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研究成果

❶ 法理学在我国是怎么样发展的

从早年受前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时下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年来，学界围绕权利、法治与社会和谐及科学发展、法治与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行政与社会主义宪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法理学学科发展概况

法理学是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学科。它为法制建设和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指导，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法律科学的发展史上，法理学一直是一门处于“龙头”地位的传统学科。

法理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关于法的存在、概念、进化、结构、运作以及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原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法理学的研究重点、表现形式和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总的看来，法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时期较长。西方法理学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法学共存相处的局面，并有历史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法人类学、批判法学等多种流派。西方法理学在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拥有一批世界性的经典论著，对当代各国法理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西方法理学继续沿着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道路发展，在深化人权、法治、宪政、法的概念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呈现出跨学科和某些“后现代”的特点，兴起了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学等新的学术研究运动。与此同时，法理学在国际法领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

我国法理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法理思想，对于法的缘起、特征、作用等形成了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理解和阐释。总体上，我国古代法理思想受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学影响较大，还没有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法理学。自19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运用新的观点、术语和方法探讨法的一般理论，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法理学在名称上经历了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法理学”的变化过程，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和发展，学科体系也逐渐丰满和完善。

建国初期，法理学研究者积极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若干原理、原则，建立了关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历史类型、发展规律、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基本理论。当时的法理学研究受到原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体系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到现在，法理学经历了恢复、更新和发展深化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尤为迅速。除继续深入研究法的基本理论外，我国法理学者还先后着重讨论了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立法体制、法律文化、法律发展、人权、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公法与私法、法治与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宪政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西方法理学和中国历史上的法理学说也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和讨论，一方面，更新了观念，提高了认识，为引导、论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推动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有中国风格的独立学科体系，奠定和巩固了法理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来，如同我国社会的发展一样，法理学也处在不断变革过程中，从早年受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些年，关于我国法理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研讨也是法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论著、评论和会议都比较多。

1．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和建设

2004年4月，中央召开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编写全国通用的《法理学》教材也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理学》教材的编写提纲基本确定。提纲的内容包括了法的概念和本质，法的产生、发展和历史类型，法的价值、渊源和效力，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技术，法理学的对象、历史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法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从内容上看，《法理学》教材的提纲既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原理，也吸纳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还与现实的法律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联系紧密，体现出用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特点。目前，《法理学》教材正处于编写阶段，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2.文化自觉与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

在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一直遭受着强烈的贬抑和批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现代化是以摧残和破坏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在一种视中国文化为“前现代文化”、“落后文化”的扭曲文化观的支配下，我国学术在话语权上较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和失语境地，以致中国法学一度被人评价为“幼稚的”。近些年来，文化自觉以及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更趋明显．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主体自觉”。放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下看，大体可以说，中国法理学正在逐渐从前苏联国家学说乃至西方法理学的支配和影响中挣脱出来，努力寻求和开拓自己的主体性。在这种趋势下，学者们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在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寻求着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国内一些学者日渐自觉地沿着中国文化的理路开拓我国的法理学、研讨我国的法理学问题。这种趋势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2004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多处提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民族文化”；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由此看，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彰显与全国范围的文化自觉是正相契合的。

3.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

在一些学者强调文化自觉和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了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近些年来，法理学界加强了对法律职业的研究，一些学者主张构建“法学家的法理学”，并强调法理学者要有法律专家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与这种对法律性的强调略有不同，有学者突现出法律的政治性，也有学者力图把国家和政治重新纳入法理学思考的中心，提出从“法律人的法理学”到“立法者的法理学”的转向。从发展趋势看，法理学今后可能会受到政治哲学的更大影响，随着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近年来在学界呈兴起态势，法律与政治哲学、法律与社会理论将成为重要而前沿的学术领域。我国法理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学术也在发生从传统人文科学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向，今后有必要推动和加强我国法学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方法对我国法学的确显得必要。这十年多来，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也一直是一些法理学者的努力方向。不过，强调社会科学的运用并不必定意味着人文学科的衰落，对中国法理学而言，如同社会学方法需要补充和加强一样，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其实也亟待加强。因此，也有学者提醒学界要适当注意社会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避免社会科学方法最终沦为一种学术“修饰”。

把世界因素和中国因素放在现代化进程中综合起来看，我国法理学现阶段大体面临着三个大的问题。一是推进和反思现代化问题。现代化带来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因此，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思现代化。对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在进一步拓展关于权利、法治、民主政治等的研究的同时，我国法理学也需要对一些现代法学概念和传统文化概念从基础理论层面作更深的考量，未雨绸缪地考虑“现代之后”的问题。二是全球化问题。从“现代化”理论，发展到“世界体系”理论，再发展到“全球化”理论，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也体现了权力关系在全球的新变化。法律与全球化是我国法理学目前面临的一个前沿问题。从西方法理学看，法律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法律与全球化理论目前也是比较前沿的理论问题。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大国，有着久远的中华文化，然而，传统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巨大摧残和激荡。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中国文化，突显法理学的中国风范、中国气派，可谓中国法理学的一项紧要任务。

重大问题研究

1.权利理论

权利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最耀眼的政治和法律现象之一，至今，人权成了支撑世界舞台的重要支柱之一，也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和法律实践的一个共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范式上，一些学者倡导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权利本位”，并强调以权利和义务这对范畴来重构我国的法学理论。目前，权利已成为我国法理学的一个主导性论题。

法学界近几年有关权利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更新、更具体。例如，有些学者研究了结社权、学术自由权、环境权、权利救济以及“动物的权利”、“自然的权利”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权利理论，其中诸如动植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概念，对于权利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这种提法本身是否足以成立仍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论证。二是在理论上有所深化和提升。如果说权利最初在我国法学界的提出多少带有一定的热情和意气，那么，要进一步使权利在我国政治和法律领域根深叶茂，维护和巩固权利的重要地位则还需要更深厚、细密的理论论证。有些学者对“自然权利”提出批评，认为人权源于人的天性、德性和理性，也源于人的社会属性。而有学者则认为，我国传统思想已发育出天赋权利的要素，但讲治者以民为本较多，讲民之所本较少，而且缺乏应有的抽象概念，更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因此，要实现民从他本到自本的转变，在理论上把民权贯通于天道人性，在实践中把民权落实于制度程序，倡导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有学者提到，权利实现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法律途径，二是社会途径。有学者分析了现代社会中人权与德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现实利益话语”的协调，也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传统德性话语”的协调。此外，法学界也一直持续着关于权利概念、权利冲突等问题的研讨。总体上看，尽管近几年有关权利的论著很多，但有些权利基本理论，如权利的道德基础等，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法治理论

从近年来的研讨看，法治仍然是我国法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与现实相联系。关于法治的理论讨论涉及一些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动向。

第一，法治与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是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对于法治建设及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从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历史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忽视乃至严重破坏法制的情况；到70年代末，经过拨乱反正，法制得到重视和加强；到90年代中后期，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被确立起来，法制建设从此进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法略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重视和加强法制是对忽视和破坏法制的纠正，实行依法治国则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观的发展和深化。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提出，进一步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法治理论研究指出了新的价值导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要求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外提出了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一些价值要素。这些为从目的论和价值论上更深入地思考法治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二，法治与民主。为纪念依法治国十周年，法学界于2007年度再次就法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讨。在这些研讨中，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推行法治是否必须与之相应地推进民主？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与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主的普适性的质疑有着重要联系。一些学者否定民主具有普适价值，还有一些学者以民主实践的某些弊病，如带来暴政、导致腐败、不利稳定等对民主提出了批评。受这些声音的影响，一些学者将法治与民主对立起来，或者，将法治与民主视为两条并不相干的路径，认为法治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历史上存在着没有民主的法治，我国应该走法治之路，而不应走民主之路。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以法治统合民主，先法治后民主，或者，缓行民主，强调民主政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特别是在法制的约束下有序展开。针对这些看法，一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有法制但无民主政制，致使法律成为治民的有力工具，而难以成为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曾出现抛开法制搞民主的做法，致使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鉴于这些离开民主搞法制、抛开法制搞民主的经验教训，有学者强调民主与法治应该结合起来，共同推进，相辅相成。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近两年来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和特征、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具体要求等作了讨论，一些理论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研讨和长篇论文。目前，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些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3.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

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是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入研究必定要触及的两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探求依法执政的规律和原理是法理学近年来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如果说依法治国更多地涉及政治权力与法律在国家层面的关系问题，那么，依法执政则更多地涉及政党活动、国家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同人民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比公民、国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一样，政党、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要比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依法执政日渐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政党执政、政党领导等概念作了辨析，一些会议也对依法执政的某些方面作了研讨，但关于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政党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以及执政、行政、政治、法律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一些涉及依法执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仍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近几年关于依法治国的讨论中，另一个时常被一些学者作为法治发展目标强调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政。在谈到宪法和法律改革时，有学者循着世界宪法史的经验，指出了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再到“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还有学者结合建国以来的法制历程，认为我国法制建设经历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阶段，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阶段，目前则正在进入宪政这一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能够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更具包容性、更具解释力、与国际通行讲法更接近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宪政。也有学者认为，法治中的“法”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宪法，所谓宪治、宪政其实已经包含在法治概念之中；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了宪法和法律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宪政和法治，宪政比法治包含有更为深厚的内涵，对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有更高的要求。

我国法理学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在世界法学大背景下，摆脱苏联或者欧美法律理论的主导，开创具有世界和历史意义的中国法理学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中国法理学在对外交往中的平等对话能力仍待加强，对外交往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与西方法学资源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弱；高深通透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显不够，深入实际的实证研究也待加强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法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

❷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科研成果- 徐燕斌

3 徐燕斌 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认证 1.1 2 2 法学家 2007 第6期 CN11-3212/D A类核心 俞荣根，人大复报资料法理学.法史学全文转载
4 徐燕斌 穿行在礼与法之间 0.9 1 1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第3期 CN53-1160/C D类
5 徐燕斌 礼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合法性价值 0.91 2 2 中国儒学 2008 春季 978-7-5004-7110-3 论文集 俞荣根
6 徐燕斌 礼 名分 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的新维度 1 1 1 燕山大学学报 2008 第3期 CN13-1277/C D类
7 李丹萍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外部转让制度 0.6 独立 1 法制与经济 2008 第5期下半月 CN45-1188/D D级

❸ 法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其中，前五个研究方向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在国内具有明显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1）法理学。学术带头人为张文显教授、姚建宗教授。本方向近20年多来一直居于国内学术发展的最前沿，始终是我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提出并论证了许多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理论观点。
（2）西方法哲学。学术带头人为邓正来教授。本方向是国内高校同类研究方向中起步较早、影响最大的两个单位之一，在推动国内法学界对本领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法律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马新福教授。本方向在国内起步较早，并以理论法社会学研究和法律发展研究为基本特色。
（4）法律文化学。学术带头人为霍存福教授。本方向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为重点，并引入文化学、语言学、符号学和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实现了从单纯的历史研究范式向综合的多维视角研究范式的转换。
（5）法律经济学。学术带头人为张文显教授、徐卫东教授。本方向在国内发展较早，在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现代企业制度的法理研究走在国内前列。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本学科点通过承担和组织重大科研项目，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吉林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法学理论”）。
除上述五个研究方向，还有以下若干研究方向：人权理论与人权法、比较法学、部门法哲学、立法学、司法学、现代法理学、西方法理学、法文化研究、应用法理学、行为法学研究、法经济学、法政治学、法学方法论、法哲学、法律语言与逻辑、法治文化、法律逻辑、法律语言学、法治与文学、法治新闻、传播法与传播伦理、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公共政策、法与社会科学、人权理论与制度、法律方法论、丝绸之路经济带法治研究等

❹ 法理学的研究什么法律现象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的共同性问题和一般规律。

❺ 西北大学法学院的科研成果

出版专著
审理论与实务 张炜达 尉 琳 合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中国证券法 张炜达 参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
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金融法 刘丹冰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
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 曾 加 独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国际私法学 曾 加 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国际私法（双语教程） 曾 加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农村低保供养法律指南 曾 加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
合同法 杨丽珍 参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
中国企业破产法适用 张炜达 参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8年
简明经济法教程 刘丹冰 合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年
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杨丽珍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年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段秋关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问题 王 芳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农村房屋·宅基地·邻里纠纷法律指南 王思峰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
农村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律指南 田红梅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
发展经济学 刘丹冰 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法理学 张晓芝 合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研究 郑 辉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
国际法 张晓芝 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宪法学 何宁生 副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法理学——法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张晓芝 独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3年
入世后，中国金融法律的理论与实 刘丹冰 独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
君主论导读 何宁生 合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
联邦党人文集导读 何宁生 合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
银行实务与法律 刘丹冰 合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经济法学纲要 刘丹冰 合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❻ 张生的学术成果

教材与专著类
《中国民法近代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
《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中国司法制度史》（参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外国法制史》（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中国法制史》（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
《中国民法通史》（参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民国从初期民法的近代化》（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论文类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民国民律草案评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8月（被《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1期转载）
《王宠惠的法律生涯》，民国法律与人物(台湾)，2005年4月
《论法律的道德化》，法律适用，2004第7期
《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从四级三审到三级三审》，政法论坛，2004第5期
《大清民律草案摭遗》，法学研究，2004第3期（被《法史精萃》和《中国学术年鉴》转载）
《美国高校资助制度及其借鉴》，中国高教研究，2004第3期
《新见史料及其所揭示的大清民律草案编定问题》，法制史研究，2003年12月（被《中国社科文摘》转载
《民初大理院民事判例要旨的性质》，人文杂志，2003年10月
《民初大理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与实践》，政法论坛，2002年8月
《民国初期民事固有法与继受法整合(1912-1927年)》，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中国近代法史时代划分》，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2002年7月
《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2月（被《法理学·法史学》2003年第3期转载）
《民初大理院：最高司法机关兼行民事审判权》，诉讼法研究第一卷，2002年1月

❼ 请问谁有法理学的论文，请给我一篇！谢谢！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反思与发展

【内容摘要】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
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理学受到相邻学科的冲击,因此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是
重新认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全新视点。
【关键词】法理学 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D920.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9106(2004) 03 - 0073 - 02
一、我国学者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我国法理学近20 年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较大
进展,但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上却基本上没有变化。从能
反映这一问题的教材中可以看到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说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现象的共性
问题和最一般规律的法学学科。例如:
(l)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
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
运行的机制。
———刘金国、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9 年4 月第1 版,第3 页。
(2) 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法律”和“一般的法
律现象”问题,包括法律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发展、形
式、法律运用、权利与义务等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基本规律和
基本原理。
———孙笑侠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6 月第1 版,第14 页。
(3) 中国的法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一般的
法,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
民主与法制、法的制定、实施、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和
规律。
———张贵成、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1992 年8 月第1 版,第11 页。
(4) 法理学当以法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是研究法的
一般概念、范畴与原则,包括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的功
能、法的类型、法的形式、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法
的效力、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意识、法治思想等,还包
括法的创制、法的实现等等的一般原理。
———王果纯著《: 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湖南出
版社,1995 年9 月第1 版,第3 页。
(5) 法理学以整个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
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卓泽渊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 年11 月
第1 版,第3 - 6 页。
(6)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
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 年6 月第1 版,第5 页。
(7) 法理学是以法的普遍适用的原理、范畴、原则、规
律、价值等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学科。
———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 年8 月第1 版,第4 页。
(8)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法律起源、本质、
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
律的制定、形式、规范、作用、法律意识、法律关系、法律体
系、法律实施保证、法律的发展规律等。
———刘瀚、刘兆兴、刘翠霄编著《: 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指
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1 月第1 版,第5 页。
(9) 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我国社会
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具体地说,它要研究有关一般的法,特
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
发展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原理与知识。
———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1 版,第28 —29 页。
(10)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法哲学方向,法社会学方向
和法的理论方向。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 月第1 版,第10 页。
(11) 法理学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10 月
第1 版,第12 页。
归结这些观点,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实际有如下
几种: (一) 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二) 以
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
(三) 以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
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运行的机制为研究对象;
(四) 以法哲学为研究对象; (五) 以法为研究对象,其具体内
容包括法律起源、本质、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
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等。
从上述罗列的几种略有不同的观点看,我国学者关于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如下五种:
(一) 一般法; (二) 法律现象的共同性问题; (三) 法的一
般理论; (四) 法律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五) 法律的最一般规
律。在这五种观点中,有三种表述谈到了法理学研究对象
是法律的规律,有两种表述没有谈到规律问题,这一点可能
是我国法理学者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其不同之
处。当然,这几种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西方法理
学流派相比较,有其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关于法
理学研究对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这就是法的共性问题和
规律性问题;第二,这种定位目标高远。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究竟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从宏观来看,
法理学一词有着多种含义。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概念,我们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进行界定:第一,它作为“法律知
73
识”或“法律科学”的同义语,是在最广泛的程度上使用的,
它包括法律的研究和知识;第二,它是最一般地研究法律的
一门学问,即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别于某一法律制度的
制定、阐述、解释评价和应用,是对法律的一般性研究,着重
于考察法律中最普遍、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由于法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性,使得法理
学的内容变得极为庞杂。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里斯(J ·W·
Harris) 风趣地指出:“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
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
干什么的? 法律要实现什么? 我们应重视法律吗? 对法律
如何加以改进? 可以不要法律吗? 谁创制法律? 我们从哪
里去找法律? 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
的武力,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遵守法律吗? 法律到底为谁
服务? 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
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①当代美国著
名的法理学家波斯纳(Richard·A·Posner) 则认为法理学是
关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
分析。他认为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包括法律是否以及在什么
意义上是客观的(确定的、非个人的) 和自主的,而不是政治
性的和个人的( Personal) ,法律正义的含义是什么? 法官的
恰当的和实际的角色是什么,司法中裁量的作用;法律的来
源是什么;法律中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的作用,传统在法律
中的作用;法律能否成为一种科学;法律是否进步;以及法
律文本解释的麻烦②。
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的研究
对象实际上为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
系,另一类是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
已故法学家帕特森( E·Patterson) 所说:法理学是由法律的
(of law) 一般理论和关于法律的(about law) 一般理论构成
的。用这样两个命题,人们可以表明有两类法律理论和分
析。一类关于法律的内在方面(internal) ,一类关于法律的
外在方面(external) ③。当然,这种概括是就整个西方法理
学而言的,并不是指个别法理学家体系。可以这样说,在西
方国家,有多少法理学家就有多少法理学体系。
因此,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来看,法理学的研
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法”,这是法理学研究
对象的第一层次。所谓“一般法”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古
今中外的一切法,即法理学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
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应能解释
法的一切现象。其二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整个法律现实,
即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在内的
整个法律领域,以及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法理学应当
以各个部门法和部门法学为基础,应是对各个部门法的总
体研究,是对整个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是(法定) 权利。如前所
述,法学的基本问题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现代法学则
以权利为本位。作为法学体系最高层次的法理学应以(法
定) 权利为其研究对象。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中,第一层次是基础,第二层次
是核心。确定第一层次可以使法理学的研究在面上有个范
围,以使它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伦理学、政治学等) 及
法学其他学科(如宪法学、行政法学等) 相区别,确定法理学
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可以在点上有个中枢,使在面上所研
究的对象具有一个中心。这两个层次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发展
法理学在历经上世纪的百年的演进之后,已经走向新
的发展之路。从时代的世界背景看,法理学的研究兑现也
要有所发展:
我们当下所处的是一个整合时代,学科之间的渗透与
合作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因此,法理学在与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相邻
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这就给法
理学造成困境———难以确定纯粹属于本学科研究对象和范
围的界限④。或者说,传统上专属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如
“法律是什么?”) ,可能会成为一个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探
讨的问题;而一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如“进步与代
价”) 或部门法学的问题(如“犯罪与刑罚”) 也可能会纳入法
理学研究的视野。以问题为中心来选择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的姿态已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加强学科与学科之间和
本学科内部的交流显得愈加重要,不同法理学流派和学说
之间的渗透、吸收成为必然。法理学家们也已感受到:单靠
某一学派的方法和观点,不可能完成法理学所应完成的任
务。当今的法理学所需要的就是把分析法学(关于法律的
概念、渊源、形式、效力的解释) 、社会学法学(关于社会和文
化事实的社会学解释) 以及自然法理论中的价值(如自由、
平等、安全、人类幸福等) 分析统一起来,建立一门联合诸法
学流派的“综合法理学”。
而从整个法学体系来看,法理学又居于一种非常独特
的地位:一方面,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
念、制度,这种研究对象与人类的生活式样、理念、价值和人
文的总体精神息息相关。因此,法理学总是要站在法学学
科发展的最前沿来追踪、吸纳入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成就,反思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从法学的角度对各种
人文思潮做出回应。在一定意义上,法理学(尤其是法哲
学) 也属于研究人类精神的学问(人文科学) 之一种,与那些
专注于法律的应用与操作的学科(应用法学) 是存在较大区
别的。另一方面,从法学体系的内部关系看,法理学在整个
法学体系中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它是建立在诸应用法
学(部门法学及其应用学科) 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属性和
职能的法学学科,其内容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一般性、普遍
性和抽象性,从而对各种应用法学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法理
学是沟通法学诸学科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法学
发展的水平。法理学研究的不发达,必然会对法学其他学
科的研究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强化法理学的基础地位,
深化法理学的研究,对于建立一国法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是法理学的研究
对象的发展必然所在。法理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问,这不
仅是指它的对外的开放(即法理学与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 ,而且也指它对内的开放,即在法学
体系之内与其他法学学科的结合,不断从其他学科中获取
理论和方法上的资源,以丰富和完善法理学自身的理论。
例如,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国内部门法学(民法学、刑法学、
宪法学等) 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各自学科的优势和特点,
它们对历史上的法和现实的法所进行的实证考察,是法理
学所不可替代的。而且它们从各自学科出发对法的本质和
现实问题所作的结论,对于法理学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法理学若不与法律史、国内部门法学结合,很可能会
陷入空泛和游移无根的窘境,也不能起到前导学科的作用,
不能对法学其他学科予以理论上的指导。然而,法理学与
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决不意味着法理学可以完全照抄、照
搬法律史学、国内部门法学的理论,将别的学科的东西据为
己有。否则,也就失去了法理学自身的特色。
注释:
①[英]J·哈里斯著:《法律哲学》,伦敦Butterworth 公司1980
年版,第1 页。转引自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 —3 页。
②[美]A·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4 年版,序言第1 —2 页。
③[美] E·帕特森著:《法理学》美国Foundation press 公司
1953 年版,第2 页。转引自张文显著:《当代西方法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页。
④舒国滢《: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 比较法研究》
1995 年第4 期。

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希望有所帮助吧

❽ 杨建军的部分科研成果简介

一．专著（部）
1．《法律事实解释》（独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30万字。
2．《法律解释学》（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
二、核心期刊论文(CSSCI期刊论文，8篇)
1．《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载于2005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2期全文复印。
2．《法律事实的概念》，载于《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
3．《事实的真实与非真实：法学的表达与司法的实践》，载于《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
4．《法律语言的特点》，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5．《法律解释的目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6．《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
7．《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合理性及其不足》，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8．《法律方法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三、重点及一般期刊论文（6篇）
9．《法律事实的解释》，载于《中国法学》（2006年增刊）。
10．《事实的类型化与法律推理》，载于2005年3月《法律方法》（4）。
11．《法律事实、规范与价值》，载于2006年2月《法律方法》（5）。
12．《柏克保守主义政治法律思想再解读》，载于2005年5月《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13．《如何认定市场假冒与仿冒行为》，载于2004年1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4．《法律职业的社会职能》，载于2003年5月《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增刊）。
15．《青少年人身安全保护法律问题探析》，载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12月版。
16．《法学视野中的市民社会理论》，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7．《论法治的自治之维》，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专辑）。
18．《澳门与中国大陆婚姻法律冲突及解决》，载于宣炳昭主编《澳门法律制度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四、教材
1．《法理学》（2人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2．参编《法理学》教材2部。

❾ 武树臣的研究成果目录

〔著作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1987年1月。
《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1月。
《苏维埃行政法总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12月。
《科技法律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10月。
《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法律文书写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12月。
《嘉靖新例》（点校），中国稀见法律典籍集成乙编二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
《中国法律思想史》，台湾汉光书局有限公司，1993年10月。
《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
《中国法律思想史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8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鸟瞰》，大象出版社，1997年12月。
《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3月。
《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法学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3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中国法律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3月。
《武树臣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儒家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
《中国法律样式》，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
《判例制度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
《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月。
〔论文类〕
“朱熹法律思想探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5期。
“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探索”，《法学》(上海)，1985年5期。
“耶律楚材与元初封建法制建设”，《法学论文集》(北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月。
“运用判例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北京司法》，1986年4期。
“论判例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法学》(上海)，1986年6月。
“孔子与铸刑鼎”，《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
“从判例法时代到成文法时代——对春秋末期法制变革的再探索”，《自修大学》，1987年3月。
“《易经》与我古代民法”，《法学》(上海)，1987年4期。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探索”，《自修大学》，1987年5期。
“应当重视法律文化的研究”，《法学》(上海)，1987年6期。
“一部礼治的盛衰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旋律”，《自修大学》，1987年7期。
“《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制”（上下），《中国法学》，1987年4－5期。
“中国法律文化探索”，《北大法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讲座(连载)，自修大学
绪言“一个萌芽中的法学分支——法律文化学”，1987年8期。
第一题“法律文化理论”，1987年9－10期。
第二题“中国法律文化的起源”，1987年2-12期。
第三题“神治·任意法”时代的法律文化，1988年1期。
第四题“礼治·判例法”时代的法律文化，1988年2－3期。
第五题“法治·成文法”时代的法律文化，1988年4－5期。
第六题“礼法合治·混合法”时代的法律文化，1988年6－7期。
第七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与新生”，1988年8－9期。
第八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线索”，1988年9期。
第九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规律”，1988年10期。
第十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1988年11期。
第十一题“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与未来”，1988年12期。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烟台大学报》，1988年2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学习与探索》，1988年4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法制建设”，《政法丛刊》，1988年4期。
“法原：中国法观念的萌动、萎缩与觉醒”，《比较法研究》，1988年4期。
“晋国文化：法治思潮的发祥地与输出港”，《晋阳学刊》，1989年1期。
“法律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1期。
“关于法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外法学》，1989年1期。
“法律文化述要”，《政法丛刊》，1989年2期。
“让历史预言未来——论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与宏观样式”，《法学研究》，1989年2期。
“历史没有捷径——论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总体落伍与局部早熟”，《青年学者》，1989年2期。
“生命固应重，人格犹宜尊——近代法观念的一大变革”，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2月2日。
“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风貌”，《北大法学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5月。
“判例法与我国法制建设”，《法律科学》，1990年1期。
“中国法律实践的历史足迹”，《中国法治四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中国法系的特征及其价值”，《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6版）。
“中国成文法探源”，《政法论丛》，1990年4期。
“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法的起源”。
“中国成文法的起源”，《学习与探索》，1990年6期。
“从以刑统例到以罪统刑”，《文史知识》，1991年2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构成及其对实践的影响”，《法学研究》，1991年2期。
“名辩思潮与成文法的诞生”，《中国法学》，1991年4期。
“亲亲与尊尊——孔子的直与封建法制”，《文史知识》，1991年7期。
“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之争”，《文史知识》，1991年11期。
“从荒阅到质要——中国古代奴隶制法一瞥”，《文史知识》，1992年1期。
“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中外法学》，1992年1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学习与探索》，1992年2期。
“中国法的起源及其特点”，《中外法学》，1992年6期。
“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纲”，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中国的混合法——兼及中国法系在世界的地位”，《政治与法律》，1993年2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笔谈)”，《中外法学》，1993年2期。
“失序的法文化透视与对策”，《法学史》，1993年3期。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学习与探索》，1993年4期。
“循吏酷吏与汉代法律文化”，《中外法学》，1993年5期。
“法字新考”，《中外法学》，1994年1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法律科学》，1994年2期。
“夫与父孰亲——先秦伦理观的一次裂变”，《文史知识》，1994年3期。
“中国法律样式的反思与重构”，《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期。
“走出法系——论世界主要法律样式”，《中外法学》，1995年2期。
“走向东方，走向混合法——从中国法律传统的角度看判例法”，《判例研究》，1995年2期。
“正视传统，开创未来——《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座谈会纪要”，《法学研究》，1995年3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3期。
“判例意识与判例价值”，《判例研究》，1995年3期。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律文化建设”，《学习与探索》，1995年5期。
“淡化专业与课程体系的调整”，《中外法学》，1996年2期。
“大力扩充以法治国的法”，《法律科学》，1996年3期。
“二千年来之法，荀法也——荀子与中国封建法律文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
“现代中国的法律样式”，《中国研究》，1996年7月号。
“中国法律样式一百年”，《走向法治之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8月。
“中国古代的法学、吏学、律学和谳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5期。
“横的法与纵的法——先秦法律文化的冲突与终结”，《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1期。
“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学习与探索》，1997年1期。
“沦语五十以学易当为卒以学易说”，《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春季号。
“法律涵量、法官裁量与裁判自律”，《中外法学》，1998年l期。
“裁判自律引论”，《法学研究》，1998年2期。
“春秋决狱：儒家经义与判例法”，《判例与研究》，1998年2期。
“再论横的法：对先秦法律文化的再探索”，《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
“论世界三大法律样式”，《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
“两个转变，三个课题——关于中国法史研究的几点想法”，《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
“启动裁判自律工程，探索司法改革之路”，《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
“淡化专业与课程体系的调整”，《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
“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中外法学》，1998年5期。
“劲士精神与成文法传统”，《法律科学》，1998年5期。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及实践”，《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
“怎样理解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人民日报》，1998年9月15日第10版。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1期。
“荀子的混合法理论”，《判例与研究》，1999年3期。
“荀子法律思想新论”，《法律史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0月。
“铸造灰色之法”，《法学研究》，2000年l期。
“《左传》与古代法律文化”，《法律史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
“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法学研究》，2001年2期。
“怀念恩师张国华先生”，《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尚书》与古代法律文化”，《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地域文化与比较法律文化研究”，《比较法在中国》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
“判例意识的觉醒与判例机制的诞生”，《判例与研究》，2003年1期。
“三辟”与“参辟”，《武树臣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说‘象刑’”，《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五辞’辨正”，《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有教无类’新解”，《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束脩’新解”，《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古往今来说‘无讼’”，《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刑讯的产生、原因及其禁绝”，《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云梦秦简对法史研究的价值”，《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中国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纵横”，《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中国法律传统与欧洲法治精神”，《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法观念的启蒙”，《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历史决定论’的是与非”，《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儒家法律传统及其对实践的影响”，《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中国法史研究要注意五个相结合”，《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时代呼唤活的法律”，《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法官认证方式实务调查分析与对策”，《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自省自砺努力提高两个素质”，《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倡导三种精神提高队伍素质”，《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学历、能力及其他”，《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开创首都法制建设一盘棋的新格局”，《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商法的制定与国际规约”《武树臣法学文集》，同上。
〔日文论文〕
“中国の法文化”，《比较法学》，25卷1号（1992年3月）。
“中国法律文化の总体精神と宏观样式”，《法政研究》60卷（1993年11月）。
“中国の传统的法文化の社会的成因”，《法政研究》62卷（1995年8月）。
“法の渊源を寻ねへ”，《法政理论》29卷3号（1997年2月）。
“中国法百年の样式（上、下）”，《法律文化》，1997年3期、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