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浩进成果

1. 孙东川的主要研究成果

这是孙东川教授等人自2004年以来全力以赴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研究与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
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英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modern guanli science（CSGS），其中guanli为汉语“管理”之拼音。中国人的管理理念很丰富，涵盖了英语的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单词，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完整地确切地表达汉语的“管理”；“管理科学”的丰富内涵也不是management science（MS）或administrationscience（AS）所能表达的，唯有表达为guanli science（GS）。就是说：
管理（guanli）=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 ……
管理科学（GS）= management science（MS）+ administration science（AS）+ ……
中国人研究管理和管理科学，不能简单套用英语世界的概念，不能削足适履、自废武功、“被绑架”。孙东川教授等人主张构建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话语体系，争取中国人在管理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提出：管理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服务，使之提高效率和效益（第一类活动是生活的与生产的作业）。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基本定义。
图1表示管理科学的内涵与结构。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大大超过了西方的MS和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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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S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中国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问题，而且，中国人应该是创建中国学派的主力军；
2.它是现代的：运用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体现世界上最新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工作成就；
3.它是先进的：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集成；
4.它是世界的：具有普适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5.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不断完善与发展，永葆青春。
创建CSGS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其中“近为今用”是重点，其含义是从我国近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实践。所谓“近”，主要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新中国的60多年—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近”还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1911年）—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鸦片战争（1840年）。
图2是创建途径的形象化表示：“三室一厅”的工作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学术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形式。实践先行，理论随后。有了实践形式，才能产生学术形式；有了“中国模式”，才能产生“中国学派”。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尤其是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在管理领域，“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发展与完善，CSGS要靠管理工作者和管理科学研究者积极打造和创建。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凡是发展的都是合理的，凡是成功的更是合理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发展的，成功的，无疑是十分合理的。经济发展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社会安定团结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尽管当前我国的管理工作还有不少问题，甚至很严重，但是，我们应该把握大方向——对于我国的管理工作基本肯定而不是全盘否定，同时，克服缺点和错误，加以改进与提高。
研究中国的管理，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建树，建立一个体系或框架，并且为它起一个名称——国内许多学者都想到了，而且采取了行动。目前名称多种多样，例如：和谐管理（HeXie management），和合管理，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中道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等等。虽然这些名称在字面上差异比较大，其实学者们的心愿都差不多：研究中国的管理，创建一些理论与方法，用以改进和提高中国的管理工作，并且为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CSGS具有最大的兼容性，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是个大家庭。
CSGS是一个大学派，是一个总的名称，它可以而且必然会分为若干小学派。如同先秦诸子百家，CSGS也会有新的诸子百家。
CSGS可以借鉴和移植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许多内容。
创建CSGS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军万马长期作战。“干”字当头，又好又快地完成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孙东川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相信：再有5-10年时间，中国的管理工作将会有极大的改观，CSGS的创建工作将会基本就绪。事实上，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CSGS将为世界的管理科学宝库增添具有中国特色而熠熠生辉的丰富内容。 孙东川于1980年开始由工科专业转向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于他有较好的数学、运筹学和控制论的知识基础，并且具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转型，成为新领域的佼佼者。
他推导了PERT等效计算的一组公式，证明了确定critical path的必要条件与判别定理，提出了“最紧急路线”的概念和判别准则。在一些企业成功地开展了PERT的应用研究。
他在系统模型、系统工程方法论和系统工程基本原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例如，面对一些教科书上以讹传讹的Hall三维结构，他追根溯源，找出A.D. Hall的原作，指出其中第三维应该是“专业维”而不是“知识维”（1983）。
孙东川教授先后编写了三部系统工程教材：《系统工程简明教程》（孙东川，陆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钟俊教授写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此书出版后被推荐为“七五”期间全国高等工科院校试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引论》（孙东川，林福永，孙凯），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教授写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9年第2版，此书每年重印，总印数已超过2万册；中国科学院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基本教程》（孙东川，朱桂龙），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教授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前主席顾基发研究员写序，科学出版社，2010. 这三本教科书都很受欢迎，在系统工程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书中较多的内容被其他教科书引用。
孙东川教授坚持按照钱学森体系来阐述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他指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已经形成——这就是钱学森学派，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系统工程学科的宝贵资产；他认为：系统工程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系统工程在中国可以实现更大的辉煌；人类社会到了共产主义还需要系统工程，一万年以后也需要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将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中山文化”这一重要的创新理念是孙东川教授在1998年提出来的。1999-2001年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9BJL048）“中山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专家鉴定意见是：“本项目立论正确，有创造性，开辟了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新领域，研究成果堪称佳作，填补了研究‘中山文化’这块学术园地的空白，具有国内领先水平。”2001年11月初，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澳门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中山文化研究成果报告会”，海峡两岸四地学者出席，会议开得很成功，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从夏威夷专程到澳门赴会。
“中山文化”定义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他和以他为首的革命志士，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所创立的革命学说、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所表现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及其合理延伸。
中山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
（1）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 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在1000万字以上，不同版本在国内外大量出版，影响深远。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特别指出：“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瞩！”
（2）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 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凝聚在他提出的奋斗口号和题词中。例如，“振兴中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为了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人才，1924年春季他亲自倡导成立两所学校：“武学校”黄埔军校，“文学校”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他给文学校的题词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在生命弥留之际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他说：“革命者是要做大事，不是要做大官。”他认为革命者都是人民公仆，大总统也不例外。
（3）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 孙中山先生的人格是高尚的、伟大的，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有众多至死不渝的追随者。他干革命不屈不挠，愈挫愈奋。他一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挫折，多次危及生命，但是他从来不退缩。许多亲密战友牺牲了，但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决心。孙中山先生是勤政廉政的楷模。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募集了大量的革命经费，但是他从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他的大哥孙眉先生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从夏威夷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变成一贫如洗的平民；1912年初，广东省革命力量推举孙眉担任广东省都督，孙中山先生不予批准。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留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4）以上所说，特别是（2）（3）还包括：在孙中山先生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的战友、学生和追随者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杰出表现、创造和奉献。他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很多人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5）中山文化还包括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以上各点的合理延伸这里所说的“合理延伸”，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他的革命继承者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山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包括思想理论的贡献和革命实践的贡献。其二，在全中国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例如大中城市一般都有中山路、中山广场、中山公园及孙中山先生塑像等；又如，每年11月12日和3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与忌辰，北京、南京、广州等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翠亨故居、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衣冠冢等，都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和瞻仰的重要地点。神州大地到处都有中山文化氛围，令人追念伟人，激励革命斗志。
中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孙东川教授多次参与广州、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相关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积极宣扬中山文化。在他的推动下，澳门辛亥革命与中山文化研究会、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先后成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他还多年担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东川教授还开展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省级劳改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等，都取得了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孙东川教授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成果比较丰硕。但是，他自己认为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不能朝着一个方向深入下去，作出系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他自己感到身不由己，很惋惜。）
因此，他告诫他的弟子和年轻学者：要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白头偕老！千万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呼吁青年学子学习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研究杂交水稻的精神；要做到：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勇往直前，持之以恒！
孙东川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给教育界和学术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浮躁，普遍的浮躁。不少人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挣钱很多却永不满足。这样，中国出不了大学问，出不了大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借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致富的重大举措，现在需要大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逐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静下心来做学问。这需要大学校长和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出台有关政策措施。
孙东川教授表示：要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CSGS，哪怕只有绵薄之力，哪怕只能作铺路石子，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他认为：老教授应该超越马斯洛，上升到第六层次：物我两忘——孜孜以求，做学问不带功利性。
孙东川教授的座右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2. 陈寅恪的主要成就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敦煌学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藏学
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突厥学
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语言学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3. 李向民的成果业绩

2010年，《文化经济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进行中，课题负责人。
2010年，《文化产业研究生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模式探索》，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教育教学改革课题，进行中，主持人。
2008年，《江苏文化强省目标和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江苏省社科联重大课题，已完成，课题负责人。
2008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7年，《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艺术学科重点课题《中国美术经济史》，文化部，已完成，主持人。
200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课题《江苏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战略研究》，已经完成，主持人。
2002年，全国体改研究招标课题《中国县乡政权现状及其改革》，国务院体改办，已经完成，主持人。
2001年，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课题《外国政府农业政策研究》，人事部，已经完成，主持人。 1、李向民，精神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2004》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1-7页。
2、李向民，破解文化产业发展的五重障碍，《中国文化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3年7月，37-40页。
3、李向民，王晨等，江苏数码文化产业发展，《江苏文化产业蓝皮书-200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4、李向民，王晨，精神经济：新的增长范式，《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李向民、王萌、王晨，创意企业产品特征及生产决策，《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3月，112-118页。
6、李向民，中国艺术品价格决定，《中国书画》2007年7月。
7、李向民，文化产业，信息时代的文化革命，《中国文化报》，200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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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向民、王晨等，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国家文化部重点研究课题报告》，2008年1月。
12、李向民，《钱学森与早期文化产业研究》，《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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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清华、李向民，创意型企业治理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7、王萌、王晨、李向民，数字内容产品特征及其商业模式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1月，第26卷第2期
18、韩顺法、李向民，创新与文化双重决定的创意产业价值分析，《科学学研究》，2009年2月，第26卷增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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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韩顺法、李向民，精神资本、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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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萌、李向民，虚拟世界的经济学研究综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11卷。
23、李向民，忘年神交、如切如磋—钱学森指导我研究文化产业，《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1期。
24、韩顺法，李向民，精神生产视域下我国产业结构的内在演变，《科学学研究》，2010年7月，28卷第7期。
25、韩顺法、李向民，创意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测度研究，《统计研究》，2010年1月。
26、李向民、韩顺法，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探析及政策选择，《东岳论丛》，2010年第49期。
27、李向民、韩顺法，文化产业与精神经济时代，《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28、李向民、王晨等，“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体系与战略措施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1年2月。
29、李向民，精神经济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生产机制，《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5卷，2012年5月。
30、王晨、李向民，转企改制后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的动因和对策研究，《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93期。
31，陈燕、李向民，以我国闲置空间资源特性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以精神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96期。
32，徐从才、李向民，徐桂华与改革开放同行，《光明日报》2014年4月5日。 1、李向民《大梦初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3、李向民《中国艺术品经营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
4、李向民《精神经济》，新华出版社，1999年
5、徐光耀、李向民《江苏人的经济观》，新华出版社，1999
6、李向民《外国政府如何管理农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7、李向民《文化产业：变革中的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8、李向民《中国文化产业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9、李向民、王晨、成乔明《文化产业管理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胡惠林、施惟达、李向民《文化产业与管理》，南开出版社，2007年
11、李向民《谜城――地堡迷踪》（小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
12、李向民《谜城――纵目人的反击》（小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
13、李向民《仰观荷花分外高》，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李向民《中国美术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

4. 张载的主要成就

“关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儒学重要学派，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学的主旨，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易经》和孔孟、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评、创新，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但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具个性。
一.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心”或“理”为宇宙本原；二是，气为本原。张载认为，“气”或“元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这“一气”或“元气”，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可以说张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太虚”的范畴，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从张载开始，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形态万千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不论聚为有象的“有”还是散为无形的“无”，究其实质，都是有，不是“无”，所说“太虚即气，则无无。”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气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辩证法——一物两体，动必有机。
关学在“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许多见解相当深刻、精辟。
张载认为，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是在不断进行“郁蒸凝聚、健顺动止”等不同形式的变化。万物的生死，动静的改变，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太虚之气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变化，是因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也称之为元极。阴阳分化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阴与阳。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阳气的特性是清、浮、升、动；阴气的特性是浊、沉、降、静。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生发。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三.认识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在认识论上，关学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即为“闻见之知”。但仅只闻见之知，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穷理尽性，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即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载进一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正蒙·诚明篇》）。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人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
关学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构成的。因为气有清浊、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所以，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据此，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虚之气”。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纯善纯清纯洁的，但人生下来之后，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这样，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
天地之性诚明至善，是善的来源，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是人欲的体现。至此，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人犯错误，作恶了，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人要成为圣贤君子，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义者，克己也。”集义犹言积善也。通过积善，克己，而且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变化气质，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关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极有功于圣门，有利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朱子类语》）
五.太极学说——穷究《易》理，辩证之探。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北宋诸子将《周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张载《横渠易说》传世，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证全面，寓意深刻，理论精确，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
①长于《周易》义理的发掘。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试验井田，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皆源于《周易》的义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与“书易”的概念，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
③对《周易》中“无极而太极”、“太极与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提出“太虚即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及气之为物，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就是说，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态存在，幽则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明则耳目能见（《正蒙·太和篇》）。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空”、“无”诸概念的界限。
④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
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为善，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长而学之。
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张子语录》）。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学，勤勉不息。
张载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经学理窟》、《正蒙·至当篇》）
四、循序渐进，博学精思。
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教，学生应循序而学。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经学理窟》）
五、学贵心悟，去疑求新。
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张子语录》）。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近思录卷三》所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
六、启发诱导，因材施教。
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正反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②“扣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自己决定是非取舍，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这也是启发诱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七、虚心求知，择善而从。
张载认为，学习求知，必须虚心，虚心方能接纳百物，汇合各种知识，进入神明之境。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扰接纳新知，所以“虚心”就是“静心”，“一静”。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张子语录》）。“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张子语录》）。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八、学贵有用，道济天下。
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 北宋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朝代，思想及学术相对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发展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传统工商业、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也空前活跃。
张载不仅在儒学和《周易》研究中独树一帜，贡献卓绝，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
一、突破地心说。
“恒星不动，纯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远古以来的地心说，把天看作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运旋不穷”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二、天体运行说。
关学认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张载指出：日、月、星、辰（称之为“七政、七曜”）等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其运动的速缓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机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体左旋右旋说。
张载明确指出：日月星辰顺着天体左旋，只是旋转稍微迟缓一点，肉眼观察起来似乎向右旋转了，左旋右旋其实是相对的，讲的是地球自转与其它天体公转的相对关系 。他进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虽缓”。阐述虽不精确，但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四、以气化论解释天文历算地理现象。
如“日质本阴，月质本阳，故朔望之际精魄反交，则自为之食矣” 。就是说，在月朔时，月精对日发生作用，产生日食。在月望时，日精对月发生作用，产生月食。按照这种理论，还较合理地解释了四时更迭，寒暑往来，潮汐涨落，风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

5. 印加帝国最伟大的建设成就有哪些

印加人最伟大的建设成就，除了城市建筑与神庙建筑外，便是著名的“印加小道”。印加人修专建的两条属交通要道纵贯全国，两条道路分别长达4000公里和5000公里，其中一条沿海岸而行；另一条则穿过高低不平的安第斯山脉。每隔7公里便竖立一块里程碑，每19～29公里会修建一处旅舍供行人休息，遇山开道，遇水搭桥，其浩瀚的工程与艰难的程度，令今人叹为观止。

南美洲的安第斯文化由于沙漠与高山的阻隔，导致其文化上的众多分支，可以说，直到印加帝国时期，安第斯地区的文化才趋于统一。印加帝国虽然拥有相当发达的建筑业与手工制造业，但这个帝国却一直没有跨过文字的门槛。不过，印加帝国虽然一直没有进入文字时代，但她却拥有一套十分复杂与严谨的绳记数字系统，正是依靠着这一套很专业的记数系统，印加帝国的税收才得以保证。

6. 孙钧的技术成就

创建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筑工程专业
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上，地下空间的利用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天然洞穴），而现代地下结构工程的大量兴建却仅自20 世纪初才开始。建国初期，我国高校设置有桥梁与隧道工程、采矿工程和水工建筑物等有关专业。50年代末起，国内开始规划筹建各类大型国防和人民防空地下防护工程、地下铁道、越江隧道、水电站地下厂房和各类水工隧洞等等，迫切需要在最具备条件的同济大学创办国内外都还没有过的“地下建筑工程专业”，以培养可以从事上述有关工作的专门科技人才。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孙钧肩上，他担任了地下建筑工程教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和结构工程系主任（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划归入结构工程系）。在该学科领域，地下建筑工程交叉融合了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工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石力学以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等学科的特色，属于新兴边缘学科。专业创始之初，孙钧举步维艰，对教师们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结合参加国家重大地下工程建设的实践，一面编写新课教材，一面开展科学研究，并筹集经费建立地下结构实验室。他身体力行，除主持学科建设以外，还亲自开设了“地下建筑规划与设计”和“地下特种工程（防护结构）”两门新课，同时招收“地下结构”方面的研究生。到1996年9月为止，该专业已培养本科生1500余人，他本人已培养毕业硕士生25人，毕业博士生28人，出站“博士后”7人，（现在学硕、博士生18人，博士后2人）。这些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勘测、设计、科研、施工和教学部门，已经或正在成长为我国地下工程建设的中坚力量。
孙钧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钧就向全体教师提出了“认真读一本书，在学术上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的要求，并推荐了由C·S·德赛（Desai）编著的《有限元素法引论》。他还将书中内容分成专题，指定教师分工精读后在教研室作学术报告，随后开展讨论。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教研室的学术空气很快复苏，学术论文年出版数达到30篇以上，学术水平在短期内跃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师资力量方面，开始时教研室仅有教师12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师4人），80年代中叶发展为32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7人、讲师10人），加上常有约25～30 名在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等较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使由他组建并作为学科负责人的教研室与下属的几个学科组逐渐成为人数众多、梯队级配合理、阵容齐整和十分能团结战斗的集体。孙钧常说，“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一定要在所有重大研究领域都有人分兵把关，并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教研室设有设备良好的专业实验室，并设有结构工程（地下结构方向）、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隧道方向）、地震与防护工程（地下防护工程方向）以及地下空间规划与利用共5个硕士学科点，前两个还设有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该专业归属的同济大学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两个学科，于1987年都被批准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在国际、国内岩土和地下工程界享有声誉。
开拓了地下结构工程力学
本世纪60年代，奥地利专家L·V腊布西维兹（Rabcewicz）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用于隧道设计与施工的新技术，简称新奥法（New Austrian Tunnelling Method——NATM）技术。这类技术的基本要点，是依靠由多种量测手段获得的信息对隧洞开挖后围岩的动态进行监控与预测，并据以指导隧道支护结构的设计与施工。在支护结构型式上，新奥法技术摒弃了以整体式混凝土衬砌被动地支撑洞室围岩的传统做法，改由适时构筑的柔性、薄壁、能与围岩紧密贴合的锚喷网支护以保护与加固围岩、而又以围岩的自承与自稳能力为主体的天然承载结构，使其能以依靠自身能力保持持续稳定，从而达到省工、省料和降低造价的目的。70年代以来，国内对这类技术逐渐重视，并开始在工程实践中推广应用。
孙钧不仅热心关注在国内推广采用新奥法技术，而且专心致志于以力学原理对其作出理论解释和制定锚喷支护优选方案的研究，深入探讨施锚区围岩抗剪强度的提高等问题，并在逐步取得成果后，开拓了新的学科分支——地下结构工程力学，使新奥法技术不仅更加完美地应用于一般隧道工程建设，而且适用于大型复杂的地下厂房结构等的设计和施工。在创立新学科分支的过程中，孙钧结合所承担重大工程的设计和研究工作，将岩土力学、工程计算力学、地下结构与施工，以及系统分析与优化理论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对大型复杂地下工程结构物建立了可考虑不同工况、不同施工受力阶段、逐次分步开挖效应以及相邻洞室开挖优化步骤比选的施工模拟理论，包括制定相应的分析手段和编制程序软件。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地下结构的理论内涵，而且为现代地下工程实用计算理论的建立、完善并使之走向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有关成果已于“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在多处水电站地下厂房、隧洞和矿山井巷工程中被采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与经济效益。在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方面，孙钧对非连续岩体“隧洞围岩——支护系统”的蠕变机理与时效应力重分布，软弱岩体和饱和软粘土的非线性流变属性，渗水岩体中膨胀围压、渗流与蠕变的耦合力学效应及其对围岩稳定性和隧洞支护受力影响等地下结构理论的前沿课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共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委博士点基金与上海市科委基金课题11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地下防护结构抗爆动力学研究领域，孙钧对锚喷支护的抗爆动力性能以及坑道、地道结构在核爆冲击波作用下与岩土介质动力相互作用的力学机理与力学分析计算等开展了理论研究，建立了新的分析手段与数值计算方法。这项成果不仅得到广泛应用或纳入规范，而且对该分支学科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为地下工程建设默默奉献的尖兵
孙钧历来不做空泛的学问，反对“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他的学风严肃而活泼。他十分重视以理论作指导为地下工程建设事业多做贡献，不仅多次亲自主持重大工程的规划与设计，而且总是结合在实际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开展科学研究。70年代后期起，孙钧在参与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研究的过程中，承担了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支护系统的粘弹塑性分析”的研究任务，并以这一工程项目为依托，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非连续岩体地下结构粘弹塑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1987年组织了部级专家评议，认为这个项目“研究工作学术上有创新，其理论分析部分达到了国际水平，并能注意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80年代中期，他又结合天生桥一级电站的建设，积极承担了水电部“七五”攻关项目“天生桥一级电站导流隧洞全断面开挖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嗣后又陆续接受或承担的大型水电站地下厂房和各类水工隧洞科研咨询任务有：天生桥二级电站、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拉西瓦电站、四川二滩电站和云南小湾电站等等。同一期间，孙钧还主持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淮南煤矿软岩井巷预制大弧板支护研制与工业性试验”的研究，所得成果对指导软岩巷道掘进与矿山开采有重要价值。他的地下结构施工模拟与开挖时空效应的力学分析理论还被应用于某大型国防极软岩坑道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取得了成功。
80年代中期起，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工程建设逐渐掀起热潮。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兴建地下铁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城和商业街综合体，孙钧担任了北京和上海市地铁建设的技术顾问，以及迄今国内最大的上海市人民广场地下车库与地下商城工程和全国各地许多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顾问。此外，他还亲自主持了青岛市地下铁道合理埋深的研究、江阴长江大桥与过江隧道的比选研究以及广州虎门悬索桥锚碇工程质量评价与工程对策研究等项任务，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付出了汗水和辛劳。进入90年代以来，他又作为长江三峡工程的外聘专家，为船闸高边坡岩体的局部稳定与闸室的变形控制，多次下川江、攀上子岭而劳碌奔波；为上海宝钢三期工程外港建设在酷暑中伏笔书写研究报告，肩负了一位院士应该挑起的为国分忧的历史重担。数十年来，孙钧跋山涉水地赶赴一个又一个工地，进行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获取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资料。90 年代初，他曾一年中几次在沪渝航道上奔波，为了成渝一级公路上几座隧道设计方案的比选，为了搞清华荫山大断裂与地下采掘的内在联系，巴山蜀水之间留下了多少他的足迹。为了检查现场测试仪表装置，他曾步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地下洞室内数公里，早年还曾踏遍了吉林边塞地区的许多崇山峻岭，深入淮河南北的地下深处逾千米，针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最终努力探求他所要求的“最优解”。80年代以来，孙钧在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已产生巨大的技术与经济效益。例如他通过对成渝一级公路4座长大隧道运营通风、出入口照明和光过渡设计所作的研究，提出了改用纵向全诱导式射流通风取代横向通风以及采用改善洞口照明的计算机监控以取代洞外光过渡的设计构思，使得仅一座隧道就可为国家节约投资约3000万元。
兴趣——锲而不舍的动力
孙钧取得上述学术成就的原因，他自己认为仅是那么简单而又发人深思：“几十年来，使自己忘我以求、锲而不舍的动力，可说只是‘兴趣’两字。”“因为有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我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学问上的真理时，就会因为有了一股莫大的、自发的热爱情感而痴心、入迷。”“谁也没有要求我这么做或那么做，但老牛不鞭自奋蹄啊！这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饭、要睡觉一样。”孙钧还动情地说，“不管学习什么，只要刻苦钻研进去，就会感到知识之广、之深真是浩如烟海，越学越有兴味，钻研与兴趣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成功也就在向您招手了。”90年代是孙钧功成名就的年代，虽然他年逾古稀，然而他却仍然兴趣不减当年，还是几十年如一日意气风发地率领学科组全体成员努力攀登新的学术高峰。

7. 我国的航天事业有哪些新成就 。

中国进行载人航天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４日，“东方红一号”发射后不久，科学家就上报了关于发展载人航天的报告。１９７１年４月，代号为“７１４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启动。当时的人们，给中国规划中的宇宙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１９７２年，“７１４工程”被迫暂停。１９８６年３月３日，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四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８６３计划”。航天技术是“８６３计划”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８６３计划”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１９９０年夏天，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征二号Ｅ即“长二捆”火箭顺利升空。“长二捆”就是承担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Ｆ型火箭的前身。 1988年9月7日北京夏令时5时30分，载着“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长征”四号
火箭发射成功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１日，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为“９２１工程”。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我国决定从空军歼、强击机飞行员中选拔首批预备航天员。不久，１２名预备航天员从数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连同２名航天员教练员，组成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队伍。１９９７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由１４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世界上第三支航天员大队成立。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１４人到齐。这一天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生日。 神舟一号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日６时３０分，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顺利升空，经过２１小时的飞行后顺利返回地面。鲜为人知的是，这枚载人航天工程的“先锋官”，竟是由地面试验用的电性能测试飞船临时改装而成的。将初样产品直接当成正样产品使用，在中国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神舟二号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凌晨，神舟二号飞船发射成功。飞船在轨飞行近７天后返回地面。 神舟二号是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它的发射完全是按照载人飞船的环境和条件进行的，凡是与航天员生命保障有关的设备，基本上都采用了真实件。 神舟三号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于４月１日返回地面。 神舟三号飞船搭载了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等重要生理活动参数。飞船工作正常，预定试验目标全部达到，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神舟四号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神舟四号在经受了零下２９摄氏度低温的考验后，于３０日０时３０分成功发射，突破了我国低温发射的历史纪录。２００３年１月５日，飞船安全返回并完成所有预定试验内容。神舟四号除没有载人外，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飞行中，飞船相继完成了对地观测、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实验和空间天文和空间环境探测等任务。 神舟五号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２１小时２３分钟的太空行程，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神舟六号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我国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上太空。１７日凌晨，在经过１１５小时３２分钟的太空飞行后，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神舟六号进行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 神舟七号 2008年9月27日，执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出舱活动任务的航天员翟志刚在舱外挥动中国国旗。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我国第三艘载人飞船神舟七号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顺利升空。２７日，翟志刚身着我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身着俄罗斯“海鹰”舱外航天服的刘伯明的辅助下，进行了１９分３５秒的出舱活动。中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傍晚时分，神舟七号飞船在顺利完成空间出舱活动和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后，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上。

8. 5位数学家的简介与主要成果

1、祖冲之

祖冲之，曾经算出月球绕地球一周为时27.21223日，与现代公认的27.21222日几乎没有误差。月球上许多火山口中的一个被命名为“祖冲之”。祖冲之还曾经计算出圆周率应该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法国巴黎的“发现宫”科学博物馆中也有祖冲之的大名与他所发现的圆周率值并列。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廊壁上，用彩色大理石镶嵌的世界各国著名的科学家肖像中，也有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

2、华罗庚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汉族，籍贯江苏金坛，祖籍江苏省丹阳。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3、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1777年4月30日－1855年2月23日，享年77岁，德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近代数学奠基者之一。高斯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并享有“数学王子”之称。

高斯和阿基米德、牛顿、欧拉并列为世界四大数学家。一生成就极为丰硕，以他名字“高斯”命名的成果达110个，属数学家中之最。他对数论、代数、统计、分析、微分几何、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力学、静电学、天文学、矩阵理论和光学皆有贡献。

4、阿基米德

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网络式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静态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阿基米德和高斯、牛顿并列为世界三大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阿基米德确立了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基本原理。给出许多求几何图形重心，包括由一抛物线和其网平行弦线所围成图形的重心的方法。阿基米德证明物体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等于它所排开液体的重量，这一结果后被称为阿基米德原理。他还给出正抛物旋转体浮在液体中平衡稳定的判据。

5、勒内·笛卡尔

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现笛卡尔，因笛卡尔得名），1650年2月11日逝世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世界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

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堪称17世纪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9. 取得一批有重大意义的物探成果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物探工作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的时代。我国物探解决复杂地质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1.石油物探在南海、东海和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8月，根据地质部第二海洋地质大队珠江口盆地普查地震构造资料部署的珠5井突破了珠江口盆地的出油关。南海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国际石油公司投资的新热点，国务院于1982年1月决定我国南海油气勘探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决定有力推动了全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

在东海，地质矿产部第一海洋地质大队进行了系统的油气物探工作，1982年在龙井构造上确认了含油气层的存在。1983年，在平湖凹陷的平湖1井获得工业油流，该井成为东海的第一口发现井。在我国东部工农业发达，但又极缺能源的近海海域发现了油气，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

1984年，地质矿产部参照物探结果布设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的沙参2井，在深达5360m的古生代石灰岩地层中获得了日产原油1000t、天然气200万m³的重大突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新发现，使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远景成为现实，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西部地区油气勘探新高潮。石油系统在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和青海也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揭示了西部作为我国油气资源战略接替区的巨大潜力。国务院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石油工业要实行“稳定东部，加快西部”的方针^[12]。

2.煤田物探成果显著，物探应用迈入精查和开发领域

煤田物探在内蒙古、黑龙江、河南等地扩大了资源前景，发现了新煤区。高分辨率地震等技术的应用使煤田物探精度明显提高，开始介入煤田的精查和井巷建设，大大拓宽了应用领域^[13,14]。

3.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物探取得丰富成果

“六五”和“七五”期间，地矿部门地面物探、化探共发现异常4.9万余处，经查证见矿2200余处，发现和扩大矿床504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隐伏矿体，是金属矿物探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黑色和有色金属矿物探在发现或扩大许多重要新矿产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云南惠民大型铁矿床，新疆阿舍勒及索尔库都克、广东钟丘洋及玉水、福建紫金山、内蒙古乌奴格吐山、西藏马拉松多等大型铜矿床，新疆富蕴县哈拉通克和哈密黄山的大型铜镍矿床，河北张北县蔡家营、内蒙古白音诺及浩布高、新疆可可塔勒、福建水吉和云南核桃坪等大型铅锌矿床，广西芒场锡多金属矿床，河北大湾钼矿床等。在贵金属方面有山东苍上大型金矿床，湖北鸡冠嘴铜金矿床，内蒙古额仁陶勒盖、查尔布拉根和四川呷村等大型银矿床等。在非金属矿方面则有河北双碑、湖北高店子、湖南歇驾山等大型石膏矿床等^[15,16]。

4.水文工程物探成为国家重点建设不可缺少的工作

在解决我国西部和华北广大地区的缺水问题方面，物探发挥了重要作用。物探在寻找第四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岩溶水、地下热水，以及划分咸水和淡水方面，取得了大量有意义的成果。如在甘肃河西走廊，根据电测深资料发现了丰富的地下水源地，在海南、广东、黑龙江、北京等许多地方用物探找到了基岩裂隙水。在西藏羊八井，依据电法资料打出了一批高温热水井。在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服务方面，物探在三峡坝址的勘查和论证工作中，在浙江、广东核电站选址的工程勘查中，在长江口和宝钢码头的勘查中所起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公认，赢得了信誉^[17]。

5.深部地球物理调查大规模展开，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按照统一部署，完成了11条深部大剖面中的9条，对我国陆地地壳和岩石圈的构造及结构有了一个宏观了解。例如，亚东—格尔木剖面提出了“青藏高原是6个地体拼合成的增生陆块”的认识；江苏响水至内蒙古满都拉剖面结果认为该剖面所穿过的8个构造单元的深部构造特征差异很大，反映了中朝板块克拉通化及其遭受后期改造的过程。华北、秦岭及苏皖地区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对地壳细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认识。

6.开展了大量海洋区域性综合性物探调查工作，

在东海陆架区、冲绳海槽、琉球海沟、台湾海峡和南海开始了系统的海洋物探调查工作，取得了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物探资料。这些科学调查工作对我国周边海洋地质构造的特色，及海洋油气和固体矿产资源的总体情况加深了认识，对海洋工程勘查及滨海砂矿调查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国出版了若干海域的地球物理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