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侵权判定

『壹』 判断商标是否构成侵权的成立条件

商标使用的正当合理、过错、公平、诚信和混淆等5个方面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目前，中国对于商标权的保护采取的是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在经济生活中，因注册商标专用权而发生的“傍名牌”案件时有发生，此类案件中多数系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这类案件诉至法院后，一方通常会提出，应当首先通过行政救济途径撤销对方的注册商标、商号等，法院不能直接认定被告的使用行为侵权，司法权不能代行行政职权。
注册商标不依法使用，法院可直接受理。早在三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博内特里公司诉上海梅蒸公司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法院通过审理认定被告梅蒸公司在生产、销售的商品上，将自己的“梅蒸”注册商标拆分成“Meizheng”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并与“梦特娇·梅蒸”标志一道使用，不是依法使用“梅蒸”注册商标，故该案不存在该商标的授权争议，无需先经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
司法界人士认为，并非所有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法院都不能直接受理。如被告未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法院依然可以直接受理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原告以他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该条司法解释所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被告将自己的注册商标式样使用在非商标局核定的商品或服务上；二是虽然使用在核定的商品或服务上，但自行改变了商标的外观特征或式样，包括拆分使用；三是将自己的多个注册商标不当叠加或组合使用。
另一种使用方式，则是被告虽拥有多个注册商标，但其将多个注册商标叠加组合使用，并通过文字处理，弱化或淡化部分文字，突出其他文字，从而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产生冲突，造成混淆。如某被告拥有“王宫”、“朝臣”两个注册商标，但其在葡萄酒上竖排并列该两商标，并淡化“宫”、“臣”两字，突出“王”、“朝”两字时，就可能与他人在葡萄酒上的“王朝”注册商标产生冲突，从而构成商标侵权。被告组合使用后产生的一个整体标志也可以视为是未注册商标，从而不受最高法院批复的限制。被告虽然使用自己的商标，但实质是一种滥用商标权的使用行为。
注册商标与其他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应通过司法诉讼解决。苏北一家酒厂开发一种60度烈性白酒，在东北和新疆拥有很好市场。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以他人画的“水浒一百单八将”系列图作为白酒商标进行了注册，生产的白酒有了较好的销量。后“水浒一百单八将”系列图的作者向法提起诉讼，认为这家酒厂擅自将其美术作品注册为商标并在生产的白酒上使用，侵犯了其美术作品著作权。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被告商标虽经合法注册，但在经销的商品上擅自使用他人作品，侵犯了原告著作权。故判令其停止使用“水浒一百单八将”系列图，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判决生效后，原告持法院判决书到商标评审委申请撤销了被告的商标，该案的裁判依据即是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原告享有在先权利著作权，应当给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以他人注册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等侵犯其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权利为由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项规定的理由在于：在先权利(如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企业名称权等)的认定以及侵犯在先权利的判定，都超出了商标行政裁决机构的专业性范围。并且，在对行政裁决实行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同一权利冲突可能需要“三审”，即商标评审委“一审”、司法两审才能解决，由此可能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权利救济的效率。因此，在解决注册商标与其他在先权利冲突时，应实行司法程序优先原则。
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冲突，应通过行政裁决途径解决。这是一起典型的注册商标冲突纷争案例。在原告某糖果厂诉被告某食品厂商标侵权一案中，原告在某固体饲料上注册了“乐”字牌商标，后被告在“果子晶、果子粉、乳酸饮料”等商品上注册了“桑”字牌商标。两商标相近似。原告糖果厂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食品厂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商标相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法院告知原告先行经行政撤销程序，并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法院的理由是，原告“乐”字牌商标与被告“桑”字牌商标均获商标注册，应由当事人首先提请行政裁决部门解决商标权利冲突问题，然后再可向法院请求处理侵权纠纷。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法院不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主要是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此类案件适用行政前置程序，当事人应当首先向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这样的规定首先考虑到的是商标注册采取全国统一集中授权制度，采取行政前置程序是为了维护此种集中授权体系。其次发生冲突后，现行商标法设置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救济程序和途径，规定了注册商标不当的撤销程序。在先权利人如认为注册不当，可到商标评审委申请撤销在后商标，然后再到法院请求民事救济。再次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属于商标行政裁决机构专业范围，商标评审委员会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此类冲突进行处理。

『贰』 厂商的产品有侵权了，那经销商是否也要负法律责任

厂家产品侵权，经销商也是要服法律责任的。涉嫌品牌仿冒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被仿冒的产品是非注册商标产品，则构成混淆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范畴，应按《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实施混淆行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种情形是被仿冒的产品标识为注册商标，则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应该《商标法》承担责任。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第六十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三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2)食品侵权判定扩展阅读：

案例：金华查处6起伪造阿克苏产地苹果销售案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市局稽查支队的统一部署，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商标权利人在辖区4个冷库内查处6起伪造产地的苹果销售案。

据调查，2017年12月期间，徐某等6名水果经销商。分别在陕西、甘肃、山西等地收购当地产的苹果，装进印有“阿克苏糖心苹果”和“产地：新疆阿克苏”等字样的纸箱，运往金华，存放在不同冷库，以待春节前旺季销售。

至案发时，当事人共购进此类苹果9100余箱，计5万余公斤，案值30万元，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均为假冒“阿克苏糖心苹果”。

金东区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相关条款，涉嫌虚假宣传。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叁』 商标名称 是否 被侵犯 怎么界定

得看商标是否近似或相同，这里指的侵权是指在已经注册的类别行业内，未注册人使用了已经注册的商标而未进过商标持有人许可授权的行为就是属于商标侵权
举个例子 你是ABC服装商标的持有人，有人也同时是做服装 在产品上使用了ABC商标并进行销售盈利 这种情况下 对方是属于商标侵权 您可以通过代理律师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
如果对方只是在招牌上使用你的ABC，而并没有在服装上使用 就不属于商标侵权了 同理 你的商标是服装的 别人在食品或其他产品服务上使用相同近似的名字 是不属于侵权的

-----知识产权研究人 品牌商标陈顾问

『肆』 35类注册商标使用在30类商品上如何定性处罚

这种乱用商标的处罚，一般是根据侵权申诉来定性的：如果商标擅自使用在30类商标，造成了对别人商标的侵权，那么就需要双方来协商判定，一般都需要赔偿金额，根据对方的知名度和商标价值来定额数。

商标注册35类是属于服务商标。具体内容为：广告，实业经营，实业管理，办公事务。

第三十类商品：咖啡，茶，可可和咖啡代用品；米；食用淀粉和西米；面粉和谷类制品；面包、糕点和甜食；食用冰；糖，蜂蜜，糖浆；鲜酵母，发酵粉；食盐；芥末；醋，沙司（调味品）；辛香料；冰。

(4)食品侵权判定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1）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2）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3）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伍』 分析下列情况发生时，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来判定加害他人的责任，是否合理为什么

和理，这个国际法有明确规定，不过诉讼成序繁索，只有到联合国相关部门才会受理，还要取证调查，没几个月搞不定的，如果损失不大，我建议私下解决～还有两人出国那问题，本国法院是无权受理的，就算去国外告也很难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陆』 一篇关于产品侵权的论文

侵权责任法在食品侵权方面的私法救济性
——以毒奶粉事件为模型的思考
陆梦慰*

【摘要】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突发事件，给大量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政府在惩治相关方给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补偿的同时，更应以此事件作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的一个启发。在其立法中对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的设置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倾斜，以体现其私法救济性法。
【关键词】食品侵权 归责原则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掺假丑闻，目前造成1.3万多名婴儿身患泌尿系统结石，其中3名甚至因为肾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时牵出乳制品行业的一个惊天秘密：即为了应对质监局对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测蛋白质含量）指标，已形成了集体往生鲜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值此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该事件的曝光无疑引起了对消费者寻求食品侵权行为之私法救济的诸多关注，即作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体现其对受害人的保护性倾向。具体包括：对于食品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消费者）来说，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食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如何主张。

一． 食品侵权的特点
食品安全侵害作为典型的现代型侵权，与其他民事侵权相比，无论从侵害手段、因果关系认定乃至损害程度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行为大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违德性的特征，例如损毁他人财物、砍伤他人身体等等，其价值的非难性比较明显。而食品安全侵权则不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奶粉中会存在何种添加物以及该添加物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将导致侵害的难以规避性。另外，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质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标准，所以，对突发的重大质量瑕疵缺乏预见性。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导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愈加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或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表现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则为受害人难以精确说明食品质量问题与自身损害的因果联系，缺乏权威的质检机构对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让消费者自己证明究竟多少数量的三聚氰胺会造成侵害，难度将相当大。
（三）侵害程度与侵害范围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对特定受害人造成的个别权益侵害现象，不太会出现大范围的全体受害现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则是一种现代型的集团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普遍权益。食品质量侵权通常表现为某种特定食品对长期食用该产品的所有人的广泛侵害。这种侵害往往会形成社会性权益侵害的现象，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责任事故。
食品侵权的上述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对这类侵权，如果依旧死板地适用传统侵权法，则势必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难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发挥民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在这里，笔者将结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讨在食品侵权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
（一）对归责原则的概述
“归责”在法律上的含义，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是任何一种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然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和体系。
对产品缺陷致害责任应该适应何种归责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过错责任说，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说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即为有过错，因此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是一种过错归责。二是过错推定责任说，该说认为，当瑕疵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先推定制造商或销售商之过失，将举证责任转换至制造商身上，如果制造商无法举出抗辩理由，就需要承担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是一无过错责任，无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是二元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既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适应过错责任原则，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严格责任原则适应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直接责任、表面责任 和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实质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适应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和运输者、仓储者及中间供货人的最终责任。
目前，过错责任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抛弃，过错推定责任说仅适用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生产者不能以其对产品缺陷致害无过错作为抗辩，如适用这一原则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损害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的别称，其实，二者差异颇大。从法律责任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失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在“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另外，严格责任仍然允许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求免责；而无过失责任纯粹为客观归责，一旦被告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被告就被确定要承担责任。
因此，现在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中，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的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是指：只要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作为一种专门因应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产品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侵权领域的应用则由于具有下列两个特点而备受青睐：其一是预防优势，即对于预防因为食品缺陷与风险所招致的损失，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总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风险或损失扩散优势，即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比较容易地将缺陷食品或风险食品造成的损失通过增加费用或保险等手段分散出去，转而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 符合其“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的基本思想。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 谁收益谁负担风险 ” 的罗马法原则 ,食品制造商销售食品赚取利润自然应当对其产品缺陷所招致的损害负责 ,况且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可以刺激食品生产企业改进产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
（二）我国在相关问题适用的归责原则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中。目前，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有很多约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论界一般认为41条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42条规定销售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之比较
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民法通则》第 121条,下同)、产品责任(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124 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127 条) 、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包括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 (不得以选任或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免责)(43、121条) 等。这也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条) 、受害人故意 (123条) 、第三人过错 (127 条)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五个方面。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
所以,从适用范围上看,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为尽快平息纷争,尽量降低审判成本、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技巧,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比前者普遍、广泛得多。

三．食品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关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其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启示性事件，同样揭示出举证责任在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时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有关部门以检测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却没有明确造成损害的剂量之上限。那么，消费者应依何标准主张产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费者的损害范围除了包括实际身体健康受损的所主张的医疗费外，没有实际受到缺陷产品侵害，但其去医院检查花去的检查费用及车马费是否应包括在内？最后，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也被牵扯进来。这就导致消费者索赔的困难，如何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特定企业造成的，也将是侵权责任法不得不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
产品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产品存在缺陷；存在损害事实；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下面，笔者将一一解读我国现有法规对各构成要件的规定，并就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作相应展望。
（一） 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
础。产品缺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得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阀”。 因而，它往往成为利害关系人争执的焦点。
在我国,关于产品缺陷含义的界定与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则》第
122 条中规定: “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在解释上应按产品责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进行解释。《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第46条的规定,是我国有关立法上首次使用产品“缺陷”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吸收了国外产品责任法中界定产品缺陷的主要内容,把“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的基本含义,同时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增加了有关“安全标准”的内容。这条规定是对《民法通则》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扬弃,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来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实践中,怎样来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呢?
在产品责任法发展最迅速、最完备的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认定标准:一是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期望标准,即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程度,则具有不合理危险性,因而该产品就是缺陷产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误将其食用会有碍健康。对于这种危险，正常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消费者不会预料自己所购买的奶粉中含有会使人患泌尿系统结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刚性和弹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弹性标准。借鉴美国的“消费者合理期待”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可以适用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诚信原则，消费者便可以此来主张奶粉存在缺陷。
2. 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生产者是否可以产品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而主张不存在不合理危险,并据以要求免责?
笔者认为，不宜优先适用强制性安全标准,不应将其代替不合理危险而成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标准,否则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他们往往通过参与标准的制订来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安全标准的制订不仅受到制订者认识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使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呈现滞后性,某一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可能并未包括该产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标。符合强制性指标的产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标准范围以外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这些安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合理的，而笼统的规定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产品即无缺陷显然有失偏颇,势必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显然与产品责任制度创设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用户利益相违背。因此,应该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不符合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经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消费者如果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那么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中可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作这样的理解: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但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是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讲,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是由产品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决定的,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作为衡量标准,而安全标准只是实际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据,但不能作为优先适用的标准,不能将不合理危险标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应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
（二） 损害事实的范围
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导致财产或非财产的减少或灭失结果的客观事实。就损害事实的本质而言，侵害事实必须造成损害后果。可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疾、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期限以及各种形式的财产损失。
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据便是损害事实，有损害才有救济。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赔偿的方法承担的，一方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性，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仅有违法行为，而无损害结果，那么赔偿也就无从产生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损害事实主要有两类，即财产损害与人身损害。 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实质上是对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的财物方面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证明的、无法确切计数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财产损害的类型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已得利益丧失或现有财产减损，例如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诊疗而花费的医疗费。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灭失，如医疗事故致残导致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减损的劳动收入。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纠纷案件绝大多数会造成人身损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对人受到人身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财产损害具体该如何定性呢？这里就存在定义损害范围的问题，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对人确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肾结石（主损失），那么所有因看病而花费的检查费和车马费等（附损失）都应归入损害范围；如果相对人没有患病，那么其相关开销是否应计入损害范围。
笔者认为，应该计入。如前所述，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应该允许消费者在未知的领域内，为规避风险而做的防范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计入损害范围。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借鉴来说，出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考虑，应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损害除了包括财产损害，还应包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除了包括实际的现实损害，还应包括潜在的未来损害。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

（三） 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侵权损害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两大法系各国都主张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除法国民法典对因果关系有所涉足外，各国立法对因果关系及其标准均无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规范和统一因果关系标准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并且，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检讨。于是,为了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僵化与不合理现象,在民事责任及其诉讼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逐渐为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支持。
在我国，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必然因果关系”说，即认为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必然联系才具备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过程，目前在我国占通说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结合毒奶粉事件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前所未有的损害事故也随之发生,如环境污染、 核电站泄露、医疗事故、建筑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药品不良反应事故等等。这些损害事故的事实原因经常牵涉极为深奥的专业知识,普通人难以了解其致害机理,有时甚至穷尽现有的科技知识,依旧无法准确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会因其证明上的困难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且更使加害者逍遥于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以条件说所论证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 又主观地限制因果关系的范围, 此说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 还不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 必须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 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那些依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看来是偶然的条件行为则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学者指出“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可能性，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得过长，涉及的原因也过多，会扩大责任人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复的赔偿，或不适当地扩大赔偿范围，虽然在
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相应的，在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日本，首先发展出了“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诉讼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法则来加以证明 ,可以依照经验的法则 ,综合所有的证据来进行推敲认定 ,只要能够认定只有特定的事实才能招致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这一关系 ,就可证明这一事实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是,“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揭示当事人对这方面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 ,因而客观上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疫病学因果关系”(也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这一学说采用集体性统计方法,从疫病学分析某种疾病发生之原因及其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判断。使用疫病学的方法探寻一定的病因时,必须要对病因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并通常要判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了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越大,该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长和消退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既有疫病学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征进行解释,且不会出现矛盾 (该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减轻的话 ,该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会降低 )；(4)该因素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台湾 ,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在侵权诉讼领域产生影响。而所谓事实因果关系 ,是指因果关系的成立 ,只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如无该行为 ,即不发生该结果 ” 这样的条件即可 ,而无须再判断是否具有必然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因果关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于食品侵权的特征使得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在侵权诉讼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常由于无法掌握有利证据而在诉讼中败诉 ,其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 ,举证责任倒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无过失才可免除责任。” 在我国,根据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项之规定①,由药害侵权所引发的诉讼之证明责任也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就食品侵权问题，可根据本国国情，在博采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有损失，而生产企业需证明该损失与缺陷产品无关，否则就推定其有关，即存在因果关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对因果关系做刚性规定。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对举证责任负担，如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做适当规定。”

『柒』 如何判断企业名称权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从两个典型案例看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冲突的处理原则

商标和企业名称均为商业标志，前者用于区别不同来源的商品或服务,后者用于区别不同市场主体。从管理方式上看，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由各级工商机关在其区域范围内负责，无须检查该企业名称是否与他人商标相同或相似。由于企业名称登记时并不与商标进行联合检索，确权过程中也没有设立公示和异议程序，因而企业名称与在先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大量存在。对于此类权利冲突，以保护在先注册商标权为处理原则。

一般来说，在后的企业名称对在先商标构成侵权包括两种可能：一是突出使用字号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是正常使用企业名称但仍然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是，如果在后的企业名称的登记具有合法合理来源，企业系善意登记，在使用中未突出使用字号并且未导致公众混淆，那么可以构成合法使用。

在这里，笔者以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诉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及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深圳市碧桂园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为例，说明判断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并在产品上使用该字号是否构成商标侵权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第一，登记使用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是否有合法或合理来源。实践中，不少企业通过将他人商标用作字号的方式来攀附他人商誉，因此考察字号的来源是探明企业名称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善意的第一步。在“同德福案”和“大宝案”中，被告皆有使用涉案字号的正当理由。在前案中，被告余晓华系知名老字号同德福斋铺经营者的后代，基于同德福斋铺的字号曾经获得的知名度及其与同德福斋铺经营者之间的直系亲属关系，其将个体工商户名称和相关公司字号登记为“同德福”具有合理性；在后案中，大宝日化厂成立时将“大宝”作为企业字号不具有恶意是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因而不能简单地以该字号晚于大宝系列商标注册的时间为由，否认大宝日化厂使用“大宝”字号的合理性。

第二，字号在实际使用中是否被突出使用。判断企业字号是否侵犯商标权，除了考察企业对字号的登记是否具有善意，还要考察企业在实际使用中是否也具有善意，而这就需要着重考察字号是否被突出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构成商标侵权。在判断是否突出使用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字号相对于周围的图文环境是否在字体、颜色或表现形式等方面有突出的视觉效果，给人留下较深印象；是否附加有区别性标识；区别性标识是否足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并消除混淆。例如，在“同德福案”中，从被告产品的外包装来看，重庆同德福公司使用的是企业全称，标注于外包装正面底部，“同德福”三字位于企业全称之中，与整体保持一致，没有以简称等形式单独突出使用，也没有为突出显示而采取任何变化，且整体文字大小、字形、颜色与其他部分相比不突出。因此，其行为系规范使用，不构成突出使用字号，也不构成侵犯商标权。与之相对，在“大宝案”中，从被告生产、销售的SOD蜜等化妆品与洗涤类产品的包装上看，“大宝日化”字样在前且明显，大宝日化厂的贝贝熊注册商标在背面且很小，这种差异化的位置和大小设计导致具备识别性的“大宝”字样实际上被“突出使用”，因此侵犯他人商标权。

值得补充的是，对于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商标而言，即使规范使用含有与其相同或近似文字的企业字号，仍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对于商品来源以及不同经营者之间是否有关联等产生混淆误认，因此这种情形仍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判令停止在相关商品上使用。例如，在“飞利浦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涉案商品包装盒等位置标注“飞利浦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监制”不属于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但是，因原告的飞利浦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被告标注“飞利浦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监制”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法院最终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23号）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名称因突出使用而侵犯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法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但其使用足以产生市场混淆、违反公平竞争的，依法按照不正当竞争处理。

第三，与字号对应的他人商标的知名度如何。商标的知名度在确认商标与字号的权利冲突方面具有多重作用：一方面，知名度可以判明权利冲突中是否存在恶意；另一方面，知名度还是认定是否构成市场混淆的前提条件。例如，在“同德福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同德福TONGDEFU及图商标已经具有相当知名度，即便他人将“同德福”登记为字号并规范使用，也不会引起相关公众误认，因而不能说明被告将个体工商户名称和相关企业字号注册为“同德福”具有“搭便车”的恶意。而在“大宝案”中，情况有所不同，大宝系列注册商标通过多年的广告宣传，其广告语“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使消费者耳熟能详，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只要提到“大宝”，消费者就会将其与大宝化妆品品牌联系在一起。因此，该案被告突出使用大宝日化标识，明显具有攀附大宝系列注册商标商誉的恶意，易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者认为不同的生产者之间有关联，因此涉嫌侵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袁 博

（以上内容仅供学习参考）

『捌』 由于本人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认真负责可有人故意陷害给纪检委举报我

建议你向当地的纪检部门反映情况。

『玖』 海底捞状告河底捞商标侵权，河底捞真的存在商标侵权吗

海底捞一直是很受人们喜爱的火锅品牌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好，折服了很多火锅老粉，还因为它极其完善和贴心的服务。在海底捞吃火锅，除了张嘴嚼东西或者上厕所，基本上其他东西都不需要你做。这听起来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海底捞的服务态度。综合各方面考虑，最终法院也认定河底捞并不对海底捞存在侵权行为。从这次的判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法院对于侵权的判定依据是什么。并不是听起来像就是侵权，还要综合很多因素考虑。河底捞和海底捞完全是两家不同的餐厅，河底捞一开始也没有模仿海底捞的嫌疑，因此很明显不是侵权。侵权的判定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河里捞是否对海底捞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那么从这个案子来看，明显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