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❶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措施有哪些

一、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背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民众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强与政府的软弱无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与政治冲突并存;经济上，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社会方面，吸毒、犯罪、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社会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呼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和模式应运而生。它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引入公共部门，通过组织与管理的再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府改革运动，并将其作为行政革新的主导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学的卡马克对世界上12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发现，80%的国家进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见，新公共管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及到其他西方国家。
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西方政府体制内的改革实践
1.转变政府职能，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几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执行机构已经达到97个，在执行机构工作的公务员已经达到27.7万人。竖荷兰中央政府于1990年发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执行事务进一步自主化。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新西兰执行机构化的改革较为彻底且成效显著。机构改革后，新西兰中央政府有17个政策部、11个提供服务的部门，还有3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豏
2.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调整文官的管理机构、削减管理人员，废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规、放松管制及改革职位分类制度和工资制度等。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文官队伍，向非特权化方向发展。总之，西方各国政府在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目上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英国中央机关公务员1979年为75.2万人，到1974年减到53.3万人;新西兰由1984年的8.8万人，减到1998年的3.3万人;澳大利亚从1990年至1997年，公务员减少25.7万人;美国从1993年至2000年联邦政府裁员27万余人。丰此外，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回应性，各国也相应设置了公务员系列。1981年加拿大设立了高级公务员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设立了高级公务员系列，英国于1996年也创立了高级公务员的组织层次。
3.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放松规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成为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行政改革的主题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以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基本取向的内部管理改革运动。1998年3月，美国各联邦机构删除了大约64万页的内部规制，删除了大量联邦规制，缩小了审批事项的管理范围。日本政府从1977-1994年进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松规制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在放松规制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废除失效的、过时的审批条例;明确界定不同行政层级的条例审批权限。
4.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分权与权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1982年法国进行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大调整，这一改革主要内容集中于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如1984年转交了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等方面的权限，1985年转交了教育、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权限。豑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权的力度。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分权化改革，实行“新联邦主义”，并公开宣布将权力、资金和责任转向人民。
5.借鉴和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新西兰在1988年开始推行“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于1990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即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体制外的改革实践
1.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营建政企间的伙伴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说，调整政企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民营化、公共服务承包等为内容的政府改革时，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形式，并鼓励公私竞争。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新政部门用于向承包商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是230亿美元，到1989年则为480亿美元。豓2.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再造政府”运动的原则，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即授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相关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参与权，扩大社区在提供服务与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它在弥补市场失灵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推进了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向“掌舵”。
3.密切政府与公众的联系，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以顾客驱动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的需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梅杰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顾客导向”的观点，并以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提出了“顾客导向”的原则，并力求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也都相应提出了“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三、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浪潮，这股浪潮最终演变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愿景。理论思想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给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思想的酝酿成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借鉴和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树立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执政理念。
2.强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顺利实施改革的保障。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众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权力是有限权力。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这样认为，公共权力具有对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国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于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艳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纷纷推出了相关法律作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护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为依托。
3.重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政府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即政务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推行则是提高效率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管理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因此，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积极推行电子政务，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准定位，转变职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行政职能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逐渐对政府进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松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能源、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管制，实行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寻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均衡点。我国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无为而治;将那些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事情，政府应有所作为，要建立起多元互补机制。

❷ 英国政府叫停5千万只医用口罩，是真有问题还是另有隐情

在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口罩可以说是是最不能缺少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却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也就是英国政府叫停5千万只医用口罩。在这个国外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为何英国叫停医用口罩，原来是因为这些口罩为挂耳式而非头挂式，而且可能在贴合脸部时不够紧。

总之，那5000万只口罩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疫情当前，口罩如果有问题。可能贴合度不够紧等小问题也要引起足够重视。毕竟，口罩是当下预防疫情传播的最佳工具。如果口罩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还能够预防病毒传播吗？

❸ 有了解英国NHS的请解释谢谢。

英国的私人医生和牙医治疗费用很高，所以英国政府会向着两个行业收税！

❹ 1、 从英国灯塔制度安排的演变历史经验看，谈谈你对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思考

英国灯塔制度及其演变

在英国，建造和维修灯塔的机构各个地方不一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领港公会，在苏格兰是北方灯塔委员会，在爱尔兰是爱尔兰灯塔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开支由通用灯塔基金会拨出，基金由商务部管理。而基金的收入来源是由船主缴纳的灯塔税，灯塔税的缴纳和报表管理由领港公会负责，征税由港口税务局完成。此外，灯塔咨询委员会（代表船主、水险商和货运者的船运协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灯塔机构在编制预算以及商务部是否通过预算都要考虑灯塔委员会的意见。

目前英国的灯塔制度是经过历史的演变而确定下来的，其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极大的帮助。科斯主要介绍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灯塔制度的历史演变。该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个阶段：

海军大臣与领港公会共管。十六世纪初，英国几乎没有灯塔，但是却存在各式各样的航标，这些航标的管理和信标的提供由海军大臣负责。1566年，领港公会被赋予提供和管理航标的权力，也监督私人航标的管理。1594年海军大臣将浮标和信标的管理权转给领港公会。可以说，虽然此时并没有出现灯塔，当发挥着类似灯塔作用的航标是由政府和领港公会共同提供的。
领港公会与私人各建灯塔。十七世纪初，领港公会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设置了灯塔，但领港公会对与船长、船主和渔民建造灯塔的请求却不闻不问，直到世纪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灯塔。由于领港公会对建造灯塔的怠慢，给予了私人建造灯塔的机会。1610至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座灯塔，而私人建造的灯塔至少10座。因此，灯塔的建设出现了两头相争的局面，一方面，领港公会试图维护其建造灯塔的唯一权威地位而反对私人建造灯塔，另一方面，灯塔的建造者出于谋取个人利益，建造了灯塔。

私人为了避免侵犯领港公会建造灯塔的法定权力，他们的办法是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后来，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了个人。灯塔使用费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向经过灯塔的船只收取。而于此同时，领港公会为了既能保住自己权力又能赚钱，领港公会也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然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收取租金，而私人以保证不与领港公会作对为条件。通过这样的妥协，私人建造灯塔获得了极大的空间和自由。科斯举了一个例子以说明这种情况。以往，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亨利·温斯坦利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于1699年建造了第一座灯塔，这座灯塔在1703年被大风暴冲走了，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尽管在此处建造灯塔如此危险，仍无法抵挡私人利益的进入，1709年，洛维特和拉迪亚德又建造了一座灯塔，而这座灯塔毁于一场大火。此后，新的灯塔再次由私人建造起来。

科斯指出，如果我们考察十九世纪初灯塔的建设情况，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组织在英国灯塔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843年灯塔委员会在报告中声称，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56座灯塔，其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1820情况是，24座灯塔由领港公会经营，22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在领港公会经营的24座灯塔中，有12座是与私人签订的租约到期而收归领港公会，1座是1816年切斯特理事会转让的，也就是说在1820年的46座灯塔中，34座灯塔是由私人建造的，只有46-34=11座是领港公会建造的。
通过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发现私人并非像经济学家预想的那样，由于收费的困难而不可能提供灯塔，相反私人在英国灯塔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D·A·史蒂文森写道：“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灯塔的权利租让给承租人……”

领港公会购买私人建造灯塔。1822年，英国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提出建议，建议领港公会购买私人灯塔。其理由是：灯塔的管理不合理，比如管理机构不同、灯塔税率不同、征收原则不同等等；灯塔对英国海军和商业事关重大，，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加强管理；对航运业征税是不合理，这会导致与其他国家航运的不平等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灯塔税应该降到与管理现有的灯塔和浮动灯塔，或建造和管理国家商业和航运所必需的新灯塔相适应的最低限度。[9]因此，领港公会开始购买某些私人灯塔，直至1842年，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
科斯质疑这个建议，尤其质疑认为统一灯塔的管理就能使灯塔税有任何下降。事实也确实证明，1848年贷款清偿之后，灯塔税并没有降低。这与这个建议当初的设想是背道而驰的。

设立灯塔基金：1853年设立了商业还要基金，由灯塔税和一定数量的其他款项提供给该基金。1898年，取消了商业海洋基金，设立通用灯塔基金，也就是现在英国的灯塔制度。

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中，尽管科斯并没有明确地表明社会连续性理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英国灯塔制度的演变中看出他的这一方法论预设。穆勒、西奇威克、庇古和萨缪尔森关于公共产品的观点，实际就是在站在了一个极端，即灯塔作为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私人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提供。但是英国灯塔制度的表明，“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但是科斯并没有在此时跳入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灯塔就只能由私人来提供，而是告诉我们，英国灯塔制度有在某些阶段内，是通过政府、领港公会与私人的协商与妥协，共同来建造和经营灯塔的。通过科斯这样的说明，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公共产品，任何政府或个人试图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都是不可能的。

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

❻ 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怎样的

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 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❼ 英国对于医疗保健消费有哪些政策啊

一、英国的医疗体制概况
英国目前实施的是以公立医疗服务为主、私人医疗服务为辅的医疗体制。其中名为国民保健服务的英国公立医疗服务体系既是英国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英国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最主要渠道。
(一)国民保健服务的建立及其背景
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建立于1948年，其理念源于二战后流行于欧洲的凯恩斯主义，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在对德国的社会福利进行了专门的考察与研究后，提交了建构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把社会福利作为一项社会责任确定下来，通过建立一套以国民保险制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获得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正式通过立法确立了这一全民免费医疗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每一个英国居民都可以在一名全科医生处注册，获得由公立医院提供的一系列免费医疗服务。国民保健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人迅猛发展阶段，科学的医疗服务框架也逐渐形成，现代国民保健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在这一体制下，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英国《泰晤士报》20世纪末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被调查的英国公民认为政府20世纪最大的功绩是建立了国民保健服务。
在布莱尔执政时期，为缓解地区独立倾向，英国开始了权利下放进程，医疗成为中央政府向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放权的一部分。在这几个地区分别成立了与国民保健服务类似的独立医疗保健系统。本文所介绍的国民保健服务仅限于英格兰的情况。
(二)国民保健服务的核心原则
国民保健服务在创立伊始就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免费提供服务；根据医疗需要而非患者的支付能力提供服务。
(三)国民保健服务的管理架构
英国卫生部对整个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向议会负总责并制定有关国民保健服务的各项政策。在卫生部之下，整个英格兰分区设立了十个策略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监督辖区内的国民保健服务执行情况，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发展本地区的医疗保健服务计划；负责评估本地区医疗保健机构是否达到高水平和良性运转标准；负责增强本地医疗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使之提供更广泛的服务；监督本地医疗保健机构是否将诸如改进癌症治疗等国家优先计划落实到实处。在其之下的是152家基础保健机构，具体负责评估社区医疗需求并向有关国民保健服务或私人医疗服务提供者采购医疗服务(一般采用招标方式，但实践中会更倾向公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全科医生、牙医、医院、急救站等则受委托直接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另设有独立的医疗质量委员会监管所有公立和非公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
(四)国民保健服务的运作机制
国民保健服务通过两个层级的医疗体系向民众提供服务：
一是以社区为主的基础医疗网，通常为于社区驻诊提供医疗保健的全科医生及护士，由国民保健服务设在各地区的基础保健机构向其采购医疗服务免费向民众提供，每个居民都要从居所周围的全科诊所中指定一位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负责日常的卫生保健，大多数患者都需持有全科医生的转诊单才能转到二级医疗服务处就诊。
二是国民保健服务的医院服务，由各科的专科医师负责并接手由全科医生转介的病人，或处理一些重大的意外事故及急诊。提供服务的医院以国民保健服务下属的公立医院为主，但此种公立医院也通常采用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形式，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
患者在国民保健服务就医只需负担处方费，诊疗费、住院费、产前检查与生产医护
费用等均由国民保健服务承担，低收入和社会弱势群体还能在药费、交通费等方面享受更多优惠。英国实行“医药分家”，国民保健服务不负担药费。患者可以持医生处方到药店购药，药费由个人负担。
国民保健服务的运作费用绝大部分由中央财政承受，少部分来自处方费、外国人就诊费用、慈善捐款、人身伤害赔款等。2008／2009财年英格兰地区国民保健服务的预算达到了925亿英镑，相当于当年生产总值的6.3%，人均1500英镑。国民保健服务的开支大约60%用于支付雇员的工资，国民保健服务雇员超过15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9万名医院医生、3.5万名全科医生、4万名护士和1.6万名急救车员工，是英国最大的雇主。
(五)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进程
国民保健服务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资金不足和公立医疗机构效率低下，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对医疗要求的提高，使得国民保健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候诊时间过长、医疗设备设施陈旧，许多重症病人得不到及时高效治疗而耽误了病情。病人从预约到手术在一般情况下要等6—12个月。全英国有将近85万病人在等待住院。近年，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青睐私人医疗保险，接受私营医疗服务，出国看病的英国人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在国民保健服务方面的支出却不断增加，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英国财政已难以为继。
自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就开始致力于国民保健服务医疗体系的改革，但是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争议不断。90年代初保守党执政期间，政府将“内部市场”运作模式引入了国民保健服务，政府部门下放权力，医院自由支配的资金增加，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效率低下的局面有所改观。但“内部市场”模式过于商业化，导致各医院过分注重短期行为，加剧了不必要的恶性竞争。2000年7月，布莱尔政府发布了国民保健服务现代化改革的五年计划，承诺在其任职期间，要使国民保健服务“再次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他的两条重要举措为：一是政府用于国民保健服务的资金每年递增10%，到2008年达到1094亿英镑，相当于生产总值的9.4%；二是政府对国民保健服务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机构重组，充实一级保健，新建快速就诊中心和24小时医疗热线。目前英国政府面临大选，国民保健服务改革又成为各党派激烈争论的最重要议题，但国民保健服务全民免费医疗的基本原则已在英国社会根深蒂固，未来的改革方向较大可能仍是在坚持公平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效率。
(六)英国私营医疗服务市场现状
英国法律允许私营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但由于国民保健服务实行免费医疗且公立医疗服务质量较高，长期以来，私营医疗服务机构市场份额很低，只有不能享受国民保健服务的短期来英国的外国人、有特殊医疗需求的富裕阶层才会自费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同时，国民保健服务在采购医疗服务时虽然所有公立和私营医疗机构都能竞标，但实际上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招标时往往会倾向国民保健服务所属医疗机构。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国民保健服务提供的医疗服务效率低下，不少患者被迫转向私营医疗机构，一些大企业也纷纷为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私营医疗机构有了长足发展。2002—2003年度全英私人医疗健康保险开支已占全部医疗开支的15%。国民保健服务有93家医院，而大的商业医保公司如保柏公司下属就有34家医院，BMI下属有44家医院；全英私人医院共有11200张床位。
二、英国医疗服务贸易政策
(一)英国对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准入和管理
英国对外商投资没有一般性的准人限制，也没有专门针对外国投资的法律。在大部分行业领域，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均能享受法律上的国民待遇，也不存在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在医疗服务领域，据了解，没有法律限制外商投资医疗机构或要求对外商投资设立或并购医疗机构进行特殊审批，外商投资医疗结构所从事的医疗服务领域也不受限制，并可以平等投标参与国民保健服务对医疗服务的采购。外商投资建立合资或独资医疗机构适用英国有关医疗机构设立和管理的一般法律。
根据英国《2000年医疗标准法》，任何机构要提供医疗服务，必须先向医疗质量委员会申请许可，外资机构要提供医疗服务也同样要申请许可。如果未获得许可就提供医疗服务，将构成非法行医并可能受到检控。
医疗质量委员会是根据《2003年卫生和社会保健法》设立的独立监管机构，所有国民保健服务医疗机构和私营医疗机构均受其监管。该委员会负责审核医疗机构拟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政府有关医疗服务的标准(由英国卫生部制定)，并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核：其一，是否有适合提供有关医疗服务的场所；其二，是否有适合提供有关医疗服务的从业人员和机构负责人；其三，拟提供的服务(包括内部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是否妥当和安全，是否能满足患者的需求。申请人应先就是否达标进行自我评估并与医疗质量委员会的审批官员进行面谈。申请人应向医疗质量委员会递交申请报告、自我评估报告和支持申请的证据材料。医疗质量委员会除了审核申请材料外，还会采取面谈、实地考察、背景调查等方式全面了解申请人情况。医疗质量委员会在审核申请后可以做出同意、附条件同意或拒绝的决定。获批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也必须始终符合有关法定标准，医疗质量委员会对其每五年至少会进行一次检查，不能达标的可能会被勒令整改、吊销行医许可甚至遭到检控。
(二)英国对外籍医师入境从业的准入和管理
英国法律对在英国境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师的国籍没有一般性限制，外籍医生的行医领域也不受限制。但是，外籍医生要在英国行医须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要取得英国的工作许可和签证，二是要取得英国的行医执照。
1.工作许可。所有在英国工作的非欧盟公民都需要工作许可证，在工作许可方面，外籍医生也适用英国一般的移民法规。工作许可证必须由英国雇主提出，雇主应取得担保人许可证，受雇外国人则必须在现行的一套评分制度(评分领域包括劳工市场测试、学历资格、未来薪酬、英语水平、生活资金保障等)下拿到最低分值方能获得工作许可。
2.行医许可。根据《1983年医疗法》，任何人要在英国行医必须先向医疗总理事会申请许可。医疗总理事会是负责监管医生的独立监管机构，主管行医许可和医学院教学标准，以及制定并维护良好的行医标准。欧盟其他国家医生由于受益于欧盟内部学历和资格互认的规定，相对较容易获得英国行医执照。而非欧盟医生要取得英国行医执照，主要受制于其学历、考试和实习情况，要求：(1)申请者必须具备英国认可的基础医学资格，具体条件包括取得阿维森那世界医学院校名录中列明的医学院(但其中部分医学院英国不予认可)或英国认可的其他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学位，学满四年或5500学时，且不能是函授或海外学习等。(2)申请者必须达到一定的英语水平，雅思考试7分以上。(3)申请者必须通过职业和语言评估委员会的考试，该考试分为笔试和实践考试两部分，后一部分需在英国进行。(4)申请者在通过职业和语言评估委员会考试后，可以为实习目的申请临时行医执照。在经认可的英国医疗机构实习1年，完成实习项目后方可申请正式行医执照。(5)申请人在申请正式行医执照时，还需向医疗总理事会提交在外国执业期间的良好从业记录、雇主推荐信、5年内的从业情况说明。医疗总理事会还会就申请者是否适合在英国行医提出其他具体问题并要求出具证明文件。
在获得行医执照后，每名医生每5年还需接受一次医疗总理事会的行医资格审查，不合格的可能会被吊销行医执照。如果要申请成为全科医生或专家职称，还需通过其他专门的培训和考核。
综上可见，外籍医生要在英国执业有相当大的准入障碍。但由于英国医疗业待遇较高，因此吸引了大量外籍医生来英国执业，据统计外籍医生数量已超过英国执业医生总数的30%，并仍在增加。
(三)中医在英国的发展现状
大约在350年前，中医药就开始传到欧洲，但很少有西方人使用中医治病。中医药在英国的蓬勃发展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引发的世界针灸热。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媒体广泛报道一位著名中医皮肤病专家治疗皮肤病的研究成果，在英国引起轰动，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了解中医，促进了中医在英国和西欧的发展。但1998年之后，也出现了内部不规范、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状况，医疗事故不断出现，而中医在科研方面又比较薄弱，拿不出英国主流医学所要求的科学实证，加上媒体报道转向负面，影响了中医在英国的发展。据估计现在英国有中医诊所3000家，有两所大学开办了中医或针灸专业，另有20多所私立针灸学院，在校学生总数1500—3000人。
在英国，中医药和针灸被归为辅助及替代医学，不具有法定地位，也未被纳入国民保健服务体系，患者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有关从业者不是国家承认的合法医生，没有行医执照，但可以自由开业，可以自称为某一疗法的执业者。在英国，中医主要是由行业人士自行组织成立协会，这些协会以公司或慈善机构名义注册，自行管理，行业自律。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协会且各协会内自我管理，因此各中医协会也得不到保健专业人士监管组织保健职业理事会的承认。
近20年来英国政府对中医的发展采取的是宽容和宽松的政策，对外国医师来英国从业除要求工作许可外也没有其他限制，这一政策促使了中医在英国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管理，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英国卫生部的高度重视。英国议会和社会各界都有呼声要求立法加强对中医的监管，但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讨论阶段。英国卫生部设立了“英国针灸、草药、中医药和其他传统医学从业者立法监管研究工作组”，就中医的监管方式于2008年向卫生大臣提交了报告。该报告仍未建议给予中医正式的行医权，只是建议要求中医医师在例如健康行业管理委员会这样的专业部门“注册”取得“从业资格”，并接受监管。同时该报告还建议采取要求雅思成绩、只承认英国学历等方式限制外国中医来英国从业。未来英国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仍不明朗。

❽ 英国的财政政策分条阐述

David Cameron and George Osborne are learning the wrong lesson from Gordon Brown’s time in office. Rather than demonstrating the power of their economic ideas with deeds at home,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and chancellor are now following Labour’s previous prime minister in preferring to lecture others abroad. The reactio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last week was unappreciative.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正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主政时期汲取错误的教训。他们没有通过国内经济政策来证明自己的经济理念多么有威力，而是宁愿步前工党首相的后尘，在国外对其它国家高谈阔论。从最近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的反应看，人们对此并不认可。
Instead of counterproctive posturing, ministers should recognise that the area in which Britain still leads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is fiscal policy.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under both Mr Brown’s Labour government and Mr Cameron’s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UK was earl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rapid in its response. 他们不应该摆出这种毫无建设性的姿态，而是应该认识到，英国仍然能引领国际辩论的领域是财政政策。在过去四年里，在布朗领导的工党政府和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治下，英国较早理解了形势，并迅速作出反应。
The Labour government recognised the sudden stop in private sector spending in late 2008 and implemented a fast and temporary fiscal stimulus. By mid-2009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advanced world had followed. Labour also saw the need for subsequent fiscal repair and started to tighten fiscal policy at the start of 2010, a shift subsequently deepened and defined fully by the new government later that year. 工党政府在2008年末发现，私营部门支出突然停止，于是迅速实施了临时财政刺激。到2009年年中，发达世界的多数其它国家都已经效仿英国。工党政府还认识到随后修复财政状况的必要性，于是在2010年初开始收紧财政政策，同年晚些时候，新的联合政府使这一转变得到深化和全面定义。
None of Britain’s fiscal tightening has been forced by market panic or credit downgrades. It is policymaking and delivery that generates genuine admiration around the world. 英国收紧财政政策的措施，都不是在市场恐慌或信用评级下调的威胁之下被迫实施的。正是这种政策制定和执行在世界各地得到由衷的钦佩。
For all the success so far in articulating how public deficits will decline, no one should doubt the scale of the task to com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pects public sector borrowing still to be 7.8 per cent of national income in 2012: only the US and Japan are likely to borrow more. By the end of March, three-quarters of the tax increases planned will have been implemented, but only 6 per cent of current spending on public services will have taken place. Much can go wrong,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any are angry with deficit rection. 尽管在如何降低公共赤字方面迄今的阐述颇为成功，但是谁都不应该怀疑未来的任务有多艰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公共部门借债在2012年仍将占到国民收入的7.8%：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公共部门借债可能更多。到今年3月底，计划实施的加税有四分之三将落实到位，但当前公共服务开支计划中已经到位的才只有6%。很多事可能会出问题，难怪许多人对削减赤字的做法感到愤怒。
Complaints are loudest at home. It is striking, however, that the most vocal arguments for fiscal loosening range from the mad to the bad. 国内的抱怨声音最为激烈。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最强烈支持放松财政政策的言论中，不是疯狂的，就是糟糕的。
The current leadership of the Labour party runs the most absurd arguments of all. Weaker economic forecasts, which have reced the expected path of deficit rection, stem from higher commodity prices, the confidence-sapping effects of the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last summer’s wrangles over the US debt ceiling. 现任工党领导层的言论是其中最荒唐的。降低了减赤预期走势的经济前景恶化，根源在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去年夏天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所带来的削弱信心的效果。
To argue, as Labour does, that austerity measures have caused the economic disappointments is nonsense. It could be true only if Britain’s rise in value added tax had contributed to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in the oil price, or if cuts in the budget of Bromley Council had some bearing on the solvency of Greec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was kind on Wednesday when it described such arguments as “implausible”. 宣称紧缩措施引发了令人失望的经济形势（就像工党所主张的那样），纯属无稽之谈。这就好像在说英国提高增值税的做法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和油价上涨，或是伦敦布罗姆利区地方议会(Bromley Council)削减预算的做法影响了希腊的偿付能力。独立的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日形容上述观点“难以置信”，这话真是太客气了。
Bad arguments for loosening austerity generally refer to the gilts market – where yields on 10-year UK government bonds stand close to record low levels at just above 2 per cent. These low yield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deficit rection plans have credibility, and that current expectations of future growth and interest rates are low. What they do not show is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go on a borrowing spree today without those yields reacting. The one thing we have learnt from financial markets over recent years is that only fools take market prices as a cast-iron indication of fundamental value. Market prices told us little about the true value of subprime mortgage debt or Greek sovereign debt until it was too late. 主张放松紧缩政策的糟糕观点，一般会提到英国国债市场——10年期英国国债的收益率略高于2%，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收益率徘徊于低位表明，政府的减赤计划具有可信度，它还表明，当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速和利率的预期都较低。但它未能反映出的一点是：如今政府可以继续大举借贷，而不致影响国债收益率。近年来我们从金融市场中学到了一点：只有傻子才会把市场价格当成基本价值的确切反映。市场价格未能告诉我们次级抵押债务或希腊主权债务的真实价值——直到一切已太晚。
When it comes to changing the planned path of deficit rection it is wise to be open to the need to change your mind. If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fear again rises to post-Lehman levels, so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be the borrower of last resort, it should be willing to act. The case for fiscal loosening also rises if evidence builds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completely impotent in driving demand. 就改变既定的减赤路线而言，对改变主意的必要性抱开放心态是明智的。如果恐慌情绪再次上升到雷曼兄弟(Lehman)倒闭后的水平，只有政府能够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那么政府应该愿意采取行动。假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货币政策已完全无法拉动需求，那么放松财政政策的理由也会趋于充足。
But Britain is still some way from suffering these conditions. It is in the middle of another nasty jolt in a slow and grinding recovery. The main disease was overconfidence about Britain’s economic strength before the crisis. Public austerity is the only long-term cure. 不过，如今的英国还不大可能出现这些情况。它正在缓慢而艰苦的复苏中经历着另一场令人不快的变化。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过于相信英国在危机面前的经济实力。公共紧缩是唯一的长期性对策。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latest burst of data on business activity has been positive –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avoiding another temporary fiscal stimulus now. It should not be a tool for all seasons. 好消息是，最近出炉的有关企业活动的数据令人欣慰——这又多了一个避免在眼下实行另一轮暂时性财政刺激的理由。财政刺激是需要看“季节”的。

❾ 英国政府已购买超3.5万剂新冠疫苗，哪些人群能优先注射

2020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一年对于很多国家都是很不一样的一年，尤其是我们国家，因为一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在我们国家发现，而后面成功稳定控制，开始了研制疫苗，这时候人们会疑惑英国政府已购买超3.5万剂新冠疫苗，哪些人群能优先注射？我觉得应该还是奉献力量很大的家庭可以优先考虑，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比如美国，如果说美国当时真的想控制好，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政府不管，就是随便说说而已，还有欺骗大家，甚至是找理由借口等，要知道自己可是世界最强的国家，结果如此不作为，整个世界会很混乱的，到时候带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些都不明白，真的让人很是失望，不应该这么做才对啊。