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成果

1. 湘鄂渝黔边著名匪首瞿伯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庚子年（1900年），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湘西龙山，他就是日后被称为“鼠大王”的著名匪首瞿伯阶。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土匪就该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在事实上，土匪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矩，否则是很难发展壮大的。

1947年初，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大兴招安，以备土匪倒向延安阵营，瞿伯阶被封为师长，临行前，洗白后的瞿伯阶在为祸多年的来凤县城也拜会了当地政府和民众。他在致辞中说：“本人曾经身处互相倾轧的特定时代，时代环境迫使我做了有负于来凤民众的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如今程主席为我指点迷津，委我重任，我作为一名无才无学的山野村夫，还望诸位多多指教，能够给我一个竭诚报答乡亲父老的机会！”

2. 建国以后对于以前的土匪怎么处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1950年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及广大群众、民兵的积极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潜留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土匪及与之勾结的惯匪进行了清剿斗争，掀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剿匪运动。
解放初期，东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日伪残余、地主武装、国民党势力。在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潜伏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地主恶霸和职业惯匪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企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的反动势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镇反除霸、宣传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对国民党军残余、特务、土匪及其它反动武装展开清剿斗争。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分军事进剿、分兵驻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等三个剿匪阶段，采取了进剿股匪、清剿散匪，捕捉匪首，平息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暴乱，聚歼潜入的武装匪特等剿匪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国内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
东北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是在我党没有取得绝对政权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区域进行的。东北的北满和西满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等进入东北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利用合法接收机关到处加委伪满洲军及惯匪，因此东北土匪得到普遍发展。我党进入东北后，就依照党中央、东北局1946年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指示》，依靠老部队和一部分新部队进行了剿匪斗争。东北各地紧密结合反奸清洗、扩兵建军、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剿匪工作，他们处决“滚地雷”匪首王成堂、“占海”匪队匪首张万选, 破获了多起叛匪妄图攻打县委的阴谋暴动案件，将东北境内的大股土匪歼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民携手擒凶顽。从1946年到1948年，历时3年的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加强了新生的县民主政权。保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华北解放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华北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其中以绥远地区为最多，尤其骑匪危害极大。大股土匪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活动；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和安阳地区也较多。他们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面对这严峻的形势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华北解放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采取运动作战方式，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开进剿。至1951年9月，土匪、特务基本被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
西北解放区，匪患主要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骨干分子，纠集散兵游勇、惯匪等，组织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土匪武装。甘肃境内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于临夏、河西走廊、陇东、平凉等地；青海境内有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活动于西宁西北、贵德东北等地；陕西境内有土匪40余股，主要分布在武功、安康和川陕边等地；宁夏之敌在该地解放前自行溃散，马绍武等股匪藏匿在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给宁夏剿匪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继马绍武之后对新生人民政权威胁最大的惯匪是张海禄。他懂军事，会指挥，充分利用地形熟，匪源足的条件，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与解放军进行周旋。新疆有乌斯满、尧乐博斯等股匪，主要活动于伊宁、库尔勒和青新边等地区。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破坏民族团结。 为根除匪患，1949年11月至1953年7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另1个旅3个团的兵力进行在陕、甘、宁、青、新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歼灭了陕西王凌云、甘肃马英贵、青海马成贤、宁夏马绍武、新疆乌斯满等股匪，歼灭土匪数千人，沉重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此后，西北军区针对主力部队转入生产后，被击溃的土匪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利用宗教、民族问题煽动暴乱等新情况，西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各剿匪部队实行分片包干，协同作战，要求彻底肃清西北地区残匪。1953年上半年，西北军区调集126个连1.9万多人，围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匪部，全歼马匪1600多人。到1953年7月，西北地区大规模剿匪作战结束，股匪和残余散匪基本肃清。在三年多的剿匪作战中，西北军区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9.09万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
华东解放区，据1949年7月统计全区陆上有土匪700余股、11.3万多人，沿海岛屿的海匪也有万余人。匪情又有所发展尤以浙江、福建最为严重。为消除匪患，1949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华东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1949年8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颁布剿匪作战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华东大陆地区秋季剿匪作战。从8月下旬起，各剿匪部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的战术，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举歼灭了活动于闽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浙江的“国防部第三纵队”、苏南、皖北的“苏皖军区第三纵队”等重要股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土匪活动再度沉渣泛起。针对土匪活动的新动向，华东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匪患严重的福建、浙江进行剿匪作战。各剿匪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先富饶地区及交通线附近地区的土匪，然后再消灭边远地区的土匪。11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宣布驻闽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进行剿匪命令后，福建境内的剿匪部队更是如虎添翼。他们先后歼灭了“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30多股土匪。到1951年6月，华东地区进剿任务基本完成，共歼灭土匪11.45万多人。从1951年6月起，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肃清了陆上残匪，平息了匪患。在清剿陆上土匪的同时，华东军区沿海边防部队、海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还展开了清剿海匪的斗争。1951年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单独进行剿匪海战56次，歼灭海匪数百人，击沉、击伤、俘获艇船52艘。与此同时，华东军区陆、海军部队先后进剿嵊泗列岛、崎岖群岛以及洞头、南田等岛屿，解放被海匪盘据的岛屿50多个。至1953年底，华东地区剿匪作战取得全面胜利，共歼灭土匪24.6万余人，其中海匪7800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1.2万余支(挺)。
中南解放区，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中南六省后，其残余武装分散退入山区，流窜为匪。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留置大批潜藏特务，收编各地惯匪、地主流氓武装，纠合封建会道门势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边、赣东北、赣南、湘西、湘南、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桂东南、桂西等广大地区和边缘地带。广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退广西老巢，企图死守广西。广西解放后，他们在蒋介石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逼民为匪。据不完全统计，成股的匪特武装多达l00多万人。这些反动武装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不断制造暴乱，破坏交通、纵火投毒，行凶抢劫，严重威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广大群众深受其害。为清除匪患，安定民生，1949年4月至195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调集野战部队46个师，地方武装7个师、3个旅、82个独立团，运用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分片包干，限期完成的战略，在豫、鄂、赣、湘、桂、粤、桂六省区对国民党残余及国民党组织的匪特武装进行清剿作战。湖南军区对湘西、常德太浮山区、邵阳龙山等几个重点区内的股匪展开进剿，广东军区对盘踞于北江、珠江三角洲、南路及沿海岛屿上的股匪实施围剿，广西军区对桂南地区的匪特进驻围剿，共歼敌1l万人。7月，中南军区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海边防力量，加快剿匪进程，在湘西与鄂、川、黔、桂相邻的边界地区联手围歼残匪；在广东着力扫除北江、粤西地区残存股匪，堵塞其内窜外逃通道。至次年5月中南地区公开活动的股匪被消灭。
西南解放区，匪患最为活跃。土匪们凭借险山恶水，野岭荒坡，拦劫军车，抢夺钱财，杀人越货，危害四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妄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因此不但大批参加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而且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据材料统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余人，川南区约有2万人，在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活动也异常频繁。西南才刚刚解放，人民只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现在又出现如此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严重影响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针对四川等地剿匪斗争初期不利，党内部分同志对匪患发生的原因、政治性质及剿匪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主要领导及时对干部战士的思想进行了调整。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将剿匪斗争作为“第二次淮海战役”来打。云南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又是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基本未予触动，土匪武装、地霸武装及土司武装、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散兵游勇等拥有大量制式武器，因此匪情也特别严重。1950年3月15日，为彻底歼灭聚集在边远地区的大股土匪和清除各地隐藏潜伏的特务匪首，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都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后，西南的剿匪斗争才由初期的被动状态逐步转入主动。
各地的剿匪委员会按照上级部暑，分集中围剿、分区驻剿、会剿清剿三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部队实行包干制，对一定的地区负责包剿，形成了党政军民轰轰烈烈的剿匪局面。由于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众人合围土匪的局面，土匪就无处藏身。涪陵、南川、巴县运用铁壁合围战术，基本达到了剿一块化一块的目的。美国出兵朝鲜并占据我国领土台湾后，麇集各边界地区的股匪人数也骤然增加，匪徒趁机向外窜扰，进行抢劫破坏。西南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与湖北恩施军区、湖南湘西军区、广西宜山、百色军分区及陕西陕南军区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边界大会剿，会剿部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彻底歼灭了流窜在各边界地区的股匪。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已歼匪116万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
经过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3. 清末广东黑恶势力猖獗，李鸿章用什么方法成功解决了

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当时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就这样，在李鸿章的雷霆手段下，才半年多的时间，他的霹雳扫黑行动就得到了可观的成果，黑恶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经过李鸿章的整治，广东的黑恶势力得到镇压，凡是穷凶极恶之徒不是被杀了，就是在李鸿章的威慑下，害怕地逃到了其他地方苟且偷生了。

4. 1936.12.13是什么事件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登载了一则重要新闻，标题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该新闻报道的事件应是 西安事变

5. 剿匪电视剧有哪些

1、《血色湘西》

该剧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湖南主战场为背景，讲述了1939－1945年期间，以田穗穗、石三怒、龙耀文、龙耀武为代表的湘西麻溪铺镇一带抗日军民，在共产党员童莲的教育、发动、组织、领导下，面对日寇进犯，誓死捍卫家园的悲壮故事。

2、《新乌龙山剿匪记》

湘西匪患严重，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剿匪的故事就曾在这里上演，号称"东北虎"的我方英雄刘玉堂智斗土匪头目"钻山豹"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该剧描写了解放军剿匪小分队队长，人送外号“东北虎”的刘玉堂为首的剿匪小分队依靠当地人民群众与匪首田大榜、钻山豹，国民党女特务四丫头等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斗争。

3、《大西南剿匪记》

这是一个乱世中的爱情故事，也是1950年前后的一段惊世传奇。歌仙郑幺妹和土匪刘大卯本应该是两条平行线，却被那乱世之像生生扰成了锐角，人生切过来横过去，有了难得的交集却最终没能定格成首尾相连的团圆。

4、《林海雪原》

该剧主要讲述了1946年冬天，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成立了“中央先谴军”。这对当地百姓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军和当地人民经过激烈交锋，歼灭全部匪徒，取得了剿匪的全面胜利的故事。

5、《铁梨花》

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中，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6. 旧中国所受的屈辱

1、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甲午战争，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日本侵犯，日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

侵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4、九一八事变，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1931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开始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则是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自此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后共计十四年。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5、南京大屠杀，使30多万平民和战俘被杀害，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因此，勿忘国耻的警钟必须长鸣。

(6)剿匪成果扩展阅读：

七七”事变后，祖国大片河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各界爱国志士运用灯谜这一独特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觉醒。

如“沈阳惨案发生”(猜《诗经》一句)，谜底：我日构祸，其顿读为“我，日构祸”，意为在我国发生的这一流血事件是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又如“抗战胜利有饭吃”(猜成语一)，谜底：饱食终日，按谜格之法应倒读为“日终食饱”。这类灯谜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并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赏。

痛斥汉奸卖国求荣的谜作也不胜枚举。如大汉奸汪精卫有一次携老婆到岳王庙进香，庙僧送他一束鲜花。汪精卫见花上的绸带写着“忍戒乍多”4个字。他想，忍者为先，戒之在躁，兵不厌诈，贵在多谋，便以为是在赞扬他，很是高兴。

僧人又带他们来到岳王墓，墓前也放着一束同样的鲜花，花束的绸带上写“言贝人父”4字。汪精卫一下明白了，赶忙丢下鲜花，拉着老婆狼狈离去。原来，这是运用“增损离合”手法制作的一道灯谜，两行字合起来便是一句辱骂他的话：“认(繁体字)贼作爹”。

旅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也善用灯谜这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配合抗日宣传。旅居新加坡的谜家林遮利先生曾以“汉奸无耻，志在终身事仇”为谜面，猜《滕王阁序》一句“望长安于日下”，意为：汉奸卖国贼苟生偷安，不以国破为耻，死心塌地、卑躬屈膝地依附日本势力。

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从海外回湖北后，来到武汉大学演说。为了激发学生的抗日热情，他开场时讲了一个拆字谜，谜面是“众人抗日”，猜一个字“春”。意为三人为众，众人团结抗战，就能把日寇打倒在地。

7. 请你举出抗日战争的著名战将三人,并简要举出战例成果

左权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1905-1942)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和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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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英雄谱·饶国华

饶国华（1894~1937年），四川资阳人。1911年投身新军，先当伙夫，不久升为班长、排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已任中将师长的饶国华立即请缨杀敌，他率部步行1000多公里，从四川万县乘船东下，11月中旬到达前线。当时上海、苏州和常州已失陷，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饶国华进驻广德（今安徽境内）不久，无锡、江阴、武进相继失守。11月22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太湖分乘百余艘汽轮，橡皮艇侵入宜兴、长兴，尔后分兵两路准备抢占泗安，直扑广德。日军出动27架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守军阵地。饶深知广德拱卫南京必不可失，亲率将士顽强阻击。日军见不能得手，调集精锐部队无休止轮番进攻。饶国华率部与敌血战，双方伤亡惨重，饶部被日军三面包围。
日军派出军使一再劝降，饶国华宁死不屈。他写下绝命书，举枪自戕，以死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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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英雄谱·高致嵩

高致嵩（1899—1937），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国民党将领。广西岑溪人。字子晋。早年就读于岑溪县立中学。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1925年7月，正式升入第三期学生队，编在步兵科。1926年1月毕业后，任排、连、营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1931年底，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八师，俞济时任师长，高致嵩调任该师中校参谋。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2月，高致嵩随八十八师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愈后，调任湖北省保安团营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4年，又投奔担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浙赣皖边区“剿匪”司令官的俞济时，升任浙江省保安处补充团上校团长，后改任第三团团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追随俞济时，参加“围剿”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高致嵩率浙江省保安处一个保安团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到上海后，该团编入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四旅。因作战有功，升任二六四旅少将旅长。11月，随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率二六四旅坚守雨花台阵地，顽强搞击日军进攻。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大部官兵壮烈殉国。高致嵩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8. 民国时期，韩复榘在山东是如何剿匪的

还是从根本做起的，要求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一起合作，清除匪患，并且训练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加上韩复榘亲自指挥军队，三管齐下剿匪

9. 马新贻的政治成就

“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德庆《序》)。漕运、盐政和河工是江、浙两省行政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核心所在。 咸同之际，清廷内忧外患，统治遇到巨大危机。与军事活动相配合，清廷也着手推行政治攻势，大力施行收买人心的举动。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减赋运动。减赋运动曾广泛开展于诸多省份，虽时间不尽相同，但主要集中于核定地丁漕粮、裁革部分浮收。
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兴办减漕之后，户部即欲浙江照办，但遭反对，有人指出：“浙江情形不同，尚须从轻。江浙州县痼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长官所能钤制。”表示只有由铁腕人物出面，浙江减漕才有成功的希望，“非欲迟也，盖有待也”[2](卷三《抚鄂公牍一》,《致钱萍矼枢密》)。同治二年（1863年），福建道监察御史丁寿昌奏称，浙江应乘机减赋，并建议各州县按应征漕米旧额永减1/3(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福建道监御史丁寿昌折)。六月初三日，清廷发布上谕，著闽浙总督左宗棠通饬杭嘉湖三属，“将实在征漕税则详细确查，各按重轻分成量减。”(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由于军事需要，左宗棠随即赴闽剿匪，减赋事宜由刚刚接任的巡抚马新贻承担。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马新贻奏称：“浙西三府为财赋之区，贼之蹂躏亦深，数年之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昔之繁盛村落，今则一片荒郊。”(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马新贻折)他首先对当年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进行分别请示。闰五月，他又会同左宗棠陈奏浙漕应征分数，即按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额减。共计浙省额征漕白米1147300余石，除南匠正耗133863石、白粮舂办米13039石不减外，应减米266765石，分别按等核减。
清廷完全同意马新贻的意见，谕令立即将减漕之事“刊刻誊黄，遍行晓谕”( 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浙江减赋运动遂告一段落。 经陶澍和陆建瀛先后推行票法，清代的两淮盐法改纲盐为票盐，盐制为之一变。自同治三年起，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票法为之一变；经后任者李鸿章之改行循环票法于淮南，票法制度再变。
七年九月，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自马新贻接手两淮盐政以来，他随即着手进行了一些调整。七年年末，他即因场商疲乏，令运商预缴五成盐价。关于预付盐价一事，马新贻称，盐价本运贩应付之项，如垣商资本不充裕，多付一成之价，即可多收一成之盐，“实至公不刊之论”。每年湘鄂西岸及食盐各岸，尚可运三十四、五万引，通泰二十场产数不过四十三、四万引，产数之多于销数者，计只八、九万引，合八折上下。如各场各垣皆有八折可销，则所占搁者仅止二成，“岂场商绝无资本，不应稍有余盐存堆耶”！究其原因，无非是可以抢售甲年之盐，而售及乙年之盐，以致苦难得售者，乙年犹未售甲年之盐，“不公不平，莫此为甚”。所以，非查计额产，派给重照不可。故须确查各场总盐数，分十二个月，按月划给。如遇畅销，则提给一月，如遇滞销，则缓给一月，此外不得丝毫通融。惟本年入夏以来，场盐日跌一日，运商几以意外之赢，为固有之利，“一旦令归绳墨，遵章缴价，必不遂其私愿”。故惟有严定扣缴之法，使场商无可脱空。
当然，马新贻亦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鄂、湘、西、皖各岸，均应自领咨之月起，以半年为限，由总局确查花名引数，及领咨月分，凡已逾半年限期之商，即令照章预缴盐价3两。未到半年限期之商，谕令到限即缴，违者将引扣除。如此量予区别，可场、运两便。
同治八年正月，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遂令各归各行买卖，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员监盘。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免为行户假托、商贩藉口”，故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这一建立立即得到马新贻的批允。寓票于纲的做法，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同治八年三月，两淮盐运司方濬颐称，鄂、湘、西、皖四岸，运商循环额引，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先定改定，“意美法良，诚为至当”，乃办理未久，各商贩纷纷禀请更名，大都先系全本，继思分伙，亦有始用伙名请运，后复改归本商本名者。此种情形，更名之后，原足以昭核实，但其中亦有不知顾忌，以票牟利，旋买旋卖，更而又更，“致有循环之名，转失循环之实”。前经核议，必须实非卖票、情理可原者，准于开纲时取保更名，于册内注明，第二次环运不准复请更易。而且，当时李鸿章还特别强调，凡更名之商，只准于开纲一月之内上报备案，迟则一概不准。嗣后虽初定循环之时，各商贩或纠资合运，或合伙出名，其更名之事，均属情有可原。鄂岸已环运1次，湘岸、皖岸各已环运2次，西岸更是已环运3次，其中应行更改名商历数次环运，自必早经分晰清楚，“乃各商仍请更名不已，难保无卖票顶替情事”。考虑到环运章程，原欲“收散漫而归于齐整，由票法而渐复纲规”。似此每纲必更直以引票为射利之具，因而借票争控之案层见叠出，“转为商累”。鄂、西、皖三岸，业经先后禀请开纲，而赴局禀更存记之商已不下数十户。若不重申禁令，明定章程，将更而又更，伊于胡底！所以他向马新贻建议，要将更名之案永远停止。当然，各岸运商不皆尽在扬城，若遽令停止更名，似嫌太骤，应分别办理，以昭公允。故除鄂、西、皖三岸新纲环引已据各商呈请更名，由局查核详请外，其余各商如实有应更原委，仍请照旧限一月内呈明。至三岸下纲环引及湘岸戊辰春秋两纲，如有应更之商，请限两个月呈明核办。这一提议得到马新贻的批准。
取消验资之法后，旋因小逻堡堤工需款甚巨，盐商借机要求独断盐利之权。同治八年九月，据署海分司许宝书称，淮北票贩久营盐业，自同治三年曾国藩厘定新章后，“元气稍舒”。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验资之法生，结果携资之人，“率皆外来之户，仅图卖号之利”，即如当年之验资，流弊极大，不特票贩借资认利，成本加增，新商得引之后，亦大多抬高引价，“卖号而不办盐，甚有携挟厚赀，专放重利，旬日获利数千两者”，此自然系利归中饱之现象。淮北盐商要求按实运花名册引数，将来年接运正额派分。为此，他们公同筹议，共同捐银30万两，以供小逻堡堤工之需。报效之银，分为两批交纳，先交现银一半，另一半则随课完缴。对于此次报效，“不敢仰邀奖励，惟恳将前奉批准循环转运章程恩赐，查照现运花名引数”，“准予递纲循环，免再按纲验赀”，希望清廷能予以永久特权，以后不再滥招新商。当然，如盐商有误运误课之事，则不在此例，仍可随时补充。
马新贻同意盐商的意见，并于九年二月上奏相关事宜：“北鹾收效之捷，全在删除溢引”，盐无壅积之虞，商获转输之益。惟盐务向为利薮，销路一畅，盐商往往趋之若鹜。近年来每值开纲之进，苦于商多额少，不得不验明赀本，减折派运。唯此中弊窦，颇难枚指，故自己上任之初，即与年曾国藩面商，停止验赀之法，就旧纲花名，准其承运新纲，试办年余，商情称便。此次兴修运河堤工，各票贩踊跃输捐，尤著成效。故经过讨论，嗣后应责成原运各贩，“循环转运，以清弊源而垂久远”。
由于马新贻延续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两淮盐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区也实行“循环给运”，结果导致票盐名称虽存，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大利尽归于商，而司鹾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有票者恃循环制度为恒业，藉票本问题为根据，以垄断两淮盐利，与纲商之窝本无异，变相复纲，仍蹈专商引岸之覆辙，票法精神消息殆尽至此，两淮方面的盐政制度已经基本定型，鲜有变化。有学者评论：“自此以后，淮北亦继淮南而变相复纲，两淮票法精神于是完全破坏”。 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刚刚赴任浙江巡抚不久的马新贻，即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指出浙江海塘关系紧要，必须加大力度。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随后，他于正月二十六日离开杭州，带领督办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苏式敬等沿塘履勘。经调查得知，自李家汛至尖山，150余里的地段，石塘缺口不下百余处，大者二、三百丈，小者亦数十丈，其中，以翁汛最为险要，“潮宽势猛，潮汐洗刷，片石无存，塘内沙土淤垫，民舍深埋”。若再不加紧堵筑，则更加不可收拾。由于经费有限，又缺乏石料，此段地区只能先筑柴坝。但这里土性松浮，虽加以柴坝木桩，只能堵浸润之水，不能遏冲激之浪。马新贻决定在省城设立海塘总局，饬委藩司蒋益沣、运使高卿培筹备工需，与苏式敬等人认真饬办：凡石塘之倒塌者，建筑柴坝以御急湍；塘脚漏水、桩木朽烂者，于塘外修筑柴埽以保护之；塘后附土低陷残缺者，亦即填实培厚以免坍卸。整个工程于二月初四日开始兴工，制定好相关章程。并由翁家埠设立分局，由段光清、苏式敬驻工监督。虽然经费奇缺，亦“不敢因经费艰难，稍存漠视”，如实有不敷，“于藩关各库，酌量筹拨“。他还绘制了海塘缺口图上陈朝廷。此后，马新贻“每月巡视塘工，审官吏之勤惰，察工料之坚窳，栉风沐雨”，所到工地，并不通知属员，故人几不知。(同治五年条)五年正月，马新贻奏称，修筑海塘的难度超出想象，经过自己的多次实地考察，“益知工程关系之重，雇夫储料之难，未能迅速集事之苦，实有不寒而栗而者”。本来经费已经不敷，加之太平军起后，浙江各地人口稀少，所需之木柴砍伐无人，“虽经委员入山设法招募，现采现装，每月不过二十万石上下，实不敷用”，每致减工待料，抢筑未能应手。即如所需桩架，原来当地人烟稠密，所需之数百副，一呼即至，则只能弄到二十余副。总之，各种困苦情形，难以一一描述。他称自己自去年夏秋以来，“辗转于中，每至午夜彷徨，寝馈俱废”。为解决缺乏木材的难题，他决定派员赴严州山内购买山树，“调派兵勇前往砍伐，运济工用”(卷三,《海塘经费支绌现尽力筹办折》，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
柴坝仅为权宜之计，难以持久，故萦绕于马新贻心中的，仍然是想修筑石塘。海宁州之绕城石塘，久已坝坏，“贴近城垣数十步外即属巨浸，正当潮势顶冲，朝夕震撼”，较之他处更为险急。五年八月十九日，马新贻亲临该处，周历目观，认为修建难以再缓，决定先行在此处开工。九月初九日，马新贻在海宁州城内设立专办石塘分局。根据以往的经验，从前兴修海塘石工，以采购塘石为最难。而此处坍毁旧塘，除碎小之石多已陷入沙底外，其大块塘石未尽陷没，可以抵用。故马新贻决定雇集夫船，分头打捞，以节经费，如旧石实在不敷，再行设法采办。石塘、坦水、盘头、石堵各工，约需银24万余两，虽然较以前所需价格倍蓰，但“欲求工归实际，不能不按照时价确估购办”。整个工程于十月初六日开工，马新贻又再次到海宁州，率同在工各员，“恭祭潮神”。卷四,《开办海宁石塘绘呈图说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就在马新贻上陈兴办海宁州石塘之际，他收到了朝廷寄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的奏折。钟佩贤称，海塘关系东南大局，“此项工程非用数年人力、数百万帑金不足以臻巩固，若为苟且补苴之计，岁费仍不下数十万两，而工之能否无虞，仍不敢必”。(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马新贻乘机上奏称，柴坝与石塘相为依附，并与土塘互为表里。所兴办之石塘工程，即以柴坝作为后盾，层层保护，“未办石塘，柴坝固难延缓；既办石塘，柴坝亦难中止”(同治五年条)。
同治六年正月，马新贻陪同新上任的闽浙总督吴棠巡阅海塘，逐段勘验工程。两人从仁和县李家埠起，沿海宁州尖山绕行至海盐，察看海塘140余里，“于潮汐来时亲立塘上，亲加察看”。自开工以来，浙江海塘已堵缺口2258丈余，计筑柴坝2957丈余，又完成埽工、埽坦等4724丈余。因为在水中作业，一日两潮，旧有的灌灰浆办法无法干透，每多渗脱，故他们用严州所产之茑萝捣浸和灰，参以米法，层层灌砌，复于临水一面用桐油、麻绒仿照艌船之法，加工艌缝，“此现办石塘较之历办章程，格外讲求实在情形也”。考虑到浙江全境之石塘兴办，所需非用七、八百万、费十余年时间不可，他们决定，拟于丝捐及盐货各厘局内，每年拨银80万两，并佐以海塘捐输，专备塘工之需。马新贻还表示，自己“惟当督饬在工各员，视如家事，各矢慎勤，成功不厌其精，求用款务归于核实”。
同治六年十二月，海宁绕城石塘即将竣工，马新贻又奏请续开西防石工。经查，西防石工总计须建复、折修条块鱼鳞各石塘总共约估银386780余两，又有移建盘头裹头等项，共计约需银489000余两，其中包括了酌加二成例价，其原因在于，“兵燹后百物昂贵，不得不按照时价确估”。(卷五,《海宁石塘将竣接办西防石塘勘估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在这一奏折得到清廷的批准后，西防工程于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开工。(卷六,《兴办西防石塘开工日期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兴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则是善后了。为此，马新贻特奏陈中、西两塘已竣柴坝的善后章程：一、西中两塘已竣柴坝仿例保固以专责成。由于工程较大，按完工先后，相关各员负责保修两年。二、岁修经费筹拨专款。本次共建成之5574丈余，仿道光年间办法，每年拨工用银65000两。三、抢护险工随时勘估赶筑。四、已竣柴埽各工责成厅备加意防护。杭防道每月巡查一次，厅备十日巡防一次。每年每兵循例种柳树100株，“以期盘根入土而固塘基”。五、岁修领银不得扣减。六、岁修柴木宜早筹备。七、西防十二堡已竣柴坝盘头应加抛块石。(卷六,《拟护中西两塘已竣柴坝各工善后章程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可见他对此问题的考虑是相当周详的。
此后，马新贻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后因并未上任即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在离浙交待相关事宜时，他奏称，海塘除西中两防柴坝及海宁绕城石塘均已奏报完工外，截至四月止，东防柴坝未办者尚有900余丈，西防埽工埽坦未办者亦有900余丈，中塘埽工埽坦未办者1100余丈，核计原估工段已办七成以上。(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均与原定计划相符，可见他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除了海塘，马新贻还注意加强对日常河道的维修。湖州之乌程、长兴两县滨临太湖，凡泄水入湖之处大多淤塞不通，同治五年九月，马新贻新临查勘，饬令湖州府除就地筹捐外，由省局拨费兴办。(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五年十一月，马新贻奏请勘办绍兴闸港疏浚淤沙。(卷四,《勘办绍兴闸港疏浚淤沙并借拨经费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六年十一月，马新贻奏称，仁和县属艮山门至海宁州一带，河道称为运盐河，上接省垣，下达苏郡，从前河路通畅，商贾流通，聚为一大市镇。兵兴之后，大受打击。此段河长七八十里，分属于海宁与仁和，河被沙淤，几与岸平，农商均为不便。该处兴修虽然经费较巨，“然既于农田、民食、商贾均有裨益，自应设法开浚”。至河内所起沙土，即以南岸民地堆积，河成之后丈量占地若干，请免两年钱粮，两年后如可栽种桑麻木棉，再行奏闻。[5](卷五,《仁和海宁属运盐河淤塞借款开浚片》，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绍兴府之东西江塘为山、会、萧三县保障，同治四年五月，冲决几及千丈，其余坍缺不一。马新贻举办亩捐并垫借钱十万串，工程于七年二月完竣。经逐段查勘，“尚无草率偷减等弊”。[5](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这些皆可圈可点。
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后，即于七年十二月奏称江南河工情形。他奏称，江南河务以修筑运堤为最要。自淮河改由运河出海后，岸堤日形吃重，加之裁撤南河后，东西两坝年久失修，再值夏秋之交，险工迭出。在赴任途中，自己即沿途履勘小罗堡等处，发现西堤水势甚大，难以施工，惟有先将东堤择要兴办，“总期于今冬明春水涸时赶先修筑完竣”(卷七,《酌拟应办事宜六款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可见他仍然以河工水利为急务，保持了自己的一贯作风。
八年六月，运河东西两堤工竣，马新贻亲往验收，途中中暑，“咽喉肿痛，甚至饮食不进”(同治六年六月条)。八年，他又乘冬令水涸，奏明由盐务筹捐，赶修小罗堡西堤工程。又安徽各属堤岸被水冲决，亦与安徽官员面商筹款兴修之法。九年三月，他亲赴小罗堡等处河工巡视。据奏称，他逐行上堤，“逐段锥试，尚属饱满”。(卷九,《会勘运河堤坝工程完竣回省片》，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值得注意的是，马新贻虽然重视水利，却绝不好大喜功，不做“形象工程”，不做无用功。同治八年十一月，针对已经并无多少实际操作可能的修复运河通漕事宜，他明确指出，运河工程浩大，黄河泛滥，“人力难施”。(卷八,《江北冬漕先筹河运折》，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九年六月，针对翰林院编修蔡则云等人恢复淮河故道的建议，马新贻又奏称，欲挽淮归故，必先大浚黄河。但这样一来，非数百万金不能成功，当此国家多难、饷需支绌之际，势难筹此巨款。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兴工，期以数年或有成效，“不求速效，但求实际；不求利多，但求患减；为得寸得尺之计，收循序渐进之功”，明确反对盲目乱上项目。(卷九,《筹浚淮水故道折》，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 同治八年，1869年11月3日，安庆教案发生。在湖南反教揭贴的影响下，1869年10月，安庆府院考试场附近出现约期拆毁教堂的揭帖。11月3日，曾因低价强买民房改建教堂而为安庆民众所痛恨的英国教士密道生、卫养生，公然到府衙要求查办散发揭帖者，群众和文武考生愤起拦阻，并捣毁了英、法教士住所。密道生、卫养生避入府衙呼救，法国教士韩石贞连夜乘船逃走。此即“安庆教案”。
“安庆教案” 发生后，法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罗淑亚，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支持，要武力保护天主教。罗淑亚在上海命令莫代海军司令调集“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蝎子”号、“阿斯皮克”号、“火焰”号军舰，组成远征队沿长江西进。同年12月24日，法兰西的军舰云集南京下关。面对如此危急情势，两江总督马新贻知道“排教”事端严重，作为缓兵之策，他主动提出给罗淑亚和海军军官们提供一所豪华宾馆作为招待所。可是罗淑亚拒绝了，表示宁愿住在南京天主教圣母堂主教的住所。12月24日晚上，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法国的海军上将、法国总领事在士兵们的保护下去拜访了两江总督马新贻。25日是圣诞节，马新贻由盛大的仪仗队陪同。去圣母堂答访。26日双方正式会谈，法方提出，为赔偿安庆传教士所受损失。要求清政府在城内拨给一块大面积的无主土地。并依法惩办祸首，至于对教徒迫害的凶手更要按法惩办，以命抵命。
清政府向总理衙门发去谕告，要求“无论如何变通，总期拿获滋事之人，赔偿所失之物，以便迅速了结，免致彼国借此要挟，丛生枝节”，同时也要求马新贻、英翰两人快速结案。最终，两人和英法方面签署了《南京协定》，内容主要有： 赔偿英国内地会1735银元，赔偿法国耶稣会4000银元。 将肇事者逮捕审问刑罚。 出告示严禁反教活动。 12月29日，马新贻、英翰签字答应了罗淑亚的全部要求；法方立刻派一位神甫去安庆接收赔偿的土地；马新贻又派了一位代表去建德查办作案的罪犯，并监督执行。马新贻还在江南各府各县张贴告示，承认英法传教士们“有权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严斥安庆、建德的闹事者，声明如有人胆敢重犯，“定即按律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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