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成果

A. 梁思成的事迹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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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1912-1914）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肄业）。

1928年3月21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8月18日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今北京市），在协和医院生下女儿，取名梁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

B. 梁思成在建筑史学方面的学术活动和成就

梁思成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
（一）中国人要写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作为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他是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建筑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遗憾地是始终没有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研究。梁思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从此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去。1934年，梁思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他第一次将繁杂的古建筑构造、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与分析，对清式建筑各部分作法、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投影图绘出清式建筑构件、装饰彩画详图，使人们对多彩的古建筑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科学的认识。
1940年冬季，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在李庄这几年里，梁开始较系统地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正是在这基础上的1942年，梁思成开始写著《中国建筑史》。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与文献资料第一次按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都作了叙述，对各时期建筑特征作了分析比较。梁思成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几大特征，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高度。为了便于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他还编著了英文的《中国图像建筑史》。
1946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请梁思成讲学，梁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东北大学任教时写的中国雕塑史书稿，以一个中国人自豪的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国外学术界极大的钦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授以他名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东方美术教授雷尔高度赞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梁的成果，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宗师。这些成果自然离不开营造学社的集体，刘敦桢，也是中国建筑历史理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十多年来同梁一起领导着学社的文献研究和调查工作。学社人不多，在十多年里积累了如此丰富的资料，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使中国古老建筑这一东方文化魂宝，得以拂去身上的尘埃，重显光辉于世界文化之林。
（二）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奠基人
梁思成一辈子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同时也一辈子在从事着文物建筑保护的工作。他调查古建筑，从历史、艺术、科学诸方面去发现、揭示它们的价值，正因为具有这些价值，因而同时也提出保护这些文物建筑的意见和措施。
1932年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论文中，梁思成专门写了“今后的保护”部分，他提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之办法。而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同时又具体地主张：“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之后，在对杭州六和塔、曲阜孔庙的考察和修葺计划中都提出了保护的原则和具体修缮意见。
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项目，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根本谈不上保护。抗日战争后期，当美国能够对日本本土实行轰炸时，梁思成在重庆向美国驻华使馆写信，呼吁要保护日本奈良、京都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使它们免遭破坏。从梁思成个人来说，他的全家受尽了战争之苦，林徽因因此失去了健康，林的亲弟弟是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还是梁思成去办理的后事，他当然希望日本受到打击，早日结束战争。他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日本这些建筑珍宝不仅是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理应受到保护，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
1948年，清华大学所在地海淀区得到解放，这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北京城，一旦与傅作义将军的谈判失败即将武力攻城。正当梁思成、林徽因因怕攻城毁坏了北京古城而忧心忡忡时，由张奚若教授带两位解放军干部至梁家请梁在北京地图上标明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他们对梁说：为了保护民族的古建筑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梁思成十分激动而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同时带领建筑系教师很快编出一本全国重要古迹的名单，并注明他们的重要级别，送交中央以便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使它们得到保护，这份名单成了新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建筑保护项目的蓝本。可以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谱写了新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第一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定为首都，梁思成知道，北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他当时担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及时与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他们主张将政府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的西部另成新区，这样可以避免新旧矛盾，以便能够将北京古城较完整地保护下来，这是根据世界许多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当时也有专家根据解放初期的国情主张利用古城建设。梁、陈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在北京城内开始了新的建设，因此拆城墙、牌楼等等一系列对文物建筑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面对此情，梁思成四方呼吁，写文章做报告宣传古文物的价值，提出城墙可利用作为环城公园，开豁口以利交通等等保护的措施；他力排众议，亲自找到周恩来总理成功地保护住了原来决定要拆除的北海团城。
上世纪60年代，文物建筑的保护整修工作日益开展，梁思成在考察了赵州桥和正定一些古建修理工作之后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在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整旧如旧”的主张：“我认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这在重修木结构时可能有很多技术的困难，但在重修砖石结构时，就比较少些。”
综观梁思成的言论与行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一系列主张与理论，这就是：
梁思成提出不仅要保护单栋的文物建筑，而且也要保护它们的环境。对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建筑群体甚至一座古城，也要作整体性的保护。
梁思成提出在整修古建筑时，一般应该“整旧如旧”。在整修工作中应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必须保持古建筑的原来外貌。
梁思成提出对古建筑的复原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必须由懂业务的专家负责，在充分研究并了解该建筑原貌的基础上，做出多种方案比较，方可进行。
梁思成提出：保护文物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但用之之道，多有不同。
1964年5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历史古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为“威尼斯宪章”。这部宪章总结了世界各国在保护古建筑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有关历史古迹定义、保护、修复、发掘等方面的原则与纲领，这些内容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
值得注意的事，在这部宪章中提出的：古迹保护包含着对一定环境的保护；修复中可采用有关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的前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等等原则都和梁思成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自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梁思成对中外古代建筑的价值都有深刻地认识。无论在美国留学，在欧洲考察，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时，他都密切注意和研究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站得高，看得全，想得远，因此，他提出来的主张必然带有普遍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有的主张并不与《威尼斯宪章》一致。例如宪章规定在修补古迹缺失部分时，修补部分须区别于原作，就像我们在罗马见到的斗兽场和一些古迹的柱子那样，斗兽场用砖或其它材料修补部分与原来的石料有明显的区别；一些石头柱子的柱头、柱身有损坏用砖填补后外观上也保持明显区别，这就是修复工作中的可识别性原则。但梁思成却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他十分赞赏山东观音寺砖塔的修法，缺损部分用旧砖实砌，新旧浑然一体，他认为，基本上保持了这座塔的风格和个性。在孔庙修葺中，如果用了新材料而给参观者得到与原材料极不同的印象，他也认为是应该极力避免的，这可能是梁思成根据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而提出的主张。
实践证明，梁思成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不但在理论上具有世界的水平，而且在实践上还是一名勇敢的斗士。他始终盼望着有一部既符合世界文物保护先进理论、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宪章——北京宪章的诞生.

C. 梁思成的哪本书成就最高

《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梁思成于战火纷飞的1944年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完成的扛鼎之作，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建筑史。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对古建筑的实地调查也仅仅限于l932--1937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弄清中国建筑两千年来发展的历史源流，梳理清楚其发展脉络，自然只能先从主流建筑人手，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内容侧重于宫殿庙宇(即重点在大木作)。而对中国建筑中极富特色的园林，丰富多彩的民居基本没有论及。此书完成后，先生深感建筑史尚需深入的课题还很多。但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的艰巨工作随之而至，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当务之急是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首先是建筑师。今后数十年，国家建设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因此他到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建筑史的研究只得暂缓进行。
本书是先生的重要遗著，因此补充的图片也全部采用当年先生所拍摄的图片，尽管这批图片经过水残质量已大不如前了。《中国建筑史》除供高等学校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作教材外，也可供考古、风景园林、旅游、工艺美术、舞美等专业人员及广大读者阅读、参考。全书分中国古代建筑、近代中国建筑、现代中国建筑三部分，每一部分除对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外，重点对城市建设与各类型的建筑作了分章论述。其中古代建筑部分所占分量较重，内容较系统、全面，对木构建筑特征和清式建筑做法也辟有专章介绍；近现代建筑部分则着重于建筑发展的概括论述和典型实例的分析，使读者对近、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了解。为了使读者获得更丰富而形象的相关信息，《中国建筑史》还配有光盘，收录古代建筑重要实例的彩色照片约千幅。

D. 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梁思成的成就

他不顾个人安危，每次再勘测时都第一个冲上去，不犹豫，果断，也是他的品格。他学识丰富，对建筑注入自己的感情，他是我们的榜样！在一次对山西应县木塔的勘测时，他毫不犹豫的第一个冲上了塔顶，全然不顾塔的年代久远，丝毫不考虑铁链与木头可能会断裂的危险，所以他的敬业精神也是值我们学习的！

E. 梁思成的生平事迹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3-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34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
梁思成在二站期间，任站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时，于1944年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战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将其表明位置的同时，还建议盟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称京都、奈良。把那里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此事受到国际上普遍的称赞，日本报刊一再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F.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中国的成就有哪些

建筑学梁思成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G. 梁思成的主要成就有什么作品

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

H. 梁思成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对保护古建筑、建筑学理论及教学方面建树高。

I. 梁思成的主要贡献

梁思成的主要贡献

作为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可以列举很多，但其中有两件事就足以使梁先生载入史册：一是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的1944年，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梁思成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位置。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特别标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属于保护范围之列。这份地图后来呈交盟军司令部，梁思成的提议被采纳。多年后，日本的建筑学家们满怀感激地说，梁先生是日本的大恩人，“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冬天，当时的北平已经被人民军队包围。一天，一位解放军干部叩响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来人说：“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喜出望外，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据说在西柏坡，这幅图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指挥所的墙壁上。毛泽东命令围城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北平后来和平解放，但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文物古迹的努力，必将铭刻于人类的文明史册。
遗憾的是，北京在迈入和平建设时期却遭到粗暴的肢解，在盲目的“旧城改造”中渐渐失去了千年古都的风貌。近读《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这本书记述了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故事，描写了解放后围绕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古城保护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纷争，突现了梁思成为保护古都锲而不舍的努力，以及最终归于失败的悲剧，读来令人扼腕。说来也很惭愧，在下1957年来北京念书，虽然亲眼目睹北京古城墙的巍峨，但是久居西郊，穷学生那时也很少进城，北京拆除城楼城墙偶有所闻，但并不十分关心。若干年后涉猎北京史，始终对解放后北京的变迁未敢涉及。个中奥妙心知肚明，即便愚钝如我的局外人，多少也耳闻北京城楼和城墙的存废，以及老城改造的决策均来自高层，此乃北京史研究的禁区，于是也不得不违心地说几句空话，或者干脆绕开这类敏感的话题。
《城记》偏偏选中了北京史上最尴尬的一页，触及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填补了北京史研究的空白，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者以记者与史家的眼光、报告文学的样式，借大量人物访谈的实录和翔实的史料文档，披露了古城衰亡鲜为人知的内幕，浓墨重彩地点染了梁先生孤掌难鸣的无奈。它的笔触虽然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故事”，一位思想深邃、目光远大的学者和强大的社会势力较量的艰苦历程，却深刻不过地反映了围绕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展开的思想交锋，这就使论述的主题升华到更高层次。
梁先生的悲剧，根源于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是集中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艺术的精华，不论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间尺度，还是皇城与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卫内外城的城墙与城楼，甚至小到一座牌楼，无不凝集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因而在梁先生看来，后人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它，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而不能轻率地改变、破坏甚至由于无知而导致毁坏。他的这一思想固然历史已经证明是真理，却不能被当时的中国社会认同，上自国家的最高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甚至连中国的建筑学界都很少有人赞同。这就注定了梁先生像堂•吉诃德一样向风车挑战，他的每一次为挽救古都北京的努力，尽管并非全无成效，但总体上是以失败而告终。
客观而论，对于古都北京的保护与利用，学术界一开始是有不同看法的（至今仍是）。从当年对梁先生和陈占祥先生（留学英国的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陈方案），遭到苏联专家的否定；后来梁先生为拯救北京城墙和城楼时，又遇到强劲的对手——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留学法国的著名土木工程学家华南圭先生，他便是力主拆除城墙，利用城砖砌下水道的专家。双方各持己见，起初还属于学术观点的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囯内政治形势的升温，保护北京古城的呼吁上升到阻碍首都建设、维护封建老古董的高度，政治的批判便代替了学术的争鸣了。
1953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书中写道：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梁的学生）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痛哭，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他是为民族的愚昧无知而哭泣，是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毁灭而悲伤，这是历史不该忘记的“世纪之哭”啊！
可是，在当时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想指导下，古都北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
书中援引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的文章：“解放以后，梁先生在新中国生活工作了22年……总起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多一半左右，特别是最后带着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这个结论是颇为中肯的。
然而，古都北京的情况至今并不乐观，正如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不久前所言：“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如今，胡同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时时扑入眼帘。倘若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又该作何感想？恐怕是欲哭无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