎根>: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韩东访谈》,载《天津青年报》2003年9月21日。
22.《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诗兽——论黄翔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日本】《蓝·BLUE》2004年第2期。
全文收入《见证》一书,【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2004年7月版。
23.《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1期转载。
24.《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日本】《蓝·BLUE》2004年第3期。
25.《关注边缘,重写诗史——从“文革地下诗歌”的概念谈起》,《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2期转载。
26.《渎神者的判决书——根子诗歌<三月与末日>赏析》,《扬子江诗刊》2004年第6期。
27.《新诗的“维新”与传统的“魔咒”》,《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6期转载。
28.《<绿衣人>:绝对的真实,绝对的虚构——王旭烽访谈》,《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1期。
29.《诗与哲学的起点——郑敏访谈》,《新诗评论》2005年第1期(创刊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革命诗风中的另类诗意——论文革时期上海诗人群的诗歌创作》,【日本】《蓝·BLUE》2005年第1期。
31.《回归家园中的守望灵魂——论王英琦近十年的散文精神》,《南都学坛》2005年第2期。
32.《当代诗歌编选中的问题与方法——关于<朦胧诗新编>的讨论综述》,《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33.《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8期转载。
34.《历史关结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1辑(创刊号),巴蜀书社2005年版。
35.《细读根子诗歌作品》,《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1辑。
36.《平淡诗意中的历史追忆——解读于坚诗歌<纯棉的母亲>》,《诗探索》(作品卷)2005年第2辑。
37.《辛笛<风景>解析》,《海子<春天,十个海子>解析》,《扬子江诗刊》2005年第4期。
38.《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期转载。
39.《中国新诗史写作的问题与方法》,《文学前沿》第10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9月版。
40.《闻一多<也许——葬歌>导读》,《蔡其矫<川江号子>导读》,《诗刊》2005年第7期。
41.《站在民刊<今天>的起跑线上——重论朦胧诗的崛起》,【日本】《蓝·BLUE》2005年第4期。
42.《“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以《启蒙》与《今天》为例》,《新诗评论》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43.《一个刊物与一场诗歌运动——论朦胧诗潮中的民刊<今天>》,《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4.《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2006年12月。
45.《现世生活的末日寓言——根子诗歌<致生活>赏析》,《名作欣赏》2007年第5期。
46.《2005-2006新诗纪事》,《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三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㈡ 吕周聚的主要科研成果
1、代表性论文
1)恶的审视与展现,文学评论,2000、2
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文学评论,2001、4
3)从异端到典范,文学评论,2006、4
4)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鲁迅研究月刊,1999、7
5)论鲁迅的现代思维品质,鲁迅研究月刊,2000、12
6)旧体诗的解构与新体诗的建构,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1998
7)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3
8)胡适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文学史理论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1998、6
9)人的发现与迷失——萨特与中国当代人文思潮,东方丛刊,1996、3
10)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范式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00、3
11)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我分裂现象透视,山东师大学报,2000、6
12)论第三代诗的非诗化倾向,首都师大学报,1997、4
13)文人的放纵与人文的失落,小说评论,1997、4
14)困惑与焦虑,当代文坛,1999、1
15)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璧,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4
16)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学观念,首都师大学报,2001、1
17)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策略,中国文学研究,2001、2
18)中国现代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东方论坛,2001、2
19)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山东师大学报,2001、4
20)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渊源,山东社会科学,2001、5
21)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纪末情结,齐鲁学刊,2001、4
22)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的文学悖论,烟台大学学报,2002、3
23)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反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4
24)现代女性视野中的赛金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3
25)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误区,探索与争鸣,2002、6
26)论巴金的道德人学思想,中国文学研究,2004、3
27)论巴金文化人格的裂变及其历史意义,人文杂志,2004、2
28)当代先锋诗歌的分化与转型,齐鲁学刊,2004、6
29)异端的诗学——周伦佑的诗歌理论解读,诗探索2004年秋冬卷,总第55-56
30)“无体裁写作”与文体狂欢,首都师范大学,2005、1
31)论中国新诗派的审美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3
32)当代不良文化现象病因剖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1
33)论巴金的理性精神,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6
34)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4
35)整治不良文化的措施与对策,山东社会科学,2006、12
36)钱钟书——现代人性的思考者与表现者,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6
37)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广东社会科学,2008、1
38)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美国因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4
39)论当代先锋小说的“非小说化”倾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5
40)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的转型,名作欣赏,2008、11
㈢ 孙东川的主要研究成果
这是孙东川教授等人自2004年以来全力以赴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研究与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
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英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modern guanli science(CSGS),其中guanli为汉语“管理”之拼音。中国人的管理理念很丰富,涵盖了英语的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单词,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完整地确切地表达汉语的“管理”;“管理科学”的丰富内涵也不是management science(MS)或administrationscience(AS)所能表达的,唯有表达为guanli science(GS)。就是说:
管理(guanli)=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 ……
管理科学(GS)= management science(MS)+ administration science(AS)+ ……
中国人研究管理和管理科学,不能简单套用英语世界的概念,不能削足适履、自废武功、“被绑架”。孙东川教授等人主张构建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话语体系,争取中国人在管理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提出:管理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服务,使之提高效率和效益(第一类活动是生活的与生产的作业)。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基本定义。
图1表示管理科学的内涵与结构。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大大超过了西方的MS和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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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S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中国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问题,而且,中国人应该是创建中国学派的主力军;
2.它是现代的:运用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体现世界上最新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工作成就;
3.它是先进的: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集成;
4.它是世界的:具有普适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5.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不断完善与发展,永葆青春。
创建CSGS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其中“近为今用”是重点,其含义是从我国近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实践。所谓“近”,主要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新中国的60多年—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近”还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1911年)—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鸦片战争(1840年)。
图2是创建途径的形象化表示:“三室一厅”的工作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学术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形式。实践先行,理论随后。有了实践形式,才能产生学术形式;有了“中国模式”,才能产生“中国学派”。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尤其是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在管理领域,“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发展与完善,CSGS要靠管理工作者和管理科学研究者积极打造和创建。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凡是发展的都是合理的,凡是成功的更是合理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发展的,成功的,无疑是十分合理的。经济发展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社会安定团结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尽管当前我国的管理工作还有不少问题,甚至很严重,但是,我们应该把握大方向——对于我国的管理工作基本肯定而不是全盘否定,同时,克服缺点和错误,加以改进与提高。
研究中国的管理,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建树,建立一个体系或框架,并且为它起一个名称——国内许多学者都想到了,而且采取了行动。目前名称多种多样,例如:和谐管理(HeXie management),和合管理,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中道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等等。虽然这些名称在字面上差异比较大,其实学者们的心愿都差不多:研究中国的管理,创建一些理论与方法,用以改进和提高中国的管理工作,并且为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CSGS具有最大的兼容性,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是个大家庭。
CSGS是一个大学派,是一个总的名称,它可以而且必然会分为若干小学派。如同先秦诸子百家,CSGS也会有新的诸子百家。
CSGS可以借鉴和移植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许多内容。
创建CSGS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军万马长期作战。“干”字当头,又好又快地完成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孙东川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相信:再有5-10年时间,中国的管理工作将会有极大的改观,CSGS的创建工作将会基本就绪。事实上,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CSGS将为世界的管理科学宝库增添具有中国特色而熠熠生辉的丰富内容。 孙东川于1980年开始由工科专业转向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于他有较好的数学、运筹学和控制论的知识基础,并且具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转型,成为新领域的佼佼者。
他推导了PERT等效计算的一组公式,证明了确定critical path的必要条件与判别定理,提出了“最紧急路线”的概念和判别准则。在一些企业成功地开展了PERT的应用研究。
他在系统模型、系统工程方法论和系统工程基本原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例如,面对一些教科书上以讹传讹的Hall三维结构,他追根溯源,找出A.D. Hall的原作,指出其中第三维应该是“专业维”而不是“知识维”(1983)。
孙东川教授先后编写了三部系统工程教材:《系统工程简明教程》(孙东川,陆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钟俊教授写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此书出版后被推荐为“七五”期间全国高等工科院校试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引论》(孙东川,林福永,孙凯),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教授写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9年第2版,此书每年重印,总印数已超过2万册;中国科学院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基本教程》(孙东川,朱桂龙),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教授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前主席顾基发研究员写序,科学出版社,2010. 这三本教科书都很受欢迎,在系统工程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书中较多的内容被其他教科书引用。
孙东川教授坚持按照钱学森体系来阐述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他指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已经形成——这就是钱学森学派,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系统工程学科的宝贵资产;他认为:系统工程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系统工程在中国可以实现更大的辉煌;人类社会到了共产主义还需要系统工程,一万年以后也需要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将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中山文化”这一重要的创新理念是孙东川教授在1998年提出来的。1999-2001年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9BJL048)“中山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专家鉴定意见是:“本项目立论正确,有创造性,开辟了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新领域,研究成果堪称佳作,填补了研究‘中山文化’这块学术园地的空白,具有国内领先水平。”2001年11月初,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澳门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中山文化研究成果报告会”,海峡两岸四地学者出席,会议开得很成功,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从夏威夷专程到澳门赴会。
“中山文化”定义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他和以他为首的革命志士,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所创立的革命学说、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所表现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及其合理延伸。
中山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
(1)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 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在1000万字以上,不同版本在国内外大量出版,影响深远。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特别指出:“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瞩!”
(2)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 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凝聚在他提出的奋斗口号和题词中。例如,“振兴中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为了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人才,1924年春季他亲自倡导成立两所学校:“武学校”黄埔军校,“文学校”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他给文学校的题词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在生命弥留之际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他说:“革命者是要做大事,不是要做大官。”他认为革命者都是人民公仆,大总统也不例外。
(3)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 孙中山先生的人格是高尚的、伟大的,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有众多至死不渝的追随者。他干革命不屈不挠,愈挫愈奋。他一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挫折,多次危及生命,但是他从来不退缩。许多亲密战友牺牲了,但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决心。孙中山先生是勤政廉政的楷模。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募集了大量的革命经费,但是他从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他的大哥孙眉先生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从夏威夷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变成一贫如洗的平民;1912年初,广东省革命力量推举孙眉担任广东省都督,孙中山先生不予批准。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留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4)以上所说,特别是(2)(3)还包括:在孙中山先生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的战友、学生和追随者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杰出表现、创造和奉献。他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很多人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5)中山文化还包括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以上各点的合理延伸这里所说的“合理延伸”,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他的革命继承者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山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包括思想理论的贡献和革命实践的贡献。其二,在全中国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例如大中城市一般都有中山路、中山广场、中山公园及孙中山先生塑像等;又如,每年11月12日和3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与忌辰,北京、南京、广州等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翠亨故居、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衣冠冢等,都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和瞻仰的重要地点。神州大地到处都有中山文化氛围,令人追念伟人,激励革命斗志。
中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孙东川教授多次参与广州、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相关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积极宣扬中山文化。在他的推动下,澳门辛亥革命与中山文化研究会、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先后成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他还多年担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东川教授还开展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省级劳改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等,都取得了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孙东川教授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成果比较丰硕。但是,他自己认为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不能朝着一个方向深入下去,作出系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他自己感到身不由己,很惋惜。)
因此,他告诫他的弟子和年轻学者:要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白头偕老!千万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呼吁青年学子学习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研究杂交水稻的精神;要做到: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勇往直前,持之以恒!
孙东川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给教育界和学术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浮躁,普遍的浮躁。不少人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挣钱很多却永不满足。这样,中国出不了大学问,出不了大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借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致富的重大举措,现在需要大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逐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静下心来做学问。这需要大学校长和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出台有关政策措施。
孙东川教授表示:要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CSGS,哪怕只有绵薄之力,哪怕只能作铺路石子,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他认为:老教授应该超越马斯洛,上升到第六层次:物我两忘——孜孜以求,做学问不带功利性。
孙东川教授的座右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㈣ eva的成就
EVA的成就不好说 成就没有具体的实例是不好承认的 虽然EVA可以说让日本动画重新走向了高潮 但最大的奖项应该还是日本文化厅所举办的“日本媒体艺术100选”中,《新世纪福音战士》被票选为“日本有史以来最经典动画”
㈤ 夏目漱石主要成就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这个黑暗现实(主要是国内形势)形成一种重压,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面临这种形势,他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识产生种种矛盾,创作过程产生种种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但总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会的内容大大减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批判人们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则成为漱石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如果说他的前期作品在社会批判的大胆和尖锐方面超出同时代一般作品水准的话,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细致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时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在他进行创作时,日本文坛上的浪漫主义高潮已经过去,自然主义派正处于隆盛阶段,大有垄断一切之势。此外还有唯美主义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创作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他不肯附和自然主义派,决心按照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针对自然主义者以为事实的再现即文学的观点,他主张文学不应该是实际生活的照片,而必须是有意识地虚构出来的“仿造品”,因为只有通过虚构才能产生超过“事实”的“真实”。因此,他的处女作《我是猫》一问世就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攻击,被斥为庸俗无聊的作品,此后他的作品也不断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指责。漱石虽然被一些人称为“余裕派”、“高蹈派”,可是这些称呼并不能正确表现他的创作的实质,最多只能表现他的创作的一个方面,并且不是主要方面。纵观漱石一生的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一直关心社会现实,认真思索人生,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风格朴实、幽默,结构巧妙,多样,描写生动、感人,语言朴素、细腻,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漱石在日本享有盛名,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中小学选他的作品为教材,所以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文学史家公认他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的还将他和森鸥外并列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位巨匠。日本发行的千元钞票票面上决定采用他的头像作为标志,对于一个日本作家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漱石也是最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世界几种主要语言都翻译了他的作品,有的甚至翻译出版了他的全部创作。漱石也是中国人民最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在解放以前就介绍到中国来了。第一个翻译他的作品的,可能是鲁迅先生。《鲁迅全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的两篇小品文的译文,即《挂幅》和《克莱喀先先》。这本书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对于漱石作了简要的介绍,对于他的创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其中写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不仅如此,鲁迅后来回忆自己当初“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也曾明确指出漱石是他那时“最爱看的作者”之一。
此外,翻阅一下鲁迅日记还可以发现,鲁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热心购读《漱石全集》,可见他是多么看重漱石了。除了鲁迅之外,还有人把漱石的《我是猫》、《哥儿》、《旅宿》、《十夜梦》、《三四郎》、《心》和《文学论》等先后译成中文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漱石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更有计划地进行了。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夏目漱石选集》,其中收入了他的初期创作《我是猫》、《哥儿》、(旅宿》等三部中、长篇小说。最近几年各地出版社又陆续翻译出版了他后来创作的《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等长篇小说。大学文学系将他的作品列为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内容之一,社会上读他作品的人也日益增多。人们普遍反映,他的小说思想纯正,风格多样,语言细腻,值得一读。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漱石的作品将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漱石的名字将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熟悉。
㈥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等欧美先进国家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
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开辟了利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广阔前景,这就使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世界经济、科学文化、军事和政治的重心从亚洲古老文明国家转移到欧洲和北美,世界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一、生产力的一次巨大飞跃
以机器取代手工工具,以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动力机械取代人力、兽力、水力和风力,克服了人力兽力的局限性和自然力的不可遇见性及难以控制性,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使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与过去时代的技术变革相比,工业革命中生产技术的变革具有全面、深刻、规模大等特点。它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纺织工业到动力工业,从采矿业到冶金业,从金属加工到工作母机的制造,从农业到交通运输业,没有一个部门不被卷入技术革命的洪流。在许多工业部门,机械化涉及生产的全过程。
采用机器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一个方面,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科学化对提高生产效率也起了重要作用。把大量的机器和人力集中在工厂里,实现劳动分工的高度专业化;把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机器合理地组成机器系统,形成生产流水线;科学地计算完成每道工序所需的劳动时间,合理地安排劳动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品元部件的专业化,增加可替换性,以便实现产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耐用性,以上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公用设施齐备,有利于发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优势及提高投资效益。
新材料的发现和发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冶金工业的技术进步,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为工作机、工作母机、交通工具、建筑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坚固耐用的基础材料,煤气制造、发电技术和石油提炼方法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新型热源和动力。化学工业的发展使人工制造染料、肥料、药品和其他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产品成为可能。
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工业生产量和贸易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改善。在1820—1980年的160年间,16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量增至60倍,人口增至4倍,人均产值增至13倍,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年工时却从3000小时减至不到1700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约20倍,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70岁。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幅度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1860年至1913年期间,世界工业生产量增长7倍,世界贸易额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增至1913年的78.4亿英镑,增长11.2倍。工业发达国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增长中占了很大份额。
工业革命使欧美国家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英国为例,英国(联合王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770年的45%降到1841年的22%,1901年再降至6%,工业相应地从24%上升至34%和40%。大不列颠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从1801年的35%下降至1901年的9%,工业劳动力则从29%上升到54%。
工厂工业的发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代大工业的建立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确立了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把旧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地主阶级排挤到次要地位。各国经过资产阶级激进运动或民主革命,或通过一系列渐进式的改革,资产阶级获得参政权,多数居民亦获得选举权,政党政治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逐渐建立起来。经济基础的发展使国家职能发生变化,政府的机构从王要管理财政、外交、军事和内政等,变成执行多种职能的庞大机器。以英国政府机构设置为例,1761年政府仅有14个大臣席位,到1892年自由党组阁时,主管大臣席位增至48个,政府加强了管理经济、教育、殖民事务、地方事务和司法方面的职能,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国家职能趋于现代化。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利益和巩固其阶级统治,建立了非常庞杂和完善的国家机器。经济上强大起来的欧美大国在对世界其余地区进行经济、军事和领土扩张的同时,还竭力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二、全球交通网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前工业社会,由于交通工具落后、旅行困难,世界各地区之间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人员往来,文化和商品交流都不多。直到汽船发明以前,海上运输既费时又艰险,从欧洲到美洲需要航行约2个月。欧洲与美、亚、非各地区的贸易仅为少数冒险商人操纵,外来商品数量和品种都很少,价格非常昂贵。欧洲航海家、商人和传教士所涉足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商站和河口,亚、非、美各大洲的腹地对欧洲人来说,还罕为人知,至于大洋洲,直到17世纪才被欧洲人发现。
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与船运和陆地轨道运输的结合,使社会进入汽船和铁路运输时代。交通运输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上各地区彼此隔绝的状态。自从1819年美国汽船“萨凡纳”号横渡大西洋抵达利物浦和彼得堡后,从欧洲国家到美洲的航行时间从约2个月缩短到19世纪中的10—15天。欧洲国家之间,欧洲和其他各大洲之间,凡可通航的地方,都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航运联系。在19世纪,造船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推进装置由明轮翼改为螺旋桨,船体由木制改为铁制和钢制。19世纪70年代以后,汽船在数量上压倒木船。英、美、法、德等国都相继建立远洋运输公司,开辟了欧美之间及欧美各国通向亚非各重要港口的定期航线。
自从英国于1825年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以后,兴建铁路的热潮很快波及欧洲大陆和北美,进而蔓延到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铁路总长度由1840年的5490英里增至1880年的22.2万英里,1900年达到46.6万英里。一些国家修建了横跨大陆的铁路干线和国际铁路。美国走在各国前列。它在19世纪建成5条横贯全国的铁路干线,把美国东西两岸和南北疆域都连接起来。加拿大也于1885年建成跨越大陆的铁路。1888年,欧洲建成加来至君士坦丁堡的大铁路。1903年,俄国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南美洲从阿根廷到智利的铁路也于1910年建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发展扩大了大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拓宽了商品市场。
欧美国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和加强殖民掠夺,致力于打通远洋运输的瓶颈。1855年,美国建成穿越巴拿马地峡的铁路,1914年建成巴拿马运河。这条铁路和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使两洋间的海路大为缩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使伦敦到新加坡和孟买的距离分别缩短了1/3和2/5。1895年德国建成基尔运河,开通了北海和波罗的海间的捷径。
联结各大洲和大洋的海路的开通,使海上运输网和陆上运输网互相衔接,形成全球性的交通运输网络,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
此外,电报和电话等先进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世界各地区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先进工具。
三、先进技术的扩散
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新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必然要从它诞生的地方向周围传播,尽管这种传播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但最终还是会推动世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近代技术革命的中心首先是英国,然后迅速向欧洲大陆和北美蔓延,再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新技术的扩散主要通过先进国家对外出口机器、对外投资、工程技术人员的流动和技术走私等途径。
最先吸收英国先进技术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其次是白人殖民地,再次才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英国企图垄断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曾颁布禁止熟练工人移民和机器出口的禁令。但新技术是封锁不住的,一些先进机器经特许或走私出口到其他国家,许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不顾禁令移居国外,向移居国带去先进生产技术、机器图纸和技术知识。有些技术情报通过刊物公布于世。
法国在18世纪70年代就引进英国的珍妮纺纱机,随后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引进了英国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机械化的纺织工业技术不久就传遍了全世界。英国新型的动力机—蒸汽机也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到欧洲大陆和北美。法国建成第一条铁路仅比英国第一条铁路晚5年,美国晚7年,德国晚10年。在英国出现铁路后的一二十年里,在欧洲和北美就掀起了铁路热,一种崭新的陆上交通工具很快风靡全球。
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不仅大量进口英国的机器,还引进英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企业家艾伦·曼比和他的四个儿子在法国建立机器制造厂和煤气厂,并拥有内河汽船。曼比和他的合伙人丹尼尔·威尔逊在巴黎附近开设机器制造企业,这些英国人建造的企业对该时期法国工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约翰·威尔金森1785年在勒克勒佐建造了法国第一座焦炭炼铁炉。英国资本、技术知识和熟练的工程师促进了法国内部的汽船运输和铁路建设。
19世纪40年代,约有一半的法国铁路公司股份都是英国的。在法国的英国工程技术人员不胜枚举,至1830年,有1.5至2万英国工人受雇于法国,在工厂、铁路和运河上操纵从英国进口的设备。
英国人约翰·休斯1869年与新俄罗斯合作创建了乌克兰炼铁工业,最初该企业的矿工、搅炼工和高炉工都来自威尔士。爱尔兰企业家W.T.马尔瓦尼及其合伙人在开发鲁尔煤田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兰开夏机械师威廉、科克里尔帮助比利时创建了纺织业和冶金工业,并在那里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挪威也是因引进英国技术和设备,才发展了近代棉纺织工业的。
英国技术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对外投资。19世纪,英国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在英国资本的支持下,在欧洲和北美建起了一系列的铁路公司,内河航运公司、矿山、纺织厂、机器制造厂、煤气厂和自来水厂。资本输出与机器设备的出口和技术人员移居国外,三者往往紧密相联,互相密不可分。
英国和跟随其后的其他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技术成就也传到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但这些国家的命运与欧美国家大不相同,这在下一节里谈。
四、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对亚、非、拉国家的双重影响
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对亚非拉地区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它加快了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过程。与此同时,在欧美列强对亚非拉进行殖民掠夺和经济开发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把欧美先进的工业技术带到这些地区,使这些国家缓慢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与欧美国家比较起来,亚非拉国家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极具艰难曲折的,充满了险阻和挫折,阻力主要来自欧美列强的掠夺和奴役性政策。
工业革命使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力飞跃发展,工业制成品成倍增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群众处于被剥削地位,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接纳不了迅速增多的产品,以致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资本家们急于扩大海外市场。同时,欧美列强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需求量也急剧增长,扩大廉价的原料和农产品来源也成了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使这些国家获得大量超额利润,形成剩余资本,需要到欠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去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以便利用那些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这些因素推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殖民扩张浪潮。工业革命也使欧美大国具备了向外扩张的物质力量。
19世纪,特别是该世纪最后30年,是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最激烈、最疯狂的年代,它们争夺的范围从亚洲、非洲、拉美和澳洲的沿海地区延伸到内地,凡是可以开发的地区都有殖民主义者的足迹,整个世界都被帝国主义者瓜分殆尽。
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大的殖民帝国。亚洲经济比较发达的文明古国是英国掠夺的首要对象。到19世纪中,英国完全征服印度,并通过2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它还先后征服新加坡、马来西亚、沙捞越、北婆罗州、文莱、阿富汗、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宣布它们为英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法国则把印度支那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于80年代占领印度支那,稍后又与英国划分在暹罗的势力范围。非洲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但那里资源十分丰富,是西方列强争夺的最后一块大陆。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列强瓜分非洲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北非成为英法两国争夺的焦点,埃及于188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然后英国殖民主义者溯尼罗河而上,占领苏丹和整个尼罗河流域,法国则把阿尔及尔、突尼斯和北摩洛哥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西非,英、法为争夺尼日尔河和刚果河流域而进行角逐。英国占领了塞拉利昂、冈比亚河、伏尔塔河、尼日尔河下游的土地,以及黄金海岸(今加纳)和尼日利亚。从80年代起,从地中海到几内亚的大片土地,形成法属非洲。德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工业家们就建立殖民协会(1882年),推动殖民扩张。德国在80年代夺占盛产金刚石的安格拉、佩昆纳,并宣布多哥和喀麦隆为德国保护国。荷兰和比利时也参与了对非洲的殖民掠夺。
美国在1817年成立殖民协会,鼓吹殖民主义。工业化加快了美国殖民扩张的步伐,首先是越过阿巴拉契仑山脉,向西扩张领土,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强占他们的家园。40年代,美国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拉丁美洲被美国资本视为扩张重点。
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太平洋上的关岛、菲律宾群岛,并正式吞并夏威夷群岛。
拉丁美洲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1810年至1826年期间,拉美人民经过独立运动,纷纷取得民族独立。但新独立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很软弱,英、法、美等国资本乘虚而入,加紧进行经济渗透,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们通过大量移民、直接投资、进行不平等贸易等方式,掠夺该地区资源,剥削其廉价劳动力,使这些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在大肆扩张殖民地的同时,还改变了对殖民地的掠夺方式。在前工业化时期,殖民掠夺的主角是商业资本及其所控制的特许公司。它们对殖民地虽然也进行经济开发,但更多的是采取直接掠夺、强迫纳贡、掠夺式贸易等方式,这些活动并未在殖民地造成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开发,把殖民地当作推销工业品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殖民地成了工业资本的剥削对象。他们为了利用殖民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积极投资铺设铁路,修建港口,开发矿山,采伐森林,兴办种植园,建立加工工厂,特别是初级加工工场。殖民活动的范围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使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深刻变化,使它们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19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掠夺除了掠取黄金、金刚石、象牙等贵重物品以外,主要是猎获黑人,从事奴隶贸易,以此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进入工业革命阶段以后,欧洲工业资产阶级认为把非洲开辟为工业品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场所更为有利,转而采取反对奴隶贸易的立场,原先积极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都在19世纪头20年先后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欧洲工业国需要利用非洲的人力资源开发那里的矿山和土地,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
澳大利亚在1820年前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此后英国改变政策,从1840年停止向那里流放罪犯,转向重视经济开发,大量移民,在那里开采黄金等矿藏,发展养羊业,把澳变成“‘约翰牛’的羊毛袋”。1807年,澳大利亚开始出口细羊毛,到1831年,出口量达250万磅。1851年,澳多处发现金矿,出现淘金热,此后10年间,黄金开采量价值12400万英镑,在此期间羊毛出口量和粮食种植面积都扩大了1倍以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了母国。
英国对印度掠夺方式的改变最能说明工业革命对殖民地国家命运的影响。原先,英国对印度的掠夺主要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它强占印度土地,征收赋税,巧取豪夺。该公司垄断了东方香料、棉丝织品和茶叶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赚取暴利。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新生工业资产阶级急需扩大海外市场,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1813年,该公司的贸易业务被取消,变成英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军事行政机构。从此,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印度。
印度曾是纺织工业大国,其手工棉丝织品曾享誉欧洲市场。英国为保护本国毛织业,曾禁止英国人穿戴印度棉织品,对进口棉布征收高额关税。英国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以后,机制棉纱和布匹大量输入印度,在1830—1880年期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从5690万码(包括中国、日本、爪哇)增加到181340万码,出口印度的棉纱从490万磅增至4710万磅。1850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织品占其棉织品出口总额的1/4。印度从棉丝织的重要出口国变成进口大国,到50年代末和70年代,印度进口的棉制品和丝毛织品已占商品总额的50%以上。英国的机器制成品摧毁了印度的手纺车的手织机,破坏了殖民地的城乡手工业。英国的蒸汽机的科学在印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使千百万城乡手工业者和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丧失生计。除纺织品以外,英国还向印度出口金属制品、陶瓷、玻璃、纸张等工业制成品,印度成为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市场。
从两次鸦片战争时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变成了欧美工业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在东方,只有日本幸免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剧,它通过明治维新,革新政治,成功地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独立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最后也加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
欧美工业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贸易主要是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出口工业制成品。以英国为例,1870—1879年期间,英国出口商品中,食品和原料仅占16.6%,而工业品却占83.4%,在进口商品中,食品和原料占86.6%,工业品仅占13.4%。同殖民地的贸易在主要殖民帝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拿英国来说,1913年,殖民地食品在英国进口总额中占30.3%,原料占34.5%。
西方工业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开发,对亚非拉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工业国家的机器制成品在大量倾销到这些地区的时候,摧毁了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使土著的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遭到破坏。西方工业强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发矿藏,发展单一农业,它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把这些国家变成工业品市场、原料供给地和投资场所。
工业国家对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开发带有强烈的掠夺和奴役性质,阻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受奴役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其财政、海关,主宰其经济生活,使其长期处于依属地位。
另一方面,西方工业强国在把亚非拉国家变成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把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带到那里。西方列强的殖民开发打破了亚非拉国家的封闭和隔绝状态,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土崩瓦解,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发展,把亚非拉国家卷进了工业化的洪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大市场的一部分。西方列强为了更好地掠夺亚非拉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一般都投资兴建铁路,发展陆上和水上运输,发展商业,开设银行,建立工厂,兴办学校,这些经济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对农业社会的改造。
殖民地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人民来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但它们经过炼狱般的磨难以后,终于觉醒,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数国家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获得解放,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加快了世界历也发展的进程,它不仅使西欧北美的经济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也改变了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命运,把它们卷进了工业文明的潮流。
㈦ 新中国的文化成就有哪些
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发展,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们的精神食粮
文学艺术是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体,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风向标。在改革开放初期“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类的文学与电影交互辉映,涌现大批反映现实、尊重生活、捍卫尊严的优秀作品。
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氛围下,文艺等繁荣发展,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多样化。
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从六五时期开始,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持续保持两位数。201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55.8亿元,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61.57元;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2%,助力城乡文化建设。2004年开始,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逐步实行免费开放制度。
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我国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建立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1982 颁布《文物保护法》。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由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2011年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五、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构建了文化经济和经济文化
改革释放活力。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等问题,少数文化单位率先开始经营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尝试,试行“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运行,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并出现了图书、演出、音像和电影等文化市场。
六、提升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在不断创新观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提高了文化开放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主要是“引进来”。
2003年12月,我国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主动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工作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