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技术转让纠纷案例

① 急求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案例！！！

“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不再实行全面封锁，而只是把相对落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自从200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实行重新审查后，相当一部分原先批准的许

可证被冻结。对超级电脑、高科技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以及尖端的机械工具，几乎完全对华停止了出口。”

考察现实，我们面临着多种问题并存，一是跨国公司并没将先进技术或者关键技术投入中国；二是跨国公司虽然将一些先进技术投入在华企业，但是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术与产品只是其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无法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四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线，得到的是生产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赖外方提升产品与技术水平。

从市场取向的角度，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有两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产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对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低廉的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只是其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在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这类企业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其母公司最先进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销售的一个生产车间。另一种是市场占领型的，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许多在发达国家市场已饱和的产品在中国的成长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谋求占领中国的庞大市场。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投入的技术与母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

根据对北京市科委认定的48家由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的调查，与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占26.3％，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2.1％，比较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混用的占31.6％。但是对外方投入的技术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有限。

事实上，技术转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2002年9月6日国家领导人宋健率团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中方是否引进日本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悬浮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蒂森克虏伯集团发言人表示，德国磁悬浮列车联合财团没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国磁悬浮技术的意向。开始因为日本不愿转让技术我们才选择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我们与德国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还有不少线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断示意愿与我国就相关技术的转让举行谈判。但是与德方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其中关键点在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实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外方不会轻易将技术给我们。目前德国给了我们一部分技术，但都是在中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关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国才愿意转让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将全部技术转让。虽然该项目已在上海投入试运行，但是围绕技术转移的“斗智斗勇”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们在技术转移问题上封锁太紧或设置的门槛太高，我们会有新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特别在关键性技术引入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正在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与反控制中艰难前行。

跨国公司对华的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厂商英特尔进入了中国，但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在上海的工厂仅仅是芯片的封装线，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测试还是在国外。而从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国国内工厂的产品仍是以零部件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见，如VAIO笔记本电脑、PS2游戏机都不是在我国生产，在我国工厂的产品线在索尼体系中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日本爱普生在深圳与苏州都投资建厂，并且在中国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已占到该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爱普生的研发仍然放在日本，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基地。

把研发的主要机构设在母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和产品的核心生产过程与关键环节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将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产品的最终成品组装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跨国公司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国际大跨国公司

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产品的生产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国掌握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无法生产出该类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我们掌握其完整的产品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可能。

仔细考察我们所认为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先进技术投入到中国，大多数都是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是生产能力的转移，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产品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关键部件的设计与生产工艺方面。轿车行业比较明显，这是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际上各主要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投入了先进的生产线，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一跃而进入90年代，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掌握轿车的设计技术，几乎没有自主设计的车型，作为轿车心脏的发动机的技术也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我们的轿车行业只能严重依赖合资中的外方，进一步讲，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通讯行业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核心技术从未让中国人掌握，电脑芯片一直从其母公司进口，通讯程序不让中国人接触，真正对我们转让的技术十分有限。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评价，上海贝尔公司这个项目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生产线所体现的生产技术，如果跨国公司不转让生产线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那么我们学会的只是这种生产线操作技术。通过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中学”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更难理解与掌握其设计原理，一旦跨国公司撤走，我们的生产技术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说，现代生产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每种产品的生产线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上就会过时。只有真正掌握该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创新，从而跟上该产品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国公司再有意识地将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中国，会使我们的追赶更为困难。如被称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为了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1995年中国上了908工程，从国外进口设备生产0.9微米的芯片，两年后，世界集成电路已到0.35微米级的技术水平，中国又与NEC公司合资，生产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已达到了0.15微米级。

江苏省苏州市决策层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已深刻地认识到，尽管目前IT产业是苏州的一大优势产业，众多外商，包括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早已进入，但是这种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格局，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在新一轮国际和我国上海的产业转移中，苏州在沿江地带大力吸引“生根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企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进中国决不是来给我们送技术的，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出现。相反，从其逐利本性而言，总是想方设法削弱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以便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我们所赞赏的跨国公司投入中国的先进技术，始终严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资企业中，严防扩散，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一旦外方撤走，这些“技术”也会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线投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然而对工业技术水平起决定作用的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转移，中国企业更没有机会据此而形成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

对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直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部分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原企业的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是技术提供方，不需要原企业进行研发，把合资企业改造成单纯的生产基地，置中方于技术方面的附属地位。而在企业内部对中方人员封锁技术，阻止中方人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二次创新。这本是我们的初衷。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许可证形式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弊端。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与韩国为何坚持

以许可证方式引进技术。

——绝大多数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需求，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适应性的工程化配套技术服务，很少从事创新研究，研发的高端，即基础性研究与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仍放在母国。

——实力薄弱。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微软公司有数万名研究人员。同样，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朗讯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员。这与跨国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也是一致的，如美国，资料显示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87％投在本土研发机构，仅13％花在海外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这种现象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立研究机构是跨国公司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即争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会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实力，那么它们在中国将不会遇到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市场也就是它们的了。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成为“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把中方技术人员在其研发机构开发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战略转移出去，也是中国技术资源的一种流失。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中国高素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自从IBM、HP、Microsoft等国际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刚刚起步、实力很弱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这场新形式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即便如此，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只要投入先进技术或者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就会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就能推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确有溢出效应，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均有技术溢出效应不大的研究结论。

结论与思考

理论研究与经验均表明，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国转移技术，单纯从引进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我们不是最佳选择。能否真正引进先进技术？能否真正掌握引进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及提高的推进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入世后如何变通？也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大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是想在这个蓬勃成长的市场上抢占更多的份额，日本企业甚至把中国市场作为它们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对我们而言，如果最稀缺资源“市场”丧失了，而技术又没得到多少，那是违背我们“开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终摆脱技术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技术又有何用？“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发的接受技术溢出其效果更为有限。通过直接投资而引进技术对本国的研发有压抑的一方面，这也是每当我们在某方面研发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积极主动的要转让同类技术，目的在于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研发全部用它们的技术，从而削弱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实力不断增强。怎样把“不出国门的人才外流”变成接受技术溢出的手段，是摆在我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在当前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公司严格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完全靠个人自发的行为，很可能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观运用引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我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形式，始终把技术转移中的技术能力转移作为我们的战略定位；对于国外的技术封锁，要思考与制定“反封锁”策略，采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锁”；应自觉主动与形式灵活地接受与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把引进先进技术与培育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的技术问题最终要靠自己解决，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此，适度的产业与市场保护是必须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也必须采用“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设计安排我们的国际技术转移对策。

参考资料：http://www.jssti.net/bianjishi/jinghua/2003year/2003-12/kuaguo.html

② 求一个国际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例

2004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个快速增长年, 在2002年增长2118%、2003年增长3711%的基础上,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517%。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 达到11548亿美元, 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年度进出口增量在2002 年超过1000 亿美元、2003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基础上, 超过了300O亿美元。

知识产权保护业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目的不是保护知识产权本身, 而是激励创新, 维护社会公平, 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恰恰是在达到上述目的方面, 片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步入误区, 反而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

以上数据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态势, 但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的消息此起彼伏, 知识产权已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 各国在大力鼓励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 十分关注出口商品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在一些企业看来已成为不可触摸的禁区, 而在一般民众眼里, 则成为一种垄断, 一种现代文明下的“弱肉强食”。但是, 不管怎样, 国内企业因知识产权问题而蒙受经济、名誉双重损失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重视“知识产权”的警钟已在我们耳边敲响。

当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却给我们亮起了红灯。2005 年1 月, 中国步入WTO后保护期不久, 国际巨头英特尔起诉中国某企业生产的语音卡侵犯其专利, 间隔不久日本三洋开始了与深圳比亚迪关于电池专利的纠纷。在2 月, 美国电子娱乐协会( ESA) 向美国商务代表提交了一份来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IntelllectualProperly A lliance简称IIPA) 的报告指出: 中国与马来西亚、俄罗斯一道成为全球游戏软件盗版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伪正版制造地, 消费国和输出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专利大国的知识产权压力已经对中国构筑了一道高高的门槛。通过知识产权来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 使中国企业进入一种国际化的怪圈循环: 生产———跨国公司专利限制———巨额专利许可费以及侵权费的支付———再生产。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 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自主拥有的知识产权而必须支付的巨额专利费用, 或者因为知识产权诉讼所产生的巨额费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各种成本, 使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降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也受到影响。在微观层面, 知识产权壁垒通过企业付出巨额专利使用费以及侵权费用, 降低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减少市场份额并压缩了利润空间, 这就是知识产权的短期效应; 而从长期来看, 由于企业利润降低而减少的资本积累将导致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的不足, 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这在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将使企业不可避免地走上绝境。在宏观层面, 整个相关产业将会因为知识产权壁垒而在短期内减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在以市场为命脉的营销时代, 该产业将无法抵制因为市场缩小而导致的产业萎缩,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较长时间, 产业将最终在竞争中消亡。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国际经济主权以及未来中国科技的世界地位问题都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 在全球经济进入产业结构重构的时代, 缺乏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将无力改变自己处在产业链末端和价值链下游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化中受制于别人。

③ 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典型事例及解决办法

本文认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由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国际冲突可分为管辖冲突和非管辖冲突。管辖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管辖权种类的不同，而且即使各国对同一类型的国际经济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辖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由于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出现更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复杂多样。至于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则不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上的冲突，而是利益上的冲突，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对于管辖冲突，可以采取协议划分管辖权、管辖让步、确立属地管辖优先原则等方式加以解决；对于非管辖冲突，则可以采取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确立统一的国际标准、通过磋商来协调彼此的利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式加以解决。
由于对国际经济交往所实施的政府控制（以下简称政府控制）在当今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所实施的单边控制，所以，由此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对国际经济交往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障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达到实施控制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只是无谓地造成国际关系的恶化。因此，探讨这种冲突的产生根源，寻求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法，就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社会还是以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而每个国家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交往的政府控制所产生的冲突（以下简称政府控制冲突）是无法根本消除的；我们现在所能够做到的是如何尽量减缓这种冲突。政府控制冲突从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管辖冲突和非管辖冲突。所谓管辖冲突是指不同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主体同时进行控制（管辖）所产生的冲突，其特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主体都享有控制的权力，所以这种冲突的实质为权力行使上的冲突；而非管辖冲突是指一国行使政府控制并未对他国的管辖权构成妨碍，但却影响他国的实际利益，从而引起国家间的对抗。不同的政府控制冲突有其不同的产生原因，因而也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一、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一）管辖冲突的产生原因
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是一种常见的冲突，例如，一国对其海外投资者的投资所得要行使税收管辖权，而资本输入国对同一投资者的同一所得也要行使税收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两个国家在税收管辖权方面的冲突。管辖冲突的最为典型的一件事例大概就是80年代初发生于欧美之间的关于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冲突。当时，西欧的许多国家支持本国的公司参加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但美国却从政治利益考虑而竭力反对西欧国家参与这项工程。1981年末，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的设备和技术参与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1982年6月，又进一步规定禁止美国私人和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外国公司、以及根据同美国公司签订的许可协议或生产协议而进行生产的外国公司向苏联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设备。这是美国第一次禁止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转出口源于美国的货物以及使用了美国的原器件或技术资料而在其他国家制造的货物。根据美国的上述规定，即使美国股东对一个外国公司的持股率低于24%，这家外国公司也要处于美国法的管辖之下；而且，美国的这些法规不仅约束准备与苏联达成的有关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协议，同时也约束已经同苏联方面达成的有关协议。
在美国公布了上述规定后不久，一些外国政府就开始作出强烈反应。法国政府要求DresserFrance公司（一家美国公司的法国子公司）履行已同苏联方面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英国政府则援引其《贸易利益保护法》（）要求JohnBrownEngineering公司（一家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有生产协作关系的英国公司）拒绝执行美国的上述规定；意大利政府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声称，美国的这种控制措施将损害西方国家的商业信誉；欧共体也公开批评美国的做法，指责美国在采取如此重大的措施之前未同盟国协商，并指出欧共体规范其国民和公司的行为的利益要高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在美国管辖与本国管辖的冲突之下，西欧国家的公司当然选择接受本国的管辖。于是，美国政府便开始对不接受管辖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DresserFrance等公司被列入抵制名单，禁止其从美国进口货物。后来，这种制裁有所松动，改为禁止这些公司从美国进口源于美国的与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有关的设备和技术。美国的制裁进一步引起西欧国家的不满。在西欧国家的集体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于1982年年底取消了出口制裁措施，但同时宣称，美国已从西欧国家得到允诺，后者将加强战略物资的出口管理，并不再与苏联签定新的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工程有关的供应合同。但英、法等国却随后声明，这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1.
天然气管道事件所引发的管辖冲突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反响。许多西欧国家的公司开始考虑同美国公司建立资本和技术合作关系是否有益，因为它们感到这种合作关系会因为美国政府的出口控制政策而变得难以依赖。
可以看出，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所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管辖权种类的不同。在国际法上，国家管辖权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基于属人管辖权，一国可对本国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行管辖，而不管其位于何处；基于属地管辖权，一国可对本国领域内所有的人行使管辖，而不管其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2.如果各个国家对特定种类的国际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就不会产生管辖冲突。例如，对于跨国投资所得，如果每个国家都基于属地原则来行使管辖权，那么，跨国投资者就会在税收方面仅接受东道国的管辖，而不会产生管辖冲突。但事实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对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交往同时主张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例如，对于跨国投资所得，几乎是每个国家都同时主张居住国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基于前一种管辖权，一国将就本国纳税居民的全部所得征税，而不管这种所得是在本国取得还是在外国取得；而基于后一种管辖权，一国将就所有在本国取得的收入征税，而不管取得收入者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纳税居民还是非纳税居民3.在其他形式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产生的管辖冲突也基本上是由于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主张不同类型的管辖权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对于一项国际技术转让活动，技术输出国可基于技术的供方为本国公司这一因素，而对这一交易行使属人管辖权；而技术输入国则可基于技术转让合同是在本国履行的这一事实，而对这一交易行使属地管辖权。如果技术输出国要求技术的供方必须对技术需方使用技术的范围加以限制，而技术输入国则禁止技术供方对需方的技术使用加以限制，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
即使各国对同一类型的国际经济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辖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就一项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而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属国都可依据属人管辖权而对合同关系加以控制。于是便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根据一方当事人的属国的法律，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必须予以履行，否则就须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属国的法律，合同是无效的或者说合同是不允许被履行的，这样，当事人就没有义务履行合同。在前面所假设的技术转让活动中，也可以由于技术输出国与技术输入国同时基于属人原则主张其管辖权，而产生管辖的冲突。
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的并存已经使得管辖冲突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出现则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更为复杂化。所谓保护主义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某项活动对本国的利益产生了或即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所行使的管辖权，也称效果管辖权。保护主义管辖权不考虑行为人的国籍，也不考虑行为人的所在地或行为的发生地，而仅以行为的效果是否及于本国作为考虑的因素。它的出现是因为传统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原则不能满足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在刑事管辖方面早已得到确立，不仅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将外国人在国外所从事的危害本国利益的犯罪置于本国法律的管辖之下4，许多国际公约例如1970年制定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9年制定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也都确立了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在刑事犯罪的管辖方面，尽管引入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各国的冲突并不十分激烈，但将保护主义管辖权引入国际经济交往领域，就会经常引起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在天然气管道事件中所出现的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管辖冲突，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属人主义管辖权与美国的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冲突。西欧国家要求本国的公司履行其已经同前苏联方面签订的有关合同，是在行使属人管辖权；而美国政府禁止某些西欧公司同苏联进行与天然气管道工程有关的贸易活动，既缺少属人管辖的基础（因为这些公司并不是美国公司），也缺少属地管辖的基础（因为这些公司所从事的活动是在美国领土之外），所以，美国政府对这些西欧公司实施控制，实质上是在主张保护主义管辖权。
保护主义管辖有时被解释成属地管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依据这一原则，属地管辖中的“地”包括行为发生地和效果出现地。这样，尽管一项行为是外国人在国外所为，但只要行为的效果及于本国，那么，本国对此项行为所行使的管辖也是一种属地管辖。但由于这种“属地管辖”的含义与传统的属地管辖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极少有人把保护主义管辖权称为属地管辖权。而实践中人们对保护主义管辖权最常用的称谓却是“域外管辖权”（Extraterritoriality），或“长臂管辖”（long-armjurisdiction）。保护主义管辖也是一柄双刃剑。几乎每个国家都反对其他国家以保护主义的管辖来妨碍本国的属人管辖权或属地管辖权的行使，但几乎又是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保护主义管辖。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一方面反对美国在外贸管制法、反托拉斯法等领域实行保护主义管辖，另一方面却在本国的有关法律中确立了保护主义的管辖原则。作为欧洲共同体（现欧盟）组建基础的《罗马条约》的第85条和第86条在确立反不当竞争法的基本框架时也规定了保护主义管辖，因为按照这两条的规定，某项行为只要是对欧共体市场产生了限制竞争的效果，那么就在禁止之列。欧共体竞争法的保护主义管辖通过欧共体委员会的决定和欧共体法院的判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1971年，欧共体法院曾判令一家美国公司（国际商业溶剂公司）支付罚款，因为这家美国公司指令一家意大利的子公司停止向欧共体内的厂家提供某种产品，而欧共体委员会和欧共体法院都认为这一行为构成了欧共体竞争法所禁止的滥用优势地位5.
（二）管辖冲突的解决方式
由于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产生于不同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同时行使管辖权，所以这类冲突只能通过国家之间协议划分管辖权、或一国对他国的管辖优先的确认或默认来加以解决。
1.管辖权的协议划分
国家之间通过协议来划分彼此对某类国际经济交往的管辖权是解决政府控制冲突的最为理想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体现了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而且由于协议划分管辖权是有关国家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对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所以容易得到实现。国家之间通过协议来划分管辖权的成功例证是国家之间通过条约对税收管辖权的划分。国际社会很早就致力于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跨国税收的管辖冲突问题，19世纪末就出现了有关税收问题的双边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曾主持制订了关于防止双重课税和税务管理协助的协定范本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多，如何划分税收管辖权以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就更加迫切，于是，有关国际税收问题的双边协定便大量出现。目前在这方面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协定范本，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制定的《关于对所得和资产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范本》（-，简称经合范本），一个是联合国税收条约专家小组所拟定的《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opingcountries，简称联合国范本）。尽管这两个范本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对有关国家缔结国际税收协议却有重大影响。
各类国际税收协定最基本的作用是确定各缔约国在有关税收方面的管辖权的范围。国际税收协定所涉及的跨国所得可大致分为营业所得、投资所得和劳务及其他所得三类。对于一般营业所得，税收协定通常规定属地优先原则，即承认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其条件是这类所得必须是通过常设机构的活动而取得的。对于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投资所得，通常按收入分享原则由收入来源国与居住国分别行使税收管辖权。先由收入来源国按照限制税率征税，然后由居住国按照本国税率补征差额税款。对于从不动产取得的所得、以及从转让不动产所取得的资本利得，一般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国行使税收管辖权。关于劳务所得，国际税收协定通常将其分为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和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前者是指从事专业性劳务或其他独立性质的活动而取得的所得；后者是指由于受雇而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一般规定，在收入来源国停留不超过183天的对方国家个人的所得应由对方国家（居住国）征税；但在收入来源国有固定基地的独立劳务所得和受雇于收入来源国的非独立劳务所得应由收入来源国征税。
划定各缔约国的税收管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双重征税的可能性，但在没有确定对某种所得的独占性的税收管辖权之前，重复征税仍有存在的可能。为此，国际税收协定一般都要对避免双重征税的办法作出专门的规定。经合范本和联合国范本都推荐了免税方法和抵免方法，但实践中以采用抵免方法的税收协定居多。例如，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税收协定规定，中国居民从日本取得的所得，按照协定规定对该项所得缴纳的日本国税收数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日本居民就其从中国取得的所得向中国缴纳的税收数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日本国税收中抵免。
通过税收协议来划分有关国家的税收管辖权是一种解决税收方面的政府控制冲突的成功方法。它带来三个方面的积极后果：第一，确认了缔约各方的税收管辖权的范围，减少了政府控制方面的冲突，表现出缔约各方对对方主权的尊重；第二，比较合理地划分了缔约各方的税收利益；第三，使得国际投资者的税负趋向合理，便利了国际投资和相关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协议来划分管辖权的做法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在国际投资保护方面，在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之间，其实是肯定了东道国的属地管辖优先原则。只有当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违背了国际法原则或规范，投资者的属国才可以依据属人管辖原则，向东道国提出权利主张。协议划分管辖权的方式也可以适用到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可以考虑在竞争法领域中也确立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由不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地所在国来受理和解决纠纷；只有当行为地所在国对案件的处理违背了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时，才可由被害人的属国依据属人管辖原则来行使权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各国的有关实体法的内容大体一致，或者说存在最低国际标准，否则，不同国家对相同案件的处理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2.管辖让步
在国家之间无法或尚未就管辖权的划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应倡导管辖让步原则。所谓管辖让步不是指有关的国家均放弃管辖，而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行为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承认某一国家的管辖权的优先地位，而由其他国家放弃管辖权。那么，如何确认某一国家的管辖的优先地位呢？比较可行的标准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即考虑哪个国家与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当事人的特定行为有最密切的联系。
在国际合同的准据法的确认方面存在着国际公认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当合同当事人未就合同的准据法作出选择时，或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被认定无效时，由合同争议的处理机构选择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确立这一原则的基本假设就是每一国际合同关系都在某一特定的法律的支配之下，如果合同的当事人对这一法律没有明确指出，那么它就应该是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我认为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政府控制领域。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对某一实体或行为具有管辖权时，应该由与该实体或该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来行使管辖。
美国曾在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方面实行简单的“效果原则”，即：只要某项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就有权对其加以管辖。但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判例的积累，开始强调只有当一项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的商业利益造成实质性（materialandsubstantial）的影响时，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才应主张域外效力。在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TimberlaneLumberCo.v.sBankofAmerica）的审理过程中，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法官乔伊（Choy）进一步提出了在主张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他指出，由于国际事件的特殊性，应将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加以比较，以考察某一事件对美国利益或与美国的关联是否如此重要，以致使美国有理由伸张其域外管辖权。由于乔伊法官的这一主张不仅要求考虑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也要求考虑这一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对美国和外国的影响程度的比较来确定是否行使域外管辖权，因而具有合理的成分，被称作“管辖上的合理原则”（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体法上的“合理原则”相对应），受到美国司法界的普遍重视。美国法院在运用管辖上的合理原则时，通常会考虑：行使域外管辖权与外国法律或政策的冲突程度；当事人的国籍或从属；公司的地址或主营业所的位置；不同国家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的有效约束程度；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的影响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的比较；当事人故意损害或影响美国的商业的范围以及这种影响的可预见程度等等7.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方面从“简单效果原则”到“合理原则”的转变表明在政府控制上有一种客观要求，即一国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主张自己的管辖权。当由其他的国家行使管辖权更为合理时，一国应尊重其他国家的管辖权的行使，而放弃自己的管辖权。在确定由哪个国家行使管辖权更为合理时，美国的司法界已提出了若干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我认为，这些因素的地位不应该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不应该简单地以关联因素的多少来认定到底应由哪一国家来行使管辖权。有的因素，例如“行为地”，由于对有关国家的利益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应该比其他因素具有更重的分量。同时，在比较一项被控制的行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时，不仅应考虑该行为本身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当一个国家对该行为行使管辖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还以天然气管道工程为例，如果仅考虑西欧国家的公司参与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这一行为本身，那么就应该认为，这些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外交利益构成伤害；而对西欧国家来说，这些商业行为对其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是，如果就此确认美国对这些西欧国家的公司的管辖，则将导致对这些西欧国家的利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要大于西欧公司同苏联的商业交往所可能对美国利益带来的伤害。西欧国家对美国单方面行使管辖权的坚决抵制就表明了这一点。
管辖让步在某些领域中可能更为容易实现。例如在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政府控制方面，很少出现国家之间的管辖冲突。当一个国家对某一有争议的合同关系实行管辖时，很少有其他的基于属地或属人原则对该项合同关系也享有管辖权的国家强行主张其管辖权。一国是否愿意在管辖方面作出让步，显然取决于被管辖的对象对本国利益的影响程度。避免在影响程度方面产生误解是一国在管辖让步问题上作出正确选择的基矗《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该法的第四条又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样，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同一家外国公司在国外订立了一份口头合同，按照我国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这一合同是不成立的。即使该合同的准据法不是中国法，但中国法律要求有中方当事人参加的涉外经济合同的订立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因此，中国法律关于合同的书面形式的要求，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不因合同的准据法为外国法而影响其适用。但如果这一口头合同被享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认定有效，我国似乎就不宜硬行确认该合同关系的不成立。在适当的时候作出管辖上的让步，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国权利或利益的丧失，就如同四处主张管辖权并不一定带来权利或利益的增大一样。有效的规则的确立不仅会带来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增长，也会带来各个成员国家的利益的增长。
3.确立属地管辖优先原则
如果国家之间无法或尚未就管辖划分问题达成协议，而且又都不肯作出管辖让步，那么在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出现的时候，就只能实行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即：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同时主张管辖权时，依属地原则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应优先行使管辖。
承认属地管辖优先，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一项行为通常对行为地产生的影响最大；第二，行为地所属国家对行为人的管辖通常最为有效。这里所说的行为地指的是行为发生地。当一项行为的结果地与发生地不一致时，应该是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结果地。因为一项行为对发生地总是有影响的，所以，行为发生地也总是行为结果地或结果地的一部分。如果以行为结果地作为属地管辖的标准，那么，某一行为结果地不一定是受该项行为影响最大的地域；该地域所属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对该项行为或行为人行使最为有效的管辖。
属地管辖优先也许是各国所必须接受的现实。一个国家可以对他国的属人实行管辖，但却很难对他国的属地行使管辖。属地管辖应该是最初的管辖原则。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权力的行使空间。在国际交往不很发达的时候，国家管辖权的含义应该等同于一国在其疆域之内的最高权力。即使在今天，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出，属地管辖占据主要地位，而属人管辖则是辅助性的。一国对其位于国外的国民的控制同该国民所在国的控制比较起来只能是居于第二位的。所以，当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出现时，属地管辖优先是比较易于实现的，甚至不需要完整、严密的理论的支持。
二、非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一）非管辖冲突的产生原因
在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是指一国对某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及其行为行使独占性管辖而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一国在行使其独占性管辖权时并没有违背其依照习惯国际法或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即使这种管辖权的行使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带来不利的影响，其他国家也不能依据国际法来主张其权利。比如，如果一国所建立的反倾销制度没有违背该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也不违反一般的国际法规范，那么该国政府责令本国的进口商就某项货物的进口缴纳一定数额的反倾销税，就是完全正当的，尽管征收反倾销税的结果会带来出口国的利益损失；同样，如果一国政府依据其出口管理法而禁止某类技术的出口，尽管与技术进口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不能认为违法的。可以说，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不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上（法律上）的冲突，而是利益上的冲突，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
（二）非管辖冲突的解决方式
既然非管辖冲突在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冲突，所以，解决这类冲突的途径就应该是不同国家的利益的协调。具体的解决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
对国际经济交往实施政府控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某项政府控制无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那么这项政府控制就应该予以取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某项政府控制是否可以真正起到维护本国的利益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实施政府控制与不实施政府控制，究竟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以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出口控制来看，立法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必须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特别是那些具有军事用途的物品和技术的出口，这样才能扼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扼制，而应该融合。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到一起，并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局的稳定，这样才能使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有责任感的成员，才能避免发生剧烈的国际冲突8.因此，应扩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贸易交往，而不是过多地限制这种交往。如果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不应该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出口控制，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增进各国的利益并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我们当然不能要

④ 急求 有关国际技术转让的成功和失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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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国际知识产权侵权案例要怎么分析，有什么知识

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行

⑥ 案例分析：中国甲企业与日本乙企业订立一份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合同中未规定应适用的法律。

1.应由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专。
理由如下：适用属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是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使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前提条件。在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法律时，则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转让技术所有权的合同中，转让方的习惯居所地法或营业地法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转让技术使用权的许可合同中，原则上技术保护国法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但在保护国有多个时，技术主要利用地为保护国；在技术被许可给一个受让方在几个国家利用且都得到充分的利用时，被许可国法律为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许可方和被许可方有相同惯常居所、营业地、中心管理地或国籍时，其共同的法律为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许可合同明显与许可国有更密切的联系时，许可国法律为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⑦ 国际技术贸易的案例

案例讨论:据商务部统计，自1999年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以来，我国累计引进技术近5万项，合同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技术费达623亿美元，占合同金额的57.6%。2005年，我国为技术引进所支出的技术费达118.3亿美元，占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的62.3%，比1999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企业“重设备轻技术”的技术引进观念已得到转变，软技术在我技术引进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引进技术的质量明显改善。请问，我国在进行技术贸易的过程中，在稳步提高数量的同时，应如何逐步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 答案要点:
（1）当代经济竞争，已从资本实力转向技术实力，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我国引进外资的核心。
（2）我国要注重技术引进的同时，还要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
（3）日本走过的“技术引进 —— 消化仿造 —— 技术创新 —— 技术出口”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的借鉴。
（4）要着重于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应大力引进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项目，如电子、机械、仪器仪表、工业设备、医药、建材等。努力实现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改变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案例讨论: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培训日益增多，这些合作研究与培训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全球环境问题、区域环境问题、针对某一行业的环境保护技术和针对某种污染源控制的专项治理技术，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膜-生物反应器是一类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型废水处理技术。1996年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与日本三菱公司确定开展对膜-生物反应器的合作研究。该研究指在运用膜技术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废水水质特点和经济条件的新型废水处理设备。合作研究由日本三菱公司提供膜组件，由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实施研究。研究经费由双方共同筹措，研究成果由合作双方共有。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对膜-生物反应器的原理、反应器的结构、膜-生物反应器的运行过程中膜面堵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双方科学家在研究中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召开了膜-生物反应器的国际研讨会。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中试研究，取得了设计生产装置的基本参数。已设计出生产规模的膜-生物反应器，并在医院污水处理中应用，为膜-生物反应器在中国的推广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案例评析：
成功经验表明，开展国际合作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高环境意识和技术水平，更加有利于国际技术交流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关系的建立，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⑧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怎么处理

如果你有在国际上的知识产权纠纷，可以向国际知识产权仲裁组织提出上诉，但是回一定要自己收集好答证据，具体就是你认为侵权的厂家的信息与证据。要详细越好，但是由于跨国审理时间会比较长，采取时间也会比较慢，需要有一定耐心和实践经历，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不可以接受网上投诉，只能去现场接受申请投诉。

⑨ 国际技术贸易案例

1.案例讨论：某省某建设集团下属机械制造厂参加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本省一级公路养护设备摊铺机的投标。在此次国际招标中，招标文件规定投标语言为英语，具体规定为：“投标书和投标人与业主之间有关投标书的来往函电和文件均使用英文。由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文件和印刷品可为其他语言，但其中相关段落应附有准确的英译文，并且，为解释投标书，应以英译文为准。”然而，上述机械制造厂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报价表使用了英文，商务资料表使用了中文，技术资料表则使用了法文（该厂摊铺机生产技术从法国引进），并且其中、法语言部分没有相应的英译文。结果是，该厂因为投标书书写语言与招标文件规定不符而未通过商务审查。请分析此案的教训。
答案要点：本案的经验教训是：为确保物资采购或工程项目取得预期成效，招标人通常会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通过预审的投标人才能获得参与投标的资格。在制作投标文件时，要在保证价格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其它方面的竞争优势，比如专业人员素质、企业配套能力、售后服务等，争取以最优的组合实现中标。

2.案例讨论：肯德基所属中国百胜餐饮集团20日透露，肯德基在华将在地域和价格方面扩大特许加盟店的选择范围，以适应在华更多的市场需要。目前，肯德基在华餐厅达到1600家。据悉，肯德基在地域上扩大加盟店选择范围后，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苏州、无锡等合资公司以及浙江全省暂时未开放特许加盟业务以外，其余所有二、三线城市都将开放特许加盟。肯德基除了增加可供加盟的店数外，在价格方面也将有更宽广的选择。肯德基除了仍将提供发展势头强劲的餐厅外，还将增加开放一些发展较为平稳的餐厅。肯德基餐厅的购入费将有部分餐厅可能低至200万元人民币左右。 据调查，肯德基自1999年在中国市场开放特许加盟业务以来，仅优先开放了三、四线城市中发展势头猛的餐厅作为加盟选择，加盟餐厅的购入费虽依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但一直保持在800万元人民币左右。
案例评析：伴随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在甄选加盟者的过程中，肯德基发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良好学历背景的合格人才，符合加盟肯德基的条件。但由于他们的地点和资金上的限制，最终与加盟肯德基的机会失之交臂。肯德基希望通过在更多地区提供不同类型的加盟店，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创业机会，与加盟者取得双赢。近年来，为探索中国特许加盟的模式，肯德基在中国大陆采用“不从零开始”的特许经营，即肯德基将一家成熟的、正在营运的餐厅转让给加盟者。

⑩ 近几年发生的国际贸易纠纷的案例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中埃贸易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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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招标网 发布时间:2009.03.16 来源:驻埃及经商参处子站
近年来，驻埃及使馆商务处积极贯彻落实部党组指示，全力促进中埃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我对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双边经贸额连续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8年达到62.4亿美元。与此同时，两国企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贸易纠纷数量也有所上升。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多，风险加大。现将我处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关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和企业参考，请企业对埃出口过程中加强风险意识，确保交易安全，有效保护自身利益。驻埃使馆商务处将继续积极推动我企业对埃出口，并努力协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各种贸易纠纷。

案例一：与新客户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

2008年底，国内A公司通过网站结识埃及X公司，并约定向该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为见提单附件付货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随后将货装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货物发出后，X公司以各种理由强调经济困难，要求减价，并更改付款方式为风险度很高的银行汇票。X公司的行为导致我出口方进退两难。如同意对方做法，则一方面利润大幅缩减甚至无利可图，并且有可能完全无法收回货款，如不同意对方做法，由于货物已在埃港口，则须支付巨额的码头及相关费用。

案例二：不能确保收汇安全

2008年初，国内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属制品。合同约定买方支付25％预付款，余款于货物出港前支付。提单正本签发给买方。2008年2月收到预付款后，B公司即组织货源运至港口，但经Y公司多次解释付款困难，并保证尽快付款，B公司在余款未收到的情况下同意货物装船运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发觉货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余款至今未付，并拒绝与B公司联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无单放货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国C公司定购一批钢材，提单正本签发给卖方。合同约定买方支付30％预付款，余款见到提单COPY付清。货到埃及港口后，Z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货已被提走，余款迄今难以追索。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4.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结构升级，错位发展。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所占比重不高。我国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转变增长方式。在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5.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突破“非市场经济地位”创造更多实例。由于中国经济地位上升，周边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兴趣越来越大，只要我们运作得当，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逐渐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是有很大回旋余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善于利用WTO规则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要善于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