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联相关的制度成果

❶ 项目管理制度怎么写呀

1)规范性。
管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规范性，呈现在稳定和动态变化相统一的过程中。对项目管理来说，长久不变的规范不一定是适应的规范，经常变化的规范也不一定是好规范，应该根据项目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相对的稳定和动态的变化。在项目的发展过程中，管理制度应是具有相应的与项目生命周期对应的稳定周期与动态的时期，这种稳定周期与动态时期是受项目的行业性质、产业特征、团队人员素质、项目环境、项目经理的个人因素等相关因素综合影响的。
项目管理制度的规范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事物、自然规律本身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二是特定管理活动所决定的规范性。
(2)层次性。
管理是有层次性的，制订项目管理制度也要有层次性。通常的管理制度可以分为责权利制度、岗位职能制度和作业基础制度三个层次。各层次的管理制度包含不同的管理要素。前两个制度包含更多的管理哲学理念与管理艺术的要素，后一个属于操作和执行层面，强调执行，具有更多的科学和硬技术要素的内容。
(3)适应性。
实行管理制度的目的是多、快、好、省地实现项目目标，是使项目团队和项目各个利益相关方尽量满意。不是为了制度而制订制度。制订制度要结合项目管理的实际，既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理论，又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要适应我国先进的文化(注意不是落后的陋习)。

(4)有效性。
制定出的制度要对管理有效。要注意团队人员的认同感。在制订制度的时候，是上级定了下级无条件执行，还是在制订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区别很大。制度的制订是为了项目管理的效率，而非简单地制约员工。管理制度必须在社会规范、国际标准、人性化尊重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管理制度如果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失去了对员工行为约束的效力;管理制度如果不能确保组织经营管理的正常有序和效率，就说明存在缺陷。管理制度没有明确的奖惩内容，员工的差错就不能简单地由员工承担责任，主要责任在管理者。反过来，尊重也不是放任，制度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具有权威性与合理性，不合理可以修改，但不能形同虚设。尊重，是要面对人性和社会规范的。我们提倡人性化管理，但不是人情化管理。该管的一定要管，该遵守的原则一定要遵守，管理者不能将破坏组织的规章制度、损坏组织利益作为换取人情的筹码。即使组织现有的制度确实不合理，也要通过正当途径反馈给决策者，严格按照程序来变更或废除。将不合理的制度置若罔闻而我行我素，这种危害远大于不合理制度存在所产生的危害，这将直接导致员工对整个制度的不重视，从而使得组织上下缺乏执行力，所以可以使用日事清的计划管理模块，对管理问题合理合规的透明管理，提高反馈效率，增强沟通力度。
(5)创新性。
项目管理制度的动态变化需要组织进行有效的创新，项目本身就是创新活动的载体，也只有创新才能保证项目管理制度具有适应项目的相对稳定性、规范性，合理、科学、把握好或利用好时机的创新是保持项目管理制度规范性的重要途径。
项目管理制度是管理制度的规范性实施与创新活动的产物。有人认为，管理制度=规范+规则+创新，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一方面，项目管理制度的编制需按照一定的规范来编制，项目管理制度的编制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项目管理制度的创新，项目管理制度创新过程就是项目管理制度的设计、编制，这种设计或创新是有其相应的规则或规范的;另一方面，项目管理制度的编制或创新是具有规则的，起码的规则就是结合项目实际，按照事物的演变过程依循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规律，依据项目管理的基本原理，实施创新的方法或原则，进行编制或创新，形成规范。

❷ 保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产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信息、物质等要素，则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涉及的条件和因素很多，该保障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激励和保障机制

要提高技术市场对技术交易双方的吸引力，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资助、信贷与税收的激励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技术市场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二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用经济手段促进成果转化是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资助与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抵免、信贷优惠及保持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等。政府的资助与补助对技术创新及转移具有起动作用，如法国的科研成果推广署就是专门代表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与开发的政策手段，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拿出数百亿至上千亿美元采购新产品，许多没有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买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政府与大学、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都是采用合同的形式实施的。政府的税收与信贷扶持是进一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三是通过完善的技术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为国外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扩散机制是指科技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有关人员特别是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信息的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因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简单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因此说，人才从大学、科研院所到企业的流动使科技成果转化变得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以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96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进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养与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积极鼓励大学通过各类培训为企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倡导企业为大学提供实践和锻炼场所，鼓励大学教师“内地留学”以及学生“工厂体验”（赵京波，2012）。日本还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从民间企业招聘教师，民间企业也派遣技术人员到大学进修或聘任大学教师进行讲学和指导，双方互通有无，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交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在不影响学校自身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英国政府及高校也总是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甚至一些高校规定院系负责人必须到企业去兼职才有条件回学校继续任教。在德国，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与企业双方采取双向流动的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政府为支持这种形式给予了必要的资助。而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则是通过控制离职率来调节人才的流动（万金荣，2006）。

（三）建立迅捷广泛的技术市场信息网络

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把知识创造的源头与进行产业化的公司或企业联系起来，使他们互相作用，相互连接。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技术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让技术需求方或潜在的技术需求方尽快了解到他们能够获得技术的渠道和想要的技术，都会积极建立完善的、有效连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这也是其技术市场充满活力、成交规模大的有力保证。如日本技术交易所赖以服务的基础便是技术交易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其联网和数据库相当广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资800亿美元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50多个州的信息网络，供企业查询信息。德国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数据库系统，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杨萍，张源，201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建有强大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企业的技术交易与交换（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前提。关于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受到了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战略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实现政策法律与成果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1.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可以分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与税收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图4-2）。

图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

1）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对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重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立法，多是原则性规定。如：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进行了以促进政府资助所产生发明的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促进政府部门、商业主体与非营利组织（主要指大学）之间的协作为目的的一系列对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李恒，2009），该法案使每年数以万计的发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达70%（张玲，贾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及随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联邦资助技术成果的转移。《技术创新法》（1980年）要求联邦实验室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探索与政府、公司、企业的技术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研究交流活动，促进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科技白皮书》、《技术展望计划》，韩国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法国1999年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科学研究法》，德国的《科学技术法》等都可以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2）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更是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李恒，2009）。美国制定的《拜杜法案》专门调整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所产生发明的权利和义务（万金荣，2006）。德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针对资金短缺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的科技资助。2000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将重视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进了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跨国结合（李恒，2009）。美国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2），《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促进法》（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法律也对中小企业在结合研究中的技术发明权做了特殊保护条款，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3）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作为激励产学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减税法》（1992年）以及《新税法》（1998年），给予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以较大的减税空间和机会，调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根据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投资给以税收减免，规模越小，获得的优惠就越大（万金荣，2006）。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大多数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制安排，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的各种计划和制度中，方式比较灵活。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扎根于市场经济，以科技成果的产权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主要特征，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外部的公平竞争法律环境，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进行的保障。美国《专利法》规定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1994年以前为17年）（银纯泉，2003）。《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年）保证了参与共同合作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利益，提高了团队研究人员及发明人的奖励，对促进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赵德铸，2010）。日本于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改了大学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则，规定了专利年费和专利申请手续费的减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美、日、法、韩、印等十几个国家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5）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法律制度。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的法律是指以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为根本目标的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法等立法或与产学研结合创新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外关于该类型的法律较为丰富，推动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发展。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授权联邦各机构与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开发研究协议，为联邦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伙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韩国颁布实施了《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万金荣，2006）。1998年，日本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进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官合作的专门规定，从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年）也出现了专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条款。此外，众多发达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产学研协作，诸如：芬兰的“国家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术升级扶持企业增长计划（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营运与技术路线图计划（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麦的“创新共同体协议（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STTR）等（张嵎喆，蒋云飞，2010）。

2.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1）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措施。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减免税等直接优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从所得税中抵免，同时对新产品的中间试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美国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在风险投资方面，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李恒，2009）。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等（李恒，2009）。德国政府在风险投资政策环境改善方面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法国政府推行了科研税收信贷制度以促进技术创新，即企业第一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50%可以免税，以后每年增加投资的50%可享受免税。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款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李恒，2009）。俄罗斯联邦的《企业财产税法》和《税务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对科研机构、企业和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及从事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商品、劳动、服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对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是各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先购买本国高科技成果的“优购”、“首购”政策。二是对技术落后、低附加值政府采购产品的“限购”政策。三是政府对尚待研究开发产品的“订购”政策。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国家之一，与政府采购相关联的法律、法案多达 4000多个（李恒，2009）。2004年补充后的《联邦政府采购法》和1933年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高份额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集成电路为例，1960年集成电路产品问世之初，100%由联邦政府购买。英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购总量在1000亿英镑左右。为了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扶持，英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实验室、国有公司在计算机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购上，必须从本国公司购买，使政府采购成为政府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为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恒，2009）。

3）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如韩国政府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在激励竞争中的重要性，于2004年3月宣布，将原属商业、工业与能源部的韩国知识产权局转属于科技部，并对知识产权局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体系。日本2002年7月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2003年2月，由政府内阁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部成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于此，一个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用、发展多媒体素材产业、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意识等五大部分组成，包括270项具体措施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体系正式形成（李恒，2009）。

为鼓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下放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措施。美国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发达国家下放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一措施开始实施的标志。日本也有类似于美国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受国家和特殊法人之委托研究开发所得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可归属与受托人。2002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规定取消上述条款中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将该条款适用于所有委托研究开发的预算项目。英国为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生产力，把过去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得知识产权一般归国家所有，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欧盟主要通过诸如《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和许可》等研究报告来修订受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与使用的规则，推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向执行机构转变。

❸ 谷霁光的学术成就

研究方法
罗尔纲先生在论及谷霁光的学术研究时，归纳了“四种研究方法”：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
但是，谷霁光的这些研究特点或者说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潜意识。尽管已经是誉满学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但谷霁光仍坦言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已进入困境。虽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也丰硕，一旦向纵深发展时，便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谷霁光在《治学自述》中说：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谷霁光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府兵制度研究
从1934年撰写《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对府兵制度的具体构件进行考订；到193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后的“再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集，1944年)、“三论”(江西师范学院《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1期)，对府兵制度的起源、变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征集、训练及调遣，府兵的组织及演变，府兵的阶级成份等进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出版，对府兵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乃至此后的“四论”(《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五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对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对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过程进行再探讨。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关注着同一问题，可见谷霁光对这一课题的倾心。
以《府兵制度考释》为界标，以前所写的相关论文如谷霁光自己所说，虽然考订较为严密，但主要还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它在当时起着何种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以及在此后的相关论文中，则不仅仅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探讨事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探讨事物和当时的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探讨事物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谷霁光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
何兹全先生赞扬谷霁光的这一研究成果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了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1935年论文《补魏书兵制》、《唐折冲府考校补》载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
主要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8年再版、台湾弘文馆复印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集》；还有《史林漫拾》、《谷雾光史学文集》4卷本等着作；主编了《中国兵制史》。

❹ 关于创新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有哪些思路

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制度
一、总体要求
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忠实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丰富党员服务群众的内容，畅通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把帮扶困难群众作为重点，努力解决群众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团结带领群众共同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
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正当利益，自觉同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
（二）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意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情绪，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
（三）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四）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及时总结和宣传群众创造的有益经验，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吸取营养、经受锻炼、接受监督。
（五）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凝聚群众力量。

二、主要方式
基层党组织要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和自身条件，组织党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选择适当方式，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
（一）结对帮扶困难群众。有帮扶能力的党员要与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既要立足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工作技能，自强自立。
（二）参加主题实践活动。党员要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以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实践活动，推行党员承诺，有条件的党员每年要承诺为群众办一两件实事。承诺内容要切合实际，具体可行，履行承诺的情况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三）参加设岗定责活动。每一位党员，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自主申报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办法，选择所在党组织设立的联系和服务群众岗位，履行岗位责任，努力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
（四）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党员要积极参加所在部门建立的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便民、利民活动，义务参加党员服务站（点）的工作。积极参加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的扶贫、支教、保护环境和关心下一代等志愿者服务活动。积极参加帮助生活困难群众的捐赠活动。
（五）深入基层调研。党员干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区级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要有1个月时间，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要有2个月时间，深入联系点和基层单位调研，特别要注意深入到艰苦地方、困难地方和问题多的地方，听取群众意见，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民主决策，把调查研究的成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充分体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切忌形式主义。
（六）做好接待群众工作。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根据各自岗位职责，定期接待群众，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包括信访中反映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要及时解决，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协调有关部门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
党员领导干部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鼓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断创新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方式方法，并把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推广运用到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中去。

三、检查与监督
（一）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制度的落实，由党政一把手共同负责，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工作负责，督促检查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抓好落实。
（二）每年对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听取意见。对制度不落实、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认真进行整改。检查、测评、整改情况要向群众进行通报。

❺ 对于深化完善直联制度，推进直联与网格化治理两网融合有何意见建议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以统筹理念和精准思维深化社会治理，探索建立“两网融合、三社联动、三化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即推进基层党组织网络、社会治理网格“两网融合”，把党组织建在社会治理网格上，实现党的组织优势与社会治理任务有机结合；搭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骨干的“三社联动”组织体系，让社会协同更有力，群众参与更有序；完善网格化管理、推进网络化链接、汇聚社会化力量，形成“三化推进”运行机制，实现人有所归、事有人管。1 区域化党建党组织强起来，金鹏信息网格化治理软件

❻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就有哪些

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发展，而政治发展又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两条基本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即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政治发展是指为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它是一个走向善治的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发展，把它看成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或者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十七大着重论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即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不走西方国家的议会道路，而实行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于1954年，但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从1966年7月7日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8年零6个月时间内未能举行过一次会议。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活动。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地方各级人大也随之恢复活动。在过去30年中，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首先，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先后通过了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结构、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等基本法律，并且制定了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处理、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其次，立法作用不断加强，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到2008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涵盖宪法及宪法规定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其三，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执法检查、预算审查、政策审议、人事任免和政策质询等，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国家权力监督体系。其四，选举制度日益完善。县以下人大代表已经实行直接选举。其五，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明显提高。在过去30年各级人大代表的年龄逐渐下降，而学历则明显提高，专职代表开始出现，人大代表的提案质量也越来越高。其六，人民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民主需求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例如，不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偏低，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制度性联系管道太少，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不尽完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理顺党委和人大的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平等分配选举名额，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优化人大常委会及各内设机构的结构，扩大人大常委会和专委会的职权，使人大的选举和议事规则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二、政治协商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不仅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当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体制。这一制度主要通过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实现。

人民政协成立于1949年，其历史早于人民代表大会，但在“文革”期间其正常活动也被中止。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及政协新章程的通过，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得以恢复和重建。在过去30年中，政协制度的主要成就包括：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将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即中共十二大确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党章、中央文件和人民政协章程等权威法律规章中，对政协的结构、职能内容、方式和程序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使政治协商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各级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大大增强。

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以下这些问题和不足：政协委员的产生过于单一；政协的民主监督权缺乏适用的法律保障，从而降低了监督的实际效力；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就应当从加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规范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之间的关系。

三、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实际权力核心。因此，党内民主实际上也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内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标，但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没有党内民主就难有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党内民主的发展过程。被视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党内民主的盛会，也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得到逐渐恢复的标志。在过去30年中，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首先，全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取得高度一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且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其次，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除了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先后颁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党内民主法规。第三，党内选举的民主性、公共性明显加强，党员干部的差额选举、县级以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干部任免的票决制等重大改革开始陆续试行；第四，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第五，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取得实质性进展，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制度等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党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些具体操作机制还缺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还存在许多制度性的漏洞，等等。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特别是制定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程序和规程，保证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四、基层民主

基层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社区、基层政权、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基层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许多突破性成就，都发生在基层民主的实践中。首先是在全国农村社区和城市街道社区，首次试行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伟大实践。其次是发展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中的民主制度，以保障单位职工依照有关法规，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其三是逐渐推行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改革试验。其四是建立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使公民的依法上访和投诉成为监督政府机关和党政干部的正式渠道。

基层民主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需要特别重视。党和政府应当把扩大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当作长远的政治发展战略，不断拓宽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渠道，丰富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首先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实现宪法赋予的“当家做主”权利。

五、法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就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言缺一不可。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除了党和国家正式把建设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之外，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进展。首先是初步确立了国家的法律体系。到2010年，我国将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是建立和健全以公安部门、检察院和法院三位一体的司法体系，在冤假错案平反、司法平等、司法公开和独立审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取得了明显进步。再次是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从无到有，法律服务体系基本确立。再其次是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政府的目标，政府的活动日益受到法律的限制。最后，法律教学和法制普及工作全面展开，全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30年来的法治建设，我们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绩，但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例如，我们的法律体系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还不完备，一些重要的法律还没有制定，许多正在实行的法律也需要修订完善。公民和干部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六、政府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治理改革，或者说是一种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府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程序的变化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无可否认的重大成就。例如，政府机构的设置更加合理，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逐渐开始从以管制为主转为以服务为主。政府日益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正式提出了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政府重大决策的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评估制度正在各级政府中逐渐推行。政府的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建设效率政府在许多地方成为政府自身追求的目标。

但政府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向前推进、人民群众政治需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使得政府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此外，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相当程度上助长公共利益部门化的决策体制；政出多门、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事不分、成本过高等现象还普遍存在；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还相对不足、其服务质量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远没有确立，等等。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降低行政成本、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和廉洁政府，“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❼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学者从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风险投资机制创新

赵达薇（2004）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提出只有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体系，才能弥补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筹资能力、国家财政支持、私人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资机制来保证风险投资资金充足。张兴隆（2000）进一步认为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能够激活资本运作市场，疏通融资渠道，使风险与权益有机结合，变过去那种单纯的融资形式为投资、监管、参政议政有机融合的机制。这样一来，对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论证更充分，评估更客观，结论更准确。项目各方一旦达成共识，成果的转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张璞、张学东（2001）认为风险资本是适应高新技术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而成长起来的融资工具，通过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可以解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以风险投资基金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挥民间力量，使风险投资来源社会化，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企业集团向风险投资公司参股，活跃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提高项目评估、会计审计、法律咨询和产权界定等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信誉，发挥他们在风险投资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除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以外，我国还应建立一个全国性集中管理、统一监管、规范运作的第二板块市场用以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为风险资本提供多层次的上市与退出投资渠道。政府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引导，通过特别法形式，为风险资本运作提供特别的法律依据。政府还应运用税收杠杆和优惠信贷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为风险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胡薇薇（2006）对此持相同的意见，但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针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科学评估体系，评估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和收益，以减少风险投资企业的盲目性。

邹东俊（2002）则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指出，高校应与风险投资公司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伙伴关系。这样，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可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高校在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资、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二）构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

鉴于知识产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较丰富，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对策建议。

曹钦润、蒋美仕（2004）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障碍的本质是人为的社会体制或制度与科技发展内在客观规律之间冲突的具体体现，可以综合运用《财政法》、《产权法》及其他相关政策配合引导和开拓市场，通过市场自动合理配置科技研发资源和推动研发过程的良性运行，促进资本与技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从而实现官、产、学、研、商的一体化。

杨萍、张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产权边界清晰的基础上，科技成果的产权边界清晰将有助于科技成功产权所有者获得合理的回报，增加科技项目研发的投入，也更有助于风险资金的进入。在科技成果的产权界限明晰以后可以通过科技成果的产权登记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产权信息公布，这必然有助于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认为我国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知识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没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和形成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专利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整体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的运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加强专利战略管理的组织建设专业人员的配备和培养，以促进企业专利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选择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并改造一批传统产业；对高技术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从以发表论文数量与水平为主转变为以获得发明专利为主；将使用权和收益权更多地让利给承包单位和发明人，以利益机制调动专利发明人和实施人的积极性；建立支持海外专利申请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国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保护，通过采取一系列税收减免制度和专利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带动企业开展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活力；建立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合作共享机制，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使用；通过产权流动组合机制，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多渠道、多投资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动力机制的形成；加强专利信息发布和交流制度建设，促进专利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专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过对比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激励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还有完善空间。建议从下列几个方面完善：完善知识成果产权归属制度，对《专利法》、《著作权法》中“职务成果”与“非职务成果”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并增加可操作性，以解决科研单位与科技人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益平衡机制。降低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的期限，切实改变申请专利人的时间成本过高的问题。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股权化的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投资的定义、种类、作价方式、出资比例、出资方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规定，以激励科技知识成果的迅速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中增设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为科技创新主体及权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赵达薇（2004）从分配的角度讨论产学研联合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出在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中，多以技术转让的一次支付方式为主，这种分配方式难以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不利于产学研联合的良性发展，建议逐步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实现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使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多寡、项目进展主动权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从知识产权发明者的角度出发，指出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要建立专利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科研成果要多方筹集经费，积极申请专利，形成专利创造、保护、应用体系。考虑到专利等知识产权对科技人员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可以根据《合同法》和《专利法》的规定，约定单位与科研人员个人知识产权的权属比例，进行有效的产权分割，通过明晰产权，为专利成果的有效转化打下基础，还可以防止科技人员对分配方式的不满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钱锋（2011）则从专利权质押融资的角度建议政府建立专业权威的技术评估机构以防止不同机构对专利权价值评估的结果差距较大。尽快制定专利权质押贷款政策及其相关的评估、流转、担保、贴息等政策，构建相应的运作平台、操作规程和专家库并设立专利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银行发放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郭百涛等（2003）则指出了专利文献的重要性，强调专利文献是集技术信息、法律信息、经济信息于一体的信息载体，蕴藏着巨大的战略信息资源，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可为国家的科教兴国和技术创新工程提供战略决策依据，促进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三）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创新

制度会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促使相关各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主要有下列观点：

伍湘（2002）认为我国科研和生产两分离的现状使高技术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应实行政研分开，鼓励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进入企业，或按企业化方式运作，以缩短科学、技术、生产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潜在生产力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张璞、张学东（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属的企业存在股本结构过于单一、企业体制运作不够规范、企业资产界定不清等问题。建议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制，少数大型科研院所可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经营与产权管理。对于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转制成科技型企业，或直接进入大企业集团，或转变成面向企业面向市场进行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咨询、技术培训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或成为中介服务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梅昌超（2003）认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忽视科研成果市场开发前景的评价体系导致科研与市场脱节。建议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对大多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减少政府拨款，实行技术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场；发展技术市场，推动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脱离，研发、中试和成果的产业化相分离的现状，推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分流与重组，鼓励科研机构转制或进入企业；国家直接评价体系范围缩小，主要用于“直接控制项目”，鼓励理论型研究；建立市场评价体系，用于“市场主导型项目”，主要以成果转化收益和社会评价形式出现；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把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作为研究机构的科研立项、经费投入和评估的重要指标。

谭华等人（2010）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优质的，为提高科技成果的质量，应对那些技术先进、应用性强、有明显经济效益并能自创条件尽快完成研究任务的选题在立项、申报予以倾斜；在项目研究进程中，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督促；在成果鉴定时，严格按程序执行成果鉴定，保证鉴定质量。除此以外，要正确确定科研投资的比例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强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促进成果转化，又要保证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后劲。要彻底改革科技立项、科研选题、课题组织、成果评审及职称评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项目立项选题，要立足和面向市场，一切以市场竞争力、市场效益、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技成果的评审，要抛弃完全由“专家评审”的弊端，建立起“专家评审”与“市场评审”，“用户评审”和“管理评审”相结合的新机制，真正实现科技成果评价、管理与生产应用和市场经营的内在结合。

（四）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制度创新外，很多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建议。

王水平、蒋寒（2005）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技术市场发育仍不够完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成长不力，经纪技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使得技术市场的交易规模及成交率受到严重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应该进一步完善对技术市场的宏观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并促进技术市场在规模、结构、水平和管理上的发展。推动技术市场与信息、劳务、金融、产权等市场对接，构造全国性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并通过政策、资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技术市场，建立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杨萍、张源（2010）从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会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无法适时地根据供求制定引导性的政策，从而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的“官产学研”一体化链条无法建立的恶性循环。通过交易市场的建立，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寻求资金、技术成果，应用多种组合，始终在科技成果产权流转与整合中保证获得最大收益。

❽ 在奴隶制度下,出现了哪些文明成就

晕，楼上的是奴隶社会的吗？
进入奴隶社会后，人类就进入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比原始社会进步的地方。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在洪水面前只能逃到高处或爬上树进行逃避。但到了奴隶社会，人们能以筑坝和疏导的办法去战胜洪水，可见，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有了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河南夏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工具、武器和酒具看，反映了当时冶炼青铜的技术和制造器物的工艺水平。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空前庞大的青铜“司母戊”鼎，更是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从造型、纹饰上可见其气势宏大、工艺精巧是世界上罕见的。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使金属工具广泛应用。这些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重大成果，足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已步入了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在原始社会，劳动产品常常不能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以致会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氏族内部男女杂居，实行群婚制。人们“但知有母，不知有父”，处于蒙昧状态。到了奴隶社会，不再杀死俘虏，把大批俘虏当作奴隶用到生产上进行劳动，实行简单的协作。这在当时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男女间也由配偶婚姻代替了群婚。特别是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使人类精神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这些精神生产又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
而这一切的根本，来源于生产力的进步

❾ 一带一路取得哪些成果

一带一路项目成果：

1、蒙内铁路

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唯一的支点，是新丝路建设中获得中国资金援助最多的国家。

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肯尼亚期间，中肯签署了关于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相关合作协议，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百年来建设的首条新铁路，是东非铁路网的咽喉，也是东非次区域互联互通重大项目，规划全长2700公里，预计总造价250亿美元。

中国企业也携手通用电气开拓EPC市场的力度不断加大，比如2015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在其承建的肯尼亚基佩托风电项目中采用60台通用1.7-103风机。

2、中匈协议

2015年6月6日，正在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合作文件。

3、卫星通信

为保障“一带一路”通信卫星信号无障碍，国内的相关企业和政府机构已经对“一带一路”的卫星发射进行了规划和研究，未来三年到五年内，将发射多颗通信卫星，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途经国家的通信信号也将逐步实现全覆盖。从而在通信领域为“一带一路”铺平道路。

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 ，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4月28日，为期两天的亚投行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最终确定后首次齐聚北京，代表们对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讨论并取得显著进展。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5、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

2015年12月22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局正式签署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目为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约1，152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公司本次签约承建的苏库尔-木尔坦段，为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全长392公里，建设工期36个月。合同金额2，943亿卢比，约折合人民币184.6亿元，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31%。公司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取得重大实质性成果。

6、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2016年1月10日，在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50多公里处的吉拉姆河畔，三峡集团承建的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已承诺在2030年前向巴基斯坦投资至少350亿美元，为建造发电厂提供融资。通用电气表示目前在巴基斯坦的订单金额已升至超过10亿美元，而五年前还不足1亿美元。

7、中巴经济走廊

2015年12月31日，“中巴经济走廊-2016中国产能合作友好访问团”新闻发布会暨大型纪录片《巴铁》启动仪式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举行。

8、中亚天然气管线项目

2009年，该项目由中石油海外工程集团承建，GE为该项目提供了四个压缩机站的十二台压缩机和航改型燃机。除技术、资金支持外，GE还调动沿线国家的本土团队，协助进行项目沟通，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通过中亚管道接入西气东输管道，覆盖国内25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用户，造福5亿多人。

9、印尼雅万高铁

2016年1月21日，印尼雅万高铁开工奠基仪式举行。这将是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铁。

10、德黑兰至马什哈德高铁

❿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共中央一直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过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建国后的头三年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主导，注意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行将结束，在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行为)进行打击后，中共中央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发生了改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公布并阐述了总路线的内容。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现了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良好基础。此外，还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成功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但由于在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社会主义改造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过分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急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限制以至取消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也盲目追求集中和统一经营。这些不足，从总体上说，是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不高，没有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