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①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

②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③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美国国会图书馆联机检索有：
一、公共目录查询
二、电子资源信息计划（ERIP）
进一步扩大馆藏和资源的检索供读者使用，包括供世界各国的教育界使用；收集和生成重要的（原始）电子出版物数据，确保馆藏依然具有全面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与国内外的主要机构携手建立全球性知识财富使国会图书馆可以存储、保护、提供和扩大它的资源；建立一种具有技术性的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革新文化，使国会图书馆能够向用户提供传统的和可扩展的资源。该计划将数字化信息服务寓于一些基本原则之中，即图书馆员是信息和知识的保护者、解释者和中介者。全体公民都有资格平等地使用信息和知识。该计划把外延服务、使用和教育等特点归纳为一个相互关联计划，把传统的和外延的服务送到每一个最终用户。
三、全球法律信息网(GLIN)
50年代，GLIN主要使用手工进行标引和编制文摘，它已经与世界上大约35个国家议会之间开展联机法律和法规资料交换合作。该网络经过更新已经从14个成员国家直接远程接收资料--各国全部权威的法律文本和法律，从另外的24个国家接收文档资料并做文摘。1999年，GLIN就搜索、接收和更新自己的文档资料在内的处理达264，000次。1999年GLIN的记录总数达到近80，000条，可以说GLIN就是未来的法律图书馆。1999年3月，一个新的GLIN文件投入使用，成员国可以将法律文本输入数据库并且法律文本与GLIN数据库的法律概要连接。秋季初始，新版主题词管理系统（LEXCON）投入了使用。GLIN的主题词编辑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新主题词的采用并纳入主题词表。
每年都举办GLIN项目主任年会，除了正式GLIN成员国外，潜在的成员国也将与会。1999年会上，非洲开发银行表示愿意资助非洲国家参加全球法律信息网络，美洲国家组织表达了相同的意愿。罗马尼亚的GLIN工作站获得了GLIN最佳工作站奖。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经济法分析中心和美国宇航局等GLIN的伙伴机构表示仍然有兴趣为愿意加入GLIN开展合作项目的国家提供启动资金。危地马拉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成为GLIN 的正式成员。泛美开发银行同意向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提供支持；经济法分析中心为罗马尼亚提供资金向网络的经济法律领域输入罗马尼亚以往的法律。该项目拨款逐年增加，以便到2004年达到每年能增加3-4个新成员。图书馆打算靠成员馆和发起人交费来支持GLIN的发展，但费用不足，只有大量国家参加才能确保项目成功。
经美国国家宇航局GLIN成员的建议，法律图书馆得到国会图书馆麦迪逊大厦委员会的资助购买了两套卫星天线放置在马里兰州的GODDARD空间发射中心，以提高GLIN成员之间的通信。GLIN和国家宇航局建立环境法律系统，将科技数据和法律信息以及数字化地球信息首创计划结合起来，使美国政府机构成员能够共享环境信息。
四、合作性数字化参考服务(CDRS)
为了能随时随地通过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国际数字化网络向研究人员提供咨询，2000年继续实施合作性数字化参考服务导引计划。该计划系与俄亥俄州的联机图书馆中心合作开发的模式。导引应用新技术，联机利用电子优势及全球图书馆的物质资源与馆藏，提供参考服务。已进入第三阶段。起初只有国会馆及其他16个成员，现已扩充为60余个图书馆及国际机构，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家馆。当全面运行时，成员馆将协助其用户链接到CDRS系统，提交问题并从该系统全世界各机构的专家处获得最佳答案。 一、缘起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是1989/1990年开始的国会馆规划的一部分，即在该馆或通过联机检索向用户提供文献全文（包括图象、语言、音响）信息的服务。主要利用光盘存储和光电通信技术使国会馆各种载体的馆藏能够以电子形式传遍全国，直接为广大读者使用，以支持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研究。
1989年启动的美国往事导引（1990-1995）项目是101个联合研究图书馆和51个州图书馆代理成员研究的成果。该研究显示出联机服务的真实需求，除了确定项目为特殊研究的多媒体数字收藏，还包括最终用户评价，上千次采访，信函调研等。完全的用户评价由1992-1993国会图书馆开发的最终用户评价系统来进行。当时国会图书馆已向44所学校、学院和大学及州和公共图书馆提供了美国往事CD-ROMT视频盘。参与的图书馆成员、教师、学生和公众接受有关他们使用过的数字资料如何传送系统数据的调查。评价显示了高等教育机构对公共图书馆兴趣所在，调查结果强烈表明学校特别是中学对此非常热心。评价小组认识到，教育改革已创造了对图书馆主要历史资料资源的需求。教师欢迎数字收藏帮助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学校图书馆使用计算机加强了研究技能。这些发现已经在国会图书馆启动的扩大教育项目中得到证实，启动经费是由凯洛洛基金会赞助的。
经过5年的实验，该项目于1995年正式开始进行，首先对国会图书馆的档案资料收藏进行选择性数字化，它是国家丰富文化遗产的记载。为了复制馆藏图书、小册子、动画、手稿和录音，图书馆创建了大批的数字实体：双调文献图象、黑白及彩色图象图片、数字音频和视频，以及可检索的文本。为提供对这些复制品的访问，课题开发了一个描述原素的范围：目录记录，查询帮助，介绍文字与程序，如一定类型内容的全文索引。
复制品以多种工具产生；扫描、数字摄影、音频和视频设备及人工键入和编码的文本。美国往事使用国家标准，并将为众多数字复制品建立工业标准格式，如用标准置标语言文本和TIFFL图象存贮文档，或用JPEG的压缩图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良好的已确立的标准，只好采用现存的格式，如RealAudio(音频的),Quicktime（动画的）和MrSid(地图的)。根据资料类型的技术信息和根据个人收藏的信息，正在使用。
二、现状
1．因特网上的美国往事
该工程以美国历史为主，将图片、文字、声音有效地结合起来，对国民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教育改革。国会馆带领小学教师和图书馆员共同考虑更好地在学校中利用网上资源。教育者论坛的参与者证实早期的发现：当主要资源有很大需求时，教师能有效地利用它们，他们需要增加资料和主题描述在收藏的结构中，于是新的资料不断地增加到该网站。
1997年，图书馆启动美国往事后续项目，该项目带领25个12岁以下少儿教育者双人组去探索馆藏，开发教学计划案例、教学活动及可用他们的本地通讯使用的网站。1997-1998是学校年，这些教育工作者参与网上论坛，作为实验和评价他们开发的资料。图书馆在1998年夏继续美国往事的后续项目，其目标是争取全国学校对国会馆收藏的支持。国会馆相信，扩大其研究，不仅是学术上国会图书馆对传统服务所不能提供的网上收藏的拓展，而且确保美国往事被开发成读者所真正需要的。
1998年底140万件国会馆文献和13,900件其他机构收藏业已完成数字化转换上网，国会馆上网数字化的珍贵美国历史藏品深受好评。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继续面向教育机构，增强对历史过去与现在的理解。同年来自18个州的50位教育工作者聚集华盛顿探讨基础教育资源的使用，开发课程计划，绘制图书馆联机收藏的宏图，分享联机教学的理念。
1999年度，国会图书馆250万件藏品和其他合作机构的85,000件藏品可供联机使用或进入了数字化馆藏。大约250万件国会图书馆和其它机构的藏品作为全国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正在进入转化过程。同时，美国往事网站新增添了18种多媒体历史主题的内容，使主题内容达到68种。8种现有馆藏由于增加了数字化品种而扩大了。各地向网站发来表扬和赞誉，称美国历史和文化网上资源质量高、教育性强、容易检索。此外，国会图书馆网站上增添了4种展览。定期对馆藏精品联机展览进行更新，从而把供轮换的展品包括了进来。
2000年年底已有560万条可在国会馆网上使用，包括110万条来自合作单位。在美国往事网站增加了20种多媒体历史收藏，总计达90种，其中有12种为其他机构参与美国技术计划。超过了原合作计划，有33个机构接受175万美元，数字化其历史收藏并供在美国往事网站上使用。
数字化未来小组组成高级图书馆管理机构，完成了其在1998年起步的工作--制定数字图书馆五年战略，突出开发内容（一切是电子格式的内容）、使用和稳定的数字图书馆基础结构，该机构能管理新的各式各样电子内容。同时国会馆馆长委托国家科学院对数字时代、数字图书馆未来及国会馆的准备进行研究。2000年7月国家科学院报告国会馆21世纪：国会馆数字战略发表，鼓励图书馆雄心勃勃地去追求实现其所描述的未来--收集、描述、保存电子杂志和图书、开发网站并联接、建立数据库和其他资料并通过电子格式传递。2001年图书馆可以使用9880万美元开展全国范围的数字资料收藏。
作为数字图书馆倡议第二阶段发起人之一，国会图书馆通过其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使研究者可通过访问美国往事对部分收藏进行转换。图书馆希望第二阶段的部分发展资金将用于建立数字内容新设备的实验、管理、和对收藏的访问及在用户中心环境下对新技术的确认。国会馆使数字图书馆倡议第二阶段的赞助商和研究者可使用收藏主目录。美国往事收藏：统一的档案实体，如精选的摄影作品或个人论文；累积的物理格式资料，如没有版权的以印刷品格式存在的照片和电影；或NDLP直接收藏文选组合。对于这样的收藏，列表显示文献的类型内容及提供技术概要的链接。
对于大多数可利用的资料，国会图书馆尚未考虑利用任何美国版权或任何限制来制约公众访问。少数收藏可能对实验路径的访问管理提供有用的资料，申请者应阅读一般对权力和限制的注意事项及他们正在使用藏品的特殊状态。
技术记录提供了5种类型资料的数字转换方法：文献、图示图片、地图、录音和动画。这些记录也列在收藏列表中，包括通讯类型。资料的小批样本及相关目录记录可用FTP。单独的例子在主列表中从每一个收藏的技术概要中列举。数字内容转移的细节可在确认后安排。该页提供一般选项的讨论。
在图书馆收藏的数百万图书、照片、印刷品、图画、手稿、珍贵图书、地图、音频资料、视频资料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数字格式的。美国往事是图书馆数字化项目的主要部分。它提供数字文献的多媒体馆藏、照片、音频资料、影像资料和馆藏的美国文本资料。通过美国基金会的允许，国会图书馆/美国数字图书馆允许公共、研究及学术图书馆、博物院、历史界及档案机构创建主要资源素材的数字馆藏以补充数字图书馆的内容。
2.全球法律信息网络 (Global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项目
全球法律信息网是由法律图书馆管理的严格的国际合作网络，其成员国将自己所有，权威的法律文本和立法建库挂在法律图书馆上，已经有近40个成员国通过因特网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并进行共享。1998年3月新版GLIN扩充了搜索能力，加强了安全性能。1998年第五次年会上图书馆推出了立法信息的新类目。1999年7月，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在举行的年度会议上认可了法律图书馆数字化项目新民族立法百年：美国国会文献和辩论，1774-1873年。该项目对1774-1829年间总共111卷立法文献做成140，698个数字化图像。此数字化项目还获得当年最佳非印本出版物奖，同时它也得到一些大学和其它研究机构的认可。1999年该网站记录了200,000次点击。
3.THOMAS公共立法信息系统
产生的背景
THOMAS立法信息(THOMAS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得名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假如每个图书馆都有唯一一位奠基人的话，那么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国会图书馆的创始人。他的个人收藏书构成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核心。由于他的广泛兴趣决定了图书馆收藏与开展活动的多样性，积极的思维方式对杰斐逊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会中的每一位成员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不需要参考任何资料就能解决的”。他认为一个自治的政府必须依靠那些具有渊博知识的大众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自由与真理。今天的图书馆是从托马斯·杰斐逊图书馆发展而来的，它已经成为追随杰斐逊思想和信仰推行民主政治的缩影。THOMAS是联邦综合法律信息网站，这里收录了从1989年以来的国会法律全文和国会会议记录，1973年以来的议案总结，国会委员会报告、立法机关工作时间表，同时与其它法律研究机构的网站链接。可以利用所提供的功能强大的检索工具查找到议案和其它一些不同标准的参考文献。
THOMAS立法信息系统是根据104次国会的倡议，于1995年1月也就是在第104次（1995-1996）国会开始之际，由国会图书馆将联邦立法信息THOMAS系统放到互联网上供广大公众免费使用。该系统的检索功能通过超级链接InQuery实现，系统由设在美国麻省艾摩斯特市的马萨诸塞大学智能信息检索中心进行维护。
最初建成的数据库仅包含议案文本内容，随后又加入了议会记录文本、议案摘要及状况、热点议案（不再提供）、议会记录索引和宪法（正在与其它历史会议文件一同建立，设在THOMAS主页的Historical Documents一项中）等内容。系统维护人员无论是在检索方式上还是在显示格式上都在不断地对系统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保证立法信息和数据的可用性。
4.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与舆图部与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关系办公室密切合作，为两院提供地理信息。同时该部也参与全国数字图书馆计划，数字化地图资料供全国电子存取。1999年底，共有1522幅地图（4971帧）供全世界使用，该页每月点击达35万次。2000年该系统与私人部门G&M联手在因特网上推出美国铁路运行图，并计划数字化美国内战时的1800幅地图。遭遇新边疆网站有17世纪到20世纪由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绘制员绘制的各种地图。
5.合作性数字化参考服务
2000年开发的合作性数字化参考服务(CDRS)导引计划，旨在随时通过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国际数字化网络向研究人员提供咨询。
2000年国会馆网站一年处理点击近10亿次。使用美国往事历史收藏的增加了25%--从1999年每月1500万次到2000年每月2000万次。针对儿童及家庭的图书馆新网站 美国图书馆启用了8个月，点击达6000万次。国会馆网站多次受奖。
三、与公私部门的合作
数字图书馆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程，除了政府有限的拨款外，国会图书馆十分重视开展宣传，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从私人机构筹措资金。1999年度，全国数字图书馆计划从私营部门获得4800万美元的资助，超过了三年计划中第三年争取私营部门资助4500万美元的目标。过去的三年里，国会图书馆运用美国技术基金会（AMERITECH FOUNDATION）提供的赠款开展竞争，第三年提供了总共615,965美元奖励12个获胜机构进行美国历史馆藏的数字化工作，并把这些数字化成品移上美国往事网站。总共33个机构获得资助开展各自的数字化项目。5个于1997年通过竞争获得资助的机构已经完成文献数字化并于1999年首次纳入国会图书馆网站。
国会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首创计划第二阶段的发起者之一。该首创计划得到全国科学基金会数年的资助，旨在推进全球分散的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可使用性，鼓励现有的和新的机构重视创新性的应用领域。国会图书馆参与发起的原因之一，是让受赞助机构使用美国往事文献，同时希望它们支持研究，使所有的图书馆未来的用户使用数字化信息。在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国会图书馆与纽约历史学会和芝加哥史学会合作把各自的重要档案输入国会图书馆美国往事网站。该馆还与康奈尔大学签订协议使75万页包括《科学美国和世纪》等刊物的十九世纪连续出版物供公众使用。
1999年度，国会馆利用微软公司的捐款对全国数字图书馆的接待中心进行了整修并更名为学习中心。该中心包括一个改进过的剧场、一个十六座位的新教室和一个电视会议室。该中心全年为7,810名参观者举办了513场活动，并通过电子邮递解答了4,740项咨询。学习中心接待过国会议员及其客人、外国学者和著名人士。该中心每天接待普通参观者，向他们展示国会图书馆的联机资源。
四、严峻的挑战
作为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国会馆除了是多项重要标准的维护机构，还组织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数字图书馆项目。虽然国家科学院的评估报告国会馆21世纪：国会馆数字战略给予国会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从数字馆藏建设、数字材料保存、数字信息的组织、图书馆管理和信息技术基础等方面揭示出数字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在21世纪创建大规模、有效的数字图书馆，在某种情况下，不仅要解决技术挑战，且要具有共享思想。新思想的出现可能会对机制的改变有所帮助，如国会图书馆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挑战可能会出现在下列众多领域中：如资源建设，互操作性，知识产权，提供有效访问，和资源的持续性。图书馆希望创造性和创新的思想可能解决这些挑战。 （1）首先为美国国会和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府服务，所以要拥有全部议员和官员执行公务所需的图书资料，既保存一个完整的关于美国历史和发展的记录；又必须包容全人类的知识以满足国会和政府潜在的需要。维护世界上最大的记录人类知识的宝库，利用其资源提供服务是国会馆的基本任务。（2）其次国会图书馆面向美国学术界，所以该馆拥有全部记录美国人民生活及所取得成就的图书及资料。同时学者使用的馆藏涉及跨学科的各种科学、交叉文化、多媒体、多语种。（3）为普通公众服务，能提高公众的创造力和智力，体现图书馆对国家富强和将来发展的重要性，增强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既促进了思想的自由交流，又通过展示美国社会形态和民族历史的可靠记录而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只要资料与美国人民有关就予以收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全世界的关注使国会馆开始系统地通过海外办公室、代理商、商人和国会图书馆专门采购团进行采选。出版物，并及时提供这些资料的书目信息。由于各种法律、条令的保证，现在国会图书馆每个工作日可收到22,000件/册文献，其中约有10,000件入藏。藏品的主要来源是通过版权办公室登记渠道获得，另外也有来自馈赠、购买、政府机构（如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版编目过程及国际交换的资料。未入藏的文献用做交换或转赠给教育机构、公共设施和非赢利性组织。
馆藏中政府文献，尤其是国会出版物是其收藏中值得关注的部分，1979年国会馆成为政府出版物缴送图书馆，出版了《政府出版物目录月刊》，图书馆还大量管理外国议会出版物，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出版物。另外就是学位论文，收有20世纪40年代以来大部分美国大学的学位论文（当时已开始有缩微胶片），1978年以来全部为缩微形式，每年收到3万件以上新论文。国会图书馆是唯一收集这类论文的公共机构。
当前收藏中不足之处：①连续出版物中有缺藏，多数情况是由于失窃或根本未收到；②由于日益依赖最低限度的编目，使人难以评估收藏品的价值；③盗窃等多重原因对馆藏造成重大损失，缺藏的主要是儿童图书和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图书，采取了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④补充遗失卷册的资金不足。然而国会馆的馆藏必须保持完整以适应信息资料的迅猛发展。国会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收藏馆藏的图书馆，如果这一传统不予以保留，那么联邦政府和美国自由企业系统将深受其害。

④ 美国的新型营销模式又哪些

营销模式（包括直销模式),大致包括一下十二类： 1、体验式营销 从宏观上看，体验式经济的到来是因为社会高度富裕、文明、发达而产生的。对于那些刚刚满足温饱或者勉强达到小康的人们来说，“体验”只是一种奢侈。其次，从微观上看，体验营销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即“体验”。 体验营销是要站在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等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此种思考方式突破传统上“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消费时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消费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 当咖啡被当成“货物”贩卖时，一磅可卖三百元；当咖啡被包装为“商品”时，一杯就可以卖一、二十块钱；当其加入了“服务”，在咖啡店中出售，一杯最少要几十块至一百块；但如能让咖啡成为一种香醇与美好的“体验”，一杯就可以卖到上百块甚至是好几百块钱。增加产品的“体验”含量，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们一般将体验分为五种类型，但在实际情况下企业很少进行单一体验的营销活动，一般是几种体验的结合使用，将其称之为体验杂型。进一步来说，如果企业为顾客提供的体验是涉及所有的五类体验，就会被成为全面体验。一般的来讲，体验可分为被分为两类：一种是消费者在其心理和生理上独自的体验，即个人体验，例如：感官、情感、思考；另一种是必须有相关群体的互动才会产生的体验，即共享体验，例如：行动、关联。 通常，企业的营销人员为了达到体验式营销目标，需要一些工具所用来创造体验，我们将这些工具称之为体验媒介。作为体验式营销执行工具的体验媒介包括：沟通、视觉与口头的识别、产品呈现、共同建立品牌、空间环境、电子媒体与网站、人员。 另外，五种体验模块在使用上有其自然的顺序：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感官”引起人们的注意；“情感”使的体验变的个性化；“思考”加强对体验的认知；“行动”唤起对体验的投入；“关联”使得体验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目前很多企业在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特色、功能上搞得一团糟，这样不仅不会给顾客带来全新的体验，反而会带来负面的体验，导致消费者的憎恨、讨厌。 传统的营销理念，企业强调“产品”，但是合乎品质要求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满意。现代的营销理念强调客户“服务”，然而即使有了满意的服务，顾客也不一定忠诚。未来的营销趋势将崇尚“体验”，企业只有为客户造就“难忘的体验”，才会赢得用户的忠诚，维持企业长远发展。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可以直接转入体验式营销，大多数企业还需要对传统的特色与利益营销进行补课。 2、一对一营销 目前大多数商家都是一窝蜂地追求表面上的“一对一”，教会一个销售人员做到热心周到是一回事，至于真正掌握如何识别、跟踪并与一个个的客户打交道，进而做到产品或服务的“量体裁衣”，那实在是另外一码事儿。 “一对一营销”的核心思想是：以“顾客份额”为中心，与顾客互动对话以及“定制化”。 企业应该从关注市场占有率到关注个体顾客的“顾客份额”上来，关注本企业产品在顾客所拥有的所有该产品中的份额，并努力提升对这个份额的占有。 了解“顾客份额”的目的是用来对顾客进行区分，“顾客份额”又可称为钱夹份额SOW。我们可以以顾客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采购计划与现有钱夹份额为二维标准，进行分类，把顾客归属到“需去争取的”、“需进行培养的”和“需进行维系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市场营销活动并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及服务。 企业应该“与顾客互动对话”，企业应当对顾客个体及其消费习惯和行为都要了解，这种了解是通过双向的交流与沟通来实现的。 企业要“定制化”。企业要想实施“定制化”不需要对现有的产品与生产模式作很大的改动。可以采取的方式有：捆绑销售、在一定范围内可变的配置、个性化的包装、提供灵活的送货以及个性化的售后服务、支付方式等。 目前有许多公司可能急于从“一对一”的学习关系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而忘了关系必须有双方参加这一基本常识，从观念上将“一对一营销”视同为直接邮购或电视直销的等价物，从而使“一对一”成了“单行道”。 “一对一营销”的实施是建立在定制的利润高于定制的成本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企业的营销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制造部门、采购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通力合作。营销部门要确定满足顾客需要所要达到的定制程度；研究与开发部门要对产品进行最有效的重新设计；制造与采购部门必须保证原材料的有效供应和生产的顺利进行；财务部门要及时提供生产成本状况与财务分析。 3、全球地方化营销 全球化营销是指在全球采用统一的标准化营销策略，应用前提是各国市场的相似性，具有规模经济性等优点。地方化营销则是指针对各个地方市场的不同需求度身定制相适应的营销策略，在各市场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使用，优点是营销效果好，但成本昂贵。 企业在营销实践中发现将以上两者结合起来的全球地方化营销模式则能综合两者的优点，它是一种“全球化思考、地方化行动”的战略。 要想获得全球地方化营销的成功，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仔细研究各个市场，找出不同市场的共性与差别。但在不同国家实施时作适当的调整，从而满足各个市场的不同要求以占领更多的市场。 在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后，宝马把顾客要求分为三大类： 1对每个国家的细分市场中的所有驾车人都同等重要的特性，即全欧洲通行的要求； 2对某个国家的所有驾车人都同等重要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国别差异； 3对所有国家中某些驾车人同等重要的特性，由此构成了不同的目标群体。 接下去，宝马针对以上三个分类分别采用：提供统一的欧洲式样、量国裁衣和因人着色三种不同的策略，大大提高了宝马品牌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后来，宝马公司又将全球地方化营销模式运用到了北美市场和日本市场，也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也大大推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与多元化决定了全球地方化营销战略的生逢其时。特别是在地域广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全球地方化营销有进一步演变为全国地方化营销的趋势。 4、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是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企业营销活动的核心是建立并发展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 作为企业来说，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是生存的第一条件，但是企业还要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变化，要作到领先竞争对手一步。在和竞争对手的较量中企业要考虑自己的成本情况，要作到适度领先。 企业要不断研究顾客的感受和行为模式，企业的高层、中层要“体验顾客的经历”，要认识到是以下几个因素影响顾客的行为：员工的态度、企业的特殊事件、顾客的超值期待、顾客的情绪和反应。其中顾客的期待和情绪反映是外部因素，员工的态度和特殊事件是企业的内部因素，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影响外部因素，但是只有致力于改善内部因素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企业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流程，要有培训良好的员工，要充分调动和满足顾客的期待，要正确回应顾客的情绪和反应。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制度化地培养顾客的忠诚。具体的做法是：利用非正式的场合、利用秘密顾客、安置代表为顾客工作。 作为管理者要拿出来一点时间注意倾听顾客的真实需求。在员工中要发展出来一种非正式的倾听文化，并有相关制度保证，而且建立了正式的顾客抱怨回应制度。要作到这一点要遵循几个步骤：首先要向员工解释走出去和顾客沟通，倾听顾客的重要性，其次是让员工看到你每天和顾客进行的至少一次沟通，第三要鼓励员工走出办公室，尽可能定期去拜访顾客。第四要做一点因为倾听而改变的事情，使倾听变得有意义。所有的一切做下来就成为了一个倾听的循环：管理人员决定倾听到发现倾听的办法，到倾听的行为，到依据倾听到的信息做改变，到检查结果，最后回到决定倾听。企业在倾听循环中不断了解顾客，不断进步。

⑤ 美国与其它国家相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低原因

美国更加崇尚自由而不是公平
举个例子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

其实就是建立全专民医保
这个竟然会属遭到强烈反对
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人对全民医保都不满，想要全民免费医疗
可美国竟然反对医保，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美国的反对派是怎么说的
反对派的议员说，原来挺好的，大家凭本事赚钱，赚得多享受的多。现在搞全民医保，我们就可能要把自己赚的钱分给那些懒鬼。他们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囤积了一身的脂肪和疾病，却要我们这些勤劳的人给他们买单，凭什么！

⑥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⑦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还比较低，体制还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关键词： 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政府主体，非政府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正经历着利益关系深刻变化、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 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 ，都是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这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要求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创造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主体与非政府供给主体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 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提供给大众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种服务：在这些服务的提供过程方面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市场失灵(被宽泛地解释为公平与效率原因)，这说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产、资助和监管(Grout & Stevens，2003)。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以及社会公平得不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 问题 ，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度介入和积极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付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对多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监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 科技 、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由于种类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国主要由政府直接开办医疗机构提供；美国、荷兰等国也有政府开办的 医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购买服务，同时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服务价格、质量等进行监管。对传统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政府开办的机构直接提供。 新 中国 建立后，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在城市，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在单位，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单位集体福利；在 农村 ，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进程深入，互助组一初级社一高级社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延伸的轨迹。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广标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 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权全能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举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主要体现为：向地方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建立 现代 企业 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双重难题。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给方式，转化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获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众获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众获益)三者并存、共同负担的多元化格局，供给主体分为公有、私有与合作等多种模式，消费方式分为有偿消费和无偿消费方式。 通过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就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是着眼于多个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准确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总体的要求应该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监管能力；适应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模式。 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服务供给 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 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要贯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努力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善于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合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协同共进，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会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⑧ 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主要有哪几种模式

（一）政府直接提供。如国防、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等，这样的基础公共产品。版
（二）政府和企业合权作共同提供。比如某些高速公路、自来水厂等等。
（三）企业提供。某些社会责任较高的企业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一些希望小学、医疗机构等。

⑨ 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层面的经济调整、建设和发展都选择在具有传统经济优势的部门，这些部门在大调整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占到了87%的比例。因此，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致力于明确各政府机关涉足市场经济的职能，并通过联邦预算-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投资和价格政策来进行协调。通过联邦合同体系，联邦奖励基金和企业的贷款-投资支持来限制对私人商务活动的直接干预。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在军事新技术、太空研究、原子能和运输领域至今没有把国有企业排除在联邦计划之外。这种工作模式也是一种调控手段，其立法解释有30多条，包括“禁止”、“强制执行”、“参与”和“协助”等层次。除这些国家干预措施以外，美国从未搞过私有财产的国有化。由于有高水平生产技术和联邦合同的高利润作保障（尤其是军用品订货），所以没有必要为企业或某些经济部门设置高额的防破产基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政府提出“新方针”时约有100个联邦经济管理机构。到70年代中期仅保留了12个联邦部，而增加了其他机构：包括60个左右独立的联邦办事处，约850个省际协调委员会，超过1500个国家目标的规划。管理的领域和功能已从影响经济局势转向政府经济政策长期目标的制订与实施，而管理工作本身也被赋予全民的特征，包括生产、科学研究、社会环境、生活水平、稳定物价、工资问题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管理的方针由“应急”管理和“事故”管理转为系统管理、规划目标管理，要求政府从建立临时机构转为建立常设机关，并让这些机关在地方上设有代表处。

管理部门分成两类：一类是领导和制订经济政策战略方针的机关，另一类是执行和协调具体计划和各类措施的机关。属于第一类的有总统办事机构，如经济政策委员会，经济理事会、行政预算局。属于第二类的有经济领域的各部——财政部、劳动部、贸易部、农业部和其他联邦权力机构。

权威性的经济主管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州（省）际贸易委员会”、“联邦商业委员会”、“有价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局”、“公共服务管理处（联邦采购和物资技术服务）”，这些部门起到了协调各执行机构的作用，与工业界和金融界的代表广泛接触，制订联邦和各地方机关必须执行的带有全局战略性的决议。

在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国家预算起着关键作用。在它的多项功能中有两条最重要：第一，预算可刺激经济的增长，因为政府可通过国家拨款和产生赢利的机制来调动实业界的积极性。

第二，国家预算起到了宏观经济“调节器”和“稳定器”的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局势。

这样一来，预算投资弥补了其他投资自身不稳定的缺点，加速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国家预算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军工和社会基础设施——军事基地、发电站、供电系统、机场、公路、市政建设、学校和医院。

在20世纪70～80年代曾对预算政策进行修订，并作为建立和发展美国国家经济现代管理模式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个以货币手段为杠杆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调整的阶段：借助货币杠杆提高国家机关在管理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扩大影响范围。最重大的预算政策改革发生在1969～1971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其主要改革方向为：

（1）以缩减政府开支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实现联邦预算平衡，以保证价格稳定，减少失业，强化美元和贸易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2）编制预算开支的计划与预测，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率，修改并缩减那些既不符合经济增长目标，又不能增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计划拨款；

（3）把预算的重心转向社会民用需求方向，开辟社会补充财源，促进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提高美国资本的竞争能力；

（4）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机关之间采用新的“收入分配”原则（即预算资金），拓宽预算资金的社会经济功能，以便对私人企业家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

虽然美国政府在新经济模式调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其企图使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并未达到。实践证明，增加非生产性的国家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必然导致国家预算的赤字增大，货币流通失调，本国货币贬值。里根总统为了克服原经济改革的缺陷，制订了“里根经济学”的4条基本原则：“限制联邦开支的增长，减轻税收负担，把经济从过度的调整和官僚主义中解脱出来，实行可靠而稳妥的信贷-货币政策”。

税收改革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中心。1981～1983年个人收入所得税平均下降了23%。最高的个人所得税下调50%，而税费标准减少为15档。社团（公司）的利润税定为5档，在15%～46%的范围内变动。但是，纯粹靠税收的办法未能成功地稳定联邦预算，预算的赤字仍占国民总产值的5%，1981～1986年其绝对值增长了1.8倍（从790增至2210亿美元）。联邦政府5年内的总债务达14300亿美元，而前35年（1946～1980年）的债务总和才6430亿美元。国家1986年的债款超过20000亿美元，达国民总产值的53.4%（1980年为21.6%）。

1985年底国会通过了“关于美国预算和严格控制赤字”的法律，规定了到1991年完全消除联邦预算赤字的目标。在法律中确定了每年压缩的赤字数额、减少联邦开支的制度和新的预算程序，引入国会和总统的否决机制，在总预算范围内明确强制性支出、拨款和单独国家投资预算的范畴。1987年总统在信中提出了“三不”任务，即在不增加税收、不牺牲防御能力和不削弱原有助贫助老计划的前提下消除预算赤字。于是，开始终止那些既铺张又效果很差的计划及政府活动拨款。

1986年9月国会通过的税制改革法自1987年1月起生效。法规的条款和里根总统行政班子的后续措施被评价为在美国近40年历史上最宏大的税制改革，被称为“税制革命”，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公司利润税体系按下述几方面改革：

（1）执行三种税率：最低——收入低于5万美元者为15%（以前为20%）；中等——收入在5万～7.5万美元者为25%，最高——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上者为34%（原为46%）。按递增的体系征税。企业85%以上的收入应按最高工资额征税。

（2）企业股东们分红所得的征税总额由85%降至80%。取消对企业和股东按股份双重征税的办法，即已以红利形式偿付股东的那部分利润不重复征税。

改革的反对派认为，上述两个税制改革实际上已丧失了传统资产阶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的先进性，变成了比例税制。而且还会产生“反弹效应”：联邦层面的税收下降会引起地方的税收提高，使市政服务费用上涨。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担心美国的税制改革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税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