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婚姻感情纠纷

『壹』 几种酌定情节法定化思考

近年来，量刑论域中的酌定量刑情节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并聚集了诸多争议和矛盾：应然层面上，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是刑法规范特意的“模糊性”设置，不确定性是其本质特征；实然层面上，酌定量刑情节从概念、范围到功能、效力，从学理、立法到司法领域，认识不一，所呈现出的“模糊”程度已违背了创设者的初衷，超越了相对罪刑法定主义所能容忍的界限。这种困境正是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失衡所造成的。 通过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尊重酌定量刑情节的不确定性基础上，通过刑法总则的指导性规定降低其模糊性，并将“成熟”的情节加以转化法定量刑情节，既可以对自由裁量权有效规范，也可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此外，建立酌定量刑情节向法定量刑情节转化的机制，可以兼顾对既有经验的归纳及超前的预见，通过这一动态进程来弥补法律稳定性带来的滞后性。 一、事后的积极补救行为。事后的积极补救行为指犯罪既遂后积极采取行为以实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缩小危害结果。有学者指出，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后实施积极的补救行为，有效地防止了实际损害的发生，与犯罪中止相比，只是悔罪的时间先后不同，理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找不到这一法律根据，从而使得罪与刑在某些情况下明显不相适应。 事后补救行为对量刑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减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缩小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补救行为对犯罪结果最终形态的影响力；二是降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行为人实施补救行为的自动性以及补救行为实施时间。对于行为人主动并及时地实施了补救行为，有效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可予以减轻处罚。 二、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之一，但对其的应用仍有着极大的随意性，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依靠朴素的法感情来进行判断。在既有的大量案例基础上对被害人过错的内涵、构成及效力予以明确并加以规范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被害人过错指被害人所做出的，刺激犯罪人产生犯罪动机并实施犯罪行为的，在法律或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关于被害人过错是否要求是出于被害人的故意或过失，有学者认为“被害人过错首先是被害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正是被害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为对其进行责难提供了依据。” 笔者认为被害人的过错是一种行为，而非被害人的主观态度，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尽管没有达到阻止犯罪人意志决定的程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人意志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使得犯罪人的意志活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犯罪人的责任得以减轻。从这一角度来看，被害人的行为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并不重要，即使被害人的行为是无意识或不自觉的，但只要满足被害人的行为违反法律或道德以及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两个条件，都能构成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情节，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由两方面决定：被害人行为违反法律或道德的程度及被害人行为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程度。在故意杀人罪中，德国刑法将“对其个人或亲属所加之虐待或重大侮辱引起激愤”的，意大利刑法将“与其配偶、女儿或姊妹为不正当性关系之际”的设置为激愤杀人罪，刑罚有所减轻，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以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 三、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谅解。被害人谅解,指被害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在犯罪发生后、法院判决生效前向主管机关提出谅解或宽恕加害人,从而影响对加害人定罪量刑的行为。这是一种超越复仇的行为,也隐含地表达了被害人的自尊和对一定伦理标准的敬重。许多国家或地区刑事立法对被害人谅解均有体现，我国亦不例外。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具有取得被害人谅解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同意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理，有利于消除彼此的积怨。概括之，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在被害人谅解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因而，将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势所必然且刻不容缓。 四、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的影响。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指在先行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过程中，介入了第三人行为、被害人行为、行为人的第二次行为、被害人业已存在的特殊情况或者自然事实。关于介入情况下是否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已有大量的相关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而着重于其对量刑的影响。司法实务中不乏案例存在特殊情况或自然事实的介入，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认定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但即使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最低刑罚，仍可能造成罪责刑的严重不适应。 笔者认为，既然实践中存在不少类似案例，将介入情况下的因果关系作为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实现量刑的公平和统一。在介入情况下的刑法因果关系中，依据介入因素性质的不同、介入时间的早晚、介入因素的产生原因、介入因素发生概率的大小等情况，先行行为对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从大到小，这种原因力的大小影响着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影响到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程度，最终影响到行为人的量刑。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贰』 小叔子欲断私情被嫂子杀害，乱伦“叔嫂恋”酿血案，为何会发生这种悲剧

一场乱伦的婚外情，最终以血的代价结束。

所谓爱情，那只是为了得到对方身体的前奏曲而已。一当得到对方的身体(女人希望得到的东西会更多些)，爱情也就所剩无几了。夫妻之间也不过如此，根据心理学专家的分析，想出轨的男女占90%以上，难道那都是为了爱情吗？绝对不是的。

人生真正的爱情或许真的只有一次，现实是那么的残酷。或许我们会再次去爱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无数次，但是那种感觉，彻底投入去爱的感觉，就仅仅只有那么一次，像《悲伤恋歌》里金喜善和权相宇的爱情；像《冬日恋歌》里崔智友和裴勇俊的爱情；像《天国的阶梯》里的爱情。一个个历经艰难险阻，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这样的故事我相信现实中是存在的，可是这种存在的爱情，却要在现实社会里成为一种理想的爱情，一种不实际的爱情，一种难以实现的爱情，一种唯美的理想主义爱情！这难道不是现实中的爱情悲剧吗？

『叁』 为什么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杀人案难判死刑

这类案件的被害人和被告人通常都是熟人，其犯罪往往出于愤怒或积怨已久，很多回情况下被害人本答身也具有过错。而且这类案件杀人手段并不残忍，属于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罪行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形，不宜适用死刑。这也是我国对死刑采取的少杀、慎杀态度的体现，也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肆』 男子刺死出轨妻子被判无期，61名村民联名请愿，老实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个老实人错就错在遇人不淑之后用错了方法，用了最极端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到底是妻子做了什么事情，把一个老实人给逼到这样的份上，让他失去了理智。老实人刘某从家里准备了一把刀藏在怀里，去岳父家，再一次邀请妻子回家，又一次遭到妻子的拒绝。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刘某失去了理智，拿出怀中的刀刺向妻子，岳父发现之后上前阻止，也被刘某捅伤。

刘某看到自己的妻子倒在血泊中已经不能再动弹了，打算自杀，捅向了自己的肚子。

经抢救刘某和岳父脱离了危险，但是刘某的妻子黄某死亡。

最终，刘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别因为他人的错误，而使自己犯错。自己还有孩子，自己犯错了，孩子要怎么办？

换一个立场想想，这种女人现在生活看似很潇洒，多年后呢？所以遇到这种人，早点结束婚姻，不要为了他人葬送了自己的未来。

『伍』 因为2人的感情纠纷 故意杀人 会判死刑么

对于故意杀人的，死刑是其中的选项。因感情纠葛而激情杀人的，应当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具体个案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只能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定，当前我国的刑事政策是；慎杀、少杀。所谓死刑，分二种情况，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

一、法条链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解析：情节较轻的犯故意杀人罪

犯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司法实践，主要包括：

（1）义愤杀人，即被害人恶贯满盈，其行为已达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其私自处死，一般是父母对于不义的儿女实施这种行为；

（2）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

（3）受嘱托杀人，即基于被害人的请求、自愿而帮助其自杀；

（4）帮助他人自杀；

（5）生母溺婴，即出于无力抚养、顾及脸面等不太恶劣的主观动机而将亲生婴儿杀死。（但如果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作怪，发现所生的是女儿而加以溺杀的，其主观动机极为卑劣，则不能以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情况论处。）

（6）防卫过当

（7）避险过当(实施紧急避险的一般都会被认定为避险过当减轻处罚

『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2007年8月28日法发[2007]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

为进一步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正确贯彻党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据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刑事审判工作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刑事审判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刑事审判工作，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审判职责，正确执行刑事法律，依法惩处刑事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刑事审判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刑事司法水平，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新成就和新进展。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努力践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全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有力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护，保证了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切实加强监督指导，促进了刑事司法统一。不断深化刑事司法改革，刑事审判制度逐步完善。稳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刑事审判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3．刑事审判工作的历史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历程，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经验：
——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依法办案，维护法律权威。
——必须坚持遵循司法规律，既要依法惩罚犯罪，又要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全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善于借鉴人类司法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必须坚持服务大局，做到执行刑事法律与赁彻刑事政策紧密结合，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刑事审判工作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
4．新的形势对刑事审判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人民法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繁重。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对刑事审判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5．刑事审判工作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具备现实的有利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和任务，强调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共中央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作出重要决定，优化了司法环境，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刑事审判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有利于维护法制统一，为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6．充分认识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刑事审判担负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定的司法职能，是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重要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视面临的复杂形势，勇于应对挑战，准确把握历史机遇，振奋精神，锐意进取，狠抓各项工作任务和措施的落实，不断开创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二、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7．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继续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8．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项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在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核心是实行区别对待，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加注重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和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效果良好，以打击、孤立极少数，教育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9．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罚犯罪的职能作用，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又要把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权贯穿于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通过公正、文明的办案活动，保障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保证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的审判，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依法保障被害人民事赔偿权利，做好被害人的安抚上作。积极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不断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10．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严格按照法定的原则和程序开展刑事审判活动，依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公正适用刑罚。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追求的目标。要将实体公正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价值取向，将程序公正作为实现这一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
11．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刑事诉讼效率。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严格遵守案件审理期限的法律规定，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办案效率，防止案件久拖不结。
12．坚持依法独立审判，保证裁判公正。严格执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公正审理刑事案件。正确理解、切实贯彻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国家刑事法律。
13．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原则。确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特别是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14．坚持罪责刑相适应，量刑适当。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做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既要保障法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也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强指导和监督，确保量刑均衡，维护司法统一。
三、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15．继续坚持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始终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首要任务，积极参加各种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重点，针对特定时期比较突出的某一类或某几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惩罚，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判处，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在法定期限内努力提高办案效率。
16．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厉惩处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保障社会安定。依法严厉惩罚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卖淫等犯罪、依法打击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以及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和网络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17．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严惩处金融、财税、证券、期货等领域内的严重犯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坚决打击制售伪劣商品、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依法惩处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各种危害环境和破坏资源犯罪，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18．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准确适用法律，促进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19．继续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通过适用缓刑、适时减刑、假释等措施，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积极探索健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20．严格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准确把握减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方式。对服刑人员符合法定假释条件，假释后监督管理条件具备的，依法适用假释，促进罪犯改过从新。
21．坚持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围绕刑事审判活动，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把打击、预防、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项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22．加强司法建议工作。针对审判中发现的容易诱发犯罪的隐患和管理漏洞，积极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司法建议，重视反馈意见，注重建议实效，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制度，加强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
23．加强刑事审判的法制宣传。把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组织群众旁听刑事案件开庭审理，特别注意继续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旁听工作，接受监督，增进了解。通过公开审判、庭审直播等形式，以案讲法，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四、确保刑事审判质量与效率
24．坚持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和程序法定、审判公开、“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充分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刑事司法规律的基本要求，确保刑事审判严格依法进行。
25．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对审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特别是新类型案件，严格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界限，做到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准确定罪，依法公正裁判。对符合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判处；对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宣告无罪。在准确定罪的基础上，依法科学、适度裁量刑罚。对疑难复杂案件，慎重下判。
26．依法正确适用量刑情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以及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对轻微犯罪以及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予以从宽处罚；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要依法予以考虑；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7．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对轻微犯罪以及初次犯罪、偶然犯罪、过失犯罪等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从宽处理，尽可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配合做好社区矫治工作，加强教育、感化、挽救、改造，促进重新回归社会。
28．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措施。要注意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教育惩戒作用。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29．加强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注重发挥财产刑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条件。加大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尽可能减少国家和被害人的损失。加强刑事审判庭与执行机构的协调配合，逐步将财产刑的执行工作纳入人民法院的统一执行体系中，真正将财产刑的执行和赃款赃物的追缴落到实处。
30．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严格实行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刑事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进一步提高庭审质量，注重把庭审作为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的主要渠道，真正通过庭审解决事实、证据认定中的疑点问题，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强化说理性，详细阐明裁判理由，辨法析理，增强裁判的公信力。
31.严格证据采信制度。认真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实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措施，加强对证人、鉴定人的人身保护。
32．依法充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依照有关规定积极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简化相关案件裁判文书的制作，不断提高刑事审判效率。
33．充分发挥审判组织的作用。合议庭要在审查和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全面负起责任，认真审查把关。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理案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要保证依法履行职责。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要认真听取合议庭关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的意见，审慎研究，正确决定。院长、庭长必须依法履行监督、审核职责，保证审判组织公正、高教审判案件。
34．加强刑事审判质量管理。建立符合刑事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刑事案件质量考核体系，实行科学、有效的审理质量管理制度，保证案件审理依法进行，确保审理的每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35．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健全刑事案件审判流程管理的各项制度，严格审判各个环节的责任，做到权责分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完善防止超期羁押的审理工作机制，严格审限管理，严禁超期羁押，保证案件依法及时审判。
五、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36．推进刑事审判制度改革。认真落实《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对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各项措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司法公正和效率问题入手，不断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刑事司法制度。
37．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完善刑事一审、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确保刑事案件依法规范审理。改革和完善刑事庭前程序，明确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不同功能，推动和规范庭前证据展示等活动，继续深化庭审改革，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效果。
38．重视做好调解工作。加大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可能促进当事人和解，力争轻罪案件一审终了。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调解，尽最大努力调解解决赔偿被害人损失，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9．研究制定刑事证据规则。规范举证、质证、认证活动；规范和完善刑事鉴定制度，健全和强化对认定案件事实和量刑有关键作用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并积极探索健全相关配套措施；规范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程序、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完善刑事证据制度。
40．改革完善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范性文件，明确适用范围和标准；制定死刑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探索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及时发布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疑难或者新类型的刑事案例，理论联系实际地准确诠释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提供有针对性、权威性的业务指导与参考。
41．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案件，可以采取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合议庭或者旁听合议庭庭审等形式，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审判组织的特征。
42．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努力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六、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43.必须高度重视死刑案件的审判。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准确惩治犯罪，慎重适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44.坚持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正确处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与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充分考虑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证确实充分，必须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5．贯彻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46．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死刑案件。提高死刑案件第一审、第二审的质量，切实把基础工作做好。
——第一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应当切实做到所有事实、证据的认定都必须经过庭审质证、认证，切实保证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科学裁量刑罚。
——第二审人民法院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所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必须经过开庭审理，针对抗诉、上诉的理由，突出重点，确保取得预期的效果。严格执行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全程录音录像的工作要求。
——第一审人民法院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应当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
47．严格依法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对原审裁判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审查。合议庭成员应当阅卷，并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对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现场调查。认真听取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原则上要讯问被告人，切实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
48．公正、及时地审判死刑案件。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的刑事案件，处刑时应该予以考虑。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审理死刑案件的效率。
49．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对于因判处死刑或者不判处死刑而引发的缠诉、上访和群体性过激事件，要紧紧依靠党委，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认真听取来访人的诉求，及时做好疏导、安抚、制止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建立死刑案件上访闹访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上下级法院要及时通报情况，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切实维护司法权威，确保社会稳定。
七、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50．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针对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典型性的新情况、新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掌握客观、真实的素材、数据、案例，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符合实际的对策和建议，注重调研成果转化为规范性指导文件。
51．加强司法解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地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通过适时制定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努力做到不同地区法院对同类案件裁判结果基本一致和不同法院对同一法律适用意见基本一致，保证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统一。
52．切实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指导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改进指导方式，着眼于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统一和规范办案标准和程序。规范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制度，除法律适用问题外，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不得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
53．加强对重大、敏感、社会关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制度的要求，及时逐级向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监督指导，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帮助解决审判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格依法审判，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54．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积极探索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的方法，健全刑事审判的内外监督机制，改革和完善审判监督。进一步提高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准确性、权威性。做好刑事案件审查申诉、再审工作，依法受理刑事申诉案件，及时妥善处理当事人的申诉。坚持依法纠错，确保再审质量。加强刑事赔偿工作，切实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5．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据宪法和监督法自觉接受监督，依法认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人民法院的工作及专项工作，严格按照决议的要求执行；接受执法专项检查并认真进行整改；接受询问和质询；执行司法解释备案制度。
56．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监督。自觉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对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不当，抗诉理由成立的，依法予以改判。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会议。
57．正确对待舆论和社会各界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规范和加强案件发布制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宣传的社会效果，通过媒体广泛准确及时地传播审判活动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对审判程序和结果的了解，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为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八、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
58．充实加强刑事审判力量。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充实政治可靠、作风正派、专业水平高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选调刑事法官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不适合人员要坚决予以调整。要保证刑事审判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中的适当比例，注意保持刑事审判队伍尤其是业务骨干的稳定。
59．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增强刑事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刚正不阿、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和品格。
60．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刑事法官应当加强学习，努力钻研刑事法律，准确掌握刑事政策，关注法学理论的前沿动态，注重司法经验的积累和交流，不断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和驾驭庭审、适用法律和判决说理等司法能力和水平。有计划地组织业务学习和专业培训，刑事法官每年接受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15天。对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进行集中培训，每3年轮训一次。
61．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建立健全队伍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形成纪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强职业修养，约束言行举止，严格审判纪律，改进司法作风，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着力培养刑事法官严谨求实、公正司法、无私奉献的职业操守，不断提高职业化水平。

『柒』 家暴量刑标准

家暴触犯刑法的，属于刑事责任或涉嫌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等性质恶劣的刑事犯罪的，最高会判处死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第18条，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兼顾维护家庭稳定、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考虑，宽严并用，区别对待。根据司法实践，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出于恶意侵占财产等卑劣动机实施家庭暴力；因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而长期或者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曾因实施家庭暴力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形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犯罪情节较轻，或者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谅解，从轻处罚有利于被扶养人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起诉，人民法院可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运用训诫，责令施暴人保证不再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加强对施暴人的教育与惩戒。

第19条，准确认定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

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

第20条，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根据其家庭情况，依法放宽减刑的幅度，缩短减刑的起始时间与间隔时间；符合假释条件的，应当假释。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7)刑事政策婚姻感情纠纷扩展阅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条第二款：“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第四十三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四十五条：“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捌』 刑事律师：刑事案件中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量刑有何好处

赔偿损失有助于补偿、挽回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认罪悔罪、赔礼道歉有助于抚慰被害人遭受的精神创伤，均能有效减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此同时，认罪态度、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还能从不同角度反映被告人有良好的悔罪表现，从而降低其人身危险性。

基于被告人认罪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往往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取得被害人谅解间接意味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得到降低，必然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并未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规定，但因被害人谅解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指导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第40条规定，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使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被害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

被害人谅解的从宽处罚幅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在具体案件中如何掌握被害人谅解的从轻比例，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犯罪性质及罪行轻重。

2.谅解原因及真实程度。

3.认罪悔罪程度。

(8)刑事政策婚姻感情纠纷扩展阅读：

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有：

(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

(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

(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申请法院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

(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

(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

(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

(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参考资料：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玖』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为了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特制定本意见。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4、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5、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尤其是从宽或从严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认罪伏法，注重教育群众，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
6、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审判活动中通过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7、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8、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9、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0、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
11、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12、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对于法律规定有附加财产刑的，要依法适用。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13、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要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要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及时宣判。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16、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17、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18、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19、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21、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22、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4、对于刑事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可不采取羁押措施。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被告人未被采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决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26、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27、在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要注意严以济宽，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也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做到济之以严，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29、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0、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点打击其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32、对于过失犯罪，如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等，主要应当根据犯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的表现等，综合掌握处罚的宽严尺度。对于过失犯罪后积极抢救、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要依法从宽。对于造成的危害后果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或案发后故意隐瞒案情，甚至逃逸，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则要依法从重处罚。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4、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5、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通过总结审判经验，制发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并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37、要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审理快捷的优势，进一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及时审判，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8、要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要依法进一步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审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40、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进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41、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2、对于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存在特殊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由有关方面给予适当的资金救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指导下，落实好、执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3、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44、要完善对刑事审判人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机制，防止宽严失当、枉法裁判、以权谋私。要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错案认定标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机制。要切实改变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的高低来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法官业绩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体现审判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又能准确反映法官综合素质和司法能力的考评体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
45、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法律原则，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既各司其职，又进一步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要在律师辩护代理、法律援助、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开展社区矫正等方面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