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损害dekunjing

A. 恶搞蔡徐坤打篮球视频被大量疯传并讽刺，工作室会怎么做

作为新一代的交通艺术家，KUN自出道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其中他的歌曲最具争议。很多网友表示听不懂甚至听不进去，但也有粉丝表示他有自己的特点。网民再怎么吐槽，也改变不了KUN的高人气和大量关注，以至于潘长江最近因为不认可KUN而遭受网络暴力，可见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就艺术家而言，他们的努力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即使是娱乐圈有经验的明星也会被别人讨厌。所以没必要在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前提下侮辱他们。不值得鼓励和传播。也有开玩笑的程度。恶意剪辑录制嘲讽视频，简直就是没有底线的恶搞。取笑别人的人即使在互联网背后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此你怎么看？欢迎留言！

B. 目前我国民法领域有哪些前沿问题

民法前沿问题

从各国和我国民法学研究的重点看，近年来民法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

一、公法与私法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民法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环境权的公法与私法保护、公法上的请求权与私法上的请求权、人格权的公法渊源和私法渊源、法律行为中的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物权法定原则中的强制与自由等。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妥善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直接对应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模式。国家与社会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促进国家的善治。任何一方的力量过小都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人类历史展现的逻辑。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政治冷漠、公共领域淡泊、公民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况下，尤其应注意这一问题。在我国，不能走强调私法自治而忽视国家作用的极端，也不能因为强调国家的推动作用和主动性而忽视了群众的改革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制度的形成总是社会自组织和国家推动合力的结果。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日趋壮大，吸纳能力增强，这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我国，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常识，但是，公法与私法关系的真正澄清和厘定，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民法学界有学者讨论过德国法关于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倾向，但大多数议论以宏观纵论居多，鞭辟入里、细致精微的微观问题分析较少。在一切部门法学中，民法学应是最擅长微观分析的学科。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更为细致的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如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某人被公安机关无端羁押，在决定赔偿数额时，应适用何种法律？如果对这类侵权行为都适用国家赔偿法，那么国家减轻其责任的合法性是什么？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有什么价值？

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引起公众关注的公法、私法交融的案件，如山东的受教育权被侵害案。对于本案，公法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民法学界相对寂然得多。民法学家研究的是私法问题，是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关注公众事务，似乎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担当，也是我们的职业（或许还是一种天职）。

二、大规模侵权、风险与赔偿

在西方，因为技术的有限性和经济效益的驱动，因为产品责任而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相当严重，劳动者和消费者遭受的损害也相当严重。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石棉造成的损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确认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但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替代材料，石棉在工业生产中仍然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瑞士的ABB公司1990年收购了生产锅炉的CE公司。这一收购将ABB公司带到了亏损的边缘。这是因为CE的锅炉产品使用了含有致癌物质的石棉为隔热材料，10万名接触过这种锅炉的人（不包括CE员工）对ABB提起集体诉讼。过去10年，ABB为此先后支付了8.65亿美元的赔偿，官司却仍未了断。日本的一些健康专家预计，因石棉导致的癌症大潮还没有正式到来，在未来的40年中，日本将有10万人死于石棉引发的各类疾病。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3月的电话讲话中，甚至还专门提到“滥用石棉损害诉讼”，呼吁要改革石棉官司的司法程序。

因为科技、权利意识以及救济技术等原因，中国的石棉损害还远远没有引起索赔风潮。但我国仍是石棉生产国，石棉制品仍被广泛应用。有专家指出，如不及时采取限制措施，石棉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的极大隐患。目前，我国比较多发的是矽肺，这也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损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矽肺的潜伏期不如石棉损害长。

大规模侵权涉及现代社会的风险分配问题。其各项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是一个风险分配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晚期工业社会则主要通过反思现代化、技术民主化、全球风险控制体系来控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还参与了掩盖风险真相的活动。风险分配的利益平衡必须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潜在损害发生之前，有关损害的知识几乎都为厂商所掌握，消费者和劳动者可能一无所知。吉登斯依据其对现代国家变迁中知识/符号系统功能的考察，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无法独立做出风险判断。但是，在损害发生后，消费者和劳动者则可能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这样，让厂商承担责任就在双方的信息获取能力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第二，厂商往往因风险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已被豁免了与技术有限性有关的责任，再免除其潜在损害的责任，社会政策上未免失衡。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劳动力的过剩、国家执法能力与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的不足，我国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几乎还处于“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和劳动者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无疑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很多人付出各种代价，成就了一个企业。第三，如果厂商不承担潜在损害的赔偿，可能会造成败德行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失范的时期。厂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至少可间接促进各种社会保障法以及产品责任法的适用。

大规模侵权还涉及许多问题，如公益诉讼的启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学科来研究，目前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我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C. 急急急，用经济法知识分析三鹿事件和金融危机

材料一：近期，甘肃等地陆续报告多起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 。现已初步查明，导致这些婴幼儿患病的主要原因是患儿服用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三鹿牌部分批次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材料二：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专题做出部署。一是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由卫生部牵头、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参加的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二是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三是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由质检总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场上所有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检验检查，对不合格奶粉立即实施下架。四是尽快查明婴幼儿奶粉污染原因，组织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婴幼儿奶粉生产和奶牛养殖、原料奶收购、乳品加工等各环节开展检查。五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严肃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和相关责任人。六是有关地方和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建立完善食品安全和质量监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食品消费安全。

9月22日，根据国家处理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 的请求。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免去其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蒙牛、伊利、光明液态奶中国名牌称号被撤销。

材料三，有关人士表示，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将对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除了短期内相关企业利益受损外，这一行业的竞争主体、产品结构、企业架构、供应链等都将发生变化。

探究路径

（1）运用经济常识的有关知识，分析上述材料。

①用商品的基本属性分析。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商品生产者要想实现商品的价值就必须重视产品的质量。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要想获利，必须严把产品质量。

②用价值规律的内容、作用分析。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要想在竞争中获利，必须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努力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走科技和科学管理之路。而三鹿奶粉等厂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没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生产价廉物美的放心产品，而是在奶中加进三聚氰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坑害消费者，以牟取暴利。

③用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有些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讲职业道德，一切向钱看，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市场的监管，打击不法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违法活动，确保消费者的利益。

④用市场经济的法制性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分析：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是指社会经济运行有健全的法制基础，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济活动依据市场经济的法规进行。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上。国家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法制性。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每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要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国家必须加强法律手段，使不法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机可乘。

⑤用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分析：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追求利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了一些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一己私利，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⑥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分析：

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是：一是依*科技进步，采用先进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二是采用现代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历练内功，走科技和管理之路。搞歪门邪道不但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葬送企业。

⑦用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企业的信誉、形象和不正当竞争有关知识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应该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任何企业经营者都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反对损人利己，敢于同制假售假、非法牟利、投机欺诈等各种违法经营行为作斗争。三鹿奶粉事件反映了一些企业的经营者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职业道德素质低下。为此加强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具有重要性。

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对企业的生存竞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信誉是指企业在一切经济交往中要诚实守信，反对失信和欺诈。企业形象是指企业的产品、服务在社会中留下的印象，以及所受到的评价和认同。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集中表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保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三鹿等奶制品企业在奶粉中添置三聚氰胺，置企业信誉和形象于不顾，导致其中国名牌称号被撤销。这些企业的做法属于不正当竞争。

⑧用市场交易原则有关知识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企业经营者能诚实信用，可以企业带来效益；相反，如果缺乏诚实信用，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非法销售，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又破坏了企业形象。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必须做到诚实信用，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事件回顾

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婴儿“肾结石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做出流向部署。国家质检总局已经派出调查组赴三鹿奶粉生产企业调查事故原因，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同类产品进行专项检查；工商总局加强了对市场上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督检查。卫生部已组织联合调查组开展该事件的调查处理，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可能由此造成的婴幼儿患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同时紧急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诊疗方案，其他相关部门也已采取相应措施。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已依法传唤了78名有关人员。

理论思考

首先，三鹿牌部分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这反映了不法分子采用假冒伪劣手段欺骗消费者，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互利原则，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体现了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但具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需要国家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坚持和优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可*保证。

其次，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做出流向部署，体现了国家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再次，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已依法传唤了78名有关人员，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使我国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协调有序的运行，必须将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等纳入法制轨道，促使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采取三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奶粉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奶粉的违法行为，净化奶粉市场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捍卫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基本要求。

最后，事件也说明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建设，无论是投资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需要树立自我负责的道德意识，既要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尽可能为社会、他人和自己都带来好处，又要笃守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使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文明和进步。

D. 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区别是什么

例如：你的银行卡就是个人信息，谁都可以知道，知道了并不触犯什么；但你银行卡的密码和卡里的金额就是个人隐私，别人是无权知道的，如果谁偷偷知道了，那就是触犯了你的个人隐私，就可以追究其责任了。
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包括个人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这个界定来看，它更多地涉及人格，故只要承认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那么，个人信息权应为一种人格权，而隐私权也是人格权，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比较法上来看，各国之所以没有解决好二者的区分，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权利在权利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具体而言，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以下方面具有以下相似性：
第一，二者的权利主体都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
从隐私权的权利功能来看，其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私人生活的安宁与私密性，因此，隐私权的主体应当限于自然人，法人不享有隐私权，法人所享有的商业秘密是作为财产权的内容加以保护的。同样，个人信息的权利主体限于自然人。因为个人信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家庭、教育、职业、住址、健康、病历、个人经历、社会活动、个人信用等足以识别该人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具有可识别性，即能直接或间接指向某个特定的个人。虽然在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中，相关信息的实际控制者可能是法人，但是其并非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主体。法人的信息资料不具有人格属性，法人不宜对其享有具有人格权性质的个人信息权，侵害法人信息资料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
第二，二者都体现了个人对其私人生活的自主决定。
无论是个人隐私还是个人信息，都是专属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而且都彰显了一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就隐私而言，其产生的价值基础就是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保护。如，美国学者惠特曼曾经认为，整个欧洲的隐私概念都是奠基于人格尊严之上的，隐私既是人格尊严的具体展开，也是以维护人格尊严为目的的。隐私体现了对“个人自决”、“个性”和“个人人格”的尊重和保护。而就个人信息而言，其之所以日益获得强化的保护，也与其体现了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存在密切关系，人信息常常被称为“息自决权”，同样体现了对个人自决等人格利益的保护。
第三，二者在客体上具有交错性。
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联系在于: 一方面，许多未公开的个人信息本身就属于隐私的范畴。事实上，很多个人信息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一方面，部分隐私权保护客体也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尤其应当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隐私同时具有个人信息的特征，如个人通讯隐私甚至谈话的隐私
等，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处理而被数字化，从而可能因具有身份识别的特征而被纳入个人信息的范畴。某些隐私虽然要基于公共利益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个人的房产信息在一定范围内要进行查阅，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信息不再属于个人信息，许多个人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如果说隐私权是应对新闻自由而生的，个人信息权则可以说是应对信息社会与信息技术而生的。
第四，二者在侵害后果上具有竞合性。
所谓竞合性，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可能同时造成对多种权利的侵害，从而形成多种权利受侵害、产生责任竞合的现象。一方面，随意散播具有私密性特征的个人信息，可能也会同时涉及到对隐私的侵犯。另一方面，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来看，侵权人多数也采用披露个人信息方式，从而与隐私权的侵害非常类似。所以，在法律上并不能排除这两种权利的保护对象之间的交叉，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采取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提供救济。
概括而言，个人信息与个人的私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个人事务的组成部分，只要不涉及到公共利益，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应该被尊重和保护，而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维护个人信息不被非法公开和披露等;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和个人生活安宁有直接关联，私密的个人信息被非法公开可能会对个人生活安宁造成破坏。在这种紧密的关联下，如何界分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反而显得更加必要。
三、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界分
隐私的内容主要包括维护个人的私生活安宁、个人私密不被公开、个人私生活自主决定等。在我国现今语境下，提到隐私，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私生活的秘密，而隐私权也通常被认为是“私生活秘密权”。隐私权特别注重“隐”，其含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其是指独处的生活状态或私人事务；另一方面，它是指私生活秘密不受他人的非法披露。与此相应，对隐私的侵害主要是非法的披露和骚扰。而个人信息权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包括个人对信息被收集、利用等的知情权，以及自己利用或者授权他人利用的决定权等内容#即便对于可以公开且必须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应当也有一定的控制权。例如，权利人有权知晓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向谁公开该信息以及他人会基于何种目的利用信息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法系学者将个人信息权称为“信息自决权”。
即使一些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存在交叉，但隐私权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秘密不被非法披露，而并不在于保护这种秘密的控制与利用，这显然并不属于个人信息自决的问题。与此相应，对个人信息权的侵害主要体现为未经许可而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主要表现为非法搜集、非法利用、非法存储、非法加工或非法倒卖个人信息等行为形态。其中，大量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都表现为非法篡改、加工个人信息的行为。
四、两者的保护
界分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区分不同的保护方式，换言之，在不同的权利遭受侵害时，为权利人提供不同的救济和保护方式。具体而言，两者的保护方式存在如下区别：
第一，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注重预防，而隐私的保护则应注重事后救济。因为个人信息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利益，还有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而隐私则更多地是涉及个人，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能超越私权的保护而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应重点规定个人信息而不是隐私。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采取注重预防的方式，主要原因还在于应在法律上实现信息主体和信息控制者之间的地位平衡，从而赋予信息主体以知情权和控制权#而对隐私权的保护则并未赋予权利主体类似的权利，因而其更注重事后救济。
第二，在侵害隐私权的情况下，主要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救济，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除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外，也可以采用财产救济的方法。由于个人信息可以进行商业化利用，因此，在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造成权利人财产利益的损失，因而有必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方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有时，即便受害人难以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根据“所获利益视为损失”的规则，通过证明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推定，从而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第三，隐私权保护主要采用法律保护的方式，而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则呈现多样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其加以保护。例如，对非法储存、利用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政府有权进行制止，并采用行政处罚等方式。对于网上所发布的非法发布不良信息或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政府有关部门有权予以删除。另外，在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有可能构成大规模侵权，但对单个的受害人来说，损害又可能是轻微的。所以，它会形成一种集合性的、针对众多人的大规模损害。对于此种损坏，由于其侵害的微小性，单个的受害人往往势单力薄，也往往不愿意要求加害人承担责任。对于此种诉讼动力不足的情况，需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去追究侵害人的责任，保护公共利益。
当然，由于许多个人信息本身具有私密性，而许多隐私也是以个人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当某种行为侵害他人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时，有可能导致同时侵害这两种权利，从而构成侵权的竞合，受害人可以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式加以主张。例如，随意散布个人病历资料，既侵犯了隐私权，也侵犯了个人信息权。
但整体而言，个人信息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隐私信息的范围。正是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将个人信息权单独规定，而非附属于隐私权之下。对于个人信息权的总体性的确认规范可以交由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来完成，但是对于其具体细节性规范内容，未来则应当由立法者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样一种民事特别法予以规定。

E. 大规模侵权

尽管现行的民事诉来讼自法规定了共同诉讼、集团诉讼，但是我国司法政策对于大规模诉讼一直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尤其是“群发性事件”，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民事纠纷，更重要的是已经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故而，在此类事件中，行政力量显然要高于司法力量。（三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救济方式主要是赔偿，但由于受损个体复杂，一般都是一揽子赔偿方案，但这也造成受损者进一步追偿的可能性。

F.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

公司人格否定的概念
公司人格否定（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在广义上是指对公司人格的彻底剥夺，从狭义上仅是指于特定法律关系中予以否认公司人格。而后者在英美国家又通俗地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有的学者认为公司人格否定的概念在逻辑上是混淆了公司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两个概念。
本节仅是从狭义的角度阐述公司人格否定，即当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被公司背后的股东滥用时，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将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视为一体并追究其共同的连带法律责任，以保护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关利害关系群体的利益。
正如日本学者鸿常夫指出的，"所谓法人格否认的法理，是指按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当认为某公司所保持的形式上的独立性违反了正义、平衡的理念时，或者公司所具有的法的形式超越了法人格的目的，非法地加以利用时，并不全面否定公司的存在，而是在认为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针对特定事例，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以保障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一视同仁的地位"。
按照目前国内学者的概括，"公司人格否认"的基本特征是：公司业已合法取得法人资格；公司人格否认仅存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是典型的个案否认，不及于公司与其他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之评价；公司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追偿股东之责任，希望籍此突破股东有限责任的局限，在股东与公司之间进行责任的再分配。公司人格否定的效力是对人的，而非对世的，是基于特定原因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美国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为适用法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依据，并把该法理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事后的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事先的预设。德、日在继受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的同时却倾向于尽量限制和缩小该法理的适用范围，强调该法理是以成文法上的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为基本法律依据的，并力图将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的适用类型化，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强调其理论体系，具有完备的特点。但是，两大法系国家在适用公司法人格否定时毕竟都以公平、正义的法理念为最基本的遵循原则。
公司人格否定就是在人格独立实现一般正义的基础上实现个别正义，切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救济手段。

二．公司人格否定的适用

（一）英美国家判例中对公司人格否定的适用

"揭开公司的面纱"原则是为了在公司形式的正当利用和错误滥用之间保持一个道德平衡。一般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作为例外而适用的原则。这在英美的判例法中运用的比较多。著名的1905年美国诉密尔沃冷藏运输公司一案中，法官认为："公司形式不得被用来破坏公共便利，或使不法正当化，或用来维护欺诈、保护犯罪，否则法律将视公司为数人之组合。"有关"欺诈行为"(fraud)；"非法行为"(i11egdity)；"虚伪陈述"(misrepresentation)以及"公平"(equity)等都是美国各州的判例法所确立适用的理由，具体说来有 ：

1．"另一自我"(alter ego)
"另一自我"的理论适用于股东对公司实施了广泛的控制，且在实际上股东与公司实体没有真正分离的场合。法院所审查的因素有：股份由少数股东持有，没有发行股票；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合等未能符合足够的公司形式要求的；股东以公司的现款偿付其自身债务；把公司财产广泛使用个人目的的；这些也是公司与股东的资产不易区分的事实，都可以认为是"另一自我"的证据。股东不能遵循公司传统的要求如保持公司记录、召开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等，也是法官审核的因素之一。

2．出资不足
如果公司的财务不足或薄弱，股东须承担无限责任。公司初始设立时的资本和资产应当足以运营公司的正常业务以及支付可合理预见的将来债务。出资不足的典型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设立空壳公司（Shell Corporations）。该理论要求股东必须诚实地出资，这与公司在设立后经营损失致使财务不足不是一个概念。

3．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
法庭在下述情况下有可能让母公司负责偿还子公司的债务：母、子公司之间交易的条件不公平，故意将亏损留在子公司，利润上交给母公司，使子公司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外壳；子公司向外界宣称是母公司的一个部门或办事处，导致与子公司交易的客商产生错觉，以为交易的对方是实力雄厚的母公司，一旦子公司倒闭，债权人就得不到赔偿；子公司的资本不足，这样就有可能将公司经营所涉及的风险转嫁给与公司交往的公众和整个社会；董事会成员和高级职员在母、子公司兼职，同时有几个头衔，如果在与客商交往中担任的角色不明，就会导致外界以为某一个人是在代表母公司或同时代表母、子公司。
在"刺破公司面纱"的问题上，公司的股东是另一个公司话情况将更复杂。如果股东是自然人，公司的面纱被刺穿后股东必须以个人财产偿还公司的债务。如果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面纱被刺穿后，母公司必须为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如果母公司的资产还是不够偿还子公司的所有债务，法庭还可能进一步审查母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决定是否再刺穿第二层面纱，让母公司的股东以个人财产偿还子公司的债务。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司人格否定的适用

由于我国对公司人格否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主要依靠司法审判的实践作出的一些解释。因此，应当从具体的个案中总结一般的法律原则，逐步的完善相关的立法。下面列举的一些情况，有的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有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1．如果投资人出资不到位而未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金标准，但是又领取了营业执照，这时候相对债权人因纠纷而起诉公司，出资人是否承担无限责任。对于这种出资瑕疵情况，一般承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公司首先应当以其资产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不能承担的，由公司股东在未缴纳范围内承担。这实际上股东承担的是资本的充实义务。

2．对于在公司停业或清算时，出资者尚未缴清其认缴的出资或股份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尚未清理完毕而公司被注销。这实际上是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这时应当允许债权人直接向股东追索。

3．关于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法》第209条仅规定了行政或刑事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其民事责任也应按照上述的原则追索股东的责任。

4．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又不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企业的法人资格不予认定。这就是说，在企业未被撤消或者歇业的情况下，可以否定法人格。

5．对于公司还未注销、而股东作为清算主体又不尽清算责任时，应当否定公司的法人格，由股东承担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在前述情况下，关于要求法院判处股东承担清算责任，已经有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关键是股东不尽清算职责时是否应当承担无限责任的问题。这方面的争论主要是两种意见，一是无限责任，即全额赔偿企业的全部债务；二是有限责任，即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或者是其不尽清算责任造成的损失范围内赔偿。

6．对于欺诈或利用法人名义从事违法活动的，例如为逃避债务抽逃、转移、隐匿公司财产等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追究股东的责任。

G. 法人有限 责任是

法人有限责任指的是：法人无限责任、股东有限责任。

这是有限责任的本质。法人以其人格（财产基础）保证偿还债务。如果不能偿还则破产（相当于死）。所以债务对于法人来说是无限的。

但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所以对股东来说是有限债务。

不要片面的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就以为法人有限责任。还不了债法人要没命的。

当然新公司法规定了“法人面纱制度”某种程度上使得股东有限责任也打了折扣。

详尽内容够写一本书，建议你读读专著。

刚刚找到一篇论文，转发给你：

论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

在公司治理中，供应商、消费者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等都是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公司治理的，因此，如何保护债权人，平衡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是公司法的一个重大课题。现代公司制度赋予股东有限责任保护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选择。而股东受有限责任保护，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存在固有缺陷及局限性，有限责任不可避免会被滥用。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冲突就集中表现在公司控制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滥用控制权，转嫁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的问题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因为各国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不同，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与选择也就不同，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并不是解决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唯一手段。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取决于合同与公司立法等事前制度安排的完备性程度，其本质上是要克服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固有的缺陷，解决事前防范机制的不完备性，通过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对控制股东的适用，追究滥用有限责任的控制股东的民事责任，为因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而受到损害的债权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法律效力来看，它并不影响公司法人格地位，也不影响其他股东依照公司法享有的有限责任。因此，从其本质内涵上来说，美国“揭穿公司面纱”、德国“直索责任”和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概念都不能准确表达其本质含义，容易引起误导。

在司法实践中，在维护股东有限责任价值与保护债权人权益之间如何掌握一个最佳平衡点，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实践中的做法也有很大不同。如美国“揭穿公司面纱”理论有工具说、替身说、欺诈说、代理说、企业整体说等学说；德国“直索责任”理论有主观滥用说、客观滥用说和法律规定适用说；日本“法人格否认”理论有中义说、狭义说和广义说。尽管其理论依据及适用的范围与条件有些不同，但本质上这些制度都是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追究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法律责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英国则把法律调节的重心放到董事身上，通过加强董事责任防止有限责任被滥用。从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条件看，控制股东是被追索对象，判断是否是控制股东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股权结构，二是从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保护对象是债权人；客观要件是控制股东有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并造成公司部分或全部丧失偿债能力；主观要件争论焦点在于对欺诈或恶意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果关系上要求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和债权人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集团公司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出于战略统一安排的需要，控股公司之间经常性通过关联交易安排在集团内部进行资产和利润转移，调节资源的分配。集团公司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为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提供极大的便利，这就给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在集团公司越来越多被广泛地用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学界有人提出“企业说”，主张将集团公司看成是单一的法人，将集团公司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债权债务合并到集团公司进行处理，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对控股公司的适用。目前，这一主张已被有些国家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所接收。

长期以来公司被看作是为股东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社团组织，在公司治理中，消费者和劳动者以及社会公众被排除在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司越来越多被看作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其存在与发展关系到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他们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越来越多地受到强调。在这种背景下，当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因为控制股东滥用其对公司控制权而受到侵害时，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也就越来越多被用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与公司供应商或贷款人等自愿债权人相比较，在保护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上，法院在适用股东有限责任例外上更为严格。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由于公司文化基础薄弱，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低，加之我国大多数公司都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股东有限责任滥用现象因此而日渐增多，集中体现在逃废债现象上。在打击逃废债的过程中，我国也逐渐确立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制度，但远不够完善，需要在公司治理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完善。要解决一问题，充分发挥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价值，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有必要借鉴国外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制度方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好的做法，将其纳入公司立法，并明确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

一、股东有限责任例外概述

（一）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价值

19世纪发明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20世纪早期充分展现，有限责任为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规模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们充分意识到了股东有限责任的价值所在，将其与蒸汽机和轮船同誉为工业革命的三大发明。美国学者菲利普·布鲁贝尔格（Philip Blumberg）就指出：“（历史）会将有限责任原则发明人与瓦特和史缔芬和其他工业革命先驱同样的荣誉。” 美国法律史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更是在评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将其看作是美洲大陆得以开发的制度基础，他认为：“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来对这个大陆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 总结人们的种种赞誉和评价，股东有限责任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企业家精神发挥创造了条件。因为有限责任的保护，投资者可以放心将它们的投资交给企业家营运；而创业企业家更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外部投资的支持，充分发挥其创业、经营管理才能。

2、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有限责任有利于企业融资，吸引投资，将民间的闲散资金转化为资本，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马克思对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高度评价：“假如必须等到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3、有限责任促进了风险创业资本市场的形成，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经济学家戴尔芒德说：“希望获得的利润越大，则风险也越大，只有在投资的预期利益超过预期的风险时，才能促使投资者投资，要预测和减少风险，就要靠限制责任的办法实施。”如果没有风险资本，就没有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而如果没有有限责任，就不可能出现风险投资家和风险资本。美国之所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占据绝对竞争优势，离不开纳斯达克创业板资本市场的支持。

4、方便股份的自由转让，使资本市场成为可能，降低了投资者的监督成本。美国学者波斯纳（Posner）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公司法上有限责任规则是最佳的任意性规则，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公司的股份可转让性，投资者只需在其投资的范畴内承担责任。由于有限责任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进入与退出的交易成本，从而使资本市场得以形成，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选择成本较低方式参与公司治理，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而不是成本昂贵的用手投票。

5、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公司管理与监督的专业化。这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的作用打下了基础。同时，有限责任限制了投资者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规避和降低其风险，无须依靠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就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不仅降低了股东监督成本，通过将企业经营管理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也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6、企业治理结构标准化。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标准化和模块化，通过公司章程标准化，减少了交易成本。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董事权利义务的界定都标准化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也都标准化了。企业选择某种形式，就自动套用这些标准格式，降低了企业成立、营运的交易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有限责任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限责任制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多被推广运用。近几年，欧美国家公司法都普遍认可了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美国许多州有限责任公司法也赋予了合伙企业有限责任。这些立法实际上是对有限责任价值的进一步肯定，通过对有限责任的扩大运用也必然进一步使有限责任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

（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本质内涵

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从其创建之日，就伴随着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股东有限责任必然导致公司的独立责任，公司股东不再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无法直接从股东那里获得债务清偿的保证，这就为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滥用公司法人格，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债权人创造了条件。因此，从有限责任制度确立之初，债权人就不断对股东的有限责任提出挑战。在19世纪末，当企业大规模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普遍推广应用时，控制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的现象非常严重，美国法院越来越多地不顾公司的法人格（disregard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直接判令控制股东就公司债务直接对债权人负责，法院形象将这种做法称之为“揭穿公司面纱”（lifting the corporate veil）。美国判例法“揭穿公司面纱”后来被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借鉴，从而使其成为判例法上直接追究股东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究其实质，美国揭穿公司面纱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为得不到清偿的债权人提供的一种救济。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把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混同于公司法人格的否认，我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时，多是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如出资瑕疵、公司设立无效等。虞政平博士则提出了“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概念，主张用该概念来取代含糊不清用得过滥的“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他提出：“所谓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是基于法律认可而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适用的制度。” 这一概念与法人人格否认比较，表达了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当股东有限责任被例外适用时，公司之独立责任亦相应地被限制或排除适用；二是股东不受有限责任保护，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甚至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排除的是公司独立责任适用和有限责任对股东的保护，股东有可能承担补充责任，也可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与法人人格否认不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股东有限责任的正当发生为前提。设立中公司的行为人责任，设立无效公司的行为人责任、董事管理人员的职务责任和非有限责任型公司的股东责任都不属于这一范畴；2、以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为例外。即并不是完全否定股东有限责任的合法性，并不是完全否定股东有限责任保护的法律内容，而且这种排除或限制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安排；3、不仅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设立，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可以用来保护债权人以外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

他还分析了人们对法人格否认误解产生的根源。他指出，人们混淆了公司责任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关系，是因为股东有限责任才产生公司的独立责任，并非是因为公司独立责任而产生股东有限责任，因此，排除股东的有限责任的保护才必然导致公司独立责任的排除，而不是公司独立责任的排除而导致股东有限责任保护的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被限制或排除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公司独立责任并非公司法人人格必然的附随产物，而是完全凭借着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支撑，正是由于股东有限责任保护股东不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故公司之责任由此走向自负其责的独立状态。由于人们经常将公司的独立责任视为公司法人人格的必然组成部分，故当公司因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而限制或排除其法人独立责任之适用时，人们便认为公司的人格因此亦被否认。事实上，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既不以公司人格否认为前提，也不必然导致公司人格之被否认。同时，他提醒人们注意公司法人人格独立与有限责任之间因果关系，“公司法人人格并不等于法人责任的必然独立，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乃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形成与支撑。” 因此，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并不必然会导致有限责任被限制或排除。有的公司法人的股东承担的并不是有限责任。美国直到20世纪初，股东承担两倍或三倍于其出资的责任，或承担比例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都一直存在着。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责任非独立型、责任半独立型和责任补充型法人的存在。

笔者同意这种看法，法人人格否认确实是一个容易引起误导的概念，“逻辑矛盾和概念含混”， 没有表达出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本质内涵，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这一概念则更为准确。

美国从来就没有在学理上给该制度一个精确表达的概念，使用的都是些模糊的比喻性概念。如“揭开公司面纱（lift the corporate veil）”、“刺穿公司面纱（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在判例中，法院使用形象性的概念也随心所欲，并不限于“面纱”这一种表达，还有如“工具（instrumentality or tool）”、“缓冲器（buffer）”、“壳（shell）”、“傀儡（puppet or mmy）”、“替身（alter ago）”、“化名（alias）”、“外衣（coat）”等等。日本在引进美国这一判例法制度时，使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一概念，有可能是英文文献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的误译，该表达直译应为“不管法人资格”，也就是说，揭穿公司面纱是因为控制股东的行为与债权人遭受损失直接相关，而应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对控制股东的适用。相对而言，德国的“直索责任”这一概念，在对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本质含义的表达上要比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美国“揭穿公司面纱”概念清晰得多。但是其缺陷在于，“直索责任”也容易被误认为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根本否定，而不是例外适用。而事实上，德国直索责任的适用是要受到严格条件限制，它也不是从根本上否认股东有限责任。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揭穿公司面纱、日本法人格否认和德国直索责任概念上容易引起混淆，我国在引进这一制度时，不宜生硬照搬，使用“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 更能准确表达这制度的本质含义：1、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是针对特定股东的行为对债权人提供的一种法律救济，例外适用并不影响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效力，而只是针对滥用有限责任的控制股东；2、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是一种财产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平衡控制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格转嫁经营风险和成本，侵蚀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概念强调对有限责任的尊重，适用上要受到公平与效率原则严格的限制，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捍卫现代公司法的基石????股东有限责任，而不是否定。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承认有限责任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功能，但同时也承认有限责任滥用可能将公司不当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和社会的内在缺陷和局限性。为克服和消除这种缺陷及局限性，一方面，要积极通过完善和改进公司治理促使股东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内在化，另一方面，通过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的适用，为公司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法律救济，制裁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平衡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的适用是对有限责任滥用的矫正，本质上是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因此，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应受到严格限制，其终极目的是要维护有限责任，充分发挥有限责任的价值。

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

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事过度冒险的经营活动。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控制股东为实现自我盈利最大化，利用债权人提供的信用支持从事风险过大的投资活动，从而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

2、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利益输送，侵蚀公司的财产。控制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不对等的关联交易，如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关联担保、价格转移等手段将被控制公司的资产转移到控股公司或关联公司，从而将被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就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3、过度分红，导致公司资本不足。控制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高额现金分红套现，抽干被控制公司，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被控制公司的债权人。

4、侵权和欺诈。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从事违法行为，侵犯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或诈害债权人，谋取非法利益。

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是内在的，是有限责任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股东很有可能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将公司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转嫁给债权人。如果不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直接追究公司股东的责任，该缺陷及局限性就难以克服和突破。

（二）事前防范机制——合同和法律的不完备性

1、合同的不完备性

股东有限责任对于自愿债权人来说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任意性的。通过合同安排，自愿债权人可以强迫公司接受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的交易条件，自愿债权人还可以通过其他合约进行分散或规避风险，如保险、分散投资等，但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了这些事前安排都无法有效遏制公司或控制股东对有限责任的滥用。如就过度冒险而言，对于那些对信用有持续需求的公司来说，出于维护信用的考虑，公司会主动避免从事风险过大的活动，但对于那些本来就想退出的股东来说，合约安排就很难对它们起作用。再者，合约安排不适用于公司非自愿债权人，对于侵权行为受害者来说，它们没有机会与公司或股东进行谈判。这就成了一些人攻击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焦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汉斯曼（Hansmann）和卡瑞卡门（ Kraakmn）就提出，对于公司的侵权责任，股东应当以按股份比例承担无限责任以解决侵权风险外部化的问题。在20世纪，大量工业灾难不断发生，许多公司不顾公众安全，污染环境，放任有缺陷产品流入社会，严重威胁到广大消费者和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上述两位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有限责任，他们认为，是有限责任鼓励公司经理们冒不适当的风险。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股东有意或无意地放纵公司经理们的行为，从而导致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因此，他们提出，在公司侵权行为中，应当将有限责任废除，让股东按照其所占的股份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就迫使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遏止经理们的不当行为，防范侵权风险的发生。事实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直到1931年才修改1879年州宪法，取消股东按比例承担无限责任制度。在历史上，美国有六个州要求股东就未支付的薪水对雇员承担无限责任，纽约和威斯康辛迄今仍然保留这一制度。从1865年到1932年，美国联邦和州法律都要求银行股东按其出资比例的双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如果法律取消有限责任，当事人之间还是可以通过合同的安排来接受有限责任的安排。但这种主张一提出来就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第一个理由就是，即便是可以通过合同作出有限责任的安排，但交易成本也异常的高。反对第二个理由就是，无限责任对于债权人与股东而言，都是无效率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反对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即便有限责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有限责任缺陷及局限性所带来的成本远远低于其产生的价值。这些赞成有限责任的学者认为，有限责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侵权风险外部化，如果有限责任股东获得价值超过侵权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收益再分配来解决这一问题。

虽然废除有限责任制度的意见确实过分偏激，但通过债权人自行通过合约安排来解决有限责任外部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即便是通过合约安排能够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谈判和监督合同执行的成本也可能非常的高。

2、事前防范法律机制的不完备性

合约的安排最终仍然是要股东放弃有限责任，所以最终仍然会损害有限责任的价值，而且，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交易成本非常高，且不适用于非自愿债权人，因此，在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前提下，就法律技术面上说，克服有限责任局限性无非两种选择，一种是事前防范法律制度的保障，另外一种是事后救济制度。事前防范法律机制就是建立和完善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制度，强制公司各相关当事人遵守，防止股东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事后救济就是在股东有滥用有限责任行为的情况下，准许债权人通过司法救济渠道获得赔偿，通过法律强制制裁相关责任人的不当行为。

实际上，自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确立以来，债权人保护就一直是公司法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公司法框架内，有许多制度安排都是可以用来防范有限责任外部性，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如信息披露制度、维护公司资产真实和完整制度、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重大利益决策的制度。这些制度都立足于克服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维护债权人利益。

尽管如此，法律事前防范制度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完全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要充分释放有限责任的价值，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又要克服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防止给债权人带来额外的风险与成本，克服合约安排和事前防范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性，有效平衡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为债权人遭受损害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事后救济机制

根据公司控制权掌握来划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种：管理层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前者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公司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管理层，后者公司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控制股东。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中，由于股东与管理层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有关的法律制度安排重心也就各有侧重，法律责任在各治理主体，即股东、董事等分配上也就有所不同。事后救济机制一方面是要为受害人提供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是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通过责任的威慑和制裁迫使公司控制人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

从理论上来说，就消除股东有限责任的外部性来说，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和股东责任制度都能够达到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的目的。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到公司董事头上，让董事对有限责任滥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那么董事就会被迫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抵制公司大股东不当目的之追求，另一方面，会加强对公司经理人员的监督，防止任何有不当损害债权人的行为，从而可以有效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避免遭受法律的制裁。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实到股东头上，因为存在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威慑，公司控制股东必然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加强监督管理，防止任何滥用有限责任行为的发生，避免因损害债权人利益而被债权人追索。因此，就事后救济机制来说，存在着有两种不同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来达到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也可以通过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适用，直接追究股东责任来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选择。但其最终目的来说，都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充分发挥有限责任价值，同时又能够有效防止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

在实践中，在治理有限责任制度滥用上，美国事后救济制度的重心是股东，主要依靠揭穿公司面纱制度来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追究控制股东的责任；日本借鉴美国做法，确立了法人格否认制度；德国也采取类似做法，确立了直索责任制度。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把法律调节的重心落实到了董事的头上，影子董事制度、破产法上的董事欺诈或错误交易责任等都是以董事责任为中心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详情请参见第三部分对英美相关制度的比较）。目前，上述各国这些制度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如何完善这些相关制度，仍然存在各种看法。

1、建立以控制权为基础（control-based）的责任制度。以控制权为基础确定股东责任的方法是密西根大学门德森（Mendelson）提出的。他认为，对于控制股东而言，其获得信息成本相对较低，对管理层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公司获得利益也更大。因此，不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影响是不同的，控制股东可以更有效地遏止管理者规避风险的行为，也容易滥用控制权，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股东从公司经营活动中获得特别利益，即控制权租金（control rent）。那些有能力控制公司行为的股东应对公司侵权或违法行为

H. 求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法律论文若干！

http://www.fydxw.com/jjlw/28-1.html http://www.law158.com/news/info/3/2008102/26904.shtml http://www.lawpass.cn/xiezuo/69.html http://www.51cmc.com/article/200809/20080920152815869235.shtml

I. 版权局将对大型网站进行重点监管了吗

据报道，日前国家版权局负责人表示，“剑网行动”不断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回度，五年来，全国各答级版权执法部门共查处包括网络案件在内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22568起，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3908个。

希望所有人的版权意识可以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