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保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产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信息、物质等要素，则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涉及的条件和因素很多，该保障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激励和保障机制
要提高技术市场对技术交易双方的吸引力，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资助、信贷与税收的激励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技术市场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二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用经济手段促进成果转化是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资助与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抵免、信贷优惠及保持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等。政府的资助与补助对技术创新及转移具有起动作用，如法国的科研成果推广署就是专门代表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与开发的政策手段，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拿出数百亿至上千亿美元采购新产品，许多没有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买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政府与大学、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都是采用合同的形式实施的。政府的税收与信贷扶持是进一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三是通过完善的技术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为国外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扩散机制是指科技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有关人员特别是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信息的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因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简单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因此说，人才从大学、科研院所到企业的流动使科技成果转化变得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以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96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进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养与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积极鼓励大学通过各类培训为企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倡导企业为大学提供实践和锻炼场所，鼓励大学教师“内地留学”以及学生“工厂体验”（赵京波，2012）。日本还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从民间企业招聘教师，民间企业也派遣技术人员到大学进修或聘任大学教师进行讲学和指导，双方互通有无，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交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在不影响学校自身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英国政府及高校也总是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甚至一些高校规定院系负责人必须到企业去兼职才有条件回学校继续任教。在德国，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与企业双方采取双向流动的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政府为支持这种形式给予了必要的资助。而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则是通过控制离职率来调节人才的流动（万金荣，2006）。
（三）建立迅捷广泛的技术市场信息网络
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把知识创造的源头与进行产业化的公司或企业联系起来，使他们互相作用，相互连接。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技术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让技术需求方或潜在的技术需求方尽快了解到他们能够获得技术的渠道和想要的技术，都会积极建立完善的、有效连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这也是其技术市场充满活力、成交规模大的有力保证。如日本技术交易所赖以服务的基础便是技术交易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其联网和数据库相当广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资800亿美元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50多个州的信息网络，供企业查询信息。德国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数据库系统，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杨萍，张源，201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建有强大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企业的技术交易与交换（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前提。关于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受到了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战略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实现政策法律与成果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1.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可以分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与税收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图4-2）。
图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
1）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对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重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立法，多是原则性规定。如：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进行了以促进政府资助所产生发明的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促进政府部门、商业主体与非营利组织（主要指大学）之间的协作为目的的一系列对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李恒，2009），该法案使每年数以万计的发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达70%（张玲，贾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及随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联邦资助技术成果的转移。《技术创新法》（1980年）要求联邦实验室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探索与政府、公司、企业的技术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研究交流活动，促进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科技白皮书》、《技术展望计划》，韩国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法国1999年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科学研究法》，德国的《科学技术法》等都可以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2）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更是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李恒，2009）。美国制定的《拜杜法案》专门调整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所产生发明的权利和义务（万金荣，2006）。德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针对资金短缺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的科技资助。2000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将重视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进了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跨国结合（李恒，2009）。美国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2），《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促进法》（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法律也对中小企业在结合研究中的技术发明权做了特殊保护条款，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3）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作为激励产学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减税法》（1992年）以及《新税法》（1998年），给予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以较大的减税空间和机会，调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根据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投资给以税收减免，规模越小，获得的优惠就越大（万金荣，2006）。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大多数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制安排，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的各种计划和制度中，方式比较灵活。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扎根于市场经济，以科技成果的产权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主要特征，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外部的公平竞争法律环境，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进行的保障。美国《专利法》规定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1994年以前为17年）（银纯泉，2003）。《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年）保证了参与共同合作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利益，提高了团队研究人员及发明人的奖励，对促进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赵德铸，2010）。日本于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改了大学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则，规定了专利年费和专利申请手续费的减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美、日、法、韩、印等十几个国家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5）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法律制度。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的法律是指以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为根本目标的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法等立法或与产学研结合创新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外关于该类型的法律较为丰富，推动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发展。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授权联邦各机构与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开发研究协议，为联邦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伙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韩国颁布实施了《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万金荣，2006）。1998年，日本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进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官合作的专门规定，从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年）也出现了专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条款。此外，众多发达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产学研协作，诸如：芬兰的“国家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术升级扶持企业增长计划（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营运与技术路线图计划（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麦的“创新共同体协议（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STTR）等（张嵎喆，蒋云飞，2010）。
2.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1）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措施。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减免税等直接优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从所得税中抵免，同时对新产品的中间试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美国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在风险投资方面，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李恒，2009）。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等（李恒，2009）。德国政府在风险投资政策环境改善方面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法国政府推行了科研税收信贷制度以促进技术创新，即企业第一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50%可以免税，以后每年增加投资的50%可享受免税。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款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李恒，2009）。俄罗斯联邦的《企业财产税法》和《税务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对科研机构、企业和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及从事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商品、劳动、服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对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是各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先购买本国高科技成果的“优购”、“首购”政策。二是对技术落后、低附加值政府采购产品的“限购”政策。三是政府对尚待研究开发产品的“订购”政策。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国家之一，与政府采购相关联的法律、法案多达 4000多个（李恒，2009）。2004年补充后的《联邦政府采购法》和1933年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高份额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集成电路为例，1960年集成电路产品问世之初，100%由联邦政府购买。英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购总量在1000亿英镑左右。为了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扶持，英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实验室、国有公司在计算机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购上，必须从本国公司购买，使政府采购成为政府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为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恒，2009）。
3）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如韩国政府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在激励竞争中的重要性，于2004年3月宣布，将原属商业、工业与能源部的韩国知识产权局转属于科技部，并对知识产权局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体系。日本2002年7月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2003年2月，由政府内阁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部成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于此，一个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用、发展多媒体素材产业、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意识等五大部分组成，包括270项具体措施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体系正式形成（李恒，2009）。
为鼓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下放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措施。美国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发达国家下放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一措施开始实施的标志。日本也有类似于美国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受国家和特殊法人之委托研究开发所得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可归属与受托人。2002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规定取消上述条款中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将该条款适用于所有委托研究开发的预算项目。英国为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生产力，把过去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得知识产权一般归国家所有，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欧盟主要通过诸如《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和许可》等研究报告来修订受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与使用的规则，推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向执行机构转变。
『贰』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转化科技成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依然存在成果转化率低、中试环节薄弱、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等问题。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转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直接的综合性指标。但目前该指标缺乏一致的统计口径和明确的计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中，存在着科技成果应用率、推广率、转化率等多种概念，不仅名称多样，而且统计方法不尽一致。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4万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平均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王顺兵，2011）。全国平均水平专利实施率仅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专利，包括许多原创型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王顺兵，2011）。
从近年来公开发布的科技统计数据看，2004年以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则表现出波动特征，变化不明显。通过对比国内外技术合同成交额，发现国内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仍远低于国外引进技术合同的平均交易额，进一步证实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的现实。然而，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费高昂的代价。国家花费大量经费支持的研发，成果并未得到充分应用，而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但造成投资-收益严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本国核心技术研发，限制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另外，还往往由于引进技术不适应国情等原因，使引进的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进技术、浪费国家财力的结果。
（二）中试环节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改造而获得的具有理论、实用价值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讲仍是知识形态表现的生产力，需要通过中试进行筛选、验证、改进、完善实验室成果或理论成果，消除各种不确定性才能解决知识形态的隐性生产力与产业化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图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术实现转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需要中试环节的放大、检验、试制、试销，解决在成果研发阶段考虑不到或不全的问题，为实现产业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成果由试验室进入中试放大试验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中试环节缺失，全国每年列入中试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因为中试放大的风险性而不愿意承担中试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为目标，忽略了对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企业则希望拿到成熟的技术投入生产，或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将实验室成果直接进入工厂生产，使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工厂开工中暴露，最终导致成果转化以失败告终。
（三）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
风险投资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成为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的最关键、最有效的手段。我国虽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风险投资，如198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92年深圳风险投资基金成立，然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总体来说还是在起步阶段，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与完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一些国家，风险投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万金荣，2006）。综合考察目前我国已转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风险投资的不足5%。可以说，风险投资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因素。此外，由于风险投资意识薄弱，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不少企业蒙受重大损失，导致部分企业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开发，重大高新技术成果极少有人问津；对一些转化周期长，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的项目，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传统的商业银行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经营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产业化最突出的三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由于资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试阶段，需求量很大，传统的商业银行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机构贷款对科技活动支持作用与国外相比相距甚远。民间资本由于没有好的回报机制，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很少。总体上看，风险投资机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运行环境不完备，成为我国风险投资资金匮乏、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图4-5 中试环节示意图
『叁』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难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筚路蓝缕、砥砺前行，40年沧海一粟，我国最终实现了由封闭、贫穷版、落后到开放、富强、权文明的历史转变，我们14亿中国人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武装了头脑，中国科技事业突飞猛进，制造业也逐渐在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我国各项前沿科技专利保有数量逐年增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知道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仍然偏低，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前沿科技成果仍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众所周知，前沿科技成果多掌握在各类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手中，而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机制相对薄弱，据相关统计表明，截止到2018年六月，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各类科研机构近6000家，科研机构虽然研发能力较强，但是市场嗅觉较弱，并且资金也不充裕，金智创新认为科研机构和企业缺乏沟通是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肆』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常见的运行机制有哪些
中国农业科技发展问题及对策农业高技术引领农业的未来,现代农业和过去农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高技术的水平.就目前来看,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主要来源于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先进装备技术和农业资源节约技术四大现代农业高技术.其中,农业生物技术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核心的、关键技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面对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和重视农业科技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切实措施不断加以解决, 才能保证我国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现状与问题现状与问题现状与问题现状与问题我国农业科技的水平,部分领域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27％提高到现在的43％.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在6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我国的农业科技还存在较大差距,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是不可否认的.现代农业技术与常规技术结合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整体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43％；建立了生物技术与杂交育种技术为代表的新品种培育体系,杂交水稻和抗虫棉等6000多个动植物新品种投放农业生产中,为粮食生产,特别是肉、蛋等的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生物技术以及种养、机械化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和土地的使用效率,2007 年全国粮食单产达到每亩350公斤,总产达到5亿吨,已经达到了丰年有余的水平；建立了畜牧水产等良种繁育、集约化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体系.目前,我国畜牧总产跃居世界首位,科技贡献率达50％,肉、蛋等产量在全世界排在第一位. 目前,我国农业资源利用率、生产效率、劳动产比率偏低、生产和经营方式较落后.一方面我国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利用率编低.如：我国农业有很多地方仍采取漫灌措施,灌溉利用效率不到40％,比先进国家低1倍；肥料利用效率不到35%,低于世界一般水平15％～20％；农利用效率也不到30％；高产稳产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35％. 此外,农业生态受到很大威胁.我国农作物病虫害每年造成35％的减产,畜禽疾病每年造成的死亡率达10％～15％；农、化肥和抗生索等的施用过量和残留问题等加剧了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并影响到农产品质量.由于品种类型单一、产品质量偏低,粮食单产仅是发达国家的50％～70％. 农业科研投入不足.世界每万农业经济活动人口所拥有的农业科研人员为140 人,我国还不到80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 ％到4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尽合理.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二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农技推广和农民教育工作多头进行,使得有限的经费“撒胡椒面”,难以达到快速提高农民科技水平的目的.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初步估测,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总体差距达 15到2O年. 2、政策与措施（1）加快转变职能,为农业科技进步创造有利条件.一是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服务.二是提供风险保障服务.在农民遇到新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时给予一定的补偿,例如遇到农产品价格大跌时给予最低保护价等.三是提供投入市场的监督服务.这样可以减轻中间商的盘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户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四是进一步加大农业执法力度,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重点是加强种子、农等生产资料市场管理,严肃查处利用假冒伪劣种子、农坑农害农的事件,并依法给不法分子以严厉处罚. （2）发挥高新技术优势,全面彻底改造传统农业.农业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生活改善的需求,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一是要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全面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可以改善农业的行业弱势,推进农业技术的量化集成和转化推广速度,减轻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从我国实际出发,应当优先开展智能化决策系统的研制与开发,农业信息网络化技术研究和农业经济、资源、科技信息的研制与开发等.二是要大力提高农业生物技术水平.必须集中力量加强植物遗传改良、农用动物遗传改良及生物制剂研究,微生物遗传工程研究等.三是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以高新技术实用化研究为主,对已往成熟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研究成果,加快推广速度,使其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要加强其他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要加强材料科学、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重点开发航天育种、核辐射育种等. （3）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改革的关键在于面向市场强化公益性,而不是将所主管的推广组织市场化、化.首先,理顺现有推广的权责关系,把有效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其次,提高资金保障力度.再次,积极扶持建设市场化主体,一是加强科研单位与科技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要视具体情况公平对待,不能一刀切,避免把原有的推广体系全部市场化,在市场化推广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又毁掉了行政推广这条线.最后,创新推广形式.农民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具有一定的特点,农业技术推广的形式结合这些特点能大大提高推广的效率.
『伍』 基于激励理论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激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能够对科技成果转化起积极作用的政策法规都具有激励的作用，但纵观国内学者的观点，基于激励理论提出的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利益分配机制，有效激励科研人员
郭莉（2010）等学者均承认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目前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分配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蒋文、谢清（2010）指出由于一些科研机构担心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会影响到教学、流失国有资产，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时，主要强调本单位的利益而忽略了科研人员的劳动，影响了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建议在平衡好科研机构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科研与推广人员的劳动与贡献。如：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将技术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行量化并在科研人员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晋级等方面予以体现；或在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各个环节根据科研人员和推广人员的贡献，制定相应的优惠和奖励政策；亦可鼓励科研人员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研发、创办科技企业、到企业兼职等。
李艳军等人（1996）认为科研机构内部对成果转化利益的分配没有体现向个人倾斜的原则，不足以弥补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机会成本，建议把科技成果转化、开发的绩效纳入学校各种奖励、住房分配、职称评定的条件范围；调整科研机构内部对成果开发利益的分配比例，科研院所应适当减少提留比例并将部分提留返还课题组，一方面可以保证成果直接研制推广者的获利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成果继续研究和开发提供经费来源；探索出一套以利益分配关系为核心的科研机构附属企业的最佳管理模式，促进其快速发展。
冯振珉、胡元清（2006）认为目前政府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利益分配政策和法律比较滞后，科研机构也很少将科技成果转化直接与利益分配挂钩，影响了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建议科研机构可以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政策，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开放、优惠政策。如：尽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转化参与者的利益比例；拥有科技成果或具有从事科技咨询资格的科研人员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带薪离岗创办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学科性公司、科技咨询公司等；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去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兼职；把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与科研人员及科技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挂钩，科研人员和教师的课题结余经费可以作为他们创办科技型企业、投资其他科技成果转化公司的资金等，以扩大自主支配权限。
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把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与科研人员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晋级等挂钩。②尽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转化参与者的利益比例。③鼓励拥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员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带薪离岗创办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学科性公司。④鼓励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去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兼职等。
（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对于人才的激励方式，国内学者的意见普遍一致，就是要综合采用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方式。
曹明亮（2011）认为科学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体现出了参与科技转化工作人员的成效，他们的付出不仅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还应给予一定奖励。如果仅侧重精神奖励而缺乏物质激励，会使科技成果转化失去原动力，建议设立专门的科研奖励基金，对科研活动尽可能地提供相关的物质保障。范道胜（1997）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认为国家设立科技成果推广奖，各部委、省市设立相应的推广类奖，可以引导全社会注重和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推广奖应主要奖励直接从事成果推广应用、开发转化的人员。同时，将获得科技成果推广奖的数量等级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作为对科研院所进行评估以及下一轮科研立项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要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工程中心挂钩。
杨兰蓉等人（2006）认为在获奖项目成果推广应用中，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提出将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人才分为研发人才和推广人才，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激励体系。对于研发人才，实行“基本收入＋风险收入”的激励管理模式，让他们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部分，保障研发人才的利益，激发他们对市场需求的关注；对于推广人才，则采取“基本收入＋提成＋职务消费”的激励管理模式，来提高推广人才的工作热情。
万华（2003）则从具体的激励方式出发，指出为使科技成果得以产业化，可以对科技创新人才采取两种激励方式：一种是产权激励，就是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为系统对其内在的创新人才就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进行量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发挥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成果孵化工作。另一种是期权激励，根据未来实际工作的贡献大小，给予科技创新人才期权（或虚拟期权）激励，以更好地吸纳和留住优秀人才，减少优秀人才的跳槽。
（三）健全技术市场，为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搭建良好的平台
根据激励理论，市场力量是科技成果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肖龙阶，陈爱江，2007），但是市场激励又依赖于技术市场的良性运行。因此，针对如何健全技术市场，学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赵正洲、李玮（2012）认为我国的技术市场发育很不成熟，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供给与需求的传输渠道没有建立或健全。要按照“科学、高效、开放、共享”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全国或区域技术市场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与技术信息的及时、准确、高效流通。要按照独立法人的属性、条件和程序，建立和健全全国或区域技术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强化技术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的功能与作用。
游文明等人（2004）则从产学研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或学研机构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孵化器、企业技术（科研）中心、校办科技产业、院所办科技产业或者以产权为纽带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等方式，在组建企业内部建立一个技术市场，促使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围绕全部各方有效需求进行整合，降低科技成果的交易成本。
（四）创新管理制度，为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由于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借助政府行为来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以保护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利他”动机。关于如何为成果转化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下列看法。
观点一：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评价考核体系。何先美等人（2010）认为我国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偏差，承担国家重大计划、获国家奖、SCI论文等是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这使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常处于不利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优秀的科研人员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建议对不同性质的教师实行分类指导：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考核其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从事技术研究开发的教师，重点考核其承担课题及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情况，并在成果产业化后的利益分配上向教师倾斜。
观点二：制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激励政策。刘强等人（1998）认为目前在成果转化中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是企业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愿过早参与成果的孵化，唯恐投入失败。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激励政策，如：对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投入实施优惠利率，对实行产业化后的高新技术产品减免、返退税收等。
观点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郭莉（2010）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科研工作者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淡薄。因此，应该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宣传，提高领导、管理层以及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格执行《专利法》，保护企业和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陈俊（2005）也指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特别是专利保护所达到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需要检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不足，对职务发明成果原始权利人的归属、专利申请人的资格、科技转化收益、受奖励权、技术入股等问题，对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商业秘密的保护，做出立法完善。
观点四：推动产学研合作。周玉玲（2007）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政府要加强组织管理职能，在高校与企业之间搭桥铺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起以“政府支持、依托大学、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运行机制，把政府、企业、高校紧密而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官、产、学、研的互动链接。
『陆』 市场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
科技成果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有效配置，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创造价值的过程，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企业技术经营机制、技术评估与咨询机制和中介服务机制。
（一）企业技术经营机制
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市场的力量始终是科技成果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动力。经济的高度发达，市场体系的完备有力，促进了企业技术经营机制的形成并使之成为技术转移的推进器。所谓企业技术经营，就是指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断地从事技术的研制、应用和流通，通过技术生产和不断的输入输出，使企业的技术不断得到重组、优化，保持企业的竞争力。技术经营机制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市场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利益驱动机制迫使企业自觉地、不断地进行创新。企业要么在不断创新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要么在守旧与停滞中衰亡。市场是技术创新与转移的发动机，也是淘汰落后产品和技术的过滤器，从而推动了技术市场的发展和技术贸易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企业的技术经营机制的形成，一方面促使企业将技术创新视作生命线，贯穿于一切经营活动之中，使技术制胜的观念深入人心，技术开发与推广的渠道畅通；另一方面使企业成为开发技术和吸纳技术的主体，即技术市场的双向主体，它促进了技术市场有效供求机制的形成。这是发达国家技术市场不断发展，技术贸易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技术评估与咨询机制
发达而完善的技术评估与咨询体系，也是国外技术市场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国外许多知名的技术贸易机构都有自己完善的技术价格评估办法和丰富的经验，而且专门服务于技术贸易的技术评估与技术咨询组织体系也很发达，如美国、英国、德国等都有数百到数千家从事技术评估或技术咨询的机构，其中有些是国际著名的机构。它们对技术评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技术本身先进性、可靠性、实用性的评估；二是对技术价格的评估；三是对技术商业前景和风险的评估。技术咨询的范围包括了开发项目的选择到企业生产及管理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有效地保证了技术交易的顺利进行（黄薇，刘郡，2009）。
（三）中介服务机制
科技中介服务贯穿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机制的重要方面。技术贸易活动从买卖双方互通信息、交易对象的选择到合同的执行、技术的实施是一个很长也很复杂的过程，需要专门的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协助。国外的技术贸易中介服务机构往往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包括：
1.面向全国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组织网络
发达国家十分注意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建立起有效的技术转移组织网络，为用户提供技术成果查询、技术和市场评估分析、推荐技术转让和商品化项目、协助用户安排技术转让协议等服务。如美国于1992年成立了“国家技术转让中心”（NTTC）和6个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国家技术转让中心与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等17个联邦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全国性的科技成果技术转让网络中心。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则拥有70多个附属机构，分布在各州和地方开展技术转让服务。德国史太白基金会（STW）在全国设立了数百个技术转让中心；Fraunhofer在全国32个城市建立了50多个研究所，并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或联络处。法国国家科研成果推广署在全国各大区和地区建立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荷兰的Syntens在全国设有15个分部（安玉琢，2000）。除此之外，发达国家一般会在大学设立专门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美国大学基本都设置了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人员专门收集最新的科技成果并鼓励资助人参与，然后去申请专利。英国也建立了许多类似的联络机构，如剑桥大学的工业联络办公室。这些机构一方面为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寻找市场；另一方面将企业的课题和经营动态介绍给学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瑞典则在国立大学中建立了由政府、学校和产业部门三方代表组成的“工业联系办公室”，来促进校企合作。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设有技术转让处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据库，用以进行合作项目的管理、给新机构提供技术、宣传大学的重要技术成果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等。在加拿大，大学里普遍成立了科研与工业界调节办公室，负责与工业界联系，把大学的科研成果推广到企业，把企业的需求信息带到学校来。可见，发达国家在各个层次均设立了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组织网络。这与我国目前条块分割、技术中介遍地开花而又独立运营的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
2.专家参与科技成果转移
国外的技术贸易中介机构十分注意吸收各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技术转移工作。英国技术集团（BTG）吸收了大批技术专家和风险投资专家的加盟。德国的Fraunhofer主要由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组成，尤其是史太白基金会（STW）的大多数转让中心均以专家为基础设在大学内，把数千位专家紧密地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与各大学、科研设计单位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使基金会能够随时掌握科技发展最新信息，企业一旦对科技成果有需求，就能立即提供相应技术持有方和熟悉这些技术的专家（安玉琢，2000）。
3.面向市场，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面向买方、面向企业，是国外中介服务机构成功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和荷兰的中介机构主要服务于广大中小企业，以帮助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为己任。为此，他们不断地走访企业，了解企业需求，针对企业的需求扎扎实实地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为企业技术转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美国为了适应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建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中小企业信息中心及多建在大学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受到了政府和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机构提供运行经费。日本在推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过程中进行咨询服务。主要做法有：对于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技术一般通过国立中介机构实行委托开发；中介机构向技术企业实施产业化或商业化，并从其销售收入（或利润）中提取偿还金的开发斡旋，通过独创性开发和协调企业之间各种关系获得新的商业化的技术，或针对那些产业化程度较高的技术施行“专利申请代理”（万金荣，2006）。英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结构合理的完整的科技成果服务体系。政府层面，在全国各地建立健全了数百个地区性的“企业联系办公室”，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公共层面，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会和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等具有科技咨询职能的科技咨询群体；企业层面，设立众多以小型公司为主的营利性中介机构。综观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了综合性、知识性、服务性、法治性的特征。这与我国的中介机构仅仅停留在集散信息和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这一较低层次，或召集技术持有单位举办各种技术交易会和信息发布会形成较大的反差。
4.信息服务与风险投资相结合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
在技术交易过程中，技术买方不仅需要牵线搭桥，更需要中介方、技术卖方与其共担风险。英国技术集团（BTG）就是一个把信息服务、许可证贸易与风险投资相结合，以风险投资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中介机构。它有国家授权的保护专利和颁发技术许可证的职权；有权对政府投资的研究成果和它认为需要的研究成果提出索要、掌握、处理及颁发许可证；有根据社会需要保证国家的研究成果和任何尚未充分利用的成果进行再开发的职责；在国家需要的领域或它认为可能导致用户实际应用的研究领域，它可以对有关研究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当BTG从发明者手里承揽了一项技术时，它将负责该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专利保护费用，并负责寻找许可证的买方，在买方获得了收益后，它将与发明者均分收益。当技术成果提供方提供的只是实验型成果时，BTG将提供资金，将其进一步开发直至可以应用。BTG的这种运行机制，使其与国内外大学、研究院所、企业及众多的技术发明人保持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由于它承担了技术成果早期开发的资金风险，对技术成果的发明者很有吸引力，真正起到了连接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安玉琢，2000）。
『柒』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学者从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风险投资机制创新
赵达薇（2004）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提出只有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体系，才能弥补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筹资能力、国家财政支持、私人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资机制来保证风险投资资金充足。张兴隆（2000）进一步认为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能够激活资本运作市场，疏通融资渠道，使风险与权益有机结合，变过去那种单纯的融资形式为投资、监管、参政议政有机融合的机制。这样一来，对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论证更充分，评估更客观，结论更准确。项目各方一旦达成共识，成果的转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张璞、张学东（2001）认为风险资本是适应高新技术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而成长起来的融资工具，通过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可以解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以风险投资基金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挥民间力量，使风险投资来源社会化，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企业集团向风险投资公司参股，活跃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提高项目评估、会计审计、法律咨询和产权界定等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信誉，发挥他们在风险投资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除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以外，我国还应建立一个全国性集中管理、统一监管、规范运作的第二板块市场用以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为风险资本提供多层次的上市与退出投资渠道。政府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引导，通过特别法形式，为风险资本运作提供特别的法律依据。政府还应运用税收杠杆和优惠信贷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为风险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胡薇薇（2006）对此持相同的意见，但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针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科学评估体系，评估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和收益，以减少风险投资企业的盲目性。
邹东俊（2002）则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指出，高校应与风险投资公司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伙伴关系。这样，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可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高校在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资、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二）构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
鉴于知识产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较丰富，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对策建议。
曹钦润、蒋美仕（2004）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障碍的本质是人为的社会体制或制度与科技发展内在客观规律之间冲突的具体体现，可以综合运用《财政法》、《产权法》及其他相关政策配合引导和开拓市场，通过市场自动合理配置科技研发资源和推动研发过程的良性运行，促进资本与技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从而实现官、产、学、研、商的一体化。
杨萍、张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产权边界清晰的基础上，科技成果的产权边界清晰将有助于科技成功产权所有者获得合理的回报，增加科技项目研发的投入，也更有助于风险资金的进入。在科技成果的产权界限明晰以后可以通过科技成果的产权登记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产权信息公布，这必然有助于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认为我国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知识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没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和形成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专利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整体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的运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加强专利战略管理的组织建设专业人员的配备和培养，以促进企业专利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选择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并改造一批传统产业；对高技术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从以发表论文数量与水平为主转变为以获得发明专利为主；将使用权和收益权更多地让利给承包单位和发明人，以利益机制调动专利发明人和实施人的积极性；建立支持海外专利申请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国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保护，通过采取一系列税收减免制度和专利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带动企业开展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活力；建立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合作共享机制，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使用；通过产权流动组合机制，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多渠道、多投资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动力机制的形成；加强专利信息发布和交流制度建设，促进专利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专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过对比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激励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还有完善空间。建议从下列几个方面完善：完善知识成果产权归属制度，对《专利法》、《著作权法》中“职务成果”与“非职务成果”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并增加可操作性，以解决科研单位与科技人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益平衡机制。降低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的期限，切实改变申请专利人的时间成本过高的问题。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股权化的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投资的定义、种类、作价方式、出资比例、出资方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规定，以激励科技知识成果的迅速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中增设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为科技创新主体及权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赵达薇（2004）从分配的角度讨论产学研联合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出在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中，多以技术转让的一次支付方式为主，这种分配方式难以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不利于产学研联合的良性发展，建议逐步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实现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使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多寡、项目进展主动权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从知识产权发明者的角度出发，指出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要建立专利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科研成果要多方筹集经费，积极申请专利，形成专利创造、保护、应用体系。考虑到专利等知识产权对科技人员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可以根据《合同法》和《专利法》的规定，约定单位与科研人员个人知识产权的权属比例，进行有效的产权分割，通过明晰产权，为专利成果的有效转化打下基础，还可以防止科技人员对分配方式的不满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钱锋（2011）则从专利权质押融资的角度建议政府建立专业权威的技术评估机构以防止不同机构对专利权价值评估的结果差距较大。尽快制定专利权质押贷款政策及其相关的评估、流转、担保、贴息等政策，构建相应的运作平台、操作规程和专家库并设立专利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银行发放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郭百涛等（2003）则指出了专利文献的重要性，强调专利文献是集技术信息、法律信息、经济信息于一体的信息载体，蕴藏着巨大的战略信息资源，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可为国家的科教兴国和技术创新工程提供战略决策依据，促进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三）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创新
制度会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促使相关各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主要有下列观点：
伍湘（2002）认为我国科研和生产两分离的现状使高技术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应实行政研分开，鼓励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进入企业，或按企业化方式运作，以缩短科学、技术、生产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潜在生产力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张璞、张学东（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属的企业存在股本结构过于单一、企业体制运作不够规范、企业资产界定不清等问题。建议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制，少数大型科研院所可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经营与产权管理。对于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转制成科技型企业，或直接进入大企业集团，或转变成面向企业面向市场进行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咨询、技术培训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或成为中介服务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梅昌超（2003）认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忽视科研成果市场开发前景的评价体系导致科研与市场脱节。建议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对大多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减少政府拨款，实行技术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场；发展技术市场，推动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脱离，研发、中试和成果的产业化相分离的现状，推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分流与重组，鼓励科研机构转制或进入企业；国家直接评价体系范围缩小，主要用于“直接控制项目”，鼓励理论型研究；建立市场评价体系，用于“市场主导型项目”，主要以成果转化收益和社会评价形式出现；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把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作为研究机构的科研立项、经费投入和评估的重要指标。
谭华等人（2010）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优质的，为提高科技成果的质量，应对那些技术先进、应用性强、有明显经济效益并能自创条件尽快完成研究任务的选题在立项、申报予以倾斜；在项目研究进程中，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督促；在成果鉴定时，严格按程序执行成果鉴定，保证鉴定质量。除此以外，要正确确定科研投资的比例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强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促进成果转化，又要保证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后劲。要彻底改革科技立项、科研选题、课题组织、成果评审及职称评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项目立项选题，要立足和面向市场，一切以市场竞争力、市场效益、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技成果的评审，要抛弃完全由“专家评审”的弊端，建立起“专家评审”与“市场评审”，“用户评审”和“管理评审”相结合的新机制，真正实现科技成果评价、管理与生产应用和市场经营的内在结合。
（四）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制度创新外，很多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建议。
王水平、蒋寒（2005）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技术市场发育仍不够完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成长不力，经纪技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使得技术市场的交易规模及成交率受到严重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应该进一步完善对技术市场的宏观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并促进技术市场在规模、结构、水平和管理上的发展。推动技术市场与信息、劳务、金融、产权等市场对接，构造全国性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并通过政策、资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技术市场，建立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杨萍、张源（2010）从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会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无法适时地根据供求制定引导性的政策，从而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的“官产学研”一体化链条无法建立的恶性循环。通过交易市场的建立，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寻求资金、技术成果，应用多种组合，始终在科技成果产权流转与整合中保证获得最大收益。
『捌』 哪些因素导致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
山西要加快创新型企业培育步伐，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要力量；全国现有33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仍未实现零的突破、设计和试验等提供服务，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355，而山西只有5人，是加快山西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要求受自身资源状况、国家投资重点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省投入R&D经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5亿元.23%。特别是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创新意识尚不明显，创新能力低下。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亟待确立。2.高水平创新平台和载体缺乏，以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提升创新能力，科技含量低，在创新关键问题上，企业拥有较多的推动创新的资本，具有产业特色的高水平研发机构数量偏少。3.研发投入强度偏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对策建议当前，研发投入强度偏低，高端创新人才少，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建立—批开放性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随着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加，全省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2011～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13%、10，即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强化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要大力加强研发平台载体建设，围绕山西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建一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研发中心，推动现有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依靠科技培育新产业。2013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位居全国第28位，居中部最后1位。大批专利问世后被束之高阁，推动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转变。1、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孕育者和推动者、二；山西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6家，组建攻关团队，加大研发投入，设立创新计划，建立创新平台.3亿元。近年来，中科院系统直属112个研究院所中，山西只有1家.3亿元、“三晋学者支持计划”以及“创新团队培育计划”等，越应重视科技在稳增长、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应注意加快科技改革发展步伐，山西逐渐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炭资源、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因此，创新驱动势在必行，仅占全国887家的2.93%。总体来看，它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湖南，我省必须以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根本，以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建设为支撑，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为保障，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要瓶颈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城为抓手；在全国2455名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山西只有12人；全国每100名企业科技人员中从事研发的平均为37人，山西约为32人；全国研发人才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比例平均为78%、创新新需求。目前来看，山西科技活动产出位列全国下游、三产业比例为5、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08%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中部六省的情况来看，因此理应成为创新驱动的主体。创新“多校一园，为中小微企业的研发；全国96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山西仅有1个，经济效益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近年来，我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山西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均为我省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助力不少。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研究开发领军人才，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1.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山西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内在要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发展有四个阶段。重视对中小微科技企业的支持，来打破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突破经济发展中由要素或资源短缺所造成的瓶颈。因此。创新平台和载体是聚集创新资源、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目前，否则就会导致发展停滞、中断甚至倒退，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结合，开启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新征程。积极引导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81%、1.11%、1.85%、1.33%和0.94%，山西R&D经费投入排在中部第5位，湖北、河南。三。研发投入强度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有通过创新活动获得财富的内生性要求，占GDP的比重为1、327。2，首席专家本土人才比例偏低，企业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和自主品牌开发更是依赖引进人才。5.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缓慢。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山西实现创新驱动的又一瓶颈，产业结构重型化和产品初级化特征明显，拥有较强的将“新获得的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和条件、产业化率低等几个方面。1.企业创新能力普遍偏弱，我省高水平的创新平台载体相对匮乏，数据显示。因此，山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是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是同时具有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活性主体。2013年山西生产总值12602.2亿元，第一.1亿元；在国家已认定的397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山西只占3席，但与全国2.9，山西仅为58%.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是新技术的主要投资者，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有研发机构的比例偏低，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缺乏，以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基石。在我省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5亿元，越是在经济复杂困难的条件下.0亿元和135，难以完成产业化对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山西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当前，山西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传统的依靠投资驱动、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旧有的发展模式空间越来越小。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江西R&D经费分别是446，人均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0倍，提升大学科技园承载力。要加快推进山西科技创新城建设，整合省内科技资源，搭建集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标准信息、技术交易、专业咨询等于—体的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吸引国内外高端研发机构，布局一流科技项目，培育一流科技企业，建立健全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使科技创新城尽快成为山西科技创新高地和引领发展高地。3.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高水平的创新投入强度是提高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山西要不断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全社会投入为支撑的多元化创新投入体系。一是要稳定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将科技投入作为各级财政预算保障的重点，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较大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二是搭建科技金融合作平台，鼓励创专业的科技金融机构，支持银行设立科技支行，创新金融产品，探索企业动产、股权、知识产权、订单等抵、质押方式。三是加快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和创投引导资金，发挥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的政府公信力和吸引力，逐步在全省合作建立区域子和专业子，为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中小微科技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资金服务。四是引导支持科技型企业优先进入证券市场融资，设立省级科技型企业上市培育专项，通过专业化辅导和资金支持，加快科技型企业在创业板上市。4.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壮大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从本质上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差异正是资源驱动与创新驱动之间的根本区别。要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山西必须加快集贤聚智步伐，为全省创新型人才队伍提供中坚力量。根据现实需求，应以项目为载体，实施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工程，聚集起一批覆盖全省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在科技创新城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对高端人才实行“一事一议”制度。围绕重大科学前沿热点问题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重点、难点问题，在山西重点学科、优先发展的领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遴选科技创新团队予以重点培育和扶持。5.完善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联动、示范、激励和评价机制，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产学研的联合协作，通过成果转让、技术扶持、联合开发等形式，发挥好企业的经营优势，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积极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示范行动，重点抓好国内外领先的高端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行动计划。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在产权确定、价值评估、作价入股以及人员激励等方面，形成明确、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推动科研人员全程深度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中介服务机构（个人）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活动等。完善基础数据库建设，实现对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全面准确的考核评价。，投入强度排第4位，整体而言还处于较低水平。4.高层次领军人才匮乏。近几年，山西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百人计划”.9∶53.3∶40，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后劲，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我省情况看，不仅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少，而且创新基础差、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作为资源型地区，山西经济发展体现出较强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特点，但在资源驱动的巨大惯性下，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主要体现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352。新的发展阶段要求山西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创新元素，经济发展整体上来说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生产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并重的发展阶段，必然适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2。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要求。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和中高收入水平阶段时，随着发展基础和约束条件的变化、一园多区”发展模式.1%和8.9%。虽然投入强度创历史新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匮乏、技术骨干及复合型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高层次创新人才仍然匮乏。目前全国共有院士近1500人
『玖』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自主决定采用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全部留归单位，单位可自行决定向团队分配。由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除基础研究外，项目的主管部门要明确项目承担单位的成果转化责任和期限，转化情况纳入科技项目验收及后评估的指标体系。
二、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以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实施转化的，经审计确认发生投资亏损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对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且未牟取私利的，不纳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范围。
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授予职务科技成果完成团队或个人对该成果的处置权，并协商确定成果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的最低可成交价格。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团队或完成人可在最低可成交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定价或评估定价等市场化方式，确定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投资价格。
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职务科技成果实施转化的，要依法规定或者与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团队、转化团队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未规定、也未约定的，允许将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团队。转化收益用于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团队或个人的奖励和报酬不计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和转化团队之间及内部的收益分配方式和数额，由团队自行协商确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制定职务科技成果完成、转化的奖酬规定，要充分听取科研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予以公开。
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工作机构，围绕产业需求开展科技研发，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建立日常运行保障和绩效奖励相结合的经费支持机制，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也可委托第三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工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统计和报告制度，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目标导向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责任。科技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列入对其的考核评价指标，考核结果作为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中有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的，相应单位和人员信息将计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六、国有科技创新型企业可对在科技创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权激励。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用于股权奖励和股权出售的激励总额中，用于股权奖励的部分可以超过50%，用于股权奖励的激励额可以超过近3年（不满3年的，计算已有年限）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的17.5%。
七、支持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小试、中间试验、工业性试验和工程化开发平台等，促进其提升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服务能力。优化国家和本市各类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布局，按功能定位分类整合，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创新网络，建立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效开放的机制。加大国家及本市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基础信息资源等向社会开放力度。引导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开展，实施技术描述标准化、技术研发流程和过程数据开放共享。
八、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充分发挥国家级技术转移交易平台的功能作用，支持各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建立与国际知名技术转移机构深度合作交流的渠道，吸引国际知名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来沪开展业务，构建功能完善、高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紧缺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对国内紧缺的前沿技术路线研究、技术需求分析、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营销、技术并购、知识产权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九、大力培育具有市场化、专业化特点的新型研发机构，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后补助、奖励等财政投入与竞争性项目资助相协调的财政资金支持机制。探索设立国有非企业研发机构。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本土跨国企业在沪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实验室、企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新型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允许国内外企业、机构、合伙人或个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输入或输出，以及其他相关科技服务的非企业机构；对海内外非企业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简化审批程序。
十、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许可、作价入股、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对本市企业实施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根据其综合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及项目知识产权的属性、创新程度等，在一定期限内，对其研发投入由财政专项资金给予扶持。
十一、支持商业银行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信用贷款产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贷款业务。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风险补偿。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生的实际投资损失，可按照损失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救助。
十二、支持保险机构开发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特点的保险品种，包括关键研发设备、研发中断、产品研发责任、产品质量保证、新产品试用、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保险服务，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保费补贴政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十三、通过政府首购、订购和取得专利技术的创新产品单一来源采购等政策，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形成首台（套）重大装备，对实现首台（套）业绩突破的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可享受首台（套）相关政策支持。
十四、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离岗创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在5年内保留人事关系，保留原聘专业技术职务，工龄连续计算，与原单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权利。担任职能部门处级（含）以上领导职务的，可在辞去领导职务后以科研人员身份离岗创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离岗创业、兼职等方式从事科技成果转化，要遵守与原单位的约定，保守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尊重原单位的知识产权；使用原单位或他人知识产权的，要与原单位或他人签订许可或转让协议。
十五、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列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用研究类专业技术职称的评价体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畅通创新创业科研人员职称申报、评审渠道。由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对本市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做出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技术转移转化中介服务组织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评审。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业绩突出者，可破格评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十六、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单位引进的科技和技能人才或专业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中介服务人才，依照本市有关规定，可直接申办本市户籍。对尚未达到直接入户条件的，按照本市有关规定，优先办理《上海市居住证》和居住证转办户籍。
十七、明确界定研发团队、转化团队和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以各种形式合法获取与科技成果及其转化相关收益行为，与贪污、私分、侵占、挪用等非法行为之间的执法标准。对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案件，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与执纪部门、司法机关的沟通衔接，统一执法标准。
十八、加强科技、财政、投资、税收、人才、产业、金融、政府采购、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等政策协同，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造良好环境，市有关部门联合设立“一门式”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协调解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十九、市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各区县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根据本意见，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规章制度。
『拾』 政府应怎样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现就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自主决定采用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全部留归单位，单位可自行决定向团队分配。由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除基础研究外，项目的主管部门要明确项目承担单位的成果转化责任和期限，转化情况纳入科技项目验收及后评估的指标体系。
二、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以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实施转化的，经审计确认发生投资亏损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对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且未牟取私利的，不纳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范围。
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授予职务科技成果完成团队或个人对该成果的处置权，并协商确定成果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的最低可成交价格。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团队或完成人可在最低可成交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定价或评估定价等市场化方式，确定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投资价格。
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职务科技成果实施转化的，要依法规定或者与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团队、转化团队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未规定、也未约定的，允许将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团队。转化收益用于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团队或个人的奖励和报酬不计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和转化团队之间及内部的收益分配方式和数额，由团队自行协商确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制定职务科技成果完成、转化的奖酬规定，要充分听取科研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予以公开。
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工作机构，围绕产业需求开展科技研发，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建立日常运行保障和绩效奖励相结合的经费支持机制，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也可委托第三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工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统计和报告制度，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目标导向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责任。科技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列入对其的考核评价指标，考核结果作为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中有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的，相应单位和人员信息将计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六、国有科技创新型企业可对在科技创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权激励。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用于股权奖励和股权出售的激励总额中，用于股权奖励的部分可以超过50%，用于股权奖励的激励额可以超过近3年（不满3年的，计算已有年限）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的17.5%。
七、支持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小试、中间试验、工业性试验和工程化开发平台等，促进其提升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服务能力。优化国家和本市各类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布局，按功能定位分类整合，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创新网络，建立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效开放的机制。加大国家及本市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基础信息资源等向社会开放力度。引导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开展，实施技术描述标准化、技术研发流程和过程数据开放共享。
八、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充分发挥国家级技术转移交易平台的功能作用，支持各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建立与国际知名技术转移机构深度合作交流的渠道，吸引国际知名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来沪开展业务，构建功能完善、高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紧缺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对国内紧缺的前沿技术路线研究、技术需求分析、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营销、技术并购、知识产权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九、大力培育具有市场化、专业化特点的新型研发机构，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后补助、奖励等财政投入与竞争性项目资助相协调的财政资金支持机制。探索设立国有非企业研发机构。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本土跨国企业在沪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实验室、企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新型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允许国内外企业、机构、合伙人或个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输入或输出，以及其他相关科技服务的非企业机构；对海内外非企业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简化审批程序。
十、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许可、作价入股、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对本市企业实施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根据其综合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及项目知识产权的属性、创新程度等，在一定期限内，对其研发投入由财政专项资金给予扶持。
十一、支持商业银行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信用贷款产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贷款业务。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风险补偿。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生的实际投资损失，可按照损失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救助。
十二、支持保险机构开发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特点的保险品种，包括关键研发设备、研发中断、产品研发责任、产品质量保证、新产品试用、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保险服务，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保费补贴政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十三、通过政府首购、订购和取得专利技术的创新产品单一来源采购等政策，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形成首台（套）重大装备，对实现首台（套）业绩突破的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可享受首台（套）相关政策支持。
十四、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离岗创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在5年内保留人事关系，保留原聘专业技术职务，工龄连续计算，与原单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权利。担任职能部门处级（含）以上领导职务的，可在辞去领导职务后以科研人员身份离岗创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离岗创业、兼职等方式从事科技成果转化，要遵守与原单位的约定，保守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尊重原单位的知识产权；使用原单位或他人知识产权的，要与原单位或他人签订许可或转让协议。
十五、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列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用研究类专业技术职称的评价体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畅通创新创业科研人员职称申报、评审渠道。由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对本市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做出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技术转移转化中介服务组织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评审。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业绩突出者，可破格评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十六、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单位引进的科技和技能人才或专业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中介服务人才，依照本市有关规定，可直接申办本市户籍。对尚未达到直接入户条件的，按照本市有关规定，优先办理《上海市居住证》和居住证转办户籍。
十七、明确界定研发团队、转化团队和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以各种形式合法获取与科技成果及其转化相关收益行为，与贪污、私分、侵占、挪用等非法行为之间的执法标准。对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案件，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与执纪部门、司法机关的沟通衔接，统一执法标准。
十八、加强科技、财政、投资、税收、人才、产业、金融、政府采购、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等政策协同，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造良好环境，市有关部门联合设立“一门式”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协调解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十九、市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各区县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根据本意见，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