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权有偿使用费和资源税

⑴ 资源税费改革的现行资源税费

资源税费政策是国家实施经济调节、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家在朔州市开征的资源税（费）主要有“一税、四费、一基金”，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收入、水资源补偿费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2007年-2009年，朔州市资源税完成131984万元，年均43994万元；矿产资源补偿费完成29030万元，年均9676万元，年均增长13.6%；采矿权价款完成74618万元，年均24873万元，年均增长28.8%；水资源补偿费完成57830万元，年均增长6%；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完成664362万元，年均增长28.8%。资源税费为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开采资源、筹集财政收入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1.资源税定额征收实际税率偏低，不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资源税是朔州市主要税种之一，目前按照定额税率征收，实际税率明显偏低，导致税收收入不能随着煤价上涨、经济快速发展同步增加,也不能有效地调节资源紧缺程度。目前煤炭资源税定额为3.2元/吨煤，按照理论测算，2005年朔州市煤炭均价为65元/吨时，换算成比例税率为5%；当2009年煤炭均价上涨为260元/吨时，换算成比例税率下降为1%。煤价上涨，资源税税率反而下降，形成税收逆向调节，不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2.资源类专项收入征收比例调整滞后,不能很好地满足资源补偿目的。
1994年全国开征矿产资源补偿费时,国务院设定煤炭、煤层气费率为1%。开征16年来，煤炭市场效益和行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源环境问题也更加突出。如果继续维持目前1%的征收费率，将不能很好地满足资源保护和合理开采的目的。
采矿权价款是为了体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采矿权有偿取得而收取的价款收入。按照《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2006年2月2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187号令）的规定，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采矿权价款收取标准，但截至目前，2006年标准仍在使用。
3.现行资源税（费）分享体制，中央、省集中收入太多，不利于均衡财力，不利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目前的资源税（费）收入分享体制下: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省分别集中50%和22.5%；采矿权价款中央、省分别集中20%和24%或16%（因出让方式不同省集中比例不一）；采矿权使用费收入，因中央、省负责中型以上资源类企业的采矿权登记，全部集中到中央、省级，市级只负责少许非煤小型矿山企业的采矿登记，导致市级采矿权使用费收入很少；资源税是地方税种，中央不集中收取，但省财政集中30%。上级集中比例过大，造成市县财政困难，资源合理保护开发压力巨大，不利于资源输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现行资源类专项收入资金使用范围狭窄，不利于市县财政统筹财力解决因资源开采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
矿产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收入都是财政专项收入，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和《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以上三项收入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保护、征收部门管理支出、地质环境治理等方面，对于县级煤炭资源整合中关闭的矿井，也可用于关闭补偿。但市县以下很少矿产资源勘查，征收部门的经费补助也不可能无限安排，而因资源不合理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交通、教育、社保等社会问题却诸多。如果我们固守以上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就会出现一方面专项资金结余过大，另一方面因资源不合理开采导致的社会问题却无钱解决并存的矛盾,造成市县财政两难的局面。

⑵ 怎样计算采矿权价款

计算公式为：
采矿权价款=基础价格×资源占用量×综合系数

1、调整煤炭成本项目构成。

原选煤成本项目由现行的材料、提取包干工资、提取职工福利费、电力、折旧、提取井巷工程费、提取维简费、修理费、地质塌陷补偿费、应摊劳动保险费和其它支出等十一项构成。按照改革发展的需要，调整为材料、电力、职工工资及费用、修理费、折旧、维简费、安全费用、资源费用、环境治理补偿费、提取发展资金、其它支出等十一项构成。

要界定各成本项目的使用范围。如职工工资及费用，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职工福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其它相关支出。把现行的提取包干工资、提取职工福利费和应摊劳动保险费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企业职工人力费用。资源费用，包括为获得探矿权、采矿权支付的价款；支付的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资源税、资源补偿费、获得探矿权后的资源勘探费支出等，全面反映煤炭资源成本。

2、新增成本项目的核算。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结合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和煤炭企业会计核算的特点，慎重研究确定新增成本项目的核算办法。如资源费用的核算，要明确各项要素费用的汇集、分配和核算。

一是矿业权价款的核算。

（1）煤炭企业不管以什么方式有偿使用探矿权、采矿权，都通过无形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在无形资产中设矿业权，在其它应交款中设应交矿业权价款，取得矿业权后作以下帐务处理：

借：无形资产—矿业权

贷：其它应交款—应交矿业权价款

（2）按照国家规定煤炭企业对无偿占用的煤炭资源可以采取货币支付价款，也可以转增资本金或以股权形式取得。支付矿业权价款时，按价款支付方式做以下帐务处理：

借：其它应交款—应交矿业权价款

贷：银行存款

实收资本

实收股本

（3）矿业权价款的摊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煤炭企业实际制订几种摊销办法，企业选择适当的方法规范的进行摊销，摊销价款时做以下帐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煤炭资源价款

贷：无形资产—矿业权

二是矿业权使用费的核算。

企业按规定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时

借：制造费用—煤炭矿权使用费

贷：银行存款

三是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核算：

企业按规定缴纳煤炭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时

借：管理费用—煤炭资源税

煤炭资源补偿费

贷：银行存款

四是取得矿业权后发生的煤炭资源勘探费用的核算：

发生的勘探费用要通过长期待摊费用汇集，视煤炭成本承受能力确定摊销办法，规范的摊销费用。

发生勘探费用时

借：长期待摊费用—煤炭资源费

贷：银行存款

摊销勘探费用时：

借：制造费用—煤炭资源费

贷：长期待摊费用—煤炭资源费

3、原选煤制造成本的计算。

⑶ 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研究

纵观世界各国,各国资源税费制度体系的设置存在一定差异,但主要实行的是权利金(Royalty)制度^[25]。根据国土资源部信息院对世界上81个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调查,这些国家主要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权利金(Royalty)制度。国家一般主要通过权利金制度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通过矿床占用费调节资源开发对资源的占用,通过环保补偿来治理对环境的损害,通过红利制度调节收益。权利金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矿产资源财产权制度的核心^[26]。除个别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均征收权利金。对于权利金的征收,大多数国家采取从价计征或从量计征。但权利金费率标准相距甚远,就是在同一国家内不同矿产资源的权利金费率也存在很大差别,但多数国家、多数矿产资源的权利金费率都保持在2%~8%之间^[27]。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通常规定最低的权利金征收比率,油气权利金征收比率为井口价值的12.5%;对于煤炭,露采者12.5%,坑采者8%;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的权利金费率为10%;纳米比亚为5%;巴西煤炭权利金费率为3%;南非分税种征收权利金,征收的费率为深水石油1%,陆上石油3%^[28]。

对于国家所征收的权利金的使用,不同的国家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除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外,还分给矿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一部分,还有较大一部分作为矿产资源勘察、开发管理以及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等活动的基金^[29]。例如,在美国,来自于矿产开采的国家收入中权利金是大头,每年约40亿美元,这笔收入全部上缴国库,但对其使用和分配上法律有明确规定。美国对联邦公有土地上权利金的分配是:50%返还到矿产所在地的州政府,只能用于本州当地教育及其公共设施、民众福利事业的建设;另外50%上缴国库,其中40%作为国家的土地和水资源保护基金,10%交国库大财政。在州政府所属土地和印第安人土地上开采矿产资源所收取的权利金,全部留在当地,无须返还,这是联邦政府扶持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30]。巴西征收的权利金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分配,作为资源开采的财政补偿。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资源税为核心的税费政策。在矿业权取得环节,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在矿业权占有环节,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31]。在矿产资源开采、销售环节,主要收取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区使用费。我国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开征了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于1999年开始征收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等。其中,资源补偿费体现的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后四种费用则是为了控制探矿和采矿占地,是资源财产权的延伸,体现的仍然是国家对资源所有权的财产权益^[32]。

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探支出、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但是,我国目前的资源开发补偿费根本不足以支持勘探支出以补偿开采的储量。用于征收部门经费补助的部分几乎全部分光,成为地方一种自收自支的财源。由于矿产开发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欠缺,我国陈洲其教授曾经提出应该将权利金的大部分用于生态补偿。

资源税的征收目的是为了调节不同矿质的收益,但是由于现行资源税以销售量或自用量为计税依据,而且只对已开采销售或自用的资源征税,对那些开采后暂未销售或未使用的不征税,造成资源利用上的逆向调节和企业在开采矿产时“采富弃贫”现象,与开征目标背道而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非常低,大部分国家资源税费率高于我国。在我国,各种矿产资源平均起来的税费相加只有1.18%,基本相当于无价或低价使用^[33]。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相当于国外的权利金,但目前的费率只有1%。同时,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收费标准也偏低,只是国外平均标准的1/7左右,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34]。我国资源税和补偿费征收标准过低意味着矿产资源的廉价或无偿使用,这是资源型产品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导致了企业和社会缺乏珍惜资源的动力,资源投入方式粗放。从另一个层面看,资源税和补偿费都是针对企业产品销售收入计征,一个是从量计征,一个是从价计征,有重复征税的嫌疑。

在我国,资源税费的征管和分配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资源税是地方税,资源补偿费是分享税。资源补偿费作为分享税,在资源型城市的分享比例较低,资源型城市每年都要上缴大量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但是地方分成后获得的收入均留在省、自治区一级,地州、县作为资源补偿上缴地分文不留,有悖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初衷^[3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外资源税费研究比较成熟,但其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为背景进行研究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考虑较少,限制了其应用范围。虽然我国对资源税费制度进行了改革,对维护国家的矿产资源财产收益,促进矿产资源的有序、合理开发利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无论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比,还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对新税制的要求看,现行的资源税费的设置、性质、作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