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成果

❶ 让企业和群众更多感受到什么改革成效

一定要让企业和群众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

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是政府自身的一场深刻革命，要继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披荆斩棘向前推进。

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清理取消一批生产和服务许可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多证合一，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加快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我们一定要让企业和群众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坚决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

❷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果

中大咨询官网中曾发过一篇文章对双百行动的成果进行了总结。

自前年8月份“双百行动”正式启动以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持续加强分类指导和统筹协调，逐级落实改革目标和改革责任，有序推进“双百企业”深化综合性改革。

具体来看，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持续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优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序推进、党的建设成效显著。

总体上看，“双百行动”在中央企业内部和各地国资国企系统内部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辐射”效应。不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都按照“双百行动”的思路和要求，在本企业、本地区同步指导和推动其他所出资企业对标“双百企业”，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共同深化综合性改革。“双百行动”以点带面、星火燎原的改革态势已经初步形成。

❸ 公司创新成功改革的例子

2004年1月，交大铭泰（北京）信息技术公司，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

7年来，为适应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何恩培和他的公司不断调整业务方向和公司理念，公司名称也因资本的介入而几次变化。有人批评何恩培和他企业总在“变脸”。

何恩培却认为，正是由于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创新，才使得公司有今日的成就。

“我小学的时候想当飞行员，初中、高中想当老师，大学一年级想当科学家，毕业后想当一个企业家。”何恩培坦率地说，他自己的理想也随着岁月的延伸而不断改变。

2008年，交大铭泰主要有三大股东，一个是公司总裁何恩培为首的创业者团队，约持有30％的股份；二是上海交通大学，占据20％的市场股份；三是香港实达和实达集团，占据40％的股份，为交大铭泰最大的股东。

有人说，一面在企业每次融资中不断稀释自己的股份，一面一直在融资后的公司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像何恩培这样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创业者太少了。

1998年6月从实达集团引进600万元后，2002年4月，何恩培又从上海交大引入1000多万元，并以优良的业绩促使交大铭泰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1998年底，何恩培还并购了当时在汉化翻译软件市场中独占鳌头的南京月亮公司，并于2008年8月收购了香港博汉语文汉化公司。

何恩培表示，从实达集团融到600万元的产业资本时，“创业才一年多，企业刚推出新产品，营业额很小，没有成规模，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管理思路，没有什么资源去进行跳跃式发展，实达资本进入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谈到自己屡次成功融资的感受，何恩培说，投资者主要看团队，也就是看人，具体的项目并不是太重要。

另外，在1998年左右，很少有人明白资本，谁明白资本谁就占有了先机。“现在竞争的层面和规模与当初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几十万元就能起家的，现在动辄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创业或成功的成本也高了”。

一、摸着石头过河

1月9日的上市，令交大铭泰连续创造了几个第一：国内第一个通用软件上市公司、亚洲首只“信息本地化概念股”、2004年香港股市第一家上市企业。

在交大铭泰的2004年战略发布会上，何恩培指出：“信息本地化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标准之一。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发展信息本地化产业。”

尽管公司的转型现在看来很成功，但让何恩培一直难以释怀的是soyou网的失败。这个连老员工都不愿意再谈的项目和往事，这个在互联网第一轮投资浪潮中的兴起而又破灭的梦幻，让何恩培至今都感到可惜。

“互联网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我认为所有的商业模式也会通过互联网再生和重演。可由于片面追求现金流，不愿意对soyou网持续投入，从而放弃了这个很好的机会。”

何恩培反思说，“1999年开始做的soyou网是我们推出的一个目录式服务，由于我们的不成熟，放弃了。如果能坚持到今天，soyou的结果会比google还要好。”

soyou网整个项目的投资达到2000万元，融资来源于香港实达。在今天看来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和当时互联网一烧就是上亿元的项目相比，soyou网的投资并不算大。

soyou网的失败和当时的网络大环境密切相关，但除此之外，何恩培分析，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管理团队自身的不成熟，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者。

但何恩培至今只是感到可惜，而并不后悔。他认为，带领企业向前发展就如摸着石头过河，有时难免出现错误，关键是怎么让企业生存下来和更好地发展。“我们认为机会是不断有的，只要我们不断地进步。”

二、做好一面镜子

何恩培1995年从华中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放弃了去日本读博士的机会，到了珠海一家台资企业。没想到技术出身的他，一个月后，就被老板安排去做管理了。

1997年，为了更好地发展，何恩培来到北京的中关村，在一家软件企业任副总经理。那家公司是个家族企业，老板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他希望能参与决策。这一矛盾的无法解决导致了他的离开。

正是由于这种经历，让何恩培深深地体会到，企业领导一定要勇于承认错误，同时要学会包容。“我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并不一定比其他领导者更强，但我最擅长做团队中每个人的一面镜子。

比方说领带打歪了自己不知道，面对镜子的时候就知道了。因此并不需要我绝顶聪明，我只要做好一面镜子，做好一个交流者，沟通者。”

为了更广泛地听取管理团队的建议，1999年，何恩培提出每一个管理人员都必须有3个顾问，第一个必须是行业的老大，第二个必须不在自己的行业，第三个至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长。

在外人看来，何恩培和他的公司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步一个台阶，但他却说：“当你从远处看海的时候，海只有一条线；但你走到近处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各种波浪。

当你离我们很远的时候，就会看到一步一个脚印，因为你只看得到脚印；但你近看的时候，才会看到我们遇到的很多挫折和问题，以及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何恩培立志使交大铭泰成为翻译行业的联想和戴尔，到2008年做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带领别人去成功。我不希望是做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成功，而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搭平台，协助他们成功。” 他说。

(3)企业改革成果扩展阅读：

何恩培，传神公司总裁，何恩培1995年获华中理工大学固体电子学硕士学位，曾创立铭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交大铭泰软件有限公司）并任总裁，现任传神联合（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从1997年开始，带领公司从一个4名员工的“小蚂蚁”，发展到拥有亿元资产的“大象”。他既有从商的智慧，也有科学的头脑，中国翻译工具软件市场品牌“东方快车”就是出自何恩培之手。

从“北京铭泰”到“实达铭泰”再到“交大铭泰”，何恩培经历了数次波折，但是福祸相依，亿万富翁何恩培的成功之路仍具有“标本”意义。

交大铭泰（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交大铭泰）的通用软件上市公司、亚洲“信息本地化概念股”、2004年香港股市上市企业。

1997年，从4名员工、不足9平米的地下室开始创业，8年后，交大铭泰已拥有亿元巨额资产，员工150余人。何恩培打造了他的软件：翻译软件（东方快车）、播放软件（东方影都）和网络软件（东方三王、东方虹）。

2005年， 创立传神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客户的虚拟语言部门（VLD）。

❹ 企业财务管理改革后取得哪些成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搞好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规避风险，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呵呵。

❺ 改革开放的成果

历经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沧桑巨变。在群星闪耀的30年进程中，资本市场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经济学家华生在讲这一句话时，平静的语调中透着一份沉甸甸的厚重感。

循序渐进至巨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GDP翻了几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更大变化则在于人们的社会观念、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这种转变具有不可逆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30年几乎超过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社会进步。”华生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感受。

经过这30年发展，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中期，并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经济实力已进入全球前四，中国近代几百年以来的强国梦已开始实现。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风波。华生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怀疑与批评的声音。“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中国改革国内批评的声音多，而国际上则往往是肯定的多，外部反而比内部看得更清楚。”

华生认为，正确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是为了今后30年走得更好，因为今后30年发展任务更伟大、更艰巨。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接近2000美元，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发展情况看，在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后都遇到了发展瓶颈，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今后30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巨大。”华生说。

他认为，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选对了。“即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开放坚持了国际化方向。”其次，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方向对的改革却屡屡挫败，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等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打破了这一怪圈，其中重要原因是选择了正确战略——“转化存量、发展增量”。即坚持“双轨战略”循序渐进，通过累积效应引发巨变，使发展又稳又快。“这使在每个阶段的推进中，支持改革的力量都能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当时农村最穷最落后，变革的要求最强烈，改革阻力也最小；后来再到城市改革，包括价格改革等逐步推进。开放也是从个别特区开始，再到部分特区，然后在全国分梯度开放。

“中国改革始自经济改革，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以来，实际上进入社会改革阶段。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改革，都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后中国还会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这种安排也是坚持了循序渐进原则。”华生表示。

资本市场是重要成果

“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华生总结说。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到20年。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虽然比较短，然而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我国股市规模、市值占GDP比重、交易量、交易系统的先进性等，都出现大幅跃升。“中国资本市场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成果的推进。尽管改革开放前10年没有股票市场，但是前10年的改革为其出现打下了基础。“当年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为股市打下了基础。”华生说。

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对国企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初单纯的股份制改造阻力重重，而且监管体系不健全，价值很难体现。“而资本市场出现以后，大家看到了上市的好处，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魅力，这推动了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并推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

过去中国经济“血液系统”完全靠银行，因此金融风险非常大，累计的金融坏账数以万亿计。资本市场出现以后，逐步发展直接金融，减少了间接金融，降低了整个金融风险。“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开始发挥，有力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应对新问题要有高超艺术

华生认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现在我国面临着高速发展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其中一部分是原来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没有完成的，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如价格体制尤其是要素价格改革，以及能源、资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等，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没有完成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当前的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化、环境污染等，这些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应对上述问题，华生认为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宏观经济管理的高超艺术。“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解决，有些问题则并非单纯改革就能解决。如对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问题，不能简单地市场化、自由浮动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反而会出大问题。”

华生表示，在经济领域近年来出现两种问题交织，即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与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后一方面问题，即使将来经济改革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就如当前的美国、欧洲国家等同样面临头疼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艺术要求更高。”华生坦言

❻ 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❼ 十八大后国企改革有哪些成效

9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介绍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情况。肖亚庆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国资委和广大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扎实推动国企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国企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纷呈，成效十分显著。

第三，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成效日趋明显。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从中央企业看集团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率、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提升。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0.5万亿元，和前一个五年相比增加了80%；从效益来看，这五年效益是6.4万亿元，增加了30.6%，也是增加幅度比较高的。上交各种税费10.3万亿元，增加了63.5%，今年1-8月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良好的态势，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3%，都是历史同期增加量最高的。

肖亚庆表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政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这些改革、这些大政方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企业发展规律，赢得了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真心拥护、热情参与。同时我们也深知，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我们要落实好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将会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加倍努力，扎扎实实推动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去攻克，坚决把国企改革进行到底，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❽ 为什么公司改革经过半年才有成效的原因

既然是公司的一个重大的改革，改革的话，经历这个半年才有成效，这个肯定是要改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有一个过渡期，他用这个时间的期限来实现它左右改革的目的，然后他的成效根据时间来进行实进行一个实践。不可能说改革改革这个文件或者发生以后或改革完成后立马就看见成效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必须得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成绩。

❾ 改革试点的成果

很明显，地质工作既是一个部门，又是一个研究地球内部构造与资源，并为国家提供矿物原料后备基地的系统。但今天它似乎丧失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新增的储量还不足以弥补开采量，作为国家一个部门的使命感明显降低，部门的生产技术保障面临崩溃……冷静地想一想，如果能以清醒的头脑来看待这些情况，并以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它们，也将变成好事。

我在《在改革的道路上》一书中曾尝试表述这样一个命题——从政治任务出发努力提高部门的效率。为此，1987年6月我们曾在条件最好的“伏尔加地质生产联合公司”举办全苏各加盟共和国地质局领导人培训班，推广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图2.2）。我们选择“伏尔加地质”，而不是“中央地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单位地质调查工作的水平高，技术经济指标好，并在地质和工程新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在文章《来自部门的经验》（1988年49期《经济报》）中谈到“……采用经济核算第二模式可保证资金正常运转。由于劳动报酬与节余挂钩，所以可用较少的投入完成更多的成果，并节约各类资源。还有一点很重要，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简单明了，对每个人而言，你干多少就能得多少，节约的每一个戈比都会成为集体的收入。……但过渡到第二模式需要基本上废除原有的经济关系、经济工作中的老规矩，改革企业中全部经济结构。”

图2.2 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

（1）部门的特点

在执行第二模式的改革过程中，除了会遇到一般经济部门的共性问题外，还会遇到地质部门原有经济管理办法带来的其他困难。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国家要等你完成任务后才付钱，地质队如何自筹资金去承担任务？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个独立的概念：地质勘探工作的拨款和地质企业生产发展经费及劳动者工资的自筹。这些经费应主要用于技术更新和现代化生产，购买设备和运输工具，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非生产性对象的建设。经济核算的收入，折旧的提成和其他收入就是本单位自有积累的来源。

有人曾不止一次地说：“在地质工作单位搞什么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这个主意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权威性的理论根据，还可以用实实在在的经验来反驳这种观点。1989年地质企业往指定账户上集中了十多亿卢布的自有积累资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科学研究。

对第二个模式最有力的佐证当然是企业在新办法下的工作成果。

（2）效益的增长

执行新办法的地质单位，在1988年的9个月内就完成了全部地质工作任务，提交了78份矿产储量报告，其中81%被评为良好和优秀，而1987年的9个月里仅完成任务的70%。

目前在地质勘探工作实践中，普遍采用的最终标准是获得地质终端产品——矿产储量的增长，这就是工作效益。地质单位圈定勘查区域时目的性更明确，力求以最小的开支得出高质量的结果。在全面经济核算条件下运行的企业，其所有生产-经济指标的数量和质量都好于按老办法运行的企业。到第二年仍保持了这种势头，按第二模式运行的企业没有降低生产效率（表2.2）。同时，还应特别强调指出两点：

·第二模式有利于企业减少职工人数。在地质勘探工作量几乎增长154%的条件下，职工人数减少了3%；

表2.2 按全面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模式运行的地质企业定额标准与收入分配一览表

·企业注意节约材料和资金。

在工作量增长的同时，外购商品和材料的库存都增长得很缓慢。在实行经济核算的单位里资金周转加快了11天。原来材料费用要1卢布的工作，现在降低了4个戈比，而在按老办法运行的单位里只能降低0.9戈比。

所有这一切使得劳动生产效率呈跳跃式增长，而收入大幅度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增长了24%，其中60%是靠增加生产总工作量获得的，而另外40%则是靠降低开支获得。

通常按人均收入来测算劳动生产率。按第二模式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总劳动生产率提高28%，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13%，生产开支降低9%，职工人数减少4%，平均工资增长18%。在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企业和单位中贯彻新的工资定额制度后促进了劳动生产和工资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使平均工资增长0.63%。

固定资产的结构和状况得到了改善，固定资产的损耗和新购设备的数量都减少了，固定资产增长的势头开始受到扼制。虽然地质行业的固定资产总体上增加了2.6%，但固定资产的产值率提高了，从原来的负增长变为正增长4%。按全面经济核算准则运行的企业都完成了预算前的全部任务，超额完成计划的收入为1800万卢布。

（3）经济核算落实到基层

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经济核算，就不可能发挥第二模式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在地质部内部实行以队级承包作为基层经济核算的基本形式，队级承包制自1980年起就开始贯彻，并在向全面经济核算过渡的过程中对队级承包制补充了新内容。

联合体在内部生产经济核算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例如“波尔答瓦石油天然气”、“中哥萨克地质”联合体等许多单位，采用了经济手段来保证工作质量。其中“波尔答瓦石油天然气”联合体就制订了成井地质质量标准，为了提高井队的工作质量引进了物质刺激的措施。如果钻井队通过试井证明了烃的储量有所增加，则每个月的工资基金增长10%。发现矿层者支付5000卢布奖金。而这些工资基金并不是一次性发放，而是每个月支付其中的90%，剩下的10%保留到钻井结束时发放。根据工作质量标准评价的结果，达“最高级”的井队将获得全部备用金，达“一级”的井队只发放50%。如果达不到评价标准，则这些资金全部作为井队的储备金（表2.3）。

表2.3 某井队（分队）大致的收入预算和基层生产环节支出预算表（卢布）

∗对于集体承包单位，预算按承包期限来确定。

所有这些保证措施使得联合体中高产井的比例由1987年的32%增至1988年（9个月内）的42%。在钻探工作量减少3100m、投资减少80万卢布的条件下，增加的烃类储量比国家计划超额13%。

图2.3 在联合体年计划中的地质任务管理层次

（4）为什么要修改定额标准

在推行第二经济核算模式的条件下，新的质量要求和增长速率使人们很难预测基本参数的变化（图2.3），即很难做出计划。例如，“中央地质联合体”1987年由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种后备资源，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9%。到1988年则提出了相当高的效益指标，要求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比1987年增长9%～10%。显然，该单位的工作量安排已远超过了原有的规定，而且服务费和材料消耗也要求费用最低，从而深深地吸引了客户的投资。因此，其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计划值超出了1.3～1.7倍。

由于以前订的定额标准偏低。所以支付的工资比产量增长得更快。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联合体的领导层在工会委员会上提出了修改定额标准的提案——降低劳动报酬基金中的提成标准，提高了生产和社会发展基金的标准。委员会接受了提案，认可了提出的标准和联合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按标准规定，在五年时间里，每个劳动者的社会发展基金将增加4倍。在当年就执行了对2400名儿童在幼儿园、托儿所和少先队夏令营全免费的规定。此外，按单位排队，每位个体盖房者可得到建房成本50%的无偿补助，另外一半还可以分期付款。业已确定，在5年之内用于野外作业人员的伙食补贴将增加。用于工资、疗养基地改建、住宿学校，以及保健、体育设施的支出将增长2倍，用于住房和市政建设的费用增长0.7倍。

（5）部门科研工作的改革

在科研单位中引入经济核算思想和自筹资金的模式是加速科技进步过程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要把科学研究机构全面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模式下，就必须全面分析科研院所在新型管理系统下的科研和经济活动，认真总结经验。例如，全俄矿物原料研究所和乌克兰地质勘探研究所等院所的经验就不错。尤其是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近年来完成的指标很好，掩盖了该所对科技进步和解决油气地质重大问题投入不足的问题。

要向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管理模式过渡就必须全部打破所内原有的经济体制。为此，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取消了7个部门、22个科室，使一批以前无经营权的部门成为独立经济核算的部门。经济核算涉及到合同的每个执行者，不同部门合作完成一组任务的条件已形成。为了解决重大科研课题和外接项目，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些临时的创业集体。健康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有可能实行灵活的干部调动机制，可以把人才集中在重大的科技进步方向上。随着积累的科技优势发挥作用，他们的科技成果总量也随之增长。在参与科技工作的总人数仅增加9%的情况下，科技成果总量增长了2倍，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8倍。在1988年的9个月时间里，研究所技术人员每人的平均工资为1928卢布，比1987年平均水平提高16.3%。

令人满意的是，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基金已达87.1万卢布，备用金超过50万卢布，也就是说，研究所没有到处求人，而是靠自己实实在在地挣到了大量的科技发展基金和社会发展基金。

（6）由定额模式向征税体制过渡

由于执行第二经济核算模式使经济活动的效果有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定额标准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从僵硬的定额标准思路中摆脱出来，逐渐向新的税收模式过渡，即通过征税体制来调控企业的经济活动。专家们为此专门制订了临时征税方案。我们认为，收入的征税体制可取代传统的定额标准。因为传统的定额管理办法既要调整企业、机关与国家预算之间的关系，又要调整经济收入与经济基金提成的分配比例。而征税可以强化经济杠杆对企业活动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回避许多在执行定额制中出现的干扰因素，大大简化企业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减少了许多计算、校核和财务工作量，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基金增长关系的监督机制更灵活。

当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确定每项工作价位标准时如何做到尽善尽美是很难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应进一步强化经济核算的理念直到下游各环节，从根本上改进定额办法，改进预算标准、设计单价、材料消耗和其他费用的整个生产定额体系。最后，还必须改造、简化和提高会计核算体系的内容，图2.4显示了改造前后计划指标、结算指标、经济定额和监督数字的个数变化情况。

图2.4 计划指标和结算指标、经济定额和被监督数字的个数

（7）需要得到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由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尚未建立对应的工作规程，没有针对第二模式的汇报体系，所以关于地质勘探工作的成本就很难定价。国家劳动委员会也没有提出在第二模式下工资基金的分配办法，改善工资支付办法的问题只能慢慢解决。现在有十余种附加、补贴工资，但实际上对个人的工资水平影响不大，反而使工资计算更复杂，更难自动生成工资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应尽快制订对国家级科研任务的管理办法。

还有一个企业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我们经常说，银行的霸权条款害死人。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只能归宿于银行确定的一个分部，企业别无选择，而银行却缺乏责任感，只有繁杂的手续和专横的态度。所以，必须结束银行的垄断状态，应建立股份制银行发展商业信贷业务。

必须引起严重关切的情况还有：目前不仅缺乏能为第二经济核算模式开绿灯的可行办法，而且缺乏在新条件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系统理论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内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没有建立起来，即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如何通盘考虑地质工作与采矿部门的利益，这个环节对地质勘探单位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步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应把勘探矿区的地质-经济评价与促进资源勘探的措施结合起来，不仅要考虑探明储量的增长，还要考虑可供工业开采的资源质量，并采取相应的奖励措施。

❿ 国企改革取得成就 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么

滥用垄断地位，薪酬与绩效关系不匹配，天价酒事件等，曝露出国有企业现阶段仍然存在重要缺陷，这说明国企治理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参照系，兼顾更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而非仅仅将“内部人”的利益摆平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功不可没，然而到目前为止，国企受到的应有尊重和它做出的贡献相比，十分不相称。诸如滥用垄断地位、最牛工资单、天价酒之类的事件频现。公众对国企的“苛求”，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是由国企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就告诉我们，进一步加强国企公司治理，仅仅局限在国企、央企内部是不行的，必须“穿越”国企边界，以社会公平为参照系，兼顾更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而非仅仅将“内部人”的利益摆平。国企尤须正视四大矛盾，处理好其间似乎对立着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主导地位与服务民生的关系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应当能够撑起共和国的民生大厦，这就使它同时具有了“企业性”和“公共性”。因此，国企公司治理的指向就不能仅仅是“体制”内的保值增值，而必须在服务民生方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有利于民生大厦的和谐。

如果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它“天然”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除了要承担和民企一样的法定社会责任之外，还必须将属于民企自愿承担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的考核指标，以体现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国企公司治理应当要求经营管理者在追求自身经营利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要从制度、机制上保证国企在追逐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赢利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企业利益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害。

要完成这样的公司治理任务，在国企的内部按照民营企业的模式进行治理是靠不住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曝光后所出现的查“内鬼”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治理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起来，使得董事会保持必要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没有董事会的独立性，就没有它的权威性。同时要突出外部董事的作用。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外部董事介入企业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缓解、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企业成本外溢的问题，进而促进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还应当责成国企的经营班子建立接受中小股东、公众、媒体质询的窗口，答复的结果应当交由董事会核实，作为经营班子成员是否诚信的重要依据。

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国企作为一个赢利组织，有自己的企业边界，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趋利避害的价值导向中，“减员增效”是它的一个本能。但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是保障就业，努力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国企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它不能与政府保障就业的职能相背离，不能为了自己“增效”而将“减员”的负担推向社会。国企应当为扩大就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相反。

应当承认，国企也应当和民企一样有用人自主权。但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负责人往往把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当成个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权。另一方面，在决策失误的情况下，减少损失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减员”，从而将经营危机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即使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增设劳动岗位，经营负责人也不会轻易将过去因减员而下岗的人员召回，更倾向于使用农民工，坐食人口红利。因此就有必要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使国企在用人自主权的使用上进行自我约束。

这并非不尊重市场规律，从宏观上讲，个别企业的减员不代表全社会增效，减员之后形成的人力资源的闲置，会造成宏观效率的损失，国企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允许它漠视劳动者的利益随意“卸包袱”。从微观上讲，通过减员而减负并不会必然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即使确需裁员，在多余出来的人员没有出路、没有被安排好的情况下，也会增加企业内部的矛盾，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反过来说，通过公司治理解决好减员与增效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

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企即使出现亏损，经营负责人的薪酬也可能出现天价。国企一边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一边还声称经营困难，享受补贴，要求涨价，那么无论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单凭这一点就会遭受很多非议。而在另一方面，国企脱困之后获得的利润在2007年以前完全归企业所得，此后则象征性地上交一部分利润，直到今年才规定利润上缴财政15%。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企的经营者不仅负赢不负亏，而且是薪酬优先的。这不仅和国企全民所有的性质完全不相称，而且部分地演变成了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

国企的经营负责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国企的实际控制权，是在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核算”，实际享有着薪酬优先权。这就有必要通过外力的介入，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在较大规模的国企中，可以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薪酬支付系统，参照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一个国企的基本工资额度进行管理。对与经营状况挂钩的激励薪酬部分，有必要通过一套必要的程序来确认，而不是听任经营负责人自证经营状况而套取高于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激励薪酬”。即使经营状况好转，激励薪酬部分应当在利润按既定比例上交之后支付，而不是在此之前。利润分享的比例应当作为经营负责人任职的条件，由经营负责人上岗前作出承诺，而不是在他们掌握控制权之后再协商。

“情有独钟”与“移情别恋”的关系

国有企业必须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具体说来，在增长方式上要处理好科研攻关的“情有独钟”与规模扩张的“移情别恋”的关系。“情有独钟”是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抢占科技制高点，而不是在科技攻关中浅尝辄止，从而使国企真正能够成为牵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移情别恋”一方面是指看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是指到处铺摊子，搞重复建设。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尖锐批评当前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的“高歌猛进”。在车辆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到处布局，同时开工，“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黄市长希望国务院国资委加以约束，实际上仅仅靠行政管理很难奏效，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实现科研攻关与规模扩张的平衡。

从审计署5月20日公布的17家央企审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多家央企在投资管理方面存在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企业的亏损。比如2007年至2009年，中远集团在已知京华高尔夫球场项目用地是采取以租代征方式取得的情况下，投入11 021.8万元收购并改建高尔夫球场，每年经营亏损约700万元。2007年至2009年，所属大连远洋等2家企业在购买办公楼、土地等2项重大投资和进行6个建设项目中，存在违反投资决策程序、未履行完必要的核准程序即先行实施等问题。如果类似的行为不是在3—5年后的审计中才被曝光，而能够通过公司治理及时制止，并将投资用在科技创新和实现战略性结构调整方面，效果无疑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