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期限

㈠ 明朝充军这个刑罚的问题

没有，明朝的充军分六等：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又分为终身和永远两种情况：终身是指到充军人自身死亡时为止；永远是指罚及犯人的子孙，永远没有期限。
明朝是卫所制度，代代为兵则子孙后代代代为兵且
讲究以文统武，武将地位不高。
且那时的武将要成为正式将领，都要参加武举，像俞大猷，戚继光等都是武举出身。犯罪充军本身就是污点，成不了大官的。
不过宋朝倒是有狄青，汉初有黥布。

㈡ 亚陆风云大明复兴华夏那个决议怎么修改文件把时间限制取消，不用等到1644年才能成立大明帝国了。

这游戏又不好玩，推荐你去玩骑马与砍杀之16世纪北半球。可以选择大明一统世界。

㈢ 明代七品官一年俸禄是多少

明代俸禄制的形成
明代俸禄以品级制度为基础，其共分为十八等，实行年
俸、月俸双轨制。明代官员俸禄制度的确定最初始于洪武四
年(1371年)。是年，明太祖命中书省、户部制定文武官员的
俸禄标准，规定：“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
九品六十石，从九品五十石。省、部、府、县、卫、所、台宪诸司
官验数月支。” 作为俸禄制度的补充，明初沿用历代做法，
“听武臣垦荒为业，文吏悉授职田”。 洪武十三年，重定内外
文武官岁给禄米、禄钞之制，“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
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
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人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
石”。0明太祖在给户部的敕书中指出：“稽古建官，略知等第，
其依品级次第.. 朕观古今之无品也，则以禄为式，是尚质
量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与文质之道，虽华朴之有殊
亦模范之可径，守之不紊，履之不烦。今之任官烦资，食禄法
品，勒石昭示，命户曹司之，毋紊轻重之条，依期而给与之，斯
之公良哉，故兹制谕。”④这一年，明太祖普遍增加了俸米岁
额，从五石到二百石不等。同时，因“大明宝钞”的发行按官
品增加了禄钞这一项目，所增加的禄钞从3O贯到300贯不
等：正一品至从四品均300贯；正从五品150贯；正从六品90
贯；正从七品60贯；正从八品45贯；正从九品3O贯。史载：
“洪武时，钞一贯，抵米一石。”⑤随着政权的逐步巩固和经济
实力的不断增强，明政府有条件改善官员的待遇，增俸的范
围开始扩大，幅度也大为提高。综合洪武时期来讲，此次官
俸定制应是官员生活较为宽裕的一个时期。
明代官俸制度的最终确定乃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先是
对公、侯、伯的俸给制度进行改革，“令公、侯、伯皆给禄米，论
功定数，责成他们各归旧赐田于官”⑥，废除了明初“勋戚皆赐
官田以代常禄”⑦之制；其次，把核定官俸与文武官员的品、
阶、勋相结合，根据官制统一按月发放官俸，规定：“正一品月
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
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
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
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 这次俸禄改制与洪武十三年

㈣ 明朝为什么会走向灭亡

与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灭亡的不同之处——财政危机 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财政危机：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旱灾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㈤ 中国历史上使用年限最长的年号是什么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不仅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标志，同时也影响着周边许多国家，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与中国接壤的朝鲜了。作为中国最忠诚的藩属国，朝鲜王国除中国处于战乱和分裂时期之外，一直在使用中国封建王朝赐给的年号、颁发的历书。如朝鲜李氏王国从太祖、定宗到光海君、仁祖，无一例外的尊奉明朝为“正朔”，所有文书也一律使用明朝皇帝的年号。 一般说来，国家灭亡以及皇帝去世，年号也随之终结。但明朝皇帝朱由检自杀殉国，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崇祯”年号，不但没有被尘封，反而一直被朝鲜李氏王朝所使用，加上朱由检在位时的十七年，前后累计超过二百年。“崇祯”年号的使用时间，远远超过了在中国清朝时期被使用了六十一年的“康熙”年号，堪称被中国皇帝年号使用年限之最。 明朝灭亡之前，朝鲜李氏王国鉴于清廷军事和政治上的胁迫，被迫俯首称臣，成为清朝的藩属国。虽然换了新主子，朝鲜王室却对满清政权不大“感冒”，相反更加怀念旧主。他们视清廷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孝宗甚至以光复大明为己任，倡议北伐。他曾对大臣们说：“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后来，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加上清朝连续出现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执政，北伐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受清朝统治，使用什么年号纪年，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对此，不忘故主的朝鲜王室表现的有些阳奉阴违，除了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使用清朝皇帝年号外，其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地方官上的疏章、笺文也如此。据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记载，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中，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其刻书所用年号则标以“崇祯后××年”。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除了继续使用“崇祯”年号外，李朝国王对明朝皇帝年号的尊崇也达到了极点。无论是文书、古印，还是马牌、御画，只要有明朝年号，一律收集整理，予以珍藏。同时，朝鲜李氏王室对于明朝的各种追思活动也与日俱增。仁祖时，每逢重要节日，宫中都要行“焚香望阙之礼”；肃宗时，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之后又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1749年（乾隆十四年），李朝王室又以明朝太祖（洪武）、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都会进行，一直延续到李朝末年。

㈥ 所有明朝皇帝及其在位时间

太祖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 年号洪武(1368年-1398年) 孝陵 30年
惠宗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 朱允炆 年号建文(1399年-1402年)待考 3年
成祖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棣 年号永乐(1403年-1424年)长陵 21年
仁宗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朱高炽 年号洪熙(1425年) 献陵 1年
宣宗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朱瞻基 年号宣德(1426年-1435年)景陵 9年
英宗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朱祁镇 年号正统(1436年-1449年) 天顺(1457年-1464年)裕陵 18年
代宗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朱祁钰 年号景泰(1450年-1457年)景泰陵 7年
宪宗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 年号成化(1465年-1487年)茂陵 22年
孝宗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佑樘 年号弘治(1488年-1505年)泰陵 17年
武宗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照 年号正德(1506年-1521年)康陵 15年
世宗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 年号嘉靖 (1522年-1566年)永陵 44年
穆宗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垕 年号隆庆(1567年-1572年) 昭陵 5年
神宗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翊钧 年号万历(1573年-1620年)定陵 53年
光宗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 年号泰昌(1620年)庆陵 1年
熹宗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朱由校 年号天启(1621年-1627年)德陵 6年
思宗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朱由检 年号崇祯(1628年-1644年)思陵 16年
安宗 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 朱由崧 年号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1年
绍宗 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朱聿键 年号隆武(1645年-1646年) 隆武陵 1年
文宗 贞天应道昭崇宁文宏武达仁成宣闵孝节皇帝 朱聿鐭 年号绍武(1646年)绍武陵 1年
昭宗 应天推道敏毅恭检经文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朱由榔 年号永历(1646年-1662年) 永历陵 16年

㈦ 明朝有五个独特的规定，让官员恨之入骨，却让百姓拍手称快，是什么规定呢

腐败标准低，官员只要贪污达60两以上就立刻杀掉，因此很多人被杀掉，也牵连了少数无辜。百姓对此拍手称快，官员却心有余悸。朱元璋得民心的很大原因就是他洞悉百姓的心思，他出身于百姓，自然明白百姓的苦楚和不平，这才采取了各种措施通过约束官员的行为来保证百姓有话说得出，辛苦不白付。

还有重大死刑冤假错案的追究与责罚，死刑要进行复审，所有的死刑大案都要进行朝审，而且将朝审的期限从两天改为了两个月，京城的死刑犯甚至可以陈词，一旦错判，此前的判案人员全部都要追究责任，这也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一系列举措可谓是深入民心，故此朱元璋受到了百姓热烈的拥护。

㈧ 清朝皇帝多“明君”，明朝多“昏君”，为什么明朝还能有两百多年的国祚

原因，如果最终成为皇帝，每天结束都像工作一样，每天处理各种杂务，只能说皇帝太累了，就像玩游戏一样，有一种失败叫做失败游戏。所以不能说明朝皇帝是坏的，只能说明朝皇帝比较繁荣，比较不专业，事实上，大多数明朝皇帝都能做到。至于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能打成平局，事实上，有很多原因。

明孝宗诸君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最忠贞的一位君王，一生只娶一位妻子，不近于中庸的明孝宗执政18年，在这个明朝又恢复政治明晰，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的时期皇帝与大臣和谐相处。万历大臣朱国桢高度评价明代孝宗: 「三代之下，他被称为贤主、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明神宗年间，在内阁大臣张居正与掌印宦官冯宝的内外合作下，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政治腐败、边防松散的局面，使明朝社会大为振兴，张居正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明朝的中央集权，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改善了国防状况。不幸的是，这种情况

㈨ 假如明朝一直延续到1850年。那么还会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吗我想不会，那么满清算是失败的政府吧

鉴于我们讨论的是假设的历史，这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为可知性。在这里，我对楼主的看法有异议，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发生的。对于满清政府失败不，我举双手表示认同。分析如下：
首先，要希望八国联军和日本侵华不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大明改变东亚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怎么改变？我觉得，指望大明在军事上主动进攻，并且给予英国和日本沉重打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由中华王朝长期以来形成的安内御外的风格有很大关系。英国和日本在近代以来对他国的军事行为都是基于对彼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才下定决心一战，也就是说，大明要想不被入侵，只有己身足够强大才能震慑群敌。从16世纪以来，世界强国的崛起之路都无一例外地走上资本主义或类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借助该先进社会模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资源，科学技术等推动国家建设。大明相比于满清虽说有商业文明抬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以及思想相对开明，禁锢迫害少等优势，但这些对于改变大明整体的国家面貌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或者说发挥效用较慢，尤其是考虑到大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可参考海禁），并不像唐宋那样高度的对外开放，兼收并蓄，从而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大环境。如果没有正常的对外交流，整个国家从上至下对于外部的认识都是片面狭隘的，更无从吸收国外发展的积极因素，加速本国的近代化进程。而且，自唐宋以来，中华王朝都无一例外有天朝上邦的自我意识，这更在传统意识方面阻碍了新思想新流派新理念的引入。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的地缘位置，即偏居东亚，远离当时主流文明集散地，不像英法德那样因为相距较近而彼此之间能够有很频繁很深刻的交流联系。基于以上所说，我觉得明朝在19世纪遭遇打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应该要强于满清时期的中国，因为1. 大明对近代军事科技较为重视，体现在对火器的使用推广以及改进。佛郎机铳的改进和红衣大炮的引入便是典型的例子，鸦片战争时期辫子兵傻咧咧拿着大刀长矛就去拼洋人的情况应该至少不会大范围出现。2. 大明的思想文化胜于满清。一般来说，一个思想钳制非常严重的国家（指清）也就是一个愚民统治非常严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通常极度外强中干。3. 满清在明亡清兴时期的屠杀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社会进一步推入犬儒社会，而且满清对商业发展的限制也过于明朝。说白了，以封建主义对抗资本主义，胜算堪忧。届时匹敌英国难度较大，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应该有所作为，肯定强于满清。

我认为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经历与某先进文明国家的接触之后（不管是以武力还是非武力方式），大明皇帝（要求是一位明君，这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出现的频率较低），具有敏锐头脑和开明见识，意识到本国从制度方针到庶民思想等等方面与新兴列强存在显著差距，由是痛定思痛，决意顶住守旧势力的巨大阻挠，发起政治经济改革，任用具备新学思想的能人，在各个层面阶梯式推进政策落实，并且他之后的几位继任者也得是有作为的帝王（类似成宣之治），才能使得其政策能够持续进行，不致于半途夭折，在经历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新政改革之后使大明朝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去，最终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甚至于成为准一流强国。鉴于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任何改革必定积重难返，阻力重重，我觉得这样的假设空想的成分更多一些。如果要我提出假设的话，我会说：如果南宋能延续国祚，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强敌所吞灭，那么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耻辱可能会少很多。呵呵，说了这么多，该打住了。希望能和楼主产生共鸣！

㈩ 明朝万历年间

张居正改革是指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

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一、政治。

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 最后明神宗批准了请求。

奏书中有以下两条：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二、军事。

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这对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三、经济。

一条鞭法。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

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

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水利方面。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

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

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

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

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

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

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10)大明期限扩展阅读：

张居正去世后，宣告明中期以来的革新结束，明朝政治全面走向衰败。张居正以“威柄之操，几于震主”获罪，继任的阁臣明哲保身，一般官员大多仰奉权力，唯唯诺诺，士风沦落。张居正的倒台也加剧了党派之争，官员结党私营，放弃中立立场，损失了行政的公正与效率。明朝政局大坏。

由此看来，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明朝于既倒，但此后张居正一死，即被抄家。后来，明神宗怠于朝政，而勤于搜刮，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

=要延续明朝国祚，至少需要再假设万历皇帝最迟在十八岁即1581年之前死去，这样明朝是有可能多延续至少五十年的。其理由是:

第一，张居正多活二十年就是活到1602年，而万历如果在十八岁前即1581年前死去，即使次年能生下遗腹子朱常洛，那也是幼稚小儿，以张居正当年能够拒绝丁忧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再次控制小皇帝，或者另立一位小皇帝是可能的，这样应能继续中兴大明事业。

官位久虚，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遢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考成法是张居正的政令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但这项政令有一项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张居正“名不正言不顺”。所谓“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项政令能够执行的实质是张居正窃取了皇权，自己总揽考成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从张居正死后的政局来看，万历皇帝的怠政是任何臣子都难以挽回的。即使皇帝没有明确表达反对，但是他会和你耗着，如果这样来看，张居正如果不死，他的很多政治理想也难以贯彻、延续。

因此张居正死不死，对明朝的灭亡影响不大，毕竟明王朝的皇帝是万历，而《明史》的评价是明朝实亡于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