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

① 中国社会转型给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② 如何做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类型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覆盖领域广泛，涉及门类众多。比较受关注的有劳资纠纷、征地补偿、劳动就业、拆迁安置、社会安全、群体冲突等等。这些矛盾看起来五花八门，纷纭复杂，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劳资矛盾。近些年来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博弈”正成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其实，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劳动法》在很多私人企业、建筑行业、服务业等领域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很多时候尚不能运用《劳动法》来保护自身权益，往往采取“停工、拦车、跳楼、闹事、上访”等极端途径来引起领导、社会的关注来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
第二类：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党执政前后，在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上都曾有过很好的时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官民之间，芥蒂在增加，矛盾在扩大。主要表现在，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台一些维护本部门、本系统小集团利益的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群众信访、上访、政府门前请愿等现象不断发生；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侵吞国家财产，严重损坏了官员的社会形象，致使不少人形成了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的极端印象；一些官员作风不正、言行不一，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不见群众呼声，只知道傍大款，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仇官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类：贫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据联合国数据，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就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不稳定状态。随着近几年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承受的范围。否则，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仇富行为会愈演愈烈。
第四类：阶层矛盾。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勿庸讳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众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在当今中国虽然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有分工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譬如：较高层次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层次的社会成员；社会垂直流动呈单向性特征，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现象等等。此外，在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之间，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别”。
二、正确把握社会矛盾化解的原则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要冷静慎重，需要把握好四条原则。
一是坚持治旧控新。治旧，就是治理“旧帐”，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等手段，逐年逐步化解疑难信访积案和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努力化解老矛盾。控新，就是控制“新帐”，通过抓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群众普法教育等工作，有效防范新矛盾。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控新”作为主攻方向。
二是坚持疏堵结合。新形势下矛盾表现在内容、层次和领域各方面，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因而，维稳工作光靠堵是堵不住的，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必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有效理顺群众情绪，防止矛盾叠加、激化。对待有正当诉求的上访群众要尊重，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群众谅解。对于讲明政策还死缠硬磨、无理取闹的对象，要实行重点盯防、重点稳控，不能听之任之，该硬则硬，该依法打击的就依法打击，绝不能让无理访者得利。
三是坚持打防并举。立足于以打促防、以慑促防，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全力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有效遏制命案等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一步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大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坚持专群结合。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当前公安机关肩负的压力很大，任务很重。要在充分发挥政法、综治机关在维护市区社会稳定主力军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市、区、街道、村（社区）各级组织资源、治安资源，形成群防合力，达到群治效果。
三、扎实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
社会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发生纠纷，产生矛盾。社会矛盾纠纷不解决，就会阻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这种解决机制应当随着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而不断更新，才能有效、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综上所述问题及成因，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矛盾纠纷大排查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书刊、杂志、媒体等阵地对基层基础大排查的重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大力营造基层基础大排查家喻户晓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排查力量深入到基层群众，让广大群众自发地、积极地、热情地参与到大排查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发案、哪里有隐患、哪里有犯罪——群众心理都有杆称。只有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大排查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才能够更好的化解矛盾纠纷。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走访、大下访活动，倾听群众呼声，分析群众诉求，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人员吸附在当地。
2.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排查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及时列入排查调处工作日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要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把地区排查、系统排查和单位内部排查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调查摸排，切实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矛盾和问题排查彻底。要认真抓好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和重点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组织工作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群众、接待群众来访、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等办法，逐村组、逐社区、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扩大排查的覆盖面，确保把已经发生和正在酝酿的矛盾纠纷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点和死角。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要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3.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民生，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切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健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对于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要实行领导包案、挂账督办，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调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纠纷，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排忧解难，同时要逐一落实措施，防止矛盾积累，防止矛盾激化。
4.充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增强调解意识，坚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引导群众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消除分歧和隔阂，真正达到定分止争、息事宁人的目的。要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和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教育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5.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做到常抓不懈，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做法，固化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整合基层综治、维稳、调解、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形成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平台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打牢基础。
6.正确处理好矛盾化解与稳定关系。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群众增收,并尽量缩小群体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得关系，对一些可能引起社会震动的改革，一定要有保障和缓冲机制，以减少改革的阵痛和负效应。必须严格按照“区分性质、把握时机、严格依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多做疏导、化解、劝阻工作；对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果断、适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发展是主题，稳定是前提，没有和谐民主的优良环境，建设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了根基。因而，全力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安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一份义务共同关心支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让社会多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③ 如何减少劳动争议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取决回于很多因素和条答件。其中，企业劳动争议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负面作用显现和制度的不完善，使劳动争议发案量逐年上升。而劳动争议处理不当，会引发群体性、突发性矛盾，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十分重视劳动争议的处理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个肤浅的议论。

④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就要完善哪些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和属和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理念和目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随之走入视野，成为近年来理论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国家主义与法律中心价值观”成为主流话语所带来的纠纷过分集中于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的。

这里所说的多元，不仅是形式或方式的多样，更是面对不同的解纷需求而给予公民更多选择权利意义上的多元。一般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包括：司法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居于主导和核心的地位，而私人间的纠纷解决（协商）机制和社会性（包括各类共同体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则与其相互关联、共同存在，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

⑤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主要依靠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1.“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内容。
为谋长治久安，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同时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并确定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这里的“天”仍是夏商以来一直尊奉的“上天”，但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
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这种“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这种“明德慎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
“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初统治者逐渐归纳成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2.“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的影响。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和基本的治国方针。这种主张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为什么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伐纣的理论问题，而且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这种法律思想的形成，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已趋成熟。这一法律观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礼”、“刑”结合的宏观法制特色，使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政府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⑥ 如何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3.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要把行政调解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建立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科学界定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对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故等方面的民事纠纷，以及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要主动进行调解。认真实施人民调解法，积极指导、支持和保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实现各类调解主体的有效互动，形成调解工作合力。

24.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初发阶段和行政程序中。畅通复议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手续，方便当事人提出申请。对依法不属于复议范围的事项，要认真做好解释、告知工作。加强对复议受理活动的监督，坚决纠正无正当理由不受理复议申请的行为。办理复议案件要深入调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和解达不成协议的，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销的撤销，该变更的变更，该确认违法的确认违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对拒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复议决定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工作，进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建立健全适应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完善行政复议与信访的衔接机制。

25.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完善行政应诉制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要依法积极应诉，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认真对待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
要高度重视、大力加强审判管理工作，要把上级要求和基层实际结合起来，尊重审判规律，建立、健全审判质效跟踪考评机制，加大院庭长办案力度，创新管理机制，狠抓制度落实，切实依法办事，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三是素质建设要深化。在政治素质上要做到真正理解并牢固树立“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在业务素质上要做到不仅能依法办案，还要培养过硬的群众工作能力，提升司法能力。在职业道德素质上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刚刚颁布的几个法官行为规范文件，不断改进司法作风，提升司法公信和权威。

⑦ 徐昕的成果奖励

1. 《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入选全国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08）
2. 《论私力救济》，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07），中国法学会“全国第一届青年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2007），2003年清华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司法部，2006）
3. “中国信访制度的现实与未来”，中国法学会“涉法涉诉信访与和谐社会建设”论坛征文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
4. “法律的私人执行”，《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重庆市第五次社科评奖二等奖（2006）
5. “为什么私力救济”，《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全国第六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二等奖（2005），2004年海南大学“两吴科研奖”一等奖
6. “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2005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一等奖
7. “证人的实证研究”，2004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一等奖
8. 《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3年8月获“全国第五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9. 2003年获清华大学第八届“航天海鹰杯”学术新秀称号（清华大学学生最高学术奖）
10. “程序经济比较分析”，2001年获“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暨法学院恢复建院2周年”学生学术论文大赛一等奖
11. “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广东省人行1998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2. “最高额抵押理论与操作初探”，广东省人行系统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
13. “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东莞市1998年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
14. “金融风险的法律控制”，东莞市1997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5. “东莞市现金投放情况调查”，东莞市1997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6. “最高额抵押理论与操作初探”，东莞市1995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7. “通货膨胀的法律控制”，东莞市1996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8. “诉权与检察权的法哲学思考”，西南政法学院1992－1993年度研究生论文优秀奖
19. “中国司法协助探索”，西南政法学院1994年研究生论文优秀奖

⑧ 如何破解社会和谐稳定，信访矛盾问题献计献策

一、著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一）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工作，更加注重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优先保障民生支出。针对土地徵用、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全力推动落实。
（二）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徵集制度，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献计献策。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在评估中要充分听取信访、维稳、综治等部门的意见。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实时跟踪决策实施情况，及时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适时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落实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决策者的党纪政纪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坚持依法办事。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强化各级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止以闹求解决、以访谋私利、无理缠访闹访等现象发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依法追究责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平公正。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行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严肃查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改进工作作风。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总结推广干部进村入户、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记民情日记、建民情档案等做法，坚持与群众共同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做到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损害群众、解决问题而不引发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五）健全公开透明的诉求表达和办理方式。完善民生热线、视频接访、绿色邮政、信访代理等做法，更加重视群众来信尤其是初次来信办理，引导群众更多以书信、电话、传真、视频、电子邮件等形式表达诉求，树立通过上述形式也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导向。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逐步推行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把办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提高信访公信力。
（六）突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重点。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作为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制度，与下基层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点、扶贫帮困等结合起来，提高工作实效性。省级领导干部每半年至少1天、市厅级领导干部每季度至少1天、县（市、区、旗）领导干部每月至少1天、乡镇（街道）领导干部每周至少1天到信访接待场所，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接待群众来访，省、市及其工作部门领导干部一般不接待越级上访。在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更多采取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下基层接访、领导包案等方式，把行政资源集中用于解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检验施政得失、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督查问效上。
（七）完善联合接访运行方式。按照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在市、县两级全部实行联合接访，减少群众信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进驻联合接访场所责任部门的动态管理，做到信访问题突出的责任部门及时进驻，信访问题明显减少的责任部门有序退出；推行律师参与接访、心理咨询疏导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第三方介入的方法，促进问题解决。
（八）引导群众依法逐级反映诉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信访条例》，加快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严格落实《信访条例》关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健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方式逐级表达诉求，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职能部门反映诉求的，或者省级职能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或者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的，不予受理。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依法维护信访秩序，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九）充分发挥法定诉求表达渠道作用。按照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事项不予受理，引导信访人依照规定程序向有关政法机关提出，或者及时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办理。完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制度，落实便民利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热情服务。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方式，使合理合法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解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健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工作机制
（十）完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级信访联席会议综合协调、组织推动、督导落实等职能作用，形成整合资源、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合力。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成员单位组成和专项工作小组设置，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特别注重从政策层面研究解决带有倾向性、普遍性和合理性的突出问题。
（十一）健全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等办法，认真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进行公开听证，促进息诉息访；规范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对已审核认定办结的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健全信访事项协商会办等制度，明确相关责任，加大化解“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力度。
（十二）健全统筹督查督办信访事项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联席会议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力度。对久拖不决、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信访突出问题，列入党委和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跟踪督查和问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信访部门开展督查，重视信访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
（十三）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改进和完善考核方式，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地域特点、信访总量、诉求构成、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等因素，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不简单以信访数量多少为标准进行考评，推动各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和解决问题上。坚持量化考核和综合评议、上级评议和群众评议、平时考核和阶段性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度。
（十四）健全经常性教育疏导机制。认真研究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确立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心理预期，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群等方式，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回应民意的新平台，提高互联网时代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
（十五）健全基层组织网络。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创新党组织设置，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群众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十六）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组织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相关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优势，做好组织引导服务群众和维护群众权益工作。制定扶持引导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办公场所等形式，发挥好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和激励机制，把群众工作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引导村（社区）制定符合国家法律的村规民约，运用道德、习俗、伦理的力量调节关系、化解纠纷。
（十七）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度。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重心从事後处理转移到事前预防上来，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健全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汇集分析研判；推行民情分析会、民情恳谈会等做法，充分发挥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信息员、调解员的作用。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信访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八）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把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认真组织推动。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为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提供组织保障。加大问责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信访突出问题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扯皮、不认真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责任。
（十九）强化舆论引导。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对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党委和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推广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发出主流声音，树立正确导向；选择典型案例，向社会曝光无理缠访闹访、违法聚集滋事而依法受到处理的行为。
（二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和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根据形势任务需要，不断充实信访工作力量。完善後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到信访部门、信访干部到基层一线挂职锻炼制度；选拔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到信访部门工作，重视信访干部的使用，深入开展信访干部交流工作，增强信访干部队伍活力，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带著责任和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⑨ 结合农村换届选举，怎样做好矛盾纠纷排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措施，深入排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一）排查重点。从单位的实际出发，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为排查调处的重点：土地承租、财务公开、区收区支、风险理赔、各种救济等群众反映敏感问题全部做到公开。（二）明确责任。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及时进行解决。民事纠纷调解工作中，调委会充分发挥其作用，以预防为主。做好调解工作，可使社会稳定，避免不少民事纠纷的扩大，真正发挥了调解组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二、多措并举，综合治理，集中化解各类突出矛盾纠纷。（一）切实加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力度。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构建党支部领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二）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和困难。高度重视，认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事项，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而且能够解决的，落实责任单位，限期督办解决。对暂时不具备解决条件，可以逐步变通解决的，做好面向群众的沟通工作，取得理解和信任。（三）强化法制宣传。加大对《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要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利益的同时，坚决依法维护正常的上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四）多方参与，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和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同志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三、注重源头治理，从根本上减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一）建立预防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坚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工作中，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特点和规律，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二）强化基层基础工作，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创造必要的条件。有专职调解委员会主任、调解室、有调解例会和调解记录、有纠纷登记薄。动员组织党员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争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五、完善机制，确保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取得实效。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