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能否对第三者提出防碍婚姻的法律诉讼!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小三破坏别人家庭，如果没有对破坏的家庭中一方进行人身伤害或其他触犯法律的行为，法律是不会追究。
其次，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的，婚姻中无过错方可以要求对方进行相应的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但要求第三者负法律责任是没有依据的，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最后，有配偶这介入他人婚姻，涉嫌重婚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对方是军人，涉嫌破坏军婚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相关条例：
根据《民法通则》第五条 ：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合法的婚姻，被对方破坏，可以据此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下面的相关法律后果。
第一百三十四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 停止侵害；
(二) 排除妨碍；
(三) 消除危险；
(四) 返还财产
(五) 恢复原状；
(六) 修理、重作、更换；(七) 赔偿损失；
(八) 支付违约金；
(九)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 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
另外可以以骚扰为由，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破坏军婚罪，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刑法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破坏军婚罪，是仅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通奸罪，主要是对和军人配偶间发生的外遇进行判刑，但是如果是两个军人之间的奸情，在他们配偶都不是军人的情况下，则不构成破坏军婚罪。
『贰』 请问是否能对第三者进行起诉
你好：
如果你以婚姻关系遭到破坏为由起诉第三者，法院将不会受理；但是如果你以人身侵权为由，单独的将第三者起诉至法院。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只要构成四个侵权要件。
『叁』 如何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起诉第三者侵犯配偶权
除民法理论外，还可以参考【婚姻法】理论，配偶有要求配偶共同居住的权利，第三者实施了与该配偶共同居住的行为，导致合法配偶无法与之共同生活，两者具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是有过错的，是故意的。这是侵权责任法的理论，但是能否成立，待考。
『肆』 “已知对方已婚的第三者”,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文明的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婚姻家庭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由于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重婚、姘居等不道德的婚外情现象也日见增多，因“第三者”插足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因“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导致家庭的破裂，使下一代无法健康成长，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什么是“第三者”，目前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使得“第三者”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这不利于保护合法婚姻，惩戒婚外侵害人。
事实上，各地法院受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不断增加，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明确“第三者”的概念，确定其内涵；研究处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对第三者予以定性等，迫在眉睫，十分必要。
一 落实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第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合乎结婚条件的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
第二，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规定分析，这既是强制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又是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力。国家因此必须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此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第三，遵循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他人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这一宪法规定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前提。
由此可见，建立和保护平等、和睦、幸福、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保持它的安宁，这既是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也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持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它要求一切公民都必须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权，不得妨碍和侵害夫妻保护自己家庭和睦、安宁、幸福的权利。《婚姻法》还对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加大了制裁力度，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做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这些规定既保护了婚姻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又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 《婚姻法》的属性决定了它以保护婚姻家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
以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婚姻法，植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社会生活，其规范对象亦带有鲜明的“私人利益关系”取向，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人的自然需要和利益，此乃人格化的本质性利益而非目的性利益；二是由婚姻家庭社会机制所衍生的人的身份利益及其伴随的财产利益，可谓伦理化的法权利益。近现代婚姻法的价值定向集中于确认这种利益，调整该利益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保障此类“私益”的最佳满足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基于此，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共同的作用是将确认和调整的私人利益关系归属到权利实体，建立民事权利体系，保障私权，从而奠定了权利法的根本属性，使法律价值显得个人优位于社会。然而，当代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已突破了这一传统定势，以往的“私权绝对”、“私权神圣”已在走向“私权相对”和“私权有限”，社会本位的价值日益凸现，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既是民法这一演进趋势的表现，更是其典型印证。�
婚姻法在功能指向上，应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毕竟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及个体需要与社会利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婚姻法既要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坚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三 当前“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由“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直接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相应增多，影响社会安定。
其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破坏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以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爱情具有排他性、专一性和文明社会中性爱的同一性为理论基础，要求任何成年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的存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肯定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石和个人福利保障源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再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家庭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否认的。然而由于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的破裂、生活条件的突变对青少年影响较大。不少子女成为无父少母的孩子，失去温暖、关爱、安全、和睦的生长氛围，导致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放荡自流。这些孩子在学习、生活、心理素质上，都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双亲孩子的特点。据有关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可见，“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四 “第三者”概念的再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家庭，与夫妇中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有些观点把第三者与通奸、姘居混为一谈，抹煞了第三者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内容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行为人单有与人通奸、姘居的行为而缺少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要件，不能构成第三者。所谓第三者，顾名思义，是指本身有配偶，又与他人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本身无配偶与有配偶的一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双方各有配偶又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而妨害了他人正常婚姻家庭，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的行为人。而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故意破坏，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则叫“第三者”。可见，构成第三者介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介入的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具有主观上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如果是由于误解或受对方欺骗，无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仅是一时冲动发生了性行为或者出于玩弄对方而通奸，则不构成第三者介入。
第二，介入的第三者与对方要有客观上的越轨行为。所谓越轨行为，是指超越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男女之间的友谊所许可的道德标准或者精神文明界限的行为。
第三，有由于第三者介入而导致对方夫妻感情恶化，家庭关系破裂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确定“第三者”之概念，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明知他人有配偶，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在客观上，有与对方发生了被我国《婚姻法》和社会道德规范所禁止的越轨行为，使对方的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出现了破绽。
五 第三者行为是否仅仅受道德约束和“谴责”
在一个时期很大一部分学者和司法实践者认为，这种对第三者追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的社会效果，并且无法保护感情与婚姻不一致的家庭成员对生活的追求。 该观点认为不应当对第三者给予法律上的调整，第三者问题是个道德问题，应当由道德去调整，法律不能越俎代庖。其主要依据是：1、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依据；第三者的行为并未对社会造成整体伤害，只会造成对私人生活秩序的干扰，因此没有依据以法律惩罚它。2、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果；一方面，对于第三者的道德评价因人而易，而法律一旦制订就是针对一般人的，这样就会产生统一化法律与个体化道德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导致法律的“施行无效”。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因婚姻而丧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爱情已成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法律可以“强迫一对夫妇履行同居义务，但绝无可能阻止他们同床异梦”。 3、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率；一是，法律的执行有难度，无法操作。二是，性行为本身的隐蔽性，使当事人举证十分困难，退而言之，让夫妻一方去证实自己的配偶与第三者有性关系，会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精神伤害。三是，道德的“具体而灵活”是无法被“抽象而相对稳定”的法律所包容的，法律再完备也无法涵盖道德的全部。四是，以法律惩罚第三者的实质是对人们在不幸婚姻之外寻找和谐、幸福的婚姻之权利的否定，这是现代民主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4、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必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婚姻和两性关系全面自由的实现，第三者这一概念也终将自行归于消灭。5、配偶权理论不能成为惩罚第三者的理论依据，原因在于夫妻忠实义务并非从根本上就是一项法律义务，而是一项道德义务，实质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6、依法律惩治婚外恋的一个预设是一切婚内关系都是合乎道德的，但实际上，这个预设并不成立。总之，否定说认为，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是不可取的，对婚外情的调整应当是道德解决的问题，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
所有的国家对婚姻家庭都是采取非常重视的态度和严格的保护的措施，对于婚姻家庭的处理，非常严肃甚至保守，但婚姻法历来调整的都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少对婚姻家庭之外的第三者进行处理。像这类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趋于保护弱者的前提下，妇女的权益或者婚姻家庭的权利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法律必须介入。
六 第三者行为性质的判定及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使配偶一方违反了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忠诚的义务、给另一方配偶带来损害，所以法律惩治“第三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确定为民事侵权，即侵害了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配偶权不仅规定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规范、约束着夫妻的行为，全面反映了婚姻生活的内在本质要求，而且还保障着婚姻生活的健康发展以及婚姻生活的安全、和谐、幸福。正是由于配偶权在调整婚姻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其他民事权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采用不同的形式分别规定了配偶权，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是立法上的一个严重疏漏。首先，配偶权作为夫妻双方之间的身份权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加以回避。其次，不享有权利即不承担义务。现实生活中，“包二奶”、“第三者”现象的出现，严重地侵害了合法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受害者的什么权利被侵害了，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没有配偶权的规定，因此，“第三者”可以肆意侵害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的权利，受害人亦无法向“恶意第三人”（插足者）索赔。所以在立法上，我们应该明确赋予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以一定的权利，使其能够向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配偶主张权利，使婚外性行为得以成为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受害方配偶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使其所受之损害得到补偿。�
目前鉴于配偶权侵权急需法律调整的现状，完善婚姻法中规定的配偶权保护制度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法中只是零散规定配偶权某些派生身份权的状态，对于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有序是极为有利的。为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规定，配偶权是绝对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配偶权。由于过错侵害配偶权的，应当依照民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配偶权行为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修改后的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这是对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规定，该法颁布实施后，因第三者导致离婚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其中更多的无过错方认为，离婚完全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的，没有第三者插足的婚姻家庭是稳定的，并要求第三者进行损害赔偿。民法通则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侵害他人财产的、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于侵权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以此规定如果行为人存在过错侵犯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结合第三者行为的性质，能够说明其行为符合了该法条规定的条件，应认定其属于民事侵权，侵犯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权或者称为婚姻关系人身权。
民法通则认定行为人侵权过错的标准应具备四个要件，而第三者的行为恰恰符合了四个要件的规定。
其一、行为的违法性。一夫一妻是我国基本的婚姻制度，此制度的实施有待于我国公民的普遍遵守和执行，这是法有明文规定的，违反此制度应为违法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论规定，如果行为人有民事违法行为，那他必须承担民事责任。而第三者侵入夫妻家庭，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破坏了夫妻感情，其行为显属违法。
其二、损害事实存在。由于第三者的侵入，造成无过错方精神和身心的极大伤害，同时对未成年子女教育和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给他们成长留下隐患，更为严重的大多数第三者插足直接造成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恶劣后果，可见，第三者侵权的损害事实明显存 在。
其三、行为和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的是由于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引起的，而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正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引起无过错方感情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其四、行为人主观过错。第三者应当知道她插足别人的夫妻感情是违法的，并应预见到这种行为的后果，主观上应当抑制和控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但第三者明知违法，却不予控制，可见主观故意过错的存在。
上述说明，第三者的行为完全符合过错侵权赔偿的法律要件，可以认定第三者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配偶间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和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决定了侵权责任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为主，主要分为：第一，包括加害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第二，赔偿损失。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实践中侵害配偶权的侵害行为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的财产损失极少，该侵权行为主要是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如果否认被害人非财产上损失的赔偿请求权，不追究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无法使无过错方在精神上得到抚慰，无法平复其内心创伤，亦不能制裁教育过错方，干扰他人婚姻家庭关系者几乎不负任何民事责任，这显然违反常理。为了抚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精神创伤，同时制裁侵权行为人，《婚姻法》应当规定，无过错配偶一方基于侵害配偶权之诉，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七 具体案件中责任的裁判
依据 婚姻法46条规定的精神，过错方损害赔偿应在提起离婚诉讼时提出，没有起诉离婚的，不能要求过错方赔偿。那么，第三者赔偿是否应遵循这一规定。笔者认为不然，第三者赔偿不能局限于必须双方离婚，如果第三者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行为的存在已经构成侵权，并已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伤害的后果。是否因此解除婚姻关系，只是双方对于婚姻状态的处理结果，是否造成离婚后果，只能作为认定侵权的严重程度和作为无过错方获得赔偿额度多少的尺度。
第三者能作为离婚案件的第三人吗？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据此规定，必须和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才可以列为第三人，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诉讼的标的是解除婚约的法律关系，主要诉讼的是离婚，对于其中的过错赔偿仅是解除婚约关系的结果，他因离婚引发派生出来的，并不是赔偿案件。第三者不能作为第三人参与离婚诉讼。
是否是共同侵权？
笔者认为构成共同侵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其特征有三；其一、主体的复合性。第三者和过错方造成无过错方的损害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其二、行为的共同性。第三者和过错方行为的指向是同一的，正因为二者的感情出轨，形成无过错方受到伤害的原因。其三、结果的单一性。第三者和过错方的感情出格行为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伤害了无过错方的和婚生子女的精神伤害后果。上述说明无过错方的伤害后果是第三者和过错方的共同侵权造成的。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吗？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但笔者认为第三者赔偿一概适用连带责任很难操作执行。因第三者侵权引发的后果有二种。一种是造成离婚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种情况下，财产是可分的，过错方有独立的财产，可以判令赔偿损失，在过错方的财产中赔付。另一种后果，无过错方和过错方感情和好，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承担连带责任，因双方的财产是共同的，不可分割，判决执行无法操作，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连带赔偿。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列为共同被告吗？
不必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意思自愿原则，原告有权自主选择追究责任主体的权利。如前述所讲，如果夫妻和好没有离婚，那么，无过错方要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她应有权选择只起诉第三者，参照有关司法解释，这种情况，法院应查明事实，确定过错方的责任大小，并告知无过错方放弃追究过错方的法律后果，判决第三者承担责任应仅就其责任应承担部分承担民事侵权后果。
第三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从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后果，其侵权的结果是无形的，给无过错方带来的是精神痛苦，身心创伤，没有体现物质损失，应参照婚姻法46条的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另外，构成重婚的，应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处理；未构成犯罪的，除民事案件处理外，还应积极建议有关组织按党纪政纪处理，尤其对第三者的处理更为重要。
婚姻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赋予无过错方向第三者赔偿的胜诉权，但从国外的一些国家，就此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家认为第三者和过错方应负共同责任，无过错方有权获得赔偿，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也将认同第三者属于侵权，无过错方有权获取赔偿，将得到法律的确认
『伍』 法律对小三的处理方式
狡猾小三千百招，也斗不过妻子的一招
经常有求助者带着对小三的怨恨前来咨询，她们列举小三的种种“恶行”，展示小三层出不穷的招数，同时寄望我们能够提供更高明的招数还击小三，那是不是真有万试万灵的分离小三招数呢？
“老师，我是实在对她没招了，求求你帮帮我！”
看着声泪俱下的求助人小雅，再浏览一下小雅所提供的资料，就连见多识广的古非老师也不得不承认，小雅老公所出轨的对象是一名很聪明，同时情商高的小三。
首先，小三非常有耐性。小雅老公跟小三作为同事已经认识了好几年，正式出轨也长达4年之久，每天也是4~6通电话，两人还经常开车去偏僻的地方聊天约会，一起出差时，老公还会把小三的位置订在自己身边。但就是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之下，小三还是不急于“逼宫”，只是让两人的感情逐步升温。
其次，小三很擅长维持两人的情感。小三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布“想你”、“爱你”之类的示爱信息，并设置成只有老公可见的状态，从而营造出专属他们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最后，小三很懂得抓住老公的心。尽管出轨4年，但两人却像热恋期的情侣一样无话不说，反观小雅发给老公的信息，老公基本不会回复。老公甚至直接跟小雅说他的心已经不在小雅身上，两人的婚姻早已没了爱情，让小雅的心灵备受打击。
出轨期间，小雅也不是没有努力拆散过他们，但却让小雅成为老公眼中的麻烦，反倒增进了老公与小三之间的感情，让小雅极度绝望。
一再遭受失败打击的小雅，总算意识到光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完全不是小三的对手。无计可施的小雅于是开始寻求专业力量的帮助，缘盾情感就是小雅经过千挑万选后找到的专业机构。
小三的确很聪明，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分离，小雅一直以来的失败就在于过份关注如何分离小三，但真正分离小三的方法不在于老公或小三身上，恰恰就在小雅自己身上。
古非老师通过缜密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小雅的问题在于结婚后就放弃了作为女人的独立性，并没有在工作与生活中寻求进一步的成长。反观老公在婚后一直努力工作，在职位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晋升之后，却发现面对原地踏步的妻子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
为了排解心中的压力，老公只能向相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小三倾诉，久而久之就发生了出轨，而小雅一直只想分离小三，但又填补不了小三在老公心目中的位置，这才造成了两夫妻如此尴尬的婚姻现状。
厘清问题关键后，古非老师及缘盾情感团队为小雅制订出一系列的方案，帮助小雅快速成长，找回作为女性的独立与魅力所在，小雅也在古非老师的情绪管理课上学会了不要再把心思放在老公与小三身上，转而思考如何提升自我，如何装扮自己，从而让自己以一名成熟女人的全新身份面对老公
小雅的转变很大，她不但找回了作为女性的魅力与自信，还收获到同事们的刮目相看，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老公对小雅的态度，不但两人的沟通变得更多，老公还经常夸小雅的成熟大方，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相处融洽，小三自然也消失不见了。
更多关于情感修复问题，婚姻挽回真实案例分析以及面对小三该如何处理的两性问题等，可以咨询缘盾情感的情感专家，为你做一下婚姻诊断，咨询都是免费的，对解决婚姻问题有着很大作用，行动起来，不要坐以待毙了,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一把。
『陆』 起诉第三者侵犯名誉权需要哪些方面的证据
狡猾小三千百招，也斗不过妻子的一招
经常有求助者带着对小三的怨恨前来咨询，她们列举小三的种种“恶行”，展示小三层出不穷的招数，同时寄望我们能够提供更高明的招数还击小三，那是不是真有万试万灵的分离小三招数呢？
“老师，我是实在对她没招了，求求你帮帮我！”
看着声泪俱下的求助人小雅，再浏览一下小雅所提供的资料，就连见多识广的古非老师也不得不承认，小雅老公所出轨的对象是一名很聪明，同时情商高的小三。
首先，小三非常有耐性。小雅老公跟小三作为同事已经认识了好几年，正式出轨也长达4年之久，每天也是4~6通电话，两人还经常开车去偏僻的地方聊天约会，一起出差时，老公还会把小三的位置订在自己身边。但就是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之下，小三还是不急于“逼宫”，只是让两人的感情逐步升温。
其次，小三很擅长维持两人的情感。小三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布“想你”、“爱你”之类的示爱信息，并设置成只有老公可见的状态，从而营造出专属他们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最后，小三很懂得抓住老公的心。尽管出轨4年，但两人却像热恋期的情侣一样无话不说，反观小雅发给老公的信息，老公基本不会回复。老公甚至直接跟小雅说他的心已经不在小雅身上，两人的婚姻早已没了爱情，让小雅的心灵备受打击。
出轨期间，小雅也不是没有努力拆散过他们，但却让小雅成为老公眼中的麻烦，反倒增进了老公与小三之间的感情，让小雅极度绝望。
一再遭受失败打击的小雅，总算意识到光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完全不是小三的对手。无计可施的小雅于是开始寻求专业力量的帮助，古非老师就是小雅经过千挑万选后找到的。
小三的确很聪明，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分离，小雅一直以来的失败就在于过份关注如何分离小三，但真正分离小三的方法不在于老公或小三身上，恰恰就在小雅自己身上。
古非老师通过缜密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小雅的问题在于结婚后就放弃了作为女人的独立性，并没有在工作与生活中寻求进一步的成长。反观老公在婚后一直努力工作，在职位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晋升之后，却发现面对原地踏步的妻子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
为了排解心中的压力，老公只能向相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小三倾诉，久而久之就发生了出轨，而小雅一直只想分离小三，但又填补不了小三在老公心目中的位置，这才造成了两夫妻如此尴尬的婚姻现状。
厘清问题关键后，古非老师及其背后的缘盾情感团队为小雅制订出一系列的方案，帮助小雅快速成长，找回作为女性的独立与魅力所在，小雅也在古非老师的情绪管理课上学会了不要再把心思放在老公与小三身上，转而思考如何提升自我，如何装扮自己，从而让自己以一名成熟女人的全新身份面对老公
小雅的转变很大，她不但找回了作为女性的魅力与自信，还收获到同事们的刮目相看，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老公对小雅的态度，不但两人的沟通变得更多，老公还经常夸小雅的成熟大方，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相处融洽，小三自然也消失不见了。
更多关于情感修复问题，婚姻挽回真实案例分析以及面对小三该如何处理的两性问题等，可以咨询古非老师，为你做一下婚姻诊断，咨询都是免费的，对解决婚姻问题有着很大作用，行动起来，不要坐以待毙了,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一把。
『柒』 可以到法院起诉“第三者”吗
1、关于重婚罪的法律规定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但是，重婚罪的前提是被告人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也就是说，双方对外是公然以夫妻名义出现，周围群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问题，就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的解释一第2条的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在这种情形下，C是不能追究A的责任的，只能在向B提起离婚诉讼时，将此作为B的法定过错情形向法庭提出，要求B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证据依然是十分难以调取的，应当予以注意。
2、关于收养问题。首先C必须符合收养人条件。即“（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C已有子女，是显然不符合的。其次，被收养人是A和B的子女，必须也要符合被收养人的条件，即“（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因此，C要求收养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3、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如果B提出离婚，C首先应当积极搜集B的过错问题的证据，比如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证据，以期在诉讼中取得无过错方的地位，并在诉讼请求中提出支付抚养费和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发条依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但是，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是由法院自由裁量的，各地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原则上属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会太高。另外，因为孩子有智力障碍，有可能C会面临生活困难的境地，可以在诉讼中提出要求经济补偿的要求，但是，经济补偿属于帮助性质，数额也不会太高。
妻子能否起诉“第三者”
------我国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唐江涛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5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之后，包二奶、婚外情、姘居等现象在各地抬头，直接挑战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呼吁立法惩治包二奶、婚外情，增加配偶权的呼声很高。尽管许多法学界人士赞成将配偶权写进修订后的《婚姻法》，但大多数社会学家的看法却绝然相反，认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法律不应过多干预感情方面的事务。在激烈的争辩之后，修订后的《婚姻法》绕开配偶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在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它是侵犯配偶权的损害赔偿，还是离婚过程中的离因损害赔偿，婚姻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学界也很少有人探讨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因为修订后的婚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它所规定的过错方损害赔偿实质是一种离因损害赔偿，不能针对“第三者”或“二奶”。妻子要想起诉“第三者”或者“二奶”，还必须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在目前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仅限于有过错配偶一方的情况下，妻子不能起诉“第三者”。
[关键词]：配偶权 婚姻 离因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在中国的立法史上，恐怕难以找到哪一部法律的修改，能像《婚姻法》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2000年初，《婚姻法》修订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不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收到4000多件反馈意见，此外，中央各大传媒也征集到了1000多名公众的立法意见。随后，北京民意调查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一次全国《婚姻法》修订民众意愿调查，共对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区的7357名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问卷。90％左右的人明确知道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这三项原则，95．2％的人知道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1]
一、妻子将第三者告上法庭
虽然绝大多数国人知道婚姻法规定有一夫一妻制度，但婚外情、包二奶、姘居、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并且愈演愈烈，伴随着婚姻法修订稿讨论的深入人心，立法惩治第三者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并且有人开始付诸司法实践。2000年，我国首例妻子状告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案在重庆市审结，该案的案情是：原告周远华以被告谢光萍与其夫张长春完全超出了一般的同志和朋友的交往关系，造成原告家庭不和睦为由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第三者谢光萍立即停止插足自己的家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5万元。一审法院基于原告周远华的儿子提供的证据，认定被告谢光萍对原告周远华家庭的不和睦有过错，判决被告谢光萍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周远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谢光萍不服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远华的起诉。[2]
这是婚姻法修行前的一个案例，由于它涉及当时争论激烈的配偶权，在当时引起普遍的关注。同一案件，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却大不相同，一审法院判令“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二审法院却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什么同一案件竟有如此绝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因为要“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就必须明确她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权利，当时的婚姻法并没有规定夫妻之间有忠诚的义务，更没有规定配偶权，如果说“第三者”侵犯了妻子的合法权益，侵权人是她和妻子的丈夫，至少两人是共同侵权，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就算认定两人侵权，侵犯的是妻子的什么权利呢？夫妻相互忠诚的义务能否针对第三人？这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婚姻法中找不到答案。二审法院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夫妻间相互享有配偶权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二、婚姻法是否该确立配偶权
配偶权在我国理论及实践上一直存在争议，婚姻法的修改一度使之成为社会焦点，在婚姻法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对配偶权要不要写进修订后的婚姻法，法学界和社会学界有着绝然不同的看法。
法学界人士大多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夫妻应负忠实义务，这是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体现。一夫一妻制的实质，在于规范男女两性关系”。[3]目前，“由于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忠实义务，没有规定同居义务，因此对于拒绝承担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的配偶，就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4]如果“规定夫妻有相互忠诚义务，对不忠于婚姻的当事人及介入他人婚姻的违法行为人，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同时为追究侵犯合法婚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特别对“有些通奸姘居行为性质比较恶劣，对公民配偶权或夫妻生育权直接构成了严重侵害，……婚姻法再不管，让当事人私了，是国家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且处罚这部分通奸者，在当今西方国家大部分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所以，“改革开放已经20年的今天，立法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为配偶权正名，在新的《婚姻家庭法》中，规定配偶权和配偶权的具体内容”。[5]
社会学家的意见绝然相反，他们认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是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手段来强制。配偶权意味着夫妇双方拥有对方的性权利，这是十分荒诞的！如果结婚就意味着自己的性权利一次性地承诺给了配偶，那么还有没有婚内强奸呢？是不是所有情感问题都得由法律来调整，法律能管得了吗？本人也赞成这种观点，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夫妻以感情为基础，如果感情破裂，法律难道能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至于确立配偶权以惩罚“第三者”，那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夫妻关系是一张纸，它只能约束夫妻双方，婚姻法调整范围也仅仅限于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不可能扩大到社会其他成员。如果夫妻双方之间的感情破裂可以将过错归咎于第三方，让第三放承担赔偿责任，是不是夫妻和好之后第三方就该冤枉赔这笔钱呢？这样会不会导致夫妻双方不检讨自己的过错，一旦被告上法庭，人人都把责任往第三人身上推？是不是因为有了一张结婚证，夫妻就得把自己一生的情感无条件地出卖给对方？
在修改婚姻法过程中，不但有人建议增加配偶权，还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本人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哪还有人民警察的形象。
在这场有关配偶权的论战中，法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争论，说到底是夫妻感情问题到底该由法律调整还是有道德调整。2000年，这场争论从课堂到社会，从报纸到荧屏，在全国各地展开。
2001年3月31日至4月1日，湖南电视台生活频道在湘江之畔的长沙，主办了一场\"为婚姻辩法----专家与百姓对话\"的大型活动。参加此次辩论的，有《婚姻法》专家起草组的三位著名法学家------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以及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两天内，四位学者就《婚姻法》修正草案中几个最具争议性的焦点话题，即配偶权、婚外性行为、离婚、家庭暴力和家庭财产，与广大百姓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参与讨论的除了法学家、社会学家之外，还有法学博士、法官、律师、作家、新闻记者、普通市民，这场论战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仍然是婚姻法该不该明确规定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尽管各方都拿出充足的理由论证自己的观点，最终还是谁也难以说服谁。[6]
三、什么是配偶权
民法的绝大多数概念和制度都可以从古罗马法中找到它们的渊源，都可以通过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观察它们的发育和成长过程。然而，配偶权及其保护制度却是个特例，在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找寻不到配偶权的概念（诚然，古罗马法和古日尔曼法中曾经规定过夫权，但到了近现代因夫权对男女平等的反动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发扬光大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对于表达婚姻结合的法律意义和象征意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将构成婚姻实体的各种心理要素概念化，诸如家庭责任、夫妻交往、彼此爱慕、夫妻性生活等因素都被概括其内并为法律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给配偶权下了一个定义，在他们看来，所谓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7]
我国法学界并没有配偶权的准确定义，不同学者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8]
配偶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国有台湾学者将婚姻效力细分成身份上之效力及财产上之效力，身份上之效力仅包括夫妻之称姓、贞操义务、同居义务三项。[9]作为《婚姻法》专家起草组的成员，杨大文教授认为配偶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主要包括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权、忠实义务以及财产权利等，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10]作为法官的马强则认为配偶权作为一项基本身份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贞操忠实义务、日常事务代理权[11]
不同法学家对配偶权范围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毫例外地将同居义务、贞操忠诚义务规定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社会学家最忌讳的。人是感情动物，不可能因一纸婚姻出卖一辈子的情感，在《婚姻法》中规定配偶权和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是把人看作物，是立法的倒退，这等于保障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而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人权。
四、婚姻法是否规定了配偶权？
鉴于配偶权问题过于敏感，争论也过于激烈，新《婚姻法》好像在回避这个问题。其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婚姻法规定了过错赔偿，这种赔偿是基于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建立起来的，还是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婚姻法并没有明确，只是说按照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审理。杨立新教授认为，该条文建立了我国婚姻法上的侵害配偶权的离婚过错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体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包括实施重婚行为侵害配偶权、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侵害配偶权、实施家庭暴力侵害配偶权、虐待、遗弃侵害配偶权四种。[12]
本人不同意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婚姻法所规定的过错赔偿，其实质应是离婚过程中的离因损害赔偿而不是基于侵害配偶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当夫妻一方的行为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不具有侵权行为之要件，而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例如由于夫妻一方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或虐待他方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对他方配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
离因损害精神赔偿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对这种损害，最早规定的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以后，1920年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的台湾民法，1941年的法国民法典等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1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决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款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
其次，法律适用上二者也不相同。离因损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而为请求，属于财产法上之规定；而因离婚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虽未满足侵权行为之要件，亦得请求赔偿，乃属亲属法上之特殊规定。[14]
我国没有像台湾一样的亲属法，不能直接引用台湾地区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是不是没有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就肯定地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方赔偿责任就是基于配偶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呢？不是。我国婚姻法在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方承担的损害赔偿不是侵犯配偶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理由很简单，如果说夫妻一方包二奶、婚外情等破坏婚姻家庭稳定的行为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为什么现行法律把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而不追究第三方的责任呢？按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侵犯妻子配偶权的除了丈夫之外还有“二奶”和“第三者”，她们是共同侵权人，应承担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因为在理论上，配偶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了配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配偶权的义务，若第三者侵害了合法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受害人应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可见法律排除了这种赔偿是基于配偶权。尽管杨立新教授认为，“在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居的对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因为他们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15]但这只是学者一家之言，并不为婚姻法所承认。
五、妻子难以起诉“第三者”
在婚姻法修订之前，不少人就希望通过修订婚姻法来惩治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婚外情、包二奶、嫖娼、姘居等丑恶现象，婚姻法修订征求意见时，
广东省妇联曾建议，修改后的《婚姻法》要制裁“包二奶”、“第三者”，有过错的男方承担法律责任，故意侵害婚姻家庭及其配偶财产权利的第三者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社会上不少人士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杜绝这类丑恶现象最终要依靠法律。
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它的建立以感情为基础，它的解除同样依据感情是否破裂，那种以为法律增加一条规定就可以将貌合神离的夫妻捆绑在一起，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正因为如此，修订后的婚姻法增加了对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保护力度，并未规定夫妻配偶权，更没有规定妻子可以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是现代社会倡导保护人权、个性自由的要求，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规范人们的情感。
尽管社会上仍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在呼吁确立我国的夫妻配偶权，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夫妻配偶权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之后，最高法院于2001年12月24日便及时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条司法解释排除了妻子起诉第三者的可能。所以，就目前而言，妻子难以起诉第三者。
有人认为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了不恰当的限制性解释，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导致了我国婚姻法缺乏对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对第三者参与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明显处罚不力。这种观点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个问题它无法回避，处罚第三者的依据是什么？难道因夫妻而产生的配偶权就如同财产权？具有对世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要是这样，谁还敢结婚？只要有一方提出离婚另一方很容易找“第三者”提出赔偿，他人的权益又如何保障？
结束语
感情是道德调整范畴而非法律所能规范。况且夫妻关系不是财产所有权关系，不能因为夫妻拿了结婚证就相互是对方的财产。法律不能因为需要保护一部分人的权益就可以牺牲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婚姻法中不具体明确配偶权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在我们看到受伤害的妻子在悲伤流泪之时，不能把愤怒转嫁于第三人，因为离不离婚是夫妻一方的事，第三人充其量是一个诱因。我们不能把夫妻感情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强加在第三人身上，并以此要她承担拯救家庭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
妻子不能起诉第三者也许让一部分有些伤心，但法律要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益，婚姻法修订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才没有头脑冲动地规定配偶权。这是理性立法的体现，从这点看，这也许是法制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